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人身安全相关法条

1. 法官破坏纲纪有那些条

法官破坏纲纪条令如下：
在法官、检察官履职保护方面，两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明确，法官、检察官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被调离、降职、免职、辞退或者处分。
法官、检察官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对骚扰、谩骂、威胁、暴力侵害法官、检察官及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依法从严惩处。

2. 人身安全保护法是什么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申请人身保护令应向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第二十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
第二十七条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二）有具体的请求；
（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3.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1、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内法申请人身容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3、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种民事强制措施，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作出的民事裁定。

4.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于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第二十五条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六条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
第二十七条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二）有具体的请求；
（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
第二十九条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条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第三十一条申请人对驳回申请不服或者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服的，可以自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复议期间不停止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5. 民法典怎样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网络全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集大成之作。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认为，民法典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等各项民事权利法定化、具体化。在系统确认民事主体广泛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基础上，明确权利的行使规则，为权利实现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依据，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强法律保障

6. 人身安全的相关条例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本条所称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者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时，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 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第七条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
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
（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
（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
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
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 人民法院应当在法律文书中明确定期金的给付时间、方式以及每期给付标准。执行期间有关统计数据发生变化的，给付金额应当适时进行相应调整。
定期金按照赔偿权利人的实际生存年限给付，不受本解释有关赔偿期限的限制。 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本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2004年5月1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法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的规定。
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7.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试点

1、2008年8月6日，我国第一份“人身保护令”由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签发。根据这份民事裁定，被保护人的人身安全将受到法律保护，未来3个月内，其丈夫不能继续对她实施暴力。“禁止刘刚殴打、威胁王贵芬”，“本裁定有效期3个月，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
2、2008年10月，重庆市渝中区法院签发了首批“保护令”： （1）保护令之一—保障婚姻弱势方：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要求，结合双方实际情况，发出了一纸“人身安全保护裁定”。规定在此份裁定生效期间，被申请人要如实申报家庭财产，并不得擅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不履行保护令可能少分财产 ：如何督促被申请人执行的情况呢？人身保护令和一般的民事裁定书一样具有法定效力，对于拒不履行者，《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拘留等相关处罚。在案件的最后裁判结果上，履行与否也将成为衡量利益天平的重要砝码——因为执行态度消极或者抗拒，很可能令他得到少分一部分财产或其他不利的结果。（2）保护令之二：7日内须与妻子沟通。为支持丈夫小梁深造，小云放弃了很多发展事业机会。丈夫成为大学教授后想离婚，小云不愿。丈夫便长期不理她，有时候还要出言相讥。小云向法院提出遭遇冷暴力，法庭发出人身保护令，裁定小梁7日内须与小云沟通。（3）保护令之三——给加害人6个月考察期： 年过半百的李阿姨夫妇都是企业退休人员，老伴老张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打她。她还曾经报过警，并拍下了验伤照片，但警察表示也不好太过介入“家庭内部矛盾”。最近的一次纠纷后，李阿姨要求离婚。但老张头不愿意。在李阿姨的申请下，法庭向老张头发出了一张人身保护令。 在法庭调解过程中，加害人如真诚悔改，以求不离婚，征得受害人同意，法院可裁定诉讼中止，给加害人6个月考察期。（4）保护令之四——禁止施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夫妇王某、郑某是再婚夫妻，因为丈夫怀疑妻子有外遇，一闹矛盾就对妻子下狠手。郑某向法院提出离婚后，不敢出庭应诉。法庭昨日亦向王某发出了人身保护令，禁止他对郑某施暴。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询问了受害人情况后，允许她不出庭，以避免双方正面冲突（以前双方必须都在场），给了法庭更加合理的处理空间。
3、2009年6月，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向申请人季女士发出了一纸“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季女士的丈夫对其殴打、威胁、骚扰[③]。2009年6月，季女士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诉称严某经常对自己进行电话威胁、谩骂，殴打自己和母亲，并提供了报警回执单、照片、病历等证明。立案的同时，法院向其告知离婚诉讼若干注意事项，其中包括申请预防和制止家暴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6月25日，季女士向经办法官提出申请，经了解情况、审查材料之后，法官发出了“人身保护令”，有效期为3个月。这份“人身保护令”对季女士丈夫严某来说是禁令，如果严某再次施暴，违反该裁定，法院将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法院也已经向严某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监督严某是否履行该裁定，并搜集固定证据，采取相关措施，及时通报法院。

8. 保障人身安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法律条文有哪些

《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

9. 如何保障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意义

近日微信朋友圈和网络媒体被一个消息刷屏，2016年9月8日上午9点45分左右，山东寿光法院两名执行人员到菏泽市曹县某银行查封被执行人账户，办理过程中，30余人冲进银行对二人围攻殴打。警察到达现场后，执行员提出让警察提供保护并送二人去医院的要求被拒绝。警察拒绝要求二人去所谓的“指挥部”见县领导进行汇报，二人拒绝后又被殴打。无奈到达“指挥部”见到了所谓的“韩主席”，并胁迫法院将银行的查封手续拿走。直到下午14时30分左右，两名执行员得以乘车离开。这件事震动最大的是法院群体。也许大家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话，心情是沉重的，但是向谁说呢？谁能理解？

法院现有实践中，不可能在诉前保全阶段主动帮原告查遍被告财产。除非有明确的财产信息，账号、房屋地址等，否则不可能主动查，也不可能动用执行查控系统。在财产保全期间就查询当事人的财产信息，也是为了保障执行。执行有多难？去看看执行法官手中人山人海的案子，那一张轻飘飘的强制执行申请书，配上原案文书复印件，凑成几张一卷薄薄的案子，递到执行局，但后面的执行法官要花多少工夫、喊多少话、吵多少架、跑多少路才能把案子执行过来。闹的，哭喊着的在法院执行庭里比比皆是，虽然笔者现在不在执行局，但是前几年的执行法官生涯切身体会到那种痛苦和焦灼，那时就觉得已经够崩溃了，别说有人天天上门找你吵，逼得你再去找别人吵。谁不愿意案结事了高枕无忧，但是可能吗？从案件发生之前，财产就可能转移了，冻结的银行卡都是零，老百姓维权难，好不容易走完诉讼流程，拿到一个结果，执行的时候面临的又可能是毫无希望和遥遥无期的等待。一面是执行难、老百姓维权难，一面是对法院的抵触、不理解、甚至围殴。但是公平不能因此被忽略。作为守护公平的最后一环，不期待能说服任何人，因为规则不在嘴上，但是社会需要确立一个规则，让人们普遍信赖并执行，共用一套规则体系。这是法治。笔者撰写本文旨在从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为视角，谈自己一点看法，与各位同仁共研。

一、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问题现状

执行法官人身和职业安全保障是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包含执行法官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等具体内容。当前执行法官面临的人身安全保障、任职安全保障问题有杀害、伤害等直接暴力行为，侵害法官生命健康问题、自伤、自杀等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职业安全问题、威胁恐吓、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非暴力行为，侵害法官身心健康问题、法官履职责任追究制度被随意滥用，危及法官职业安全问题。由于范围之广，类型之多，数量之众，难以例举和统计。给法官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法官身心健康。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有无过错，执行法官随时面临着被侵害的危险。再者缺乏救济措施，法执行官时常成为弱势群体。这既是对执行法官身心的伤害。也是对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危害。

二、执行法官人身安全和职业保障问题的表现

针对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频频出现，不仅损害了法律尊严、毒化了司法环境、激化了社会矛盾，还严重影响了广大执行人员的工作热情，进一步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威严和社会公正的信仰，从而扭曲和弱化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体系，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谓越来越大。同时执行法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共性问题，我国处于经济、文化、制度等社会领域的成熟和过渡阶段，这一问题的凸显，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负面因素影响，不少当事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院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部门，经常处在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前沿，一些群众很容易把不满情绪转移到执行办案人员身上。特别是少数地方政府在工作中遇到了阻力，要求法院出面处理一些非本职活动时，更加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和反感，把抗拒、阻碍执法作为宣泄情绪、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给个别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个别群众对暴力阻碍干警执行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骂两句、打几下“算不了什么”；有的群众本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趁机起哄。没有人挺身而出制止不法分子。同时受社会利益调整物化思想严重的影响，一些当事人心态失衡。在社会进入“改革攻坚期、利益调整期、矛盾高发期”阶段，社会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保护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整体步伐，一些弱势群体表现出心理上的“焦灼感”和“危机感”，一些强势群体表现出行为上的“暴力威胁”和“利益共生”倾向，从而致使相当部分的社会公众滋生“不平衡、不公平、不满意”的心态，对立日益严重，矛盾日益尖锐。而执行过程恰恰是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契合点，也是各种利益和情绪的交汇点，在此情况下，一些当事人为捍卫自身的权益，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过激手段，将不满情绪和吃亏心态的怨气发泄在法官身上。少数败诉的当事人是出于报复和仇视的心理，对执行法官实施人身侵害，制造暴力事件。

（二）舆论导向尚需要引导。媒体不能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忘却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忽视其对舆论的正确引导作用。不可否认在执行队伍中存在极个别的害群之马，但执行队伍的整体形象在逐步提升，社会公信度在逐步提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媒体的适时适度介入有利于宣传执行队伍建设新形象，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与此同时普法工作滞后，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多年来突出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社会人的精神关注。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不仅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匮乏，而且严重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公正司法的要求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矛盾。少数当事人囿于自己的知识面，往往以自身利益得失来理解法律。在诉讼中，比较多的农民缺乏证据意识和程序意识，一不如意就和法官对着搞，动辄耍横的、动粗的比较常见。执行中，有些人为维护乡邻关系，有时会参与围攻、抗拒执行。还有的当事人认为自己“有关系、有门路”，视法律为儿戏，信“访”而不信法。少数当事人对执行法官的查封决定视若儿戏，随便撕毁，有的甚至千方百计转移、藏匿财产以逃避法定的义务，再加之法律思维与大众的朴素思维存在现实差异。一些当事人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众，在诉讼过程中觉得自己“有理走遍天下”，不懂得也不重视证据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一旦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出现败诉或者法庭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出入较大时，就想当然地以为法官偏袒对方，或者拿了对方的好处，或者对方“上面有人”，在觉得自己有理却又吃亏的心态下，当事人往往会迁怒于执行法官，对法院也心生怨恨，一旦出现合适的时机或者受到外界刺激，就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容易酿成围攻和袭警事件的发生。

（三）相关法规制度的缺位，打击不力。从现行的《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行为准则》的规定来看，我国对执行法官的从业资格和从业道德要求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对执行法官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只在法官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法官的“人身、财产和安全受法律保护”。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行为的惩处措施不足。我国现行刑法专设一章“妨害司法罪”对打击报复证人，扰乱法庭秩序，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行为规定了刑罚处罚，但却无制裁危害执行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的相关规定。一些闹得凶的、危害重的、影响大的，往往以“司法拘留”的形式把当事人拘留几天放回收场，刑事扣留、追究刑责的更是鲜见。再加之刑法、治案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中，只对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对侵害执行法官的案件和事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进行整治处罚。但往往由于有关单位未能较好配合，难以及时对暴力抗法者进行刑事处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罚款处理了事。由于法律的权威性、操作性不强，使得一些人敢于藐视法律，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乡镇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的依法办案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更是横加阻拦。有的表面上支持外地法院执行，实际上偏袒本地当事人，为被执行人逃避履行义务寻找种种理由，甚至以影响稳定为借口，向法院施加压力，制造执行障碍，使外地执行举步维艰。有的对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敷衍塞责、久拖不执，或者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要求委托法院中止、终结执行。执行中一些有义务协助的部门和被执行人串通一气，刁难执行人员，阻碍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

（五）执行法官内部消极保安全的思想比较流行，缺乏对自身安全的警惕性和应急能力。一方面，法院对损害执行法官人身权利行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且法院内部对执行法官遭受当事人伤害时如何处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少数法院连应急机制和处置措施都不完备。另一方面，在当事人与法官缠闹时，多数法官是采取消极躲避和息事宁人的方式，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委曲求全，不敢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去制裁违法当事人。再次，部分执行法官还存在防范意识不强和应变能力不高的情况，发现问题没有及时报告和积极应对，致使损害后果扩大。少数当事人正是摸透了“法院怕出事”“法官怕惹事”的心理，动辄恶意上访、无理缠诉、暴力抗法，或采取自杀、自残的方式相威胁，辱骂、殴打甚至加害法官时有恃无恐，无所忌惮。此外，个别法官素质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法院安全措施不力等也是产生过激行为出现暴力事件的原因。而执行行为简单粗暴，也是诱发暴力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部分法院重审判、轻执行，甚至故意把素质较差的干警放在执行队伍从事执行工作，这就导致执行队伍的素质先天不足，很难保证执行行为的公正、文明。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