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法系法官证人

㈠ 大陆法系和普通法法系的差异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德国、法国、中国等；而英美法系则当然以英国和美国为其代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不同点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法学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两大法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我仅从诉讼程序方面对它们加以比较。

一直以来，比较法学家们都倾向于假定，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中，相似的需要总是以相似的方法来满足。[1]但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却打破了这一假定。诸如简易民事诉讼的准备和进行、向法庭提出事实的方式、选择或询问证人或鉴定人的方式等的巨大差异，都使这一假定不能成立。而两大法系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差异，则受到了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如地理差异、民族习惯、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等，但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在许多方面不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两大法系的巨大差异。

英美法系中诉讼程序的许多特性，实际上是由一个决定性的事实造成的，即该诉讼程序来源于陪审制。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审制，而且是在严重的犯罪并且被告主张自己“无罪”时才使用。[2]尽管如此，英国的民事诉讼中仍然渗透着陪审制的传统。而陪审制的影响，使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一样，有许多特定的诉讼程序。[3]这也就使其诉讼程序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要求休庭。这就使得律师必须在开庭之前会见他的证人，以搞清楚他们会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于这种行为，德国的律师却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4]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什么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律师总是受人尊敬。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却总是给人按部就班的感觉，而显得不够精彩，律师很难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既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采用一次性审理的模式，那么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审判开始之前，律师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而法官对于争议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却极不清楚。据认为，法官靠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5]我们都知道，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上，律师独立地决定传唤哪些证人、提问证人。每个证人都是被一方提问之后，再由另一方进行反提问。提问证人也是律师智慧的体现，出色的律师常常能使对方证人的证词不可信，而无法被法官或陪审团采纳，从而失去了证据的效力。

律师提问证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听取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果发言，通常都只是“反对有效”或“反对无效”之类的判断性语句，以决定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可以被采纳。然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问证人的，但他们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并且保持中立，而倾向于少开口提问。曾经有一个案例非常经典地从反面诠释了法官这么做的明智，即“琼斯诉全国煤炭委员会”案：在该案初审时法官提问过多，使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提出证据，上诉法院仅据此就将该案发回下级法院重审。[6]这个案例同时也说明了英美法系中“程序优于权利”的原则。

英美的法官在审判中处处表现得较为消极，他们在案件的开始阶段对案情一无所知，必须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因而当事人及其律师就必须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获得真实情况的最好办法是让当事人辩论出真实的情况，而法官则只是充当法庭规则的监督者的角色，即“对抗制”的诉讼。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能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情况。因而法官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避免当事人的过失导致败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多少还是带有一些“纠问式”的性质，具有一些官僚特征。[7]对于诉讼的进行和证据的调查皆以法院为主，法官是以积极审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审理。在美国，“对抗制”诉讼程序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这主要是因为，只要是普通法而非衡平法上的请求，民事诉讼的初审阶段仍然由陪审团参加审理。

结 语

大陆法系主要是继承了罗马法而产生的，而英美法系恰恰是未继承罗马法，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如大陆法主要是成文法，而英美法却是判例法等。本文所选取的诉讼程序的比较，只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具体司法制度上的一个差异。研究不同法系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使我们取长补短，吸收别的法系中的好的制度，来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这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在立足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的同时，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制度等，来充实、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放眼于全球，大胆地吸收、借鉴外国的法律制度中的精华。

㈡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

㈢ 证人证言的术语解析

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或侦查机关所作的陈述。
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称为证人。证人制度在罗马法中即已形成。罗马法对证人资格有严格限制，如对于法律行为的证明，非在场人不得为证人等。资本主义国家诉讼立法中，都有关于证人资格的规定。一般说，凡能了解和表达证言事实，并能理解宣誓的法律义务的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作为证人。英美法系国家规定，当事人（除公诉人）、鉴定人可充当证人。但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当事人、鉴定人不得作为证人，当事人陈述与鉴定人意见是独立的证据种类。 根据法律规定允许了解案情的人拒不提供证言的权利。在中国封建法律中，有关于亲亲相隐的规定。资本主义国家诉讼立法中大多有拒绝作证权的规定。各国规定大体有以下几种：①因提供证言而使自己的配偶、近亲属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遭受财产损失或蒙受耻辱的。联邦德国、日本均规定，配偶、近亲属之间可拒绝作证。英美法系国家只规定，配偶间在婚姻期间的通信可拒绝公开。②因提供证言而使自己可能受到刑事追究的。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都有这方面的规定。③涉及职业秘密的。联邦德国规定的范围较广，除律师、医师、牧师等人外，还包括他们的业务辅助人员等，如果法官免除其拒绝作证义务时，则不得拒绝作证。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职业秘密的规定，主要限于律师，美国部分州的法律扩及牧师、医师、记者等人。④涉及公务秘密的。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均有在一定条件下拒绝作证的规定。
有义务作证的人,经传唤应按时到庭并如实陈述,证人作证前或作证后要进行据实陈述的宗教性宣誓。庭审中询问证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法官询问制；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交叉询问制,询问由当事人或其律师进行,并有一定程式。法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拒绝作证权的规定，审判长有权传唤任何人到庭作证。被告人的配偶、近亲属、16岁以下未成年人等作证时可不进行宣誓，其陈述仅供参考。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凡是可能知悉本案应当判明的任何情况的人，都可以被传唤作为证人提供陈述”（第72条）。但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不能正确理解和陈述对案件具有意义的情况的人，不得作为证人。法律无拒绝作证的规定。 证人证言在中国古代诉讼中也早就被用作诉讼证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说明诉讼中可由案发地的知情人作证。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也有询问证人的具体记载。

㈣ 论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司法鉴定制度的异同

一、历史渊源

大陆法系：罗马法

英美法系：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内的普通法

二、法容律渊源

大陆法系：正式的法的渊源主要是制定法

英美法系：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

三、法的分类

大陆法系：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

英美法系：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

四、法典编纂

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法典形式

英美法系：通常不倾向法典形式，制定法一般是单行法；即使采用法典形式，也主要是判例法的规范化

五、诉讼程序

大陆法系：以法官为重心，奉行职权主义，纠问制

英美法系：法官一般充当消极、中立的裁定者角色，奉行当事人主义，对抗制

㈤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相同点是什么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德国、法国、中国等；而英美法系则当然以英国和美国为其代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不同点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法学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两大法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我仅从诉讼程序方面对它们加以比较。 一直以来，比较法学家们都倾向于假定，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中，相似的需要总是以相似的方法来满足。[1]但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却打破了这一假定。诸如简易民事诉讼的准备和进行、向法庭提出事实的方式、选择或询问证人或鉴定人的方式等的巨大差异，都使这一假定不能成立。而两大法系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差异，则受到了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如地理差异、民族习惯、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等，但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在许多方面不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两大法系的巨大差异。 英美法系中诉讼程序的许多特性，实际上是由一个决定性的事实造成的，即该诉讼程序来源于陪审制。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审制，而且是在严重的犯罪并且被告主张自己“无罪”时才使用。[2]尽管如此，英国的民事诉讼中仍然渗透着陪审制的传统。而陪审制的影响，使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一样，有许多特定的诉讼程序。[3]这也就使其诉讼程序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要求休庭。这就使得律师必须在开庭之前会见他的证人，以搞清楚他们会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于这种行为，德国的律师却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4]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什么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律师总是受人尊敬。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却总是给人按部就班的感觉，而显得不够精彩，律师很难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既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采用一次性审理的模式，那么法官的作用 律师提问证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听取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果发言，通常都只是“反对有效”或“反对无效”之类的判断性语句，以决定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可以被采纳。然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问证人的，但他们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并且保持中立，而倾向于少开口提问。曾经有一个案例非常经典地从反面诠释了法官这么做的明智，即“琼斯诉全国煤炭委员会”案：在该案初审时法官提问过多，使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提出证据，上诉法院仅据此就将该案发回下级法院重审。[6]这个案例同时也说明了英美法系中“程序优于权利”的原则。 英美的法官在审判中处处表现得较为消极，他们在案件的开始阶段对案情一无所知，必须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因而当事人及其律师就必须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获得真实情况的最好办法是让当事人辩论出 真实的情况，而法官则只是充当法庭规则的监督者的角色，即“对抗制”的诉讼。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能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情况。因而法官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避免当事人的过失导致败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多少还是带有一些“纠问式”的性质，具有一些官僚特征。[7]对于诉讼的进行和证据的调查皆以法院为主，法官是以积极审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审理。在美国，“对抗制”诉讼程序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这主要是因为，只要是普通法而非衡平法上的请求，民事诉讼的初审阶段仍然由陪审团参加审理。 l 结语 大陆法系主要是继承了罗马法而产生的，而英美法系恰恰是未继承罗马法，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如大陆法主要是成文法，而英美法却是判例法等。本文所选取的诉讼程序的比较，只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具体司法制度上的一个差异。研究不同法系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使我们取长补短，吸收别的法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在立足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的同时，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制度等，来充实、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放眼于全球，大胆地吸收、借鉴外国的法律制度中的精华。

㈥ 案件证人证明格式

证明XXXXX：

我叫XX，今年岁，住XXXX，身份证号XXXXX，联系方式XXXXX。

我和XX系XX关系，XX年XX月XX日XXXXXXXXXXXX

我的证词属实，否则愿承担法律责任。

证明人：XXX

年月日

证人须知：

一、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但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二、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予以准许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并告知其应当如实作证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6)大陆法系法官证人扩展阅读

只有那些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证人证言才可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的证人证言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证人证言需要当庭经过控辩双方的讯问和对质。控辩双方都可以对证言的具体内容与相关情况提出问题，对证言中不真实或者存在疑问的地方提出问题或反驳意见。

2、证人证言要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进行综合的比较、印证，以确定其是否反映案件的实际情况。各方证人的证言和不同的证人的证言会有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之处，法庭必须要鉴别、比较，去伪存真。

3、证人证言要经过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对于证人证言反映的情况是否确实还要经过调查，运用调查、询问、技术鉴定等手段，综合分析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以及物证、书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等其他证据，排除其中的疑点，最终确定证人证言的真实可信性。

证人证言对于法官断案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法官断案应当认真查证是否符合以上条件，以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真实性。经过质证认定证人证言属实后，才可以将其作为定案的依据。

㈦ 两大法系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和联系

法系是指根据各国法律的特点和历史传统等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将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法律传统、法律制度的若干国家的法律划为同一法系。在当代一百多个国家中，有两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法系，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前者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上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互相借鉴、吸收或融合，但由于法律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不同，客观上仍然各自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法律形式上的特点

英美法系发源于英国，自11世纪起，以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和原则为基础、根据资本主义的需要重新解释和改造而成。

英美法系以判例法（Caselaw）为主，英美国家高级法院的判例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适用判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遵照先例”（starede~isis）的原则，下级法院必须遵守上级法院的判例，尤其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判例实际上起着法律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法系国家也加强了议会立法和修订原有立法，如英国《1965年证人出庭法》、《1974年陪审团法》、《1976年保释法》、《1980年治安法院法》、《1985年犯罪起诉法》、《1995年刑事上诉法》等；美国《1975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1983年联邦司法官审理轻微犯罪程序规则》、《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以及各州的立法，如《纽约州刑事诉讼法典》等，但是上述议会立法或国会立法，多系单行法，不是统一的法典。

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盛行于欧洲大陆诸国，以后又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大陆法系以成文法典为主，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既有总则又有分则，内容比较严谨，形式比较完整。在古罗马，查士丁尼[1]就禁止法官引用判例，当然法官更无权造法（1awmaking）。直到如今，1804年《拿破仑法典》第5条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公认的一个原则，该条规定：“审判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2]因此，成文法才是大陆法系法官判决案件的依据，判例仅供参考而已。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分卷首和五卷，共803条，《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分8编，共477条；《日本刑事诉讼法》分7编，共506条和附则；《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分11编，共746条；都自成体系，比较严谨和完整。

二、侦查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的侦查由警察机关负责。现代的警察机关起源于英国，于1829年9月由当时担任内政大臣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伦敦创建，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和侦查刑事犯罪。美国于1845年依照英国的模式在纽约市建立起第一个警察机关。这一模式还对世界上许多国家产生过影响。英国警察机关根据1984年制定的《警察机关与刑事证据法》开展对犯罪的侦查[3].英国警察机关具有较广泛的询问权，警察机关为了了解案情和收集证据，可以询问任何人，而不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但除了成文法有特别规定的（如恐怖主义分子）以外，被询问人可以拒绝回答。自1991年起，警察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用同一部机器同时录制两盘录音带和录像带，不许复制，一盘供诉讼中使用，一盘封存，如果以后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及其律师对警察机关的录音、录像记录提出异议，就可以由法官主持，当众启封另一盘进行对比，以核实口供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当警察机关认为被询问人确有犯罪嫌疑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即可以不开口说任何话。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沉默权问题上，英国已有所变化，虽然《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仍保留沉默权，但在某些法定的情况下的沉默，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对此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推论[4].此外，为了提高侦查和鉴别犯罪的技术手段，英国向警察机关投资1.07亿英镑，扩大建设含300余万件样品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数据库，计划到2004年用于对所有犯罪进行DNA鉴定。[5]在美国，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是一项宪法性权利，并且通过判例规定警察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其律师必须在场，否则，该证据应当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用。在侦查阶段，英美的警察机关还有权采取搜查、扣押、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等强制措施。同时，英美在侦查阶段对保释的运用比较广泛，即除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重罪、逃犯和曾经违反过保释规定的以外，一般的轻罪嫌疑人均可在提供担保、承诺随传随到和履行必要的手续后予以释放。

大陆法系国家负责侦查的司法警察要受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领导或指挥。法国的预审法官是从法官中选出任命的，任期3年。预审法官有两项主要职能，一是领导、指挥侦查，二是有权签发传票、拘票、拘留证或逮捕证[6].德国的检察官领导和指挥警察的侦查，但一般案件仍由警察机关进行侦查，案情基本查清之后，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机关补充调查证据[7].日本法律赋予犯罪侦查权的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三者无明确分工，但检察官对司法警察职员有指示、指挥权[8].意大利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由检察官领导侦查工作并且直接调动司法警察。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继续危害社会，大陆法系各国均有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但在名称和分类上有所不同。关于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拘留20小时以后，被拘留人可以要求会见律师。”[9]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指控人可以在程序的任何阶段委托辩护人。”[10]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者被疑人的法定代理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1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初期侦查阶段，即48小时之内应讯问嫌疑人，同时应告知他有权委托律师，与律师会见和通讯。”[12]

三、起诉程序的特点

英国在传统上是由警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限和作用较小。1985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了《犯罪起诉法》，该法规定自1986年1月1日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皇家检控署（CrownProsecutionService），[13]强化了检察官在公诉中的作用，即警察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认为应该起诉的案件，必须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官独立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这明显是吸收大陆法系的制度和做法。

美国起诉有两种形式，一是经大陪审团（由16至23人组成）审查后批准的起诉书（indictment），二是检察官提出的告发书（information）。联邦和半数的州规定重罪案件必须由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批准起诉。在起诉书或告发书送达法院以后，法院应迅速及时安排传讯。如果被告人作认罪答辩，而且法官确信该答辩系出于自愿，被告人懂得其后果和意义，在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再开庭，法官可以迳行判决。如果被告人作无罪答辩，法院将安排开庭审理。基于此，审前程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许多案件在审前程序阶段已经解决，只有少部分案件才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辩诉交易（又称答辩谈判、答辩协议）在美国合法化以后更是如此，即起诉方和被告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或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起诉方的要求作认罪答辩，检察官则作出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指控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的承诺，即控辩双方达成辩诉交易；法院如果接受该辩诉交易，将在定罪和判刑中体现辩诉交易的内容；法院如果拒绝该辩诉交易，则应将这一事实记录在卷，通知双方当事人，并给被告人以撤回其答辩的机会，而且要告知被告人如果仍然作认罪答辩，案件的最终处理可能比辩诉交易所期待的更为不利于被告人。

检察官制度始于14世纪的法国，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及其制度比较完备。法国的检察官一般派驻于各级法院内，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即同一级检察官系统的检察官相互之间可以调换。法国没有自诉案件，公诉案件均由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但重罪案件必须经过两级预审，即预审法官预审和上诉法院刑事审查庭预审，经刑事审查庭裁定起诉，重罪法庭才能受理。德国的起诉不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而是与侦查共同组成审判前程序。德国的检察机关对应设置在各级法院内。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除了8类轻微的刑事案件为自诉案件以外，都是公诉案件。德国在刑事诉讼中一直实行法制原则（又称起诉法定原则），自20世纪60年代又引入机会原则（又称起诉便宜原则），即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用以撤销案件或者决定不起诉。从80年代以来，提起公诉的案件不到案件总数的20％。日本没有自诉案件，实行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一律由检察官提起）和起诉便宜主义（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提起公诉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即只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而不得载人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文书和证物。意大利的检察官派驻于各级法院内，由于检察官领导初期侦查，因此有一个快速的审查程序即初步庭审阶段，由法官主持该程序，检察官、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参加，但证人不参加。初步庭审结束，法官可以决定提起诉讼并发出审判令外，还可以宣告不追诉判决，对后者，任何一方均可提出上诉。决定提起公诉以后，与意大利旧刑事诉讼法典不同的一点是，新法对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作了很大的限制，许多证据由当事人在庭审时当庭提出。起诉以后，检察官可变更或增加指控的内容，但要给予被告方以充分的辩护机会。

四、审判程序的特点

英美法系实行当事人主义，庭审采用对抗制（adversary sys-tern），即原告、被告双方地位平等，权利相同，控、辩双方就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证据以支持本方的主张，申辩事实并进行辩论，法官负责主持庭审，不主动调查证据；参加庭审的陪审员（juror），负责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庭审结束后，由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指出所控之罪的法律，该案的争议点、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不同问题所要求的证据的可靠程度等，然后陪审团进行秘密评议和表决；法官不参加评议，原则上要求12名陪审员一致作出有罪或者无罪裁断，实在不能取得一致，也至少要10名陪审员取得一致意见；在陪审团作出有罪裁断之后，法官负责适用法律和判刑。

英国和美国的正式审理程序基本相同，包括以下几个阶段：1.选定由12人组成陪审团；2.开庭陈述，先由起诉方，后由被告方在审判开始向法庭作陈述，即简述案情，说明准备提出的证人和证据要点；3.起诉方出示证据，证人逐个在法庭上就事实问题作证，同时法庭也可以出示物证、专家证人的证明，还可以让证人当庭鉴别文件、图片或其他物证；4.主询问（美国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主询问（直接询问），由对方询问本方的证人即交叉询问；5.再次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如有必要可以进行第二轮询问；6.被告方提供证据，原则上不要求被告方提供证据，如果被告方希望作证，则同样要接受对方即起诉方的交叉询问；7.法庭辩论（美国称终结辩论），在陈述和提证的基础上，可以对证据加以评论；8.法官向陪审团作总结提示，包括适用于所控之罪的法律、各种争议问题的证明责任归哪一方等；9.陪审团退庭进行秘密评议；10.陪审团返回法庭宣布陪审裁断，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无罪裁断，法官必须接受，被告人如系审前拘留，则应立即释放被告人，审理程序即告结束；如果陪审团宣布为有罪裁断，则以后由法官判刑。英美法系的判决书由法官个人署名作出，多数意见作为判例，判决书中必须写明判决理由，判决所用的推理形式多用归纳法。

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庭审采用审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rn）。审判长指挥整个庭审，由他主动询问当事人，主动追查犯罪，收集调查证据，按照审判长规定的次序，证人出庭依次作证，审判长还要向合议庭和诉讼双方出示物证、勘验报告、鉴定结论等。大陆法系的参审员（assessor）“[14]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有同等权利，即由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共同听审，共同评议，在判断证据、认定事实和判处刑罚上，均由法官和参审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决定。

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审程序虽已吸收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和辩论原则，但仍有几点不同。1.强调法官在庭审中的指挥作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9条规定：“审判长有权维持法庭秩序和指导审判。”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8条规定：“审判长负责指挥审判。”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在公审期日的诉讼指挥，由审判长进行。”2.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法国的重罪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和9名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德国也是由职业法官和参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但参审员的人数各级法院有所不同。日本不实行陪审或参审制度。3.法官可以主动调查证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10条规定：“审判长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凭自己的荣誉和良心，采取自己认为有助于查明真相的任何措施。”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44条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8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可以请求调查证据”，同时又规定“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现在，意大利的法庭审理以当事人为主而展开，但法官还有权调查新证据，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507条规定：“在取证结束后，如果确有必要，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调取新的证据材料。”大陆法系的判决书以法院的名义作出，推理的形式多用演绎法，法典中的有关规定是大前提，具体案由是小前提，最后推导出结论，即从一般法则推演到特殊事例而后获得结论。

当代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扩大和增设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英国按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7％，美国（包括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占90％，德国占85％以上，日本占94％，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增设了5种特别程序，为了鼓励被告人选用简易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被告人选择简易程序，则减轻法定刑的的三分之一或者减少罚金的百分之五十。

五、救济程序的特点

由于主客观上的各种原因，法官作出的判决裁定，难免不会出现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各国有必要根据其审级制度，设计出各种救济程序加以补救，通常有上诉程序（包括事实上诉和法律上诉）、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

英美法系的上诉程序，在上诉理由和审查范围上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一审案件中被告人自愿作出有罪答辩（认罪答辩）的，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提出上诉，而只能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上诉审法院一般由法官合议，实行书面审，而且是法律审。少数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并且涉及有普遍意义的重大法律问题，才能上诉至最高审级。

大陆法系都有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上诉程序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完备，而且上诉制度与法院的审级制度密切相关，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实行两审终审制的，以一次上诉为限；实行三审终审制的，第二审为事实审，第三审为法律审，如法国、德国和日本。

再审程序与监督程序，前者是对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发现事实有错误而进行重新审理的程序，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均有再审程序。后者是发现裁判有违背法律的错误而依法纠正的程序，英国的审判监督权由高等法院王座庭行使，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也依法行使某些审判监督权，以纠正审判工作中的违法错误。英国还在伯明翰市还设有独立的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CriminalCasesReviewCommission），负责接受申诉并进行审查，如有新证据，认为可能有错误，则转上诉法院处理，至于如何认定，完全属上诉法院的权限。“[15]美国设有”调卷令“程序，当事人不服终审判决，经过特别申请，由联邦最高法院颁发调卷令，进行重新审查，不过获准者为数不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监督审案件由最高法院管辖，统由检察总长提出，如法国和日本，日本的监督程序称非常上告，即检察总长在判决确定后发现案件的审判违背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

㈧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与相同是什么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法系，涵盖了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大陆法系的代表有德国、法国、中国等；而英美法系则当然以英国和美国为其代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不同点的比较，一直都是比较法学家们所热衷的话题。两大法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下面我仅从诉讼程序方面对它们加以比较。 一直以来，比较法学家们都倾向于假定，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法律体系中，相似的需要总是以相似的方法来满足。[1]但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却打破了这一假定。诸如简易民事诉讼的准备和进行、向法庭提出事实的方式、选择或询问证人或鉴定人的方式等的巨大差异，都使这一假定不能成立。而两大法系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差异，则受到了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如地理差异、民族习惯、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等，但我认为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两大法系国家在许多方面不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两大法系的巨大差异。 英美法系中诉讼程序的许多特性，实际上是由一个决定性的事实造成的，即该诉讼程序来源于陪审制。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英国只有在刑事案件中才使用陪审制，而且是在严重的犯罪并且被告主张自己“无罪”时才使用。[2]尽管如此，英国的民事诉讼中仍然渗透着陪审制的传统。而陪审制的影响，使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一样，有许多特定的诉讼程序。[3]这也就使其诉讼程序区别于大陆法系国家。 在大陆法系中，诉讼可以有间隔地划分为多次的审理。因而，对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观点或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一次的法庭审理中提出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反驳。而在英美法系中则大不相同，由于采取的是一次性的审理，律师为了防止同样的事情发生，不但要把自己的论点和证据想清楚，还必须了解对方的论点和证据。因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审判中，如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证据，任何一方都不能轻易地要求休庭。这就使得律师必须在开庭之前会见他的证人，以搞清楚他们会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对于这种行为，德国的律师却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4]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经常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为什么那些能在法庭上以一己之力翻云覆雨的律师总是受人尊敬。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庭审理却总是给人按部就班的感觉，而显得不够精彩，律师很难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既然在英美法系国家中采用一次性审理的模式，那么法官的作用如何呢？在审判开始之前，律师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而法官对于争议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却极不清楚。据认为，法官靠律师通过口头陈述提供全部必要的事实和法律。[5]我们都知道，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上，律师独立地决定传唤哪些证人、提问证人。每个证人都是被一方提问之后，再由另一方进行反提问。提问证人也是律师智慧的体现，出色的律师常常能使对方证人的证词不可信，而无法被法官或陪审团采纳，从而失去了证据的效力。 律师提问证人，而法官一般只注意听取证人的证词。法官如果发言，通常都只是“反对有效”或“反对无效”之类的判断性语句，以决定当事人的问题是否可以被采纳。然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法官是可以提问证人的，但他们为了避免卷入冲突，并且保持中立，而倾向于少开口提问。曾经有一个案例非常经典地从反面诠释了法官这么做的明智，即“琼斯诉全国煤炭委员会”案：在该案初审时法官提问过多，使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提出证据，上诉法院仅据此就将该案发回下级法院重审。[6]这个案例同时也说明了英美法系中“程序优于权利”的原则。 英美的法官在审判中处处表现得较为消极，他们在案件的开始阶段对案情一无所知，必须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因而当事人及其律师就必须发挥主要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获得真实情况的最好办法是让当事人辩论出真实的情况，而法官则只是充当法庭规则的监督者的角色，即“对抗制”的诉讼。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却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如果能让法官发挥较大的作用，可能会更有利于发现真实的情况。因而法官有义务提问、告知、鼓励和劝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全部真实情况，避免当事人的过失导致败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判多少还是带有一些“纠问式”的性质，具有一些官僚特征。[7]对于诉讼的进行和证据的调查皆以法院为主，法官是以积极审判者的形象主持法庭审理。在美国，“对抗制”诉讼程序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这主要是因为，只要是普通法而非衡平法上的请求，民事诉讼的初审阶段仍然由陪审团参加审理。 l 结语大陆法系主要是继承了罗马法而产生的，而英美法系恰恰是未继承罗马法，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如大陆法主要是成文法，而英美法却是判例法等。本文所选取的诉讼程序的比较，只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具体司法制度上的一个差异。研究不同法系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使我们取长补短，吸收别的法系中的好的制度，来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这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处于紧锣密鼓的阶段，在立足于大陆法系成文法的同时，适当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制度等，来充实、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这都需要我们放眼于全球，大胆地吸收、借鉴外国的法律制度中的精华。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 一般来说不同的区分标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就审判机关、审理的依据、诉讼程序的方式及法庭组织等四方面，会产生明显的差异，其简述如下： (一) 审判机关：通常对大陆法系国家来说，其行政案件的诉讼，不归于普通法院管辖，而另外设立行政法院受理，故大陆法系是属于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并行制，成为不同的双轨系统；而英美法系原则上并无行政法院的设立，而刑事及行政诉讼等都归属于普通法院来管辖受理，不另外成立行政法院。 (二) 审理的依据：通常对大陆法系国家来说，乃是以成文法为主，习惯法及判例法为辅；而英美法系美国除了宪法外，其它所谓的法律，都重视不成文法典，故以实行习惯法及判例为主。 (三) 诉讼程序的方式：通常对大陆法系国家来说，通常实行定型的裁判机关；而英美法系通常采陪审制度以及巡回审判制度。 (四) 法庭组织：通常对大陆法系国家来说，通常实行合议制，故法官的人数较多；而英美法系通常采独任制，故法官的人数较少。三、小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就审判机关、审理的依据、诉讼程序的方式及法庭组织等四方面来探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就司法制度的区别，法系的基本了解，有助于我们进入法律的殿堂，更有助于整体法律系统及结构的整体了解，以构建全民都了解法律的社会。

㈨ 快告诉我答案吧，呜呜！大陆法系的鉴定人和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的区别

大陆法系的鉴定人是中立的，是法院委托的，对法庭负责，虽然鉴定人收钱，但是收的是法院或法院指定的缴费人的钱，不对缴费方负责，仅仅对法庭负责（是的，即使你交了钱，我也不对你负责），全球都承认这种鉴定人。
英美法系的鉴定人都声称是“中立”的，但是他们不对法庭负责，他们是专家证人，和律师一样，对聘请方负责，而且这种鉴定人都是很怪的，不仅可以收我方的钱，还可以收对方的钱，还可以在法庭上帮着对方发言，许多国家是不承认这种鉴定人的

㈩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民诉法的区别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一般性差异可以说是历史过程的差异，而某些差异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体中就已经存在，因此追溯两大法系的源头，在源流中比较分析两大法系的差异，找到彼此不同的“遗传基因”，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体制、民事诉讼理论的本质和内核。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的源头是古代罗马法，而英美法系则起源于日耳曼法。因此，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也分别存在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仅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架可以从罗马法中寻找到雏形。而且，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大多数基本概念也都能从罗马法中寻到自己的根。例如，诉权、诉讼标的、证明责任、既判力、诉讼当事人、反诉等等。在大陆法系各国，对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来讲，言必称“罗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样，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民事诉讼操作原则以及民事诉讼的观念都表现出日尔曼的血统。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法最初的法律形态——十二铜表法诞生。以后，罗马法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不断得到发展。到公元五世纪，罗马法经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罗马法之大成的罗马法大会（corpus iuris civils）。尽管以后因罗马帝国的消亡， 罗马法大全也随之暂时消失，但罗马法大全毕竟是人类法文化的精灵，因而不会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纪，经过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得到复活。前后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的注释使罗马法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具有其具体适用性。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当时宗教十分兴盛，教会势力发展迅速。随之，为了规制教徒的教会法也应运而生。教会在有了独自的立法权以后，便将原来的罗马法作为教会法的主体，并通过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终形成独自的法律体系即罗马加伦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于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在宗教领域里实施的罗马法便也扩张到世俗裁判领域。在德国十二世纪以前， 由于存在着各个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所以，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法律规范。但随着经济圈的不断扩大，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领域。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统一的法律规范，即适用于所有日尔曼人的法律。这使罗马法的再生有了经济基础。加之当时德国皇帝接受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使罗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础。

十四、十五世纪期间，德国已经完成对罗马的继承。这个时期，德国所继承的罗马法不再是罗马法大全，还包括在教会法的影响下，通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具有适用性的罗马法。1495年德意志帝国设立最高法院，并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诉讼规则，该规则基本反映了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这些诉讼规则最终形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通法组成部分的民事诉讼法，也称为普通法民事诉讼法。不过，德国此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规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罗马法的诉讼规则，还不能说是已经全面罗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尔曼法的要素。尽管后来德国普通法民事诉讼法随德意志帝国三十年战争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该民事诉讼法对以后德国近代民事诉讼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处于地方分权时期，除了当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法外，各州还分别制定了各自的诉讼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适应这种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国集中了当时法学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时间，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也可以称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诉讼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现在被视为历史的旧德国民事诉讼法与19年后诞生的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罗马法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法国圣路易统治时代（1226—1270），罗马法也进入了法国，并对法国近代和现代民事诉讼体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国对罗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过加伦诉讼法来实现的。而加伦诉讼法自身也吸收了罗马法中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那一部分诉讼规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加伦诉讼法可以说是经过加工的罗马诉讼法。当时，由于圣路易国王反感教会行使裁判权，因而不希望在国王所管辖的裁判所中采用教会的诉讼程序。国王便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但这种诉讼程序因过于繁琐而被社会所排斥。在这种状况下，研究罗马法的法学家们提出废除特别诉讼法，直接导人加伦诉讼法。的确，在法国以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中，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和诉讼理论被部分地保留下来。例如，罗马法中的请求权、诉讼的分类、本权诉讼和占有诉讼的区别、恢复原状之诉等等。

当然，法国对罗马法的继承远远不如德国，因为法国不象德国那样处于各部落割据的状态。虽然法国也并非高度统一，但法国王权的确立使法国的法律相对比较统一。因此，对罗马法继承的愿望就不象德国那样强烈。在诉讼制度方面，法国把罗马诉讼中的一部分引进了法国，并与法国原有的习惯法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独有的诉讼法体系。当时，法国的诉讼法学者更多地是把罗马法当做纯学术上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考虑是否全面地继承罗马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全面继承罗马法，所以，法国法在大陆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国法。法国法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如德国法那样大。法国法尽管属于罗马法系，但不是罗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国诉讼法中还遗留有部分日尔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国、法国，罗马法也为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所继承，其民事诉讼体制具有罗马法“血统”。

尽管二十世纪初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原法律体系的性质，但原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征并没有改变，就民事诉讼体制的外貌特征和基本结构而言，依然还保留着罗马法的形态。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处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内，也都没有因为其社会性质的变异而改变其内存的罗马法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主义法系如果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类方法和根据，则可以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纳入大陆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现形式和结构上，与大陆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虽然与日尔曼没有地理上的联系，但却与古代日尔曼法有着血缘关系——英美法系直接发端于日尔曼法。由于日尔曼法在其历史在发展中背离了本土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丧失了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生存的内在条件，只能作为分解了的片断而存在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律之中，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

历史的发展常常富有戏剧性。日尔曼法尽管没有在本土上继续生存和延伸，但却在异国他乡生根和发展。民族的迁移将带来文化的异动。随着日尔曼各部落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三岛的同时，也把日尔曼法带到了英国。1051年罗曼王朝的建立使日尔曼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了政治基础。因罗曼民族也属于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国王威廉为了长期统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来的习惯法。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便设置了与地方领主的法院相对抗的最高司法机关和地方巡回法院。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统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习惯法的一部分与日尔曼法予以结合，形成了统一的英国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说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尔曼法。[5]以后由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法在美国植根，并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大陆法系区别对应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诉讼方面，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表现出诸多不同。在民事诉讼程序所依据的规范的表现形式、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民事诉讼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限、民事诉讼标的、证据制度、当事人制度、判决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大致分析一下这诸多方面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中有的差异属于“先天性”的，有的差异则是后天所致。这里所说的“先天性”的差异是指差异系由于法系最初形成时所导致的差异。也可以说这些先天性差异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所致。导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差异的“遗传基因”到底是什么呢？长期从事罗马法和日尔曼法比较研究的学者指出，这种“遗传基因”是因为在罗马法中存在着请求权制度，而在日尔曼法中却没有这种制度。罗马法中的请求权制度是整个罗马诉讼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构筑了罗马诉讼体系。

古代罗马法在那时尽管还没有进化到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分离的程度。程序法也没有从实体法中分化出来。因此，当时罗马法的请求权也没有形成象现在这样的实体请求权与诉权分离的权利形态。但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如果当事人具有法所规定的请求权，就可以实现权利的诉讼救济。相反，没有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其权利就得不到救济。将法律规定的请求权作为诉讼程序基础的作法，在罗马法初期的法律诉讼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严格地加以遵守。在该诉讼中，原告必须首先向法律事务官要求得到审理救济的许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张所根据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对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主张合法性的审查就是判断该主张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这两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审理，诉讼便到此为止。如果原告的起诉符合这两方面要件，则诉讼移到下一阶段，即审判官审理阶段。由当事人选择的审判官在这一阶段主要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符合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存在时，原告胜诉。反之，原告败诉。这就使罗马诉讼形成了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罗马诉讼从法律程序发展到非常诉讼程序，请求权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且更加复杂化。罗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顿（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顿只是对具体的案件规范的描述，对一般的人来讲难以理解。经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抽象加工——将事实与规范分离，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和实体请求权与程序请求权——诉权的分离具有了基本的根据。

与此不同，日尔曼法却没有这种请求权制度，也就不存在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理念。日尔曼是由从祖先传下来的各种习惯规范为主体的，没有将权利救济的基础——请求权事先规定在法律之中，而是从纷争事实出发去发现公平解决纷争的规范，从而形成了日尔曼法从事实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国法和美国法中的判例主义、陪审制等等都是从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诉讼目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证明法则、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既判力等等方面差异都与上述两大法系不同的原点和理念相关。

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作用的比较分析

笔者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曾经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即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与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事诉讼之间所存在的模式差异，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理论将其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差异。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在基本模式上都纳入了当事人主义的范围，同时说明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诉讼的作用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这是相对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实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之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是相对于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来讲，可以认为是一种非本质的差异。

当事人主义（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应当注意的是，所谓当事人主义，其含义是相对的，因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和法官的积极性或消极性都是相对的。从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来看，既没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来推动的民事诉讼，也不存在绝对由当事人来控制的民事诉讼，任何民事诉讼体制都是当事人和法官或法院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两方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强弱有所不同而已。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都是相对于对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对某种民事诉讼体制或具体的诉讼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辩论主义上，尽管辩论主义只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者对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概括，但它的确高度的概括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本质。依照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所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依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

尽管英国人、美国人没有象法国人、德国人那样，把民事诉讼中的原则、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论化，概括为某种主义，但体现当事人主义实质的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运行中同样得到贯彻实行。不过，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更为明显和彻底。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除了集中体现在证据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与大陆法系相异的审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结构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可以大致分为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和事实审理程序。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即“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虽然也是诉讼程序，但却不是审理程序。这种程序的目的是“发现”案件事实，法官或法院并不认定事实，只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控制这种程序的运作。例如，哪些事实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实可以不提出。即所谓“非证据开示特权”。在证据开示程序中，完全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各种方法发现和明确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对第三人（例如，证人）的询问也都是由双方相互进行的，程序主导者是当事人而不是法官。与此不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不存在这种单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而设置的非审理程序。在诉讼程序开始后，法官从始至终都要参与案件事实的发现和认定，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更强调法官对诉讼的指挥和控制。例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 裁判长应当命令当事人对全案重要的事实作充分且适当的陈述。有关事实的陈述不充分时，法官应当命令当事人作补充陈述，声明其证据。裁判长为了达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内，与当事人就事实及争执的关系进行讨论，并且向当事人发问。即所谓释明制度。“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同样，法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释明制度。该法第8 条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该法第13条规定，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所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与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各国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密切关系。欧洲大陆国家一般地来讲都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必然会渗透到民事纷争解决领域，使其民事诉讼体制相对于英美民事诉讼而言，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和强调社会利益的特点。法国和德国民事诉讼体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诉讼体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该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两种基本取向对立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这种概括和认识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概念还被用于对民事诉讼具体的微观分析。在微观分析中，只是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视为反映两种不同倾向的标签。在某具体诉讼制度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明显一些，则打上当事人主义的印记，反之，则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以说明该具体诉讼制度的特点。德国和法国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但如果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为某种基本模式的总体概括的话，毫无疑问，德国和法国仍然是当事人主义，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国和美国而已。从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去认识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虽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都纳入当事人主义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从宏观上观察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倾向明显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绝对的当事人主义和绝对的职权主义视为这两种倾向的两个极端的话，英国、美国相比较而言可以定位在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坐标”点上，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大体上可以归入“亚当事人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当事人主义的倾向比英美法系国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诉讼体制以德、法国民事诉讼体制为蓝本，自然也可以定位于“亚当事人主义”。但日本在二战以后，受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响，日本开始吸收美国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体的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如此。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当事人主义特点的“交叉寻问制”。日本民事诉讼对美国民事诉讼某些具体制度的导入，就使日本民事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比其他大陆法国家更为浓厚。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尽管与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类型，但近几年的变化却表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具有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作用的趋势。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是例证。所以，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与原苏联同样定位于绝对职权主义就是不妥当的，大体上可以成为“亚职权主义”。

如上说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因受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相对于原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来讲是比较弱的。不过，近二、三十年来，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作用均有所加强。民事纷争的现代化和大型化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原因。两大法系都面临民事诉讼严重迟延以及在现代性民事诉讼中如何公正解决民事纷争这两大问题。 加强法官在诉讼中指挥作用被认为是促进诉讼迅速进行的良策。德国77年出台的《诉讼简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诉讼的改革，都力图命名法官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也是这样。在集团诉讼中，法院的权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要大的多。法院有决定该诉讼是否构成集团诉讼；法院对集团诉讼代表的更换、集团成员的退出有审查权；法院有权根据集团诉讼的进展，发出各种命令，以保证最合理的进行诉讼等等。

在现代型诉讼中，被害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证据领域。在许多情况下，被害人由于证据不足，事实难以认定，使诉讼常常以被害人败诉而告终。现代型诉讼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给法官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作一个积极的法官，使现代型诉讼有利于被害人。这一要求使法官在证据领域里，扩大其成为必然。例如，在证据收集、证据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事实认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积极性都得到相当的表现。

总而言之，从总的趋势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主义因素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法系民事体制就脱离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而脱变为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增加只是对当事人主义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误解为，既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体制在强化法官的职权，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也应该加强和维持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相反，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应进一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不可能完全转换为英美法系那样的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模式，而应当由目前的亚职权主义向亚当事人主义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