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高等法院

Ⅰ 王怀安的人物生平

王怀安同志（原名王玉琳），汉族，1915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1935年考入四川大学法律系，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参与组织“援助绥远抗战会”，1937年参与组织发起四川大学学生救亡运动，是学校学生进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四川大学党总支书记，参加领导学生运动。
1939年冬，受党指派，利用担任民族革命大学新生大队指导员身份，组织近200名四川籍进步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为革命队伍增加了新生力量。
1940年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高级班学习，任学校党总支常委和学生会主席，被评为“模范学生”、西北联合会的“模范青年”。
1941年5月，任延安市各界青年联合会主席。
1942年秋，王怀安同志调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先后任推事（审判员）、法庭代庭长，参与多起重要案件的审理，他主持公道，平易近人，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维护了陕甘宁边区红色革命政权。
1946年，王怀安同志调东北工作，先后任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处长、秘书长。他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反对虐待犯人，积极改造旧法院和旧监狱，为东北解放区建立新生人民政权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怀安同志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司法部办公厅主任、普通法院司司长、部长助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他努力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起草我国第一部法院组织法等重要立法工作，为开创新中国法制建设和审判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79年至1986年，王怀安同志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1986年1月离休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主任、名誉主任。

Ⅱ 最高人民法院刘仁祖籍何地

刘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鹬（段永强）， 四川 酉阳（现为 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五育村人，土家族。

1924年到 北京，入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在舅父 赵世炎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 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纺织行动委员会书记，组织赤色工会，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1930年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32年宣布无罪释放。
1933年起，先后在 内蒙古、 张家口、 北平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和群众工作，策动国民党地方军队参加 抗日同盟军反蒋抗日。
1935年被派往 苏联学习。
1937年底回国到延安，任 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兼班主任。
1938年冬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
1942年任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改称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等职。对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和日伪统治的大城市中党组织的重建、发展，做了重要工作，并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火、药品和通讯器材等物资。
1948年他及时向中央汇报了敌人妄图偷袭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 西柏坡的重要情报，中央立即采取了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他还为紧密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促成 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组织平、津、唐等城市广大地下党员和 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形成“ 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 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 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为首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 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坚贞不屈。
1966年11月， 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同志的名。一天深夜，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刘仁同志抓走了。之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游斗，刘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后，刘仁同志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监狱，不允许孩子和爱人探视。1972年底，刘仁同志的爱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 北京市第六医院去，这是甘英最后一次见到刘仁同志了。
1973年10月26日21时30分，刘仁同志在 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5岁。刘仁同志逝世后，夫人甘英同志曾撰文《非常的考验——深切怀念刘仁同志》以示怀念。
197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为刘仁同志举行追掉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聂荣臻同志主持，林乎加同志致悼词，称刘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 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

Ⅲ 董其武的传奇人生

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于1949年起义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 董其武从国民党将军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终在邓小平的关怀下，于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其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出身穷苦，以四个第一考取军校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于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董怀球病故后，祖母向村中贺财主借高利贷白银十两，打制了一口薄板棺材安葬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见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些，然而外祖父范居江却因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董其武三四岁时，便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一来可以在外祖母膝下承欢，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必英是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董其武从6岁就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十来岁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助家中做些家务。
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十二三岁时便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早上他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除去本钱，每天还能赚上二三十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几年后，董家总算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苦难艰辛的生活使董其武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作斗争的坚强意志。他16岁前，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幼学琼林》、《史鉴节要》、《三国演义》和《水浒》等书。由于家里的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后，未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了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卞和氏；干将浮土，几时得遇茂仙翁？”也正是这两句话给董其武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翌年春天，董其武舅舅的几位好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其中李天培老先生看到董其武的那两句话，很是欣赏，他对董的舅舅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将来会出人头地。”舅舅如实相告：“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听到此处，李天培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30斤粮食，带上30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从此，17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小，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
1918年7月，19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斌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便立志从戎，和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和汽车，有钱的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篷子车。和董其武一起应考的同学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东挪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他为了省钱，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
斌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为国文。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我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第一名。第二场为算术。共10道考题，均为初级代数和四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无一差错，卷面整洁干净，获得满分，取得算术考分第一名。第三场为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此场考试没有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的，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了他一个惊喜，他还是第一名！几天后，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为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后，学校包吃包住，每月还发几元的补助，董其武从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10元多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挪西借的考试路费。
董其武在斌业中学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并被保送进入斌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夏，董其武在斌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此外，还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和法文等课程。在此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认真阅读。董其武在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同学们大多认为董其武毕业后留校当教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没有发生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
造反阎锡山督军府，参加北伐“铁军”，投效傅作义
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斌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董其武当时是班长，他带领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曹杨同学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荣鸿胪答应一定查明惩办。由于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
1926年夏，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董其武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相当于团长编制）。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也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该地区的吴佩孚残部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漯河、许昌后，与第四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四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巢县、合肥、霍丘、颖上、阜阳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
1928年，“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将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实质上这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四军先遣纵队在转战豫皖各地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气愤，决定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便与14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
董其武到上海后，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多次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
董其武的内心对军阀长期混战深感厌恶，“九一八事变”后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头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董其武参加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当时，他怕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便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此后，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同日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成功。1973年董其武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时，同当年日军将领会面，对方回忆说：“如果国民党所有的部队都像傅作义的部队那样有战斗力，恐怕我们早就失败了。”
董其武解放前先后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同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应另找出路，他从内心不愿接受和对外宣称这个军衔。
积极抗战，响应毛泽东的“绥远方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作出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此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
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了。”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八年中，我军（国民党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大青山游击支队（八路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会打起来。”?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由于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三次挺进绥远，最后又因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绥远战役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对于同解放军作战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给个人的历史上抹上不可洗刷的污垢。”“这段历史上的大错误，虽然于‘九一九’起义后为人民所宽容，但至今思之，犹负疚于心，痛恨无极！”毛泽东创造了史无前例的 “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
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他还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和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时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
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的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董其武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后激动万分地说：“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克服了重重困难。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0月1日，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
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
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
鲜血染红朝鲜战场，荣获朝鲜人民最高奖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及其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际，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日，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改称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9月1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日深夜，董其武率领的第二十三兵团赶到辽宁省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2至3个月内，完成修建3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
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由于3个工地伪装很成功，一个月来，虽然美军每天都有数十架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从工地上空盘旋轰炸，但始终没有把工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10月18日，美国空军出动27架B-29重型轰炸机，抛下数百吨的重磅炸弹狂轰滥炸工地。机场工地水泥跑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工棚、工具、车辆、器材等被炸毁；数百名战士被炸伤亡或被沙石掩埋；许多防空壕、掩体也被炸塌陷。10月22日、28日，3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轮番轰炸。10天中的3次轰炸，美军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的轰炸，美军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余人，第二十三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他的将士没有屈服，反而愈挫愈勇。
经过3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的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余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二十三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奉授予董其武等六人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整个二十三兵团6000余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后，第二十三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任军长。第六十九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董其武不可不授上将军衔
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他对杨成武说：“我在经济上是个有产阶级，我不但有房子，还有7处小买卖。我愿做一个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杨成武笑着对他说：“你的经济状况属正常范围，过去属于你，今后还属于你。你能向组织说明清楚就行了，现在不能上交，它关系着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会影响起义人员的思想稳定。”董其武仍不甘心，就写了一份财产清单，书面报告给毛泽东：“请求毛主席批准，将我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接信后给董其武的批示是：“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房子总是要住嘛。”
1962年初夏，东南沿海战备紧急，气氛紧张。董其武写信给军区党委，一方面要求率部出战，另一方面再次申请交出私宅。他恳切地说：“如果军区不予接收，一旦我献身疆场，将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产，“请首长俯念我出于诚意，请予接收。”可是依然没有结果。几天后，董其武召开了一个家庭会，经妻子女儿同意，将家里所存的300余两黄金和以长女董健民的名义存在银行的5.3万余元人民币，全部上交国家，总算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1955年春，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可董其武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3名起义将领，除了我之外，还有新疆起义将领陶峙岳和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
董其武的请求首先就没有通过杨成武这一关。看了信后，杨成武对他说：“你参加抗战12年，我们只参加了8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
毛泽东看完信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
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半生追求始终不渝，邓小平亲自批准入党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之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
1950年7月，董其武在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杨成武微笑着鼓励他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后，就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
1956年，董其武向第六十九军党委第二次提出入党请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的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
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 董其武听后十分感动。
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13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董其武宣布：“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道：“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两句话：“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
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1989年3月3日，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Ⅳ 绥远在哪里

内蒙古自治区。

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在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绥远在清朝为归绥道，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中华民国袁世凯北洋政府将之分出山西，与兴和道建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改称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抗日战争时期省会为陕坝（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1954年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

(4)绥远高等法院扩展阅读：

民国时的绥远建制：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3次会议议决将绥远特别行政区改建为绥远省，委员制仍旧。民国18年（公元1929年）1月，遵照行政院颁发的条例，正式建立绥远省政府，省会设在归绥县城。

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公署改为绥远临时区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4人并分别兼任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厅长职务。

政府设委员7～9人，其中主席1人，蒙古族委员2人，另4名委员分别兼任各厅厅长，设置秘书处及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高等法院、全省保安司令部等机构。

Ⅳ 七君子爱国至上读后感

“七君子事件”有感
轻轻放下那份带有“七君子事件”醒目大标题的资料，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它的情节让我激动，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让我憎恨，七君子的顽强不屈让我钦佩，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的爱憎分明让我感动……
七君子——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是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他们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而国民党政府却说他们“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这些罗织的“罪行”，说到底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这种种“谬说”未必属实。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试问国民党如此欺压百姓、昏庸无道、胡作非为，有谁能够容忍！
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由此可见七君子是民心所向。国民党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０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但法院当局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把公开审讯改为不公开审讯。
而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这次无疑是七君子占了上风。
开庭后，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因为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于是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这样的结果真是大快人心啊！回头仔细想想，七君子在法庭上那种义正辞严的态度和坚信邪不胜正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啊！
可是好景不长，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听了这则消息，简直让人咬牙切齿。国民党竟如此不守信用、不负责任，此时对它的感觉，仅仅用憎恨一词是远远不够的。
如今，我们生活在五星红旗下，过着舒服的日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用一颗爱国之心努力学习，长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Ⅵ 刘秀梅的建国后

1949年9月至1953年6月任绥远省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1952年9月至1953年5月任中共中央蒙绥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绥远省政府委员、省人大代表。1953年1月至1955年10月任绥远省人事厅副厅长、内蒙古自治区人事部副部长。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代会代表、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政府委员。1955年10月至1962年3月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任自治区监委委员。1962年3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常委、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妇联常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省人大代表等。“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66年8月至1969年12月在西北局工作。1969年12月至1973年3月在延安金盆湾劳动并接受审查。1973年4月至1980年任陕西省轻纺局副局长。后任顾问。1980年1月至1983年12月任中共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1982年10月离休。2003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Ⅶ 内蒙古武川县出过什么名人

北魏天兴初（公元398年），道武帝拓拔圭将其东部地区的高门弟子及豪杰两千户迁到北部居住，以镇守边塞。宇文陵“随例徙居武川”（《北史》卷9第311页），此为“武川”一名最早的记载。北魏设“六镇”，武川为其中之一。《隋书》载隋文帝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魏初为武川镇司马”。《旧唐书》载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李熙“领豪杰，镇武川，因家焉”；《新唐书》记为“戍于武川，因留家焉”。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军占领武川镇。后来，柔然族接受了北魏朝廷的请求，出兵攻打起义军，首领阿那瑰“拜受诏命，勒从十万，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镇”（《魏书蠕蠕列传》2302页）。北朝后期，武川先后属东魏、北周。北周的皇帝孝闵皇帝宇文觉、世宗明帝宇文毓、高祖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赟和静帝宇文衍（阐）等五位皇帝及许多大臣均为武川人。保定三年（公元563年），隋国公杨忠“出武川，过故宅，祭先人，席卷二十余城”（《北史》卷11第398页）。

Ⅷ 赵诚的个人经历

赵诚幼年家贫，11岁时即当小长工。15岁时，到归绥市(呼和浩特)巧尔气召当喇嘛，后入石王庙书房学习蒙文。1920年，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
1923年8月，赵诚入北京蒙藏学校初中部学习。是年冬，经赵世炎、李渤海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925年1月，赵诚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3月初，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赵诚作为土默特旗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即与奎璧同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入党务学校学习。同年秋，回国出席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大会(即内蒙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1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0年春，赵诚由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8月，回国途经乌兰巴托时，暂留蒙古，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工作，任某炭窑经理。
1931年11月上旬，赵诚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遣回到土默特地区，时因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王若飞被捕，组织关系中断。次年春，与曾涌泉取得联系后，在土默特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3年春，赵诚被国民党绥远省党部逮捕，因证据不足，于同年秋获释。
1934年4月，为团结、联络、“蒙政会”中的士默特旗蒙古族青年，赵诚奉派到百灵庙，任保安队上士，在“蒙政会”青年中宣传抗日救亡道理。
1939年，中共土默特旗工委成立后，赵诚任委员。次年，赵诚在韩伍所部“防共二师”做地下工作。他执行党的“潜伏、隐蔽”的工作方针，积极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筹集物资。同年5月，“防共二师”被日军缴械，赵诚和该师的部分官兵被关进厚和(现呼和浩特市)警察学校，三个月后越狱逃出，返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5月，赵诚被派往延安，参加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工作。其间，任陕北公学民族部蒙文教员和班主任，并在延安民族学院研究蒙古语文；后任三边专员公署民族事务科科长、交际处处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
全国解放前夕，赵诚任中共伊克昭盟党组书记、伊克昭盟自治政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伊克昭盟法院院长。
从1951年6月起，赵诚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正值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之时，镇压反革命、巩固新政权以及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等工作异常繁忙，终于积劳成疾，于1959年11月4日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60岁。

Ⅸ 最高人民法院的历任院长分别是谁

1、沈钧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3、谢觉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杨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江华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江华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郑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郑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郑庭祥，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肖扬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1、肖扬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2、王胜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胜俊，男，汉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周强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14、周强 （2018年3月—今）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Ⅹ 七君子的事件发展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当局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当局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年6月10日，国民党当局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见事不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21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狱；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借口救国会曾于11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