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之间资金拆借的法律效力

㈠ 事业单位向企业借款，请问是否有相关法律规定

事业单位向企业借款是违法无效的。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七十三条，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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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六十五条，贷款人的有关责任人员违反本通则有关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分和罚款；情节严重或屡次违反的，应当调离工作岗位，取消任职资格；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或者构成其他经济犯罪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六十六条，贷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处以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一、没有公布所经营贷款的种类、期限、利率的；

二、没有公开贷款条件和发放贷款时要审查的内容的；

三、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答复借款人贷款申请的。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六十七条，贷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贷款人违反规定代垫委托贷款资金的；

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对自然人发放外币贷款的；

三、贷款人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对自营贷款或者特定贷款在计收利息之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的，或者对委托贷款在计收手续费之外收取其他任何费用的。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通则》第七十四条，当事人对中国人民银行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复议办法》的规定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仍按原处罚执行。

㈡ 最高院发布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最高院发布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2015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众媒体均用“重磅”来形容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规定》对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关系、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民刑交叉的处理规则、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分担、虚假诉讼的司法判断标准、利息的保护范围等一系列与民间借贷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规则和裁判依据，但其最为重磅的部分在于，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对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给予了肯定。相信随着《规定》的实施，企业之间拆借行为在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乱象格局将得以规制，其对社会经济稳定、司法统一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规定》实施之前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认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的行为均给予全盘否定。这些明确对企业间借贷予以否定的规定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

《贷款通则》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对拟上市公司变相借贷融资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等

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奚晓明在《商事审判中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下称“《讲话》”)中首次对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给予肯定，认为：“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这一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司法机关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后的判决中，对符合要求的企业间借贷均认定有效。当然，这种认定并非毫无底线地对所有企业间借贷行为一概予以认可，《讲话》对“有效”的判断标准包括：

为生产经营所需

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规定》出台之前的司法乱象

在《讲话》出台之前，虽然企业间借贷被一律认定无效，但缺乏高位阶的法律依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尽管《讲话》的出台让企业间借贷看到了曙光，但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间借贷的法律定性，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实践的乱象。

1.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讲话》出台之前，虽然有诸多法规、规章、批复否定企业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但在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却没有任何否定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这一规定通常被法院用以作为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法律依据。然而，这项原则不可滥用、合同效力不可随意否定渐成共识，特别是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颁布，其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无疑对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进一步予以限制。

其直接结果是绝大多数判决被迫以“违反金融法规”为由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尽管如此，判决中却无法指出当事人到底违反了哪项金融法规的哪条规定，更不敢提及其这项所谓金融法规的法律位阶，以及这项金融法规中的相关规定究竟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结果无疑令当事人难以信服。

2. 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企业间借贷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与最高人民法院现行有效的《批复》存在矛盾

在《讲话》出台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将《讲话》中的精神转化为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所给出的理由，以间接适用《讲话》的精神作为裁判依据来肯定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这样的方式虽然有些尴尬，但却完全符合《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然而，其所存在的问题是，法官在“本院认为”部分的说理却和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关于“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的精神相悖。

3. 法院系统内部对企业间借贷的效力认定不统一

《讲话》出台后，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判断有了质变，但基于《讲话》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并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这一原因，地方人民法院并不一定“照单全收”。包括北京在内的部分地方法院对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的判断与最高人民法院保持一致，但也有包括上海在内的部分地方法院仍然坚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作为裁判依据。

这一乱象直接导致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当事人要被迫将“受案法院所在地区是否对《讲话》买账”作为判断企业间借贷法律效力是否能够获得法院认可的考量因素之一，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信力。

为避免法律风险，企业通过各种“合法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的实质，造成了商业上的乱象丛生

虽然司法机关长期以来一贯保持着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态度，但企业间借贷在市场上的需求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长，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为实现资金融通的同时规避法律风险的目的，最终催生出一系列商业交易上的“怪胎”。这些“怪胎”包括：

1. 名为联营，实为借贷

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阶段的产物，为遏制这一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年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直接将其定性为“无效”。

2. 名为出资，实为借贷

这一模式的手法与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相似，也是通过约定固定收益的方式进行合作，只不过方式变为股权投资，交易完成后资金出借方退出入股的公司。

3. 名为买卖，实为借贷

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出借人扮演买方，借款人扮演卖方，出借人将“货款”一次性支付给借款人，借款人到期不供货，随后按《买卖合同》约定的方式向出借人支付“违约金”，并最终退还全部“货款”。出借人通过回收“货款”的方式收回本金，通过收取“违约金”的方式获取利息收益。

这一交易模式逐渐发展，最终升级为更“高端”的托盘交易模式，通过多家企业进行连环买卖的方式使之更为隐蔽。

除上述列举的模式外，还有一些更为隐蔽的模式发挥着“掩盖企业间借贷”的作用。这些被迫采用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不一定能够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使人民法院对这些交易的法律定性和判断愈发困难，且难以统一。

《规定》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制司法实践和商业实践中存在的上述乱象

随着《规定》的出台，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效有了司法解释层面的判断标准和法律依据，这使得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以直接引用司法解释的规定，避免了“无法可依”、“靠精神支撑”的尴尬。

另一方面，《规定》与《讲话》不同，后者只是一项指导性精神，但前者是一项人民法院裁判时必须遵守的准则，从此以后“受案法院所在地对《讲话》是否买账”不再是诉讼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司法裁判将得以全面统一。

《规定》对企业间借贷给予原则上肯定，特殊情况下否定的态度，这就决定了正常企业间借贷行为无需再绞尽脑汁寻找外衣进行掩盖，与之相对应的商业“怪胎”将因缺乏市场需求而得到根本遏制。

因此，无论在司法实践角度还是在商业实践角度，《规定》的出台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

《规定》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予以无限纵容

虽然《规定》对企业间借贷松了绑，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已经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资金融通。企业间借贷仍然需要受《合同法》的规制，触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借贷行为仍将被认定无效。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列举了应当认定无效的企业间借贷情形，具体包括：

1.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2. 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3.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4.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5.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其中，第1、第2项与《讲话》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要求“出借人以自有资金出借方为有效”的裁判规则类似。但区别在于两项规定对这一裁判规则进行了限制，具体而言：

《规定》第十四条第1项之规定，实际上并未否定出借人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转贷的法律效力，而是规定在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该等借贷行为方为无效，即“高利转贷 + 借款人知情”。否则，即使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出借他人也应认定有效。

《规定》第十四条第2项之规定，实际上也并未否定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出借的法律效力，而是规定在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该等借贷行为方为无效，即“转贷牟利 + 借款人知情”。

此外，出借资金用于非法目的、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也将被依法认定无效。

《规定》对企业间借贷的松绑有待进一步检验

诚然，《规定》的出台无论对司法实践还是商业实践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实施后的效果如何，尚需进一步检验。

在笔者看来，至少需要重点关注两个问题：

1. 《讲话》中“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要求在《规定》中未予以保留是否合理

《讲话》中关于“出借方不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要求在《规定》中未予以列明。在此情况下，若某企业以出借资金为常业或主业，是否所有与之相关的企业间借贷都应被认定有效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换言之，如若某企业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并最终演变成一家“银行”，是否在法律上仍应予以肯定或默许。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规定》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反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若大量此类“银行”出现在市场之中，正常的经济秩序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仍有待实践去检验。

2. 对企业以“非自有资金”出借的行为，《规定》以认定有效为原则，以较为主观且苛刻的情形为例外是否合理

《规定》第十四条第(一)、第(二)项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以“非自有资金”出借行为的法律效力。其最终将导致以下四种情形依法应当被认定有效：

出借人套用金融机构资金出借，借款人对此知情，出借人并未获取超高利益;

出借人套用金融机构资金出借，并获取超高利益，出借人对此不知情;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进行出借，借款人对此知情，出借人并未因此牟利;

出借人利用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进行出借，出借人因此获利，借款人对此不知情。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导致不具备相应资信的企业可以通过其他企业获取金融机构资金，也可以使具有相应资信的企业通过转贷金融机构资金获取合理利益。此外，其他企业出借的资金、本单位职工集资的资金也可以用以出借，甚至可以牟利。这样“宽松的政策”是否会对金融机构、其他企业、本单位职工的资金安全构成威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规定》第十四条第(一)、第(二)项中有关“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主观要件是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必要要件，在缺少该要件的情况下，即使企业高利转贷或将第三方提供的资金转贷牟利，借贷行为仍然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主观的要件是否能够有效控制“非自有资金”出借所伴随的法律风险，也有待实践给出答案。

总之 ，《规定》的出台对企业间借贷进行松绑，满足了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下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合理需求，并对企业间借贷有效性的判断在司法解释层面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无疑应当予以肯定。然而，另一方面，《规定》对“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及“非自有资金出借”两项可能影响经济稳定的潜在隐患未予以严格限制，特别是对套取金融机构资金出借的行为在特定情形下也会予以肯定，这些潜在问题在实践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规定》第十四条为控制“非自有资金”出借所设定的条件是否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预期的作用，也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对此，我们将持续予以关注。

㈢ 民间借贷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规则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规则

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规则，下面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供各位阅读，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规则

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但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民间借贷规定》)第1条】。《民间借贷规定》将企业间借贷，即法人、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借贷，纳入到民间借贷的范畴中来，并原则上肯定了其合法性。

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法律效力认定的相关规则主要规定在《合同法》第52、210条和《民间借贷规定》第9-14条，现将相关规则进行梳理。

一、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在性质上是实践性合同，只有在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借款时合同才生效。未提供借款前，双方达成合意的，合同只是成立而未生效，借款人不得依据成立的合同强制贷款人提供借款，即无强制履行问题。

对于作为生效要件的“提供借款”的判断，《民间借贷规定》第9条例举了五种情形。

《民间借贷规定》第9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210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对于上述以外的情形是否构成已“提供借款”，应由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二、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以外的借贷合同

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以外的借贷合同，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合同(即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以及法人和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借贷合同(即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规定》第10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从该规定可知，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以外的借贷合同在性质上一般是诺成性合同，借贷合同成立时即生效。但当事人可以将借贷合同约定为实践性合同，或者约定为附生效条件或生效期限的合同。另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实践性合同的，也为实践性合同。

三、企业间的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规定》实施以前，有关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一直是将企业间借贷合同规定为无效，但实践中法院对其效力的认定却不太一致。2015年9月1日实施的《民间借贷规定》原则上肯定了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统一了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司法标准。

《民间借贷规定》第11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52条、本规定第14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企业间借贷合同须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是合法有效的。

(一)借贷合同是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

订立企业间借贷合同的目的应是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但何为“生产、经营需要”，该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个案处理时，须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裁量解释。笔者认为，可以参照企业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进行判断，并且借贷应是临时性的资金拆借，而非可能扰乱金融秩序的经常性的资金融通，即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

(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情形

具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企业间借贷合同与一般合同一样无效。

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三)不存在《民间借贷规定》第14条规定的情形

若存在该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包括企业间借贷合同在内的一切民间借贷合同均无效。

四、企业内部集资的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规定》第12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本规定第14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企业可以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这与非法集资划清了界限。但和《民间借贷规定》第11条规定的企业间借贷的生效要件一样，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生效，即借贷目的`是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无合同法第52条和《民间借贷规定》第14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同样的，司法解释也未对“生产、经营”的含义作出解释，在个案处理时须由法院参照企业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进行认定，这给法院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五、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构成犯罪的借贷合同及其担保合同

《民间借贷规定》第13条第1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本规定第14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该款规定将借贷行为法律效果的刑法评价和民法评价分开，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法院应根据《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和《民间借贷规定》第14条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进行审查，若存在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无效;否则，应认定有效。

《民间借贷规定》第13条第2款规定：“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该款规定将借贷行为法律效果的刑法评价与借贷及其担保行为法律效果的民法评价分开，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已构成犯罪，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担保人也并不当然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法院应对民间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当事人是否有过错及过错大小进行认定，依据民间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其民事责任。若借贷合同和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则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若无效，则应按过错程度确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六、应当认定无效的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规定》第14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该条规定了以下5种情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非法高利转贷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借贷合同无效。其中包括三个要件：一是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转贷;二是转贷目的是获取高利，如果只是取得适当、少量的利息收入则不构成非法高利转贷;三是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对于何为“高利”，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解为应受最高利率限额的限制为宜，即获取的收益(转贷利率与借款利率之差)不超过借款的24%，超过者为高利。

(二)向其他企业拆借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进行非法转贷

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贷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借贷合同无效。其中包括三个要件：一是向其他企业拆借资金或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后转贷;二是转贷的目的是牟利;三是借款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事后才知情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须注意的是，与上述“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行非法高利转贷”目的须是获取“高利”不同，这种情形只要有“牟利”的目的即可，与利息或收益的多少无关，并不要求是“高利”。

(三)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且出借人知情

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即为违法犯罪活动提供资金，借贷合同无效。这种情形下，出借人还可能因此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违背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借贷合同无效，如因欠赌债而写下的借条。对于“社会公序良俗”的含义，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时，法院应根据一般的社会观念进行认定。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这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和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的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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