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① 明太祖和明太宗怎样加强君主权利

明朝只有明太祖，没有明太宗。
顺序是，明太祖、明惠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景帝、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
明太祖朱元璋时编修了《大明律》，他还将亲自审理的案例整理汇编，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最为迅捷臣民的特别法令，称为《明大诰》，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
《大明律》中增加了“奸党”罪，该罪无确定内容，实际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合法依据。

② 中国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法律

好多啊 给楼主说点例子吧 ：
1、《法经》
战国李悝制定，共六篇，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亦作《网法》）、《捕法》、《杂法》、《具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参考、总结、吸收前代各个政权的立法经验，取得了空前的最高立法成就。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经》作为一个开创法制建设新时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秦国商鞅变法制定秦律的直接蓝本，而且也为后世的魏晋南北朝等各代立法所宗。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源，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2、曹魏《新律》
①改《具律》第六为《刑名》第一，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与地位，并使之名副其实，堪称我国古代法典篇章体例结构的重大创新；
②精简“旁章科令”，增加法典篇目，突出了基本法典的主导地位，也使其篇目分类更为系统、条理、规范，推动了立法技术的进步；
③明令废止旧刑罚体系，确立新五刑制度，不再包括汉代的宫刑和斩右趾刑，标志肉刑已不再作为法定刑罚列入国家法典；缩小了族刑连坐范围。这些规定显然是刑罚制度方面的一种历史进步。
3、西晋《泰始律》
4、北朝《齐律》

确定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北齐律共计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具有“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立法特点。这一法典篇章体例结构及其律文内容的调整和确定，是立法技术日趋成熟完善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立法的最高水平。
5、《唐律》
《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还有唐朝的《唐六典》，中国最早的行政法
6、《宋刑统》
7、明朝就是《大明律》和《明大诰》
8、后来到了近现代，有名的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天坛宪草”与“袁记约法”》这个可是算是反面教材吧，以批判为主等等吧

基本上就这些了 因为最近在复习考研的中国法制史 所以比较清楚
望楼主采纳！ 谢谢啦

③ 朱元璋蜕变是历史的必然性吗为什么

在他只有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时候，他一定会考虑怎么先吃饱肚子。当他有了自己一片小天地，他就要去打陈友谅 张士诚，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天地，当天地够大了 ，他就和元朝开始正面对敌了。当他打败元朝，他就要考虑怎么坐稳天下，于是，就有了屠戮功臣这一幕。套用一句老话，人都是逼出来的。。。朱重八也不例外，环境造就人。
建国之后的各项制度

我们来分析下他当权后的两项措施就看出来了。

（一）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由隋朝开始，到明朝，科举制度正式确立内容上只考四书五经，形式上必须用八股文。从此明朝和清朝550多年的时间，中国人的头脑被凝固在四书五经当中：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不亡则为不孝；不忠不孝就叫无君无父，无君无父就是禽兽，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朱元璋在精神上把中国人民装进了笼子里，充分显示了朱元璋的控制欲和权力欲。

（二）渴望权力，制造了空前集中的皇权

朱元璋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同时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
1、空前绝后的皇权集中。

丞相作为官称，始于秦国，其设置体现了政治学上一个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也是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精力有限性这一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主要负责处理各种政务，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明朝起初沿袭元朝制度，在中央设置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以丞相统领百官，协助皇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官职。又提高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六部的长官（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与此同时，朱元璋还把明初统辖全国军队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各地的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则由兵部负责。形成了都督府有兵，但不能指挥；兵部能调遣，而手里却无兵，彼此互相牵制的局面。这样全国的军权也完全集中到朱元璋一人手里。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改变中央行政、军事机构体制的办法，“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开了我国历史上皇帝独揽大权的先河，将封建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了高峰。以后的专制皇权再也无法推进。

皇权空前集中后，朱元璋为自己赢得了“劳模”的美誉，下面，来看一些数字。1384年（洪武十七年）9月14日—21日，八天的时间，他收到1666见公文，合计3391件事，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处理400件事情。

2、锦衣卫制度

大家如果看过电影《龙门客栈》，都应该对锦衣卫有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朱元璋搞特务统治是最突出的。锦衣卫就是明朝的特务，被称为明朝特产，就在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南角，现在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华新闻报社”。而现在西郊民巷东边南北走向的这条街道，当年就叫“锦衣卫后街”。

（1）锦衣卫的由来

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为了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太祖先后任用亲信文武官员充当“检校”，“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可以说，“锦衣卫”的设立是朱元璋长久思虑现实的必然结果，他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了若干由头，连杀带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灭了个干干净净。这类案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如果交给朝官们按法办理，就有可能旷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这些案子交给锦衣卫办理。

（2）锦衣卫的三大职能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明史·职官五》说：“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

①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

②“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

朱元璋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以及对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高度要求。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适逢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被关押，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

③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称之为：“明之自创，不衷古制”。一语道破了贯穿明皇朝的特别专制的酷政性质。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来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3）名副其实的酷政

明太祖的锦衣卫，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

（4）评价

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他们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既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也出过马顺，纪纲一类的走狗，酷吏。既有过对万历中日战争中出色的情报战，及其对蒙古贵族策反等表现，也有过依附东厂，妄杀忠臣的卑劣行径。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皇帝监视，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阶层的腐败行为和预防可能的叛乱，同时负担相当部分国防及情报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监督士大夫阶层，文武官员的犯罪行径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团更加忌惮。有明一代的锦衣卫，基本是文官，宦官两大同治集团的政治斗争工具，主要作用总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尽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当的负面影响。

3、反腐败和明朝的监察制度

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最厉害的皇帝，他出身低微，父母由于赈灾粮被贪污饿死，他梦想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把铲除贪官污吏视为善政的基础。

朱元璋痛斥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明史》载，太祖曰：“吾刑乱世，必用重典。”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在县衙设立土地祠，将贪官剥皮，做成稻草人，挂于公座之旁。此外，他还发明了抽肠、凌迟、挖膝盖等酷刑。

此外，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也做得颇有成效。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了中央一级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将纪检、组织、公安、司法职能集于一身。其级别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另外，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和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分别负责到各地考察和监督中央六部的活动。这些监察官们都被朱元璋赋予了极大权力，有事可以直陈天子。

按上述方式建立起来的监察制度，非常严密，可以说在各级政权机构上罩上了一层浓密的大网，对打击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明代监察制度之完备，人员之庞大，权力之威重，作用之巨大，超过历朝历代，堪称中国历史之最。

但是，洪武年间的贪污者却很多，除贪官个人原因外，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原因之一，明朝的官员如果仅靠俸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能够平安下班回家就值得欢庆，人心惶惶。这也告诉我们，物极必反是真理，单一的力量永远不可能成功，仅靠刑法不可能肃清贪官，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强调齐抓共管。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明朝的“水”就是杀毒剂太多，“鱼”死伤过多，出现了戴死罪、徒留罪办事制度。

然而，以上分析的只是表面原因，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专制社会，实行的是人治。一切都必须围绕巩固皇权而设定，对于监察制度也是如此。明代监察制度所赋予监察官的职责，只是一个“弹劾权”，并不能直接对贪官污吏进行处理。最高的决定权操纵在皇帝的手中，如何惩治贪官污吏并不取决于腐败分子罪行的大小、危害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和喜怒，取决于他个人的利害得失，甚至取决于皇帝的贤明与昏庸、个人品质与才干。监察官们如果得不到皇帝的支持，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特权集团的疯狂抵抗，最终落得个悲惨的的下场。从对奸臣严嵩的弹劾来看，就充分暴露了监察制度的这种缺陷。

4、明初的法制建设---《大诰》

“大诰”的名称,出于《尚书》的大诰篇，是记叙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当世事”警诫臣民，永以为训，也是为了用峻令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

《明大诰》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亦称《御制大诰》。该法具有和国家法典《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全书分四编，洪武十八年(1385)至二十年先后纂成。计有《大诰》74条，《大诰续编》87条，《大诰三编》43条，《大诰武臣》32条。四编合计236 条。各编首载御制序言，《大诰》、《大诰续编》后有翰林学士刘三吾撰写的跋文。一度被要求"一切官民诸邑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在司法审判中作为重要依据，甚至其内容被列入科举考试的御制圣书。

在四编“大诰”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①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特别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对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顽”。②结合陈述案件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密法网。③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明太祖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其中刑事案例是主要部分。

该大诰的问世，是明初重典治国思想推行至极端的具体体现。朱元璋认为元朝失败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因此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洪武初，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以严法重刑绳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赃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连发铁榜，申诫公侯。十三年治胡党，十五年空印案发，十八年郭桓案发,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几案杀戮官吏近10万人。对于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谓“贼盗”罪，捕后必处极刑。从洪武十八年起，他亲自“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颁行天下。

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例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等几十种。②同一犯罪，“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大诰”却加重为死刑。③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著名的有“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④强调重典治吏。“大诰”的打击矛头总的说来是针对全体吏民，但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其条目80％以上是属于治吏的。

明太祖原想通过颁行“大诰”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轻犯，但实际上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封建制度下寻求加强吏治是存在结构性困难的，这点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御制大诰三编》序）。由于“大诰”倡导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政策,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对。

5、仇富反害民

①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这首先是和他的出身有关，他自幼就生长在贫困家庭，从小就饱受富人的欺压，后来跑出去造反，也是因为没有饭吃，当了皇帝以后，他认为老百姓只要有吃有穿，冬天里有炉火烤，就是小康生活了，钱多了反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动摇他的皇帝宝座，所以，他眼里容不得富人，必除之而后快。

②主要压制方法

朱元璋对富人的压制，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强制性移民；二是罗织罪名。明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就下令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这种强制性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后来还发生过多次。他运用法律打击大户更是不遗余力。富豪们稍不小心，就会招致横祸。常常是一人获罪，合家遭殃，而一旦罪名成立，其财物田产则都将充公。洪武朝发生了许多大案，在这些大案中，有许多豪强势家受到牵连。史籍上说：在朱元璋的打击下，三吴地区“豪民巨族，铲削殆尽”，“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影灭，荡然无存”。

朱元璋抑制富人的方略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继承了传统的“治国智慧”。比如强迫移民，就是秦始皇、汉高祖均曾用过的老谱。他们都一致认为，富夺其基，人夺其势。这样连根拔掉，将其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就会使异己者失去经济和社会支柱。

③朱元璋仇富的积极作用

朱元璋的“仇富”不仅有利于其对臣民加强控制，而且可以获得经济上的丰厚收益。富人财产充公，数字庞大，由于大批地主的私田被没收，明初江南官田数量激增，明政府的田赋收入也得以大量增加。

④朱元璋的仇富与百姓利益

从另一方面来看，朱元璋的“仇富”对一般百姓是不是充分利好呢？在传统生产方式里，当然不乏土豪劣绅，农民租种地主的田，也不可避免要遭受盘剥。可是当这些田回到官府手中，农民还是要种，只不过是过去从地主那儿租种，现在变成了从官府那儿租种而已。并且依然要为租田上交赋税，而官田的赋税比民田还要高数倍。农民遭受盘剥的程度不但没有减轻，相反还加重了。农民过去租种地主私田，地主很多，选择余地大，而现在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基本就只剩下官田可租，不租就没有饭吃。最终造成了王朝后期的失去土地的流民激增，埋下了其统治王朝崩溃的种子。

对朱元璋的评价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5月闰五月卒，葬南京孝陵，在位31年，终年71岁。

1、三个首创

①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使用特务的帝王，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公开的特务机关——“锦衣卫”，豢养大批特务，称为“检校”，四处观察臣下的活动，从事镇压“不轨”、“妖言”的勾当。

②首创世界最周密的户口制度。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周密的户口制度。朱元璋规定，户口本上要详细写家庭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人民受到极端手段的控制。

③首次发明“介绍信”。明朝户口制度森严，百姓出门，须到官府登记。官府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开出“介绍信”，信上写明姓名、籍贯、职业、出发地及目的地。

另外，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结束元末二十多年的战乱局面，以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2、四点过失

朱元璋的过失共四条:

①过分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笃著勋劳的大将和文臣，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

②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和限制了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

③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④他自己虽不相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一些荒诞的神迹，欺骗和毒害被统治者。

④ 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法典

1、《新律》

新律指我国历史上曹魏政权的法律。魏明帝时，鉴于汉朝律令繁杂，在太和三年（公元229年）下诏改定刑制，作《新律》十八篇，也叫《魏律》、《曹魏律》。

三国时期，吴、蜀虽制定过一些科条，但没有编纂出系统的法典。曹魏的《新律》是三国时代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是一部系统的法典。

2、《泰始律》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

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完成编纂工作，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

3、《开皇律》

《开皇律》是隋代第一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国家宪法。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命高颎等撰定新律，同年颁布，是为《开皇律》。

开皇三年又命苏威、牛弘等重修，删繁就简，成12篇，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共500条。“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隋书·刑法志》）。原文已失传。

《开皇律》废除前代的鞭刑及枭首、辕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更定刑名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并定“八议”，还将北齐时的“重罪十条”改为“十恶”大罪，规定在《名例》篇中，对后世法律影响很大。

5、《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朝的主要法典。它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它草创于金戈铁马的战争时期，完成于重典治国的洪武年代。

这部大法不仅继承了明代以前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历史优点，是中国古代法律编纂的历史总结，而且下启清代乃至近代中国立法活动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的法制建设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借鉴。

5、《永徽律》

永徽律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的法典。永徽初，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等根据《贞观律》撰成，计12篇，500条。内容基本与《贞观律》相同。

唐统治者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执法官吏懂得每一条文的精确含义，发挥法律的效能，永徽三年，又诏长孙无忌等人撰写《疏议》，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解释。

永徽四年撰成奏上，共30卷，附于律文之后，同时颁行，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律与疏合在一起，称《永徽律疏》，后世称《唐律疏议》。

是唐律发展到完备阶段的标志，也是宋、元、明、清、各代制定和解释法律的蓝本。对越南、日本等国的封建法律也有很大影响。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封建法典。

6、《朝律》

《朝律》是西汉中期立法活动成果之一，别名是《朝贺律》，主要是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

西汉中期立法活动成果之一。汉武帝时期赵禹制定的《朝律》6篇，又名《朝贺律》，主要是朝贺制度方面的专门法律，它进一步规范了臣子朝见君主的礼仪。

《九章律》、《傍章》、《越宫律》、《朝律》，统称为“汉律六十篇”，构成了汉律的基本框架。

7、《宋刑统》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时任工部尚书判大理寺窦仪主持立法，是年7月制定完成了《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由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颁布《大中刑律统类》， 将《唐律疏议》的条文按性质拆分为121门，然后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文之后。

这种将律、令、格、式、敕混为一体，分门编排的体例，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的法典编纂的传统，开辟了新的立法形式，后人简称该形式为《刑统》。

《大中刑律统类》的立法模式为后世效法，五代至宋，“刑统”取代“律”，成为主要的法典，如《同光刑律统类》《大周刑统》。

宋朝沿用该立法模式，颁布了《宋刑统》，并由大理寺刻板印刷发行全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法典。

《宋刑统》和唐律一样也是十二篇，除了个别要避讳的字外，内容和唐律基本一致，可见唐律对于《宋刑统》巨大影响。除了大量本朝的诏敕外，也收录了唐朝的一些法令和诏敕，作为参考。

五刑制度也沿用了唐律的规定，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如议、请、减、赎等也和唐律相同。但宋朝的刑罚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凌迟刑的开始合法化就是在宋仁宗时期。

8、《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

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王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传世的基本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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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大明律》与明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非常重视立法的君主，他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本着“法贵简当，使人易晓”的原则制定法令，早在吴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后，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这是明朝立法的开端。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此后，经过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订，不断损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体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大明律》的编撰工作，并颁行全国。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体系结构与唐律稍有不同，即将唐律的十二篇合为七篇，以名例律冠于篇首。具体篇目为：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军，死刑增加凌迟。十恶、八议之外，又增加六种贪墨赃：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坐赃。

从明律的篇章内容看，其脱胎于唐律，但又不同唐律，总结了唐宋以来特别是明初三十年间的封建统治与司法镇压经验，增加和充实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有人评价，《大明律》的精神严于宋，条文简于唐。

（二）《明大诰》

明初，太祖在制订大明律的同时，还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间，采辑案例，连续编制了四编《大诰》。朱元璋编制大诰，主要是为了进行法制宣传，用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树立善恶、祸福的标准，使人“趋吉避凶”，以预防和减少犯罪，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明大诰》共四编，即《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条。从其内容上看，基本都是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犯罪的案例汇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诏》的特点：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为转移，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由于明朝君主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皇帝的个人意志超出于法律之上。朱元璋统治时期，仕意更改法律，断罪判刑完全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四编大诰中所列举的许多案例，用大明律来衡量，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轻罪重判的，还有一些是无罪错判、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只是因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威，也被判以重刑。这说明《明大诰》的内容比明律更加严酷；二是《明大诰》重点打击贪官豪强，其内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作恶的案例。如《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属于这两类案件有七十条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击贪官与豪强，固有其改善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看，还在于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

朱元璋对自己所编制的四编大诰非常重视，竟采用法律手段在民间强制推行。要求每户一本，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要考试大诰内容，一时间天下讲读大诰成风。所以大浩的制定与宣传，对于保证封建法律的实行，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后，四编大诰就逐渐被他的臣民所遗忘，这说明单靠政权强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圣书”，终究要被人民所遗弃。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为判案根据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决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诰为根据外，仍然采用唐宋以来以例断案的传统。以例断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法外遗奸”，因而例的作用在于补律之不足，“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这是律与例的基本区别。

由于例是皇帝对某一具体案例如何判决的诏令，因而经年日久历朝积累的例便不断地增加，并且逐渐由具体案例演变成为通行的条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仅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条。万历年间编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藩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数目几乎与律相等，结果“人不依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对于律，则“因循日久，视为具文”了”。

例的盛行，对于封建法律制度来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结果，使得奸吏因缘为市，任意出入人罪。这也是明朝冤狱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大明会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与《明大诰》之外，还仿照《唐六典》的体例编制了《大明会典》。《大明会典》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书。《大明会典》的编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以后，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调整日益复杂化的行政关系，统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确认新体制。明英宗以前，曾颁布过《功臣死罪减禄例》、《王府禁例六条》、《宗藩军政条例》等行政性法规。《大明会典》仿效《唐六典》的体例，全书以六部官制为纲，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监、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机关的职权和事例，是规定国家机关活动规则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会典》为行政立法的总汇，辅以单行的例，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行政法律体系。

⑥ 明朝法制指导思想的内容，背景渊源，是什么急急急急急急急…

指导思想:1．刑乱国用重典;2．重典治吏
背景:1． 大明律,改变了唐宋旧律的传统体例 2． 明《大诰》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具有与《大明律》同等的法律效力。

⑦ 总结高中历史中的中国古代历代法律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元《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⑧ 以下哪个中国古代法律是错的

秦朝应该是矮个子保护法，一身高定法律。

⑨ 司法考试明朝法律的总结

十二、明（1368－1644）[1]
（一）立法

1、《大明律》

太祖时编修颁行，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

2、《明大诰》

（1）太祖朱元璋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整理汇编，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

（2）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滥用法外之刑，“重典治吏”。

（3）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

3、《大明会典》

（1）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

（2）基本仿照《唐六典》，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

(二)罪名、刑罚与刑罚原则

1、奸党罪与充军刑

（1）“奸党”罪

该罪无确定内容，实际是为皇帝任意杀戮功臣宿将提供合法依据。

（2）充军刑

在流刑外增加充军刑，并有本人终身充军与子孙永远充军的区分。

2、从重从新与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原则

(1)实行刑罚从重从新

(2)“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1对于贼盗及有关钱粮等事，明律较唐律处刑为重，此即“重其所重”原则。

2对于“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一般性犯罪，明律处罚轻于唐律，此即“轻其所轻”的原则。

（三）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皇帝以下之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

（1）刑部

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

（2）大理寺

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

（3）都察院

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司法执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复核或审理直隶、各省及京师职官犯罪案件；

2复核或审理直隶、各省及京师斩绞监候案件；

3奉旨监察御史巡按直隶、各省地方，对职官犯罪奏闻皇帝裁决，民人案件或亲审或交两司审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

（4）地方司法机关

1分为省、府(直隶州)、县三级。

2沿宋制，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

3府、县两级仍是知府、知州、知县实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

◎越诉受重惩。

4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由民间德高望重的耆老受理当地民间纠纷，加以调处解决。

2、管辖制度。

（1）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唐律，同时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

（2）实行军民分诉分辖制

1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

2“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

3若军案与民相干者，由管军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

◎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

3、廷杖与厂卫。

（1）廷杖

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

朱元璋在位期间曾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责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间因群臣谏争“大礼案”，被杖责的大臣多达134人，死者竟有16人。

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

（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

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

厂卫，多由宦官充当，干预司法始于太祖时期。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

1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

2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

4、诉讼制度
◎明代的会审制度

（1）九卿会审

又称“圆审”。是由六部尚书及通政使司的通政使，都察院左都御使，大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判决但囚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2）朝审

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在吏部尚书(或户部尚书)主持下会审重案囚犯。清代秋审、朝审皆渊源于此。

（3）大审

宪宗命司礼监(宦官二十四衙之首)一员在堂居中而坐，尚书各官列居左右，从此“九卿抑于内官之下”，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 “每五年辄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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