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论

『壹』 离婚财产协议物权法律效力论文

浅析夫妻财产约定涉及他人财产的处理
—兼谈约定财产制与物权法的冲突及解决

【摘要】我国公民个人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提高，离婚案件中夫妻财产标的数额不断增加，夫妻进行书面财产约定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其主要法律依据是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但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在司法实践中婚姻法律制度特别是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与物权法、合同法的冲突逐渐显现。笔者代理的一起婚姻案件也涉及上述问题，现就其法律定性以及冲突的解决进行分析。
【关键词】财产约定 物权转移 法律冲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1]
2001年原告薛某和被告梁某确定恋爱关系，并准备结婚。被告梁某及其父母承诺购买住房一套作为结婚以及婚后生活之用。2002年2月，被告梁某与其父即被告梁父购买某处房屋，并以梁某名义办理抵押贷款手续，房屋产权登记在被告梁某和被告梁父名下。 2003年5月被告梁某向原告薛某出具书面声明书一份，内容为“本人（被告梁某）和薛某真心相爱，准备近期结婚。为此，在2002年2月我们购买住房一套，住房总价23万元，父母首付房款8万元，十年期房贷15万，房屋产权现有署名本人和本人父亲。本人诚心与薛某相爱一生，婚后剩余房贷由我和薛某共同偿还。从结婚之日起，该房产只为薛某和本人所共有，其中薛某占总房产的百分之五十。特此声明！”
该书面声明落款处有被告梁某及其父母共三人签名。书面声明签署后三日，原告薛某和被告梁某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婚后房屋贷款由原告薛某和被告梁某共同偿还，原告咨询房产部门得知房屋有贷款情况下无法办理产权变更手续。2008年，薛某和梁某感情破裂，梁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未列房屋为共同财产。薛某向法院另案提起房屋确权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房屋为原告与被告梁某的共同财产、确认原告占有该房屋50%的份额。并要求判令两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房屋产权变更手续。
被告梁父答辩时当庭提交书面撤销赠与声明书，并称此协议属于房屋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中赠与合同的相关规定，在不动产未办理变更手续前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故其提出撤销。被告梁某与其父答辩意见相同，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薛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薛某认为此协议应当定性为夫妻财产协议，因涉及第三人财产权利，第三人书面表示予以放弃，此协议的形成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协议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此声明书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问题。后经法院多次居中协调，原被告达成调解，以调解书方式予以结案，原告获得了约房屋价值40%的补偿。
上述案例以原被告双方握手言和的方式结案，法院从而也不必再为协议的定性以及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认定，但作为案例的代理律师，笔者的困惑仍未解决，笔者认为此案主要涉及以下法律问题：1、此份协议属于赠与合同还是夫妻财产协议？2、如定性为夫妻财产协议，涉及到共有人财产的，如何处理？3、如定性为夫妻财产约定，该约定与物权法中不动产登记制度冲突如何解决？针对以上疑惑，笔者进行探讨。
二、此类协议的定性，属于赠与合同还是夫妻财产协议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一章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除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司法实践中，占很大比例的夫妻财产约定是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的婚前财产约定为共同财产。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处理相关财产主要依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从本案的被告将其婚前个人财产约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来看，确实属于丈夫将其婚前个人财产中的部分权益赠与给妻子，达到与妻子共有的目的，并且是无偿的，从而从表面现象看符合赠与合同的特征。同时观察被告梁父的行为，约定其作为共有人向原告转移房屋产权也符合赠与合同的一般特征，但此协议是以婚姻为前提条件,与一般的赠与行为有重大区别。笔者认为，婚姻关系包括身份内容和财产内容,均属于身份关系。此类协议属于基于婚姻关系而发生的身份关系协议，简单定性为赠与合同值得商榷。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关于共同财产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笔者认为，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立法角度而言，婚姻法中夫妻财产约定制度是规范和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合同法中赠与合同的条款是规范和调整赠与合同关系的，两者有显著地区别，主要表现在，夫妻财产约定的主体只能是夫妻关系或者预期是夫妻关系，而赠与合同则完全不受此限制。也就是说，夫妻财产约定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双方的身份关系，并以双方的身份关系为基础订立相关财产约定，如果没有缔结婚姻关系，夫妻财产协议根本无法生效，反观赠与合同，合同主体并没有任何限制，赠与人出于特定目的，无偿向受赠人赠与财产没有任何限制，既可以发生在夫妻这样的亲属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不具有亲属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在司法实践中，夫妻财产协议纠纷往往是在离婚案件中予以处理或者由离婚纠纷所引发，而赠与合同纠纷往往是因为一方不履行赠与合同而引发，与婚姻纠纷无关。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也有人提出，应当将此协议分为夫妻财产协议和赠与合同两部分予以审查，一部分是原告与被告梁某之间的财产协议，另外一部分是梁父与原告的赠与合同。第一部分中，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并缔结婚姻关系后生效，而第二部分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后生效。笔者认为，此观点在解决此类协议法律效力上具有研究价值，但在解决此类协议的法律性质上值得商榷。本协议的达成，是三方当事人同时协商并达成的一份协议，人为将其划分为两份协议显然不妥。虽然婚姻法第十九条所规定的财产协议应当是基于夫妻关系而在夫妻之间予以签署。但深究共有人在此协议上签名的目的，其前提恰恰也是基于婚姻关系这唯一基础，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实践中即便签署类似协议的合同当事人超过了夫妻二人，审查其依据和根源，如果是基于婚姻关系而发生的类似于赠与的行为，仍然应当认定为夫妻财产协议。
对此,法国民法有明确的规定。《法国民法典》第1527 条规定:“夫妻一方或另一方可以从约定的共同财产制中得到的利益以及因动产或负债混同所产生的利益,均不视为赠与。”针对这一条款,法国民法还专门确立了关于“夫妻之间财产性质的利益”的原则,即“夫妻之间财产性质的利益不视为赠与”。[2]因此，处理此类纠纷，不应当片面、生硬照搬法律条文，而应当突破法律条文字面意思的限制，准确客观把握案件的性质。
解决了协议的定性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本案中共有人与原告的关系问题，即：
三、此类协议如果如定性为夫妻财产协议，涉及到共有人财产的，如何处理
本案夫妻双方当事人进行婚前财产约定时不仅规定了夫妻之间的财产权属,也涉及了第三人即梁父的利益。那么，此类协议的效力如何确定呢？
笔者认为，此协议应当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法律效力，首先需要确定协议在夫妻双方之间是否有效。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取得法定夫妻财产共有权之唯一根据是基于夫妻身份而达成的协议,是否通过法律行为,是否符合物权变动形式,婚姻法均无要求。其次，再审查夫妻双方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确定协议的效力。就本案而言，被告梁父在声明书上予以签名，表示其对夫妻财产协议处分其财产的认可。
根据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共有财产的处分需要共有人的同意。被告梁父作为共有人，在其子与女友进行婚前财产约定并涉及到自己权益时，通过书面明示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权益，同意将其财产纳入儿子与女友的夫妻婚前财产约定中，该行为属于对其财产权利的放弃，是对财产权的自由处分，仍然是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如果实践中出现夫妻财产约定的标的涉及他人共有财产，并不应当一概认定有效、部分有效或者无效，而应当审查共有人是否同意或者事后予以追认。如签订的财产协议涉及共有人财产，而共有人不予追认，则夫妻财产协议仅就其有权处理部分有效；如共有人对夫妻财产协议予以追认，则夫妻财产协议全部有效。
另外，在涉及共有人或者第三人是否具有任意撤销权的问题上，虽然我国《合同法》第一章规定了赠与人在不动产权利转移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就本案而言，表像上看梁父与夫妻约定其作为共有人向原告转移房屋产权符合赠与合同的一般特征，但此协议是以婚姻为前提条件,与一般的赠与行为有重大区别。我国《合同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本文已经论述此类协议应当定性为夫妻财产约定，因此，共有人基于合同法的规定主张任意撤销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四、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与物权法、合同法的冲突及解决
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关于共同财产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该条款为夫妻财产协议的法律依据，但该条款只是对夫妻财产约定的标的、约定方式、外在表现形式等做出了规定，并未规定涉及不动产是否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该条之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生效要件主要是：（1）双方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或者未来将缔结婚姻关系。夫妻财产约定的前提基础就是双方具有或者即将具有婚姻关系，同居期间对财产约定是一般的民事契约，不应当适用此条款。如果是未婚者订立未来适用于婚姻关系的财产契约后结婚的，原先订立的财产契约即为夫妻财产契约，即婚前财产约定也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2）双方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规定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正是出于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为了避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只有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当事人才能够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如果属于达成夫妻财产约定后，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影响原契约的法律效力。（3）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必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对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或者变更夫妻财产约定。（4）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5）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夫妻财产约定是属于重大的民事行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更好的维护婚姻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
结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难得出，2001年全国人大作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已经将不动产、动产均作为夫妻财产约定的标的，既然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那么说明只要是双方达成了约定，约定在内部就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已经依据财产约定取得物权。
虽然《物权法》第9条规定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婚姻法第十九条关于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否属于物权法所称的“法律另有规定”? 即夫妻签订财产约定后取得的财产所有权,是否需要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履行物权登记手续? 对此,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均未明确。实践中，相当大比例的夫妻财产约定方式是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的婚前财产约定为共同财产，在未办理产权登记的情况下，如果严格按照物权法第九条规定执行，那么夫妻财产协议只是成立而并未生效。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又与婚姻法之精神相悖。
夫妻财产约定行为，当然需要适用法律规定，然而该行为毕竟又是以夫妻身份为前提条件,的确不同于普通财产协议。从法律效力上说，相对于我国《民法通则》这一民事基本法，《物权法》及《合同法》均为民事特别法。但就不动产物权的移转、变动而言,《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般规定，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是特殊规定。在解决夫妻财产争议原则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应适用《婚姻法》。3
因此处理此类案件时，在法律适用上应该有所区别。本案夫妻双方当事人进行婚前财产约定时不仅规定了夫妻之间的财产权属,也涉及了共有人的利益,在婚姻家庭财产关系内部,确定婚姻家庭各方财产权利之归属应适用《婚姻法》。在夫妻家庭财产关系的对外效力上,可考虑适用《物权法》，即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无公示效力,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笔者在写作本文时，恰逢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在起草过程中，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婚姻家庭案件代理工作的律师，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期待司法解释能够对此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参考文献
[1]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下册,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81 页。
[2] 许莉：《夫妻财产归属之法律适用》，《法学》（上海），2007年第12期，第48—54页。
[3] 杨晓林：《婚姻家庭法律师实务》，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51页

*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
[1]本案例为作者经办案例。
[2]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下册,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1181 页。
3许莉：《夫妻财产归属之法律适用》，《法学》（上海），2007年第12期，第48—54页。

『贰』 论述法律效力的冲突的解决机制

1、先解释法律效力的内涵与外延
关于什么是法律效力，还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是泛指法律约束力和法律强制性。不论是规范性法律文件，还是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人们的行为都发生法律上的约束和强制作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规范性文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普遍的约束作用，非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判决书、调解书、逮捕书、公证书等都不具有这种普遍约束力，只具有具体的或特定的法律效力。狭义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生效范围，即法律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间适用的效力。”尽管这种解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法律效力问题，但明显地是一种关于法律效力的发散式说明，缺乏逻辑上的严整性。并且该狭义的法律效力概念事实上所讲的是法律效力的范围，而不是法律效力这个概念本身。
2、法律效力是内含于法律规范中的对法律调整对象产生作用的能力。
其一，法律效力内含于法律规范之中。
其二、法律效力乃是法律规范对法律调整对象产生作用的能力。
法律规范由内部向外部（法律调整对象）的辐射力（包括规范力、调整力和强制力等等）。法律制定的目的，不在于法律本身，在于实现社会交往主体之间有序、自由与和谐的生活。这一目的的实现，只有法律发生效力时才可取得。因此，法律效力是法律从静态的规则走向动态的实践，从明晰的文本走向复杂的社会之力量源泉所在。
第一，法律的内部效力。它是指在国家体系内部不同板块和不同层级之间法律的效力关系问题。一国的法律体系，既有横向的板块构造，其中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以及内国法和国际法等之间事实上只能是板块的构造。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有效力关系？一国的法律，不论有多少板块构成，其效力在总体上应是互补的。不同板块之间的法律之间，发挥着构织法律秩序的整合效力。这就决定了在不同板块的法律之间，具有明显的制约、交涉和整合效力。显然，它们之间的效力是通过横向的、相互作用的机理而形成的。可见，在不同板块之间的法律间所要解决的效力问题，乃是其间的效力合作问题。
至于在不同层级的法律之间，照样存在着效力关系问题。这就是所谓法律的效力层级问题。在上、下不同的层级之间，低层级的法律要服从高层级的法律。但在同一级别的法律中，为了维护一个国家的整体秩序、安定和完整，必须在同一级别的法律之间保持效力合作。否则法律就不再是国家统一秩序的建构者，反倒是破坏者。这更需要高层级法律对低层级法律的有效制约。
我国尽管是单一制国家，在大陆完全按照单一制国家的法律层级效力准则在立法。但随着一国两制原则的施行，对于特别行政区我们实行了类似联邦制国家之不同层级间法律效力的模式。这使得我国不同层级之间的法律效力关系体现出明显的立体型和多样性的特征。
第二，法律的外部效力。它是指法律对其调整对象的作用能力。外部效力强调的是其实践意义的效力。法律被公认为是有别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理性，因此，法律制定的意义不在于仅仅追求逻辑形式上的圆满（当然，这很重要），而在于法律制定后能否以规则来对社会实践或者主体交往行为发挥实际效力。
首先，法律的空间效力。它所指的是法律在什么空间范围内有效的问题。可以将空间效力分为域内效力和域外效力两个方面。
其次，法律的时间效力。它是指法律能够对其调整对象产生效力的期间范围。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有：法律的生效问题、法律的失效问题和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关于前者，一般存在两种情形，其一是法律颁布即生效；其二是在该法律或其他法律中专门规定某一法律的生效日期。究竟选择何种模式？乃由立法者所决定。
关于中者，大致存在三种情况：其一是法律明定的时间效力期限届满；其二是因相关的新法律制定而使与新法律冲突的原先的旧法律自然失效；其三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不复存在。
关于后者，即新生效的法律对既往所发生的社会事件和主体行为有无追溯力的问题。如有，则为有溯及力；如无，则为无溯及力。大体说来，各国法例中不外乎如下几种规定。即从旧原则，按此，则新法律无追溯力；从新原则，按此，则新法律完全有追溯力；从轻原则、从新兼从轻原则以及从旧兼从轻原则，按此，则新法律在符合法定条件时有部分溯及力。
3、、法律的合法性效力－－实质合理性追求
法律效力的逻辑前提是什么？或者说法律为什么对人们有效力？有人说，那是因为法律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无疑，某种强制力量的存在是法律能够发挥效力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完全归诸于某种权力强制力量，显然，只能使法律被动地发生效力。虽然我们知道，不间断的强制也会形成某种自觉和“文化”，然而，这种以牺牲主体自治和自由为前提的“文化”，不去生产它也不值得遗憾。
详细论述自己来……

『叁』 论当下中国法律效力的判断标准

没明白想问什么
是指法律是不是失效吗
还是想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规章这种
北大法宝挺好用的

『肆』 论述思考题：为什么说法律效力不仅仅是法律的效力范围

法律的效力范围包括对人的效力和地域的效力。在对人效力上，存在绝对权和相对权之分，如无权是对世权，而债权则是相对的，至于地域效力如一个省市，或国家地区，或有域外效力，像国际条约则可能在所有成员国有效力。
而法律效力不仅如此，还需要法律效力的强弱，如不同的权利发生冲突了，哪个优先，如“买卖不破租赁”。还有法律效力的时间，很多权利，如形成权是有除斥期间的，若在这个期间内不行使，则不没有效力了。

『伍』 法律的层次等级如何划分

体系是以宪法（或根本法）为核心，由不同层次或等级的法律有机结合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宪法（或根本法）属于第一层次，而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等基本法律属于第二层次，基本法之下还可能有第三和第四层次的法律等等。与此相适应，较低一级层次的法律的效力是或应当是来自并服从于（即低于）较高一级层次的法律的效力，而其他所有层次的法律的效力都是或者应当是来自并服从于第一层次的宪法或根本法的效力。
－－姚建宗：《法律效力论纲》，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0页。

在法学理论中，法的效力层次有时也被称为法的效力等级，或法的效力位阶。影响法的效力层次的因素主要有：（1）制定主体；（2）适用范围；（3）制定时间。
法的效力层次的一般规则，即指不同等级的主体制定的法有不同的法的效力，等级高的主体制定的法，效力自然高于等级低的主体制定的法。在各个法的体系中，法的效力层次要贯彻以下两个规则：（1）在整个法的效力层次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2）除宪法的效力统摄所有法的效力之外，上一级法的效力均高于下一级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层次除要贯彻它的一般规则外，由于法的复杂性，法的效力层次还存在一些特殊规则：（1）特别法效力优于一般法；（2）新法优于旧法；（3）法律文本优于法律解释。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2页。

法的效力层次就是指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各种法的渊源中，由于其制定主体、程序、时间、适用范围等不同，导致各种法的效力也不同，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法的效力等级体系。
法的效力层次遵循一定的原则，主要包括：（1）宪法至上原则；（2）等差顺序原则；（3）特别法优先原则；（4）实体法优先原则；（5）国际法优先原则；（6）后法优先或新法优先原则。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4页。

由于法律本身是有层次或等级划分的，因而其效力当然具有层次或等级性。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如果是地方性的法律，则其效力范围施于其所辖地方范围内。全国性法律的效力层次高于地方性法律的效力层次。
我国法律的效力层次是多层次性的结构体系。在法律效力层次结构体系中，各种法律的效力既有层次之分，又有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我国法律效力体系。对于法律效力层次的具体划分，尚有不同看法，但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
最高层次：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第一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效力层次属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为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层次为第三层次。
地方层次：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法规，包括一般性地方法规和自治地方法规，特别行政区地方法规，其法律效力的层次为地方层次。
－－张根大著：《法律效力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81页。

可以根据法律的位阶高低来识别法律效力的层次高低。识别法律效力层次高低的具体标准主要有三条：（1）根据主体识别。立法主体的地位高，其制定出来的法律的效力层次也相应比较高。（2）根据立法依据识别。一个法律依据另一法律而制定，则这个法律的效力层次低于另一个法律的效力层次。（3）根据效力范围识别。如果是全国性的法律，则其效力范围施于全国，法的有效条件是指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生效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法的有效条件就内部环境而言，有以下几点：（1）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2）必须与上一等级的法律规范不相冲突或抵触；（3）法律规范必须在它约束的时间、对象和范围之内才有效。就外部环境而言，其条件为：（1）它必须是在合法政权机关的制定或认可下产生的；（3）它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国家强制力保障。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应然法律效力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全的应然法律效力；第二个层次是相对的应然法律效力。
完全的应然法律效力，它是指某一法律在生效日之后失效日之前这一连续的时间段中法律所具有的应然作用力。相对的应然法律效力，它是指某一法律在其公布后生效日之前这一时间段和法律失效日之后因溯及力问题仍被适用而产生的某一时间段中法律所具有的一定条件下的应然作用力。
－－张根大著：《法律效力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由于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因此，后一个规范便成了前一个规范的效力的理由。调整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和另一个规范之间的关系，用空间比喻语来说，可以表现为高级和低级的一种关系。
－－[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凡是这样一个承认规则被接受的地方，就为私人和官员提供了确认主要的义务规则的权威性标准……在一个有各种不同的法的“渊源”的现代法律制度中，承认规则相应地比较复杂：即确认法的标准是多重的，通常包括一个成文宪法，立法机关的法规和司法判例。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将这些标准排列为相应从属和优先的次序的方法，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作出规定。正是按照这种方法，在我们的制度中，“普通法”从属于“制定法”。
－－[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页。参考资料：http://www.haolawyer.com/wiki/doc-view-19923.html

『陆』 什么是法律的效力等级

法律效力的等级 标签: 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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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以宪法（或根本法）为核心，由不同层次或等级的法律有机结合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宪法（或根本法）属于第一层次，而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等基本法律属于第二层次，基本法之下还可能有第三和第四层次的法律等等。与此相适应，较低一级层次的法律的效力是或应当是来自并服从于（即低于）较高一级层次的法律的效力，而其他所有层次的法律的效力都是或者应当是来自并服从于第一层次的宪法或根本法的效力。
－－姚建宗：《法律效力论纲》，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0页。

在法学理论中，法的效力层次有时也被称为法的效力等级，或法的效力位阶。影响法的效力层次的因素主要有：（1）制定主体；（2）适用范围；（3）制定时间。
法的效力层次的一般规则，即指不同等级的主体制定的法有不同的法的效力，等级高的主体制定的法，效力自然高于等级低的主体制定的法。在各个法的体系中，法的效力层次要贯彻以下两个规则：（1）在整个法的效力层次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效力的。（2）除宪法的效力统摄所有法的效力之外，上一级法的效力均高于下一级法的效力。
法的效力层次除要贯彻它的一般规则外，由于法的复杂性，法的效力层次还存在一些特殊规则：（1）特别法效力优于一般法；（2）新法优于旧法；（3）法律文本优于法律解释。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2页。

法的效力层次就是指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各种法的渊源中，由于其制定主体、程序、时间、适用范围等不同，导致各种法的效力也不同，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法的效力等级体系。
法的效力层次遵循一定的原则，主要包括：（1）宪法至上原则；（2）等差顺序原则；（3）特别法优先原则；（4）实体法优先原则；（5）国际法优先原则；（6）后法优先或新法优先原则。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4页。

由于法律本身是有层次或等级划分的，因而其效力当然具有层次或等级性。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如果是地方性的法律，则其效力范围施于其所辖地方范围内。全国性法律的效力层次高于地方性法律的效力层次。
我国法律的效力层次是多层次性的结构体系。在法律效力层次结构体系中，各种法律的效力既有层次之分，又有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我国法律效力体系。对于法律效力层次的具体划分，尚有不同看法，但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
最高层次：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第一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的效力层次属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的效力为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层次为第三层次。
地方层次：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法规，包括一般性地方法规和自治地方法规，特别行政区地方法规，其法律效力的层次为地方层次。
－－张根大著：《法律效力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181页。

可以根据法律的位阶高低来识别法律效力的层次高低。识别法律效力层次高低的具体标准主要有三条：（1）根据主体识别。立法主体的地位高，其制定出来的法律的效力层次也相应比较高。（2）根据立法依据识别。一个法律依据另一法律而制定，则这个法律的效力层次低于另一个法律的效力层次。（3）根据效力范围识别。如果是全国性的法律，则其效力范围施于全国，法的有效条件是指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生效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法的有效条件就内部环境而言，有以下几点：（1）必须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2）必须与上一等级的法律规范不相冲突或抵触；（3）法律规范必须在它约束的时间、对象和范围之内才有效。就外部环境而言，其条件为：（1）它必须是在合法政权机关的制定或认可下产生的；（3）它必须有合法有效的国家强制力保障。
－－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应然法律效力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完全的应然法律效力；第二个层次是相对的应然法律效力。
完全的应然法律效力，它是指某一法律在生效日之后失效日之前这一连续的时间段中法律所具有的应然作用力。相对的应然法律效力，它是指某一法律在其公布后生效日之前这一时间段和法律失效日之后因溯及力问题仍被适用而产生的某一时间段中法律所具有的一定条件下的应然作用力。
－－张根大著：《法律效力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由于法律规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按照另一个法律规范决定的方式被创造的，因此，后一个规范便成了前一个规范的效力的理由。调整另一个规范的创造的那个规范和另一个规范之间的关系，用空间比喻语来说，可以表现为高级和低级的一种关系。
－－[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凡是这样一个承认规则被接受的地方，就为私人和官员提供了确认主要的义务规则的权威性标准……在一个有各种不同的法的“渊源”的现代法律制度中，承认规则相应地比较复杂：即确认法的标准是多重的，通常包括一个成文宪法，立法机关的法规和司法判例。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将这些标准排列为相应从属和优先的次序的方法，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作出规定。正是按照这种方法，在我们的制度中，“普通法”从属于“制定法”。
－－[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页。

『柒』 论述法律效力

你好！

法律有同等复效力
法律解释制：
（一）立法解释

立法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区别在于对于立法解释的主体即立法机关和立法解释的对象即法律的不同理解。

在我国立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人大各部门委员会以及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二）行政解释

行政解释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

（三）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做的解释。司法解释分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和这两个机关联合作出的解释。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有原则性分歧时，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

希望能帮到你，望你采纳。

『捌』 论述法律效力的本源

法律效力释义：
法律效力通常是指法律的保护力和约束力，具体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对其调整对象所具有的普遍的支配性力量。此种力量如果对主体行为是正面的、积极的，即法律的保护力；此种力量如果对主体行为是抑制的、消极的，即法律的约束力或强制力。
法律为什么能够约束主体、保护主体？法律效力作为法内在的一种“力”，此种“力”是从何而来的？这就涉及到法律效力的来源问题。西方关于该问题的探讨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自然法学派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始终坚持法有善恶之分，恶法非法，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本质特性。因此法律效力必须来源于法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法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权威使人们由衷地尊重法并信守法。以道德标准证成法律效力的原因主要是：（1）证成一个判决或法规的理由包括着义务论或功利论等道德判断；（2）法与社会现实一致，而社会现实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所持有的道德态度、原则、理想、价值和行为的复合；（3）不正义的法律和政令总是激起人民的反抗，从而丧失约束力。自然法学派将法律的正当性作为法律效力来源的前设条件和原因，一个规范当且仅当其被称为法律规范时才是有效力的。
（二）实证法学派坚持法仅仅是“实际上如何的法”，拒绝讨论“应然”意义上的法。在法律效力来源上，实证法学派侧重从规范的形式要件角度和逻辑角度进行讨论。例如，奥地利法理学家凯尔森认为规范的效力不能咋爱现实中寻找，而只能到规范赖以存在的其他规范中寻找。一个共同体的法律构成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一个规范的效力来自一个另一个较高的规范；此较高的规范的效力来自一个更高的规范；最终，法律规范的效力来自一个基本规范。该基本规范时最高的规范，其效力不是从更高的效力中派生出来的。因为“它不是立法的产物，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被预定为有效力；而它之所以被预定为有效力，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预定，个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解释为法律行为，尤其是创造规范的行为”。
（三）社会法学派的观点
社会法学派认为法律史一个“事实的概念”。判定一个规则是否有效，要从该规则是否被民众遵守，是否被官员适用，立法者赋予该规则的目的是否实现等角度进行衡量。那些从来没有或无法持续进行社会调控的法律规则是没有效力的。法律对社会成员的实际或事实上的制约和保护，即法律的“实效”，是法律的标尺和基准。
（四）社会心理学派的观点
该派认为法律效力源自人们对法律的心理态度。法律对民众和官员心理施加了影响，使民众和官员认为法是有约束力的，从而使得民众愿意以法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官员在行动中适用法。因此，“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