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中的法律知识

㈠ 火车压到五个人，如果改道，只压到一个人，怎么选择，我记得反映了一个哲学问题，是什么

解读哈佛--行为选择的道德困境
--解读哈佛桑德尔教授公开课之一

火车疾驰，司机在驾驶室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一抬眼，猛然看见五个人正在前方铁轨上干活，按警铃，没响，拉手刹，失灵，眼看就要撞上这五个人，突然发现不远处铁轨有个分岔，岔道上站着一个人。是转向岔道，撞死一个人，还是继续开下去，撞死五个人？如果你是火车司机，会怎样选择？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自己的公开课“正义应该怎样做？”中，开篇设想的场景。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他致力于“公民教育”，深信任何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积极参与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桑德尔教授认为所谓的政治哲学，就是诠释人类各种行为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停地追问我们行为选择的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做？道德依据是什么？

对桑德尔教授提出的这个场景，大多数人都会轻松地做出选择：转向岔道，撞死一个人。如果无法避免亡人的悲剧，只能在一条生命与五条生命之间进行抉择，那为了五个人能活下来，牺牲一个人是值得的。其背后的道德依据是：做法是否正确，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取决于我们选择这种行为的结果。牺牲一条生命，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结果是合算的，是道德的，那转向岔道的行为选择就是正确的。这种只关注结果的道德原则，姑且称之为结果主义，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就是在结果主义的土壤上开出的花朵。

让我们再设想第二个场景：火车失控向前疾驰，警铃不响，刹车失灵，前方没有岔道，火车向铁轨上干活的五个人撞去，此刻，你正在铁轨旁，身边还站着个大胖子，把胖子推到在铁轨上，硕大的身躯可以停住这列火车，但胖子会命丧黄泉。推，还是不推，你又会怎样选择？

如果按照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应该把胖子推到铁轨上，同样是牺牲一条生命，拯救五条生命，结果是道德的，选择推胖子的行为也应该无可厚非，是正确的。我们在第一个场景中就是这样选择，这样做的。然而，面对后一个场景，我们大多数人会对胖子“下不了手”，在前面是正确的做法，放在后面就感觉不对劲了，问题出在那？

在后一个场景中，我们不仅关注了行为结果，也关注了行为本身，关注了行为的过程。其背后的道德原则是：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行为，与行为结果无关，只与行为本身或行为过程有关。关注行为过程的道德原则，姑称之为“过程主义”，它宣称：如果行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无论结果好坏，都是不道德的。我们不能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而滥杀无辜，我们之所以对胖子“难以下手”，是因为胖子是“无辜”的。

二个场景，同样是在一条生命与五条生命之间选择，结果一样，过程不同，行为选择就有了变化。我们发现：行为结果有道德，行为过程也有道德，而且行为过程的道德原则，并不依附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而存在，二者是分离的。也就是说，行为结果的道德原则不能凌驾于行为过程的道德原则之上，我们不能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对少数人的利益，胡作非为。因为，“胡作非为”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我们之所以对胖子“下不了手”，不是因为我们不认可“一个换五个”的结果，而是不能认同这样“换”的方式。

换一个事例，就会更能清楚地认识这样的区别。

一个医生要照顾六个车祸病人，五个病情中等，一个危重，如果医生把一天的时间，照顾五个病情中等的病人，就能救活这五个人，但那个病情危重的会死去；用一天时间照顾病情危重的病人，可以挽救他的生命，但另外五个人会因病情加重而死去。如果你是医生，你会如何选择？

放弃一个病情危重的生命，去拯救那五个生命，大概是多数人的选择。这里，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帮助我们做出了抉择。

如果这个医生，面对着五个车祸后的病人，每个病人都有一个身体器官损伤，需要立即移植，否则就会死亡，但找不到可供移植的器官。这时，隔壁病房来了个体检的健康小伙子，正躺在床上休息，为了拯救五个生命，医生能不能从这个小伙子的身上，取出需要移植的五个器官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过程主义的道德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杀害一条无辜的生命，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无论为此拯救了多少条生命，事情的道德与否和结果无关，只在行为本身。

由此看来，人类行为选择是否正确，既要看行为选择的结果，也要看行为过程的本身。只看结果，不讲过程，可以成为“不择手段”幌子；只讲过程，不讲结果，也可能会“好心办坏事”。当我们为了增进大多数人的所谓“社会福利”，而牺牲少部分人的所谓“个人利益”时，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地进行“强制”呢？结果主义与过程主义，在什么情况下，谁更优先？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道德困境。

当我们用政治哲学的眼光审视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时，会让平常熟悉的行为变得陌生，会让“想当然””和“理所当然”离我们远去，这不是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信息，而是它在引导我们用新的视角或方式，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政治哲学会让我们疏远过去的惯例、约定的习俗、固有的观念和习惯的判断，一旦熟悉的事情变的陌生，它就永远地和以前不一样了。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境地，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行为选择的答案中，这此答案就是我们的生活。

㈡ 电车难题有正义的解决方式吗如果有是基于怎样的正义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平常的词汇，正义是一种象征和理想。正义，同公平、公正、公道、合理等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伦理学意义上，正义要求人们各得其所，满足其合理的、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政治、经济上，正义指一种与社会发展的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正义。从法律角度上讲，正义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法律正义，既正义的法制和合法性。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法律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即适用法律一律平等。
法律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体现为：
第一，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这是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导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且具体化为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关于基本权利的分配即分配正义原则的执行通常是由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进行的，因为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人民的财产、人身自由和人格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以，国家权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课以何种义务和责任的问题，成为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当分配正义原则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的时候，校正的或诉讼的正义就开始起作用。这就会引起惩罚与补偿的问题。
第二，惩罚罪恶以伸张正义。这是法律实现正义的一个方面。以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上的惩罚之基本目的不外乎报应与预防两方面。报应，也就是通过惩罚罪恶表达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犯罪，一般来说不仅是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且也是违反正义观念的邪恶行为。因此，出于正义的要求，对邪恶行为要作出否定评价，对于善意行为应该给予褒扬。这是基于道义要求所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应有内涵。在关于惩罚的理论中，包含三个基本问题，即惩罚的理由、惩罚的对象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惩罚。这些问题都表明惩罚具有伸张正义的作用。
第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如果说惩罚罪恶是基于道义的正义要求，那么补偿损失则是功利的正义要求。法律在平均正义方面除了对罪恶予以惩罚外，还在、侵权方面表现为试图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种补偿通常只以损失大小为标准，而不考虑或过多考虑侵害者有无过错、其错误程度与赔偿额有无必然联系、赔偿费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赔偿由国家支付）。以赔偿为主的补偿性责任主要是恢复分配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具体来说，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正义是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它表现为以正义的要求作为其追求目标，并将其确定为一套可操作的行为准则，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2）法律通过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定和程序来保障正义原则的实现。正义对法律进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任何实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统治者在口头上承认正义为其目标。不管统治者愿意不愿意，正义作为社会价值，始终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尤其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

㈢ 第35期《法治的细节·难题》

跟着罗翔老师学点法律，看看你这张三老六到底犯了多少事。这是《法治的细节》第一篇分享。

电车难题

一个疯子将五人绑在一条火车轨道上，将另一人绑在另一条火车轨道上，这时有一辆火车撞向五人，而你手边有一个拉杆，拉动拉杆可以使火车改变轨道，撞向一人，你是否会拉动拉杆？

如果是我，我不会拉拉杆，因为如果我拉拉杆，这一个人是因为我而死；如果我没有拉拉杆，这五人是因为那个疯子而死。

电车难题争议的点在于是否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从而保全大部分人的利益？

作者认为：“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纯粹工具，无论为了保障何种社会利益，无辜个体的生命都不能被剥夺。 ”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涉及生命的利益权衡中，生命永远是最先考虑的，而且，生命不分高低贵贱，不分多与寡。

死刑应该被废除吗？

在《消失的13级台阶》中，我认为死刑应该被废除，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没有冤假错案发生。为了给可能存在的受冤者留下最后一道保障，应该废除死刑。

罗翔老师也认为冤假错案不可避免，但是为了取得对犯人的惩罚和误判之间的平衡，合理的误判率是可以接受的。

罗翔老师，你对死刑的支持与你“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纯粹工具”相违背啊。

你认为死刑的误判可以接受，不就支持可以牺牲小部分人利益，从而保全大部分人利益吗？而你前面认为任何无辜个体的生命都不应该被剥夺。

家属出售去世家人的尸体是否构成犯罪？

我支持家属可以自由出售去世家人的尸体，理由有：

一，法不禁止即可为

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家属不能出售去世家人的尸体，那作为家属就应该有权决定如何处理去世家人的尸体，比如选择土葬，水葬，或者火葬，只不过出售尸体不是一种常见的处理方式而已。

二、从捐献类推

《民法典》中规定：“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

法律规定家属可以决定是否捐献尸体，捐献和出售的区别不在于家属是否获利，而在于获取的利益不同，前者是道义上的满足，后者是金钱上的满足。

三、尸体的用途

如果尸体的买方是为了器官移植，救自己的亲人，其实这和捐献尸体没有多大区别；如果尸体的买方是为了侮辱尸体，按法律规定，当然可以定买方侮辱尸体罪。但凶手用剪刀杀人，我们不能惩罚卖剪刀的商家的罪一样，不能因为买方的行为而惩罚卖方。

我认为出售去世家人尸体不违法，但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要求”，出售尸体毕竟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应该被提倡。

最后

看这种专业书籍，还是不要太快，跑马观花，需要时不时停下来，思考自己的观点和作者的观点是否一致。

推荐

每周都要读书啊

2022.5.21

㈣ 无“标”变有“标”自动驾驶标准法规走出重要一步

法律法规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盼望着，盼望着，2020终于如约而至。在新的一年里，车市寒冬是否能迎来破冰之旅，尚未可知。但自动驾驶打破僵局似乎已有景星庆云之兆，何为？

图片来源：北京市交通委员官网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国家已经在积极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了。据悉中汽中心正积极推进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相关标准体系的研究工作，计划到2020年，制定30项以上智能网联汽车重点标准，初步建立能够支撑驾驶辅助及低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到2025年，制定100项以上智能网联汽车标准，系统形成能够支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

今年7月，工信部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已完成了《道路车辆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术语及定义》、《道路车辆盲区监测（BSD）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乘用车车道保持辅助（LKA）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3项汽车行业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现在只待进一步结合社会各界意见，做最终的发布。

法律体系仍需长期探索

自动驾驶商业化背后的挑战，除了标准的缺乏，无疑还有法律。传统的法律体制并未窥见自动驾驶的到来，尤其当自动驾驶涉及生命事故，“到底责任在谁”成为世纪难题。另外关于自动驾驶的安全监管、隐私保护、侵权责任、伦理准则等方面亦尚未有明确法律来约束。随着自动驾驶的加速到来，如何完善自动驾驶法律法规显然已成为2020亟需解决的难题。

当前，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有关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都是以人类驾驶员的驾驶行为、驾驶过错为中心构建的，而自动驾驶的到来势必会引发一系列新问题。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的自动驾驶法律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其一，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也即究竟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就目前自动驾驶尚处于L2-L3阶段而言，基本上还是会沿用传统民法的责任分配规则，因在此阶段，驾驶员仍要承担紧急情况下的人工接管等一系列义务，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是驾驶员承担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只有在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产品缺陷，驾驶人尽到注意义务的情况下，才应当由自动驾驶机动车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

但对于L4-L5阶段的完全自动驾驶，情况就比较复杂。尽管从表面上看，驾驶员已经失去了汽车控制权，发生事故时或许不应归因于驾驶员。但由于作为自动驾驶汽车决策核心的算法并不是完全可以预测和解释的，如何证明算法和损害的因果关系，如何科学合理解释免责事由，还有待探讨。

其二，自动驾驶汽车的隐私保护，即如何保护用户隐私。随着汽车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不仅车辆运行和周边情况数据会被收集，车内与使用者相关的其他信息也将会被保留下来。届时，这些大量数据的所有权到底应该在谁手里，是整车企业？政府主管机构？还是网络安全机构？亦或是车辆的拥有者？数据将被保存多久、如何使用、被谁使用？谁来保障这些数据的安全？亦是制定相关标准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其三，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交通行驶规范，即对于当前道路交通规则的挑战与应对问题。自动驾驶汽车发生闯红灯等违章行为该处罚谁？造成交通肇事罪时谁担刑责？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都需要一并纳入标准。

此外，“电车难题”也是自动驾驶汽车在伦理道德上难以逾越的一道坎。何为“电车难题”？即假设有五个人被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在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你有两个选择：不拉杆，五人死于你手下；拉杆，一个无辜的人将死亡。你会怎么做？如果将电车换为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又该如何抉择？

诸如此类问题还有很多，故而，有关中国自动驾驶标准法规的修订亦须集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社会论理学家等多方之力。前路道阻且艰，仍需长期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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