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官

Ⅰ 在德国，法官这么干不会被处罚吗

不会，德国法官拥有审判豁免权，不会因为裁决而受处罚，当然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奇葩法官，别在意

Ⅱ 在法国和德国等传统大陆法系的国家，警察有没有必要的时候入屋搜查权，不需要法官签署的文件

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
无论什么法系，都是警察取证在先，法院根据证据处理在后！这还没进屋呢，法院凭什么签署文件？！

Ⅲ 一个电影一个人被法官判刑，然后被叫挖石头，和一个人一起逃狱，另一个人被枪打中，然后从德国还是那个

后面有点像 威尔史密斯的《国家公敌》，前面的情节不吻合 还有一个是 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

Ⅳ 德国法院大法官的人数是双数而不是单数

你好！第一，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首席大法官只有一位。大法官若干名。第二，因法系不同，所有各国首席大法官任命程序、任期等都不尽相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Ⅳ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吗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各个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 有所区别：
（一）美国的积极和解
在美国，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以和解解决，真正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长期以来并非法官积极介入的结果，而是当事人的律师之间协商的产物。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制定之时，美国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极”仲裁人的形象。为了克服发现程序的滥用等导致的诉讼延迟、费用过高等弊端，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第5项规定：“审理前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审理前会议或者通过电话达成协议，以便使争议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1]这条的修改使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美国由司法消极主义向司法积极主义的转化。法官不仅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机会或者对话渠道，更有可能成为调解人主动进行调解。实务中很多法官也认为在审前会议中由法官主导，积极促进和解才是对付案件数量增加和诉讼迟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国的申请“合意判决”
英国的诉讼和解与美国有许多相通之处。英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具备强制执行力。要获得此种效力，必须申请“合意判决”。申请“合意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录在法院的裁决上，这种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制作“Tomlin”裁定。[2]英美两国诉讼上和解性质为私法行为，故和解协议如有瑕疵，可援用无效或可撤销予以救济。
（三）德国的劝告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是德国一项重要诉讼制度。1877年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起诉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为强制和解。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到何程度，法院应该注意使诉讼或者各个争点得到和解解决。在诉讼中劝告和解成为德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职责。法官劝试和解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属“调审合一”模式。在德国，法官的和解劝告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于双方当事人对席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征。从法院在诉讼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国的诉讼和解可谓是“法官主导型”。
（四）法国的劝试和解
法国的立法非常重视诉讼和解。1935年法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首次将法官劝试和解规定其中。现行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当事人劝试和解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导下和解；法官在认为有利的时间与地点均得试行和解等。总之，法国诉讼和解的理念与德国基本一致。但是法国的法官对诉讼和解则采取消极态度。
（五）日本的尝试和解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尝试和解”。法官为实现和解积极地进行周旋工作。日本诉讼和解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诉讼程序判决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审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审之诉要求撤销。
从上述各国关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来看，诉讼和解的发展经历了由消极的法官介入到积极的法官介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诉讼和解制度的一大亮点。尤其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也在不断调整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这说明了在两大法系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都认识到了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或绝对的职权主义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配置他们之间的权利。

Ⅵ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教育的不同

“在大陆法系国家，回避是针对法官而言的，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回避对象集中于陪审团审判案件中的陪审员。以美国为例，除了陪审员之外，美国的法官通常也会因违反“正当程序”条款而被申请回避②，在美国对法官相关司法行为的规范并未具体体现在诉讼程序规则中，而是由《司法行为准则》以及《法官伦理行为准则》加以补充调整。然而，即便如此，法官的回避也不是回避制度的重心，美国联邦民事、刑事诉讼规则仅对陪审团成员的回避作了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成员才是回避的主要对象。
在美国对申请法官回避，并不要求证明法官事实上已经执法不公，存在偏见，只要能够证明存在偏见的“可能性”即可，而且这种“可能性偏见”的判断标准，则是宪法修正案第六条“正当程序”条款。判例实践中，下列情况通常视为申请法官回避的理由:法官与本案有经济利益或私人关系(withorwv.Larkin，1975);法官的薪金与他对被告人做出的罚金数额相关T(umeyv.ohoi，1927);被告人受到藐视法庭指控主要是因为对本案庭审法官过多的人身攻击行为(Mayberryv.Pa，1971)。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恰相反，法官是回避的主要对象。如法国民诉法第339条至第355条，法国刑诉法第668条、669条规定了法官的回避问题。德国民诉法第41条至48条，德国刑诉法第22条、第24条规定了法官的回避问题。陪审员虽然也是被作为回避的对象，但没有像对待法官回避那样，用专章或专门一编来规定，仅是附带提及。如德国刑诉法第31条的规定。法国刑诉法第7编“回避”中没有提到陪审员的回避，而是在“开庭”一章第二节“审判陪审团的组成”(第297条)中规定了对陪审员的回避。
另外，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中还规定了其他人员的回避问题。德国民诉法在第49条规定了对法官回避的规定准用于书记官，并且由书记官所属的法院裁判之。在日本，回避的对象也不限于法官，也适应于助理法官、书记官、执行官以及家庭法院的参与员。对于这些人员的回避裁定和法官处理的程序及原则同等对(日本民诉法第27条)，并且鉴定人也是回避的对象(日本民诉法第214条第l款)。
大陆法系国家诉讼法普遍对于回避的理由做出了详细规定。同样地，德国民诉法第41条对法官自行回避的理由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而申请回避的理由依德国民诉法第42条规定，每个当事人可因法定的自行回避理由或者由于担心偏颇而申请某法官回避。德国刑诉法第22条、第23条同样也对法官的回避理由一一明文列举。与对待法官一致实行有因回避的做法不同，法、德两国对于陪审员回避的态度截然不同。法国对陪审员实行无因回避。日本新民诉法第23条规定了法官回避的原因同法国和德国没有本质差别。日本刑诉法第20条、第21条详细列举了日本的法官应当受到排除、不得执行职务的原因。另外，除某些情况以外，被申请回避的法官应当对回避申请提出意见书。
德国诉讼法规定了，在回避申请的裁判发生既判力之前，只允许法官进行那些不能迟误的行为(德国民
诉法第47条，德国刑诉法第29条)，而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因法官被自行回避或者被成功申请回避而无效。法国民诉法的规定更为严苛:法官一经接到通知的回避申请，即应自行回避，直至对该回避申请做出裁判决定;紧急情况下，得指定另一法官进行必要的办案活动，甚至依职权指定之(法国民诉法第346条)。”
以上内容均摘自《诉讼回避制度研究》 翁彤彦 南京师范大学（论文），仅以材料方式提供，如果要引用请一定尊重作者著作权

Ⅶ 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的法官被如何处置

《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是战后德国第一部全面深入探讨和批判纳粹时代的司内法理论与实容践的著作。作者英戈.穆勒以翔实的史实为依据，大胆地探究了第三帝国时期德国司法系统（尤其是法院）对纳粹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而从反面论证了司法独立、法官独立、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基本司法原则和正当司法程序对于一个法治国的必要性。
德国司法体系对“二战”前后令人发指的纳粹罪行到底应负怎样的责任？对这一问题，战后德国法学界一直讳莫如深。

Ⅷ 简述德国的法院组织

（一）司法系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罗马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在理论上承认“议会主权”，并至今坚持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认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种源泉，那么大陆法——包括德国法——则认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传统理论认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订法律，而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甚至连法官是否应该“解释法律”都有争议，因为创造性的“解释”无异于制订法律。但在实际上，大陆法系的法院制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别。尤其是对于措辞笼统、含义广泛和历史悠久的典章，无论在何种法治国家，法院必须不时赋予典章的条文以时代含义，来弥补立法机构未能及时跟上社会需要之不足。(27) 当然，法院并不是形成司法决定的仅有机构。尤其在欧洲大陆，学者对司法规则的归纳、总结与形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所谓的法院制法，事实上是法院与法学界合作努力之结果。
与立法至上理论相联系，大陆法在理论上不承认先例规则。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条文与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决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各级法院的贯彻执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论是基层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样受立法精神所支配，并独立地按照自己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来决定案件。因此，大陆法在理论上既不承认先例的严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最高法院决定对下级法院的绝对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销下级法院决定，但下级法院无须遵照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因为其最高忠诚在于成文立法，而非上级决定。然而在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决定和先例规则极少受到违背。在这方面，就和法院制法一样，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实质差异。
和美国相比，德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分散化与专门化的显著特点。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通常无权审理仅涉及州法的案件；虽然各州法院可以审理多数涉及联邦宪法或法律的争议，但最高联邦法院是联邦宪法与法律的最终阐释者。不论在联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辖权都是集中与统一的：普通法院有权审理涉及宪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类型的所有案件。相对而言，德国的司法权力在横向和纵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横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国不存在统一的司法管辖权以处理全部领域的法律问题。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与独立的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审理民法与刑事案件，四种特别法院分别处理行政、社会、劳动、与财政争议。通过在横向实行司法管辖分工，这些法院对其本专业的法律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在纵向上，每个系统又根据等级，分成联邦、各州与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审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诉法院，联邦法院则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规定：“[1] 对于普通、行政、财政、劳动、和社会领域之管辖权，联邦应建立联邦正义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以分别作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权能的联邦部长，以及由具有权能的各州部长和同样人数的众议院选举成员所组成的法官选择委员会，应联合选择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联邦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诉法院。
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纳粹经历之重现，《基本法》第97章第二节为法官的人事、职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独立性：“除非基于法律提供的理由与形式，并通过司法决定，受到终身任命的专职法官，不得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受到撤职、永久或暂时中止职位、给予不同职位或在职务限期终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对终身任命的法官规定退休年龄之限制。当法院结构或地区发生变化时，法官可被转移到另一个法院或调离职位，但他们必须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玛时期的教训说明，在保障司法独立性的同时，民主机构必须具有适当的法律机制，以防止法院滥用其司法权力。因此，第98章第二节规定：“如果联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违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宪政秩序原则，那么在众议院的提请下，联邦宪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数，去决定该法官被给予不同职位或退休；并在故意违反的情形下，可决定将他撤职”。
（二）宪政法院的组织结构
如果美国几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权按照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那么德国的专门化法制系统，则要求成立特殊的宪政法院来处理宪政问题。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传统的立法至上原则，在通常的司法系统之上，建立了独立的宪政法院系统来专门处理宪政争议。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政法院，以处理涉及本州事务的宪政审查与司法审查。联邦宪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诉法院，并和政府的立法与执法机构同样享有宪法地位。联邦宪政法院的院长职位，仅次于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和联邦参众两院院长。《基本法》第94章第一节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及其组成：“联邦宪政法院应由联邦法官和其它成员组成。联邦宪政法院的一半成员应由联邦众议院选举，另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他们不得是联邦众议院、参议院、联邦内阁成员，或任何相应的各州政府机构成员”。
由于《基本法》只提供了一个结构轮廓，对组织与人事上具体细节之确定，被留待“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28) 1951年的组织法正式成立了联邦宪政法院。它详细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的双庭结构及各自的管辖范围、联席庭(29)的权力、法官资格、司法选择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换的条件。宪政法院分为两个庭，并各自具有独立的成员与管辖。如下详述，第一庭(First Senate)专门处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政申诉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政争议；第二庭(Second Senate)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法律审查。由于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占据全部宪政争议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过分集中，因而后来一部分司法审查案件被转移到第二庭。如果两庭之间发生管辖冲突，或一庭将偏离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时，那就由联席庭来决定两庭之间的争议。
宪政法院的法官必须至少40岁，并具有被选为联邦众议员的资格。和通常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法官并非必须全部是职业法官。事实上，在每个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联邦法院的职业法官。但近来法官资格要求宪政法官必须通过两次全国法律考试。法官的来源主要是联邦法官、高级公务官员、联邦议员和大学教授。一旦被选为宪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为大学教授之外，法官们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它专门职务。也和通常法官不同，宪政法官并非终身制。1970年的职务任期法规定，宪政法院的法官每届任期12年，不得连任。且即使任期未满，达到68岁的法官亦必须退休。强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单届任期则有助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30)
1962年之后，两庭的法官数量固定为16名，每庭八名。组织法规定两庭的法官皆由联邦两院联合选择；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选择每个庭的四名法官，并且两院交替选择每个庭的庭长。在参议院，四名法官由全体参议员选出；在众议院，四名法官则由12名众议员组成的司法选择委员会(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选择。两个机构必须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复任命。通常众议院的人选多为联邦法官或议会会员，而参议院人选则多为高级公务员。(31) 由于在两院，选择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社民党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对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选。因此，宪政法官的选择必须是两党联合努力的结果。另外，自民党通过政治妥协，也能够在两庭中各获一个席位。经由政党妥协过程，两院的通常能赞同素质优越的法官人选。
宪政法院的审理程序以书面为主。法院决定分为允许口头辩论的“判决”(Judgment)和仅基于书面辩论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国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口头辩论并无时间限制，以允许双方充分表达见解；但绝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宪政申诉——都只有书面程序。法院讨论秘密进行。通常根据法官之专长，每个案件都被分给一位主要负责法官，他对该案件提出报告意见(Votum)，供所在庭的全体法官讨论。作为大陆法传统的一部分，法官必须效忠于司法机构，因而反对多数结论的意见为数极少。尽管1970年的组织法修正允许了反对意见之存在，超过90%的法院决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体法官赞同的一致意见。
《基本法》和组织法力图切实保障宪政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具有丰厚的职业收入以保障其经济独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预算上，司法部长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在1960年，宪政法院取得完全独立，以自行处理所有内部事务。1968年，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而非同寻常地承认：即使在战备状态下，联邦宪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独立地位和职能。第115g章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维持法院的运行能力，且联邦宪政法院持同样意见，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不得被联合委员会通过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订这类法律的过程中，联邦宪政法院可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法院落实工作之能力。联邦宪政法院对于本章第二与第三句的任何决定，皆应要求在场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数[之同意]”。

Ⅸ 谈谈德国刑事诉讼法对你的启示

你是法学院08即刑事班的吧！可以谈其中之一的法官查证责任。
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我国经过1997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所改善，但由于我国法院的组织体系，法官不能介入侦查，不能对侦查过程中使用的侦查手段进行事先的预防，而只能进行事后监督。所以我国刑事诉讼中既不存在像德国侦查法官，也没有英美法系中的治安法官的设置，法官只充当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的角色。与德国相比，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庭前没有侦查法官的设置，只有检察机关将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法官才能介入诉讼。侦查法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查明案情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被告人权利，相比之下，我国的侦查机关具有相当大的侦查权利，侦查手段广泛多样，并且很少受到限制，除了逮捕犯罪嫌疑人需要由检察机关批准外，侦查机关有权自行决定其他一切侦查手段的行使。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负责案件侦查和起诉，呈现出流水作业的模式，从而对侦查手段的监督难以发挥实质成效。
英美法系对被告人侦查阶段的保护比较充分，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在刑事诉讼中表现出职权主义，但在侦查阶段也有侦查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进行保护。所以对于我国现阶段被告人权益保护比较薄弱的情形下，德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其次，我国法官也可以进行审前阅卷，经过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后，取消了全案移送制度，目的是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检察机关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将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证据是主要证据，因此由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于防止法官形成审前预断的作用有所削弱。而且，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官庭前阅卷权利是让法官对案件有大致的了解，从而在庭审中更好的主导证据调查，完成法官的查证责任。在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法官也不再像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法官那样，像一个积极的探寻者，努力发现案件真实情况。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疑问，即这种庭前阅卷的权利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呢？或者，谁来决定什么是主要证据才能真正防止法官在庭前形成预断？我国没有英美法系那么完善的配套制度或者制度环境可以保障法官在消极中立的情形下，保障被告人权利和发现案件真实，不能做到完全的消极，所以，应当对移送法院的证据材料进行技术理性规定，使法官对案情有所了解而又不先入为主，形成预断。
最后，在庭审中，法官不负有查证责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但仍然保留了审判人员在法庭上的主导地位，赋予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权。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法庭可以采取法律规定的措施，行使调查权，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的证据。
另外，控辩双方仍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
法官的证据调查权限定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有疑问时，为了弄清该证据而进行调查，法官不能因为某项证据可能对查清案件事实有帮助，在双方当事人没有申请的情况下，进行主动调查。在德国，被告人、证人的讯问原则上由审判长为之，法官如果认为某项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积极意义，可以主动进行调查。我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被告人只有在某几种特殊罪名情况下承担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达不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院将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法院并不承担证明责任。庭审后全案移送制度，也使我国法庭审理难以彻底走出庭审走过场的泥潭。
在被告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侦查手段缺乏监督，法官庭前全案阅卷到庭后阅卷作为判决基础的情况下，加强法官对侦查手段的监督，对侦查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维护被告人权利、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有重要意义。虽然为了摆脱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使法官不再积极查明案件事实，但在相关配套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过分削弱法官的职权，被告人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检察机关对抗，最后庭审仍然避免不了走过场，被告人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只是由法官超职权主义变成了侦查机关的超职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