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法院院长

① 鲍氏中有哪些著名的人

鲍叔牙，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少年时和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他为相，他辞谢，保举管仲。后来齐国经管改革，日渐富强，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首霸。

鲍敬言，中国两晋之际思想家。 生平事迹不详， 仅在葛洪(284年～364年)所著《抱朴子·诘鲍篇》中有零星资料，推知大约生活于葛洪同时或稍前。鲍敬言“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无君论。在门阀势力大盛，政治黑暗的两晋之际，鲍敬言对君主政治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远古之世，人们本无尊卑，“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居乐业。后来，人类有了强弱、智愚之分，出现了强智欺凌弱愚的现象,于是“君臣之道起焉”。这既非天意,亦非民愿，儒家所谓“天生民而树之君”之说是欺人之谈。鲍敬言指出，由于“君臣既立”，社会便产生了不平等，“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宿卫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统治者骄奢淫逸，欲壑难填，对百姓“劳之不休，夺之无已”，使他们“食不充口，衣不周身”,以致铤而走险,“冒法犯非”。统治者之间为了一己私利，还不断挑起纷争杀伐，“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使天下大乱，这些“皆有君之所致也”。鲍敬言还指出：“无道之君，无世不有，肆其虐乱，天下无邦。忠良见害于内，黎民暴骨于外”。这些暴君如果是普通百姓，“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他们之所以能够“肆酷恣欲,屠割天下”,正因为他们是君主。君主是一切罪恶之源，所以“古者无君，胜于今世”。鲍敬言幻想一种没有君主和政府的社会，在那里人们没有徭役租赋负担，“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以上引文均见《诘鲍篇》）。这种社会理想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但他的无君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独树一帜，对于后世的反君主专制主义思潮有重要影响。

鲍宣，渤海高城（也就是今河北省盐山东南）人，西汉大臣。好学明经，举孝廉为郎，官至司隶。常上书谏争，其言少而文多实。曾批评西汉末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鲍永，上党屯留人，汉初大臣。更始时任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封为中阳侯。汉光武时出任鲁郡太守，封关内侯。后又出任司隶校尉，东海相、兖州牧等。

鲍昱，上党屯留人，东汉大臣。任汝南太守时，因郡多陂池，岁岁决坏，他征发民工，用石头建造水门，拦泄得法，民以殷富。迁司徒，又代牟融为太尉。

鲍恢，扶风（今陕西省兴平）人，东汉官吏。光武时，被鲍永辟为都官从事，抗直不避权贵。帝告诫贵戚，当敛手以避二鲍。

鲍信，泰山人，东汉末官吏。任骑都尉，避董卓之乱，引兵回乡，旋为济北相，与袁绍等共讨董卓，后为黄巾军所杀。其子鲍勋刚直守正，曹丕时拜侍御史，出为右中郎将。

鲍照（公元414-466年）字明远，南朝宋著名作家，主要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乐府诗。他的作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上挽曹、刘之逸步、下开李、杜之先鞭”的诗人。他的骈文亦佳。鲍照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李白曾把鲍照比作“凤与麟”，杜甫形容李白的诗歌是“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长于乐府诗，最有名的有杂言乐府《拟行路难》18首，五言乐府《代出蓟北门行》、《代白头吟》等。这些诗作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抒发自己沉沦下寮的愤懑和不平。艺术上能吸收民歌的精华，刚健清新，感情丰沛，形象鲜明，并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当时歌功颂德的庙堂诗以及游山玩水、谈玄理、慕神仙的时代风尚迥然不同对唐代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著有《鲍参军集》。

鲍靓，晋代道教徒。字太玄，东海人，或云陈留人，或云东海陈留人，或云上党人。汉司徒鲍宣之后。据《晋书》等记载，5岁时对父母说：“我本是曲阳李家子，9岁坠井死。”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果符其说。靓兼学道教和儒典，明天文、《河图》、《洛书》。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广东南海太守。曾入海遇风，煮白石充饥。曾与许谧往还。曾见仙人阴长生，得受道诀。为许迈、葛洪之师，葛洪之岳父。享年百余岁。或云年过七十而尸解。或云后还丹阳，卒葬于召子冈。或云于罗浮山得道。

鲍姑，名潜光（约309-363），上党（今山西省长治）人，晋代广东南海太守鲍靓之女，医家葛洪之妻。鲍姑从小生长于仕宦兼道士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从夫在广东罗浮山行医炼丹。鲍氏医术精湛，尤长于灸法，以治赘瘤与赘疣擅名。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进行灸治，取得显著疗效。“每赘疣，灸之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

鲍防，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阳）人，唐代大臣。玄宗时进士，累官至工部尚书，所至皆有政绩。工诗，喜将针砭时弊入诗。

鲍超，字春亭，后改字春霆，四川省夔州（今奉节）人，行伍出身，清朝湘军将领。曾救曾国藩于安徽祁门脱险，旋升提督。所部号“霆军”，为湘军主力。

鲍慎由，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省）人，北宋学者。哲宗时进士，累官工部员外郎。曾从王安石、苏轼学，为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有《夷白堂小集》。

鲍象贤，明朝时歙人，曾先后在七省十二任为官，有“仕不择地，官不择位”的名言，曾领兵镇守南北边陲，卒赠工部尚书，立坊旌表。

鲍承先，明末清初应州（今山西省应县）人，初为明将，曾任参将。后降后金，曾献离间计，使崇祯误杀清之大患袁崇焕。后又建汉军八旗，他隶正红旗，官至宰相。现北京鲍家街即其府第。山西应县鲍氏即其后裔。

鲍廷博，字以文。清朝安徽歙县人。家中藏书极富。乾隆时茧访遗书，廷博进家藏书600余种。又校刊《知不足斋丛书》30集，每集8册，收书200余种，在清代丛书中，以精善见称。著有《花永轩泳物诗存》。嘉庆十九年（1814年）逝世。终年86岁。

鲍国安，鲍国安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凭借在《三国演义》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中国电视“飞天”，“金鹰”男主角双奖。

鲍起静，亚洲电视合约女艺员，是香港著名女演员，已故国语电影明星及前无线电视艺员鲍方的第二女儿，其弟是首位华裔得到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的鲍德熹。鲍起静早年在长城电影公司当演员，1979年开始加入丽的电视，她在亚洲电视演出多部电视剧，亦主持下午资讯节目《下午茶》。2009年，鲍起静凭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中的出色表演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鲍鹏山：男，1963年3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民革成员。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申请支边，至青海教育学院（即今青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潜心研究先秦诸子数十年，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出版《寂寞圣哲》、《论语新读》、《天纵圣贤》、《彀中英雄》、《绝地生灵》、《先秦诸子十二讲》、《说孔子》、《中国文学史品读》等十余部著作。

鲍元，山东宁阳人，祖籍山西长治。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全国殡葬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常务理事、环球殡葬报总编。环球殡葬研究所所长，殡葬学创始人，人民网签约摄影师。有多项建议被国家采纳。其中，“公民火化应该政府买单”的建议，已经被国家民政部采纳，成为当前“惠民殡葬政策”的核心部分在全国推广。著作有大型画册《天堂揽胜》《星耀中华》，是国家殡葬业规格最高、资料最全的国家级公开出版物。

鲍俊，广东香山（今珠海市香州区山场村）人，晚清著名诗人、书画家，被誉为“清代广东才子”，生于1797年，卒于1851年。

鲍少游，广东省香山（今中山）人，画家。生于1892年，毕业于日本西京美术大学研究院，回国后于1928年与夫人曾丽铨在香港创办丽精美术学院，1978年成功举行丽精美术学院创院50周年师生画展，1985年病逝于香港。

鲍廷干，山东冠县人，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东北局最高法院院长，后受冲击，平反后担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 于九十年代病故，终年80余岁。

鲍君甫，广东中山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打入敌特机关的情报人员，1929-1931年间，在上海敌特机关中为我党中央特科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先后营救过我党许多重要领导人如周恩来、陈赓、任弼时等，文革期间受迫害，于1969年因病去世，终年68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平反，给予了正确的评价。

鲍先志（1911-1988），湖北省麻城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四军第11师经理处粮秣员、副排长，红四方面军第10师28团政治处秘书，师政治部秘书，红四军司令部书记，第10师31团政治处主任，红四军卫生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委员，独立第二团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八旅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鄂东工委书记，独立旅政治委员，皖西军区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11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军政治委员兼中共万县地委书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同年12月30日因病在济南逝世，终年77岁。

鲍永祥（1913-1967），河南省商城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② 贺知章都当过什么官职

事实上,贺知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太子宾客。这个官职在现代语境中很难解读,大约相当于皇太子办公厅主任,三品大员。这证明吴道人绝对门儿清,他帮李白做官算是...高力士知恩图报,一下子将岳丈提拔为最高法院院长,小舅子们全部弄...

③ 请问举行会议时列席代表和正式代表有什么不同

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区别在于列席代表往往是领导和老资格人员，只是听会，正式代表有提案的权,列席没有。

列席人员，指参加会议而无表决权的人员。该类人员虽在会议上无表决权利，但是仍然具有发言权，可以对会议的讨论内容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一般而言会议列席人员往往由与会议议题紧密相关或按照礼节应当邀请出席的人员担任。

一般是由于代表比例的限制，一些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不能成为职代会正式代表，但又需要他参加会议，他就可以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职代会，列席代表在职代会上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和选举权。

列席党的代表大会的人员：

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可以设列席人员。列席人员由党的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建议名单，提请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或主席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确定党代表大会列席人员的范围一般是：不是代表的党的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不是代表的同级党员行政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地方同级人大常委会和政协的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直属党委和下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等。

列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列席人员，他们是：不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决定邀请的列席人员，他们通常是中央有关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负责人等。

列席人员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排列席人员列席会议，并发表意见，对代表充分、深入审议好有关议案，使通过的法律和决议更加符合实际，大有裨益。

以上内容参考：哪些人员可以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_中国人大网

④ 古代妃嫔，公主，皇子，长公主，大臣，太妃的等级，要详细的

查历代后妃传，常见有“三夫人”、“九嫔”等设置，追根溯源，原来出自周礼。从《礼记.昏义》查到以下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理。...”照此，古来有名号的后妃“编制”为：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凡一百二十一人。这个古制从何而来？查得《通典.职官.后妃》上的说法是这样的（多为传说成分，姑且看之）：
“昔帝喾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为正妃，余三小者为次妃，帝尧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谓之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说‘天子娶十二女’，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则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喾，立正妃，又三二十七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嫔也，世妇也，女御也，五者相参，以定尊卑焉。”

这种东东可能只存在于书本上，好象并未真正实行过。从有关史书记载看，先秦的后妃之制还比较简单，王之妻称后，王之妾及诸侯之妻称夫人，不过而已。但秦汉后，历朝历代纷纷巧立各种名目，并争取向以上古制靠拢。其名堂之多之杂，初识之人总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我西老头认识浅陋，况且来自大秦，难免瞎子摸象，仅能窥其一斑，但求粗观其概貌尔。（以下不论及太后、太妃等，限制在皇帝的“现任”后妃范围内，外命妇也不讨论）

二、秦汉时期的后妃制度

西汉初立，因秦之称号：皇帝之妻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并立八品（该八品也是沿袭秦时之制）：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汉武帝时增加婕妤、经娥（经为女字旁，打不出来，下同）、容华、充依，各有爵位。汉元帝时又创昭仪，仅次于皇后；时后宫已达三千人，除皇后外，以下定制十四等：
1）昭仪，视丞相，爵比诸侯王；
2）婕妤，视上卿，爵比列侯（第二十等爵）；
3）经娥，视中二千石，爵比关内侯（第十九等爵）；
4）容华：视真二千石，爵比大上造（第十六等爵）；
5）美人，视二千石，爵比少上造（第十五等爵）；
6）八子，视千石，爵比中更（第十三等爵）；
7）充依，视千石，爵比左更（第十二等爵）；
8）七子，视八百石，爵比右庶长（第十一等爵）；
9）良人，视八百石，爵比左庶长（第十等爵）；
10）长使，视六百石，爵比五大夫（第九等爵）；
11）少使，视四百石，爵比公乘（第八等爵）；
12）五官，视三百石；
13）顺常，视二百石；
14）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均视百石。
十四等之外，还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皆视斗食。除此以外，史籍中还曾出现过诸姬、长御、材人、待诏掖庭、中宫史、学事史等名目。
太子妻称妃，妾有良娣、孺人，妻妾共三级；皇孙妻称夫人，妾无位号，皆称家人子。

王莽时托古改制：和嫔、美御、和人三人，位视公，（注：即三夫人）；嫔人九，视卿，（注：应是九嫔）；美人二十七，视大夫，（注：相当二十七世妇）；御人八十一，视元士，（注：八十一御妻也）。凡百二十人（不含后），与古制同。

东汉光武中兴后，提倡俭朴，六宫称号只剩下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俸禄不过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无爵秩，只在岁时赏赐充给。皇子封王，妾数原无限制，此时也定制，正妻称妃，妾不得超过四十人。

三、魏晋时期的后妃制度

曹操为魏王时，于王后以下定五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魏文帝时增设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五等。明帝时又增淑妃、昭华、修仪三等，省除顺成，这样在皇后以下定制十二等级：
1）夫人，位次皇后，爵无所视；
2）贵嫔，位次皇后，在夫人下，爵无所视；
3）淑妃，位视相国，爵比诸侯王；
4）淑媛，位视御史大夫，爵比县公；
5）昭仪，爵比县侯；
6）昭华，爵比乡侯；
7）修容，爵比亭侯；
8）修仪，爵比关内侯；
9）婕妤，视中二千石；
10）容华，视真二千石；
11）美人，视比二千石；
12）良人，视千石。

晋武帝取汉魏之制，参用古法，始设三夫人、九嫔：
三夫人：贵嫔、夫人、贵人，位视三公；
九嫔：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位视九卿。
九嫔以下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
四、南北朝时期的后妃制度

南朝宋初，武帝刘裕因袭晋制，仅省去才人、中才人。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省夫人，置贵妃，比相国，并进贵嫔比丞相，贵人比三司，是为三夫人；同时省修华、修容、修仪，置昭仪、昭华、昭容以代之，列于九嫔之内；又置中才人、充衣为散役。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省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复置修华、修容、修仪、才人、良人；次年省贵人，置贵姬为三夫人之一，又置昭华，增淑容、承徽、列荣。并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为五职，位次九嫔；美人、才人、良人为散位。

齐武帝建元元年（479年），采用晋制，以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修华、修仪、修容、淑妃、淑媛、淑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为散职。三年，太子宫置三内官：良娣（比开国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驸马都尉）。

梁陈二朝与宋基本相近，梁武帝时定制：贵妃、贵嫔、贵姬为三夫人，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仪、修华、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为五职，美人、才人、良人为散位。太子东宫有良娣、保林二职。陈沿袭梁之制不改。

北魏太祖道武帝时始立皇后，余妾或称夫人，皆有品次。世祖太武帝增设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中式数等，后庭渐多。高祖孝文帝改定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后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监，女尚书，美人，女史、女贤人、书史、书女、小书女五官，视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宫人视四品，春衣、女酒、女飨、女食、奚官女奴视五品。

北齐前几帝所置内职很少，齐武成帝好内，颁布河清新令：内命妇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又准汉制置有：
1）昭仪，有左右二人，比丞相；
2）三夫人：弘德、正德、崇德，比三公；
3）上嫔：光猷、昭训、隆徽，比三卿；
4）下嫔：宣徽、凝晖、宣明、顺华、凝华、光训，比六卿；
5）二十七世妇：正华、令侧、修训、曜仪、明淑、芳华、敬婉、昭华、光正、昭宁、贞范、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静训、曜德、广训、晖范、敬训、芳猷、婉华、明范、艳仪、晖则、敬信，比从三品；
6）八十一御女：穆光、茂德、贞懿、曜光、贞凝、光范、令仪、内范、穆闺、婉德、明婉、艳婉、妙范、晖章、敬茂、静肃、琼章、穆华、慎仪、妙仪、明懿、崇明、丽则、婉仪、彭媛、修闲、修静、弘慎、艳光、漪容、徽淑、秀仪、芳婉、贞慎、明艳、贞穆、修范、肃容、茂仪、英淑、弘艳、正信、凝婉、英范、怀顺、修媛、良则、瑶章、训成、润仪、宁训、淑懿、柔则、穆仪、修礼、昭慎、贞媛、肃闺、敬顺、柔华、昭顺、敬宁、明训、弘仪、崇敬、修敬、承闲、昭容、丽仪、闲华、思柔、媛光、怀德、良媛、淑猗、茂范、良信、艳华、徽娥、肃仪、妙则，比正四品。
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为散号。齐后主立二后，昭仪以下数目皆加倍。又置左右娥英，比
左右丞相，降昭仪比二大夫。寻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国。

北周置有三夫人（后改三妃）、三弋（女字旁，下同）、六嫔、御媛、御婉等，各等详细情形：
1）三夫人：贵妃、长贵妃、德妃，位视三公，武帝建德二年（573年）改称三妃；
2）三弋：员额三人，位视三孤；
3）六嫔：员额六人（其中之一称昭化嫔），位视六卿；
4）御媛：位视大夫，其中上媛、中媛、下媛分别位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5）御婉：位视士，也分上中下三等，分别位视上士、中士、下士。

五、隋唐时期的后妃制度

隋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减其数。嫔三员，掌教四德，视正三品；世妇九员，掌宾客祭祀，视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员，掌女功丝枲，视正七品。又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掌导引皇后及闺阁禀赐。管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玺器玩。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三曰尚服，掌服章宝藏。管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典栉三人，掌巾栉膏沐。四曰尚食，掌进膳先尝。管司医三人，掌方药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寝，掌帷帐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铺设洒扫；典执三人，掌扇伞灯烛。六曰尚工，掌营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缝；典会三人，掌财帛出入。六尚各三员视从九品，六司视勋品，六典视流外二品。独孤皇后在世时，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自嫔以下，置六十员。加又抑损服章，降其品秩。至独孤后死，始置贵人三员，增嫔至九员，世妇二十七员，御女八十一员。贵人等关掌宫闱之务，六尚以下皆分泰焉。

隋炀帝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著之于令：
1）三夫人：贵妃、淑妃、德妃，品正第一；
2）九嫔：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品正第二；
3）二十七世妇：婕妤一十二员，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员，品正第四；
4）八十一女御：宝林二十员，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员，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员，品正第七。
总共一百二十员，又有承衣刀人，皆趋侍左右，并无员数，视六品以下。

唐高祖武德初年，于皇后下设有：
1）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为夫人，秩正一品；
2）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秩正二品；
3）婕妤（秩正三品）、美人（秩正四品）、才人（秩正五品）各九人为二十七世妇；
4）宝林（秩正六品）、御女（秩正七品）、采女（秩正八品）各二十七人为八十一御妻。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曾改制，设置有：赞德二人以代夫人，秩正一品；宣仪四人以代九嫔，秩正二品；承闺五人以代美人，秩正四品；承旨五人以代才人，秩正五品；卫仙六人以代宝林，秩正六品；供奉八人以代御女，秩正七品；侍栉二十人以代采女，秩正八品；添置侍巾二十人，秩正九品。咸亨二年（671年）复旧。

唐玄宗开元年间再次更定，于皇后之下立惠妃、丽妃、华妃，以为三夫人，正一品；又置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以为六仪，正二品；美人四人，为正三品；才人七人，为正四品；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后亦参用前号。

唐制太子之妾可设：良娣二人，正三品；良媛六人，正五品；承徽十人，正六品；昭训十六人，正七品；奉仪二十四人，正九品。
六、宋金元明清各朝的后妃制度

宋与唐制大同小异，只有少许差别（如增置了贵仪、妃仪、婉仪等）。金制基本沿用唐制：元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曰九嫔，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各九员，曰二十七世妇。宝林，正六品；御女，正七品；采女，正八品；各二十七员，曰八十一御妻。按金格，贞佑后之制，贵妃下有真妃，淑妃下有丽妃、柔妃，而无德妃、贤妃。九嫔同。婕妤下有丽人、才人为正三品。顺仪、淑华、淑仪为正四品。尚宫夫人，尚宫左夫人、尚宫右夫人、宫正夫人、宝华夫人、尚仪夫人、尚服夫人、尚寝夫人、钦圣夫人、资明夫人为正五品。尚仪御侍、尚服御侍、尚寝御侍、尚正御侍、宝符宸侍、奉恩令人、奉光令人、奉徽令人、奉美令人为正六品，司正御侍、宝符御侍、司仪御侍、司符御侍，司寝御侍、司饰御侍、司设御侍、司衣御侍、司膳御侍、司药御侍、仙韶使、光训良侍、明训良侍、遵训良侍、从训良侍为正七品。典仪御侍、典膳御侍、典寝御侍、典饰御侍、典设御侍、典衣御侍、典药御侍、仙韶副使、承和良侍、承惠良侍、承宜良侍为正八品。掌仪御侍、掌服御侍、掌寝御侍、掌饰御侍、掌设御侍、掌衣御侍、掌膳御侍、掌药御侍、仙韶掌音、祗肃良侍、祗敬良侍、祗愿良侍为正九品。 金海陵王当政时，妃子多达十二员：元妃、姝妃、惠妃、贵妃、贤妃、宸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

明太祖洪武五年，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官七十五人，女史十八人，视唐减百四十余人。诸妃位号除贵妃外，亦惟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闺房雍肃，旨寓深远。后妃以下，杂置宫嫔，而间以婕妤、昭仪、贵人、美人等名号。嘉靖十年（1531年）仿古礼册立九嫔：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位在妃下。宪宗时封万贵妃加“皇”字为皇贵妃，以后渐成定制。

清太祖初起时，宫闱未有位号，俗称妃为“福晋”。崇德改元，五宫并建，位号既明。顺治十五年，采礼官之议：乾清宫设夫人一，淑仪一，婉侍六，柔婉、芳婉皆三十；慈宁宫设贞容一、慎容二，勤侍无定数；又置女官。循明六局一司之制，议定而未行。康熙以后，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东六宫为景仁、承乾、锺粹、延禧、永和、景阳宫，西六宫为永寿、翊坤、储秀、启祥、长春、咸福宫。诸宫皆有宫女子供使令。每三岁选八旗秀女，户部主之；每岁选内务府属旗秀女，内务府主之。秀女入宫，妃、嫔、贵人惟上命。选宫女子，贵人以上，得选世家女；贵人以下，但选拜唐阿以下女。宫女子侍上，自常在、答应渐进至妃、嫔，后妃诸姑、姊妹不赴选。帝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居慈宁、寿康、宁寿诸宫。先朝妃、嫔称太妃、太嫔，随皇太后同居，与嗣皇帝，年皆逾五十，乃始得相见。

明朝为
宗人府。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并正一品掌皇九族之属籍，以时修其玉牒，书宗室子女适庶、名封、嗣袭、生卒、婚嫁、谥葬之事。凡宗室陈请，为闻于上，达材能，录罪过。初，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其属，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五品典出纳文移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并从一品掌以道德辅导太子，而谨护翼之。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并正二品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太子宾客，正三品掌侍太子赞相礼仪，规诲过失。皆东宫大臣，无定员，无专授。
左、右丞相，正一品 平章政事，从一品
左、右丞， 正二品 参知政事，从二品
郎中， 正五品 员外郎 正六品 都事、检校，正七品 照磨管勾，从七品
参议府参议，正三品 参军断事，从三品 断事、经历，正七品 知事， 正八品
都镇抚司都镇抚，正五品 功所功郎，正七品。
吏部：
尚书一人， 正二品 左、右侍郎正三品
司务厅司务 从九品 文选、验封、稽勋、考功 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
员外郎一人，从五品 主事一人，正六品
正一品，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升授特进光禄大夫。 从一品，初授荣禄大夫，升授光禄大夫。
正二品，初授资善大夫，升授资政大夫，加授资德大夫。
从二品，初授中奉大夫，升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
正三品，初授嘉议大夫，升授通议大夫，加授正议大夫。
从三品，初授亚中大夫，升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
正四品，初授中顺大夫，升授中宪大夫，加授中议大夫。
从四品，初授朝列大夫，升授朝议大夫，加授朝请大夫。
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
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升授奉直大夫。
正六品，初授承直郎，升授承德郎。
从六品，初授承务郎，升授儒林郎，吏材干出身授宣德郎。
正七品，初授承事郎，升授文林郎，吏材干授宣议郎。
从七品，初授从仕郎，升授征仕郎。
正八品，初授迪功郎，升授修职郎。
从八品，初授迪功佐郎，升授修职佐郎。
正九品，初授将仕郎，升授登仕郎。
从九品，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外命妇之号九。
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
一品曰夫人，后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
上述为很小一部分，另有2部，48司，与外派官职，不计其数，难以累述。
另外您说的知县七品只是一部分知县，县分三等。
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
六万石以下为中县， 知县正七品；
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知县从七品。

明朝官吏职务
知县－－县长，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知州－－地级市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知府－－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承宣布政使司－－省长
税课司－－税务局局长
织染杂造－－纺织局局长
巡检司－－－公安局局长
递运所使－－邮政局局长
礼部尚书－－文化部，教育部长
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
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
太仆寺卿－－交通部部长（管马的）
鸿胪寺卿－－外交礼仪
尚宝司卿－－盖章的，保管御玺
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正一品：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殿阁大学士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大臣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协办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督察院左右督御史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都统、提督

正二品：

文职京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各部院左右侍郎、内务府总管

文职外官：各省总督

武职京官：左右翼前锋营统领、八旗护军统领、銮仪使

武职外官：副都统、总兵

从二品：

文职京官：内阁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

文职外官：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

武职京官：散秩大臣

武职外官：副将

正三品：

文职京官：督察院左右副督御史、宗人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

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文职外官：顺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按察使司按察使

武职京官：一等侍卫、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王府长史

武职外官：城守尉、参将、指挥使

从三品：

文职京官：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文职外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

武职京官：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王府一等护卫

武职外官：游击、五旗参领、协领、宣慰使、指挥同知

正四品：

文职京官：通政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

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督察院六科掌院给事中

京职外官：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各省守巡道员、

武职京官：二等侍卫、云麾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贝勒府司仪长、侍卫领班

武职外官：防守尉、佐领、都司、指挥佥事、宣慰使司同知

从四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

文职外官：知府、土知府、盐运使司运同

武职京官：城门领、包衣副护军参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

四品典仪、二等护卫

武职外官：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

正五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庶子、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各部郎中、太医院院使

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武职京官：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礮官、分管佐领

武职外官：关口守御、防御、守备、宣慰使司佥事、宣抚使司同知、千户

从五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鸿胪寺少卿、司经局洗马、

宗人府副理事、御使、各部员外郎

文职外官：各州知州、土知州、盐运司副使、盐课提举司提举

武职京官：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鸟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印物章京、

三等护卫

武职外官：守御所千总、河营协办守备、安抚使、招讨使、宣抚使司副使、

副千户

正六品：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左右春坊中允、国子监司业、堂主事、主事、

都察院都事、经历、大理寺左右寺丞、宗人府经历、

太常寺满汉寺丞、钦天监监判、钦天监汉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神乐署署正、僧录司左右善事、道录司左右正一

文职外官：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

武职京官：兰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

骁骑校、委署步军校

武职外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安抚使司同知、副招讨使、

长官使、长官、百户

从六品：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蒙古五官正、汉军秋官正、和声署正、

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文职外官：布政司经历、理问、允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土州同

武职京官：内务府六品兰翎长、六品典仪

武职外官：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通政司经历、知事、太常寺典籍、太仆寺主薄、

部寺司库、兵马司副指挥、太常寺满洲读祝官、赞礼郎、

鸿胪寺满洲鸣赞

文职外官：京县县丞、顺天府满洲教授、训导、知县、按察司经历、教授

武职京官：城门史、太仆寺马厂协领

武职外官：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詹事府主薄、

光禄寺署丞、典薄、国子监博士、助教、钦天监灵台郎、

祀祭署奉祀、和声署署丞

京职外官：京府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

土州判

武职京官：七品典仪

武职外官：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

文职京官：司务、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薄、太医院御医、

太常寺协律郎、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寺左右至灵

文职外官：布政司库大使、盐运司库大使、盐道库大使、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士县丞、

四氏学录、州学正、教谕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外委千总

从八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典薄、国子监典薄、鸿胪寺主薄、钦天监挚壶正、

祀祭署祀丞、神乐署署丞、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文职外官：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训导

武职京官：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武职外官：无

正九品：

文职京官：礼部四译会同馆大使、钦天监监侯、司书、太常寺汉赞礼郎

文职外官：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薄

武职京官：各营兰翎长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

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

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

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⑤ 小弟最近在写一篇关于《纳兰容若的追忆情结》的论文，急需了解康熙时期满汉知识分子交往的情况、在清朝的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⑥ 聊聊当前的热点话题 (两会) 要快啊，最迟明天早上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记者周亮、崔清新、周婷玉）2011年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形成，树立起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座丰碑，也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丰硕成果振奋人心，宏伟目标催人奋进。两会召开期间，代表委员表示，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全面法制保障和强大制度动力。

完善法律体系不停步

230多件法律、690多件行政法规、86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这是一个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重大历史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飞说。

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达恒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亲身经历了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感受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步。他说：“法律体系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代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让我们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满信心。”

成就鼓舞人心，前进永不止步。

代表委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终结。站在立法工作的新起点上，抓紧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的法律，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表示，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放到法律配套法规的制定上来，同时还要制定一些新的法律。

修改教育法、修改预算法、修改民事诉讼法……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中，有81%涉及到对法律的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代表表示，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今后的工作会更艰巨，难度会更大。“对立法机关来说，法律体系的形成只是表明立法工作在新的起点上更加深入，工作要求会越来越高。”

保证党的领导不削弱

我国宪法载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国家根本法这种最高法律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

代表委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探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艰辛努力和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基本国策，载入宪法，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有了法律保障。福建省省长黄小晶代表说：“前进路上需要凝聚而不能耗散。确保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政治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代表委员表示，确保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需要有“领路人”和“主心骨”。

“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作为民盟盟员，我坚决拥护这个制度，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我们需要稳定的发展，需要有核心力量来保障百姓安居乐业。”宁夏银川唐徕中学教师吕新萍代表说。

党心连着民心，党的主张源于人民的意愿。代表委员认为，无论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还是个别立法的建议，党的主张都凝结着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金锁代表说：“法律体系的形成，高度体现人民性，开辟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纪元。”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代表说：“物权法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特别是通过媒体、网络等形式向全民征求意见，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

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动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代表委员指出，要在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用法律体系稳固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大幅增强，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陈达恒代表说，“我们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无论何时、何种情况都要坚持走下去，而且要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既定方略进一步法制化、制度化，确保国家一直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思想指导行为，方略引领作为。代表委员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以贯之地坚持、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各项基本制度。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今年60多岁的四川资阳市迎接镇分水村村支书杨翠芳代表说：“我们老百姓如今过上了这么幸福的生活，我们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应该珍惜，而绝不能动摇我们的指导思想。”

国体、政体、制度、方略……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会走向哪里。代表委员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史无前例的艰巨探索。必须从政治高度认识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性问题，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我国的法律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学说和经济、法律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在国家权力归属上，我们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反对君权神授；在国家政权形式上，我们实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运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三权分立’的议会制或总统制；在经济方面，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基本制度，要由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决定，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作出选择。代表委员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作为立法基础，紧紧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方针，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制度最怕‘水土不服’。”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代表说，“一些国家不顾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盲目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发展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深受影响，这种教训十分深刻。”

香港镒源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嘉旋代表说：“我国现行制度具有合理性、匹配性、优越性，如果不坚持，国家建设就无法顺利推进，改革开放成果也将丢失。”

法律确立规则，法律规范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科学体系。“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利于构建科学发展、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可以为中国前进的巨轮导航添力。”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代表说。

贯彻实施法律不打折

有法可依，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前提；有法必依，则是依法治国的灵魂。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崔伟代表直言，尽管“有法可依”迈出了一大步，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依然存在。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代表指出：“法律制定出来后不是要摆在那儿，不实施就等于不存在。”

一些代表委员强调，没有监督，法律难以有效实施。国家权力机关要依法行使监督权，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

沈春耀代表表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许前飞代表指出，各级政府、各个执法部门，首先要建立严格依法办事的理念。整个社会着力于构建一种遵守法律、崇尚法律的氛围。

法律的权威源自公正。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是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手段，是保证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环节。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曹康泰委员指出，一方面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法律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代表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推动国家 “法治”建设，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

⑦ 求杜甫、李白、苏轼这几个人的详细经历。从家庭背景开始。最好有点风流逸事就最好了。谢谢了

杜甫（公元712--770年），汉族，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人称“诗圣”。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现巩义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乃父杜闲。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和李白齐名，世称“大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font color=#0000ff][font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平江小田村杜甫墓是唐代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的长眠之地。[/font][font style="FONT-SIZE: 9pt"]公元768年（唐大历三年）冬，携妻儿乘船离川至岳阳。次年春舟居潭州（今长沙）。770年（唐大历五年）4月，湖南兵马使臧玠举兵为乱。为避战火，杜甫半夜溯湘江往郴州投靠就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遇大水不能前行，半旬不得食物。耒阳县令闻之送予牛肉白酒。杜甫掉转船头返长沙居江阁。暮秋思归故里，孤舟入洞庭。因重疾复发，费资用尽，只得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葬于小田天井湖。其子宗武、孙嗣业留下守墓，杜氏自此繁衍，一脉相传。[/font][/font]
参考资料 http://ke..com/view/2211.html
李白 (701—762年)，生日701年2月8日，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诗仙。其诗风豪放飘逸，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是华夏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隋朝末年，迁徙到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诞生于此。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 江油县）。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天宝初年，由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悔，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 744或745年），被排挤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叛乱，他这时正隐居庐山，适逢永王李遴的大军东下， 邀李白下山入幕府。后来李遴反叛肃宗，被消灭，李白受牵连，被判处流放夜郎（今贵州省境内），中途遇赦放还，往来于浔阳（今江西九江）、宣城（今安徽宣城）等地。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死于安徽当涂县。
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
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参考资料 http://ke..com/view/2133.htm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父亲苏洵的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嘉佑二年（1057）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佑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佑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在政治上属旧党。

参考资料 http://ke..com/view/2517.htm?re=1

⑧ 萃父子兄弟于一门，八家唐宋占三席；悟骈散诗词之特征，千变纵横识其源

三苏 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苏轼、苏辙是苏洵的儿子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