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托行为的法律效力

A. 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一、民法典关于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民法典合同编未统一列举合同无效情形，而是在第508条规定“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规定”，也就是按照总则编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来认定。按照总则第六章的规定，合同无效情形有5种，以下分述之：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法典第144条)

所谓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的是：(1)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2)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以及(3)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指因智力、精神健康原因所致;因醉酒导致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得以此为由主张行为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一律无效，没有例外。

2.通谋虚伪表示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146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典型表现是股权转让合同中的“阴阳合同”。股权转让双方出于逃税等原因考虑，签订了价格不同的两份股权转让合同。提交工商局做变更登记的合同属于“阳合同”，价格较低;双方真正执行的是另一份合同(或者补充协议、抽屉协议)，俗称“阴合同”。此种情形下，因为“阳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因而无效;隐藏的“阴合同”才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思，因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合同有效。

另一种虚伪表示行为是实践中常见的名实不符的合同，比如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与合同法52条第5项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法典上述条文规定了例外情形，即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强制性规定分为效力性和管理性两种，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导致合同无效。现实中很多规章、规范性文件亦存在大量强制性规定，但不能仅依此就认定合同无效，因为“位阶不够”。

4.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学理上简称“背俗无效”。

所谓公序良俗，是指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也就是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比如赌债、请托等，法律给予其否定性评价，认定行为无效。金融秩序等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公共利益的，也属于公共秩序范畴。

现实中一些行为违反了规章所列强制性规定，虽然不能依据违反强制性规定认定行为无效，但若该等强制性规定实则体现了和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认定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比如代持证券发行人股权、代持金融机构股权，法院通常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代持行为无效。

5.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无效。

民法典第154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相比，民法典上述规定不再区分利益受损的主体类型(国家、集体、第三人)，而是统一规定为“他人”。

因为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一体受法律保护，只要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即应受法律否定，没有必要再画蛇添足区分不同类型。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常见的如甲、乙为公司股东，乙、丙恶意串通，伪造股权转让合同，由乙伪造甲之签名，将股权转让给丙，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和相对人之间必须具有意思联络、共同恶意，方构成恶意串通。如果只有一方具有损害他人权益的主观恶意，另一方不知情或者虽然知情但并无主观恶意的，不构成恶意串通。比如，甲先将房屋卖给乙，签了合同但尚未过户，后又将房屋高价卖给丙，并完成过户;即使丙知道甲存在一房二卖行为，但丙出高价买房主观上并无不妥，不构成恶意串通。

二、合同无效后的处理方式有哪些

1、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

2、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3、赔偿损失：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的合同，不能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从而属于无效合同。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被确认为无效。可见，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B. 人民法院案例库裁判要旨（受贿、行贿篇）

人民法院案例库在二月份正式运营，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规定了案例收录标准、检索规则以及审理案件的指引。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案例应具备法律效力和示范价值，同一法律适用问题的案例一般不超过两件。审理案件时，法官必须检索案例库，严格依据法律、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类似案例作出裁判。若未发现类似案例，且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复杂，法官可提出请示或报请提级管辖。若认为案例库收录案例不适用，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控辩双方提交入库案例作为理由时，法院需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回应。案例库案例在审理中具有权威性，但并非永久不变。

时代在进步，司法也在不断发展，案例库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地方人民法院认为案例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不当或裁判理念需要发展时，可以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经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审判业务部门审查后，决定案例是否出库。案例库的权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反映了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

本文集中分析了“受贿、行贿”案例的裁判要旨。根据《刑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非正式员工在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也应认定为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与工作便利的区别在于权力独立性，索贿要求反映行贿人的不情愿，收受他人财物的范围包括财产性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定需结合请托事项的违法性、请托事项大小及财物价值。

在受贿犯罪中，合作投资、放贷收息、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谋利、以节日红包形式收受贿赂、债务免除、书画交易等新类型贿赂行为的认定，需结合权钱交易本质进行判断。对于债务免除型受贿，债权人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谋利需要或报答而免除债务，构成受贿。职务犯罪中书画真伪的鉴定需参照《涉案文物鉴定评估管理办法》进行。行贿罪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既包括实体违规，也包括程序违规。单位负责人实施的行贿行为，需区分单位意志和个人意志，以及利益归属。案例中，蔡家旭律师分享了其在刑事辩护领域的丰富经验和成功案例，以及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承诺，展现了对法律和辩护力量的信仰。

C. 公安局民警违法违纪处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正确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执法过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故意或者过失造成的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者其他执法错误。

第三条 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应当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过错与处罚相适应、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中，公安业务部门、法制、督察、人事等部门应当互相支持，积极配合。

第五条 对于及时发现、制止、纠正公安机关的执法过错有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人民警察，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范围和认定

第六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一）违反法律规定，对应当立案或者撤销的刑事、行政案件不予立案、撤销，对不应当立案或者撤销的案件予以立案、撤销的；
（二）在办案中弄虚作假、逼供、骗供、诱供、逼取证人证言的，或者因为在勘验、检查、鉴定中出现重大失误、疏漏而造成案件错误处理的；
（三）因办案人员的主观过错导致案件主要犯罪事实错误，检察院不予批捕、不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
（四）应当报捕而未报捕导致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时增捕重大犯罪嫌疑人的；
（五）呈报劳动教养、少年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因办案人员的主观过错导致案件主要事实错误，审批机关或有关部门不予批准的；
（六）因办案人员的主观过错导致案件主要事实错误或者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人民法院、复议机关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
（七）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刑事强制措施，或者超过法定期限办案情节严重的；
（八）违反法律规定，作出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劳动教养、少年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办理保外就医、所外执行的；
（十）违反法律规定，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收取费用的；
（十一）违反法律规定，使用警械、武器，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二）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当事人行使申诉、控告、听证、复议、诉讼和其他合法权利，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三）不履行办案协作职责，或者阻碍异地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情节恶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四）错误执行或者拒不执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行政裁判、复议决定和其他纠正违法的决定、命令，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五）拒绝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六）其他故意或者过失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予以追究的执法过错。

第七条 公安机关发生执法过错的，应当根据人民警察在办案中各自承担的职责，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追究案件审批人、审核人、办案人、鉴定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办案人、审核人、审批人都有故意或过失造成执法过错的，应当分别承担责任，其中审批人承担主要责任。

第九条 审批人在审批时改变或者不采纳办案人、审核人的正确意见造成执法过错的，由审批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条 违反规定的程序，擅自行使职权造成执法过错的，由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责任。

第十一条 因办案人或者审核人弄虚作假、隐瞒真相，导致审批人错误审批造成执法过错的，由办案人或者审核人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二条 因鉴定人提供虚假、错误鉴定结论造成执法过错的，由鉴定人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三条 下级公安机关按照规定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的案件，因上级公安机关批复、决定错误造成执法过错的，由上级公安机关有关责任人员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改变案件定性、处理的，不追究人民警察的责任：
（一）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有关司法解释不一致的；
（二）因不能预见或无法抗拒的原因致使错误发生的；
（三）执行上级命令的；
（四）按照办案协作规定协助办案的。

第三章 对执法过错责任人的处理

第十五条 对执法过错责任人员，应当根据其违法事实、情节、后果和责任程度分别追究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于发生执法过错的责任人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作出以下处理：
（一）辞退；
（二）限期调离公安机关；
（三）停止执行职务；
（四）延期晋级、晋职；
（五）通报批评；
（六）取消评选先进的资格；
（七）离岗培训；
（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九）减发或者停发岗位津贴、奖金。

第十七条 执法过错责任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公安机关有关规定给予处分。

第十八条 执法过错责任人员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办理。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依法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案件，除依照以上规定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外，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向有关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发生执法过错案件影响恶劣、后果严重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还应当依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追究公安机关领导责任。

第二十一条 发生严重的执法过错或者多次发生执法过错的公安局、派出所和办案单位，本年度不得评选为先进集体。

第二十二条 对执法过错责任人的处理情况应当作为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考核、定级、晋职、晋升的重要依据，记入档案。

第二十三条 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免予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一）由于轻微过失造成执法过错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的；
（三）执法过错发生后能够配合有关部门工作，减少损失、挽回影响的；
（四）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一）因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蓄意报复、陷害等故意造成执法过错的；
（二）阻碍对执法过错责任进行追究的；
（三）对检举、控告、申诉人打击报复的；
（四）连续多次发生执法过错的；
（五）情节恶劣、后果比较严重的。

第四章 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程序

第二十五条 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由发生执法过错的公安机关负责查处；上级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查处下级公安机关发生的执法过错案件。

第二十六条 公安法制部门负责执法过错案件的检查和认定，并提出纠正意见。
公安业务部门对本部门发生的执法过错案件，应当主动检查和纠正。
对于需要追究执法过错的纪律责任的，由法制部门或者业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督察或者人事部门，由督察或者人事部门研究决定后，报公安机关行政首长审批。

第二十七条 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的人民警察不服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决定的，可以向本级或者上级公安机关申诉；接受申诉的公安机关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答复。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公安部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D. 民法典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

一、民法典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是什么?

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订合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二、哪些机构有权确认合同无效

确认合同无效的机构具有法定性。合同效力的确认，事关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以及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的问题。同时，合同效力的确认，还关系到交易能否正常进行和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问题。因而，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应采取慎重态度。因此，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归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此项权利。

三、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处理

合同一旦被认定无效就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那么合同双方当事人应该怎么办呢。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律后果如下：

1、返还财产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之前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返还。原来交付的是钱就还钱，交付的是货物就返还货物。

2、折价补偿

如果不能返还财物或者返还财物已经没有意义了，可以按照所得财产的价值进行折价补偿。

3、赔偿损失

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损失的，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双方都有过错，那么就按照双方的过错责任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损失的标准是以实际损失为限。

4、除了上述的处理后果，还有其他的非民事性处理结果。例如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要将恶意串通所得的财产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综上所述，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无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包括当事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

E. 民法典合同无效的12种情形

民法典规定，无效合同的情形包括当事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等。目前我国法律制度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只有以下几种：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的合同无效。

(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的合同无效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四)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五)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无效。

1、合同无效具有违法性：(1)、必须是违反了现行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能直接导致合同的无效。(2)、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3)、必须是违反了强行性规定重的效力性规定。

2、合同无效具有相对性：在实际经济往来和司法实践中，某些特殊的合同尽管具有违法性，但是只涉及到特定的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特定利益，如果允许任何主体主张合同无效不一定妥当。因此，应当区分合同无效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合同得无效不等于合同得不成立。合同无效，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产生有效合同的法律后果。对于无效合同，双方当事人既不能享受合同约定的权利，也不负担约定的义务。

F. 古代是怎么惩治贪官的

夏商周

对贪污罪的规定自国家伊始就有，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的夏王朝，从古人留下的史料中能寻觅到夏朝法律的踪迹，令人赞叹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惩治贪污贿赂的规定。夏朝对犯“昏”、“贼”、“墨”三罪的都要处以死刑。
其中“昏”指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取他人的美名，“贼”指肆无忌惮地杀人，而“墨”指的就是官员违法乱纪。夏朝这一对官员违法乱纪的处罚规定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中对贪污犯罪的最早规定。
夏以后是商，商朝制定了官刑，其中把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罚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要求官员不得贪求财物美色。
商之后的西周制定了一部重要的法典《吕刑》，规定了司法官员的5种职务犯罪——“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中的“惟货”和“惟来”分别指敲诈勒索，行贿受贿和接受请托，贪赃枉法。

汉朝
官吏若贪赃枉法，禁子孙做官。
汉朝官吏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种类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财枉法（即收受他人的财物而歪曲法律）、监守自盗（即利用职权窃取自己执掌、管理的国家财物的行为）、挪用公款公物、卖官鬻爵等。
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官吏往往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直至弃市。禁锢指子孙禁止做官，这种禁止往往能沿袭三代。而弃市指判处死刑。

唐朝
收受贿赂一尺绢 得挨杖责一百下
《唐律疏议》首先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赃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了下来。首先在总则性质的《名例律》中规定了“六赃”，即6种非法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然后又将其中牵涉官吏的犯罪专门规定于《职制律》中。主要包括：
受财枉法，即官吏收受当事人的贿赂而枉法裁判的，收受贿赂一尺（唐代计算赃物时先把它折算成绢数）杖责100下，一匹杖责加倍，15匹可判处死刑。
受财不枉法，即官吏虽收受当事人贿赂但并没有枉法裁判，此种情况下，一尺杖责90下，两匹加倍，30匹要被遣送到指定的边远地区并强制服劳役3年，即“流”刑。
收所监临，指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的钱财货物的行为，收受一尺受荆条鞭打40下，一匹加倍；8匹要剥夺人身自由一年并强制劳动，16匹加倍，50匹流放2000里。
坐赃，即官吏利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获利一尺受荆条鞭打20下，一匹加倍；10匹的判处徒刑一年，20匹加倍，最高判处徒刑3年。

宋朝
贪赃官吏连坐制，累及上司和子孙。
宋朝对贪污犯罪沿用了唐朝的大部分规定，同时在有些方面加重了量刑。并且对犯罪官吏实行连坐制，即一个官员犯贪污罪，其上司和曾举荐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有时甚至要影响子孙的仕途。

元朝
贪银不足半两的按法律免去官职
元代对贪污行为的法律规定较为全面，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
贪赃枉法的，贪银不足半两的，按照法律免去官职；半两至5两的，受荆条鞭打47下；5两至10两的，受荆条鞭打57下；10两到25两的，杖责77下；50两以上的，杖责107下。贪赃不枉法的处罚则更为宽大，贪银150两才杖责107下并免去官职，不再聘任。

明朝
严刑峻法治污吏，情节严重者处死。
明太祖朱元璋执政后对贪官污吏的惩治较唐宋更严、更彻底，制定了一系列严刑峻法，重典治吏，严惩污吏。处罚原则主要有：对情节严重的处以斩刑、绞刑；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罢免官职，永不聘用。
这些规定主要集中在《大明律》中：监守自盗，满40贯即处绞刑；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从而歪曲法律），满80贯处绞刑；贪赃不枉法（虽受贿但并未歪曲法律），满120贯杖责100下，流放3000里。

清朝
贪官一旦被举报，革职抄家再处罚。
清代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以明代的《大明律》为蓝本， 也规定了官吏监守自盗（今天意义上的贪污）和受赃（受贿）等罪。清朝官员贪污，只要被参奏，首先就是被革职，查出端倪之后就被抄家即没收所有家产，然后再根据查实的犯罪情节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除了刑事处罚之外，对于贪污但涉案不深的官吏则可采取行政处罚，包括革职、停止提升、经济赔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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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各朝代都有倡廉与惩腐的法律与举措，而且有的惩腐的法律相当详备而酷烈，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下的腐败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有权立法，也可以随时破坏法制，帝王对官员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惩贪律令也有特权法色彩，往往是“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有时法律明确规定达官显贵犯罪享有“先请”、“八议”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严而执法宽。越到各王朝的后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致使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贪官横行，腐败蔓延，成为导致政权覆灭的主要因素。现将刊载于甘肃省纪委《党风通讯》中的这篇文章(题目及文中内容有改动)推荐给大家，以期古为今鉴，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一、“三风十愆”罪。

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针对官吏专门制定的刑罚，以警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总结夏朝灭亡的教训而制定的法律。“三风”即巫风、淫风、乱风，是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三种不良风气。“十愆”(愆〔qiān〕的意思是过失)是三风的具体表现，包括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畋〔tián〕的意思是耕种或狩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耆〔qí〕的意思也指老)德，比顽童等，即：经常在宫中舞蹈；随便在官府等处狂歌；贪得财富、美色；迷恋游乐、狩猎；蔑视圣人教导；拒绝忠直之言；疏远德高望重的长者；亲近奸nìnɡ〕的意思是用花言巧语谄媚人)小人；等等。这些不良风气，“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所以，对此处罚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说官员若不匡正国君，就要在脸上刺刻印记并涂墨。以后，“三风十愆”罪以各种刑名散见于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选官吏时往往要考察被选拔者是否有恋财、好色、嗜赌、贪杯、玩物丧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经》规定，太子赌博经两次笞劝无效则更立(改立他人)。对太子尚且如此严厉，对一般官吏自然不会宽松，那些惯于游山玩水、精于吃喝乐舞、沉溺于酒绿灯红的官吏，势必难以像如今某些官员那样潇洒自在。

二、职务连坐。为商鞅变法时首先实行，汉武帝时归入特制的“见知故纵之法”。此法是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坐，上对下、下对上均承担连坐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明朝规定，属员贪赃，主管连坐。清朝贪官受惩，连坐属员。这一法律对防止官吏互相袒护、互相包庇而乱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老好人主义”就行不通。

三、保任连坐。即被推荐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荐和任命者须连坐。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实行。《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记载，宋朝防止官员贪赃枉法有两种办法：一是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有贪赃行为的官员转正。宋朝还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就除名的规定。二是某官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此类法律给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红灯”，促使推荐和任命官吏者尽可能对被举荐者的人品、才学、德行、能力进行全面的了解，有利于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为，保证官吏的素质。

四、犯令、废令罪。1975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法律答问》里写道：“令曰勿为而为之，是为‘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为‘废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或法律不允许做却做了的，均属违法犯罪行为，该受惩罚。此法《秦律》首先实行，以后唐、明等朝均设其罪。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国古代是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的罪行。

五、谎报、虚报政绩罪。自报、指使下属或授意他人谎报、虚 报均属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诈伪》篇，《明律》归入“奸党罪”，清代则入《大清律》，虚报政绩，“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是明令禁止的，触犯者要受到严厉处罚。

六、禁锢。所谓禁锢，就是中国古代对犯罪官吏本人及其亲友终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锢属于资格刑，它剥夺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权利。早在《左传》中就有禁锢的记载，从汉至隋，禁锢都作为赃罪的附加罪而存在。东汉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下诏：“赃吏子孙，不得察举。”即贪官子孙不得当官，可见贪官之贪行，要影响到子孙的前程。晋律中规定官吏贪污，罪不至死者，虽遇赦，仍禁锢终身，有时被禁锢的人，即使解除禁锢仍不能与平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后世各朝改禁锢为“永不叙用”。

七、请托说情罪。《唐律·职制》“有所请求条”明确规定，没有使用财物而仅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要禁止。“监临势要”(非主管人员)替别人请托，只要开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监临主司”(主管人员)同等处罚。《大清·律》对说情受钱者，则“计赃从重论”。这对拉关系、走后门、说情风均起到遏制作用。

八、奸党罪。这个罪名为朱元璋首创，载于《大明律》。有人 说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无弊不防所定之律”，但从其包含的内容来看，对于整肃政风有积极的意义。如向皇上进谗言、借刀杀人、蒙蔽圣上、交结朋党、拉帮结伙、破坏朝纲等均属奸党罪，犯此罪本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没收。

九、重刑治腐。从量刑上看，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窃为重。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可看出，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魏书·张衮传》里记载，北魏时，监临官(主管和执行管员)“受羊一只，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死刑。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定律：“义赃(徇私贿赂)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 ”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主管官员)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 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处绞刑。而常人(普通百姓)盗窃，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唐律还规定，官吏间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官员在其管辖范围内收受百姓财物、牛羊瓜果等供馈，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以防止官吏对下属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惩腐最严厉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对官吏贪污、受贿等罪所定的条目多而详，而且往往要处以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酷刑。属员贪赃，主官连坐；父祖贪赃，子孙连坐。清朝将惩贪治吏作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对贪官多“赐令自尽”，连坐属员。有学者对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数与当时的贪污受贿数额作过比较，结论是当时官吏贪污受贿相当于正七品官一个多月甚至低于一个月的俸禄，就要被绞杀。

十、不赦贪官。中国古代的法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固定下来的法律条文；另一类是封建帝王颁发的诏、敕(敕〔chì〕的意思是告诫或自上命下之 词)、诰、旨、上谕等，后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封建帝王出于种种原因，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历览古代大赦史，罕见赦及贪官污吏者。唐王朝是历史上下诏大赦最频繁的朝代之一，但都不赦赃官。唐太宗于贞观四年颁布赦令，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在内皆赦免，但赦令中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唐肃宗以天下未定颁布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减为流放，流放罪以下一律赦免，但亦申明官吏贪赃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尔后文宗、宣宗、懿宗、禧宗等皇帝的大赦令中，均特申官吏犯赃不予赦免。宋王朝亦确定官吏贪赃为不赦之罪，还将赃官定为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世宗完颜雍也明确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古代一些统治者也重视人民群众对官吏的监督。如明朝在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官员方面很有特色，《明史·刑法志》记载，“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设立“申明亭”，将犯轻罪官吏的犯罪事实公之于众，以示惩戒。还允许民众将害民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这些做法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