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释明权

⑴ 法官应遵循哪些行为

浅议法官释明应遵循的原则
2005年10月16日18:58 东方法眼章中寅205人次浏览 评论0条字号:T|T
所谓释明，本意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通过解释变得明确。释明权是指法院为救济当事人对自己主张、请求及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时，通过发问、指导等方式依法将相关的法律规定向当事人进行解释和说明的权限。我国民事诉讼引入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释明权概念，这一制度对当前民事诉讼具有积极意义，它充分地保护了文化和法律素质较低的当事人诉讼权利，落实了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
对法官释明权的规定，目前仅有司法解释的简要规定，且不显山不漏水地"藏匿"在证据规则中，这些释明权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操作中都有不尽完善和规范之处。造成审判实践中，行使释明权存在"五难"。 一是时间难定。释明是在庭前还是在庭后；释明在审理阶段还是在审结后。释明早了，当事人会产生规避行为；释明晚了，不利于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二是场合难定。是双方当事人在场释明，还是单独向一方当事人释明。双方当事人在场释明，对其不利的一方会认为法官是对一方诉讼的帮助；单独释明，法官又有私下为一方提供法律服务之嫌。三是范围难确定。有的法律规定一旦向当事人释明，就会导致当事人败诉。如对诉讼时效抗辩。四是方式难用。口头释明，如果当事人事后不认可，法官无证据；书面释明，遇到需要释明的事项比较多，释明的时间又不一致，必然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询问式释明，不利的一方会产生法官诱导当事人诉讼的怀疑。五是程度难把握。释明少了，当事人认为法官没有完全履行释明义务；释明多了，不利于法官进一步做调解工作，而且使当事人产生先定后审的感觉。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是根据自已对释明权和法律的理解去履行职责，这样，往往会出现释明不统一、不足、释明过度甚至释明错误的现象，给释明权制度带来负面影响。
审判实践中，如何适当的行使释明权的原则，笔者在此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第一、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原则。
法院行使释明权的目的，是由于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没有诉讼经验，因此诉讼中遗漏诉请求、提出矛盾的主张、事实陈述不清或提供证据材料不足，这不是他们故意所为。例如侵害人身权的案件，原告可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因为原告不知道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失，在起诉时遗漏了该项主张。法官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如果当事人确实不知道，法官应当行使释明权，启发当事人补充诉讼请求。 如果在没有探知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释明，法官就成了当事人的诉讼参谋，甚至变成当事人的律师。
第二、法定原则
法官释明，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应当积极地、全面地、正确地履行这一职责。
法定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必须释明。即法官遇到释明的情形，就应当主动地释明，不可随意弃舍。如果不释明，那么将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如法官"未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而又要求当事人承担证据失权后果的，当事人以法院（法官）未履行举证指导义务为由上诉时，上诉法院得以此理由撤消原判决，发回重审。"（注：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2002年版 第49页）。这样在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的同时，法官承担错案的责任。释明职责，是对法官的刚性要求。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制宣传。法制宣传的主体虽然也包括法官，但范围更广泛，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公务人员都有宣传法律的责任，而释明权的主体只能是法官；法制宣传的对象是所有的广大群众，而释明权的对象是特定案件的特定当事人；法制宣传的内容，不仅包括法律、法规，还包括行政规章、地方法规，而释明权的内容仅指民事证据规则中的特定内容，范围有限；法制宣传的时间，没有审限的规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而释明权的行使只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的审限内进行。因此，法制宣传的职责是宣示性的，其要求相对灵活，法官释明职责则是在法律规定的程序中履行，没有随意性。
2、释之有据。法官行使释明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不可扩大释明范围。《证据规定》列举了法官的释明的四种情形。第三条、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法官的举证指导义务；《证据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是针对适用拟制自认规则时，法官所应当履行的充分说明并询问的义务。说明既包括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本身的说明，也包括对拟制自认法律后果的说明。询问内容不仅包括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异议，同时也包括告知当事人如果不明确表态，可以产生视为承认对方主张的法律后果；第三十五条规定了法官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告知义务。这四条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依据，法官应当在此范围内释明，不能逾越。否则，要么释之无据，要么就是诉讼中的法制宣传。3、不可遗漏。释明必须全面，该释明的，就应当释明。既不能部分释明，也不能单方释明。
第三、公开原则
法官行使释明权，将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它成为诉讼程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诉讼程序必须公开，释明也应当公开，不能搞暗箱操作。否则，则会引起对方当事人的合理怀疑，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公开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释明的问题对象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公开。具体释明的内容，释明时必须向双方当事人公开说明，不要私下与一方口头解释。2、释明的内容有书面记载，既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公开，也便于事后检查和考评。
第四、中立原则
司法解释规定的释明内容不是针对当事人一方的，在个案中，既可能向原告释明，也可能向被告释明，还可能向第三人释明，所以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坚持中立原则。中立原则要求法官做到：1、应对诉讼法律关系的相关当事人释明。即按照个案的具体情况，该向原告释明的，就要向原告释明，该向被告释明的，就要向被告释明，第三人也是如此。释明时，切忌掺入个人情感而厚此薄彼。不应该对一方该行使释明权的时候却行使释明权，而应该对另一方该行使释明权时却不行使释明权，或者应该对一方该多行使释明权时却少行使，而应该对另一方该少行使释明权时却多行使。中立不代表消极，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前提下，及时行使释明权。
第五、程序原则
释明权在民事诉讼程序的以下诉讼阶段行使：⑴起诉与受理阶段。在此阶段，法官发现当事人有不适格的，法官可以行使释明权，令其去除或变更不当之处。诉讼中经常遇到诉讼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如被告死亡，原告仍以死亡的公民为被告，或以死亡的公民为原告诉讼，法官不能在受理后以此为由迳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而应当在立案时行使释明权，要求被告修改诉状内容，由权利人起诉，更换适格的当事人；
发现原告的起诉明显不适当的，法官行使释明权，令其去除，如前所述，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进行释明告知通过申诉处理。起诉破产企业的，可告知其直接向清算组申报债权。⑵审前准备阶段。法官通过组织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发现有需要释明之处的，可以行使释明权。法官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双方有可能达成诉讼和解，也有可能由原告自动撤诉；当事人有可能补充诉讼请求或证据材料，使庭审效果更明显；法官在此阶段行使释明权，还可以使双方的争议焦点更加明确。⑶开庭审理阶段。在此阶段，如认为当事人对事实、主张的陈述不清楚，不完整的，法官可行使释明权，让当事人补充陈述清楚；对当事人疏忽之法律见解，法官也可以通过公开心证之办法行使释明权，促使双方当事人进一步发表意见。⑷二审阶段。在此阶段，法官如发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明确的，行使释明权。⑸再审阶段。在审查当事人再审请求不明确的，法官发现其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可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动员其撤回申请；在再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陈述不清楚的，应当释明并让当事人陈述清楚。
释明权的行使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的，释明权要遵循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否则释明权无效，例如 在合议庭评议过程，合议庭的法官发现当事人有遗漏诉讼主张以及证据不充足的，不得再反过来行使释明权。
释明权是审判权的的内涵之一，必须严肃对待。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保证释明权的正当行使，才能实现法律赋予法官释明权的目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

⑵ 释明权的简介

含义释明权，又称为阐明权。源于德语“Aufklarung最初出现于大陆法系，是以当事人主义的实施为前提的一种带有职权主义色彩的权力，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的范畴。释明权中的“释明”与大陆法系证据理论和立法上的“释明”的含义不同，证据理论上的“释明”是与“证明”相对而言的。释明权在现代民事诉讼法理论上的含义较为广泛，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 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权利说”，即认为释明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法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行使或放弃。2、“义务说”，即认为释明是法律明确规定法官应当行使的一项诉讼义务，如果法官在应当行使释明的范围内不予行使，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权利义务说”，释明既被视为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又被视为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
中国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在中国建释明制度中，应当承认法官拥有释明权，但是这里的“权”不能理解为权利的权，而应理解为权能的权，所谓权能是权利和职能的统称，如民事审判权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对事实认定、适用法律作出裁决以解决民事争议的权能。法院不但有审理民事案件、解决民事纠纷的权力，而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也有这方面的职权。而释明发生在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是审判权的内容之一。因此，释明权的性质应与审判权的性质是一致的。同时，法官在诉讼中的权能是法定的，必须依法行使，不能放弃，是法官的诉讼义务。权利则是主体享有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权利主体有可为、可不为的自由，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因此，在中国的释明制度中，对释明权性质的规定，应当明确为法官的一项诉讼义务，而不能理解为法官的诉讼权利。

⑶ 法官使用释明是不是暗示官司会输

你好

不是这样的说法，

释明权，亦称法官释明义务，简称释明 ，它是指在当事人专的主属张不正确、有矛盾，或不清楚，或当事人误以为提出的证据足够充分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将不正确或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将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将不充分的证据予以补充的一种权能。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地引入了法官释明权的规定，第3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第8条规定了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当事人，第33条规定了人民法院通过送达举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举证责任、举证期限等的内容，第3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啊

⑷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是什么

ABCD。

从现行制我国相关法律来说，法官的释明权可以在对上述所有方面都进行释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第1款规定，法院有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当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给予当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济，原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规定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即法官鼓励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这样的规定就是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处分权的释明）。

还有法官可以对当事人错误的法律认识进行释明，对当事人在辩论的时候，对当事人的辩论内容的明显错误理解进行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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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关释明权的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等法条和规定中，而没有统一法律或法规对法官释明权的概念、行使的范围、限度和方法等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主要的法律依据是证据规则第三条、第八条、第三十五条。

⑸ 释明权的司法

立法上的缺陷是指民诉法中关于释明权制度的规定是相当简单。释明权制度的核心是释明权的范围。他是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法律根据。在民事诉讼法立法史上，对于法官何时应行使释明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有明确的规定。且该规定仅是对法官对法律适用方面的释明权，而没有规定事实的释明权。纵观世界各国对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对法官事实释明权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把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权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需要法官对事实的释明时也是相当普遍的。我国民诉法对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规定得很窄。由于法律规定的法官释明权的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就属于过度行使释明权。因为立法上法官释明权范围的狭窄，导致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无法可依，立法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缺陷问题
官行使运用，也不利于该制度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法律对法官释明法律的范围和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法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缺陷与难点，主要体现在：
1.时间难定。是在庭前释明还是在庭后释明；在审理阶段释明，还是在审结后释明，法官难以抉择。释明早了，当事人会产生规避行为；释明晚了，不利于当事人及时行使诉讼权利。2.场合难选。是双方在场释明，还是单独释明。双方在场释明，对其不利的一方会认为法官是在帮助对方打官司；单独释明，法官又有私下为一方提供法律服务之嫌。3．范围难圈定。有的法律规定，一旦向当事人释明，就会导致另一方败诉。如诉讼时效的抗辩权问题，这样的法律规定要不要向当事人释明，能不能向当事人释明，法官左右为难。4.方式难采用。口头释明，当事人事后不认可，法官无证据，书面释明，遇到需要释明的事项较多，释明的时间不一致，势必增加法官的工作量；询问式释明，不利的一方又会认为法官诱导当事人诉讼。 5.难把握。释明少了，当事人认为法官没有完全履行释明义务;释明多了，不利于法官做调解工作，而且还会让当事人产生未决先判的感觉。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是根据自己对释明权的理解去履行职责，因此，往往会出现释明不统一、释明不足、释明过度甚至释明错误的现象，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还给司法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对法官释明法律的时间、场合、方式、范围、程度做出明确的规定，是建立释明制度的关键。
具体价值
任何法律制度背后都蕴藏着这一制度所追求的特定价值，这一价值构成了法律制度的灵魂及存在根据，满足人们对该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一般学者通说，释明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为标准，又不能以法律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其中，效益、公正、自由和秩序，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
（一）释明权制度有助于实现司法效率
司法效率是指司法投入与司法产出之间的最佳函数关系，它表明在司法投入恒定的情况下，取得最大的司法效益，或在司法产出恒定的情况下，投入最少的司法资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帮助当事人确定争议焦点，使当事人的举证、质证目标明确，防止当事人由于欠缺法律知识或出于其它原因而漫无目的地收集证据和在细枝末节上进行无意义的纠缠辩论。其次，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防止由于当事人的无知和疏漏导致诉讼程序无效。再次，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可以增加裁判的可接受性，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此外，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还有助于当事人及早达成诉讼和解。
（二）释明权制度促进实现实体公正
民事诉讼裁判的公正包括程序上的公正和实体上的公正两个方面。实体上的公正是指法律所作的裁判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公正的理想状态是裁判真实再现了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正确适用了法律，在当事人之间公平分配了各自的民事权益。虽然法院确定的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不可能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相吻合且确定无疑，但不论是实行当事人主义还是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民事诉讼制度都以发现真实、接近真实为基本目标。因此，法院所作裁判的结果是否合乎真实，或者接近真实的程度有多高，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是否得到了保护，就取决于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定、充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适当、明确。
法官对释明权的行使正是公正裁判的需要，因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查明案件事实必须的诉讼资料由当事人提供，法官也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这种权能，但若由于当事人的能力或条件的原因，致使他们不能提出或说明自己的主张，而法官却不闻不问，该释明时也没有释明，就会影响诉讼效率，拖延诉讼时间，出现应胜诉者不能胜诉，而败诉者却胜诉的结果，有违实体公正。
（三）释明权有助于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包括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平等、保障和便利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两个方面。而在实践中，由于双方当事人的文化程度不同，或者是法律知识水平不一，往往造成在诉讼中难以实现地位平等，而释明权要求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不明确的法律问题或程序问题加以释明，防止了一方当事人以对方当事人对法律条文的不理解为缺口，故意使对方当事人陷于不利的地位。 理论界关于释明权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说；二是义务说。在大陆法系国家，释明权通常是作为法官的权利来规定的。比如在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法官的释明，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利，故一般称为释明权；在德国早期的民事诉讼中，法官的释明曾被认为是法官的权利，而现在，德国学者修正了以前的观点，认为释明是法官的一种义务，如果法官疏于履行该项义务，则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区分这两种观点的意义在于，是否把释明权作为法官的一种责任，而在违反这种责任的时候，法官是否应当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承担判决无效的责任。
中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释明权并无明确的规定，对释明权在审判实践中的意义也缺乏足够的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才引入了释明权的内容(该规定第二条、第二十五条)。根据国外的学说和判例，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关于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笔者更倾向于释明权应归属于法官的义务，基于义务的属性，如果法官疏于履行自己的义务，将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根据统计，截止到1990年底有四起案件因为原审法院没有行使释明权、没有履行释明义务，此案上诉后，被上诉审法院将原审法院的判决废弃。把释明权定性为义务，更有利于推动释明权制度的积极运用，促进法官的素质提高。 制度意义的释明权最早源于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那时世界各国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与此相适应，民事诉讼模式也要求以当事人主义为基调，实行辩论主义。
在日本，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是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的，它仿照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1926年日本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释明权视为法院的一项权利。二战后，在美国法律的强烈影响下，日本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以当事人为基调的改革，尽管没有对释明权进行修改，但人们普遍认为，应尽量抑制释明权的行使，法院对释明其持消极态度。
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的释明权时，与大陆法系相似的是，也有出于避免诉讼因依赖当事人的诉讼技巧，财力等所可能招致的不公正的考虑，即实现诉讼的实质正义。不过，英美法系法官释明的动因更多是由于当事人控制诉讼程序的进所所带来的诉讼迟延，并且对应于英美国法国家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备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失权制度的严格，因而法官的释明也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实施，在言词辩论程序即开庭审理中法官仍然保持着“超然”的裁判者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

⑹ 法官如何适当行使释明权

释明权，又称法官释明义务，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一种职责。释明权是新审判模式的要求和需要，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释明权的设定宗旨，除了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外，更重要的是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地防止当事人由于自己没有适当行使诉讼权利而导致其丧失该权利的情况发生。因此，释明权的适当行使，对于法院审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如果没有进行适当的释明工作，就会影响裁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包括法官促使当事人补充申请查证工作、改变不适当的诉因、明确对不利证据的取舍。
当前人民法院存在忽视释明权的行使的现象，一些法官怠于行使释明权，对释明义务怠于行使，甚至有些法官惧于行使释明权，嫌麻烦。当然，这与司法实践中没有统一规范，主观随意性大，实际操作不规范有关。而实际上，法官的释明义务是必须且应当的。法官在实际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释明权的行使应当注意适度，过宽则容易造成干扰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过窄则会产生对当事人权利无法救济的现象。
法官行使释明权，范围主要包括诉讼主体方面的释明、程序方面的释明、诉讼请求方面的释明、证据方面的释明、法律适用方面的释明。法官释明权行使有必须行使可以行使情形之分。当法官自己设定规则时必须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解释说明规则的行使方法，让当事人明了规则的内容及其他事项；当法官行使逻辑推理，对一方当事人进行不利推定时，法官必须行使释明权，如一方当事人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证据，其法律后果的承担应由谁承担的释明。可以行使释明权的范围主要是诉讼风险提示等内容，对当事人诉讼权利限制不很大的方面。
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当遵循一下原则：1、探求当事人真意原则；2、中立原则；3、必要原则；4适度原则。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法官还都应遵循上述原则，实现程序及实体上的公正。
《证据规则》第35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34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变更诉讼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根据这一规定，法官对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基本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行使除去不当的释明权。在行使释明权，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这种释明权的行使，不受《证据规则》第34条规定的限制。《证据规则》第34条是关于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的规定。经法官释明后，当事人变更诉讼要求的，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如法院认为需要对证据重新进行质证或者双方当事人均要求重新质证的，仍然可以依法进行质证程序。
首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认为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不符合法律规定时，应该休庭合议，以体现合议的严肃性。经过合议认为，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一致的，合议庭可以继续开庭，这时就不用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认定意见了。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那么合议庭就应当在继续开庭后告知当事人。
其次，关于如何具体告知，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议庭不能公开、明确无误地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是什么，只能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还可能是什么，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还可能是什么。同时，为避免当事人讼累，法院应就可能出现的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要求当事人举证， 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使对自己有利，并告知当事人，如果当事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将根据已有的证据材料作出裁判。之所以不赞成明确无误地告知当事人案件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什么，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是什么，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议庭作出认定后，一旦庭长、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不不同意合议庭的认定，就很可能损害法庭的严肃性，损害法律的权威；二是案件还没有审理完毕，合议庭不能对案件事实匆忙作出认定，否则会影响法官的中立地位。
再次，就告知的方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明中认为，合议庭采用口头告知的方式即可，不过书记员应当将此准确地记入笔录，并让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以免日后当事人否认合议庭告知而无据可查。
3、在一审法院行使此种释明权后，当事人仍不变更诉讼请求的，在这种情况下，如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属于原告起诉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正确或者不存在，即诉讼主体(被告)有误，一审法院应当从程序上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以便使原告在明确法律关系后，重新起诉正确的被告；如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行为（合同）的效力与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则属于在双方当事人法院关系已确定的情况下，对民事行为、案件事实效力认定的实体问题，一审法院应当从实体上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释明权行使程序问题的参考性意见
⑴审判长或合议庭（含简易程序中的独任审判)的其他成员(以下简称法官)在开庭审理前能够确定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在开庭审理之前适当行使释明权。
⑵法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休庭合议。经过合议庭进行评议后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在法庭辨认终结前适当行使释明权。如能够通过当庭合议确定是否应当行使释明权的，也可当庭合议。适用简易程序的除外，法官可以依先例或者裁判经验，作出适当判断。
⑶法官在开庭审理后，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应当由合议庭进行评议(适用简易程序 的除外)。经过合议庭评议，认为符合行使释明权的情形，同意行使释明权的，法官应当按照合议庭评议的意见，依法适当地行使释明权。
⑷合议庭在开庭审理后，对案件进行评议中，认为应行使释明权的，法官应当按照合议庭评议的意见，依法适当地行使释明权。
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如果法官能够当庭确定行使释明权的，可以当庭释明；如果当庭无法确定的，可以休庭，向庭长汇报后，再行决定。作者：陈龙祯

⑺ 法官应如何处理当事人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

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很尖锐。 正如你列举的民诉法条文，法官可以合并审理反诉、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同时还规定，在法庭辩论终结之前，原告随时可以变更、增加诉讼请求。但民事证据规定对民诉法做了很大的变动，按照通行的习惯，法院会按民事证据规定办理。超过举证期限增加的的诉讼请求，按民事证据规定，法官不会受理，应告知其另行起诉（而不叫驳回）。 但考虑到实体正义的要求，即使举证期限届满，法官一般不会无视与正在审理的案件直接相关的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比如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欠缺，并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提这个请求，或者提的请求明显错误，在咨询专业人士，或者法官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增加或者变更的，通常法官会允许他提出来，但前提是并不会增加双方举证的负担，因为如果又要拿出相应的证据出来的话，被告肯定不会同意质证。法官为了尽快结案，也是不会为这个新来的诉讼请求再开举证期限的。 你说的答辩期间的问题，问题不大，因为，只要不增加举证质证的负担，被告是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对对方可能的要求进行答辩准备的，影响不大。被告的答辩意见既可以在收到诉状15天答辩期内答辩，也可以在开庭时答辩。甚至开庭完了，律师交代理词，当事人交自己书面的答辩意见，同样是在起答辩的作用。实践当中，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一次庭开不完的话，开两次、三次庭也不稀奇。开庭完了之后和法官说好，一个星期以后再交代理词也并少见。 你说的很好，特别是第二段，确实如此。

⑻ 哪些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的

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
法官的释明权，是指诉讼过内程中,法官在当事人的诉讼请容求、陈述的意见或提供的证据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形下,依法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或要求当事人对上述事项作出解释说明或补充修正的诉讼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五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⑼ 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可以依据阐明权对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方面的提示么

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是法官依据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对裁判文书得出的法律结论进行全面分析论证的过程。具体包括两部分：对争议事实认定(包括证据认定)的说理与对裁判理由的说理。加强说理是当前民商事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各级法院都把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作为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来抓。因而研究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审判实践反映的情况看，当前影响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因素在于，对法官而言，尚不能全面掌握说理的内容和说理的方法，即说理依据什么样的“理”说和如何“说”。本文主要就说理的内容和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试图明晰说理部分要说的“理”和如何“说”理。

说理的内容

1.在正确认定事实的前提下，依事理说理

事理是指事物(或事件)自身内在的基本规律和道理。民事案件与民事主体的日常生活、生产息息相关，民事案件中判断是非曲直离不开纠纷产生的社会背景，判断当事人主张是否成立，在很多情形下是法官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日常的生产、生活经验、社会常识作出判断。法官对此类判断的解释过程实际就是讲明事理的过程。讲明事理，法官首先要正确认定事实，只有事实认定正确，依据事实进行的分析评判才有价值，说理才有说服力。以事说理，优点在于：道理明显易懂，能为普通公众所接受并引起共鸣，说服力强，效果好。

2.在充分理解立法精神、法律一般原则、有关政策、现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依法理、政策、法律说理

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直接依据法律规定说理。但成文法的局限和漏洞是任何一个成文法系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如成文法本身存在的许多弹性条款、社会生活中会出现许多立法时未能遇见的新情况、新问题，立法不可能囊括形形色色的案件，法官审理的案件没有现成法律规定可以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法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本精神、法律一般原则、国家现行政策精神的前提下，依此进行说理。在成文法规定过于原则、含义不明的情况下，法官还可以遵循上述内容，对法律进行解释，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说理。依法律说理的过程实际是一个法官寻找法律、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并将法律作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法官通过对案件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证，确认案件的性质以及相应的法律关系，依据案件的性质和相应的法律关系，阐明应适用哪些法律，通过对适用法律的说理，证明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证明适用法律的惟一性。依法律、政策说理，要求法官具备较强的法律适用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学识、素质、能力为基础，充分理解和说明立法精神、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作出合乎立法原则、合乎社会实际的公正判决。

3.在一定社会阅历、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依情理说理

情理是指属于社会公共道德范畴的，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遵循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自然法则。情理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情感，还包括基于该情感产生的道德、善良风俗、习惯等内容。笔者认为，情理论述完全可以成为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容之一。因为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事裁判的重要依据，公序良俗原则包含了道德、习惯、风俗等内容，利用公序良俗原则解决纠纷的过程实际是依情理说理的过程。而且，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成就其独特的“礼、义、德、仁”等传统美德，注重情理与道德的诲教是我国古代乃至近代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对于劝阻当事人息诉平争具有超常的作用。扣人心弦的情理论述与事理、法理的论述会相得益彰，当法律存有缺陷或空白时，更有必要采用情理作为裁判依据以协调矛盾。2002年7月15日，《人民法院报》曾报道上海二中院在一份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根据人情常理附了一端感人至深的“法官后语”，当事人在看完判决书后十分感动，来到二审法院对法官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与感谢，并主动将判决确定其应给付的钱款悉数交纳。该篇文书根据案情需要加入情理论述的创新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依情理说理需要法官知悉、了解社会习惯、风俗人情，需要法官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惟有此才能作出合乎社会正义、富有人情味的民事判决。但依情理说理应注意适可而止，不可滥用情理危及裁判文书的严肃与威严。

说理的方法

1.讲究逻辑性，说理要严谨缜密

裁判文书的说理过程实际是一个三段论推理过程，即以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可运用的法律条款为基本命题，推导出原告之诉请和被告之辩解的合法与否以及应否予以支持的结论。逻辑作为人类思维活动和推理论证的规则体系是说理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案件审理结果能否征服人心，其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法官论证的逻辑是否严谨缜密、圆润贯通。说理讲就逻辑即要求说理必须具有准确性、无矛盾性、明确性和论证性。准确性要求说理对同一个概念、判断或推理，要保持其自身内容的同一。无矛盾性要求说理不得出现自相矛盾以及与其他部分矛盾的表述，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之间应衔接流畅。明确性要求说理中不得出现模棱两可、不置可否、意思不明的表述，不得使用“可能”、“约”等模糊性言辞。论证性要求说理不是事实与法律的单纯罗列，要充分论证，得出裁判结果要有充足的理由。

2.讲究针对性，说理要有的放矢

说理要针对当事人的诉辩请求，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辩驳作出支持与否的说法。说理要与案件的争议焦点相呼应，紧密结合争议焦点透彻说理。说理要针对认定的事实，以事实为基础和铺垫，形成内在联系，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说理要与判决主文应对，忌与下判无关的说理。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二审法院主要是结合当事人的上诉理由对一审裁判是否正确进行审查，我们的二审文书对此常以一句“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或“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为由带过，却不指出原审判决对在何处，错在何处。二审的说理必须要与一审的裁判相呼应，对一审裁判的正确与否作出评判。

3.讲究公开性，说理要充分详尽

法官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实事求是地平等地公开对各方当事人意见的评论，让当事人知道法官已充分考虑其意见。不能因为当事人的观点和理由荒唐无理而不予理会，或是因为当事人的观点似是而非，分析解释颇伤脑筋而回避不谈。法官要公开得出裁判结论的所有理由，不能只说想说的，只说能说的，对不想说、不能说的不予公开，或使用大语、套语、似是而非的语言作模糊性处理。公开合议庭异议，我们的裁判文书一直是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合议庭异议作为审判机密秘而不宣。这与国外的做法大相径庭，公开法官意见是英美法系的司法传统。如在布什对戈尔总统之争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4判布什胜利，每个法官的意见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均公之于众。公开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将人民法院在争论中产生裁判结果的过程公布于众，让每个合议庭成员都接受监督，促使合议庭成员认真审理案件，谨慎发表意见，有效地扭转当前合议庭合而不议的现象，保障最终裁判结果的正确性。

4.讲究言辞美，说理要明白晓畅

裁判文书的说理应是运用法律的语言对裁判理由作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语言要求应首先是法言法语，其次是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即通俗易懂，其不需要运用诸如对仗、排比、押韵、抒情等过分铺排的语言，运用日常的修辞工具只需论述明白即可。我国古代判词讲用典，讲对仗，讲节奏，文采飞扬，拿现代标准看无疑是一篇声情并茂的演说词。这样的判词，更多的是司法者展示权力存在的招数或是通过激昂的言辞和动人的修辞实现某种道德教化的功能，恰恰说明了法律在当时的无足轻重，因其语言晦涩而难为社会公众所理解，降低司法的效果。从反面提示我们必须注重司法自身的语言特征，法律的严谨性和裁判文书公文书的特征决定了说理的语言应明白晓畅，不能晦涩难懂；措辞规范准确，不得产生歧义；语意确定无疑，经得起推敲；语言风格应平和朴素、概括简练。

⑽ 当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时法官如何正确行使释明权

法官应当向原告说明诉讼请求的具体与专用线指导他申明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