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释法

Ⅰ 香港终审法院的释法争议

香港终审法院对除来了《香港基本法自》外的香港法律具有最终解释权。基于香港终审法院对刘港榕案的判决，香港终审法院仍可就《香港基本法》作解释，但没有最终解释权。因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授权香港法院自行解释基本法关于香港自治范围的条款。由于香港终审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源自人大常委，人大常委对基本法的解释可推翻香港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但不能直接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
这令香港法律界经常担忧香港的司法独立能否保持，称这个安排为“悬在头上的剑”。这些争议在1999年的香港居留权争议中至为明显。

Ⅱ 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是什么

ABCD。

从现行制我国相关法律来说，法官的释明权可以在对上述所有方面都进行释明，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第1款规定，法院有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当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法官给予当事人一定程度的司法救济，原本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规定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即法官鼓励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这样的规定就是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处分权的释明）。

还有法官可以对当事人错误的法律认识进行释明，对当事人在辩论的时候，对当事人的辩论内容的明显错误理解进行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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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关释明权的规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等法条和规定中，而没有统一法律或法规对法官释明权的概念、行使的范围、限度和方法等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主要的法律依据是证据规则第三条、第八条、第三十五条。

Ⅲ 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作出的解释

您好，司法解释包括两类，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也称为审判解释。另一个是指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也称为是检察解释。这两类解释，通常被称为是【两高解释】。

Ⅳ 美国最高法院拥有释法权 释法权什么意思

解释法律的意思，美国最高法院没有颁布法律的权利，只能通过判例来影响司法。

Ⅳ 最高法院关于调解的司法解释是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4〕1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4年8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二○○四年九月十六日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

第二条 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

第三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

第四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

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

第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前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人员和书记员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第六条 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

第七条 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

第八条 当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调解方案，主持调解的人员也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

第九条 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第十条 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十一条 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

当事人或者案外人提供的担保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条件时生效。

第十二条 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一） 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 侵害案外人利益的；

（三） 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

（四）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第十三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十四条 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

第十五条 对调解书的内容既不享有权利又不承担义务的当事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的效力。

第十六条 当事人以民事调解书与调解协议的原意不一致为由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

第十七条 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当事人就主要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对未达成协议的诉讼请求提出处理意见并表示接受该处理结果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调解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制作调解书的记入调解书。

第十八条 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九条 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承担了调解书确定的民事责任后，对方当事人又要求其承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迟延履行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条 调解书约定给付特定标的物的，调解协议达成前该物上已经存在的第三人的物权和优先权不受影响。第三人在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实施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案件，在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实施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

以上仅供参考！如果满意的话记得给分哦！

Ⅵ 2015年最高法院解释法律工作者为什么被禁止

1、2015年最高法院从来也没有出台过司法解释，去禁止法律工作者。
2、《民事诉讼法回》第八十答八条规定的很明确，“诉讼代理人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提交授权委托书外，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一）律师应当提交律师执业证、律师事务所证明材料；（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提交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以及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证明材料；”
3、最高法院怎么可能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呢？

Ⅶ （法释［2004］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专人民法院冻结属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资金的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申请执行人申请延长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办理续行查封、扣押、冻结手续，续行期限不得超过前款规定期限的二分之一。

Ⅷ 法庭庭审释法不清楚而判决后,怎么办

法庭时审理案件的地方
不是解释法律的地方
法院依法判决
法律规定得很清楚，你可以找你的代理律师解释法律
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就可以

Ⅸ 香港人大释法具体什么意思

香港人大释法具体意思是:人大释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法律权”，对特区因为法律知识不足和其他特别原因（纷争、诉讼不清）而进行定调。因为香港的司法独立，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由中央授权，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是这么规定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换句话说，涉及到国家主权和中央和特区关系等政治权力的重大问题上，香港法院对于有关案件的终审判决前必须提请人大常委会对于有关条款进行解释，以解释作为准则。

(9)法院释法扩展阅读：

1999年6月第一次释法，聚焦香港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问题。当年5月20日，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国务院提交报告称，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当年1月29日就“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案件”所作的判决。

扩大了香港居民在内地所生子女获得香港居留权的范围，并认为这些子女无须经内地有关机关批准，即可进入香港特区定居，这一判决内容与香港特区政府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理解不同，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Ⅹ 朱国斌 人大释法冲击香港法治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1月7日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认定依法宣誓是相关公职人员就职的必经程序，未经合法宣誓或拒绝宣誓者不得就任相应公职；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法定誓言；拒绝宣誓者丧失就职资格，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香港社会多数人对是次“释法”表示欢迎。但亦有多位政治人物表达不满，法律界更发起“黑衣游行”以示抗议。在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前，曾有过4次释法。除第四次（应终审法院之请）之外，历次释法都曾引起香港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应，被认为是破坏香港法治之举。
“双轨制”解释模式
释法引发的种种争议源于《基本法》的混合特徵：《基本法》第158条设定了一种“双轨制”解释模式，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都享有《基本法》解释权，但二者的解释权有明显的区别：1）前者是固有的，而后者是派生的：根据第158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本法之解释权属于人大常委会，而特区法院的解释权系经授权得来；2）前者是无条件的，而后者是有条件的：人大常委会可在其认为有需要时解释《基本法》，而特区法院只能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3）前者是全面的，后者是受限的：原则上，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都可解释《基本法》所有条款，但当解释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特区关系时，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特区法院应提请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4）前者的解释具有优位性，后者的解释具有从属性：如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特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须以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
就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而言，其启动程序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主动释法即人大常委会在其认为有需要时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作出解释，如第二次和第五次释法。不少论者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认为，人大常委会仅可应特区终审法院之请解释《基本法》，这种理解其实是有偏差的。因为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固有的、全面的和无条件的，这种解释权并不依赖于终审法院的提请而存在（这也为终审法院所确认）。第158条第3款与其说是对人大常委会的限制，毋宁说是对特区法院的限制。被动释法即人大常委会应国务院或特区终审法院之请解释《基本法》，如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释法。应终审法院之请解释《基本法》引发的争议最少，因为这一点明确载于《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但是人大常委会能否应国务院之请解释《基本法》，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然而，国务院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要求，是符合《立法法》规定的。甚至从理论上讲，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也有权向人大常委会要求释法。迄今为止，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及应国务院或特区终审法院之请释法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惯例”。
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其效力等同于《基本法》条文本身。由于解释并非新的立法，只是对立法原意的一种阐明，从学理上讲，这种解释的效力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即存在。换言之，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是有“溯及力”的。然而，这种安排势必对《基本法》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为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时以发现立法原意为目的，务求解释符合相关条款的立法原意。此外，为避免对过往已终结案件的影响，《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即不推翻法院已经作出的判决。这种规定可视为一种豁免，但是这种豁免并不影响解释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发生效力。同时，为确保人大常委会的解释顾及民意和符合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基本法》第158条第4款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徵询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释法是新宪政秩序一部分
《基本法》第158条设定了一种“双轨制”解释模式，这种制度设计的理性在于维护国家主权及体现香港特区高度自治。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人大常委会应有权解释《基本法》，因为：其一，《基本法》是全国性法律，其不仅对香港特区有拘束力，而且对中央及其他地方有拘束力，如将解释权全权授予地方法院，则《基本法》可能“下沉”为地方性法律，这样既不符合制定《基本法》的原意，也无法体现国家主权；其二，《基本法》由全国人大制定，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符合中国“议会至上”的体制、《宪法》的规定以及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惯例。从特区高度自治的角度来看，特区法院也应有权解释《基本法》，因为：其一，法院解释法律符合普通法系的传统，《基本法》允许保留香港原有的法律和司法体制，授权特区法院解释《基本法》是对香港原有法治传统的尊重，也是香港特区高度自治的重要保障；其二，《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具有保障人权和规范权力运作等重要功能，如排除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和适用，则这一重要宪制文件将沦为一种“宣示性”文件。
总体而言，《基本法》第158条兼顾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制度特质，主观意图是实现坚持国家主权和维护高度自治的统一，是两种法律制度的混合体（hybrid）。殊不知，两种制度本身相互兼容性并不足，结合（merger）到一起的那一刻就蕴藏着内在冲突，且设计并不十分周全。而内在冲突与设计不足正是《基本法》解释制度看上去较难理解的根源：1）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属于立法解释，而特区法院的解释属于司法解释，前者按照中国法的规则来解释《基本法》，后者依照普通法的规则来解释《基本法》，这两种解释规则本身就是有冲突的；2）《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只规定了终审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之前，应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但是对于其他法院在处理基本法案件时，是否应将案件交由终审法院再提请释法，并无明文规定，这似乎留下了一个有待填补的“漏洞”；3）《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并没有预设终审法院不提交解释的情形及人大常委会可以采取的补救性措施；4）从第158条的规定来看，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固有、全面、无条件且不受限的，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优于且高于特区法院的解释，但是对于这一种重要权力的行使却没有公开、明确且细化的程序规则。
本次释法无冲击法治
不少人士从主体、时机、程序和必要性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第五次人大释法的种种瑕疵，构成对香港法治的重大冲击。但这些质疑是否言之成理，依旧应当从《基本法》第158条的立法逻辑和本次人大释法的实际出发。
首先，就释法的主体而言，有论者认为，人大常委会无权解释《基本法》，至少是无权解释《基本法》中有关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因为：一方面，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牵涉到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至少是可争议的），对此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另一方面，即使对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人大常委会也有权解释，因为第158条第2款“授权特区法院解释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并不是一种“独占式”授权，即授权本身并不排除人大常委会仍然对这些条款享有解释权。认为人大常委会应当不使用或尽量少使用对这些条款的解释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人大常委会直接放弃解释权，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其次，就释法的时机而言，有论者认为，人大常委会虽有权解释《基本法》，但鉴于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故人大常委会不应在此“敏感时刻”释法。笔者认为，除非人大常委会根本不就相关条款作出解释，否则在案件判决之前解释相关条款应当被视为“适宜时机”。因为是次“宣誓风波”将特区政府卷入其中，在案件判决之前特区政府即表明，如败诉则可能考虑提请中央释法。但特区政府能否胜诉仍是未知之数，如待法院宣布政府败诉之后再行释法，则更加坐实了对特区政府“输打赢要”的指控。
再次，就释法的程序而言，有论者认为，第五次人大释法由委员长会议提出，但是《立法法》第43条所规定，可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机构中并无委员长会议，因而是次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这种观点的谬误之处在于忽视了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的情形。如前所述，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固有、全面和无条件的解释权，这种解释权并不依赖于特区法院或其他机关的提请而存在，人大常委会可在其认为有必要时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作出解释。《立法法》第43条规定国务院等机构“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但这一条本身并不妨碍或否认人大常委会有权主动解释法律。事实上，委员长会议并非人大常委会的外部机构，而是人大常委会的一部分，因而是次解释可视为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
再者，就释法的必要性而言，有论者认为，根据高等法院于11月15日作出的判决，“无论是否有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法庭得出的结论都一样”，证明是次人大释法是毫无必要的。这种论断言之过早。因为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即有消息表明，任何一方败诉都将提起上诉，事实也证明如此。且不说人大释法之时原讼法庭尚未有判决，即便当时已经判决政府胜诉，也不能排除上诉法庭推翻这种判决的可能。因原讼法庭判决政府胜诉而认为人大释法毫无必要，只是一种事后的侥幸心理。在特区法院终审判决之前解释《基本法》，是一种审慎和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将来的判决可能推翻原讼法庭或上诉法庭的判决，却不能推翻此次人大释法。梁游案中，上诉法庭于11月30日亦承认，人大释法对香港法院具有约束力，且《基本法》未赋予本港法院审查人大释法是否涉嫌修改《基本法》的权力。
最后，就释法的内容而言，有论者认为，《基本法》第104条仅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应当依法宣誓，而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却添加了“真诚、庄重”、“监誓人”、“不得重新安排宣誓”等内容，这远远超出了“立法原意”的范畴，因而是次“人大释法”不是解释，而是修订，但《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故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属于越权。仅从字面上看，这种质疑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前述的新增内容固然超出了法条规定文本，类似于一种“补充规定”或者“细化规定”，但是这种规定本身没有抵触或者改变第104条的规定（譬如改变宣誓主体或者效忠对象），因而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修改《基本法》。而应该讨论的是，在解释法律时，是否容许对相关条款作出补充。然而，根据中国法律解释规则，这种补充规定是被容许的，故是次解释并不涉嫌越权。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宣誓及拒绝宣誓的法律后果，本地《宣誓及声明条例》已有明确的规定，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却详细规定了“拒绝宣誓”的情形，有“为港立法”之嫌，“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更是本港立法所没有的内容，因而释法等于改写《宣誓条例》。就“为港立法”而言，法律解释本身就有明确条文含义和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如若《基本法》或本地立法没有详细规定何为“拒绝宣誓”，则法律解释可以被用于阐明立法原意及填补法律漏洞。
就“改写《宣誓条例》”而言，一方面，《宣誓条例》本身并未规定“准予重新宣誓”的情形，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规定“不得安排重新宣誓”，并未与之相抵触。另一方面，如果有论者认为二者确有抵触，应该仔细阅读《基本法》第11条第2款的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人大常委会解释的效力等同于《基本法》条文，对特区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均有约束力（这一点同样为梁游案上诉法庭所承认），如果本地立法或实践与之相冲突，则应该修改本地立法和实践，而非要求《基本法》或立法解释迁就本地立法。
综上所述，第五次人大释法在主体、程序和内容等重要方面并不存在僭越或违规，因而没有冲击或损害到香港法治。事实上，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基本法》。人大释法是香港法治与宪制的一部分，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这种权力应当得到香港社会的承认和充分尊重。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每次释法都会对香港法治造成“冲击”和“破坏”。若说释法“冲击”了香港法治，不如说它客观上可能会激发一些港人抗拒中央介入香港事务的情绪。毋庸讳言，是次释法仍然有美中不足之处，目前对于释法的讨论应当聚焦于如何完善解释的程序和方法。一味否认释法的权力或必要性，而非展开理性讨论，对解决问题和巩固香港法治于事无补。
朱国斌，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基本法实施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
章小杉，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研究助理

（资料来源：苏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