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志

① 俞荣根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学术观点

主要学术研究、教学和实践活动
1、自1979年起，在国内外学界率先从法思想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思想。1982年以《孔子法律思想探微》一文获法学硕士学位，庚即与导师杨景凡先生一起于1983年共同完成《论孔子》一书，又于1984年合作出版了《孔子的法律思想》。此后，继续扩展和深入，于1992年独立完成54万余字的《儒家法思想通论》，1998年又修订再版。1995年撰写了《儒言治世》，1999年出版了《道统与法统》。
2、自1985年起，作为主研人员之一，参加李光灿、张国华二位前辈学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工作，并担任其中第二卷（春秋战国秦代卷）的副主编。该卷于1991年完成，1994年出版。
3、1993年至1995年，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任主编将研究成果编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的丛书一套共四种于1997年出版，其中独立撰写的《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一书，系学界第一本非论文集形式的系统研究毛泽东法思想和法实践的专著。
4、1993年起，策划、启动了大型项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得到了司法部、国家民委、四川省民委，以及云、贵、川有关高校的支持。1994年以《羌族习惯法》作为试写卷实施该项目。司法部将“羌族习惯法研究”列为重点项目，西南政法学院也给予经费等方面的有力支持。同年夏天，率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羌族习惯法”调查队赴茂县、汶川、理县、北川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搜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随后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2000年出版了《羌族习惯法》一书。
5、自1983年开始涉足文化和法文化研究领域，在国内外高校和重庆市举办的学术论坛上作过多次有关文化问题的学术讲座。1987年在硕士研究生中开设“文化与法文化”的选修课， 2003年，将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集结出版了《文化与法文化》一书。
6、自1981年起为西南政法学院的各届本科生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为自考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应邀赴四川大学、汕头大学等高校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刑法史》等课程。
1985年起，为法律史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国法律史的相关专题课、选修课等，并为法学博士生讲授法学前沿研究专题。
7、作为主要撰稿人参与全国法律自考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编写（1986—1988年），作为执行副主编协助主编杨景凡教授编写《中国法律思想史简编（上、下）》（1987—1988年），主编司法部教材编辑部审定教材《中国法律思想史》（2000年）。
8、策划组织并主编法律出版社《法治之路》丛书，出版了《从法制到法治》（程燎原著）、《东亚法治的历史与理念》（韩大元著）、《宪法更上法治之本》（朱福惠著）、《具体的法治》（贺卫芳著）四种。
9、1986年策划“陪都法制”研究项目。为支持和配合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编写《法院志》，组织力量查阅了有关“陪都法制”的大量档案和文献资料。后又借去台湾和日本从事学术活动之便，搜集了一批珍贵资料。1989年2月15日向“中国法制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提交这一课目的资料搜集、整理情况的报告和研究建议。1993年9月10日向“中国重庆抗战陪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陪都法制>提纲》。该项目仍在进行之中。
10、1995年应邀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协力科访问讲学。1997年应邀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访问讲学。1994年、2001年、2003年三次去台湾参加学术会议。1998年—2000年，作为中方的课题主持人之一与日本关西地区的专家合作开展日本关西地区与重庆市经济协作问题研究。2000年—2001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丹麦人权研究中心合作的“21世纪的人权保护与反酷刑”课题研究，并主持完成了其中的子项目研究任务。
11、1997年11月—2003年2月，在重庆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提出和实施“科研兴院”、服务重庆等办院宗旨，策划并组织了一批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密切关联的经济、法律、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项目。其中，作为主编和主研人员完成了《重庆蓝皮书?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各卷，以及《重庆蓝皮书前沿研究系列? 挑战与回应—来自学者的报告》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各卷；作为常务副主编主持完成了《重庆经济年鉴》2001年卷和2002年卷；作为重庆方的主编，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了大型文献《巴蜀文化图典》；主持并共同主编出版了《当代重庆简史》；主持完成了重庆市软科学项目、具有开篇意义的重庆市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报告，并共同主编出版了《重庆市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第一卷。这些举措，切实地服务于地方的三个文明建设，有力地提升了重庆社科院的科研水平和科研地位。从而得到了重庆市主要领导同志的首肯，并题词鼓励：“为重庆社科院的发展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
12、2003年选任为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悉心学习研究立法理论和立法政策，坚持以提高立法质量为中心来搞好地方立法工作，提出了“控制数量， 提高质量”的措施。在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拟制有关提高立法质量的工作规程，推进并完善委托起草法规草案、立法咨询专家库建设和常委会组成人员聘请立法助理工作等，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所撰写的关于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的论文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② 1990年阳城法院院长是谁

这个可以擦下相关的历史资料的

③ 有谁知道法院院志怎么编撰吗

法院志检察志编纂原则
1.真实反映当地法院检察院历史、发展及贡献。
2.丰富的资料和考证可以增加法院志检察志的表现力及可信度。
3.紧密联系当前政治形势与司法制度力求全面呈现出当地法院检察院的风貌。

④ 编写法院志具体需要什么资料

剩风筝

⑤ 怎样写法院志

1.真实反映当地法院检察院历史、发展及贡献。
2.丰富的资料和考证可以增加法院志检察志的表现力及可信度。
3.紧密联系当前政治形势与司法制度力求全面呈现出当地法院检察院的风貌。

⑥ 增值税额在税前进行全额扣除的做法是否正确急急急……

（1）首先，概括讲一下我的看法，然后再展开讲相关的税法依据。
该公司关于增值税的税务处理不符合税法规定，其拒缴税款的做法不恰当，税务机关的处罚有法可据。况且，现在在中国，进行行政复议与法院志诉，必须全额交齐所有税金、滞纳金、罚款后才可以进行，过程中纳税人常处信息弱势，且这件事上相信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建议还是根据当前法规，与税局沟通解决，比较省人力物力。

（2）增值税是否可以税前扣除，其实要分情况：如果是作进项转出的增值税（比如，公司购进货品发放给员工作福利用，购进货品的增值税就要从进项转出入成本）或者视同销售所缴的增值税（比如，你赠送产品给客户，没有从客户那收钱收增值税是吧？但仍然是要交增值税，那么记入成本费用的除了你赠送出去的产品，还有交去税局的增值税），这时的增值税是可以税前扣除的。

但如果是你所说的“正常销售产品的增值税”，这些增值税就不能税前扣除了。

另外，销售商品正确的会计分录为，借：应收账款或现金，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金），也不会涉及成本项。

为了方便你理解，给你税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三十一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税金，是指企业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其附加。”

所以，总结一句，如果公司是将本年度销售商品所发生的增值税额都税前扣除，应该是不正确的。但税局说，消费税与营业税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两种税金记账时入“销售税金及附加”科目，是完全可以税前扣除的。

（3）税法授权税务机关可以对公司做出了停该公司使用发票的处罚决定。

参考法规见：
《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二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

（4）根据有关规定，不同事项有不同规定。

对于有关税金的争议（即是否可税前抵扣的问题），纳税人必须先按税局要求申报交税交罚款滞纳金，然后才复议（必须先复议），复议不服才在限期内（交清税款等60天内）向法院起诉。

但是对于税局的处罚（即暂停使用发票的问题），可以向上级税局行政复议，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但国务院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只能选其一，不能同时选。

关于税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还要参考《税务行政复议规则(暂行)》（见链接），这是目前用的2004年版，但2009已经出修改的征求意见稿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