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官人性化
A. 美国大法官的树立权威的经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赋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决，正式确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至高无上、一槌定音的权力和权威。 威廉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市乔治城镇的一位家财万贯的庄园主，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是当时美国政府的国务卿。马伯里为啥要起诉麦迪逊呢？这个案子要从当时美国政坛中的党派斗争从头开侃。
美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并无只言片语提及政党和多党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美国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跟党的英明领导、党的组织建设和多党派合作没啥关系。
大多数美国制宪先贤认为，政党就是结党营私、恶性竞争的代名词。军人出身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位期间，对内阁中以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两派争斗深恶痛绝。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总统告别演说中，语重心长地警告后人，一定要防止党派争斗的弊端。
警告归警告，现实归现实。开国老总统一下台，说过话就被人当耳旁风了。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回老家种地后，美国政坛的两大政党终于还是正式形成了。拥护汉米尔顿的一派正式组成了联邦党，拥护杰弗逊的一派自称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为第二任总统。
谁知联邦党好运不长，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和国会选举中都遭到惨败，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因行政权和立法权都已丧失，联邦党人在下一届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盘，只剩下了不受选举直接影响的司法权。因此，亚当斯总统在即将卸任时，任命自己内阁的国务卿、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国务卿职务。又利用联邦党人控制国会的最后机会，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 ，任命四十二位联邦党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园主马伯里和马歇尔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马歇尔都在任命名单之中。
参议院在亚当斯总统离职的当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须要在午夜之前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发出后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国务卿马歇尔在权力交接之夜忙得团团转，他在确认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签署、盖印后，便将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权委托给弟弟詹姆斯·马歇尔去处理。
俗话说，朝中无小事。谁都没想到，詹姆斯·马歇尔竟然把这件小事给办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时无误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乱，竟然还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没能及时发送，而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这十七个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杰弗逊总统早就对联邦党人在权力交接前夜以党划线、“突击提干”的损招儿极为不满，当他听说滞留的十七份联邦党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后，立刻命令新任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这批委任令。
这样，马伯里不明不白地丢失了法官要职。此公觉得自己太冤，非要讨个说法不可，遂聘请曾任亚当斯总统内阁司法部长的查尔斯·李（CharlesLee）为律师，一张状纸把麦迪逊国务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麦迪逊一看对手来头不小，立马聘请杰弗逊总统内阁司法部长莱维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辩护律师。这位莱维。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现职司法部长，办案派头十足，接了案子以后竟然连法院都懒得去，只是写了一份书面争辩送交最高法院，声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涉及党派权力斗争的政治问题，跟法律压根儿就不沾边，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着这种根本就扯不清的党派斗争破事。
马歇尔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师的起诉状和辩方律师寄来的书面争辩后，以最高法院的名义致函国务卿麦迪逊，要求他对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想，麦迪逊对马歇尔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麦迪逊国务卿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时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是一个根本就没啥权威的法院。美国的立宪先贤汉米尔顿曾评论说：“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
1789年的美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这部宪法以及后来增添的宪法修正案，对于宪法最终解释权的归属问题，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当局和立法机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的特权，更别提强迫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服从最高法院的判决了。
这样一来，马歇尔便处在一种极为尴尬的两难困境，他当然可以正式签发一项执行令，强令麦迪逊发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麦迪逊背后有总统兼美军总司令撑腰，他很有可能对最高法院下达的命令置若罔闻。既无钱又无剑的马歇尔大法官若向麦迪逊国务卿强行发号施令，只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马歇尔拒绝马伯里合理的诉讼要求，那么最高法院和联邦党人则颜面扫地。
面临这种无论是审理还是不审理此案都必输无疑的两难困境，马歇尔苦思冥想了半个月，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绝妙高招，既表现出最高法院的权力高于行政当局和国会，又避免与行政当局和国会迎头相撞、直接冲突。马歇尔称此判决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决”。
马歇尔在判决书中判定，第一，参议院已批准了这些法官的任命，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印，从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麦迪逊拒发公文显然是违法的。因此，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党派斗争的政治问题。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违法的，那么马伯里当然有权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第三，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一个法治政府的首要责任。因此，法院有责任帮助马伯里获得法官委任书。
那么，按照这个路子推论下去，马歇尔下一步理所当然地就该向麦迪逊发出强制令了。谁料想，马歇尔笔锋突然一转，他引证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说，当一个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以州为诉讼当事人时，其初审权属于最高法院。对于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诉审理权。如果把马歇尔这段咬文嚼字的引证换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当的大白话，那就是说，马伯里一案的诉讼当事人既不是大使、领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对这种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没有初审权，马伯里告状告错地儿了。他应当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如果案子最后从下级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那时最高法院才有权开庭审理。
可是，马伯里高薪聘请的律师、前司法部长查尔斯。李并非不懂诉讼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开始就把状子直接递到了最高法院，依据的是国会1789年通过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据这款法律，最高法院对这类案子拥有初审权。
但马歇尔斩钉截铁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与宪法相冲突的，它实际上是非法地扩大了最高法院的权限。马歇尔强调：“宪法构成国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而“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据此，马歇尔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这是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联邦法律违宪。
马伯里一看当个法官竟然这么费劲，连总统签了字、国务院盖了戳儿的委任状都成了白条，若要从基层法院一级一级地上诉到最高法院，还不知要上诉到哪个猴年马月，他只好灰心丧气地撤回了起诉。此公后来一直不安心务农，最终改行当了一家大银行的总裁，比当法官实惠多了。
从表面上看，联邦党人马伯里没当成法官，麦迪逊也没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马歇尔似乎输了这个官司。但实际上，马歇尔是此案真正的大赢家。
首先，马歇尔向政府的立法机构国会宣布，不仅宪法高于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个至关重要的权力与立法部门无关。换句话说，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与法律有关问题的最终仲裁者。
其次，马歇尔通过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门宣布，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司法部门。因此，司法部门有权判定行政当局的行为和命令是否违反宪法，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宪行为和命令予以制裁。
这样，虽然宪法规定任何法律都应由国会和总统决定和通过，但最高法院拥有解释法律的最终权力，有权判定法律是否违宪。而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经做出，即成为宪法惯例，政府各部门和各州必须遵守。实际上，最高法院不仅拥有了司法审查权（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拥有了“最终立法权”。 马歇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然公开宣布经国会通过、总统批准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违宪而被取消，但取消这款法律实际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权限，所以国会找不出什么借口与最高法院对抗，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马歇尔虽然宣布司法部门有权对行政当局的违法行为予以制裁，但他并没有向麦迪逊国务卿发出强制令，只是建议马伯里去下级法院控告麦迪逊。所以，行政当局同样找不出任何借口与最高法院过不去，也根本无法挑战马歇尔大法官的裁决。
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案例法的结合，既然国会和行政当局无法推翻最高法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那么此判决将作为宪法惯例被后人永远引用。司法审查权和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就这样历史性地确立了。司法从此真正开始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鼎足而立。可以说，这是美国政治制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789年的美国宪法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伟大典范，其实这个评价有点过高了。原因在于，在权大还是法大这个关键性问题上，1789年美国宪法并无开创性的建树。这部宪法并未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结果使司法在三权中处于最弱的一方。按照这种宪法设计，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可有可无。
由于马歇尔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超乎寻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对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响以及当时和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们对法律和政治规则的尊重以及善于妥协让步的特点，才使美国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特点，并且使司法审查权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有别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政体的重大特点之一。
历任大法官一览 顺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约翰·杰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乔治·华盛顿 2 约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3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4 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约翰·亚当斯 5 罗杰·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鲁·杰克逊 6 萨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亚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韦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兰特 8 梅尔维尔·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罗弗·克利夫兰 9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0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伦·G·哈定 11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伦·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鲁门 14 厄尔·沃伦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5 沃伦·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伦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罗纳德·里根 17 约翰·罗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乔治·W·布什
B. 美国生活：在美国如何找律师
美国的司法系统其实还是挺人性化的，只要自己理由充分，有人专证或者物证来证实自己，一属般都能够胜诉而且避免交罚款这种类型的事情。
人们认为打官司的时候都需要请律师，可是有些时候，可以跳过请律师的环节，通过自己代表自己（Pro Se）来申诉。法院里都有专门的Pro Se办公室，提供司法上的指导意见，但不提供法律意见。如果请律师有难度，法院可以提供免费律师。如果英文不怎么好影响法官对陈述的理解，法院会提供翻译。
C. 为什么选择做法官
“为什么做法官”?
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杰勒德. 布伦南说过“带着从司法经历中取得的经验和从自省吾身而获得的智慧(正如我们所知，司法智慧深深依赖于从事司法工作后的积累和反思)，我们可以判断当法官是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或最佳选择”。我试图用这样的思路，寻着我的法律职业生涯去找寻答案。
八十年代，最让人羡慕的工作是银行、税务局之类，而我没有象我的大多数同学那样如愿以偿地进入当时效益颇好的银行，而是调进了法院，开始了从书记员到法官的历程。刚到基层法院的我，按惯例被分到了庭室做书记员。我被分配到刑事审判庭做书记员工作，当时的办公环境怎么也不能让人将它与庄重、严肃的审判场相联系。法院离家有骑车半小时的距离。每天的劳累与其说是工作上的，不如说是身体上的。法院条件的艰苦和身体的劳顿让我一度把这个人人羡慕的法院工作当作了谋生的手段而无可奈何地支撑着。麻木的我，每天照惯例做着庭审记录、送副本、发传票之类的事儿。书记员的工作很快就已得心应手了，新鲜感也没有了。但是，不知不觉中开始在我经办的那些案件中找到了小小的成就感。那时的书记员没有现在的专业化程度，除了给庭长和审判员做书记员外，我也有结案指标。当然，并非违法办案，只要开庭，只能由庭长或审判员主持。调解书、判决书我们也没有“署名权”。所以我们在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倒更象是现在的程序法官。我仿佛找到了新的兴奋点，沉浸其中，一本正经，一丝不苟。每成功调解一个案件，每写完一份判决，每发现一个法律问题，心中都有一份满足。满足于当事人视我为“法官”的尊重，满足于我能象“法官”一样为我的当事人辨明是非，主持正义。每当朋友们调侃，象我这样柔弱的“小法官”坐在庭上，是否能震慑当事人。我总是理直气壮地回应，只要坐在了审判台上，就自然有了法官的威严。在我的眼里，是“法官”这个称谓，是法庭这个特定的场景，赋予了我“法官”的威严。而因为我的年轻，我的威严又被打了折扣。而我又是那么自信，自信凭一颗公允善良的心和专业的法律训练，以及捍卫公正的豪情足可以做一名称职的法官。
法官不是我的“初恋”，但“日久生情”的法庭对于我的吸引力丝毫不亚于电视剧《大法官》里那个视法庭如生命的“杨铁如”。在我被任命助理审判员时，做法官的责任心就更加强烈，因为我懂得， 做事要勇于担责，做法官，更需要我们具备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不仅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他人尽责。古语曰“法律必须来源于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官除了信奉法律，没有更高的权威。只有信仰法律，司法才具有终结纠纷，平息纷争的实际意义。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苍白的、法治是无望的。法官不信仰法律，不信仰正义，良法也会成为死法。人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 当遭受情绪激烈的当事人误解、责备、谩骂甚至纠缠时，我们只能坚守忍耐，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责任来自于我们对法律的追求和信仰，来自于我们对审判事业的忠诚和挚爱。在我第一次单独办案开庭时，当看到恶语相向的当事人握手言和，当听到当事人感激的一声“谢谢!”，则足以让我感到法官职业的神圣，由衷的感到付出的值得。孟子提出“民贵君轻”，魏征把百姓比作“载舟覆舟”的水，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非以役民”的民本思想，在我做法官的职业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当我们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在行使司法权，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件，面对一触即发的各种矛盾，面对精神和体力的多重压力，我们没有选择、没有退路，依法履行司法权是我们职责所在。因为案多人少，加班加点已成为法官工作的常态，法官的工作的确非常辛苦。英国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哈德菲尔德在其《权力心理学》一书中写道：“大部分疲劳的原因源于精神因素，真正因生理消耗而产生的疲劳是很少的。”如果一个人充满了厌烦、不满、焦虑、忧愤，那什么也没有做就已经疲惫不堪了。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想那些让人不开心的事，为还没有完成的工作而烦恼，还不如多去想想自己的工作所具有的价值，想想该如何做好今天的工作，并立刻行动起来。这样，也就解除了倦意，充满了工作的热忱。
真正的好法官，绝不仅仅只会简单僵硬地就案办案，而是既能忠实于法律，更能在每一个案件中贯彻“以人为本、一心为民”，善于平复矛盾，化解纠纷，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难题，做到案结事了。
从调入法院，开始从事法律专业那天起，一直以来，我们都被灌输着这样一种法律思想，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对于法律执业者来讲是两码事，有时二者是重合的，有时二者是分离的。长期以来，这种思想可以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了。尤其是随着自己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多，不是感觉案件办起来越来越容易，反而感觉案件越来越难办的时候，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法律事实在一个法官心中固然是第一位的，但当法官明明知道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悖时，难道仍然要无奈地依照法律事实出一份自己都觉得不公正、不能平复各方面矛盾和利益的判决吗?法官此时还能做些什么?还能怎样做?在十几年的审判生涯中，我找到了答案。真正的好法官，绝不仅仅只会简单僵硬地就案办案，而是既能忠实于法律，更能在每一个案件中贯彻“以人为本、一心为民”，善于平复矛盾，化解纠纷，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难题，做到案结事了。一句话，好法官在此时是一定能够做些什么的。
这一点在民商事案件的处理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民商事审判直接面对的就是民众，有很多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审理了多年的民商事案件，我曾经遇到过上述的问题，如何处理好难题，如何兼顾当事人各方的利益有效平复矛盾，可以说，对于法官来说，按事实出份判决书，既简单，又忠实履行了法律，完全支持了原告的诉求，没有任何瑕疵。但是，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当我们做出的裁判结果不能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这样的裁判就不能说是科学的、完美的。是啊，简单的判决虽然没有错，但是毕竟不能有效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而且还可能引发其他更多诉讼，绝不是科学的、完美的裁判。一个真正的好法官不会甘于这样机械司法、简单地一判了之。于是，我们在很多案件中不辞辛苦地探寻、走访、论证、沟通，最后分别再和双方当事人说合，这样的调解看似超出了民商事审判的某些常规――一个判决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但仔细想想，我们千方百计、想尽办法，所作出的努力，所付出的辛苦，为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我们所做出的裁判结果未尝不是彻底解决老百姓实际难题、彻底平复矛盾、化解纠纷的最佳选择，这样的裁判结果才更科学、更完美。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棘手的案件时，也想在法律之外，为当事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一方做些什么，但苦于没有足够的精力，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但当我看到我并没有墨守陈规只是下一个判决结案，而是真正解决老百姓实际难题，让当事人露出微笑时，深深感到，再苦再难，这个工作也要尽自己所能地去做。我坚信，只要随着自身司法能力、司法水平的不断提高，再心怀一颗为民之心，就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真正的好法官，还要善于发挥聪明才智，学会用智慧化解纠纷。 在我审理的案件中，尤其是当事人人数众多，又各有不同的利益要维护时，如何下手开展调解工作，总让我感到很头疼。曾经审理过的陆兰桥诉乌苏市人民医院医疗事故赔偿纠纷案件时，我就深有体会。受害人的利益要保护，调解时不能判决受赔偿的数额上再让他们让一步，那样做老百姓不会满意，也会丧失法律在他们心中的权威;被告方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本来是医院，为了救治病人，除了事故就都让医院承担责任吗?似乎于理不通;而医院在事故中确实有过错和责任，法律上就应承担赔偿责任，他也是法律保护的对象之一。此外，还有死者的妻子、女儿、父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面对众多的当事人，面对众多需要法律保护的利益群，如何开展调解工作，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着实考验了我们承办法官的智慧。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却是无限的。最后，通过我们庭、乃至我们院里相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经过几个月的沟通，我们终于圆满的解决了该案件。我认识到，真正的好法官，绝不是仅仅只会苦干，更不会蛮干，而是善于发挥自己的或集体的聪明才智，只要用心，就总能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总能用智慧巧妙地处理纷杂的矛盾、彻底地化解纠纷。我们不但要做一名“以人为本、一心为民”、发挥聪明才智，学会用智慧化解纠纷的法官，更要做一名有良知的法官。一个法官在他的工作生涯中，要审理成千上万件案件，但对于一个当事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打一次官司，我们承办每一个案件都必须苛求完美。对于一名法官来说，只有怀着让当事人满意、为人民负责的强烈感情处理案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化解纠纷。离开了人民，法官就会发生错位，法官必须充满人文主义关怀，法律是死的，法官是活的，要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去办案，要把司法的公正、司法的温暖传递给人民群众。要救济民权，减轻民负，解除民忧，保障民利，实现民愿。人格是法官的生命，司法判决是法官“人格”的完美答卷，判决必须经过道德的过滤，经过良知的洗礼。惟有法官完美的人格，才是法律正义的保障。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纷繁复杂，而法官正是处在矛盾纠纷的“风口浪尖”上，要做到“独善其身”必须廉洁自律、正身守道。只有廉洁自律，洁身自好，才能明察秋毫，明辩是非，无私无畏。
只有对法官这份职业心怀无比热爱和崇敬，不计个人得失，才能在工作中有所作为，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民法官。优秀的法官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自身从事的法官这份职业，都心怀无比的热爱和崇敬。如我院的全国办案能手吴兴华，他比我小两岁，同样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但由于他曾经在法庭七年，他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家里老人和孩子全交给了爱人，爱人身体也不好，自己更是通宵达旦地住在法庭，牺牲了很多个人利益。还有金才法官，没日没夜的战斗在执行岗位上，从来顾不上家里，努力的工作使他及他所在的执行局多年都是地区法院学习的榜样，优秀执行局称号的背后有着他多少的艰辛和辛劳!我想，不是对法官这份职业心怀无比热爱和崇敬，决不会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做法官?为什么真正的法官的一举一动都慑人心魂?因为真正的法官心中常存着对人性美好的深深眷恋，求真、尚善、唯美乃法官之本能; 因为真正的法官忠实于自己的司法哲学，保持对法律的崇高信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真正的法官在力与命的命题中，以王者风范，渐度消化忧伤情绪的消蚀，本能地养成勇敢坚强、自律、坚韧、谦虚、勤勉、忠诚、奉献等挺拔的人格;真正的法官挺拔的脊骨犹如一根钢鞭，永远不会低下高贵的头。真正的法官为主持正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哪怕天塌地陷!真正的法官亦常面容倦怠。庭归人去，亦见真正的法官黯然神伤的目光。因为法律本善的初衷往往在人性弱点之中消弥和缺失，世间太多的苦难郁结于胸，欲罢不能，心中常存悲苦，深知一个行为的产生则有其得以产生的土壤，却不能由衷捂住双眼; 真正的法官需要舍弃一些常人应有的东西，洗尽铅华，远离世俗，面容清癯、形单影支，在宁静中体验人生的无耐和忧伤，在孤独中执着法官的神圣使命，在装满法律书籍的殿堂中自得其乐。
生命无价，自由至上，法为纲系，裁之若水。重刑以抑恶，定责以理直。这是法官每天步向法庭时内心默念的圣经。法本无言，真法无我。真正的法官大直若折、大智若愚、大象无形、大辩若讷、大音希声。 有一个美国法官说过：“当我回头看世界上的各种职业时，只有法官的职业让我心动和感激。她有智者的渊博，有上帝的仁爱，有父亲的慈祥。我选择了法官职业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 我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职业，就接受了它的高尚、接受它的神圣，接受它的尊贵，接受它的权势，接受它的仁慈，接受它的宽广，接受它的富有。同时也要接受了它的无情，接受它的琐碎，接受它的黯然，接受它的寂寞，接受它的无奈，接受它的慎独，接受它的清廉。
杰伊·瑞芬博瑞在《没有任何借口》一书中讲道：“没有责任感的军官不是合格的军官，没有责任感的员工不是优秀的员工。”同样，没有责任感的法官就不是好法官。只有富有责任感的法官，才能发扬服务大局、情系百姓、扎根基层、勤奋工作的敬业精神，才能不找任何借口，做好每一件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工作，才能成为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新时期的人民法官。
法官职业乃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最伟大最圣洁的职业。
这就是我为什要做法官。
D. 电影《永不妥协》可以从哪个角度剖析美国法律文化
可以从高昂的律师费方面谈，也可以谈具结裁决的优缺点，或者谈环境侵权诉讼的特点。希望我的答案对你有帮助。
E. 美国法官如何判案
可以说，美国法官多数情况下审案而不判案。怎么讲？美国一审时多数案件由陪审团判定“事实问题”（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仅负责解释法律问题（question of law），当事人可以放弃陪审团审判，要求改由法官审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审团定被告有罪（convict）后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赔偿金额也由陪审团决定。美国时而出现上百万、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赔偿金，都是陪审团所为。法官要审慎的多。但美国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国人只信自己。当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雇佣“枪手”---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斗个你死我活。而法官则相对超脱，相对逍遥，有时是袖手旁观。有位美国一审法官私下谈起，如果是杀人越货、作奸犯科的案子，审理起来还能抖擞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简直是昏昏欲睡强打精神。陪审团审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双方律师“格斗”是否“规范”，而并不是认定事实的裁判。陪审团则是观众，所以，美国一审中永远是法官一人独审。当然不容忽视。足球场上，世界顶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绪全无，败下阵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刁难”律师，逼其就范，从而影响审判结果。美国联邦法院是三审制，地区法院（一审）、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终审）；州法院是四审制，一审、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上诉法院以上的法院审案时原则上只审法律问题，不问事实。如果事实严重有误或是有新情况，上诉法院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美国法官的理念是，上诉法院只问一审法官运用法律是否得当。一审法官与陪审团身临其境，直接观察证人，在事实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上诉法院应尽量不介入。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诉法院的法官有时也通过法律问题迂回事实问题。但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则上诉法院不过问事实问题。上诉法院审案时是三位法官组成合议庭。三位法官的资力有深浅区别，但在职务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审案时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诉法院也可以是“全体法官同审”（en banc）。美国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会审。美国法官的独到之处是，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以将其观点写在判决之中。有时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法律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对错真伪之分。而法律则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条条框框，其释义与运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结果是两可的，公正需要体现在程序方面。这就是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正当程序”（e process）。简单说，正当程序就是当事人（或是被告）应有辩解的机会，法官有倾听辩解的义务。此外，法官判决时必须自圆其说，前后一致。写判决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律师大多个性较强，而美国法官也是律师出身，不愿听命于他人。制度上美国是司法独立，也就是法官独立。但美国法官很少独断独行，胆大妄为。美国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当过资深律师与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谓历尽千心万苦，不会为了区区小利而坏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国联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禄，且享受终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法官马歇尔干到80岁时已是病入膏肓，美国的“右派”也盼着这位“左派”尽早让“贤”（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个席位）。马歇尔死活不走，而且扬言：“我就是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美国法官大多干得笑眯眯的，决无贪脏枉法的非份之想。美国法官待遇优厚，不求加官晋级，可以专心致致地工作。联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终身制，又没有领导督促，可工作起来还是兢兢业业。美国法官，尤其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审判当作一门艺术，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鉴赏者。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的工作与嗜好之一就是对判决品头论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诛笔伐。美国律师协会每年要给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审案时，对自己讨厌的律师也不敢乱吹“黑哨”。美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遍地都是行行色色的势力集团、群众组织，互相牵制，互相制约。美国法官审案时也是如此，虽然是独立审判，但也有有形与无形的监督或“领导”。
F. 在美国法官和律师谁的地位以及声望更高
法官。
美国的法官衣食住行全部是在法官超市、法官餐厅、法官公寓里面，目的一是为了制造法官神圣，让老百姓不能够太近距离的接触到法官，这样才能保持司法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现在在美国，随着控辩交易（即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达成协议，说服被告人认罪，换取减刑）的增多，真正的需要陪审团的案子越来越少了，刑辩方面律师的地位不如以前了，但是在破产和民事案件中还是有重要的地位。
(6)美国法官人性化扩展阅读：
相对于经常被揶揄的律师，美国法官却是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在美国的社会地位非常高。甚至在美国人的心中，法官是崇高的法律和法庭的象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对于许多人的生活有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多数小案件都没有陪审团，而是由法官说了算。
法官进入法庭时，全部人都要起立以示尊重。法官的姓名前享有尊称“Judge”，人们在法庭上回话时必须称法官为“Your Honor”（启禀大人）。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尊称是非常罕见的，基本上只有博士、军人和法官能享用尊称。
其次，从收入来说法官的平均年薪虽然大大低于顶级律师，可也足以让人艳羡，2015年统计显示，美国法官的工资中位数为12.7万美元，远远高于美国家庭的平均年薪5.36万美元。
最重要的是，作为法律人，法官的身份是一项荣誉。因为只有律师中的佼佼者，且得到社会认可的律师，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法官。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曾被称为“美国最出色的上诉律师”，其他八位法官也都有过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
参考资料来源：参考消息网-美国：法官比律师对法律人才更具吸引力
G. 纽伦堡审判中的人性化问题
从电影的角度说，《纽伦堡审判》实在是我近一段时间以来看过的好莱坞老电影中最好看最精彩的一部了。事实上从道义的角度讲，我觉得最后海伍德法官的判决没有问题，但从法律本身哪怕法理上讲，我并不认为他最后的判决多么有法律依据。
首先，这部电影由始至终没有清楚告诉我们，法庭起诉这四位德国法官的罪名是什么？我想应该不是谋杀罪，如果是谋杀罪的话，很显然，应该等德国重组政府以后，由新的德国政府下属的法院审判他们，英美法苏四国哪怕是战胜国，也没有管辖权去审判这四个德国法官。因为这四位法官是在德国国内主持审判工作，哪怕他们的行为等于是协助杀人，那杀的也是德国国内的本国国民，在德国境内，对德国国民犯下的谋杀罪，外国法庭有什么资格进行管辖呢？
根据真实历史上的纽伦堡审判，战胜国对德国战犯的审判，所起诉的罪名有两项，即“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国际法上认定的罪名，既然违反的是国际法，那么英美法苏四国当然有管辖权对德国境内的战犯进行审判。但等等，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事实上，“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签订的《伦敦宪章》所正式定义确定的罪名。在此之前，传统国际法还从未惩罚过个人而只惩罚国家，个人只能交由本国司法机构在国内法的体制下提起诉讼。
而现代刑法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之前不被认定为有罪，在这个行为发生后，法律才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新确立的法律也不能对之前的行为进行惩罚。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普通公民对法的可预期性，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即可以放心去做，而不用担心哪天这个行为突然被认为是犯罪。这也是刑法与道德的区别所在，道德是，一个行为违背内心良知而依然去做，则可以收到谴责；而刑法是，一个行为只要没有触犯确定的法律，哪怕心里知道可能不对，也不应受到处罚。
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看，用二战后才确立的新罪名，来惩罚二战时的行为，显然违背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所以正如电影中鲁尔夫在一开庭就提出的那样，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而且英美法苏的法官是否真有审判德国人的司法管辖权，也是有疑问的。
好了，就算我们不从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仅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影片中那四个德国法官的行为是否真的具备了“有责性”，也是很有争议的。
从刑法四要件角度讲，一个行为最后被认定为有罪，要符合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客体要件；从刑法三性角度讲，一个行为被认定为有罪，也要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正如他们的辩护律师鲁尔夫所致力于辩解的地方——主观要件或有责性——是认定他们行为有罪的最大软肋。
如果我是他们辩护的律师，也会选择鲁尔夫的辩护策略，揪住他们的主观是否真有期待可能性或者他们的行为是否真有有责性，来大谈特谈。
法官不是法律的制定者，而仅仅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且法官的职责恰恰要求法官忠诚地执行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哪怕这个法律与他的道德相抵触。至于这些法律所造成的结果，不应由法官承担责任，而是制定法律的议会为之负责，这不正是三权分立之要义所在吗？一个称职的法官，不正是应该抛开自己的主观感情和正义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判断案件，永不质疑法律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吗？
我们难道有可能说，一个人因为守法，所以他在违法？一个人因为忠诚地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所以他应该被法律所惩罚？这难道不是法治史上最大的悖论吗？
反过来说，一个人说，因为我不认可我国的某项法律，所以我就可以不去遵守这项法律，并且不应受到任何惩罚。这有可能吗？比如一个基督教信徒，严格按照宗教教义反对堕胎和计划生育，他是不是就可以无视中国的法律想生几个生几个呢？他是不是去捣毁堕胎医院，而不用负任何责任呢？事实上，无论他本人持什么样的立场和观点，他都不得不遵守他所在国家的法律，除非他出国。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人尚且如此，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官，最高的司法裁判者，要求他不顾这个国家颁布的法律，完全按照自己内心的道义去自由行事，这岂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用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死刑执行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刽子手，他的职责就是把送来他这里的人杀死，而这个人究竟有罪无罪，是否是错判，需要他来分辨吗？他显然没有这个义务来分辨。如果最后发现，他所杀死的这个人，其实是一起冤假错案的受害者，或者干脆就是一个被政治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么这个刽子手难道也要被一起追究杀人罪的责任吗？这显然是荒谬的。
因为他的行为是基于他们的职责和法律的规定，而他们只是忠实地按照法律办事，所以，虽然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恶果，但这恶果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追究到他们的头上去，而你也不能期待他们会通过故意不遵守职责和违法的行为，来避免恶果的产生。这就是我所说的，他们的主观要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他们的行为不具有有责性。
当然，电影中的起诉人，劳森上校，他持的一个观点是，因为这些法官都是真正精通法律的社会精英，他们比起普通大众，更应该清楚那些纳粹法律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心里应该明白这些纳粹法律在本质上是反法律的。然而他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坐视恶果的发生，所以他们其实是纳粹罪行的同谋者，或者起码也是一个纵容者。
我们同样用刽子手打比方。按劳森上校的意思，这个刽子手心里很清楚，这个送来的死刑犯是一个无辜的人，然而刽子手依然执行了死刑，杀死了他。这个时候这个刽子手是否应该被认为是谋杀罪的共犯呢？
我觉得依然是勉强的。因为还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期待刽子手能做什么？他去救下那个犯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哪怕那个犯人的确是无辜的，但此时此刻，他依然是被国家法律认定了的死刑犯，而救下他等于是触犯法律。刽子手不可能因为内心的良知就去触犯现实的法律，这对一个人的要求显然太高了。
那么对于那些法官，我认为同样如此。他们虽然清楚这些法律是“恶法”，但恶法一样是国家立法机构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出来的法律，它依然享有法律的效力和权威，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这些法官因为自己内心的正义原则，而选择故意触犯这些法律呢？
所以我最终的结论是，最终海伍德法官对他们四人全部判处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是缺乏法理依据的。并且很显然，海伍德法官是一位自然法学派的信徒，但一个学派的理论，显然不是法庭判决的依据。
H. 我问为什么美国那么发达犯罪率却如此高，我朋友说因为美国法律太完善了网太密导致一些人稍不留神就犯法…
美国犯罪率一直很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共同居住在一片天空下。某些种族过地区之间会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在于利益分配上且不可调和。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暴力犯罪的倾向；
美国的社会结构成纺锤形，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虽然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但不可忽视的还有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而造成贫困的原因多是吸毒，酗酒，严重的心理障碍（暴力倾向，严重抑郁症等）以致无法工作。这些人一方面得不到政府的福利补贴，一方面又要生活，所以不得不铤而走险；
美国的税收和福利是挂钩的，也就是说缴税缴的越高那么社会福利越明显。比如某个中产阶级社区，这个社区多以有固定工作的人群组成，缴税也比较高，那么政府会在这个社区单独配置警力维持治安，人们也就越来越有安全感。而在一些贫民区，由于这些人本就很贫穷缴纳不起很高的治安税，所以政府也就听之任之，造成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在美国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虽然美国政府一直在治理改善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也是造成很多犯罪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很多人都有白人至上的理念，一直亚、非、中东、拉美地区的人不断受到排挤（从美国入关口岸就能看出来，一般会有两个入口，一边是白人，一遍是其他种族。白人盘查会比较松，其他种族会比较严格）。所以很多地方也会以种族群居，比如海地人社区，墨西哥人社区等等，这种情况加剧了中足之间的仇视；
楼主说的美国的法律和规则相当完善，所谓的一不小心就会犯法的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但在美国的审判制度不是由法官一个人做决定的，陪审团的制度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体现之一。如果只是不小心犯法，只要这个人是没有犯罪记录的，那么陪审团一般会酌情从轻判处或干脆没有刑事惩罚而以社会服务的形式代过。
在美国所谓的犯罪率其实更多的是指暴力犯罪，抢劫，贩毒等在其中比例非常大，而终其原因也基本就是以上几点。
I. 美国法庭上为什么有专人进行画像
因为米国各个州对于是否允许电视台进入法t是有不同规定的。
有些州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等情况下,法t上记不准录像也不准录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电视观众就只能在新闻节目中听到一些简单介绍，这也为一批画画的提供了一个专门的职业，因为新闻媒体为了弥补电视观众对法t审理的视觉了解，总要雇一些艺术家画现场速写。
J.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优缺点
大陆法系
优点：规则明确、系统。规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一个概念体系、制度体系，运用容易。
缺点：僵化。当社会生活发展产生新的问题、新的案件时，法律上没有规定则难以应对。法律表现为缺乏弹性，不够灵活。
英美法系
优点：灵活。法律规则不是立法机关或议会制定的。而是法官创设的。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问题，新型的案件时，法官就可以创设一些规则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缺点：没有制定成文法典，没有严格的概念体系，掌握起来比较困难，对法律的运用要求较高。
(10)美国法官人性化扩展阅读：
法系区别
世界各国沿用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可分为二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国内地曾采用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或罗马日耳曼法系，是承袭古罗马法的传统，仿照《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样式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
欧洲大陆上的法、德、意、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和拉丁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属于大陆法系。香港和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又称英国法系、普通法系或判例法系。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异有：
第一，法律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系，其法律以成文法即制定法的方式存在，它的法律渊源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以及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但不包括司法判例。
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既包括各种制定法，也包括判例，而且，判例所构成的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法律结构不同。大陆法系承袭古代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涉及的规范做统一的系统规定，法典构成了法律体系结构的主干。
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习惯用单行法的形式对某一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因而，其法律体系在结构上是以单行法和判例法为主干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大陆法系强调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判案件，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第四，诉讼程序不同。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突出法官职能，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而且，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法庭来审判案件。
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法官只是双方争论的“仲裁人”而不能参与争论，与这种对抗式（也称抗辩式）程序同时存在的是陪审团制度，陪审团主要负责做出事实上的结论和法律上的基本结论（如有罪或无罪），法官负责做出法律上的具体结论，即判决。
第五，法律分类不同。大陆法系一般会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而英美法系就不会这样的区分，英美法系主要把法律分为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类方法的不同对法律的制定有思想上的根本差异。
第六，法律术语的不同。两大法系的法律术语有很多不能相互对应的概念，即使有相同名词的法律术语，但是在意思上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此外，两大法系在法学教育、司法人员录用和司法体制等方面，也有许多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