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惩戒制度的完善
1、完善对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惩罚机制
法官与律师的相互关系，尽管要靠市场经济下的律师与法官的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来调整，但是在职业道德规范不足以调整法官与律师的非正常关系行为时，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约束律师与法官的非正常关系行为。笔者认为，建立一种“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惩罚制度”是不够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使“惩罚制度”能执行下去的有效机制。对于那些违法进行交易的法官与律师，要加大其“建立非正常关系”的成本，使其不敢形成两者的非正常关系；在建立法官与律师惩罚制度的同时，也应考虑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关系的激励机制”，使那些公正、诚信、博学、正义的法官与律师，因此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2、人民法院要设立举报电话，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号召当事人一旦发现法官和律师的不正常交往，即应向人民法院举报。接到举报后，要即时查证，如果属实，即应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对法官给予处理，并按照规定对匿名举报人进行一定的奖励。
3、建立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的公示制度
建议有关部门采用“中国法院网”的技术平台，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的“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栏”。凡是涉及到律师在执业中向法官行贿、法官单方面会见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以及法官为当事人推荐、介绍律师作为其代理人、辩护人等行为的数据都可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公示栏”，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公示制度。当然，建立这个公示制度，必须首先严格界定法官与律师非正常关系数据公开的范围、程序和时限，并要认真严格地审查当事人和人民群众举报信息的真实性。
Ⅱ 帮忙写个论文中国法官制度的完善
1、监督。这里所讨论的监督问题，指的是对于每一个法官个体也就是对人的监督的问题，因为归属在法官制度的范畴内，所以并不涉及包括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意义上的监督问题。从监督主体来划分，对法官的监督不外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形式。在我国，外部监督一般是指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与社会团体的监督，最主要的方式是党内监督，除党内监督之外的监督方式基本被虚化。党内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领导形式，实践证明这是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但客观的说，它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仍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同时作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所承担的监督职能和作用又一直得不到切实的贯彻，这样就造成了法院平时没人管，出了事情谁都管的局面。对于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法院的监督是关乎依法治国方略成败的头等大事，岂能没有一套完整的以法律形式固定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规范。还有内部监督，其实质是党内监督系统在法院内部的派出机构，名为监督，很多却流于形式，远没有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之，我国关于对法官的监督，意识上始终还停留在对一般党员干部的管理的层面，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为被监督的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对这个群体的监督的制度有效与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2、考评。如果说监督是针对法官的职业操守，目的是约束个人行为的话，那么法官的考评则是针对法官的业绩而言，目的是提高法官的审判业务水平，建立完善的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我国现行法官考评机制主要仍然是行政化的考评方式，对法官的考评套用公务员的考评标准，主要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总体来说，“德、能、勤、绩”目前真正能够较客观衡量的只有“绩”，标准就是结案数和结案率。根据法社会学中的“撒夫尔定理”，诉讼发生系数与经济发展指数是成正比的。你不能说一个经济较发达地区案件数量很多的法院的法官，他的工作成绩就一定比另外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地区案件数量较少的法院的法官要好。结案率的标准虽然可以对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忽视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年底控制收案，虚报审结数字，违反法定程序突击结案，这样的情况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总体来说，当前的法官考评基本没有摆脱群众评议加领导拍板的模式，行政领导的个人好恶往往左右考评的结果，主观性色彩过于浓厚，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既不客观，也不公正。
3、惩戒。惩戒是监督和考评的结果，监督和考评是惩戒的目的，惩戒与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我国《法官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这部分的内容，但仍然缺乏必要的实质要件。不管是惩戒、监督还是考评，首先都必须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即一个固定的组织机构来进行。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基本都遵循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施行的原则，建立由法官或者由法官和其他人士组成的惩戒组织；建立司法式或准司法式的惩戒程序；侧重保护被惩戒法官在程序中的各种权利，公平地听取双方证据和陈述等，大致有三种具体形式：一种是法院自己作为法官的惩戒机构，上一级法院负责审理下级法院的惩戒案件，像日本和德国以及美国的一些州，他们在最高法院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如德国的“纪律惩戒法庭”。一种是美国联邦所采取的司法系统的管理机构（司法行政决策机构）行使法官惩戒权，其在各巡回区上诉法院依法设立“司法委员会”，成员是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的法官。还有一种就是法国的模式，由国家设立专门的司法委员会，兼管法官惩戒事务，组成人员由总统、司法部长、法官、检察官等人员构成。可以看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由一个独立于当事法院的机构来处理法官惩戒事务。在我国，现行法官惩戒制度是从我国党政机关统一实行的“纪检监察制度”基础上照搬过来的，法院内部设立纪检或监察机构，隶属于政治部（处），其主要职能仅仅是负责对举报揭发的违法违纪线索进行初步调查，并不具备惩戒的决定权。其他包括对象的区分、审理程序、证据规则、证明标准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Ⅲ 如何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独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5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6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客观地讲，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国情紧密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
1、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法院及法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同时也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6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法官的人事控制，从而杜绝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而导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包括：（1）保证法院的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行政领导职务。（2）确保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笔者认为，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恒定状态。（4）法官的惩戒和调动。在日常工作期间，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于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能力素质决定了司法质量的高低，因此，不断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题。具体措施包括：1.大力强化业务培训。按照法官专业化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练兵，打造“法律精英”队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准。教育广大法官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规范司法行为，文明司法，谨言慎行，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严格约束业外活动，树立公正司法、勤奋敬业、刚直不阿的良好职业形象。3.加强廉政建设。坚持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法官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法官惩戒制度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纪行为。4.完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细化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司法权，防止发生腐败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机8制、岗位责任制，加大查处力度，重点解决查处失之于软、追究不到位问题，纯洁法官队伍。5.加强案件质量评查，注重发现影响审判质效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坚持定期评查、专项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坚持发现问题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坚持纠正错误与总结经验相结合。
(三)理顺和规范公众舆论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在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公众利用网络关注司法的热情日益高涨，人民法院要正确对待群众通过各种不同媒体表达的意愿。一方面发布全面完整的权威信息及时化解矛盾、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宽容对待、认真倾听公众的不同声音，把微博、论坛作为和社会公众之间增进了解、消除误会的平台。81、变被动为主动，强力推进审判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执法办案和新闻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两驾马车，两者之间不应背道而驰。法院应当将网上办公、数字法庭、裁判文书上网等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让每一次公开庭审都成为法律宣传的途径，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成为生动的法律宣传的素材。全方位、客观公正地把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开出来，切实做到不回避、不躲藏、不遮掩，让公众实实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2、加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坚持善待媒体、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的原则，积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机制，与新闻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公众，消除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隔阂，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处置网络舆情，实现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网络舆情处于萌芽阶段时起就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主动应对质疑和猜测，竭力抢占舆论制高点。4、规范各类媒体的报道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法院审判工作有它自身特点，审判独立是我国法律加以规定和保障的。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以遵循真实性为原则。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同时，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四)改革信访考评机制，重塑法院信访工作机制
近年来，涉诉信访工作在法院整体工作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受种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法院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甚显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境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访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规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员的答复和解释，长期坚持无理申诉；也有一些上访人在利己思想驱使下，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对方当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走上缠诉缠访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后，如何应对某些上访人的过激、违法行为，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处置机制，对一些缠访者尤其是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的上访者难以处置。少数上访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对申诉权利缺少制约的漏洞，无理纠缠，甚至辱骂法院信访工作人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信访制度，改革信访考评机制，刻不容缓。1、做好《信访条例》的宣传工作，指导当事人按条例规定依法有序上访。抓好条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对条例、现行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调整，使之与新条例相适应，使信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之间的信访联动，统一标准。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接访的原则不一，答复口径不一，就会加剧当事人的越级访。实行上下级法院信访信息传递、反馈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面大，疑难复杂的越级访和重复访，实行各级同堂会审，尽快给出一个终局结论。3、建立专家陪审团，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意见。借鉴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建立由法学专家、教授及知名律师组成的专家陪审团，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由专家陪审团陪审，并给出专家意见，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决结果的说服力。4、改革处访机制，改变平行部门或上级部门向法院转办或交办案件的随意性。对于信访案件，有的部门或有关领导不懂或不顾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能否进入再审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无审级限制等因素，直接简单的批办、交办或督办，转办。有些案件已不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或属于上级法院受理而被驳回申诉，但有关领导或部门交、转办函成为申诉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诉不休。5、改革信访考核机制，依法处置无理访。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使基层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主要职能，一到“敏感”时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体动员反复排查，重点布防，“不能使一个漏网”，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抓稳控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尤其是“信访当事人属地管辖”的规定，更使一些基层法院陷入既无权解决问题，又要承担信访工作责任的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盯梢”、“利诱”、央求等甚为可笑之举。这样的后果只能平稳一时，并且助长了个别人员无理、无序信访的嚣张气焰，从而使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建议通过建立信访听证，划分无理信访与有理信访，对于无理取闹，缠访闹访的，则依法严肃处理。
(五)开展法制教育，推进全民守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法治观念也大大增强，但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全民守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1、切实推进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创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意识，养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3、健全基层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务的基层触角。要尽快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依法有序完善来信、来访、来电等诉求表达方式，畅通和拓宽社会诉求表达渠道，让法律的阳光普照。
Ⅳ 十年副处级三级高级法官套改后对应几级法官，2017年退休时按照应当按照几级法官标准拿退休金
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
（厅字[2017]44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巩固司法责任制改革成果，完善相关政策，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有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根据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现就进一步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正规化建设，打造对党忠诚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与职业道德建设
深化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法治观点侵蚀，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法官、检察官政治轮训制度，打牢高举旗帜、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铸就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法官、检察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健全职业道德准则、职业行为规范，加强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教育，完善职业道德评价机制。建立健全法官、检察官统一职业培训和入职晋级宣誓制度。
（二）严格纪律作风要求
完善岗位职权利益回避制度，规范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加强纪律规矩经常性教育，引导法官、检察官养成纪律自觉。统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立健全与司法权运行新机制相适应的监督制约体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司法腐败。
二、实施员额制，建设专业化队伍
（三）严格控制员额比例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按照中央规定的范围，严格控制法官、检察官员额比例。建立员额统筹管理、动态调整机制，由省级有关部门在总额度范围内明确辖区各法院、检察院员额控制的具体比例，确保员额配置向基层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地区、单位倾斜。办公综合、政工党务、纪检监察、教育培训、司法技术等非业务部门不设置员额。
（四）严格遴选标准与程序
遴选法官、检察官，应当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基础上，突出对办案能力、司法业绩、职业操守的考察。入额遴选坚持考核为主、考试为辅，考核主要考察办案质量和效率，考试主要考察办案能力。原办案骨干调离办案部门5年以上的，需回到办案岗位担任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参与办案满1年方可参加遴选。市地级以上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市地级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应当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省级以上法院法官助理、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一般到基层法院、检察院任职。根据工作实际预留适当数量的员额，从律师、法学专家中按程序公开选拔法官、检察官。
（五）发挥遴选委员会的专业把关作用
遴选委员会通过面试、考察等方式，对入额候选人的专业能力进行把关。遴选委员会委员对候选人入额资格提出异议，法院、检察院未予说明或者说明未获认可的，经遴选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可以否决相关候选人入额资格，并书面反馈相关法院、检察院。候选人名单经向社会公示，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方面考察把关，党委按照权限审批，本级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命。
（六）建立健全员额退出机制
法官、检察官调离办案岗位、退休或者离职的，自然退出员额；办案绩效考核不合格的，应当在考核结果确定后3个月内退出员额。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不办案或者办案达不到要求的，应当退出员额。不分管办案业务的领导班子成员以及非业务部门负责人进入员额的，应当在入额名单公示结束之日起3个月内按照组织程序免去原有领导职务，调整到一线办案岗位，未按时调整的，应当退出员额。省级以下法官、检察官退出员额，由所在院党组审议决定，报请省级法院、检察院批准后，送遴选委员会备案。
三、落实责任制，规范司法权力运行
（七）规范权责配置
建立权力清单和履职指引制度，明确应当由院长、检察长以及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事项，可以由法官、检察官决定的事项，并分别规定相应责任。法院实行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检察院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未入额人员不得独立办案。
（八）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
确立法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由该案合议庭法官签署。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院长、庭长不签发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专业法官会议可以为独任法官、合议庭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采纳与否由独任法官、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入卷备查。审判委员会发挥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研究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讨论决定涉及国家安全、外交、社会稳定等的敏感案件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九）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
坚持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与检察长领导检察院工作相统一。检察官对检察长负责，在职权范围内决定办案事项。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官处理意见的，可以提出复核意见，或者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作出决定。检察委员会对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负有决策、指导和监督职能。
（十）完善入额领导干部办案机制
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检察官每年应当办理一定数量的案件，并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其中，庭（处、科）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0％；基层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30％；市地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办案量应当不低于本院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5％，其他院领导办案量应当不低于分管部门法官、检察官平均办案量的20％。严格领导干部办案量的统计标准。建立领导干部办案情况定期通报制度。
（十一）运用科技手段、创新办法提升工作质量和效率
深化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依托大数据技术，总结办案规律、规范办案标准，完善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类案推送、结果比对、数据分析、办案瑕疵提示等功能，帮助法官、检察官提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能力和水平，促进法律适用统一。推广语音识别、文本信息智能提取等技术，健全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技术保障和运行管理机制，提高语音同步转录、文书自动生成、智能纠错能力，减少人力投入。推广远程视频庭审、提讯和数字化出庭等软件，完善执行信息化平台，减少办案在途时间。完善刑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基本证据指引，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促进办案系统互联互通，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落地见效。
推广外包服务方式，规范管理，提升辅助事务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和效率，保障司法人员专注于司法关键业务。
（十二）建立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
紧紧围绕办案质量和效率进行考核，综合考虑案件类型、难易程度等因素设置权重指标，制定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绩效考核办法。考核信息动态管理、全程留痕，并在系统平台公开。考核结果计入司法业绩档案，作为法官、检察官等级管理、评优奖励及员额退出的重要依据。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坚持向一线办案人员倾斜，体现工作实绩，按考核档次适当拉开差距。
（十三）改革内设机构
坚持精简、务实、效能的原则，在理顺职能、优化分工的基础上，整合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层级。综合考虑业务划分、法官和检察官数量、人员编制、案件数量等因素，科学设置机构，内设机构数量原则上只减不增，编制50人（含50人）以下的基层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总数一般不超过5个，51至100人的一般不超过8个，101至200人的一般不超过10个，201人以上的可以适当增加。员额较少的法院、检察院应当设立综合业务机构，杜绝1人或者2人庭（科、室）现象。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机构设置不必一一对应，上级法院、检察院不能要求下级法院、检察院对口设立相应机构，不能以考核评优、经费划拨等方式变相限制下级法院、检察院整合内设机构。内设机构整合后，相关领导职数继续保留。
基层法院的人民法庭、基层检察院的派出（驻）检察室不纳入内设机构改革范围。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层级、业务特点，从案件类型、难易程度、人员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组建灵活多样的专业化办案团队，优化人员配置，提升办案效能。
四、强化监督制约，提升司法公信力
（十四）增强多元监督合力
探索建立政治督察制度，党委政法委定期组织对司法机关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审判检察职能、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法院、检察院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的监督。
（十五）运用现代科技加强监督制约
适应新型司法权运行机制要求，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管理监督由盯人盯案、层层审批向全院、全员、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管不缺位。推广案件流程监管、庭审巡查等智能软件应用，完善网上办案系统，确保案件全程网上办理、司法活动及干预办案情况全程留痕、违规操作自动拦截、办案风险实时提示。加大对海量司法数据的挖掘开发力度，总结办案风险规律，不断提升对办案不规范不廉洁行为的发现、防控能力，有效约束和规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十六）实行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
法院、检察院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根据法院、检察院调查的情况，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是否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惩戒委员会认定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惩戒。法官、检察官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由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处理。
五、健全保障机制，提高职业化水平
（十七）实施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
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以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的“四等十二级”为基础，法官、检察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实行单独管理。等级晋升实行按期晋升和择优选升相结合，特别优秀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一线办案岗位法官、检察官可以特别选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县级法院、检察院一级法官、检察官及以下按期晋升。在规定等级比例内，县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市地级法院、检察院和副省级城市中级法院、检察院以及直辖市区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省级法院、检察院和直辖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分院的法官、检察官可以选升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各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选升的高级法官、检察官中，在一线办案岗位的要保证有一定数量。
（十八）完善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
根据审判、检察工作特点，实行与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落实国家关于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规定，确保法官、检察官的工资水平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工资水平一定比例。综合考虑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相应职务层次，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确定享受住房、医疗、车补等福利政策和退休待遇。法官、检察官转任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或者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的，按照有关规定确定职务层次。根据个人意愿和工作需要，长期在审判、检察一线办案且多年考核业绩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按照有关政策和干部管理权限，可以申请延长退休年龄。领导干部申请延长退休年龄的，应当免去领导职务从事一线办案。
（十九）保障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职
法官、检察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要求法官、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法官、检察官应当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对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暴力伤害法官、检察官及其近亲属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
（二十）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级管理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实行以省级机构编制部门管理为主，省级法院、检察院协同管理的体制。市地级、县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人员可委托当地市地级党委管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已开展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一步完善由省级统一管理或者以市地级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的工作机制；尚在谋划的，结合本地实际积极稳妥推进；条件暂不具备的，可暂缓实行。
军事法院法官、军事检察院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由军队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Ⅳ 如何破解审判机关落实司法责任制难点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同时提出:“明确各类司法人员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为此,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主审法官、合议庭法官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制定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分别以目标原则、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附则等六部分共48条。具体内容涵盖了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明确司法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情形、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其中,有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等内容。
在上述政策与制度框架体系下,被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确定为第一批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6+1”省区市的三级法院作了积极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其显著的成效就是冲击了审判人员固有的集体(法院)承担司法责任的意识,而转化为“谁办案、谁负责”,且“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的新司法责任理念,形成了极具压力的办案质量倒逼机制；同时,也根本改变了长期存在于司法领域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办案模式,初步形成了审判权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相分离的新机制。司法责任制的推行更为员额制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保障。
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点
当前,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在落实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障碍,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改革推进的难度,若不加以有效破解会影响改革成效的充分体现。根据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具体来说,司法责任制落实中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凝聚合力落实改革措施。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地位。
与此同时,司法责任制改革与其他改革举措之间,亦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需要与人员分类管理、员额制、职业保障、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等制度协同推进,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合力。当前,部分改革举措如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等推进迟缓,部分改革举措仍停留在中央文件等顶层设计层面,在地方政法机关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再加上还有部分政法领导干部对司法责任制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存在畏难情绪、懈怠心理,存在“不敢改、不想改”的情况。这些因素加大了司法责任制的落实难度,急需采取有效举措予以破解。
二、如何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是放权或还权于法官、合议庭,实现“让审理者裁判”。但基于目前队伍整体职业素养参差不齐、司法面临的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法院内部运行秩序尚未理顺等现状,一味强调放权,理想化地主张让法官、合议庭完全自主决定案件,不仅不能解决司法的沉疴宿疾,反而可能导致审判运行秩序的混乱,引发新的司法不公等问题。
不久前,笔者在某试点地区法院调研时了解到,自从院庭长不再审签裁判文书、不再对案件质量把关以来,该地区反映案件审判质量的部分指标,如一审服判息诉率、二审瑕疵改发率、民商事案件调撤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或上升。此外,案件审批制度取消以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有所凸显。可见,在目前缺少相应的监督制约、指导帮助以及协调管理机制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管的关系,将决定司法责任制能否顺利落实,甚至可能会影响司改的大局。
三、如何设计司法责任追究制度。
除“让审理者裁判”外,司法责任制另一核心内涵是“由裁判者负责”。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办案责任心,又不会挫伤其积极性。为此,中央专门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意见,就错案责任和免责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仍然存在着顶层设计不完善、法检两家司法责任内涵范围不清晰、司法责任追责程序行政化等弊病。尤其是因缺乏司法责任制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责任保障不到位,制度的落实效果不尽理想。
四、如何面对内部反追责的压力。
每一起冤假错案都必须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中有关人员犯下的罪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破案心切或客观上判断错误,造成对有关事实和证据的错误认定；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当事人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徇私枉法故意冤枉好人。前一种情况一般要按照党纪政纪问责,后一种情况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无论哪种追责,司法机关都面临着很大的“反弹”压力。所以,在实践中,为了避免有关人员被追究责任而掩盖被错判的案件,于是出现“追责与反追责”的纠结。由此可见,不少司法人员还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即如果为了掩饰错判、避免追责而拒绝纠正冤假错案,只会犯下更大的罪错,最终招致更严厉的责任追究。
司法责任制的难点破解思考
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形成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整体合力。认清各项改革举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高度关联性,对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序和进程进行科学统筹,把握好推进的节奏和力度。
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在积极开展入额工作的同时,还应当妥善处理好未入额人员的分流安置政策；职业保障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有力驱动,要在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结合省以下人财物统管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保障的主体、方式和力度等进行进一步明确；绩效考核机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通过完善业绩考评制度和办法,明确新型权力运行机制下司法人员的工作要求,实现评价机制与员额退出机制、惩戒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衔接。
二、有序放权、科学监督,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监督制约机制。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关键是要明确司法管理和监督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方式。坚持有序放权与监督管理相统一,推动司法业务管理监督由微观向宏观转变,提高管理监督科学化水平。
依托现代信息科技技术,打好办理案件的“组合拳”。建立适应新型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架设案件研习的“度量衡”。在放权的同时,加快确保法律适用统一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建立和完善类案检索和类案参考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的职能,筑牢法律统一适用的“防护墙”。强化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同城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严格依法、规范程序,设计科学合理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前提是制定司法责任追究的法律法规。追责的依据应上升为法律法规。制定相关法律是构建我国司法责任追究机制最基本的形式,没有这一形式,追责机制必将如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基础是区分违法办案责任和错案责任。在此基础上,分别制定不同的追责制度,完整的追责机制包括追责的依据、主体、事由、程序、种类及救济等内容；核心是设置明确科学的二元追责标准。追责标准应由当前唯结果论转向“不适当行为”为主、“结果过错”为辅的二元追责机制。这意味着,裁判结果并非决定责任追究的唯一条件,这可以避免追责机制对法官良心可能造成的破坏；关键是坚持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并重。在责任认定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公开、程序正当原则,适当组织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责任认定,或直接由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主持进行,有效解决司法责任内部追究的公信力问题,并充分保障法官的申诉救济权利和名誉权利；必要是构建法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建立追责机制的必要配套措施,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机制(职业、身份、薪酬、安全、文化等)要与追责机制同步建立。
四、他山之石,亦可攻玉,合理借鉴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经验。域外国家对司法责任的追究主要体现在法官惩戒制度中。这种制度的重心在于对法官个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规制,以人案分离、程序外制约为特色。我们可以从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比较研究中,找出对构建我国司法责任制构建的有益借鉴。
法官惩戒制度的核心是职业伦理道德。不同的职业以本行业的伦理道德作为行为规则,其职业伦理道德共有意识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人们依照职业伦理道德的行为模式可减轻决策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和谐与稳定。
一个没有共同伦理的群体,是一个没有凝聚力且缺乏稳定的群体。应当明确的是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并不是一种古板生硬的说教,也不是一种深不可测的理念,而是对司法本身规则的总结是一种应用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思考,并内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准则。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旨在更周密地定义可以接受和应当禁止的行为,既向法官提供一个如何行为、处理自身事务的服务,又向公众提供一个他们应当知道的对法官行为的期望。
通过总结,可以归纳出域外法官惩戒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机构的专门性。对于司法官的惩戒机构在相关的法律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只有法律规定的具有专属管辖权的部门才有权对出现问题的司法官进行调查和实施惩戒,而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权实施惩戒。比如:美国联邦和州都是由国会或议会负责实施法官弹劾制度；同时由司法机构或主要由司法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实施司法惩戒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有关对司法官追诉的审判,专属于联邦宪法法院之权限。在联邦法官在行使或不行使职权时违犯本基本法的原则或邦的宪法秩序时,联邦宪法法院经联邦议院要求,可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裁决将其调职或命令其退休。在故意侵犯的情况下,得为罢免之宣告。
二、审查标准的多元性。普遍设立了多元性的审查标准,意味着法官不仅要对其职务行为负责,更要对其职务外行为承担责任。域外法官惩戒制度对惩戒行为的界定是宽泛的,只要其行为有损法官职业的威信,就有可能成为惩戒的对象。
三、惩戒程序的严格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和国际法曹协会《司法独立最低标准》均规定了保障被惩戒法官的四大原则,即无明文行为标准不受惩戒原则、秘密审理原则、听证原则、法官有上诉权或请求复审权原则。相应的,域外各国对于惩戒法官的程序也做了严格细化的规定。
四、司法责任的独立性。法官的职业伦理责任独立于刑事责任。这避免了追究责任可能产生的竞合与混乱,也可以确保法官可以理性、良心、独立地作出裁判,并赋予其敢于担当的职业底气
Ⅵ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怎么理解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推进的历次司法改革，都将落实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宪法版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党权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更是推出多项重大改革举措，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一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和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打破诉讼“主客场”现象，杜绝地方因素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二是完善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规定：“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检察官调离、免职、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等处分。”
三是健全司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惩戒制度，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官非因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不承担错案责任。法官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非经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究。
四是建立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和薪酬制度，推动实现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确保法官薪酬高于普通公务员一定比例，并据此完善法官退休、培训等一系列配套制度。
Ⅶ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专门的法官惩戒制度
法官是司法公正的主要裁定者，是社会公正和法治的具体重要实行者，如果法官违规或者犯法，那肯定必须受到惩戒，这样可以纯洁法治队伍，强化司法教育，保障社会和司法的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Ⅷ 法官惩戒制度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惩戒是为了改变错误和防止犯错误。
Ⅸ 法院通过公正司法，司法公开，司法为民，满足快递员群体多远司法需求
因为字数有限制，现简要向您列明。若要看全部内容，您可以登陆中国法院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1.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3.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4.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5.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6.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7.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9.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10.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机制。13.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15.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16.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17.改革案件受理制度18.完善分案制度。19.完善审级制度。20.强化审级监督。21.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22.深化司法统计改革。23.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24.深化执行体制改革。25.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26.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27.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28.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29.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分类归档、网上案、审判流程管控、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30.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31.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评估工作。32.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回复和公示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33.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34.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35.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36.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37.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38.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动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网上平台和诉讼公告网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网站建设，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39.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完善其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0.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41.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制度。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程序，确保相关案件公开、公正处理。会同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推动网上协同案平台建设，对执法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实现三类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审公告、文书公布统一在网上公开。42.建立司法公开督导制度。强化公众对司法公开工作的监督，健全对违反司法公开规定行为的投诉机制和救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监督功能，使公众通过平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43.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网上诉讼服务平台、12368司法服务热线。建立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等工作机制。推动远程调解、信访等视频应用，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44.完善人民法庭制度。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机制。优化人民法庭人员构成。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45.推动送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约束机制，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46.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事故、物业管理、保险纠纷等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解决组织建设，推动仲裁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47.推动实行普法责任制。强化法院普法意识，充分发挥庭审公开、文书说理、案例发布的普法功能，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与履行普法责任的高度统一。（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48.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49.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制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50.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51.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作为法官等级晋升、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适任法官的退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52.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严格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着力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裁判文书写作能力。改进法官教育培训的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健全教学师资库、案例库、精品课件库。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依托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广网络教学，实现精品教学课件由法院人员免费在线共享。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53.完善法官工资制度。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七）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项制度，优化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强化职业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54.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55.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询。56.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不同主体、不同类型过错的甄别标准和免责事由，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完善法官申诉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权益因依法履职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健全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57.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推动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藐视法庭权威等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制。推动相关法律修改，依法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胁、侮辱、跟踪、骚扰法院人员或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58.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建立诉讼诚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将上述三类行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受害人损害赔偿之诉。59.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引导、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送，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60.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61.完善司法荣誉制度。明确授予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不同类别荣誉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员的司法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62.理顺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关系。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规范和统一管理职责，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改进上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明确上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监管职能。63.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预算保障体系、国库收付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人民法院经费管理与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加强“两庭”等场所建设。建立人民法院装备标准体系。64.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工作要求，推进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模式。65.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加快“天平工程”建设，着力整合现有资源，推动以服务法院工作和公众需求的各类信息化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100%，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
Ⅹ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