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官与民法典
⑴ 什么是民法典，民法典包括哪些内容呢
什么是《民法典》，《民法典》又包括哪些内容呢？
什么是《民法典》？《民法典》全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它是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效力级别上属于法律，法规类别则属于民法。这部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市民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法官裁判民商事案件的基本依据。
可以说，《民法典》囊括了一个人的一生。
⑵ 民法典制定的现实意义
民法典五大现实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正系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并且试图通过法律编纂方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民事立法的全面总结，是对我国立法经验系统梳理，同时也是对我国民事司法工作全面检验。可以这样说，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在民事立法方面已经走出了探索阶段，正准备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系统性法律规范。
过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国务院颁布的许多涉及民事方面的司法解释和民事政策有可能会成为历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各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规章制度都必须比照民法典进行彻底的清理，凡是与民法典不一致的地方，都必须立即废除。中国民事法律规范第一次实现了法典化。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导向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绝对贫困不复存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总结过去民事立法成果，通过民事立法开辟新的未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肩负的神圣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向现代化阔步前进。
民法典是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从此告别贫困，走向现代化的美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保留了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框架，同时又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了新的法律制度体系，突出了人格保护的内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民事法律制度。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必先按劳分配，实现劳动平等。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如何解决市民社会基本的社会矛盾，这是我国民法典最重要的课题。
民法从本质上来说，应当体现互助精神，强调守望相助，互帮互助。因此，全国人大讨论民法典（草案）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将我国控制重大疫情的有益经验，纳入民法典，全国人大主席团根据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及时修改民法典草案中的有关内容，并且付诸表决。这充分说明，中国民法典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体现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精神的具体法律规范。民法典所确立的各项原则，有助于弘扬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但是，必须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守望相助，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则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如何把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中国民法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19世纪法国拿破仑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把民法这个充分体现互助精神的法典和商法这个充分体现营利精神的法典区分开来，民法解决的是民事关系问题，而商法则着重解决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由于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人，已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规则，因此，法国立法机构只需要把商人的规则加以认可，即可成为国家的法律。
这种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的原则与民事交往遵循原则的矛盾之处。换句话说，西方社会存在着商业化社会和非商业化社会，非商业化社会又可以分为传统的家庭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社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道德伦理社会。
在保护个人利益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身份的区别，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行为的差异。法国民法典着重解决商业行为中出现的问题，因此，完全采用“外观主义”，强调商人的信用价值。德国则采用双重标准，侧重于关注商人的行为，建立了一套非常独特的商业伦理价值体系。
可以这样说，这种分别立法模式，旨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扩张所产生的问题。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之所以采用分别立法的模式，就是要防止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进入到民事领域，从而破坏守望相助和谐的家庭或者邻里关系。
20世纪商业活动日趋发展，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一方面保留传统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单独立法的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商业法律规则体系。我国在合同法中规定了许多商业合同，这是我国民法典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由于我国民法典采用的是一种民事活动统揽全局的立法模式，因此，如果不了解民法特别法，那么，实施民法典过程中，有可能会顾此失彼，出现错误判断。
可以这样说，我国民法典旨在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问题，但是，由于在处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基本道德伦理体系关系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精雕细刻，因此，民法典能否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还需要持续观察。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中国抗击重大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国人大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个带有隐喻性质的立法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机关在如何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
中国民法典呼应了人民的呼声，对那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民事主体，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并且制定了法律规范。譬如，对于我国长期存在并且在改革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体工商户，除了民法通则作出详细规定之外，在后来民事立法中往往一笔带过，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民事立法机关认为，随着现代化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民事主体譬如个体工商户即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作为主要市场主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民法典专注于“宏大叙事”，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小商小贩，缺乏应有的关注。
重大疫情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困难问题，已经纳入中央决策体系之中。“中央文明办”明确规定，占道经营、马路市场和流动商贩今后不再列入文明城市考评的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终于意识到，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收入来源于占道经营，来源于马路市场，如果不尊重小商小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那么，中国民事法律规范将会失去应有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民法典适应我国现存社会发展状况，对于过去那些被忽视的民事主体，给予必要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为他们保驾护航。
不仅如此，为了总结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经验，立法机关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土地集体流转和经营权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土地的集约经营，促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相信随着我国民法典的实施，我国城市和农村的面貌将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市场主体，有可能会挺起腰杆，生存得更加有尊严。农村土地所有权人，会更加充分尊重承包权人的利益，允许他们将承包的土地转让经营，从而使农民过上没有退休金，但是，可以依靠土地出租获取固定收入的幸福生活。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解决了我国民事审判统一化的问题。如何把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法律规范编纂成为现代化的法典，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解决我国司法统一化的问题，这是现代法治社会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不少学者反映，由于我国民事立法零打碎敲，以至于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不得不上穷碧落下黄泉，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法律依据，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之上，考察各个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作出司法判断。我国民法典颁布之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民法典就是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的行为指南，法官再也不需要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会议纪要中寻章摘句，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依照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法律规范作出判决，如果民法典中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那么，所有判决都必须符合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中国主流价值观，也是国家价值观。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我国民法典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尽可能地融入到每一个法律规范，从而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争议的案件。譬如，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如何证明是否构成侵权，“南京撞人”案件是否还会出现？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案件，法院是否会自由裁量，不同地区法院是否会作出不同的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充分吸取我国司法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具体的行为规范之中，从而使每一个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中国正处在多元化社会转型时期，将国家价值观法律化，面临巨大挑战。立法机关充分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之上，试图使用法律的语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规范，便于普遍实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每个人价值观念不同，因此，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价值观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法学教育中，恰恰忽视了价值观教育。虽然法学教育和其他专业教育一样，都增加了有关意识形态的内容，但是从整体来看，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官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法官拒绝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足够的尊重，那么，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新的分歧和矛盾。我国当前民事审判中的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官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由于一些法官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先入为主，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结果导致民事审判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偏差。我国关于合同、公司、婚姻的司法解释中，有许多规范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因此，民法典颁布实施之后，首要任务是，加强对法律企业共同体的价值观教育，让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充分意识到，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环境，那么，尽管法律条文烂熟于心，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会出现不应有的争议。解决我国司法审判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从条文到条文，而应该加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教育。
⑶ 民法典相比较于民法学行法,他具备什么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 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 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⑷ 民法典跟民法不一样吗
法律分析：不一样。民法是一个法律部门，民法典则是一部基础性法律，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在适用法律解决民事纠纷时，首先应当从民法典中寻找裁判依据。如果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才能从其他规范中寻找
法律依据。比如，现在网购纠纷较多，审理这类案件，应当首先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就相关问题作出规定，才能考虑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如果民法典与单行法发生冲突，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如果单行法规定不清晰、不明确，则应当以内容清晰、明确的民法典相关条款为裁判依据。
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⑸ 新民法典未适行对现在的法官判案有影响吗
新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开始实行。
在未适行前，对现在的法官判案不会有任何影响。
⑹ 法官是否应该认可《民法典》第六百五十条的规定
法律是法官司法行为的依据和规范，法官应当遵守与执行每一条法律规定。
⑺ 民法典理解与适用是法官裁判依据吗
民法典将为法官裁判民事案件提供重要依据
【拓展资料】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大家知道这个字在汉语中它具有经典、典范、典籍等这些含义。所以“典”命名本身就表明了民法典典范性、基础性的意义，所以民法典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市民社会的网络全书，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部重要法律。
首先，民法典使民事立法体系化，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法典化其实就是体系化，就是通过编纂民法典使分散的有关民事法律的规范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化的整体。特别是通过体系化解决长期以来因为采用单行立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各个单行法相互之间冲突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通过民法典的编纂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的法律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系性。
其次，通过民法典的编纂有效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民法典本质上就是一部权利法，它是一部保障公民私权的法。通过构建私权体系，并且对民事权利在遭受侵害之后，规定各种全面的救济保护的方式方法，从而进一步强化对私权的保障。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法治进步，因为法治这个概念虽然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而民法典实际上就是一部全面保障私权的法典，所以民法典的颁布对中国法治的进步将会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民法典将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提供重要保障。在民法典里通过保护公民人格权等重要权利来全面维护人格尊严，很多条款都凸显强化对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保障。比如，为解决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这种“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在侵权责任编专门进行全面系统规定；为保障人们“舌尖上的安全”，民法典专门规定了有关产品责任等规则；民法典还专门为保障人们住有所居，在物权编中规定了居住权等制度，都是要为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提供保障。
⑻ 2021新民典法法官可用(视为)为判决依据吗
2021新民典法，法官可作为判决依据。
《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该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⑼ 对民法典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处理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本网络全书，其中包含了各种各类的民事纠纷处理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修改了，使其更符合当代中国的民情，使法官在判决时有法可依。具体如下：
1、民法典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精神；
2、翻开历史的画卷，从1954年到2017年民法典的编纂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一部“法”的诞生伴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跌宕起伏的发展，伴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见证了这一段时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通过一步一步实践摸索而形成的，具有科学性、民主性，民法典的颁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体现的是全国人民的心声和愿望。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民法典作为社会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立法表达，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