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

①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发展历程

1789年-1865年：围绕联邦同州的关系和奴隶制斗争时期。
1789年9月24日，美国总统华盛顿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789年司法条例》，建立起美国最早的联邦司法体系，即由6位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及由大法官兼任法官的3个巡回法院和13个地方法院。次年2月2日，联邦最高法院正式成立。
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内战时期，联邦最高法院致力于确立法院在三权中的地位和维护联邦高于州的地位。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在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领导下，联邦最高法院争取到了司法审查权这一尚方宝剑，并通过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判决，赢得了民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它一定的尊重和服从，最终确立并巩固了司法部门在美国政治中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的地位。唐尼法院时期，州权派控制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废除和维持奴隶制的激烈斗争中，唐尼法院维护了奴隶制。联邦最高法院企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空前的宪政危机，但其带有严重偏见的判决不但没有缓解南北对立，反而加剧了南北的对抗，并损害了联邦宪法的权威。美国内战后，联邦体制得以重建，奴隶制被废除，美国宪政发展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1865年-1937年：政府处理经济关系的敏感期关于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政府的目的和功能的争论，这是美国宪政发展史上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题目。从内战结束到新政初期，这个问题的争论尤为激烈。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联邦最高法院需要对围绕政府（包括州与联邦政府）的性质和功能的几个重要问题作出结论。这些问题包括：联邦政府是否可以干预经济，干预的底线和范围在哪里，工业化时期处理自由竞争和公共福利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区分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等。此一时期，联邦最高法院主要为保守派控制，利用司法审查权，在维护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的名义下，保护私有财产权，维护自由竞争原则，制止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1899-193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184件案子中裁决州法违宪，其中多数州法是管制经济的。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最高法院反对政府管制经济达到顶峰。1935年1月起的16个月中，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10个同新政立法有关的案子，宣布8个新政立法违宪。
除了在经济上开始实行有限的干预和管理外，联邦政府和联邦最高法院在19世纪后期还开始介入对宗教教育、移民管理、印第安人以及美国殖民地居民的权利等方面的管理。与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政策同步发展的是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政策。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南部种族隔离政策的合宪性，建立了“隔离但平等”的种族关系法律范式。随后在卡明斯诉里士满学区委员会案的判决中，拒绝干涉公开歧视黑人的公共教育政策，还容许许多州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妇女选举权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到1920年8月，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得到多数州的批准而生效，妇女的政治权利终于得到联邦宪法的承认。1924年，联邦政府将公民资格授予美国境内的所有印第安人。众多宪政问题都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阐发和妥协，联邦最高法院成为社会各种利益的争锋之地。
1938年至今：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沃沦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消灭种族歧视、改善种族关系方面，迈出了勇敢的步子。沃沦与布莱克、道格拉斯、布伦南共同铸造了宪法上的革命：把人权法案应用于各州；对为个人提供保障的特殊条款作出广义的解释；对内战修正案的应用与解释；放弃以种族和性别上的“怀疑”为由作出任何行政上或立法上的区分；扩大选举权、竞选公职权和公平代表权的范围，以及有关个人自由的其他内容。
70年代初期，伯格法院仍是沃沦法院自由派宪政主义的延伸，但到了70年代后期，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开始趋于保守。肯定了少数民族就业、升学等享有优先权的政策，对于妇女的平等权利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有一定建树。
1986年以后的伦奎斯特法院，内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远不像进步时期、“新政”时期和民权运动时期那样鲜明。这种现象也反映了80年代以来美国宪政发展的特点。由于利益的组合总是针对具体和现实的目标，利益结合的基础不坚固，加上利益间的频繁交错，过于激进和过于保守的力量都不能得到广泛和持久的支持。
约翰·罗伯茨出任美国第十七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由于首席大法官是终身制，因此他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施加相当的影响。美国舆论指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对于美国今后很长时间内的司法走向有决定性意义。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英式判例法体系，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关键案件的判决等于新的法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保守派法官已经占多数，如今又由一名保守派法官出任首席大法官，那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可能受到保守派理念的主导。

② 美国最高法院为何被指分歧严重

4月9日据美国报道，最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成员们在如何解决重要案件上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目前为止，本届任期内，最高法院仅仅做出了18起判决，落后于正常的速度。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暗示，最好的做法可能是放弃一起做决定。

9名大法官中，5名属于保守派，4名是自由派，也因此最高法院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意味着他们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立场。周二(3日)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上任正好满一周年，他的到来让法院内的保守党重新占据多数。此前最高法院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都处于人手短缺以及两派人手完全均衡的状态。

本届最高法院任期从去年10月开始，至6月底结束，这期间大法官们必须要解决比以往更多的严重又棘手的案件。

目前为止，本届任期内，最高法院仅仅做出了18起判决，落后于正常的速度。

最高法院专家预计，大法官们在未来几个月做出的5票对4票的判决要比以往多得多。这让保守派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有更多的机会投出决定性的一票，他有时候会与4名自由派大法官站在同一立场。

如果大法官们达成一致意见，最高法院做出某项判决的速度就快得多。目前已经做出的18起判决中，11个意见一致，另外7个则存在异议，其中有3起判决得票数为5比4。最高法院最具争议的判决往往会在6月份发布。

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介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级和最高审判机关，是唯一由专宪法规定的联属邦法院。1869年根据国会法令规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组成，9位大法官中，有1位是美国首席大法官。现任首席大法官为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2016年2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的保守派成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逝世。

④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

⑤ 美国大法官elena kagan是自由拍还是保守派

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1960年4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艾蕾娜·卡根2009年1月26日，她由奥巴马总统提名，2009年3月1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她出任美国联邦政府检察总长，她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女性。在担任检察总长前，她曾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 2010年5月10日，卡根获总统奥巴马选择为退休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的继任人，卡根是近40年来没有任何法官经验的候选人。8月5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对埃琳娜·卡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1960年4月28日－） (发音为 /ˈkeɪɡən/)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根于2010年8月7日正式上任。她是美国最高法院第112位大法官，同时也是该法院历史上第四位女性大法官。。在上任大法官之前，卡根曾在奥巴马内阁中担任美国检察总长。 卡根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并相继取得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位。卡根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白宫顾问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政策顾问。2003年，卡根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位女性院长。2010年5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卡根接替即将退休的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的职位。2010年8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3比37票通过了总统的提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现任 就任日期 2010年8月7日 总统 奥巴马 前任 约翰·保罗·史蒂文斯 45任美国检察总长 任期 2009年3月19日 – 2010年5月17日 总统 奥巴马 前任 乔治·盖瑞 继任 Neal Katyal 哈佛大学法学院校长 任期 2003年7月1日 – 2009年3月19日 出生 1960年4月28日 (1960-04-28)（50岁）纽约市 母校 普林斯顿大学 牛津大学 哈佛法学院 参考 ^ 1.0 1.1 Who's Who In America. Elena Kagan - WhosWhoInAmerica.Com. Marquis. 2008 [2009-01-03]. ^ May 01, 2009. May 1, 2009: The Day in 100 Seconds. YouTube. 2009-05-01 [2009-05-08]. ^ 卡根上任美国大法官 ^ 卡根简介 ^ 上议院通票通过 美国最高法院 罗伯茨法院 首席大法官： 约翰·格洛佛·罗伯茨 （2005至今） 2010至今： 斯卡利亚 | 肯尼迪 | 托马斯 | 金斯伯格 | 布雷耶| 阿利托 |索托马约尔 | 卡根

⑥ 美国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哪九位，他们的立场派别是什么

美国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以下九位，他们的立场派别如下所示：

1、首席大法官罗伯茨1955年出生在纽约，他一直担任联邦首席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

⑦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难道不怕司法不公正吗

不怕司法不公正，因为有九个大法官。

另一个阵营是奥巴马任命的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和索尼亚·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任命了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 Ginsberg）和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金斯伯格已经83岁，但他拒绝退休。结果，斯卡利亚的去世在法院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建立了平衡。法院大法官如何根据其意识形态公开投票？看看法院的一些裁决。首先是2000年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出任总统的裁决，随后是影响枪支管制法律的裁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裁决以及关于劳工权利的裁决，从左到右有明显的渐变。

⑧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了

是的，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金斯伯格于1993年由时任总统克林顿提名，并在参议院高票通过被任命为大法官。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唯一一位犹太女性大法官，倾向于自由派。

金斯伯格在美国大选日46天前离世的消息，迅速登上各家美媒的头条。推特热搜前十中，有八条都直接或间接与她有关，另外两条则与NBA相关。

(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扩展阅读

白宫新闻秘书表示已经降半旗致哀：

得知金斯伯格去世后，前总统克林顿称她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和了不起的人”，赞扬她的表现“甚至超过了我任命她时的最高期望值”。

白宫新闻秘书麦肯内尼（Kayleigh McEnany）表示，“今晚，我们致敬她留下的遗产。我们已经降半旗致哀。”

而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声明称，“今天，我们国家为失去一位法律巨匠而哀悼。”更早之前，他在一场集会后被问及此事时，表现出了刚刚从记者口中听闻消息的样子，并反问：“刚刚去世的？”

特朗普之后补充说：“不管你同意与否，她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度过了了不起一生。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难过。”

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二十年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判决有哪些

自行扩大了一下时间范围。呵呵，三十年内吧，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来。 1986年，鲍尔斯诉哈德威客案，最高法院做出不利于同性恋的重大判决，该判决称“宪法并未规定同性恋者的鸡奸行为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这个判决实际上是允许各州将同性性行为定义为有罪。 1996年，罗默诉埃文斯案，这个判决被认为是同性恋平权运动中取得的最大的阶段性成就。该判决承认同性恋者收到宪法的保护，即两个人的自愿的亲密性关系，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2003年，劳伦斯诉德州案，最高法院推翻了德州的反鸡奸法，承认同性恋的性权利是收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 然后，目前可期待的判决还有 一：）马萨诸塞州诉联邦政府《婚姻保护法》违宪案， 背景是1996年出台的婚姻保护法规定了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同时还授权各州可以不必承认在其他州合法的同性婚姻。根据这一法律，同性婚姻不享受联邦保护以及联邦法律。目前的信息是美国司法部并不打算承认该法违宪，所以，还要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 二：）加州联邦法院判定加州利用公投通过的禁止同性婚姻的8号决议违宪。加州曾经在2008年短暂的合法过同性婚姻。但是随后在保守派提出的一项全民公投中，8号议案获得通过。去年，该议案被加州联邦法院裁定违宪。目前该案已经上诉至最高法院。 从上面的几个判例来看，合法同性婚姻，将是大势所趋。在1986年的时候，美国有超过24个州有反鸡奸法。在2003年劳伦斯诉德州案时，美国仅有包括德州在内的4个州禁止同性之间的口交和肛交。另外还有9个州，禁止任何人【注意是任何人】之间的鸡奸行为。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最后有肯尼迪执笔的多数法意见中可以看出多数大法官的着眼点，其实并不是“鸡奸”是不是收到保护的基本权利，而是着眼在同性恋者是否享有实行这些行为的自由。 因此，对于未来的趋势，我是持乐观的态度。不是谨慎乐观，就是乐观啊，哈哈哈。 大概就这些把，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转折点性质的判决。 不是专业人士，请大家继续补充讨论啊

⑩ 美国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哪九位

1、小约翰-罗伯茨 John G. Roberts, Jr

2005年9月由布什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通过，罗伯茨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他也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

2、安东尼亚-斯卡利亚 Antonia Scalia

自1986年起担任此职，是目前服务时间最长和最资深的大法官。其父为西西里移民，其母也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1986年被罗纳德·里根任命为大法官，接替升任首席大法官的威廉·伦奎斯特。斯卡利亚被普遍认为是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反对实践主义司法，支持约束主义司法。

他以比较严谨的态度解释国会制定的法律，以比较宽的态度解释州和地方的法律，除非后者与联邦法律或保守的宪政原则相违背。

3、安东尼-肯尼迪 Antony M. Kennedy

罗纳德·里根总统提名肯尼迪为最高法院法官，且他在1988年正式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自桑德拉·戴·奥康纳退休后，肯尼迪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摇摆票，在很多投票5:4的案件中处于关键地位。他立场倾向中间偏右。

4、克拉伦斯-托马斯 Clarence Thomas

美国法学家，自1991年以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继瑟古德·马歇尔后第二位黑人法官，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之一。

5、露丝-金斯伯格 Ruth Bader Ginsburg

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怀特大法官退休，最高法院出现了空缺。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女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向克林顿举荐金斯伯格。参议员以96票对3票通过了金斯伯格的确认。

1993年8月10日金丝伯格宣誓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第一位犹太人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6、斯蒂芬-布雷耶 Stephen Breyer

斯蒂芬-布雷耶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并获得法律学位。他曾任职于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并从1980年至1990年担任联邦上诉法院第一巡回审判庭法官，且于90年至1994年晋升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

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名布雷耶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1994年正式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自由派。

7、塞缪尔-阿利托 Samuel A. Alito, Jr

2006年1月31日被乔治·沃克·布什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及耶鲁大学法学院，1990年被老布什任命为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他是第110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接替退休的桑德拉·戴·奥康纳，被认为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

8、索妮娅-索托马约尔 Sonia M. Sotomayor

2009年8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联邦上诉法院女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提名通过后说，他相信索托马约尔能胜任这一职务。

8月8日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接替6月退休的法官戴维·苏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法官。

9、埃琳娜-凯根 Elena Kagan

2010.8.6 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为埃琳娜.凯根进入最高法院在东厅举行庆祝晚宴之前，于总统办公室签署委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