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之星法院

① 法院判决后被告躲着不签收判决书怎么办

受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法院的判决书永远不会失效。即使法院不给强制执行，但并不能说明判决书已经失效。
法律分析
被告不签收判决书，法院可以采取以下方式送达判决书。第一，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判决书。如果被告拒绝签收的，法官或者法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在送达回证上注明，视为已送达。第二，通过法院专递邮寄送达判决书。如果被告的同住成年家属、代收人、诉讼代理人、收发室工作人员签收该法律文书，视为已送达。第三，被告或者同住成年家属拒绝签收判决书，可以留置送达。被告拒收判决书，法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将该判决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并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收原因，视为已送达。第四，被告下落不明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时，可以公告送达。通过公告送达的，自发出公告之日起（一般是正式登报时间），经过60日，就视为已送达。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二百三十九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② 足力健老人鞋是如何做好老年人的品牌

足力健老人鞋产品专业，他们找到了老人穿鞋才会遇到的12个独特问题。针对挤脚的问题，老人鞋单独设计鞋楦；针对磨脚的问题设计了“U型跟”，足力健的鞋子，每个细节都符合用户对一双专业老人鞋的期待，除了让更多老人的双脚得到专业呵护外，足力健还做到了直接对话用户，真正把老年人作为沟通的主要对象。

③ 陈金涛东方之星商学院联系方式

摘要 你好！东方之星学前教育机构，东方之星思维教育机构。东方之星学前教育机构成立于1995年，是中国首家专注中国儿童思维发展的教育机构，结合美国先进的思维教育理念和中国儿童思维发展特点，自主研发了专业化、系统化的思维游戏课程，并发展成为国内很具影响力、规模巨大的思维教育机构。

④ 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电话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莆田市住房公积金2021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3名委员，2021年召开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2020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及2021年度预算；调整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莆田市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公积金征信接入人民银行征信报送系统等。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莆田市人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事业单位，设6个科，4个管理部。从业人员63人，其中，在编42人，非在编21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1年，新开户单位1029家，净增单位581家；新开户职工2.9万人，净增职工1.47万人；实缴单位6352家，实缴职工22.4万人，缴存额34.7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0.07%、7.02%、11.8%。2021年末，缴存总额270.9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71%；缴存余额109.51亿元，同比增长9.38%，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6家。
（二）提取：2021年，7.42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25.36亿元，同比增长18.2%；提取额占当年缴存额的72.98%，比上年增加3.93个百分点。2021年末，提取总额161.4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8.64%。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单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45万元，双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55万元。
2021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45万笔18.19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4.28%、25.04%。
2021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9.43亿元。
2021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5.29万笔161.38亿元，贷款余额96.45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9.23%、12.71%、10.00%。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96.51%，比上年末增加9.03个百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6家。
2.异地贷款：2021年，发放异地贷款8笔314.40万元。2021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314.40万元，异地贷款余额313.9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1年，未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当年贴息额1341.93万元。2021年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贷款8125笔361298.60万元，累计贴息10442.86万元。
4.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2021年，本中心未开展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四）购买国债：2021年，本中心未购买国债，国债余额0亿元。
（五）资金存储：2021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15.28亿元。其中，活期0.03亿元，1年（含）以下定期9.28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等)5.97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1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88.08%，比上年末增加0.5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1年，业务收入33476.2万元，同比增长11.52%。；存款利息4018.74万元，委托贷款利息29454.47万元，其他2.99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1年，业务支出17728.24万元，同比下降0.64%；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15787.99万元，归集手续费640.75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628.45万元，其他671.05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1年，增值收益15747.96万元，同比增长29.34%；增值收益率1.51%，比上年增加0.23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1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3507.38万元；，提取管理费用1003.00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1237.58万元。
2021年，上交财政管理费1241.84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6225.39万元。
2021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38579.51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78334.78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1年，管理费用支出1003万元，同比下降3.08%。其中，人员经费679.39万元，公用经费57.99万元，专项经费265.62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143.19万元，逾期率0.148‰。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38579.51万元。2021年，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0万元。
（二）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2021年，本中心未开展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39.79%，国有企业占15.25%，城镇集体企业占1.71%，外商投资企业占9.27%，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30.88%，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1.85%，灵活就业人员占0.04%，其他占1.21%；中、低收入占98.08%，高收入占1.92%。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18.44%，国有企业占11.33%，城镇集体企业占1.75%，外商投资企业占8.37%，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56.19%，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2.18%，灵活就业人员占0.16%，其他占1.58%；中、低收入占99.47%，高收入占0.46%。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26.13%，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52.55%，租赁住房占1.78%，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06%，离休和退休提取占11.42%，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5.11%，其他占2.95%。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占97.4%，高收入占2.6%。
（三）贷款业务。
1.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支持职工购建房54.24万平方米（含公转商贴息贷款），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8.85%，比上年末减少3.05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出34144.31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含）平方米以下占8.07%，90-144（含）平方米占84.58%，144平方米以上占7.35%。购买新房占93.81%（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0%），购买二手房占6.19%。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50.68%，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49.14%，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0.18%。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20.69%，30岁-40岁（含）占49.70%，40岁-50岁（含）占22.53%，50岁以上占7.09%；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93.07%，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3.93%；中、低收入占97.74%，高收入占2.06%。
2.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项目贷款。2021年末，本中心未开展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
（四）住房贡献率。
2021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11.11%，比上年减少19.68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情况。
新增中信银行莆田分行接入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受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包括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整情况；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贷款条件等贷款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执行标准等；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落实情况。
一是2021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定方法、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整情况。
2021年月缴存工资基数上限：单位及其职工最高月缴存基数为2020年莆田市社平工资6276元的3倍为18828元；月缴存工资基数下限：市本级、仙游县、城厢区、荔城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湾北岸、湄洲岛辖区单位及其职工的最低月缴存工资基数为1570元。缴存比例为5％—12%。
二是2021年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政策调整情况。
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低收入家庭标准的缴存职工支付名下一套住宅物业服务费用事项，率先在福建省新增更为优惠的高层次人才支持政策，即对于已使用过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购建房的高层次人才，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满6个月后，可再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三是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落实情况。2021年共办理10笔城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公积金业务，提取金额163.53万元。
四是出台个人自愿缴存政策情况。经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五届十一次全体成员会议审议通过，出台《莆田市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公积金实施细则（试行）》，开展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公积金业务，让更多中低收入人群享受到公积金政策红利。自7月1日细则施行以来，莆田市共有自愿缴存人员1234人。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包括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情况，服务网点、服务设施、服务手段、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其他网络载体建设服务情况等。
一是大力推进“跨省通办”。在各县区管理部服务大厅和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综合服务窗口专设公积金“跨省通办”服务窗口,配备专职人员通过“全程网办”、“代收代办”和“两地联办”等形式，受理全国范围内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信息查询、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等8个“跨省通办”事项，全年已办理13107笔跨省通办业务。与挂钩城市固原市和西吉县政务服务中心开展“个人账户信息变更”等11项公积金业务“跨省通办”合作，在当地办事大厅探索“E政务”自助机跨区域部署，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有效满足企业和缴存职工异地办事需求，提升跨区域公积金服务水平；二是积极开展“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福建省率先开展5项住房公积金“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其中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了企业公积金账户开户“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与市人社局联合推出了离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公积金账户转移“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自开办以来共办理了165件；与市不动产登记登记中心联合推出了购买二手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自开办以来共办理了24件；与市不动产登记登记中心联合推出了住房公积金贷款“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自开办以来共办理了83件，该创新服务模式得到了省住建厅的充分肯定和市创新项目绩效评审小组的好评；三是福建省首批开通跨中心公积金贷款还贷网上提取业务。凡在福建省其它公积金中心（不含厦门）办理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的莆田缴存职工，均可在莆田公积金网上服务大厅和微信公众号上办理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业务，足不出户尽享跨中心远距离的网上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缴存和贷款不在同一个公积金中心办理的职工提取难题，2021年有273位缴存职工网上办理跨中心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业务，累计提取金额974.57万元；四是全面拓展办事网点。积极参与市行政服务中心“莆田政务便民服务站”建设，将公积金业务嵌入莆田政务自助服务终端，进驻各“党建+”邻里中心和便民服务中心，与已嵌入建行网点的智慧柜员机形成自助办覆盖网，满足群众“就近办”需求。目前公积金业务已嵌入自助服务终端及智慧柜员机136台；五是持续提升窗口服务质效。严格执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工作日午间延时和周六上午错时服务等制度，统一服务标准，窗口总办件量、即办率和全程网办率皆位居莆田市前三名。制定《窗口差异化绩效考评实施方案》，通过评先评优、差异化绩效奖励，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和积聚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持续开展“领导坐班”“四进基层”等活动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深入高层次人才较为集中的莆田学院，有针对性地开展住房公积金高层次人才及港澳台同胞优惠政策宣传，现场受理院内教职工公积金贷款业务，实现贷款业务办理“一趟不用跑”。活动当天共为43户购房职工办理了公积金及组合贷款2662万元，得到广大教职工的高度赞扬和好评；主要领导积极主动参与“12345热线现场接听”，即时解决问题，为广大市民群众答疑解惑，最大程度地便民利民惠民；六是拓宽公积金政策宣传渠道。加强与传统媒体合作，通过与湄洲日报、东南网莆田站、莆田广播电视台、莆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等的紧密合作，做到公积金宣传在报刊上有字、电视上有影，提高群众对公积金制度的知晓率，扩大社会影响力。借助新兴媒体的优势，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上及时发布公积金最新政策资讯，让群众深入了解公积金优惠政策。2021年门户网站发布信息动态110多条，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52条，关注人数突破5.9万，福建省首家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工作在省委办公厅《八闽快讯》平台上刊登宣传，开通自愿缴存、跨省通办等业务资讯先后在湄洲快讯、兴化要讯、湄洲日报等平台上刊登，有力地宣传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业务知识，树立并维护了中心的良好对外形象。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包括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情况，基础数据标准贯彻落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情况等。
一是做好与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的对接工作。按照住建部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使用工作视频会议的要求，做好了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与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的对接工作，完成了中心相关业务接入全国住房公积金微信小程序工作，缴存职工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办理公积金缴存信息查询、公积金贷款信息查询、异地转移接续申请及其它便民服务等功能服务；二是做好系统网络安全保障。对中心业务系统、网络设备、安全设备与安全软件进行安全维护，加大技术力量重点对网页防篡改、网站入侵检测、漏洞扫描、抗拒绝服务攻击防火墙等网厅的安全运维。委托的网络安全运维公司每周对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公众号、H5链接安全检测进行安全检测，使中心的业务信息系统在安全的网络环境下正常运行。按照要求协同市数字办和市委网信办先后开展了2次网络安全攻防演练，在演练中积累了网络安全运维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演练效果。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所获荣誉情况，包括：文明单位（行业、窗口）、青年文明号、工人先锋号、五一劳动奖章（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巾帼文明岗）、先进集体和个人等。
荣获第十四届（2018-2020年度）省级文明单位称号，被市委市政府评为一类平安单位，公积金窗口荣获莆田市流动红旗窗口，一名党员荣当市第八次党代会党代表，多名干部职工被评选为服务之星。
（六）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全年共发函通知各受托银行起诉贷款逾期人员16名，金额662.06万元，法院受理9名，金额410.78万元，另有3名通过法院解决，金额96.09万元，已结清8人，金额263.14万元。
（来源：莆田市人民政府网站） 【投稿、区域合作请邮件 信息新报 3469887933#qq.com24小时内回复。】

⑤ 法院执行房产执行不下去,担保人一直还背着利息,怎么办

说一句实话，遇到这种情况，你也只能等着，等着法院的结果，其实这种事情有的案件一拖十几年的都有，建议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其他上面

⑥ 法庭审判时的流程

法庭审判时的流程即开庭审理流程：

1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在法庭上出示与案件有关的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全面调查并有当事人进行质证的程序。

法庭调查按照下列程序进行：(1)当事人陈述;(2)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来到庭的证人证言;(3)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4)宣读鉴定结论;(5)宣读勘验笔景。

2，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法庭上行使辩论权，针对有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的程序。法庭辩论的目的，是通过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辩论，对有争议的问题遥一进行审查和核实，借此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和正确适用法律。

3，法庭笔录

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5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湃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

4宣判

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如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法院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同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

(6)力之星法院扩展阅读：

审判监督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是指由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和人员提起，或由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再次审理的程序。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1，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程序

人民法院提起再审，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程序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次的执行。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对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下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冉审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但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双方当事人已经其他方式允分裘达意见，且书面同意不开庭审理的除外。

2，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

当事人申请不一定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只有在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前提下，由人民法院依法决定，才可以启动再审程序。

(1)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来调查收集的;

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7、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8、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9、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10、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11、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12、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13、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2)当事人可以申请冉审的时间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两年后据以作下;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以及发现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申请再审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

3，人民检察院的抗诉

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提起抗诉的法定情形，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伴重新审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符合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榆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符合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⑦ 如何查询企业有无重大诉讼

风险信息来网提供“风险源信息查询”系列产品，涵盖全国司法涉诉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市场监管信息、或有负债信息、多头借贷统计、工商风险信息关联、工商异常经营名目录等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的数据信息。信息覆盖面广、每日实时更新。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识别信贷风险，全面提高风险管控技术和风控能力。从社会诚信的角度而言，信用信息共享及应用是一种社会文明和进步，它不仅让公众体会到了诚信可以“有价”，而且可以“有惠”。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诚信数据的积累，民众能够通过更加便捷的方式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服务，无疑增加了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的民众基础和社会认可度，而且能够激发人们保护个人信誉、积累社会信用的热情，从而维系更积极健康的社会诚信氛围。大数据为企业危机应对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最快速、最便捷的信息基础，应用好大数据能够在事件形成前或刚刚出现时发现危机端倪，在事件大规模爆发前采取行动，争取更多的应对危机的时间和机会。

⑧ 被告人律师是否有权看原告人的卷宗

被告人律师经法院或检察院允许是可以是有权看原告人的卷宗。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叫原告，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叫被告人。被告律师及当事人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的。 原告，是指为维护自己或自己所管理的他人的民事权益，而以自己名义向法院起诉，从而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的人。 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被公诉机关指控涉嫌犯罪的当事人称作“被告人”。但在民商事、行政案件中的当事人称作“被告”，引起诉讼发生的一方则称为“原告”，也就是说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有“被告人”的称谓。‍

⑨ 买红妹女儿前途被毁，如今51岁潘蔚的报应来了，为什么会这么说

明星们的分分合合，也是很平常的。买红妹和孙楠离婚就是其中一对。孙楠和买红妹离婚以后，和潘蔚结婚了。有人说，潘蔚毁了买红妹女儿，现在也遭到报应了，这是真的吗？

他们的生活，平静下来，这就是一种善良。我们也没有必要打扰到他们，因为我们的事，也太挺多挺忙的。要是报道了，我们就看看，发表一下评论，也是可以的。大家觉得潘蔚的生活，值得评论吗？

⑩ 谁给我一篇法律论文讲对法律的认识

法律的生命在于推理
——我眼中的中国法学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霍姆斯
摘要：本文从中国法学当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预造成法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普遍对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发，强调在法律适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实践推理）的价值，以期通过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确性，挽回普罗大众对法律的信心，最终实现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至于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确，更具预测性，我选择的进路是建立以类比推理为基础的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词：法学困境? 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 实践理性? 类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谓的当下中国法学的困境?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的最大困境乃在于它的权威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而“敬法者始能成为护法者”，但中国当下的法律人显然没有足够尊敬法律[2]。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困境的关键是因为主体性中国的身份缺失。中国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为留声机或者传话筒，看似对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独“对思想根据本身不思想，根据本身是没有的，或者说是物质的”，以至于“我们没有中国自己的未来，拥有的只是西方的过去和今天”[3]。而这在我看来也是其对中国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现。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
中国人并不习惯法律思维，中国人乃是最务实的。中国人习惯的是信仰权威[4]，所以，“有困难找政府”才是中国人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思维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爷出来给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这种传统乡土中国[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难以更易。而所谓法治又必须首先活在普罗大众心中成为其生活之常态始有实现之可能[6]。这种悖论造成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尴尬[7]。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是法律的不可预测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并不是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遑论唯一途径）。“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这几乎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深深藏在每个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脑海深处，无论遇到什么案件，这条原则总是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最多只是第三选择。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当法律（特别是司法和执法中）过多掺杂进意识形态、政治、民愿、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后，法律并不能给人以确信。也正是这种不确信导致了普罗大众甚至法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国的法律人显然又没有告诉，似乎也没有资格（甚至是违心地）告诉普通人“法律是确定的”[8]。当然即使他们说了，有多少人愿意天真地相信也实在是一个不难想象的问题。
二.法律推理
中国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天理，国法，人情”，国法夹在两者之间，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动弹[9]。即使在有限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法律人所体现的业务素质依然让人难以恭维[10]。
弗里德曼用信息论的观点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原材料的输入、加工、判决输出和信息反馈等阶段[11]。我在这里集中讨论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处理和思维加工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问题。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法律分析是对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博登海默干脆认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这两种说法都难免太抽象。那么法律推理究竟是什么呢？德沃金说：“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的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12]
由此可见，法律推理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释。它是逻辑思维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即对法律命题所进行的一般逻辑推演[13]。可以说，它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始终，甚至还一直都是关键。
法律推理根据法律推理在不同难度的案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逻辑形式和推理规则，可以划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部分[14]。
三.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
但在进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前提：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吗？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德沃金相信法律问题客观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多年来我一直在批驳实证主义者的主张，即对有争论的法律问题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案件中可以通过推理和想象的方法去求得正确答案。”[15]但显然波斯纳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称德沃金为“道德实在论者”，主张衡量法律推理结论正确与否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标准，认为客观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认为其他具有常规智力和良心的人们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当作正确的东西”[16]。有论者认为，他“把正确性和真理性对立起来，陷入了一种真理神秘论”[17]，会导致法律没有明确性，从而变得不可预测[18]。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法律问题从来不会像数学或者物理逻辑那样能够用公式穷尽一切可能，最终得到真相。法律问题因为人为的参与，不自觉地必然会掺杂很多个人以及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法律问题很难说能有一个客观答案[19]。而只能通过各种综合实践理性的方法找到最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认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不可预测。在后面我将论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法。
四.逻辑推理（司法三段论）的作用与缺陷
相信对大多数（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论。尤其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但这种将法律适用看作是自动售货机式的简单思维[20]，“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辩证推理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倒退”[21]。不过在简单案件中，其实演绎逻辑的简单推论已经足够了。
演绎推论的实质/关键是：个案是否是规则的一个事例。还是以这个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为例：“所有的人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论证的有效性不过在此：苏格拉底会死这一结论，包含在第一个前提——“人”的定义——之中。事实上，大前提说的只是，这里有一只标有标签“人”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是“会死的”。小前提告诉我们，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个名字牌上写着“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盒子时，我们就知道他会死，因为盒子里仅有的东西都会死。波斯纳指出这种三段论之所以拥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为使用了一个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22]。
演绎推论的适用前提有两个[23]：1、法律体系的公理化：穷尽事理和自成体系。A、法律体系是完备无缺的；B、体系是和谐一致的，不允许同时肯定又否定一个命题；C、消除了所有符号表述规则及其适用领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题的形式化。
演绎推理（司法三段论，或者如波斯纳所言还包括所谓缺省三段论）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难案件或是涉及伦理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并不能清楚知道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的时候），仅凭演绎推理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演绎推理本身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24]：三段论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实可靠性并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具体的三段论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也即，当大小前提存在虚假的情况下，结论是否正确是或然的，并不确定。再用关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恰当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很聪明；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因此，苏格拉底很聪明。”在这里，尽管结论正确，但由于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所以它真实但不合法。而这必然在司法实践中给人带来难以名状的困扰。
五.实践理性粉墨登场
那么，如何克服演绎推理对疑难案件的无能为力呢？波斯纳的方法是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补充[25]。实践理性“这一术语缺乏一种标准含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来说，实践理性方法是与逻辑推理的纯粹理性方法相对应的注重行动的方法。实践理性则是人们用以做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法官、律师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法庭审判实践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智慧。”[27]
实践推理应该包括若干实践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识推理、直觉推理、类比推理和解释推理则是典型。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类比推理的传统，所谓“春秋决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最为简单朴素的类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随着近现代中国选择大陆法系发展道路，并且没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类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人看来，法律推理的中心是类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类比推理是什么？
“类推推理，亦就是将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语词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况。”[30]所以，类比推理实际上就是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逻辑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属性a,b,c；所以，B事物有属性d[31]。
就法律适用而言，“类比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大体是：甲规则适用于乙案件，丙案件在实质上都与乙案件类似，因此，甲规则也可适用于丙案件。”[32]所以类推其实就是“以前一个案件的相同方式来判决后一个案件。”[33]
这实际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七.遵循先例原则
“当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明确或隐含地提出某个法律主张的法院判决——特别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构成了法律的一般渊源和正式渊源”。但“在罗马法系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认为，司法先例不应当被视为是法律的正式渊源。”不过我以为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交流融汇，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而不应当根据先例来判决”[34]——就对判例制度心存偏见。而大陆法系国家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事情正在起变化[35]。在大陆法系国家，“一系列对法律主张做出相同陈述的判例，其效力几乎等同于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权威性。注意到判例汇编是颇具意义的，例如，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位律师如果无视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汇编中所发表的一个判例，那么他本人便应当对此产生的后果对其当事人负责。”在中国，自1992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每年都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也有学者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诚实信用这则号称“帝王条款”的原则为例，来研究遵循先例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四条只简单提及此名称而已，相关法学教科书对此也语焉不详[36]。我以为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带来的隐忧，因为这种道德条款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诚实信用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的，后来的法官或者律师只要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轻松得出在他经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尽管这并意味着他们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样被轻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势在必行。成文法相对滞后和若干抽象原则难以解释的特点，使得判例制度这种能有效弥补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国的司法传统并不排斥判例制度[37]，这使得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成为一种可能[38]。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选编是有判例之名而无判例之实，我国早已出现判例制度的端倪。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应该注意到案例和判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几种明了的益处：1.补充成文法漏洞与不足；2.弥补法律解释的抽象性与不足；3.积累经验，推动立法；4.利于法院司法裁判。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这不是我所能探讨的范围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这不外乎是谁来/怎么选、怎么编、怎么公布、怎么更改判例的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确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规范和约束法官的司法裁判，减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最终带动整个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这样无疑是恢复民众对法律信任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迟早要走出，我们不走谁来走，现在不走何时走？[39]
九.结语：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40]如果我们非得找到真理，找到万全的办法才能行动的话，我们无疑只是在等死。
我愿是布莱克笔下的扫烟囱的孩子，又愿如叶芝为自己选的墓志铭一样：
“对生与死，
冷眼一瞥，
纵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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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飘 2010-12-12
一、法律传统资源[1] 界说

（一）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历史之流的滚滚风涛中形成，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给人以混茫幽遥的印象，似乎无比丰厚，而又无从把握。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传统”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2]但所指的只是统治者的权位继承，与今天所讲的“传统”相去甚远。中国过去有“道统”的名词，但也不等于传统。传统这个词，系从英文“tradition”翻译过来的，而“tradition”又来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义是“引渡”，是一件东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意思。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3]关于什么是传统，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赞同对传统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称得是“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4]

（二）关于法律传统

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狭义上，法律仅仅是法律条文与法典;而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那些实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和法律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法律传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还在发生作用的，古代法律体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应该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中，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之中，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传统法律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时间上主要是指前近代。传统法律资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根基。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可以转化为法律传统。

二、关于法律现代化

（一）现代化衡量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和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

2.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著称的G·罗兹曼继承布莱克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6]

3.M·J·列维则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化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发展道路，指出“现代化毕竟是社会现实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飞跃。现代化是社会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种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 “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显然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现代化所谓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跃进，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稷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8]“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生活方式极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体制的历史更替”；[9]“其次，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10]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型。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动过程。

（二）法律现代化的含义

法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变迁的过程。在静态方面，法律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其意味着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简言之，法律现代化的目标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

三、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内发先行型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诸多法律传统中，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广泛，而两大法系在演进的道路上又都和罗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国家对罗马法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罗马法的影响，走上了较为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为核心的一种法律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则采取吸收罗马法的方式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底蕴的大陆法系。英德两国实质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在内的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结果，英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法的先进成分[12]，德国中也保留了许多日耳曼习惯法的合理内核。

1.英美法系——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史学家霍兹豪斯认为: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罗马法的残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所调和的蛮族习惯以及教会所保存的罗马法学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从来源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硕士论文《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国对罗马法吸收方式与大陆国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传统之外的一个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们都是精通罗马法的，布莱克顿就是一例，他们在签发令状时受罗马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令状和判例这一普通法的发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状为依据，以判例为表现形式，这使得更抽象化、将法律规则和规则的理由相分离的罗马法只能溶于普通法之中，而无法以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形式表现；另外由于又受制于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发现罗马法的影响。而且法系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而非内容，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英国法的独立地位，形成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法律传统。

（1）中央法院系统和巡回审判。11－12 世纪，在中央王权的不断强化过程中，审判权也向中央集中。开始由国王及其政府巡回审判，但随案件的增加和为了消除不定期巡回审判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三大王室法院，巡回审判在亨利二世时也进一步制度化。他们的作用是统一地方的习惯，形成了“王国的统一习惯”，这是任何地方领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尔松认为，适用这些习惯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转为王室法院，使习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王室法院……认为这些习惯只是一些规则和抽象的权利，”习惯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将不成文的习惯转变为法律，并用判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英国自己的法律传统。

（2）令状制度。令状是王室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也即欲获得王室法院（也即后来的普通法）的救济，必须获得令状。而每一令状都是对一种争端的处理并包括相应的程序。

（3）陪审制。先前的陪审团是证明法律和事实的证人，他们为当时的巡回审判提供当地的习惯，为后来统一全国习惯打下基础。这里指的是小陪审团，它是为取代神明裁判和决斗法等落后的裁判方法而设的理性的审判方法。它的运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当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这是它对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贡献。另一个贡献是，由于陪审团不是上帝，而是由会犯错误的一般人组成的，概括的证据则会诱导他们犯错误，这迫使法院改变以前概括的陈述和抗辩方式，使陪审团“在考虑事实的细节之后才作出”判决。这使得实体法开始产生。

（4）辩护士。辩护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审团产生以后出现的。当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后，邻人誓证就维系不下去了，从地方带一群邻人到伦敦进行诉讼是不经济的，于是伦敦就出现了一批职业法律者。他们既非邻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证了。加上陪审团的世俗性（如上所述），于是他们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详细地而非概括地叙述事实，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对原告的叙述进行抗辩。而每一种抗辩都是以承认一种规则为前提的，后来人就是从这些辩护士的抗辩中寻找法律规则的。[14]而令状制度的复杂性以及选错令状的后果导致了辩护士的增加和专业化，最终形成了封闭的行会式的律师团体。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对法律过程的记述，后来则成为法律教育的基础和法律渊源的资料来源。第一种是《令状汇编》，由于诉讼必须以正确的令状开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状知识，而此类书籍的大量存在又为令状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础。第二种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最为著名。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令状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法律年鉴》，它记述了从诉讼以令状开始到判决结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于陈述和抗辩，它将陈述士陈述和抗辩中记录下来，也即记录了对案件适应的实体法。没有人像罗马法学家一样写决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评述和体系化的教学用书，没有将事实简化成一两句话的评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状和具体冗长的辩护辞。这些法律文件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当时法院中实用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又主要是对令状和判例的评述，这促进了英国法律教育以及英国法律独特传统的形成。

（6）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开始有法官而无法律职业，那时的法官是由教会人士担当的，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行政人员；律师并不存在，但后来发生了变革。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抗辩和选择令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陈述士出现了，而且到十三世纪末在高等法院已成为一种封闭性的职业，也即律师了。同时就有从这些律师中选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倾向，自十四世纪开始，这种做法已成为确定的习惯。统一的英国的法律职业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顿说：“不过，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方法来判决：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将书面形式固定的诉讼中体现的习惯法实质上作为了以后审判的法律依据，也即即使当时没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从以前的判决中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观念、或是吸收外来法进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