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责任若干法律规定论文
『壹』 法律方面论文范文
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必备的法律素养是其立足社会的核心条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法律方面论文范文一：车贷险三类纠纷的法律分析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后，由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贷款合同给贷款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该业务自1997年开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蓬勃发展，并带动了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繁荣。但是，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不仅客观上风险要在经营中逐步释放，而且随着保险事故的不断发生和理赔调查的日趋深入，该业务在管理上遗留的问题和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将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可能涉及的三类纠纷进行法律分析。
一、购车人发生欠款后、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之前，银行或者保险人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的案件
当购车人发生欠款并构成保险事故后，银行有权选择依据贷款合同向购车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也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这种情况下，除非保险条款或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否则保险人没有权利要求银行先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同时，在没有赋予保险人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为防止银行在购车人发生欠款后滥用诉权，即便银行自愿选择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在未经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时，该诉讼费一般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
因此，银行和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应关注共同利益、从实际出发，对于购车人恶意欠款或无力还款、确已无法通过催收或协议处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并且购车人或担保人具有可执行财产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尽快协商一致，由保险人承担诉讼等经费并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以及尽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
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是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保险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处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种类型：
(一)涉嫌诈骗的案件
涉嫌贷款诈骗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车经销商单独或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材料以虚构汽车买卖关系、同一车辆向多家银行贷款、非法提取贷款现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此类案件中，有的是购车人伪造、变造或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购车，有的是提供虚假财产状况证明、虚增车价，有的则是虚拟购车主体、担保人或抵押财产等情况。因此，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根据实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利益问题。《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对于涉嫌诈骗的业务，如果贷款人并未实施购车行为，保险人可根据新《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而拒绝赔偿。
2.银行审贷和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针对涉嫌诈骗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人通常基于《贷款通则》、《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以银行疏于履行审贷义务、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尽管《贷款通则》和《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贷义务是独立的，并且银行有审慎地进行资信调查的义务，条款中也通常约定了保险人在因被保险人过错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务中，仍然应该根据银行疏于审贷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情形区别判断其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涉嫌诈骗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无论是空车套贷、虚增价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征均是申请贷款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既然存在虚假信息，则必然说明银行在审贷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隐瞒了真实情况。
针对保险人关于银行审贷疏忽的抗辩，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应以银行的过错为限，不宜包括轻微的疏忽、更不应以虚假信息推定银行存在过错。特别是购车人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情形，笔者认为应构成表见代理，贷款合同成立，保险人不能以银行未尽到资信调查义务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一致意思表示为由而不承担保险责任。
针对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笔者认为尽管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对“最大诚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仍然应以“有限告知”为原则，同时应逐步确立书面询问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分离的，被保险人是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对投保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权益的风险。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投保人的选择和有关情况的调查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其该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过双方协议将保险人的审查义务和银行的信贷资产审查结合在一起，或者以银行的资信审查代替保险人的承保审查。笔者认为，银行的资信调查和保险人的承保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依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后者是依据《保险法》，其侧重的专业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相反，应分别予以强化。
(二)由于银行未履行作为被保险人的催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未代投保人连续投保车辆险等而引发保险责任争议的案件
1.根据《贷款通则》第32条规定，“贷款人在短期贷款到期1个星期之前、中长期贷款到期1个月之前，应当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贷款人对逾期的贷款要及时发出催收通知单，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险条款通常约定被保险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记录的义务。
2.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条款通常也在被保险人义务中约定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有潜在的不还款风险或任何可能导致保险合同风险增加的情况，应通知保险人并协助减少或消除风险。
3.为避免投保人因贷款所购车辆自身发生事故损失而产生的不还款风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一般要求投保人一并投保贷款所购车辆的损失险、盗抢险等车辆保险，且保险条款通常约定投保人未按时续保上述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代投保人投保。银行违反上述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减小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后，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案件
保险人在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但笔者认为该追偿不等同于保险代位求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公认的一种债权转移制度”，通常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是民法清偿代位制度在保险法领域的具体运用;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让被保险人因投保而取得额外的利益，也不能让有过错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新《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债务人，其是否还款、是否按约定履行义务直接决定了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过错致使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当然也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就是没有区分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将保险人的追偿权等同于代位求偿权的错误认识。
(一)投保人因主观意愿而发生恶意违约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信用性，与投保人对债务履行的主观愿望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在依赖投保人的诚信态度的基础上为其信用承保，无法通过一般的询问和告知来了解投保人的主观世界，况且投保人的主观意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观恶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出现了保险人承保的不确定性危险的必然发生，保险人得为该射幸率的发生而给付保险金，并将因为缺乏第三方责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保险人不享有对第三方的代位求偿权，并不等于其不能向投保人(债务人)或担保人追偿;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不再享有赔偿金额范围内的债权，该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一并转移至保险人，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也会就权益转让问题签署权益转让书。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响履约能力而发生善意违约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权或合同违约行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损害了投保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一般称为善意违约。这种情况下，由于投保人最终可以从第三方获得损失的救济，而保险代位权的本质是“一个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过全额补偿，有利于承保人或保险人的原则”(语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莱特法官)，故笔者认为此时保险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债务人)、担保人追偿，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三)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违约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某些客观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以及战争、武装冲突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投保人(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偿责任。对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减轻并合理分配风险，一般约定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偿。同时，此类情形下因无特定第三方的过错，亦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法律方面论文范文二：法律文化理论研究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文化理论的发展，“法律文化”从西方引入我国，开始引起我国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学者的关注，“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但由于学界对法律文化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现在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更遑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最先英国法学家科特雷尔则认为“法律文化”仅适用于观察法律与文化一体化的初民社会和小型社区以及特定职业人群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形态”等同。也有学者把法律文化视为法律传统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文化过程中公认的、稳定的法律价值、观念以及学说的统称，是人们进行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指导规范。
二、当前我国法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侧重与其他法学学科结合来研究某一问题，而缺少对宏观理论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当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与法制史结合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包括礼法、无讼、自然法、律等，这部分研究占绝大部分;(2)与比较法结合来研究法律文化;(3)进行地方性研究，来研究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瑶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基础、体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没有厘清与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自身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学科交叉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这种跨学科的发展前提是相应学科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包含关系。而且我国法律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仅着眼于法社会学和法制史，对于其他学科不够重视。而当前世界中关于法与数据、数字时代、工程学、戏剧、数学、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最后，对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这一理论基础问题，我国学者存在认识偏差。不少学者认为打破法律文化区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这种二元结构并进行整合，使观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转变，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念背后体系的是一种法律的一元观，即“趋向于附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观点”，是“现代科学主义驱动下型构而成的以立法统合整个法律定义”，是“唯法律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型的”。但就转型期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更多的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多元格局的存在。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看“冲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进行统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独立的前提下互动的融合来起作用，来满足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法律多元主义
马克•维恩•霍克在第23届世界法哲学大会的基调报告中曾讨论了欧洲统合过程中法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愈益强烈的过程中，强势的文化传统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时常会驱逐、消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护本地区部分的传统和经济，“提升后发国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国家法和国家内部多元的、部分社会的法规范、以及欧盟法的三元法律构造这一多元体制至关重要。事实上，这种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是现代社会下，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法律文化多元主义正是我国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义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日本的千叶正士。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对于作为国家法的正式法与非正式法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应当将包涵多元价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并运用构成多元法体制的各种概念进行分析。千叶正士针对亚洲不同地域多元法体制下的国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进行法人类学、法社会学、以及法哲学上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独创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义”。其多元法体制的法文化理论内核可以概况为是三种二元区分下二项对立，具体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规则•法前提”这三方面的二项对立。
摘要：我国民法体系中存在三大责任，第一是侵权责任，第二是违约责任，第三就是本文所讨论的缔约过失责任了。所谓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民事义务所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这三大责任的承担方式各不相同，如，侵权责任可以通过赔偿损失、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方式来进行救济。特别是人身侵权方面的，有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方式是其它两个责任所不具有的特殊方式。对于违约责任来说，可以通过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来弥补。那么与其相适应的，三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大小又有着明显的不同。简单地说，侵权责任在于赔偿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有时可以扩大到可以预期的损失，精神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支持一定的赔偿。违约责任在于使守约方利益达到合同得到适当履行的状态。而缔约过失责任仅仅只是是损失恢复到未订立合同之前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完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扩大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范围。
关键词：缔约过失 责任承担 赔偿范围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内容以及法律规定
缔约过失责任是由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在1861年提出的理论，主要思想中心在于保护合同签订人的信赖利益。用耶林的原话说，就是指：“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到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要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之注意。法律保护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业已存在之契约关系，正在发展中的契约关系也应该包含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在外，不受到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者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之缔结产生一种履行义务，如果这种效力因为法律上的障碍被排除，就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者，仅仅指的是不发生法律效力，不是说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简单地说，当事人因为自己的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或者无效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的相对人，应赔偿因此项信赖利益所生之损害。”
也就是说，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由此，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到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又根据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合同取得的财产应该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按照自己的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两个法条虽然没有直接对缔约过失这个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与解释，但是由此可见，我国民法是对因为一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造成合同不能成立或者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例如欺诈胁迫、违背社会公益、国家利益等不能生效所造成的一系列损失的责任承担作出了规定的。即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承担，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在各自的责任范围内承担。但是这个范围到底是多大，涉及哪些损失，这方面的规定就存在缺陷了。
正如摘要中提到的，缔约过失责任损失赔偿的目的旨在使得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缔约之前的状态。例如某甲与某乙缔结合同，后来因为某乙的过失导致合同不能成立，那么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规定，某甲所能主张的损失只在于为了订立合同所支出的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倘若某甲因为此合同的不能订立蒙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损失，那他仅仅只能受到交通费、误工费等赔偿，那其余的损失将要由他自己来负担，因为别人的过错，责任要自己来承担，我觉得这是不尽合理的。
二、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情形
1、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2、假借订立合同，进行恶意磋商
我觉得这一种情形与第一种情形具有很类似的地方，想象一下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一方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来做出这样的行为，是纯粹出自好玩？我想不会的，大多数还是为了谋取利益，就像某些皮包公司，或者是来套取流动资金以供公司周转，从而拆东墙，补西墙的。
3、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
这一点是需要展开说明的，此种情况下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与侵犯商业秘密竞合，根据《合同法》、《反不当竞争法》、《专利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参照侵犯专利权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确定，权利人收益的减少、调查和制止侵权的合理费用包括律师费均构成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损失的组成部分。
4、有其他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基点
我国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立法原意在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我觉得之所以会产生以上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这个所谓的“信赖利益”到底指的是什么。从表面来看，此处的“信赖利益”仅仅只是一方当事人相信合同能够订立，能够生效。所以当这个合同不能成立，不能生效时，我们的法律仅仅保护了为了订立合同的支出，把这部分损失作为了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但是立法者忽略的还有订立合同背后的利益，那就是合同的期待利益。每一个合同订立都有着自身的目的，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合同的目的都在与盈利，没有利益可图，合同订立就失去了意义，哪怕是赠与合同，也有着其特殊的利益。在此不详细讨论。那么这个合同的目的实现，就是期待利益。人们是为了期待利益才签订合同的，合同不能订立，不能生效，真正的损失就在于期待利益的损失了。法律所要正真保护的，其实是期待利益。只是有些当事人并不会因为合同的不能订立，不能生效而蒙受除了交通费、运输费、误工费等之外的损失，他可以通过转换合同缔约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所要保护的也就限于信赖利益即可。只是某些合同对于时间、机会有着重大的要求，错过了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机会，会造成重大损失，例如，房价即将上涨，甲某明明知道自己的房屋已经出卖给了第三人，却主动要求和想要买房的某乙就同一套房子进行的磋商，并且表示有意愿与某乙订立合同。乙相信他的话而没有及时购房，最后又没能和甲达成协议。不得不以高价与他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从而遭受损害。这个案例就是属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范畴，要是法院认定某甲只是损害了某乙的信赖利益，只支持某乙对于为了订立合同支出费用的赔偿请求，而不支持其它请求。由某乙独自承担高价购房的额外支出。对某乙是不是不公平。不管甲某是出于什么心态，做出这个恶俗的玩笑，只承担一些无关痛痒的费用根本不能起到对甲的惩戒作用，也许他并不会因此吸取教训，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对他人实施类似的行为。这样下去，势必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使得合同订立人缺乏信任感、安全感。这是要不得的。另外再举一个例子，甲公司和乙公司订立一个买卖合同，约定由甲公司在三天后交付100件精密零件给乙公司，甲公司向社会发出要约邀请，寻找公司订立承揽合同，丙公司声称自己愿意做这个工作，甲公司就放弃了与其它公司订立合同，转而与丙公司协商，丙公司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和甲公司就合同达成一致，却因此延误了期限，致使甲公司没能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付100件精密零件，致使乙公司蒙受重大损失，乙公司就以违约为由将甲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因此受到的损失，如果说此时由甲公司独自承担这个责任，丙公司只承担对甲公司的缔约过失责任，这也是很不公平的。同样会导致公司在今后订立合同时候畏首畏尾，错失良机，要知道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当今社会，时间就是金钱，资本流通速度就是效益，我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是多么糟糕。举着两个例子不是说我国法律没有对订立合同进行保护，只是保护力度不够。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在立法上做文章。
四、对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范围扩大的相关建议
法律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解决的是特定的社会问题，就好比是医生给人看病，讲究一个对症下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觉得现在立法的最大缺陷在于，法条的规定有点一概而论，也就是不管你这个缔约过失责任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责任人主观心态是什么，其过错程度有多大，到底是过失，还是故意，因为合同不成立或者不生效，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个损失与合同不能订立或者生效又有多大关系。排斥了这些考量，一味的说，要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了，我们可以通过本文所举出来的一些例子看出，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极大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不公正问题。话说回来，我们的立法者也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只是局限于当前的国情，而且国外也有大量的立法是与此相一致的，比如德国就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作出了明确的限制。就我的看法，我们可以从合同的性质着手，结合以上几大因素进行分析。如果无过错的一方并没有因为合同的未成立或者未生效蒙受除了信赖利益之外的损失，那么就按照当前的立法，相关责任人只被要求赔偿订立合同支出的费用。倘若相对人遭受的其它损失很大，恰恰是因为责任人的行为无法使订立合同的预期利益等到实现造成的，那么责任人也应该承担与他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换句话说，类似于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规定，相对人有过失的可以适当减轻责任人的责任。责任人基于过失造成的损失也应该较主观恶意造成的损失来得轻些。
参考书目：《民法原论》、《合同法研究》
『叁』 法学本科论文
法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各位法学本科毕业生们，大家知道怎么书写一份毕业论文吗?以下是法学本科论文范文，请参考!
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1】
论文关键词:违约责任归责原则 严格责任
论文摘要:违约责任是合同法中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则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
目前,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到底是采用严格责任还是过错责任,无论是在法学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界都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文章从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两大法系中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研究出发,结合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论述。
一、违约责任及其归责原则的概述
违约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当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应凭由何种依据来使其负责。
这种依据实际上就反映了法律的价值判断标准。
从各国的民事立法来看,有关合同责任的归责方面,主要采纳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两种归责原则。
确定不同的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承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
1 归责原则直接决定着违约责任之构成要件。
采纳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意味着过错乃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
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表明其责任的构成不以过错为要件,违约方是否存在过错并不影响其对违约责任的承担。
2 归责原则决定了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非违约方仅就违约方不履行义务或履行史务的不符合约定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而同时采纳过错推定的方式,要求违约方承担反证自己主观上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而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下,则一般不要求违约方负上述之举证责任,也即一般不考虑其违约方的主观过错。
3 归责原则决定了免责事由。
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中,不可抗力是主要的免责事由。
但债务人因遭受意外事件且不存在个人过错时也可以免责。
而在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中。
法定的免责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
4 归责原则对违约责任的大小也有一定之影响。
由于过错责任原则要以过错为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
因而对于违约后损失的承担上也必然要参照双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
而采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则一般不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
因此,从以上来看,弄清楚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两大法系中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比较
1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罗马法是在《阿奎利亚法》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判例和学术解释加以补充、诠释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成熟的以过错为基准的民事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又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完善。
随着社会发展。
仅有过错责任原则还不足以维护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又有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这在罗马法当然是作为例外。
大陆法系各国,秉承罗马法的传统,均以过错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
《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凡债务人不能证明其不履行债务系由于有不能归究于其本人的外来原因时,即使在其本人方面并无任何恶意,如有必要,均因其债务不履行,或者迟延履行而受判支付损害赔偿。
”这个条文在规定违约责任的条件时,并未提到当事人的“过错”。
对此,可以理解为该条文所规定的当事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中,已当然地包含了当事人的过错。
因为债务人尽管不能期待每一个合同都能够得到完好的履行。
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不能期待合同能够得到履行,但有权期待债务人将竭力做到使之能履行。
如果因债务人的过错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适当履行,则债务人应当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国现代合同理论对合同责任进行了限制,即对债务人责任的追究。
须根据其过错的严重程度。
为此,过错被分为欺诈性过错、不可原谅的过错、重过错以及一般过错。
《德国民法典》第276条规定:“(1)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债务人应对其故意或者过失负责。
在交易中未尽必要注意的,为过失行为。
(2)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责任,不得事先免除。
”德国学者认为,债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是,违反履行义务必须是由债务人的行为造成的。
而其行为必须具有过失性。
2002年1月1日施行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对第276条未作大修订,仍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大陆法系各国,在坚持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
例如。
金钱债务的迟延责任、不能交付种类物的责任、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受领迟延责任、迟延履行后的责任等,均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债务人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违约责任。
2 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过错归责原则的规定。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以严格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
在英国法上,许多合同义务是严格的。
确定当事人是否绝对地受有拘束去做约定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受有拘束尽可能地保障合同的履行,也就是合同当事人是否对非因自己的过错发生的违约负责,在英国合同法上,被认为是一个合同解释问题,即解释当事人合同义务的范围。
在一般意义上,此问题的答案是,合同债务是绝对的,而过错的欠缺不成其为抗辩。
因违约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考虑过错。
一般来说,未能履行其注意义务是无关紧要的,被告亦不能以其尽到注意义务作为其抗辩理由。
在美国法上,强调违约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合同法在总体的设计上是严格责任法,相应的救济体系是不过问过错的。
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
”当然,英美法系国家在坚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例外适用。
3 两大法系国家对过错归责原则不同规定的法理分析。
两大法系国家将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
但并不否认其他归责原则的适用。
也就是说,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体系上,两大法系国家均采用了二元制的归责体系。
这是由交易关系的多样性、违约发生的原因和所致的后果的复杂性所致。
一元制的归责体系有其无法避免的缺点,即法官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中,难以根据具体需要而灵活运用法律来处理归责问题,从而不利于平等地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采用:元制归责体系,可以弥补一元制归责体系的不足,从而实现违约责任的基本目的。
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归根到底是要规范市民的生活,作为一种国家的上层建筑,固然可以通过设定不同的构成要件。
经由法上的因果关系,达到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彼此类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条件既为不同的法律规则、原则提供了相似的调整基础,又为之提出了相同的调整要求,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众多殊逢同归的结局。
三、我国合同法中的归责原则
我国违约责任到底来何种归责原则。
学者
间存在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亦是主流观点)主张为严格责任原则。
《合同法》第107条中并没有出现“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的字样,被认为是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
第二种观点主张为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合同法》所有规则制度和条款,乃至合同法之全文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过错责任的原则。
因此,只能而且必须得出“我国《合同法》体系是建立在过错责任原则的基础上”的唯一结论。
第三种观,最主张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
这有利于促使合同当事人认真履行合同义务,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
笔者认为。
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和可取。
1 在现行的合同法律中,《涉外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都已经确立了无过错责任。
前者第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即违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后者第17条有基本上相同的规定。
看来,将违约责任定义为无过错责任在我国的合同法上是有先例的,并非新合同法的首创。
对《合同法》的制定极具价值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及《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均规定了严格责任原则,新近制定的《欧洲合同法原则》亦肯定了该原则,这“应该被认为是两大法系的权威学者在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速成的共识,反映了合同法发展的共同趋势”。
在国际商业交往规则中,大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2 在诉讼中原告只需向法庭证明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不需证明被告对于不履行有过错,也不要求被告证明自己无过错。
这里的逻辑是有违约及有责任,违约责任的构成仅以不履行为要件,被告对于不履行有无过错与责任无关。
免责的唯一可能性在于证明存在免责事由。
不履行与免责事由属于客观事实,其存在与否的证明和认识判断相对容易,而过错属于主观心理状态,其存在与否的证明和判断相对困难。
因此。
实现严格责任原则可以方便裁判,有利于诉讼经济,有利于合同的严肃性,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责任心和法律意识。
3 违约责任以存在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为基础,合同是双方自由协商签订的,当然完全符合双方的意愿和利益,违约责任是由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双方约定。
不是法律强加的,此与侵权责任不同。
因此,违约责任应比侵权责任严格。
侵权责任发生在预先不存在密切联系的当事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广泛存在使损害的发展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法律要求除损害事实之外还要有过错要件,过错等同于可归责性,它使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
而违约责任本质上出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这就足够使违约责任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无须再要求使违约责任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的其他理由。
有的学者认为在意外事故情形下,严格责任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
笔者认为由于客观原因违约,违约一方当然在主观上并无过错,但受害方更无过错,况且。
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承诺的信赖,往往改变了他的处境,如果一味主张债务人无过错而免除其违约责任,则无异于让债权人自行承担风险。
这显然更不合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
归责原则与归责事由及免费事由有不同的涵义,归责原则是贯穿于整个违约责任制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着统帅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
同一法律领域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归责原则。
严格责任原则是我国合同法领域的唯一归责原则。
尽管《合同法》的相应条款规定了过错归责事由和免责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只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并不能改变严格责任原则在合同法领域的唯一性和主导地位。
论侵权法中的可救济性损害理论【2】
『肆』 写一篇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论文,1000字左右
论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由于当事人一方
的过错,造成缔约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依法应当承
担的赔偿责任。纵观合同立法有关合同责任的规定,违约责任
固然是合同法中主要的责任形式,但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更具
有实践意义和探讨价值,因为前者尚可通过合同当事人约定来
解决,而后者则不然,它必须通过国家立法加以确认;并且,缔
约过失责任作为违约责任的补充,是合同责任完整性的标志。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和发展
最早系统阐述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是德国法学家耶林,
1861年其在自己主编的《耶林法学年报》第4卷上发表的《缔
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全时之损害赔偿》一文中,深刻地
分析了缔约过失责任的问题,他指出“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
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亦包括在
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契约一方当事人不
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因此,当事人因自己的
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
赔偿基于信赖产生的损害”。耶林所创的缔约过失理论可以说
是合同法理论发展中的创举,它为现实生活中合同因订立中的
瑕疵而产生自始无效或被撤销,其过错当事人应承担相应责任
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合同责任体系更为完整,从而能为合同当
事人提供更全民的保护。正是基于此,该理论的创建在各国立
法中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后,德国、意大利、日本、希腊等国的民
法典都对缔约过失责任进行了规定。我国民法对缔约过失责任
的规定,首见于《涉外经济合同法》,该法第11条规定“:当事人
一方对合同无效负有责任,应对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遭受的损
失负赔偿责任。”其后制定的《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
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
条规定表明我国承认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的缔约过失责任,但
对合同不成立及合同成立时的缔约过失责任未作规定,应当说
还是不完整的。
为维护交易安全,1999年出台的统一《合同法》于第42、
43、58条进一步完善了缔约过失责任,对合同不成立情况下的
缔约过失责任进行了补充规定,但对合同成立情况下的缔约过
失责任仍未涉及。笔者认为,在很多情况下虽然在订立合同过
程中当事人存在缔约过失的问题,但另一方当事人可能因为急
需合同履行的结果而不主张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仍然
赋予当事人追究缔约过失责任的权力才公平合理。因此,我国
合同法对此问题应对进行补充规定。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侵权
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和诚实信用原则说等。其中法
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是因为合同订立之际当事
人之间存在默示契约或基于当事人其后订立的契约。这本身在
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为此种说法在理论上混淆了缔约过失责
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法律规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
法律的直接规定,这其实是所有法律责任的共性,不是缔约过
失责任特有的。笔者认为,比较而言,侵权行为说和诚实信用原
则说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侵权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因为当事人的侵权行为
产生的,因此是侵权责任的一种。该学说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如
在责任的构成上,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与侵权责任是完全吻合
的,都要具备有致损失行为;当事人存在损失;行为与损失二者
存在因果关系;且当事人有过错。但缔约过失责任也有与一般
侵权行为不一致的地方:如较侵权责任,缔约过失责任对当事
人的注意义务要求更高,原因事合同订立中当事人之间存在一
定程度的信赖,而侵权责任一般发生在事先没有任何联系的人
之间;同时,侵权责任在过错举证及时效方面都有限制,受害人
要获得法律的保护较之合同责任更加困难等。
诚实信用原则说是目前较为流行的通说,该学说认为缔约
过失责任产生的原因是,当事人违反了先契约义务,而先契约
就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当事人负
有的通知、协力、保护、保密等义务,因此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
诚信原则产生的责任。该学说的合理性在于它抓住了先合同义
务的特殊性,使缔约过失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的性质,宜吸取以
上两种学说的合理成份,即缔约过失责任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
特定当事人(合同协商双方)之间的特殊侵权责任,因此立法上
应当基于此特殊性,在一般侵权责任的基础上对其规定特殊的
诉讼规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缔约一方违反前契约义务。缔约
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发生在契约成立
前,违反的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前契约义务,而后者发
生在契约成立后,违反的是契约所约定的义务。这在理论上虽
然能很好区分了,但其中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明
晰:这种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前契约义务的出现时间问题。有
学者曾主张“要约生效说”,即前契约义务的产生,以要约生效
『伍』 求法律相关的论文5000--8000
我的原创
论意思自治与信赖利益保护
【摘要】： 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关于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如下：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而按照西方法律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主张如果违约方在赔偿了对方可预期的利益损失以后，仍旧有盈余或者仍然收益，那么就应该违约。另有观点认为，不适宜将继续履行合同作为违约责任的救济方式。我国的规定旨在保护合同相对人的信赖利益，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中心思想在于谋取利益，即为了获得更有益于自己的益处，可以基于自身意志不履行合同而不受法律责难。本文就主要通过对这两种观念的比较分析来探讨意思自治对于合同履行以及信赖利益保护的影响意义。
关键字：意思自治 信赖利益 合同变更
一、意思自治的探究
1、意思自治的内容
意思自治是指民事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权利义务关系的确立、变更、终止。它与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一起贯穿整个民法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5条：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这些法条都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
国家原则上不直接干预，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协商解决的时候，国家才出面干预，一般有司法机关或者仲裁机关作出裁判。真谛是尊重民事主体的自由选择，集中体现在合同的契约自由。
2、意思自治的历史发展
可以说从罗马法中就可以看到意思自治的渊源，比如说关于市民社会的学说就是他的基础。明确提出者是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意思自治原则在《法国民法典》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已经成为合同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不仅仅局限于契约法的范畴。与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思想共同成为自有资本主义时期私法制度的理论支柱和基石。
3、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违约责任的看法
从私法的角度来说，意思自治就是私法自治，体现在我们合同法中可以理解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设立、变更、终止合同，不受他人干预、胁迫。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私法主体自愿达成的协议优先于私法而适用。要是具体地说，可以分为缔约自由、履约自由、内容自治、形式自治和违约补救自治。这就涉及到我在摘要中提到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拿马法官有这么一句话，他在一次审判中说：“即使违约是故意的，也未必应该受到责罚，承诺人可能发现他的承诺对第三方更有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他赔偿合同对方的实际损失，那么就应该允许他打破原先的承诺就是对社会效益的促进。”
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基于谋求利益最大化，如果为了遵守合同的履行，得到较少利益却失去更大利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的。
而实际履行是否应该作为违约责任的一种救济方式又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民法通则是持肯定态度的，而重视“人和”的一些西方法学家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强迫违约方继续履行他不愿意继续履行的合同，既不经济也不现实。因为这样出现第二次违约的可能性会很大，那么相伴而来的就是再度诉讼，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经济发展，因为时间就是金钱，资本流转的速度决定着利益的收获。究其根本还是限制了违约人的意思自由。我国法院通常会让败诉的违约人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继续与对方合作，有了上一次的不愉快经历，双方之间有了相当大的隔阂，合同履行的前景很不容乐观。我国的立场是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所以有如此规定。因为有些合同不是仅仅通过金钱赔偿就可以使守约方获得预期利益的，例如租赁合同和运输合同等等。
二、信赖利益的探究
1、 信赖利益的定义
信赖利益指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将与其订约的合理信赖所产生的利益。我们订立合同都有着自己预期的利益目标，履行合同的意义也在于让这个目标实现，从而将利益变为现实可以取得的。如果违反了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是不适当履行，这个预期利益就受到了损害。守约方就可以基于所受到的损失向违约方要求赔偿。另外缔约过失责任也是基于这个信赖利益得出的，其中一个构成要件就是，“该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没有损失，就不会存在赔偿问题，而所谓信赖利益损失，指相对人因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却由于合同最终不成立或无效而受到的利益损失，这种信赖利益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即在缔约阶段因为一方的行为已使另一方足以相信合同能成立或生效。若从客观的事实中不能对合同的成立或生效产生信赖，即使已经支付了大量费用，这是因为缔约人自身判断失误造成的，不能视为信赖利益的损失。”
2、赠与合同典型
按照英美法原理，无对价的合同依照信赖利益也可以强制执行，信赖利益可以使欠缺对价的赠与合同变为有执行力的合同，受到法院的强制力保护。前提是受许诺人对于赠与的许诺赋予了信赖，并且实施了信赖行为。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限制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的情形包括具有救灾扶贫性质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第188条规定，上述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这个规定是类似于英美法的相关理论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受赠人的信赖利益不受到损失。
但是《合同法.》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个立法的出发点又站在了保护赠与人意思自治的角度上。但是可以撤销的前提在于允诺相对人没有因此受到损害。例如受损人为了接受赠与人赠与的财产而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可以说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正是立法技术对于保护信赖利益和意思自由寻找平衡点所做出的努力，很典型。
3、案例分析
举一个比较直观的真实案例，从这个案例出发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信赖利益的地位。原告李某发现自己的丈夫与妹妹李小某有染，气得生病住院。李小某答应赔偿自己姐姐8万元精神损失费。当时双方签订了相关协议。只是李小某履行了其中的5000元就反悔了。李某气愤之下将妹妹告上法庭。李小某同时提起反诉，法院将之驳回。有观点说被告与原告前夫发生婚外情，违反伦理道德，应该接受的是道德舆论谴责，因此承诺补偿原告精神损失的行为由于尚未纳入我国目前的调整范围，属于自然之债，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保护的性质，如果被告不愿意履行，原告也不能把她怎么样，这是得不到法律支持的。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是忽略了信赖利益的问题。在这个案子里，假如说这个姐姐接受妹妹8万元精神损失费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包括协议离婚，做姐姐的选择接受赔偿由此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既可以说是保全了丈夫和妹妹的脸面，也为了大家好说好散，实际上是基于对她妹妹承诺的信赖，可以说是个不错的发展趋势。但是做妹妹的没有按照自己的承诺作出相应的行为，这种违约行为反而加重了对她的打击，如果允许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甚至承认其合法性，是很不公平的。法院最后的判决也在于保护原告的信赖利益。可见信赖利益是当代民法体系中值得重视的一个要点。
三、如何寻求信赖利益和意思自治的平衡点
从上文的观点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法立法技术中存在着保护信赖利益和意思自治的矛盾冲突。特别在《合同法》中更能得到体现。
意思自治是合同法的立法基点，也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贯穿整个民法体系，民法当然要对之进行深度保护了。可以这么说意思自治就是合同法的灵魂所在。保护意思自治有利于促进合同法甚至整个民法的迅猛发展。现实意义在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能更好的允许意思自由，契约自由，减少政府的干预力度，必然能积极调动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那么繁荣市场的同时必然极大丰富了这方面的理论学说，这个未来可以说是比较光明的。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增大了市场混乱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具有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一味追求自由，没有政府规制也是不行的，绝对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势必带来可预料的坏结局。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就是很好的证明。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如果允许经济分析法学派主张那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而拒绝履行已经生效的合同，市场主体会变得缺乏信任感与安全感，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依我看来，在推动意思自由的同时，适当保持政府的指导作用，前文所述政府减少干预是指一些不必要的横加干预，对于企业登记，上市交易等可以适当放宽限制，降低门槛。再来看信赖利益的保护，从《合同法》186条等可以看出，意思自治保护的前提在于不侵犯相对人的信赖利益，那么为我们是否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护意思自由的前提在于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以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不违背公序良俗，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意思自由才是没有瑕疵的。
最后，我觉得将来的立法应该提高对意思自治的保护，只要不违背损害他人信赖利益的最低限度即可。例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违约责任的承担做出不同规定，对于那些可以通过金钱赔偿的形式弥补守约方损失的合同，遵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而且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适当增加赔偿的额度，此时的赔偿真正意义则变成了一种利益的分享，反而对双方都有利。对于必须通过合同履行才能实现预期利益的合同，仍旧可以按照原来的规定，可以通过继续履行合同的方式来解决。
参考文献：《民法通则》、《法科生学习应试法规》、《北大法律实践前沿研究》
『陆』 求一篇合同法和招投标方面的论文
《合同法》与招投标
问过好多招标代理机构的年轻人，整个招标投标程序操作至全过程结束的目的是什么？大都一脸的茫然加疑惑，部分人能回答：省钱。这种答案不能不说是行业中的悲哀了，其实答案只有三个字：签合同。
招标投标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为签订合同做准备直至合同签订完成的过程。招标代理则是招标代理机构受招标人委托为招标人寻找一个完成招标项目的合同当事人，即选一个有能力又经济的合作伙伴。
既然是签订合同的过程，就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事。《合同法》中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过程，是受法律保护的。一旦要约成立（即到达受约人处），发出的一方即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同样，承诺成立，发出承诺的一方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招标投标就是通过招标方式，完成“要约-承诺”的全过程，用于约束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看似简单，其实具体落实到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各个阶段，对比起来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中规定的“招标投标”与《合同法》中规定“要约-承诺”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下。
一、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是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引诱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不是要约的意思表示，只是要约邀请，属于事实行为，不是法律行为。
在招标投标活动中“要约邀请”引诱的不只是一个要约人，而是不少于三个，所以应当广而告之。要约邀请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你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招标投标活动，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按照我“要约邀请”中的提示，即通过“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了解项目情况，了解向招标人发出要约的有关事项。
二、编制和发售招标文件
编制、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对项目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并初步规定（这里是规定，不是协商）了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使要约人了解更详细的项目情况。
招标文件算“要约”、 “要约邀请” 还是“承诺”，现在还有些争议。一般大家习惯把它算做“要约邀请”，即我编制招标文件邀请你来向我发出要约，你要是不想向我发出要约，可以不参加投标，即不递交投标文件。它符合《合同法》的“要约邀请”条件。可招标文件中又有一些受要约人和要约人双方应负的法律责任在里面。例如合同部分，大家都知道，合同是附在招标文件里的，是承诺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而要约邀请不属法律行为，招标文件的解释顺序一般又在投标文件前，也就是说此处的本应“承诺”的内容跑到“要约邀请”里面去了，还有要约的内容也搀杂其中，所以单讲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还有些问题。大部分行内人士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内容的具体化，是要约邀请的继续，是要约邀请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招标文件有别于合同法的“要约邀请”，它包含了部分“承诺”的成分和本应要约人发出的要约信息。它应该属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的提前承诺，虽然不受《合同法》的约束，但在《招标投标法》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开标前十五天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改动。这是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问题，有些盘根错节。
《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依据《招标投标法》的第十三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发出要约的要约人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是准备通过竞争来获取承诺的多个当事人，招标文件是向多个投标人发售的，它不是《合同法》中所指的合同双方的哪一方，因为合同的另一方还没有确定，即要约人还没有确定。
招标文件自发售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十五日至，这一段时间招标文件还可以认定为“要约邀请”，因为还可以做必要的澄清和修改。但开标前十五日后，招标文件对招标人产生了的约束力，此时只认定是事实行为而没有法律行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就有些太随便了，不能因为招标人发出的招标文件，在法律上认定为“要约邀请”，没有法律行为，就可以在承诺前回避或逃避责任，对于做为参加投标的要约人和当事人的投标人来讲，就谈不上公平了。在实际项目操作中，有很多招标人对这个十五天的规定极端的不重视，经常随意修改招标文件的内容，其实与只认定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有很大关系关系。
招标文件有好多内容是招标人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法律责任，所以不能单单将招标文件认定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它是由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招标人做出的部分“要约邀请”加部分的“提前承诺”揉合在一起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递交投标文件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开标是要约到达的时间即要约生效时间。其实，对于投标人来讲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才是比较重要的时刻，因为要约人的所有法律责任在这一时间成立，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包括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均应在这一时刻之前），即要约成立。
《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要约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招标过程中生效时间即为投标截止时间，即开标时。《合同法》规定了撤消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同时，也就是说投标截止后就不可以撤回投标，当然也就不可以补充和修改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开标时)发出要约的投标人，已经接受了要约邀请，作出了要约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成立。投标人受其约束，不可随意改变法律条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为投标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不得随意改变，如改变将按违约处理，承担响应责任。
四、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
评标、推荐和确定中标人的过程，是从众多发出要约的人中选出最优秀的法律意思表示人，接受要约的过程。对各要约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评比直至确定中标人，即要约—承诺。整个过程在《合同法》中没有时限要求，只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这里可理解为双方的事先约定。《招标投标法》也没有对其作出明确时间限制，只是规定了发出《中标通知书》后签订合同的时间，但《招标投标法》有其特殊性，它使要约人和承诺人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受投标有效期的约束，所以各部委又在各种办法和规定中相应制定了部分时间的限制，而且各部委之间的规定各有差异，不好掌握，是个有待统一解决的问题。
五、发出《中标通知书》
发出中标通知书，即招标人做出了承诺，它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发出通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招标文件中的合同就成立了，其实不然，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是一个不完善的合同，如果代理机构认真负责些，业主又比较明白，那么合同会严谨和完整些，如果文件编制肤浅粗糙，那么合同的签订便十分麻烦和困难。此时已经承诺确定了中标人，再谈合同细节内容，互不相让，这时候再回头看招标文件的性质时，还能看做只是“要约邀请”吗？对双方来说，它还含有一部分“要约”和“承诺”在里面。
还有一个经常被业主和代理机构以及监督机构忽视的问题，即《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处的“招标人”有可能是业主，也有可能是招标代理机构，还有可能是他们双方，看是如何委托的了。在招标活动实际操作中，招标代理机构往往习惯以自己的名义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此项工作就由代理机构代劳了。那么，代理机构有权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吗？我个人认为，如果招标人全权委托代理机构，并对中标结果予以认可，还是可以的，但往往代理合同在双方权利和义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看招标代理机构不去自以为是的代理此事也罢。
谁来做出“承诺”是《合同法》中规定的法律地位主体能否成立的重要条件，所以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中标通知书，总归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些篡权的味道。中标通知书是承诺人的第一承诺，是确定合同主体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可不能儿戏。如果中标人收到的中标通知书是以招标代理机构名义发出的，那么一旦发生问题，招标人可以否认其合法性，到时约定俗成的东西，就没有法律依据了，官司难打。虽然此类事情极少发生，但合同主体还是清楚点比较好，这也是招标人的权利。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投标人，中标通知书所加盖的红章是招标代理机构的，我会放心吗？我又不是与你们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合同，你哪有权利向我的要约做出承诺，承诺人是项目业主，讲的通俗些，是支付给我工钱的人，我哪里会承认你。
现在是买方市场，投标企业竞争太激烈，大家都不去计较这些，赶快签了合同，我投标人再也不用与代理机构打交道了。签订合同后，承诺的主体确定下来，大家即可按照合同履行责任和义务，下步工作也就按部就班了。
了解了以上内容后发现，以《合同法》解释招标投标的过程，其中有一个问题不好确定，就是招标文件的定位，是否理解为“要约邀请”，还是“承诺”？我想不好加以定义。那么如果算做“要约邀请”，只是招标人一方的意愿，是否能理解为双方的前期沟通，那么是否需双方协商法律责任？而不是招标人自己说了算。倒是理解为“提前承诺”或含部分“要约”比较合适，招标人已经将自己签订合同后的法律责任和部分承诺事先写在里头了，例如：工期、付款方式、计价方法等，并且规定了一段时限的法律约定，就不能只认作是“要约邀请”了。看来，两部法的融会贯通还是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法已经到了该重新修订的时候了。
二○○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