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曙明法官
⑴ 陈景良的教学、成就
本科生:《中国法制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硕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史文献史料学》;
博士研究生:《唐宋法律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近五年(2002-2007)承担的主要研究课题:《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比较》,教育部人文社会重点项目,2001-2004年,主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6-2008年,第二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课题,2001-2004年,子项目主持;《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河南大学社科基金项目,2000-2002年,主持。
近五年(2002-2007)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1.《宋代司法传统的现代解读》,《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
2.《试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律观念》,《法史精粹》(法学研究)2003年卷
3.《讼师与律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法史精粹》(中国法学)2004年
4.《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现代意义》,《诺维撒德大学学报(英文版)》2005年第6期
5.《宋代“法官”、“司法”与“法理”考略》,《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6.《反思法律史研究的类型学方法》,《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
7.《宋代司法传统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河南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8.《从人生智慧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法文化的价值》,人大复印资料(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主编、参编的部分中国法律史教材:
1.《中国法制史》,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
2.《中国法制史》,参编(张晋藩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参编(李光灿,张国华总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4.《当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5.《中国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编(张晋藩总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6.《中国法律史》,参编(张晋藩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
近五年(2002-2007)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或奖励:
1、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
2、 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8年
3、 校511工程学科带头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年。
4、 省人文社科成果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河南省政府2000年。
5、 省新闻出版局优秀图书二等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2000年。
6、 国家优秀图书奖(全国最高图书奖)。《中国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2000年。 书目者,为学求知之第一要务也,士之读书者不可不知。梁启超先生有言:“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职务也。”大学者,旨在引导学生求其博,此乃古今为学之通义。圣人曰:“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研究生者能不求其博乎?此目录乃为师者在教学及读书中偶获之孔见,以备志于学者参考焉。书目分初学、登堂、潜研之三阶段,以应为学循序渐进之规律。
一、初学
1.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此书为原国家教委推荐教材,语言生动简练,深入浅出是此书最大之优点,尤其适合于大学生。
2.[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下两卷,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9月出版。
3.[日]福泽渝吉著:《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
4.冯天瑜、何晓明等著:《中华文化史》,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5.威尔·杜兰特著:《哲学的故事》,金发燊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11月出版。
6.房龙著:《漫话圣经》,施旅、于一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7次印刷本。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2月第3次印刷本,共4册。
8.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次影印本。
9.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10.钱穆著:《国家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新版本。
11.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上下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2[美]约翰·麦·赞恩著,刘昕等译:《法律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
二、登堂
余英时曾说,学术不可有门户,但学问却不可无宗师。宗师者,学问之流派师传也。为学拜师谓之登堂;于某一学问境界中略能抒发己见者,谓之入室。古之拜师,礼仪甚严,及至近代遗风尚存。民国时,狂傲奇才如黄侃者尚执贽而北面,尊仅年长自己两岁且同为北京大学教授之刘申叔(即刘师培)为师,非礼尊过制也,乃重道也。入室之途岂有它哉,惟师朱子为学之精神,遵白鹿洞书院之铭训也。一曰居敬体察;二曰用心专一。晦翁云:“学者读书要敛身正坐,缓视傲吟,虑心涵泳,切己体察”,恰如春雨之润苗,未见其增,日有所长。为吾徒者当知,为学如同人生。“人生之世,犹舟之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须顺风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此乃梁任公对清华学子之训诫也。古语所谓:“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登堂之途最忌讳用心不专。此为入室之序言,亦吾所寄厚望于二三子者矣。
第一小单元(5种)
1.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二册),载《民国丛书》选印,上海书店1990年重印本。
2.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下二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1998年4月影印重印本。
3.陈顾远著:《中国法律史》,中国书店1988年4月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
4.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校勘版。
5.李钟声著:《中华法系》(上下二册),台北华欣事业文化中心1985年7月版。
第二小单元(共10种)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载《蓬莱阁丛书》。
7.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单行本,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载《民国学术经典》11册。
8.胡适:《先秦名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载《胡适文集》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8月新一版。
1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
11.杨东莼著:《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载《民国学术经典》3册。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
13.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版。
1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15.《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上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第三小单元(西方、日本汉学家及部分外籍华裔学者论著,计15种)
16.[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技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
1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
18.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9.[英]莱芒·道森著:《中华帝国的文明》,金星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20.[美]郝大维等著:《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21.[美]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
22.[美]黄仁宇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2月版。
23.[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4.[法]谢和耐著:《中国和基督教》,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25.《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学者刘俊文主编,共十册,其中第八册为中国古代法律专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26.《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刘俊文主编,共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2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其中第122——144页为中国部分专论,上海书店1999年9月版。
28.[德]夏瑞春著:《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受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
29.胡伟希:《传统与人文》,中华书局1992年9月版。
30.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共十册,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
31.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1995年重印。
第四小单元
31.高潮、刘斌著:《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1993年11月版。
32.张伯元:《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3.洪丕谟:《中国古代法律名著提要》,1999年10月版。
* 34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元月版。其中先秦、战国秦汉、宋、明、清卷用力尤著,多有新说,识者不可不读。
* 35梁治平著:《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 36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 3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中、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此书虽谓“政治思想史”,实则与古代法律密切相关,尤其于法家用力甚工,读者当识焉。
38.张国华、饶鑫贤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
39.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本。
* 40 马小红著:《礼与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4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4月版。
42.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43.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44.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 45[日]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46 黄宗智著:《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47.史彤彪:《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
* 48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作者为民国时期才子。
49.[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50.《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51.郑秦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52.韩延龙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通史》,上、下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53.《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陈景良、张中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54.谢振民:《中国民国立法史》,上、下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55 梁治平著:《法意与人情》,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56.[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法律出版社1988年8月版。
57.程树德著:《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5月版。
58.[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59.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60.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0月版。
61.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62.[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63.[美]约翰·罗尔斯著:《正义论》,何怀宏等译,1988年3月版。
64.[日]谷口平安:《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65.江平主编、贺卫方等人策划:《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分期出版(法史专业学生者不能全部阅读,可择其法史部分阅读)。
66.季卫东主编、张志铭、贺卫方副主编:《当代法学名著译丛》(现出9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分期出版。
67.梁治平、贺卫方主编:《宪政译丛》,三联书店分期出版,共10本。
68.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
69.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70.刘美春、毕玉谦、郑旭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
71.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
72.陈景良等著:《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3.范忠信等著:《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4.梁治平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5.范忠信著:《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6.范忠信著:《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潜研
潜者,用心著力之专也;研者,究其原委、探赜索隐也。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谓:“聪明者,多独断之学;潜研者,尚考索之功。”此二途径因人天赋、兴趣、学术背景有异而各有侧重,然二者均须以史料为根基。否则,为学乃游谈无根,向为古人所诟病。治史者当于原始资料处用力,学生若不记此,则毕业之际所获无多,识者鉴之。
1.《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8月版。
2.《中国历代刑法志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3.《尚书》。此书较为难读,初学者须借助工具书,或找一有注译的版本来读。如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其中有江灏、钱崇开译注的《今古文尚书全译》,可备一读。“吕刑”部分尤为重要。
4.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本书为民国时期大学文史专业必备书目,《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种。另外还包括《诸子与理学》、《诗》等,皆由上海书店1997年依旧版重新印出。
5.《礼记》。此书为三礼之一种,现有各种版本问世,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礼记》影印本。该影印本依据清武英殿本印出。初学者易读注释本,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五经全译》,其中即有《礼经》,又称《小戴礼记》。
7.钱玄著:《三礼通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8.《诸子集成》,现通告的有中华书局版和上海书店影印本两种。读者可择其一。另外,中国大陆专门负责古籍整理的中华书局有诸子的各种点校本面世,较权威者如杨伯俊《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
9.《晋书·刑法志注释》,陆心国注译,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
10.《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称《云梦秦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11.[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共5本,其中的《官制》、《食货》、《礼》、《刑制》尤为重要。
12.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影印本,上、下两册。此书只有影印本,阅读颇为不易,重点阅读其中的《经籍志》与《刑法志》。读时须备有工具书,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商务印书馆1995年修订出版;张旭光撰著:《文史工具书评介》,齐鲁书社1986年版。
13.郑樵:《通志》,中华书局影印本。
14.《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宋]窦仪:《宋刑统》,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
16.薛梅卿:《宋刑统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7.[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仅有残卷影印本。
18.[清]薛允升著,怀效峰等点校:《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19.《元典章》,线装书共4函,北京中国书店依沈刻本印出。
20.《通制条格》,黄时鉴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1.黄时鉴辑点:《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3.怀效峰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4.《中华律令集成·清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明]雷梦麟:《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6.[清]沈之奇著,怀效峰点校:《大清律例集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7.《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4版。
28.《历代名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邓广铭所藏影印本出版,共5册。重点有《法令》、《慎刑》两部分。
29.陈智超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30.《大清法规大全》。
近代及专题研究之书目须单独开列,其它史籍资料未一一开列。
⑵ 《她(他)受到了表扬》的作文
在这里,诸位将看不到我对顾准已出版或未出版任何文集所蕴涵的学术价值作任何品评,无论是赞扬或批评。之所以拒斥前者,是因为我不想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因为神的命运在我们这个国度是吊诡的,先是被高高举起,然后又被踩在脚下,如此反覆。另一方面,天才固然会在理性的探索中远远走在前面,但也如庸常我等一样会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条件所局限,即使他本应当做得更好。上述这些,都是我的有限人生阅历所启示的。 我的兴趣在于,虽然这种兴趣是我想竭力避免的,为什么顾准身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而受到人们普遍尊重,但他的命运又何以如此悲惨。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因对共和国短暂历史的反省而有了答案。但我仍想继续追问,因为在时下,我隐约感觉到了顾准的命运有可能在另一些人身上重演。因此,我的真正问题是,如果还有人在继续追随顾准的脚步,那么,他们追随的是什么? 有人说,顾准真正体现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倡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是一个精彩的说明,却不是一个精准的说明.历史是人类智慧所在,所以我们经常向历史发问,虽然我们常常遗忘历史。当我们做一次时间旅行,向上追溯,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往来求索,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历久而弥新,它使我们捧读历史时不时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景仰之情。它虽肇始于天地混沌之上古却延续至今。我们无法说明人类何以会拥有这种奇怪的情感,却常常能感觉到它。它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正义,也是孔子的“仁”,孟柯的“正气”,朱熹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虽然它经常受当权者霸占而倍受曲解。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即明白了追随者追随的是什么了。当我试图品评顾准的学术优劣,一如品评先人留下的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时,是我力所不逮的。但即使愚鲁如我,只要扪心自问,也知道什么是良知。“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在顾准一生学术活动中,我们不仅仅看见了学者的严谨认真,智者的豁达,历史洪流下个体的无奈,我们更看到了已久违的灿烂的人间正义。顾准究其一生是孤独的,但也不是孤独的,因为它延续了一首没有休止符的正气之歌,这首歌发于天籁,悠长而久远,如果你仔细倾听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它。 我们所追求的往往是我们未得到的,我们所珍惜的往往是我们所匮乏的,我们漠视的往往是我们所麻木的,我们所攻击的往往是我们所畏惧的。我想,这也同样能解释顾准身前身后命运反差为何如此之大。 绝对的完美及最高的善只能在天国寻找,而其反面则属于地狱,这些都是有限的人类所不能证实也是无法达到的。但作为被抛在人世间的此在的我们,却可以选择在两者之间靠近哪个更近一点。因此,我不但向逝去的先哲诸如鲁迅、顾准致敬,也向在世的秦晖、何清涟们致敬;不但向伟人致敬,也向凡夫致敬。只要他们诠释了发于良知的正义,我就毫不掩饰我的景仰之情。同时,我们也从混沌的人类情感中明辩了赞许和敬仰。当一位法官明断了是非,我们赞许,因为他没有背离职责;当那位湖南老人数年来冒着巨大的风险坚决走在反腐路上时,我们敬仰,因为他的行为发于良知,他是自由的,我们没有权利要求或期待他这样做。进而,我们也应向介绍了顾准的学界致敬,向给予湖南老人支持的媒体致敬,向那些在张牙舞爪的邪恶面前沉默的大多数致敬。这时,我们不能苟求太多,因为谋生的重负我们推之不去,但我们也不能要求太少,让受尽景仰的一再饥寒而死。当暴力使顾准低下他骄傲的头,他的心灵依然高贵,现在,我希望的是高贵的心灵仰起他骄傲的头。 有时,我们应当将良知和学问分开,尽管二者经常盘根错节,譬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与他的纳粹倾向。当我们一边欣赏王小波杂文的犀利,又掉头苛责他思想学识浅薄偏颇时,是不是也一起扬弃了其字里行间蓬勃的正义?“子之道以一贯之,何也,忠恕二字而已。”反求诸己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我们应当忠于自己的无知,宽容他者学识的不完满,虽然原罪的我们难以首尾一贯。 今天我们在这里褒扬顾准或鲁迅,却没有对钱钟书、梁漱溟或钱学森等学界泰斗丝毫诋毁之意。知识与良知都是我们所不应欠缺的,良知会因知识的洗礼而不致趋于狂热,知识的进展若欲契合人类幸福应以良知为先导。因此,虽然两者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却应指向同一个鹄的――人之何以为人。最后,我想引述康德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这并不是为了给这篇涂鸦之作增加什么文采。孟子有言:“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引用的原因不仅在于这段话在以晦涩著称的康德著作中难得如此通俗易懂,更在于这段话更恰当地表达了我笨拙文笔无法表达的:“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我无需寻求它们或仅仅推测它们,仿佛它们隐藏在黑暗之中或在视界之外逾界的领域;我看见它们在我面前,把它们直接与我实存的意识连接起来。······。与此相反,后者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我作为理智存在者的价值,在这个人格里面道德法则向我展现了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命;它至少可以从由这个法则赋予我的此在的和目的性的决定里面推得,这个决定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限制,而趋于无限。”
⑶ 民办高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民办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们高校在管理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的问题。
高校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招生方面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他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就拿平等权来说,众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国各个省份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不一致。当然,要求分数线完全一致的那种绝对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为由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原因,我国各个省份的教育水平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像江苏、山东等经济、文化发达的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高于云南、贵州等边远省份应属正常,符合实质正义的标准。但是,对于作为我国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发达程度和国家对其教育投入的经费来说,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北京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但情况却正好相反。因此,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正义上来理解,对北京地区考生的高考低分录取的政策相对于其他地区的考生来讲都是不公平、非正义的。现在,北京地区高考虽改成单独命题,因此无法与其他省份对比录取分数线的高低了,但这仅仅是回避了问题,并不是最终解决公平录取问题的办法。
另外,平等权还要求对所有考生自身来说在录取时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招生时对考生的身高、视力、健康状况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当然,一些特殊的专业对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当的。例如播音、表演等专业对考生的形象、气质、音质等作出要求,染整专业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应属于专业本身性质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对从性质上来讲对于那些根本无须进行任何特定限制的专业而对考生进行了限制,或仅仅因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录取或录取后取消其入学资格,那么高校就会有对考生进行歧视和滥用职权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嫌。
二、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
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前国家教委分别于1989年与199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兴趣上各个高校的校园网页去浏览一下,就会发现各高校有关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处罚性条款——尤其是对学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的规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学生守则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一经发现,给予的处罚是:自动停学一年,回家参加劳动,到期后凭家庭所在地基层组织或父母单位出具的证明回校继续学习。这种变相的“劳教”或“劳改”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高校根本无权作出这类规定。再如,为了严肃考风考纪,有些学校规定,考试作弊一经发现即对作弊的考生处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我们这里姑且不论高考的过程对考生来说是如何的艰辛,上大学机会对学生来说是如何的来之不易,被勒令退学或开除对学生来说往往命运与前途毁于一旦,如此规定是否违反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规定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的规定:对于“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29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之中,并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第63条规定:“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可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前提应是高等学校的“学校纪律”规定的本身应该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不能在法律规定之外任意扩大,自我授权。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胜诉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规定过严,对学生处理过重。
在高校对学生管理中最经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头疼和敏感的是对大学生偷食禁果的处理问题。虽然在对待是否准许大学生谈恋爱问题上,我国高校普遍经历了一个从严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的转变,虽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堂而皇之地设置了安全套自动售货机,但在对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问题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对待学生中偷食禁果者的处理问题上,高校的态度是十分坚决毫不含糊的,一经发现则对之予以勒令退学或者开除。高校对学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这样的处分,其依据的是《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准则》第8条规定,大学生应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男女交往,举止得体;第13条规定,学生宿舍不得留宿异性,而《规定》第63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有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但是,对于发生性行为是否属于“品德极为恶劣”或“道德败坏”的问题,有关部门却并没有作出解释,实践中一直是这样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包括被处分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余地。另外,对于“违反学校纪律,情节严重者”中的“学校纪律”同样应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往往还涉及到对被处分学生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稍一不慎,很可能会有侵犯被处分学生的隐私权而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险。
三、学术管理问题
学术是高校的灵魂、生命和品牌,对于学术管理问题,任何高校都应从严要求,尤其是在当今一个虚假学术泛滥的时代更应如此。但是,实践中高校学术管理自主权与依法治校之间却经常会发生冲突。一般情况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预学术,学术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与学者的良心来维持,故对高校来说,建立保证学者良心自由的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现了良心问题,法律无法解决,但如果高校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如果从实体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由于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谬的不近人情的规定而自身合法权利被侵犯的当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济的请求,那么司法则不应对之保持沉默。
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想取得学位必须过两关:第一关是毕业论文须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第二关是毕业论文经院系答辩委员会通过后,还要必须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通过。按照《学位条例》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审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报请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0条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九至二十五人组成,任期二至三年,还规定了其下可设置若干分委员会。因此,从以上的规定来看,高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没有专业的限制,实践中其一般也是由各个不同专业的专家所组成的。刘燕文诉北大案中,刘燕文的博士论文经答辩委员会通过后,但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时,因赞成票未过半数,故北大按学校的规定作出不授予其毕业证书及博士学位的决定。但事实上,北大以上规定的本身即与原国家教委于1995年发布的《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不相符合。该《规定》第33条规定了颁发学位的条件是“研究生按培养计划的规定,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格,完成毕业(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准予毕业并发给毕业证书”。可见,获得学位并不是颁发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故北大以上规定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依法应属无效。因此,海淀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北大对刘燕文所作的决定,责令北大依法对刘燕文颁发毕业证书。但对于是否颁发刘燕文博士学位的问题,可能是主审法官认识到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外行审内行论文制度的荒谬,故在“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的问题上,采纳了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意见,作了一个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释,判决责令北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刘的论文重新予以审查决定是否授予刘博士学位。事实上,对刘的论文,贺卫方教授也坦然承认连题目他也看不懂。因为博士生所研究的东西是非常精、深、钻的,对之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行业内为数不多的专家。而校学术评定委员会虽然个个都是专家,但对于某一个特定专业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学位条例》的规定,这些外行却有权审查内行的论文并对之作出生死判决,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故贺卫教授主张,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查应改实质审查为程序性审查,笔者认为其建议是符合实际的。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规定,该校文科博士生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三篇论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须被sci转载论文三篇以上才有论文答辩资格。重压之下,博士生们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该高校在国内、国际刊物上所发表和被转载的论文数在国内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遥遥领先,该校因此也声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传于是也纷纷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问题是,国内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让博导们在三年内在同类的刊物上发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对相当数量的博导们来讲也不那么容易。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国内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专家、“专业户”所“垄断”或“包揽”。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作出诸如此类的规定,而且扩招政策将使我国的博士数量越来越庞大,最后让这些博士们到哪里去发文章?博士们怎样才能完成这个硬性指标?我想,如果该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的话,最终的结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学术越来越虚假、浮躁和腐败,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或者是博士们拿不到学位与学校发生矛盾而对簿公堂,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两种结果兼而有之(想起报载钟敬文老先生生前经常语重心长地劝弟子们要少写点东西多读点书的谆谆教诲,实令笔者感慨万千!朱老先生是属于上一代的著名学者,他可能不知道时代已变迁了,如果他的弟子们没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和不能显示出强大的“科研能力”,可能毕业时找工作都成问题啊)。
还有更不理性简直是恐怖的规定!为了整肃校风学风和强化对学术的管理,某高校规定在学生中实行“末位淘汰制”!还有的高校硬性规定了该校的博士生在毕业前必须按入学人数淘汰15%!这些规定的荒谬与非理性显而易见。众所周知,高等学校的教育是所谓的合格教育,其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规定,事实上与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恶果是不但使学生的行为失去了可预期性,将在学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极有可能发生那种,用刘大生先生的话来说,对于那些“特招”的明星们、有权有势的“在职攻读学位者”们、官宦子弟们、港澳台的学生及外国留学生们因种种“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终被淘汰的只能是像爱因斯坦、哥白尼、布鲁诺、梁漱溟、马寅初、顾准这类的“不听话”的学生!事实上,对比一下当今国内的一些高校纷纷忙于“办班”、变相出卖文凭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专心致力于搞“创收”的现状,及一些高校在对待“仕而优则学”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态,所谓加强学术管理之说实属自欺欺人。
作为号称社会良心与社会先导的高校居然会出现以上种种可能只有在为神学所统制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才会出现的荒谬的非理性的现象,对于当今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荒谬、浮躁与非理性的现象也就丝毫不觉得难以理解了。写到这里,特别怀念母校吉林大学,当初在母校读书时,母校并没有这一类的规定,而且我们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几位导师对待弟子视同自己的孩子,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故在母校读研三年时光中一直沫浴着爱和温暖,充分享受了读书与自由思考的乐趣。不知道现在母校会不会也作出了这一类的规定,上帝保佑千万别有。但母校却终不能免除时下时髦的高校合并的恶俗,五所大学已合并为一所从外表上看去庞大无比的新的吉林大学了。
四、与教师的关系
高校与教师的关系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因为职称直接与工资、住房、福利挂勾(先评上职称对这些就有先占的优势。例如广为我们法律后进者们所景仰的朱苏力先生也曾坦言他过得很累,因为不得不忙于住房等俗务。对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苏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为他除了学术之外可能并没有什么行政职务及“关系”,他的住房极有可能不如学校中的一个可能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的专职处长,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还可能不如一个科长),而且还涉及到是否有资格带硕士、博士的问题。当然,成了教授、硕导、博导身价自然就不一样了,君不见有些热门专业的博导们虽然带了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硕士、博士,但弟子们一年内却难见导师尊容几次,导师正在国内飞来飞去忙于讲学、“顾问”,大把地挣银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导”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还从未听说过哪位教授或导师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职称或资格。故发生那种人力资源管理的导师从未管理过人力资源及导师根本导不了弟子的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还会发生南方某高校总务处长被评上博导的天下奇闻。既然职称如此重要,那么职称评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学术成果”,也就是“学术论文”与著作的数量与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所发表的刊物级别的高低),于是便造成了我国学术空前“繁荣”与腐败的局面。虽然没有统计数据来证实,虽然我国高等教育从“拨乱反正”至今才只有区区二十多年时间,但在中国教授、硕士、博士数量应属世界之最这一点上,可能很少有人会提出异议,其数量之和绝对超过一些小国的人口数量。明年开始又要扩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时我们“高级人才”的数量又要创世界新高纪录了(中国的读书人身上本来就有着浓浓的“进士情结”,再加上现行体制对学历的要求,其结果就是读书人都在玩命似地忙于“考研”、“考博”,将大好时光都浪费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语上了,甚至还发生了博导考博的闹剧。但不考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如果在当今,梁漱溟、陈寅恪是绝不可能进北大、清华教书的,鲁迅好像也没有什么正规的“学历”吧,想评教授?那绝对是在痴人说梦)。但可悲的是,据报道,就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引用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只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则材料则指出我们大学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谢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当今学术界的现状,想想那个曾经在一个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教授的形象已变得如此具体而庸俗,只能借用尼采的比喻,悲愤地呐喊一声“教授”死了。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到话题上来。因为职称如此重要,但评职称往往有“指标”限制(中国是“口号”与“指标”的大国,对所谓的“口号”大国的说法,诸位肯定都深有体会,上街去看看,满街都是“口号”。“指标”大国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是“指标”大国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和不可动摇的。我们往往做什么事都喜欢事先搞个“指标”出来,在这些事先搞的“指标”中,如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预先确立“指标”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但如果过了,也会造成大练钢铁、浮夸风盛行的恶果。但对于“反右”等运动中的对“右派分子”等预先确立指标则显得十分荒谬。现在有的地方规定执法也有“指标”,如规定执法人员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的最低罚款数额等,于是便有了“处女嫖娼案”的发生),因为职称“指标”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职称评定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可能是出于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虑,因此职称评定的过程有如按祖传秘炮制灵丹妙药那样秘不示人,最终参评人为什么被评上或没有被评上,及评委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其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再如人事流动。由于体制的原因,进了高校工作如同进了保险箱。对于庸才,不管其学术、工作责任心等情况如何,是极难清退的。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优秀人才想流动也极为困难,像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例如鲁迅先生先后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而不必担心“档案”、“户口”等问题,已永远地成了历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办法不是对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将其“档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点住其死穴使其动弹不得。很多高校为了留住人,还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规定。原国家教委1982年发布的《关于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第5条规定,“各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支持符合报考条件人员报考,努力为国家输送人才。凡是符合报考条件的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生,所在单位应予支持(现役军人除外)。”但是,对于以上的规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对合同期满后提出报考博士申请的教师还予以种种刁难,其做法不仅违反了上述规定,更有侵犯报考者依据我国宪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权之嫌。
英国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曾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高校来说,在人才流动问题上,应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态度,因为只有人才流动学术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创新,长期静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视野局限、近亲繁殖与滞息的后果。事实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对待人才流动的问题上,只要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来办理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对于违约者,依造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就可以了。契约应当被遵守在古罗马时代就被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对此,作为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约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从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结合近年来高校被诉的案件的情况,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1.由于计划经济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尚未改变,直到目前为止,相当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员在对待学生管理的问题上往往将学生当成受教育的客体,根本不尊重学生的权利与人格。例如报载某位同学在毕业时学校拒不发给其毕业证与学位证,理由是他曾经考试作弊已被取消学籍。当这位同学四处申诉,在国家教委为此专门给该校发文,指出其对该生处分不当之处的情况下,该校的某位负责人却坚持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该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只要考上,学校马上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给他。我实在不知道这位负责人说这话的目的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但从语气与内容上来看,其完全不是一种平等的姿态,从中完成可以看到计划经济年代某些行政官员的作风。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学校当初对田永的处分决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辩、申诉的权利。再如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当初武汉大学因黄政审不合格作出不予录取让其跟读的决定时,亦并未告知黄申辩、申诉的权利和途径,也未告知其“跟读”的具体含义。而且,既然田永当初已被“取消”了学籍、黄渊虎并未“取得”学籍,那么学校就不应该让他们一直在学校读到毕业,因为可以预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毕业时发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处分的程序,直接违反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于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的规定。而武汉大学对待黄渊虎问题上亦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诉讼中,往往缺乏证据意识,例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科技大学在庭审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调取的有关老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学生登记卡等证据,因违反了行政诉讼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诉讼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取证的法律规定,故法院对之未予采纳。而在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中,武汉大学庭审中也没有提供对黄渊虎进行政审的记录、决议、及政审后的通报过程等证据。
2.高校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学位评定、职称评定、研究生导师评定、处分学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现在高考录取招生,一般采用网上录取的方式,减少了腐败的机会。但对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条的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学资格所要求的是 “经考试合格”。这里其规定的是“合格标准”,但对于有数个上了分数线的“合格者”是否必须按名次录取的问题却没有规定。于是,便出现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时,同导师的“关系”极为重要的情况。甚至圈内人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语;二是考“关系”。而且对考研、考博的考生来讲,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绩,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成绩和自己考试成绩在其中的排名情况,权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还蒙在鼓里。由此带来一个思考是:硕导、博导招收弟子涉及到学术传承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风上与自己相投的弟子。但问题是,这毕竟不是自己私人开馆招生,研究生招生属国家教育体制序列,研究生培养占用的是国家的资源,因此,对所有的考生来讲,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应择优录取。怎样在导师的喜好与择优录取方面平衡值得进一步研究。其实对研究生招生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导师的良心来决定的。但不管怎样,录取的过程应该是透明的。
以上高校管理过程中常遇到的诸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对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体制不完善以及长期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惯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不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权利意识及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大学普遍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新的形势,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笔者认为,对高校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管理体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来说,确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陈弊与积习,使高校真正成为学术及社会良心的诞生地,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包括老师和同学)研究学问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
近年来,国内高校频繁地被学生起诉,在这些案件中,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两案较为典型,这两个案件亦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引起了法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学界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校被学生提起行政诉讼,除了暴露出目前我国高校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外,还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方面的法学理论的薄弱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透过这些具体的案例所暴露的法律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讨的余地。
一、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上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对高校的法律性质的定性问题。众所周知,公办高等院校属事业单位,但对于民办高校的法律性质,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解释。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但对民办高等教育方面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却基本上都付阙如。除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以及民政部、教育部于2001年联合发布的《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教育部于200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招生工作的意见》两部从条文到所包含的内容上均十分有限的规范性文件外,民办高等教育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按照《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规定,民办高等院校被命名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名称——“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产生的程序与公办高等院校完全不一样,而且其注册机构是作为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的民政部门,因此,对民办高校的性质,定性为社会团体较为妥当。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公办学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大量的法律、法规来调整,那么民办高校与其师生之间的关系应由什么法律来调整呢?其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劳动法》或《合同法》?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应适用《合同法》?
其次,在诸问题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民办高校既然属于教育机构就应负起教书育人的义务,就要对学生进行管理。但是,其制订对学生管理方面的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是依据《合同法》的规定还是参照对公办高等院校管理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民办高校有没有权处分学生?其处分学生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其有权对学生予以“勒令退学”或“开除”处分,是否必须返还学生所交纳的部分或全部学费?……
二、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与滞后
在我国高等教育方面,法律规定的缺位最突出地表现在缺乏必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例如在对学校处分学生方面,虽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4条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章对受处分的学生如何行
⑷ 《对犯罪的认识》800字作文
法律并非一种单纯的条文体系,或者什么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它应该是活的,物质与精神所并存的系统。从教会法乃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义其实比想象得深刻。在审判之时,为何要以赋予罪犯以特定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单纯地法官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审判为原则?按理来说,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着给他尊严之类。从普遍的认识角度讲,是说不出道理的。那么,其来源还是神学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这个原则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浅显,但由此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的意义何在?西方法律的许多原则建立在神学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对于只把法律当作实现自己利益、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的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对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传统,那么如何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寻找一条结合的道路,而不产生排斥,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三、偏见的恶性 偏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反映在学习上时,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中古时代和基-督教会的偏见,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是那个时代落后的代表,并无不自豪地说着“西方不亮东方亮”,将野蛮、落后等词语同欧洲中古时代相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在读过本书之后。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实并非只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复兴后、摈弃中世纪糟粕而产生的。法律体系、学术方法、相互制约的权力(封建权和教权)、神学思想……那些后来成为启蒙思潮精华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都可以从中世纪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矗比如,以前对于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评价,本书以非常大的热情颂扬这次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与英国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并称为伟大的革命。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是,历史可以用确定的规律予以描述,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都脱不开这个规律。这自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并没有谁说的规律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就说明,历史并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教学中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一套,至少是在大学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几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彻,为何现今发达而开放之世,反倒后退了许多!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况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也相当多。青少年犯罪(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所占比例,建国初期共占全部犯罪的1%。70年代末占4%,进入90年代以后,已增至7%左右,进入八十年代以来,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一直占50%左右,有的地方已达60-70%。所以研究和解决青少年犯罪刻不容缓。
二、青少年犯罪的构成和特性
(一)、犯罪构成;(1)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2)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某种客体造成侵害的客观事实特征。(3)犯罪主体,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4)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青少年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犯罪,就在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犯罪主体是青少年,由于青少年的年幼,其生理、心理都与成年人有很大的差别,生理、心理的特点决定了犯罪的主观方面,也就是犯罪的动机、目的。对危害结果发生所持的心理态度决定了青少年犯罪有以下的特征:
<1>、盲目性
由于识别能力低下,人生观未确定,他们往往是稀里糊涂,自以为是地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盲目性首先表现为青少年对自己人生观的模糊认识。由于年龄小,人生观正在萌发并逐步形成,但却没有确立,还具有不稳定性,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他们中一部分由于没有受到坏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又加上正确及时的引导,就很好地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一部分人虽受到不良因素的侵袭,但因教育及时,引导及时,最终也能够获得一个基本明确的人生目标,而另一部分青少年由于他们受到各方面不良因素的污染,又加上学校及家庭教育没能跟得上,结果在迷途上越走越远,误入歧途,人生观低下或扭曲,在一些是非问题面前极易被拉下水。其次表现在对事物的美丑、善恶是非缺乏鲜明的标准与界限,认识上常常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美丑混淆,善恶不分,崇拜豪杰,羡慕结义,称“老大”。其三,盲目性还表现在少年的冒险欲和模仿性强上
⑸ 关于法律的观后感
关于法律的读后感
法律并非一种单纯的条文体系,或者什么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它应该是活的,物质与精神所并存的系统。从教会法乃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义其实比想象得深刻。在审判之时,为何要以赋予罪犯以特定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单纯地法官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审判为原则?按理来说,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着给他尊严之类。从普遍的认识角度讲,是说不出道理的。那么,其来源还是神学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这个原则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浅显,但由此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的意义何在?西方法律的许多原则建立在神学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对于只把法律当作实现自己利益、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的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对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传统,那么如何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寻找一条结合的道路,而不产生排斥,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三、偏见的恶性 偏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反映在学习上时,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中古时代和基-督教会的偏见,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是那个时代落后的代表,并无不自豪地说着“西方不亮东方亮”,将野蛮、落后等词语同欧洲中古时代相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在读过本书之后。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实并非只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复兴后、摈弃中世纪糟粕而产生的。法律体系、学术方法、相互制约的权力(封建权和教权)、神学思想……那些后来成为启蒙思潮精华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都可以从中世纪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矗比如,以前对于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评价,本书以非常大的热情颂扬这次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与英国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并称为伟大的革命。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是,历史可以用确定的规律予以描述,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都脱不开这个规律。这自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并没有谁说的规律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就说明,历史并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教学中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一套,至少是在大学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几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彻,为何现今发达而开放之世,反倒后退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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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老师让写一篇关于法律报告的读后感 谢谢了 帮忙找找
叶昊然:脑中的革命——《法律与革命》读后感[“外国法制史”读书报告选登(之六)]
时间:2006年11月29日 作者:叶昊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学生) 来源:学术批评网
哈罗德•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著,不单是指其书本厚度而言,更是指其思想之深度与探究之广度,实在是大大拓展了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法律传统的视野。对于这样的著作,我自知没有能力进行评价。这里是对其书第一部“教皇革命与教会法”的读后感。
一、无无源之水
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无因即无果,这是正理。但我们于学习时却经常犯一步到位的错误,不考虑事物的原因就全盘接受一些概念。比如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封建”概念,稍微一动脑筋,谁都能明白“分封建制”是这个词的内涵,而再稍微一思考,就懂得我们中华的历史上自秦以降就再无大规模的封建制度。但出于教育的缘故,我们还是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些明显错误的观念。在伯尔曼的书中,一切概念皆有其源头,很难从逻辑的角度对他的立论产生质疑。这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作者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背景——民俗法开始,分别论述西方法律传统的三个起源——教皇革命、大学和神学,继而详细介绍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教会法,再分析教会法律体系的结构要素,环环紧扣,结构紧凑,没有任何地方给人以突兀的感觉。
“只有上帝才能看透一个人的思想、内心和灵魂,而人间法官只能知道外部表现出来的行为,‘教会对隐秘的事物不予裁决’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即仅仅是犯罪准备(即使到了装配犯罪工具的地步)尚不能受到惩罚……” 学习刑法时大家都明白犯罪预备不构成犯罪,且不进行惩罚。但到底为什么呢?归根结底到其神学的渊源,即便是无信仰的中国人,也能够理解了。虽然这并非伯尔曼的发现,我却用它来证明本书极强的紧凑感……即其中每一事件必有其原因,这实在需要进行耐心的考证和拥有严谨的态度。从以前的阅读中,总是想当然地假定西方法律传统乃是启蒙运动时期,从诸位伟大的头脑中自然蹿出来的。而在读本书中,时时汗颜,从前对中古时期的不屑和太过想当然的进行联系,已经使自己的无知蔓延。不过幸好,及时读了本书,避免了更加可怕的自大产生。
二、精神之法
法律并非一种单纯的条文体系,或者什么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它应该是活的,物质与精神所并存的系统。从教会法乃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义其实比想象得深刻。在审判之时,为何要以赋予罪犯以特定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单纯地法官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审判为原则?按理来说,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着给他尊严之类。从普遍的认识角度讲,是说不出道理的。那么,其来源还是神学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这个原则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浅显,但由此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的意义何在?西方法律的许多原则建立在神学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对于只把法律当作实现自己利益、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的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对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传统,那么如何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寻找一条结合的道路,而不产生排斥,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三、偏见的恶性
偏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反映在学习上时,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中古时代和基督教会的偏见,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是那个时代落后的代表,并无不自豪地说着“西方不亮东方亮”,将野蛮、落后等词语同欧洲中古时代相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在读过本书之后。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实并非只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复兴后、摈弃中世纪糟粕而产生的。法律体系、学术方法、相互制约的权力(封建权和教权)、神学思想……那些后来成为启蒙思潮精华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都可以从中世纪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础。比如,以前对于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评价,本书以非常大的热情颂扬这次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与英国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并称为伟大的革命。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是,历史可以用确定的规律予以描述,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都脱不开这个规律。这自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并没有谁说的规律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就说明,历史并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教学中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一套,至少是在大学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几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彻,为何现今发达而开放之世,反倒后退了许多!
四、关于大学
有关大学的起源这一部分是写的很有意思的。从波伦亚大学的出现和历史来看,由学生掌控权力,到教授们力量渐渐增强,整个过程值得人玩味。就现在的国内大学来看,行政权竟然是首要的,而教师和学生无法与行政抗衡。按理来说,甚至从大学的历史来看,都绝然应该是学生主导,或者教授控制学校的领导权力。因为学生是大学出现的原因,而教授是大学存在的基本。为何现在看到的皆是,学生维权无用,德高望重的教授终身住一小破楼房,这样一些违背大学本意的现象。或许我们的大学确实不能算真正的大学吧。扯远了。大学的研究为法律体系的产生提供了方法基础,还有一大批人才,但并非唯一的渊源,这仍是与大学在当时的地位有关。
五、道德之底线
欧洲人对法律的依赖与信任,是与基督教信仰密不可分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本身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基督教的功劳,这也是本书第一部中一直讨论的内容。出于上帝对他们精神领域的掌控,他们宁可相信法律——这样一个诸多原则来自于神学的制度——能够成为他们最终的救济渠道。那么这种信任,在东方是否存在呢?答案是不的。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这样一个信仰基础,而是直接建立在皇权之下,从而使国人对法律的敬畏源自对皇权的敬畏。那么现在没有了皇权,法律的权威性如何体现?无源之水终将干涸,这是个实际问题。由于对“罪”的神学解读,使西方人在做事时有一道德底线,即为死后考虑,为最后的审判考虑,这令其恶能得到限制。而我们的这种限制已经磨灭了。现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无数“潜规则”正在日益浮上台面,见得天日,再这般下去,以这些所谓“潜规则”代替了原有的道德规范,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
六、其他
本书还有一个令我震撼的方面,是引用。引用之多、广泛和丰富,实在令人咋舌。全书600多页篇幅的正文,竟有150多页的注释。这与其他某些专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引用不但说明了作者的阅读面之广博,也说明了他极其认真的学术态度。有这许多的引用,在读的同时一可令人大大放心创作部分的质量,二可方便读者翻阅相关的资料,不至于以偏概全。这实在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法律在书中革命,书在我脑中革命。单是本书的第一部,就在我脑中进行了一次革命。对从前各种知识的重新排列,偏见的解除,实在是令人畅快。作者严密的写作结构和流畅的字词句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要看第二部了,相信这会是另一次革命。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 2006年11月29日
⑺ 苏州大学的知名校友
李济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董事长。 许德珩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治活动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社会事业行政学系主任。 周谷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雷洁琼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政治活动家、社会学家。东吴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赵朴初 全国政协副主席。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费孝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 孙起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学系。 荣毅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钱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1926至1927年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马寅初 经济学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898年入上海中西书院。 金善宝 农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江南大学教授、农学系主任。 谢少文 微生物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21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高尚萌 病毒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胡经甫 昆虫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17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刘承钊 动物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4年于东吴大学任教。 周同庆 光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江南大学教授。 谈家桢 遗传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陆志韦 语言学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1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顾翼东 化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3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 钱俊瑞 经济学家、中科院院士。1928年入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苏元复 化学工程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化学系。 时钧 化学工程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29年保送东吴大学。 宋鸿钊 妇科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汪菊渊 花卉园艺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9年考入东吴大学化学系。 陆宝麟 昆虫学家、中科院生物学学部委员。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刘健康 鱼类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冯新德 高分析化学家、中科院化学部学部委员。1933年考入东吴大学。 钦俊德 昆虫生理学家、中科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194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 郁铭芳 化纤制造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潘君骅 光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乔登江 核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55-1963年在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任教。 陈子元 核农学家。苏南蚕丝专科学校教授。 薛鸣球 光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现代光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沈之荃 高分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1952年至1961年任教于江苏师范学院。 宋大祥 蛛形学与无脊椎动物学家、中科院院士。1953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生物系。 阮长耿 血液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述汤 化学家、材料学家、中科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 詹启敏 中国工程院院士。1982年毕业于苏州医学院。 陈衍 近代诗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金松岑 诗人、教育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吕思勉 历史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东吴大学教授。 黄人 文学家。东吴大学中文教授。 王宠惠 法学家,法学博士。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任教。 吕凤子 书画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教育学系主任,江苏师范学院教授。 章太炎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东吴大学任教。 吴梅 词曲学家。东吴大学教授。 顾维钧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上海中西书院毕业。 雷沛鸿 教育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梁漱溟 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郭绍虞 语言学家、文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 钱基博 国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教授。 许崇清 教育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俞颂华 著名新闻工作者。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新闻系主任。 洪深 戏剧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潘慎明 化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 陈调甫 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苏州东吴大学化学毕业,1917年获硕士学位。 顾颉刚 历史学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林语堂 文学家。东吴大学任教。 钱穆 国学家。1947年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朱东润 文学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沈青来 数学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数学系主任。 童润之 教育家。苏州省立教育学院院长。 刘湛恩 教育家,沪江大学校长,191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4月7日被日伪特务暗杀。 周予同 经学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 戈绍龙 耳鼻喉科专家。苏州医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教授。 王遽常 中国哲学史家。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徐志摩 现代诗人散文家。东吴大学教授。 吴福桢 我国昆虫学科和植物保护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农教系系主任、教授。 吴经熊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夏承焘 词学家。国学专修学校教师。 盛振为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 董渭川 社会教育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鄂森 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长。 梁实秋 文学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朱正元 物理教育学家。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二级教授。 唐兰 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17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王同观 妇产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二级教授。 端木恺 东吴大学行政法教授。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 曹聚仁 作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程有庆 化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二级教授。 李一氓 外交家。在东吴大学求学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肄业。 许幸之 画家、影剧编导。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电化教育系主任、教授。 蔡尚思 史学家。东吴大学教授。 胡曲元 哲学家。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 秦柳方 经济学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杨兆龙 法学家。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刘雪庵 作曲家、音乐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倪征燠 法学家。联合国际法院法官,二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东吴大学教授。 潘汉年 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就读无锡国家专修学校。 吴其昌 历史学家。1920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焦菊隐 著名导演。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李浩培 法学家。198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 张奎 寄生虫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一级教授。 周有光 语言学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钱仲联 国学家。1926年于无锡国学专修馆毕业,苏州大学教授。 陈汀声 电影技术教育家。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任教。 杨绛 作家。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 陈白尘 戏剧家和电影剧作家。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 柴德赓 史学教育家。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吴强 作家。早年就读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 郑君里 著名演员、导演。国立社教学院教授。 马荫良 著名新闻工作者。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教授兼系主任。 郭影秋 云南省省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就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汤不器 组织胚胎学专家。苏州医学院学院二级教授。 陈明斋 外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教授。 周振甫 文学家。就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徐迟 作家。就读东吴大学。 吴大琨 经济学家。东吴大学任教。 周孝谦 物理教育学家。江苏师范学院二级教授、苏州大学副校长。 陈王善继 放射医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一级教授、附属第一院院长。 钱仁康 音乐学家、作曲家。江苏师范学院任教。 蒋纬国 军事学家,蒋介石次子。就读东吴大学物理学院物理系。 饶宗颐 历史学家,文学家。1943年至1945年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 陈务民 儿科学专家。苏州医学院二级教授。 许国璋 英语教育家。在东吴大学执教英语。 戴爱莲 舞蹈艺术家。1942年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 陈悦书 血液病学专家、我国血液学专业奠基人之一,苏州医学院教授。 王绍堉 台湾东吴大学董事长。就读于东吴大学。 冯其庸 文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1948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 柯岩 作家、诗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8级学生。 林斤澜 作家。1945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方汉奇 新闻学家。1950年毕业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范敬宜 新闻学家。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金庸 小说家。1946年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修习国际法。 杨铁梁 香港高等学院首席大法官。就读东吴大学法学院。 熊黛林 中国女演员、模特
⑻ 印度甘地
"中国甘地"恽代英
碧血拼洒处
囚中歌长吟
漫漫长夜行,
仰赖启明星。
青年说导师,
万众唤代英。
不朽《狱中诗》,
绝笔荡豪情:
浪迹江湖数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拼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继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后,1923年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犹如闪烁在黑暗社会夜空的启明星,引导了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位青年导师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曾深情地缅怀他,称其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他创办的《中国青年》发行量迅速增至3万份,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手捧这份杂志并呼唤着“代英”的名字,走上了革命道路
恽代英,字子毅,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未能补实缺的清朝八品官,与出身士宦之家并颇有旧学根底的母亲一起,从小便督促他学习古文和诗词。后来他上了新式小学堂,因文才出众被老师誉为“奇男儿”,并接触到西洋新学和民主思想,崇拜维新思想家梁启超、谭嗣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自勉,决心冲破封建思想樊笼。
1913年,恽代英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进入文科中国哲学系学习。
这一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恽代英读后欢呼这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并向其踊跃投稿。1917年,他在武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互助社,1920年,又创办了利群书社,成为在长江流域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恽代英便申请加入。同年秋,他入蜀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引导大批青年出川参加革命。1923年,他赴沪执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并于10月间同邓中夏一起创办了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其发行量迅速增至3万份,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青年杂志。恽代英在该刊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和几十封通讯,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手捧这份杂志并呼唤着“代英”的名字,奔赴黄埔军校、去寻找党团组织。
■在黄埔军校,他与周恩来并列为最受欢迎的演讲人,此后成为武昌中央军校的精神核心
1926年初,恽代英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校内与周恩来并列为最受欢迎的演讲人。1927年初,他赴武汉主持中央军校工作,并成为精神上维系全体进步师生的核心。同年5月,在党的五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7月间赴南昌参加组织起义。当张国焘赶来阻挠行动时,平时待人一向和善的恽代英拍案而起喝道:“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后,恽代英乘小舟飘到香港。12月中旬广州起义爆发时,他担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其间发布的政纲、宣言、告示等多是经这位大手笔挥就。失败时,他在指挥部大楼中坚守到最后,因同志们都劝他潜伏下来写暴动史才被迫离开,潜往香港。
■在赣南的毛泽东和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都致信中央,希望能派他来工作。可惜他随即被捕,没能到苏区却进了国民党的监狱
1928年秋,恽代英被调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后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30年初,他曾前往闽西苏区视察,高度评价了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同年5月,他在上海的工厂前偶然被捕,押转南京途中有些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军官认出了他,出于钦佩之情却相约不指认。在狱中,恽代英看到囚粮夹着砂粒和脏物,便不顾暴露的危险出面领导难友斗争改善了待遇,同时还编写了一本解释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的工人读本。1931年4月,他被叛徒出卖而暴露身份,第二天便英勇就义。
■在黑暗长夜中追寻救国真理,由信奉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由传统的修身立志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观念,发展为革命理想指导下的奉献精神
20世纪20年代,对在封闭中沉睡千年而陷入停滞的赤县大地,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刻。随着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号角的吹响,世界上各种思潮如闪光的星体划过神州夜空,引起了有血性、有思想的年轻一代的竞相仰望追求。
位于九省通衢的湘楚文化中心武汉,更是涌现出一代当年新思想的先驱,恽代英就是其中光辉的代表。
恽代英从18岁开始信奉无政府主义,这种思潮当时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中有着广大的市场。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恰恰是极端专制主义的伴生物,在反抗旧有独裁统治时往往又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恽代英通过几年苦苦探索,25岁时终于在各种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单纯追求“教育救国”改为革命救国,此后坚定不移地为此呐喊奋斗直至牺牲。他的这条人生轨迹,昭示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应走的方向。
人们最称道恽代英的,不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
给亡妻守义、为抵制日货不用理发推子宁可剃光头、生活上如同苦行的“甘地”等一类事迹,都是他少年时受到的传统教育与新的激进革命思想交汇的产物。言教与身教结合,以自己的奋斗成为一代青年师表,也正是他在那个时代里特别感人的地方。
■为向女人亡夫要守节、男人丧妻理当再娶的旧俗挑战,妻亡后“守义十年”
恽代英在情感甚笃的妻子沈保秀难产去世后,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复娶”,此举不仅是怀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战。他虽才华誉满天下,却拒绝众多提亲求爱者。“守义十年”后,恽代英约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前亡妻坟前,说明:“古人强迫女人守节,我坚决反对,而我为你守义,却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给那些歧视妇女、不守信义的人看:人间还有真情在。”
随后,他与长期敬佩姐夫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结束了“守义”。
■同理日本学生发型的“东洋头”划清界限,坚持不用日制理发推子,而长年剃光头
1918年,恽代英“始剃光头”,理由是宣传反对日本侵略,就不应像当时的洋学生那样理日式“东洋头”(即短平头)。他长期坚持抵制“仇货”,鉴于国内用的理发推子多是日本产品,便索性用传统的剃刀把头发剃光,这之后照片中的恽代英总是光头形象。
■有超人的坚定意志且甘愿苦行,而被人称为“甘地”
当年有人称恽代英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组织反英而甘愿苦行的“甘地”
作为其绰号。他受聘安徽某师范时,师生们仰其大名前往码头相迎,不料他却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门口,结果被工友视为“脚夫”而被拒之门外。
1927年,南昌起义军冒酷暑南征不久,开小差和落伍便近1/3。为激励士气,身为宣传委员会代主席的恽代英虽患肺病,却把配给自己的马让给病号,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每日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用来擦汗,戴着眼镜的光头被晒得像个黑人,同事都喊他“甘地”,士兵们则称赞“大委员倒是能和我们一样吃苦!”
■他深度近视,面貌像书生,本不宜去工厂,仍不顾危险去联系干部,在“抄靶子”时被捕
1930年春,恽代英从闽西回到上海,此时周恩来已去苏联。他发现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有盲动错误,就直言批评。李立三一怒之下,把这位老战友派到区里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以“洗刷错误”。恽代英是深度近视眼,面貌又像书生,本不适合到工厂,可是他仍不顾危险去那里联系干部。5月6日,他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遇“抄靶子”即搜查行人,因视力不好远远看不见,巡捕到面前已躲避不及。遇盘查时,他身穿普通工人服装,自称“王作林”。巡捕见恽代英戴眼镜并搜出自来水笔、手表,认为不像工人,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加以逮捕。当时他机智地抓破了面孔,脸上青肿,虽过去常在万人大会上露面却没有被认出来,以“不应携带违法宣传品”和“擅自开会”
的罪名被判五年徒刑。8月间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得知此事,批评了李立三,并派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送给法官5000元,使刑期改判为一年。
■因隐蔽了身份,已改了刑期准备出狱,不幸被叛徒顾顺章出卖。临刑前慷慨演讲,使第一个行刑者的手发抖而扣不动扳机
1931年4月,恽代英的妻子沈葆英探监时要他准备下个月出狱,不幸当月下旬顾顺章叛变,说出恽代英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蒋介石马上令军法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核查,声言如肯归顺必当重用。4月28日,恽代英面对劝降嗤之以鼻,蒋介石便下令就地枪决。次日中午,恽代英高唱《国际歌》走到狱中菜园的空地上,面对监刑者的大声嚎叫拒不下跪,并向身边的狱卒和士兵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第一个奉命开枪者被他的英雄气概所震慑,手发抖而扣不动扳机,执行官拉来一个姓朱的看守接过枪行刑。此时恽代英高呼起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36岁的一代英杰牺牲在狱中空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