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思考

㈠ 湖南枪杀法官事件引发的思考：朱军是“英雄”还是“

从近期的事件来看，接连的幼儿园杀人案，派出所砍警察，到在法院枪杀法官，看上版去都是杀人案，但走的是一权条道的路两边，这边是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下手，一边是界卫深严的法院，持法机关，暴力机器。这个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
1、一部分叫好人的愚昧，冷血，无知，很像鲁迅的血馒头里的人物
2、行凶的人也是极端暴力和血腥，和漫无目标的杀人
3、这个现象还被叫好，会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模仿。
4、
想想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㈡ 律师是好人还是坏人

1、看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是关键的问题。还是看这个职业的大多数人。内
2、实际上律师是容一个职业，教师、医生算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还是好人多；同理律师也是好人多，当然也有坏人。
3、律师能够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人就是好人，当然对方认为就是坏人了。比如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可能相当多的人认为就是坏人。其实，他也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4、当然，不能为当事人服务的人，搞坑蒙拐骗的律师是坏律师。

㈢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引发的思考:

你看看这个吧
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判例象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1973年的Roe v. Wade〔1〕案(以下简称:罗伊案或者罗伊判例)那样，在整个社会引起如此广泛和持久对立。

罗伊判例之后，反对堕胎的参众两院议员在当年就提出“宪法保障各州堕胎立法权”、“宪法保护始于受精的生命”、“宪法保护未出生儿童”等宪法修正议案，试图通过修正宪法而推翻罗伊判例尽管通过一个对堕胎问题“一刀切”的宪法修正案是毫无希望的。80年代之后，立法动议从修正法转向制定民权法案，反对堕胎的一方提出了主张生命始于受孕的“未出生儿童民权法案”、禁止据胎儿性别而决定堕胎的“胎儿民权法案”;支持堕胎的一方提出了“妇女健康平等法案”、“自由择法案”和“生育健康保护法案”。1996年，参众两院以多数票通过禁止“局部分娩”(partial birth)的反堕胎法，克林顿总统行使否决权，阻止了该法生效。

在共和党执政期间，历届美国总统都将推翻罗伊判例作为他们任期内的主要政治目标之一。反对堕胎是里根竞选纲领“道德多数”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声称:“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一部分——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也就贬低了全部人类生命的价值。”〔2〕联邦政府多次作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与案件判决有利害关系，因而被允许在法庭发表支持一方意见的诉讼参加人)，与州政府一起，要求最高法院推翻罗伊判例。

美国总统历来通过提名联邦法院法官而影响司法，但是，总统提名必须得到参议院多数认可。罗伊判例之后，通过提名大法官而改变最高法院力量对比，成为美国总统推翻或者维持罗伊判例的一个重要政治谋略。在参议员听证会上，支持和反对总统提名的议员常常发生激烈争辩，大法官候选人对堕胎问题的态度则往往成为争议焦点。〔3〕从罗伊判例之后，到克林顿在93、94年分别任命两名大法官之前，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变化:支持罗伊判例的法官从多数变为少数，主张全部或者部分推翻罗伊判例的法官从少数变为多数。目前，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就罗伊判例分为遵循前例、限制前例和推翻前例三派，在某些争议焦点上僵持对立，以至无法形成多数意见。

每当最高法院审理堕胎案件，支持和反对堕胎的民众就针锋相对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一方口号是:“生育选择是我自己的事”(Reproctive Choice I Made Mine)，另一方口号是“不许有杀人的隐私”(No Privacy to kill)。与此同时，游说的抗议信件如潮水一般涌向最高法院。示威者封锁堕胎诊所，劝阻孕妇寻求堕胎咨询，在全国各地是司空见惯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反对堕胎的情绪导致枪击堕胎诊所等暴力行为。现任大法官Scalia在凯瑟案不同意见中说:“罗伊判例不是化解了人们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加深和扩大分歧的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罗伊判例将分歧推到全国范围，从而给解决分歧制造了无穷的困难。”〔4〕

（二）罗伊判例展示了法官、当事人、学者如何围绕一个案例，通过解释法律而竞争合法性，这一竞争过程本身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法律解释究竟是什么。

如果对法律解释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总会缠绕于一些前提性问题，例如:为何解释?引出解释的问题是什么?解释目的是什么?解释方法是否得当?当我们从一个疑难案件入手而观察解释过程的时候，这些前提性问题是可以省略或者可以被观察的。因为: 1.一个现实的争议已经被推到法院。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并请求法院解决争议，而不是法院脱离具体事实去制造一个法律问题，然后，进行一般性的法律解释。当然，法院可以通过选择案例而寻找一个正中下怀的争议问题，但是，法院至少在形式上是被动的。

2.在争议的全部过程中，参与者角色是预先设定和不可改变的，每一方当事人都要建立自己声称的合法性，而击破对方声称的合法性。解决争议的全部过程是通过对抗式诉讼而进行合法性竞赛，而法官必须裁判合法性竞赛的胜负。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只能就某一个确定的争议焦点，判决一方全胜，另一方全败，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当事人是围绕一个注定要有答案的问题，进行一场注定要有胜负的较量——不是武术表演式的单练，而是互决胜负的对练。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人们不能因为解释方法和理论分歧而放弃解释，也不能等到解释方法和理论“完善”之后再作出结论，因此，关于解释方法和理论的争辩只是作为合法性竞争的构成部分而显示其现实意义。

3.法官和当事人都承认:在当事人和法院之外，存在一个决定合法性争议的权威文本。解释对象不仅是确定、可以被解释的，而且对竞赛参与者和裁判都有约束力，至少在形式上如此。即使当事人争论一个法律本身的合理性，他们也是根据承认存在另外一个更加权威的法律文本，否则，法律解释问题是无法进入法院的。

4.诉讼和体育比赛的一个差别是，法官裁判胜负需要陈述理由，体育裁判只作结论，不谈理由。法官之所以有资格判决输赢，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判决理由;体育裁判也有自己的理由，只是体育规则本身比法律规则简单、明确，裁判需要当场宣布胜负而没有时间陈述理由。法官需要告诉当事人:决定胜负的规则从何而来，规则如何适用于争议事实，规则的适用是否遵循先例等等。法官需要证明:裁判符合一个超然于游戏参加者的权威文本，至于法官是比照事实和法律之后得出一个“客观”结论，还是先形成“前见”，然后，按照“前见”去裁剪事实和法律，这是无从考证的法官内心状态——一个由法官职业良心决定的问题。但是，无论怎样，法官有义务竭尽努力形成当事人的确信:裁判来自法官必须服从的法律文本，而不来自法官本人的道德哲学、意识形态或者偏见。

在对抗式诉讼中，结局通常是一方获胜，一方失败(双方获胜或者两败俱伤是例外情况)。如果所有法官就判决达成一致意见(结论和理由都一致)，审判理由通常是加强一方的合法性，而否认另一方的合法性，法官实质上是加入当事人一方的阵营，判决理由实质上是有关当事人主张和判决本身合法性的解释。因此，问题不在于教育背景相同的法官如何对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产生分歧，而在于他们如何运用基本相同的合法性渊源建立不同的审判理由。审判理由就是法律解释，就此而言，一个没有审判理由的裁定不能算是司法裁定。

（三）罗伊判例引起争议的法律问题包括:堕胎合法性是一个应当由立法解决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当由最高法院解决的法律问题?司法判决应当是遵循前例，还是回应公众意志?按照宪法第14修正案，未经正当程序而不可剥夺的个人自由是否包括妇女堕胎的自由，未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个人生命是否包含“胎儿”?法院解释宪法的依据是宪法条文和宪法制定者的本意，还是一种可以让法官自由发挥的宪法“基本价值”?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争议，决不是为了统一认识，而是就角色、价值判断、法律解释方法的合法性进行竞争———在特定制度和具体个案背景下的合法性竞赛。

围绕罗伊判例的问题之所以和法律解释有关，因为，在那些和争议有关的基本前提上，对立各方存在共识:其一，各方对问题的真实性不存在争议，有了这样的共识才有可能进入罗伊判例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应当由法院回答的问题?其二，法官和当事人都承认:宪法比自己更权威，当事人的主张和法院的判决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它们能否得到宪法支持;重要的不是法官作出了什么决定，而是法官的决定是否能够得到宪法支持，因此，进入罗伊判例的第二个问题——法官超越宪法文本含义和创制者的意图解释宪法是否背离了正当角色?其三，宪法判例生效之后构成对法院具有约束力的权威，但是，法院又不排除推翻前例的可能性，因此，进入罗伊判例的第三个问题——法院是否应当回应公众反应而推翻前例?

尽管，围绕罗伊判例的争议始终是以宪法解释为脉络，以法院的合法角色为焦点，但是，争议的原动力是利益的合法性竞争。一方面，罗伊判例宣告妇女堕胎合法化，另一方面，罗伊判例冒犯了美国社会的其他价值判断，打破了传统形成的合法性边界。罗伊判例对笃信生命从受孕开始的宗教是一种亵渎:当法院宣布胎儿不是生命的时候，一个世俗权威侵入了宗教权威的传统领地;反对罗伊判例的呼声之所以如此激烈、广泛和持久，司法和宗教结怨是一个重要原因。罗伊判例对各州立法权构成了严重挑战:罗伊判例的妊娠三阶段划分实际上是给各州政府提供了一个立法纲领，联邦司法如此激进地侵入各州立法领地，自然引起强烈抵抗。

罗伊判例对合法利益的传统边界的冲击远远不止是生育自主问题。当法院宣布堕胎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时，就拉开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利益合法化之争的序幕:

1.既然生育和堕胎都是受到平等保护的权利，那么，政府资助生育，而不资助堕胎，是否违反平等保护规则?政府分配社会资源的合法性面临挑战。

2.既然堕胎是一种隐私权，那么，同性恋为什么不能也是隐私权，同性恋伴侣为什么不能得到和异性配偶一样的福利待遇?同性恋为什么不能收养子女，为什么不能相互成为法定继承人?

3.既然堕胎是个人支配其身体的自由，那么，安乐死是不是一种自由?人是不是有自杀的权利，医生是不是能够帮助病人实现这种权利?当一种传统的“非法”主张得到“正名”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类似的非法主张与之附会、认同，纷纷要求“正名”，从而导致重新划分合法利益边界的系列争夺战。

罗伊判例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解释问题，而是对立各方通过法律解释扩展自己的合法领地，重新划分合法性边界。但是，罗伊判例提出的法律问题又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从最高法院自称拥有违宪审查权之后一直争论不休的老话题，人们就这些老话题进行争论，决不是为了“统一思想”或者求大同而存小异，而是因为每当一种势力试图改变传统边界的时候，主张保持原状和改变边界双方的论调总是围绕老话题而展开新的一轮较量。

㈣ 考虑思考法官一般需要高考考多少分

《礼记·中庸》有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专的是为学问之道，属依次有五：首要博学，次为审问，三为慎思，四为明辨，后为笃行。人民法官作为理性的思考者与法律维护者，承载着维系公平、匡扶正义之重任，亦应如此：要广泛涉...

㈤ 如何建立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专业职务序列和工资制度的思考

1：国企及企业领导人员不再确定行政级别，是国企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崭新的里程碑。\r\n2：（1）领导职务： 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 （2）非领导职务： 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3）驻外外交机构衔： 大使衔、公使衔、参赞衔、一等秘书衔、二等秘书衔、三等秘书衔、随员衔 （4）专业技术职务： 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第三章 职务与级别 第十四条 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国务院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 第十六条 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第十七条 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职务层次和机构规格设置确定。 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职务序列，根据本法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第十九条 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务院规定。 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 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别。 第二十条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以及海关、驻外外交机构公务员的工作特点，设置与其职务相对应的衔级。

㈥ 关于如何完善绩效考评体制的几点思考

青县法院政治处主任陈世路2010年是河北省法院系统的全面深化管理年，借此东风，法院绩效考评体系的建设也如火如荼，作为基层法院，青县法院的绩效考评机制也已经全面运行。不可否认，绩效考评机制在提高审判质效、完善审判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笔者发现，该机制在运行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绩效考评机制的效能。下面，笔者从自身工作的角度出发，谈几点自己的思考。
一、现阶段绩效考评机制的运行方式
纵观现阶段绩效考评机制的运行方式，主要为量化考评。笔者在收集参考邻近兄弟基层法院有关考核方案后发现，他们大多采用量化的形式进行考评，即将业务部门及法官的办案数量、质量（上诉率、发还改判率、调解率、申诉率、法律文书差错率及执行标的到位率等指标）、效率、调研成果等内容分别设置一些指标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对业务部门及法官打分，按得分高低排序，以此来作为考评的依据。而在制定具体考评指标时，各个法院都会根据每个业务部门的工作实际情况及特点，制定不同考核指标。即每个部门的工作性质不同，其考核评价标准不同，目标任务也不一样。
二、现阶段运行方式的问题
（一）考评指标的确定无法保证科学、合理
笔者认为，量化考核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工作岗位，对法官的审判工作实绩进行量化考核缺乏统一性、精确性和可比性，因为指标的确定无法体现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办案数量为例，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立案、执行与审判之间都没有可比性，而设立不同的指标、不进行横向比较又无法体现出各个部门及法官之间工作质量与效能的差距；同时，这些指标也无法体现个案中的工作量，因为案件情况的不可预测性决定了案件审理过程和审判资源利用的多样性，即使是同一个法官办理同一案由的案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又如，在案件质量方面，通常为了考核法官的办案质量要设置上诉率、改判发回重审率、调解撤诉率等一系列的指标，对此，笔者认为，这些指标都不能完全反映出法官办案的质量，因为，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也许100个上诉案件中也没有一个错案，而不上诉的案件中却未必没有错案。因此，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可能用某些指标来统一衡量，也就是说，不能采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方法。
（二）信息采集无法做到统一、精确
目前，在考评中采用的信息一般有两个渠道，一是取自立案庭的各种报表，二是取自各个业务庭的报告。这里就出现了信息采集的误差。以青县法院为例，在审判管理中存在两个平行的管理体系，即以涵盖审判实务、绩效考核、案件评查、档案管理、督促奖惩的实体管理体系和以本院局域网为核心，涵盖远程立案、网络办公、案件归档、文书制作、信息录入的网络管理体系。在信息采集过程中，立案庭的信息主要来自网络，业务庭的信息主要来自实体，由于这两个体系在运行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两条平行线，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个别庭室的信息录入不及时，造成造成实体信息与网络信息的脱节，经常会出现两者之间数据不一致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没有完全体现法院自身特点
现行法官考评制度仍带有相当的行政化色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官管理的公务员化，在每年的年度考核中，都是按照公务员的那标准进行，通行的做法是依照公务员法的规定，由法院政工部门于年终前，到组织人事部门领取《公务员年度考评登记表》下发给法官，由法官按照德、能、勤、绩几个方面进行总结，自我自行填写，然后由分管领导或临时的考评小组填写考评意见，送归个人档案，即完成年度考评工作，从此年复一年，再无下文；二是考评结果的利用简单化，法官考评结果使用范围较窄，主要用于评先评优，没有充分运用于对法官的监督、管理方面，例如，现在法官等级评定中仍然只要求具备公务员考评连续合格的结果，而对绩效考评的结果不作要求，使得绩效考评应有的价值没能利用和体现出来。
（一）设制合理的考评内容和标准
法官考评的内容和标准，是建立法官考评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它所解决的是对法官考评什么及其依据的基本问题。针对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考评内容和标准应该怎样设制才更合理，更能完整、客观呢？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是法官职业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标准的把握应主要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六个方面入手。2、业务素质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五个能力：一是公正司法的能力，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应恪守中立和独立，保障各方当事人平等行使诉权；二是驾驭庭审的能力，庭审活动是全面反映法官法律水平和审判实务能力的核心环节，法官应当具有驾驭庭审的能力，围绕庭审争议的焦点，有条不紊地组织法庭调查、辩论和调解，娴熟地运用诉讼法证据规定和证据规则，正确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及时认证，庭审语言规范、简明扼要，程序合法；三是调解的能力，法官对事实的分析是否充分、对法律的解释是否明了是影响案件调解结果的主要因素；四是裁判文书的制作能力，优秀的裁判文书应该语言准确精炼，格式规范，条理清晰，结构严谨，事实叙述清楚明白，详细得当，证据采信充分说明，令人信服；适用法律据案引法，准确无误，并做出合理的解释；五是调查研究的能力，笔者认为，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考评内容，因为调研是更高层次的审判，可以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素质，促使法官发现、思考并设法解决问题，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升华过程。3、司法的效率和质量
审判的效率和质量主要体现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应当体现程序的公开性、合理性、平等性、民主性；实体公正体现严格适用实体法，客观公正地裁判，最大限度地追求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而不应只片面的追求调解率、撤诉率、执结率、上诉率、改判率等。笔者认为，可以将以下几项指标作为效率和案件质量的考评指标：（1）结案总数，个人结案总数能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法官的工作量；（2）审限内结案率，在法定审限内审结案件是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最基本的要求；（3）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它能够充分反映法官的工作责任感和综合业务素质；（4）案件质量合格率，这项指标应当是是法官考评的核心内容，包括程序是否公正、实体是否公正、审判技能甚至社会效果等，对案件质量合格率的考评，应当以案件质量评查体系为前提，由专设的案件质量评查组对每个法官所办案件进行全面评查；（5）发回重审率，案件被二审法院全面否定，说明在程序、实体上存在问题，理所应当作为质量考评的当然指标；（6）当庭宣判率，这一指标能充分反映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独立判断证据能力、理解和适用法律能力。
（二）建立精确、专一的信息采集体系
必须建立以网络为基础的，精确、专一的信息采集体系。考评信息的采集要完全来自网络。为此，应当依托法院局域网连接、政法网络建设、法律文书上网等工程的开展，细化、量化审判信息录入程序，要求审判信息必须及时、准确录入，并将信息录入情况纳入年度考评范围，对信息录入不及时、不准确的庭室予以相应的惩罚。完善了案件归档管理，明确案卷归档时间和装订顺序，严肃案卷归档纪律，强调电子卷宗与实体卷宗的一致性。同时，建立网络管理办公室，配备具有丰富网络管理经验和软件制作能力的网络管理员，依托全国法院信息管理系统和局域网，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实行统一管理、调度。运用具有领导远程控制、法律文书制作、法律法规查询、数据自动生成、局域网络对接、案件实时监控等功能的自动化办公软件，实现法律文书、案件信息和统计数据实体版与电子版的一致。
（三）拓展考评结果的运用
长期以来，对法官的考评只与法官的立功受奖有关，而与级别、职务的升降及惩罚没有任何关联，考评实际上形同虚设，离实现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法官奖惩、培训、免职、辞职以及调整等级和工资的依据相去甚远。

㈦ 如何培养法律思维

1、学习法律知抄识。学习和掌握基本袭的法律知识，是培养法治思维的前提。

2、掌握法律方法。法律方法是法治思维的基本要素，法治思维的过程就是运用法律方法思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法律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正确理解法律的方法，包括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内容和精神等；

二是正确运用法律的方法。

3、参与法律实践。法治思维是在丰富的法治实践中训练、培养和应用的思维方式。现在，人们参与法律实践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多：

一是参与立法讨论；

二是依法行使监督权；

三是旁听司法审判。

4、养成守法习惯。法治思维是一种习惯性思维，与长期自觉养成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7)法官思考扩展阅读

基本规则：

（1）法律思维必须以权利义务的分析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

（2）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

（3）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

（4）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

（5）理由优先于结论；

（6）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相同案件的结果能相差很大，因为在中国，有个东西叫民意，他对司法的影响太大，但是里面很多人是不懂法律的，其实是在起哄闹事。一句话，民意不代表法律，愤慨不代表正义。 要有一颗公平、正义之心。

㈧ 思维的名词解释

思维释义：
1.[哲]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 2.进行思维活动

㈨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引发的思考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一书，全方位展示了美国法官精英对一些司法热点问题的见解，虽出自域外司法视角，正如译者何帆所言，“司法领域毕竟有许多共通规律”，书中许多观点于中国司法问题亦多有呼应，读之启发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绝对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为其职业生活必定惊心动魄、精彩绝伦。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却被约翰·哈伦二世、鲍威尔大法官形象比喻为“九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并特别强调“小型”和“独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配备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独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无法保证任期内都去过其他大法官办公室“串门”。作为顶层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却达60小时。

惊诧之余，又略有所悟。“小型、独立”两个关键词蕴含的“法官独立”、“团队机制”精神，与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吗。

1、“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论及关键词“独立”，大法官强调的是为确保公正，法官个人在案件审理中做到独立思考，独自决断，不受他人的干扰与阻碍。当然，法官独立并非排除审判辅助人员的支持。审判独立，是不争的共识，而“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却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命题。西方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下，法院独立是三权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实，其更关注的是法官是否独立。而在中国语境中，“法院独立”抑或“法官独立”之争却延续长久。

我国立法界定和审判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观点。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是在机构独立的角度界定审判独立。审判实践中，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形成科层化，裁判文书层层签署、层层负责，文书签署法院印章对外生效，形成了饱受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非正常现象，法官独立审判是没有实现的，办案责任制也因此陷入尴尬。应当说，在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中，“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至此可以终结。新一轮司法改革倡导法官角色回归本位，“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清晰划分案件裁判权和司法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正是法官审判独立精神的回归和强调。可以说，强调法官独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领。法官裁判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线。这一要旨正如哈伦大法官论及审判独立时所提醒的，“与律所的法律意见和企业的政策决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机构作为整体的处理结果，只是合议后个人投票的结果。个人负责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内部备受尊重并被小心呵护的惯例。”

2、审判组织之构成

论及关键词“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书、信使等人员在内，可以独立完成审判职责，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的团队。

就此关键词，联想到我国此次司法改革的审判组织形式调整。长久以来，参照行政机关管理模式，我国法院以业务庭作为基本管理单元，各业务庭再组成数量不等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作为基本办案单元。行政化的科层级审判组织形式，其弊端是明显的：裁判权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议庭、庭长、院长等主体手中，审判分离，办案责任落实虚化；院庭长忙于管理性事务，往往脱离审判一线，造成优秀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链条状”的审判管理，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就审判组织变革而言，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实现“扁平化”和“团队化”。这在结构形式上与美国大法官“小型团队”的运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将合议庭或独任庭作为直接的审判单元，通过减少审判管理中间环节，建立紧凑的扁平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业务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团队，通过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团队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多个试点法院组建“审判团队”的经验佐证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审判长，1至2名见习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录员等）组建独任制审判团队，以“1+2+3+4”模式（即1名审判长，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辅助人员）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

二、“法官员额”的考量

1、联邦法院规模之争

与我们受“案多人少”困扰一样，美国法院也正经历“案件数量危机”。为应对危机，美国的做法是审判辅助人员不断增长以减轻法官负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数、壮大法官队伍，“1950年至2011年间，联邦下级法院法官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应该增加法官员额，美国法官的意见是分化的，存在“联邦法院规模之争”。以斯蒂芬·莱因哈特为代表的法官坚决支持扩大法官员额，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法官，很难为公众提供高水准的审判服务，难以确保个人权利免受侵害；以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法官却主张控制法官员额，对联邦法官规模的扩张倍感忧虑和遗憾，认为这将对司法程序、联邦制度与联邦法院产生负面影响，其主张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义”。当然，在莱因哈特法官看来，反对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思维作祟。

2、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员额制是当下我国司法领域的热词。应当说，美国“扩大还是限缩法官员额”的争议在我国已有定论。法官员额制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与美国主张控制法官员额的理由一致，确定法官员额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于，通过提高任职门槛以确保法官质量，以优秀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最终保障案件质量。同时，通过法官群体精英化，为提升法官职业保障创造条件，以法官的减量提质，提升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员额制改革有效衔接配套实施的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顽疾，实现法院管理的专业化。

当然，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对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并非没有任何质疑和隐忧，这些是当前改革推进中绝不能忽视的“异议之言”。按照不超过39%的比例实施法官员额限制，必将导致法官数量的大幅减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考验中，少数精英法官如何确保审判任务的完成？法官数量的减少会否导致案件质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员额制动的更多是年轻法官的“奶酪”，他们感受的冲击将会最大，法官身份丧失后，如何确保队伍的凝聚力和他们对法官职业的持续梦想？以上忧虑的存在，需要法官员额制改革保持足够的审慎，将众多的因素纳入改革考量。科学合理地测算完成案件审理所需要的法官数量，确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于以牺牲审判任务和案件质量为代价；尽量合理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过渡性安排，为落选者后续入额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为其法官梦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执业的动力。隐忧或许是多虑，但尽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为改革减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审判辅助人员的价值认识

在中美司法系统运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审判辅助人员”的身影。他们是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不可或缺的组成，扮演着法官“贤内助”的角色。

从价值上说，法官精英化后，包含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内的审判辅助人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无足轻重的“小卒”。正如书中所言，“不可否认的是，法官助理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案件持续增加，法官人数与案件数不成比例时，法官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审判辅助人员。受限于法官员额的限制，审判辅助人员的增长必将是法院应对受案高压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审判组织功能性构成看，审判辅助人员是审判组织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精英化的法官将集中精力于“审”与“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将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没有他们的工作，审判组织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难以想象的。

价值已无需多言，而审判辅助人员的现实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审判辅助人员位于科层结构的底层，其地位不过是法官的附庸。受限于僵化的编制管理，大量审判辅助人员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门槛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务压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在此想表达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见到了该修正的时候，审判辅助人员绝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价值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切，改革的视野应加重对审判辅助人员的关注份量。探索创新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模式，积极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科学划分其职责范围，注重强化职业保障，确保队伍整体活力以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等等，以上命题都是改革路径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足够的重视让审判辅助人员改革跟上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