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反腐

㈠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法院监察部门怎么改

一、关于实行垂直管理的领导体制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领导体制在我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古代监察机构独立自成系统，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监察官员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的监察官员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监察首长任命，有事可向监察首长汇报也可直接向皇帝奏报，基本上是与各级行政机构相分离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长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归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与知州平坐，有权随时向皇帝报奏。[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院地位独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试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约。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为防止腐败，在党中央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关建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基层建立了工人监察组织。并强调监察机关的地位要相对独立和具有高度权威性[④]。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委平行设置。
现行体制下，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深圳市除外）。《党章》和《监察法》均规定，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要接受服从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还要接受和服从上一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纪检机关作为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监督的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并对同级党委政府负责。与此同时，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考核、任免、调动及经费开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监督对象即同级党委政府手中，明显造成了监督制约机制应具备的相对独立性和实际隶属关系上非独立性的矛盾，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从现实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对党政“一把手”和同级党委的监督往往处于“虚监”、“弱监”甚至“禁监”的境地。特别是在一些党风不正的地方，纪检工作往往得不到党委的支持，少数领导干部对坚持原则的纪检干部故意刁难、设置障碍，或直接插手干预，严重影响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近年来查处的大量各级党政“一把手”腐败大要案件证明，纪检监察机关的“任重权轻”必然造成监督的薄弱环节甚至留下监督的“真空”。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完善的、成熟的监督体制应具有以下三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一是必须对其监督对象进行全面的监督；二是监督制约的力度必须与监督对象的职位和权力相适应；三是监督制约过程必须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⑤]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办公经费完全由上级部门统一拨付，领导班子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选派，工资，福利等与地方脱钩，干部的人事编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纪检监察机关不再承担与反腐倡廉无关的其他工作任务。同时，实行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革，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人员编制、干部管理与经费保障等由原派出纪检监察机关统一管理。由于中央纪委、监察部仍受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时还接受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以及政协民主监督、社会监督与系统内部监督等方面的监督制约，避免了反腐败机构自身腐败以及“谁来监督制约纪委”的问题。在积极稳妥推进垂直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先对现行双重领导体制予以进一步完善，如将纪检监察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干部管理和经费管理等重大权力上收到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纪检监察机关自行处理同级党委管理的干部的权限，将同级党委管理干部的立案决定权和重处分决定权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等，实行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管理为主、同级党委政府管理为辅”的新双重管理模式，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贪污贿赂调查局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双重领导体制的框架，革除制约反腐败深入进行的体制弊端，全面实施某种程度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路径选择。对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关于组建专门反腐败机构问题
当前我国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众多，在惩治腐败上主要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三驾马车”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纪检监察机关主要履行党员干部、政府官员违纪违法腐败行为前期调查职能，检察机关的反贪局专门从事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打击工作，公安部门经济侦查部门负责管辖经济方面犯罪案件。在预防腐败方面则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预防腐败局以及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承担。另外，审计、海关等单位和部门也具有一定的打击腐败的职能。反腐败机构众多、职能分散，各反腐组织之间协调性不足，是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当说，当前反腐败协调小组在协调查办案件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自地位、性质不同，办案对象、办案手段也大相径庭，反腐败协调小组应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发挥，难以形成查办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败协调小组主要是一种松散型协调议事机构，不具有最终决定权，其决议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确，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海尔布鲁恩的归纳，当今世界各国的反贪机构可以划分为4种模式：第一种是全能模式，反贪机构具有侦查、预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第二种是侦查模式，反贪机构规模小但侦查权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第三种是议会模式，反贪机构独立于行政和司法机构，只向议会报告工作，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种是多部门模式，一些部门相互独立，共同承担反腐败职责，如美国联邦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腐败预防功能与司法部侦查、起诉职能相互补充，共同减少腐败[⑥]。从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廉洁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来看，大多数采用第一种或第二种模式，即成立高度独立、高度综合、充分授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仅用了4年时间，清除了香港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绝大多数腐败，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反腐败成功；新加坡成立贪污调查局专门从事反腐败工作，仅用了五六年时间便实现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本好转。
鉴于当前我国反腐败机构众多、法律规定零散、职能重合甚至冲突的现状，建议对当前各个反腐败机构进行重新整合，最终的目标是整合为只有一个反腐败机构，即把目前分布于党、政、司法系统的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院的反贪局、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等都逐步纳入整合改革范围，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主体，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高度独立、权限高度集中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即预防和惩治腐败局，与纪检监察三块牌子，合署办公。预防和惩治腐败局内按预防教育、调查侦查、查办惩处等职能设置内设机构。并制定《反腐败法》，参照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的设置，赋予专门反腐败机构有权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嫌疑人；没收贪污罪犯的全部贿赂；检查和冻结嫌疑人的银行账户，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账目；入屋搜查、检查和扣押认为可以作为证据的任何物品；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提供调查人员认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内部资料。甚至有权对所有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跟踪等特殊侦查活动等。专门反腐败机构同时拥有党政纪律调查权与腐败犯罪调查权，二者彻底整合而无需加以区分。专门反腐败机构既可调查腐败犯罪案件，也可调查党员违纪案件，而无需在机构和执法过程中进行区分。[⑦]专门反腐败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实行机构独立、成员独立、经济独立，不受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领导、制约，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负责，保证其应有的独立性。其理由在于：第一，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渎侦部门受各自办案手段、查处范围及对象的限制，且独立性与权威性不强，难以形成反腐败合力，不利于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成立专门机构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权威性，有利于有效整合现有资源，不但可以继续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优势，而且有利于打击与预防、教育相结合，从源头上打击腐败行为。第二，由于纪检部门不是执法主体，无法律赋予的侦查权与司法强制权，办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专门反腐机构并立法后可以较好解决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办案手段法律依据不足的缺陷，实现反腐败主体、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原则，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检察机关并不合适，由于其作为侦查主体行使特定侦查权，同时其又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必然形成自我监督的情况，与现代法治精神与原则相违背。第四，从世界反腐败趋势来看，成立高度独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已成为各国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正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
三、关于提升纪检监察机关地位问题
监督是对掌握和应用权力者实施的行为，因此，对监督者来说，需要有比被监督者更高的权威，才能有效对其实施检查督促甚至剥夺权力。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权威性不够强，特别是在监督同级党委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其一，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级地位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纪检监察机关职级地位低于同级党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机关和政协机关。正是由于纪检监察机关与被监督对象在地位上的不对等性，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其二从纪委书记的地位来看，目前纪委书记仅作为地方同级党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开始的地方党委换届中，党委副书记这一层级被大量削减，新任命的纪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样由党委副书记兼任，而是仅作为同级党委的一名常委。虽然2009年中央纪委、中组部等联合发文明确规定县级纪委书记的常委职务排序按任同级领导职务的时间，排在资历相同的常委前面。但这一规定仅适用于县一级，其他层级并未明确。导致地方各级纪委书记在同级党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对于履行《党章》所赋予的协助同级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在现行格局下既不便于协调，也无法协调。
监督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监察、督促和处置。如果监督一方的权力过小，不能对被监督一方行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与抑制，这种监督必然是无力的，其效果将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地位，提升纪委书记与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在领导班子中的话语权，并授予纪检监察机关与其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的权力，以实现监督这一权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纪委升格。将地方纪委级别升格为与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相同，这样，就能够使监督方的权威性更高，监督威慑力更强，从而对被监督方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从理论上讲，实行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政府级别地位相同并非没有法理依据。《党章》第二十五条规定，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同级党的委员会和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与同级党委都是由同级党代会选举产生，向党代会报告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委已不再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而是一个与其平行的机构。[⑧]因此，提升纪委的政治地位与机构级别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二是提升纪委书记和监察局长的职级地位与话语权。建议对地方纪委书记仍按照2006年换届之前的格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同时，对监察局长实行高配一级，并赋予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在领导班子中更多的话语权，如对“三重一大”事项安排的监督权，对违法决策或违反法定程序决策的否决权等。
四、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问题
纪检监察机关是专门履行党内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职能的机关，其工作性质与工作任务决定了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管理，干部考核管理机制与晋升激励机制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不同。由于工作任务的特殊性，纪检监察干部往往被孤立、排挤，甚至遭到打击报复。在干部选拔推荐投票中，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往往因为得票率较低而难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检监察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香港《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政专员及其管辖职员不受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之职权管辖，故不是公务员”。廉署成员体系与政府公务员体系相互分离，自成一体，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员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务员任用制度，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管理。借鉴香港关于廉政公署的管理体制，建议对纪检监察干部任用选拔与其他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相互分离，出台单独的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规定，明确规定纪检监察干部提拔任用的标准、条件、程序，从而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干部晋升渠道。
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纪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腐败犯罪现象不断趋于“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败手段层出不穷，纪检监察工作的专业性与技术性越来越强，对纪检监察干部办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是适应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任务、提高反腐败斗争有效性的迫切需要。当前，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上，主要存在着专职不专、准入机制不完善、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要着重完善四项机制。一是职责界定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职工作，又要从与性质、职权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搞越俎代疱，大包统揽。二是干部准入机制。参照法官、检察官的管理模式,对纪检监察干部实行资格准入制。三是干部职业化机制。着重建立一支以纪检监察为专门职业和终身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地位和职业保障的干部队伍。四是教育培训机制。

㈡ 法院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应突出抓好哪几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全国法院系统反 腐倡廉要突出抓好四个方面工作。

这四个方面，一是以构建人民法院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 系为重点，加大源头治理的力度；二是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中，紧密结合典型违纪违法案 例，认真开展警示教育，使广大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心灵上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三是针对典型违纪违法案例暴露出的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认真整改，建章立制；四是注重抓早、抓小、抓苗头，对违纪违法行为绝不能养痈遗患，要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继续保持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坚决查处害群之马。

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王胜俊指出，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反 腐倡廉工作，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法院队伍，以司法廉洁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全国法院纪 检监察部门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领导，注意调动各部门、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积极性，做到工作有方向，工作有合力；要一以贯之地加强队伍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要保持纪检监察队伍的稳定性和高素质，促进整体工作能力不断增强；要一以贯之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增强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要一以贯之地恪尽职守、积极进取，敢于监督检查和依法执纪办案，提高查办大案要案的能力；要一以贯之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

最高人 民法院党组成员、中 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 院纪检组组长李玉成强调，要把严肃整治一些法院存在的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作为反 腐 败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庭审作风专项检查，继续巩固治理乱收费等工作的成果；坚持标本兼治、纠建并举、常抓不懈，切实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健全和完善维护群众利益的制度体 系。

㈢ 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四梁八柱";哪四梁哪八柱

四梁八柱并不是具体到哪四梁、哪八柱，而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治国理政新理念框架的形象的比喻。

例如全面从严治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每一方面都需要用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从制度上构建一个基本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四梁八柱”，既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需要，也是保证党自身先进性纯洁性的需要，更是党执政并长期执政的要求。

(3)法院反腐扩展阅读

“四梁八柱”，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一种建筑结构，靠四根梁和八根柱子支撑着整个建筑，四梁、八柱代表了建筑的主要结构。古人可能想不到，这个词今天会用来形容包括改革在内的制度框架。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编著的《中国经济新方位》一书提出，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突破；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全面铺开，完善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四梁八柱”的主体框架的构建，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里程。

在司法体制改革领域，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10项改革，奠定了法院系统改革的“四梁八柱”。

在医疗改革领域，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示，2017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路线图、时间表细化为施工图，建立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和综合监管制度。“我们今年要把深化医改的立柱架梁任务做好。”

㈣ 原告不到庭法院该怎么办

如果原告不到席，法院会按照撤诉处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百四十三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四十五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4)法院反腐扩展阅读：

人民网郑州2015年4月14日电 近日，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借贷纠纷案件，开庭时因原告不及时到庭，法院依法裁定案件按撤诉处理。传票规定下午三点开庭，谁知原告迟迟不到庭，法官依法裁定按撤诉处理。

原告魏某诉状称：

在2014年的3月和8月，杨某先后两次向自己借钱，共计7万6千元，并写明了借款用途和还款时间。但借款到期后，魏某多次催要，杨某未能偿还。期间，双方因房屋买卖发生争议。杨某认为，其中有一张欠条是因房屋买卖形成的，现房款已经结清，他不应还款。

但魏某出具的这两张欠条写明借款用途为上货急用钱和孩子上学借款。此款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未付，原告于2015年3月12日将杨某诉至法院。

法院受理后，依法向原被告双方送达了出庭传票等法律文书，但原告魏某在传票规定的下午三点准时开庭的时间，不准时到庭，而在四点多后不慌不忙地来到法庭，要求开庭。

法院告知原告，因其经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已依法按撤诉处理。原告听后，后悔不已，表示接受按撤诉处理。

㈤ 犯罪人占总人数的多少

以下信息摘自《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一、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2.3万件，判处罪犯118.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2%和2.2%。依法严惩暴力恐怖等严重刑事犯罪。
二、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的意见，依法严惩天安门“10?28”、昆明“3?01”等暴力恐怖犯罪。各级法院审结煽动分裂国家、暴力恐怖袭击等犯罪案件558件，判处罪犯712人，同比分别上升14.8%和13.3%。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推进打黑除恶工作，审结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杀人、抢劫、绑架等犯罪案件24.8万件，判处罪犯30.4万人；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0.7万件，判处罪犯11万人。
三、依法严惩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坚持铁腕反腐，依法惩处刘铁男、李达球等一批腐败犯罪分子。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3.1万件4.4万人，同比分别上升6.7%和5.2%。其中被告人原为厅局级以上的99人，原为县处级的871人。加大对行贿犯罪打击力度，判处罪犯2394人，同比上升12.1%。会同有关部门起草没收违法所得司法解释，启动缺席判决没收外逃腐败分子违法所得程序。积极参与海外追逃追赃工作，决不让国外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
四、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亿元。审结金融诈骗、内幕交易等经济犯罪案件5.6万件，判处罪犯7.3万人。
五、依法严惩侵害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惩处力度，对组织策划、多次参与、拐卖多人的罪犯，坚决依法严惩。继续落实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高压态势。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件，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876人。会同有关部门出台指导意见,依法制裁家庭暴力行为。

㈥ 著名社会学家王竹森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百科智库内容

著名社会学家王竹森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网络智库内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内贯彻容落实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解决人民群众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把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行动理念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当中去。现在，国家有监委，纪委，全国人大，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扫黑除恶督导组，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诸多接受人民投诉，反映人民声音和民生能为广大人民排忧解难的部门。但是，其现实效果不容乐观，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仍然不能顺利的得到解决处理。仍然存在着维权难，监督难，反腐难，上访难，投诉难，打官司难，民告官更难等难点和问题。上述问题，违背了党中央和宪法的意愿，给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给人民带来不该有的麻烦，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稳定发展，故建议在主题教育活动和 国家治理过程中，引起重视，加以解决。{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国家改革网络智库}

㈦ 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做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监察对象对监察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作出决定的监察机关申请复审，复审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监察对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在二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复审、复核期间，不停止原处理决定的执行。复核机关经审查，认定处理决定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7)法院反腐扩展阅读：

2017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公布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重要内容。

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监察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总结反腐败斗争经验、巩固反腐败成果的制度保障，主要任务是：

一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举措。监察法为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在反腐败工作领域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二是实现监察全覆盖。在我国，“政府”历来是广义的，而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察范围过窄。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实现由监督“狭义政府”公职人员到监督“广义政府”公职人员的转变，使监督不再有空白地带。

三是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组建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解决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职能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职能交叉重叠问题，有利于形成反腐败合力。

四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写入法律，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

参考资料：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㈧ “倒查20年”，除了煤炭领域还有哪些领域可以这样查

还有建筑施工领域，大型的工程很多都是有猫腻存在的，比如大桥，高速，山洞隧道等机械化大工程，被承包商卷了好几层，肯定有好多问题

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什么方针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反腐倡廉，是我党治国理政的生命线。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尤为重要，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建设事业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成败。

因此，人民法院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反腐倡廉，把反腐倡廉贯彻到法院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净化执法风气，优化司法环境，纯洁司法队伍，依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9)法院反腐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视频会议强调，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做到查案工作无禁区、无特区、无盲区。

会议指出，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人民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法院还不同程度存在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不到位、组织纪律执行不到位、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四风”问题久禁不绝等问题，对法院干警存在的违纪违法情况必须高度警醒。

最高法要求，要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密切注意“四风”问题的新动向，决不让“四风”回潮复燃。

对不收手、不知止、规避组织监督以及吃拿卡要、冷硬横推、庸懒散松等侵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的一律从严查处。

最高法同时要求，要坚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要突出惩治司法领域腐败重点，继续把查处法院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失职渎职和审判执行人员以案谋私问题作为纪律审查工作的重点，尤其要把利用腐败潜规则进行权钱交易、在办案法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当诉讼掮客的法院干警作为从严查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