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院改革

❶ 北京高院为何组建1839个审判团队

2018年8月16日报道，建设新型审判团队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重要举措，北京市三级法院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为核心，已组建起多样化审判团队共1839个，审判质效不断提升。8月16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介绍全市审判团队的建设情况。

评选

覆盖各个审判领域和审判类型

今年5月14日，市高院第11次党组会决定，在全市法院开展首届“模范审判团队”“先进审判团队”评选表彰活动，最终从116家参评团队中确定了20个“模范审判团队”，50个“先进审判团队”。

从审级看，共有高院团队4个、中院团队15个、基层法院团队51个；从专业类别看，共有立案速裁团队6个，刑事团队9个，民事团队18个，商事团队10个，行政团队8个，知产团队7个，执行团队10个，未审团队2个；从团队特色看，囊括了高效型、专家型、孵化器型、大要案型、院庭长型等多种团队类型。所评选出的“模范审判团队”“先进审判团队”全面覆盖三级法院各个审判领域和审判类型，较好体现了审判团队建设基层导向。

例如作为模范审判团队代表的一中院陶炜审判团队，是涉众型经济犯罪领域典型的大要案型审判团队。所审理的E租宝案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刑事案件，相关经验还被最高法院向全国法院推广。

作为先进审判团队代表的西城法院童飞审判团队，是金融借款及信用卡领域典型的高效型审判团队。上半年，该团队共审结案件3210件，占全庭结案的47%，全院结案的11%。

“此次评选确定的“模范审判团队”“先进审判团队”，以成效为导向，强调符合审级职能，凸显团队特色，为总结全市法院审判团队建设经验提供了多样化范本。”北京市高院组组宣处处长李洛云表示。

❷ 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首先，确保司法公正，要从人的思想教育抓起，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有什么样的思想，才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作为一名人民法官只有把“三个有利于”放在首位，只有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才能从维护和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发去理解和执行法律，才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才能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才能依法公正、及时地审理好各类案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想当事人所想，急当事人所急”，努力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从另一方面看，有些法院职能之所以发挥得不好，有些法官之所以不能公正执法，甚至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一些法官放松了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把手中掌握的执法权、自由裁量权向“功利”偏移，从而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办案不公，损害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由此，也充分说明了抓公正先抓人，抓人先抓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确保司法公正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制约机制。目前应建立健全五个方面的机制：
一是用人机制。成事在人，人是关键。要按照公开、择优、竞争的原则，改革的法院的人事制度，实行人才合理流动，重点岗位轮换，热门单位交流。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真正让那些能公正执法，能严肃执法的“人才”坐“正座”，上“正席”。
二是自我约束机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让直接办理某个具体案件的某个审判人员独立行使，而是把国家的审判权赋予由院长、庭长和审判员等组成的人民法院独立地行使。在正确理解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强化对审判权的制约，才能有效地保障裁判的公正。
三是审判公开制。公开才能增加法庭审判的透明度，才能使司法审判置于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之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这应视为一条法定原则。因为公开审判在《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都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六月十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宣布：从即日起，凡年满十八周岁的我国公民，可以自由进入第一中院法庭，旁听任何一件公开审理韵案件，新闻记者可以以对法律各负其责的态度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是岗位责任制。院长、庭长、审判员、审委会委员及各审判组织有什么职责，有什么权限，要进一步明确、规范。通过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和健全，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五是审判监督机制。人民法院必须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应自觉接受党委、人大部门的监督。同时，人民法院既应严格按照法律自觉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又应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的监督，还应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各界群众的监督。此外，在法院内部，也应有有效的监督机制，既要监督案件管辖、立案和收费情况，又要监督案件的审理程序、主体认定、适用法律和审限情况。既要监督案件的审理全过程，又要监督案件的审理结果和执行。如有的法院推出了案件督办卡制，有的法院建立了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设立了举报箱，公开了举报电话，有的从社会各界聘请了一些执法监督员，加强了对审判活动的监督，都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再次，确保司法公正，还要敢于查处那些违法违纪枉法裁判者。在不少单位虽然监督措施不少，但落实不力。举报箱、举报电话形同虚设，原因就是群众的举报没能很好落实。因此，在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的同时，应对举报内容认真查处，真追实究，并把举报内容、查处落实情况分门别类，定期公开公布，做到查处有结果，件件有回声，对于枉法裁判者，对于造成错案或有执法过错的责任人，也要敢查、敢追、敢究，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错必改，有错必纠，让犯错者受到警示，让无错者接受教训，杜绝或减少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同时，对于那些严重违法违纪的，还要予以法律制裁，清除出法院，以纯洁法官队伍，不能让害群之马干扰公正司法。
总之，确保司法公正，才能赢得人民群众对于法院和法官的信任，才能树立起人民法院良好的执法形象，人民法院也才能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❸ 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哪个城市

北京。

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2014年11月6日，我国首个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履行法定职责，这标志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司法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新成立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内设4个审判庭，技术调查室和法警队2个司法辅助机构以及1个综合行政机构。集中管辖原由北京市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介绍：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按照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突出主审法官、合议庭的主体地位，努力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其中主审法官实行员额制，首批选任法官22名，4人被任命为庭长，18人通过法官遴选委员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组织的考核选拔。

从北京三级法院经验丰富的优秀知识产权法官中遴选产生，平均年龄40.2岁，91%均为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年限平均为10年，近五年人均承办案件数为438.5件，知识产权审判经验和审判能力较为突出。

以上内容参考人民法院官网-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正式成立

❹ 法院为什么要大量增加审判辅助人员

为了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

该意见不仅指明了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改革方向，而且明确了审判辅助人员来源渠道、来源方式的改革思路。“周强指出，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试点有序推进，谁办案谁负责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初步形成，法官办案积极性责任心增强，办案质效提升，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及相关改革。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跟踪问效，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精准落地，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院，狠抓队伍建设，以良好的纪律作风和公正高效的审判切实体现改革成果。周强强调，要全面推进司法责任制及相关改革，最大限度激发改革内生动力。

要按照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部署，抓紧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确保改革政策落实到位、改革红利释放充分、改革效果明显提升。

要推动司法责任制正确实施，坚持问责与免责相结合，保护法官办案积极性，要正确处理放权与监督的关系，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4)北京法院改革扩展阅读：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简称“四五改革纲要”），

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❺ 最近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哪些

央广网北京月10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会签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今天上午全文发布，《意见》共21条。此项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对于发挥好审判特别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严格侦查、起诉环节的办案标准，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第一条指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张相军分析：“从近年来纠正的重大冤假错案看，往往都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行为。”
这次《意见》立足于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早发现早排除，规定了诸多制度机制。
张相军表示，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重大案件，由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经核查，确有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的，侦查机关应当及时排除非法证据，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法学博士刘静坤认为，证据裁判是刑事诉讼的基石性原则。“从审判程序来讲，证据只有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也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意见》有多条规定强调疑罪从无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对于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对于量刑证据存疑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刘静坤分析，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将进一步明确。“更准确地界定‘刑讯逼供’，明确‘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证据’的一些规则。”

❻ 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几天的新闻

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阴影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除障碍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施行后，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第一类诉讼代理人，也是专业诉讼代理人，使基层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层法律服务所生存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然而在具体的执行中，受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的影响，作为享有审判权的人民法院仍然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行为存在着歧视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在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的诸多观点。正是由于有吴博士观点作支撑，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当事人承办申请执行事务时，才遭到拒绝。
细探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和理论依据，作者发现这个批复的出台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经失效的或需要修订的部颁规定，它的出现使无数有作为、能够为“非辖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的基层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为了基层从事法律服务的同行能够正常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为了司法部高层能听到最底层的声音，作者从四个方面谏言，希望司法部决策层能够及时作出反应，以消除司复[2002]12号批复产生的阴影。
一、从深圳两级法院对基层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不同做法，看两级法院法官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差别执行。
2011年3月以来，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务所执业的作者，开始为以北京人为主的17名出借人，远赴深圳市的两家法院承办被告为深圳市三家私营公司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案件总量为54件，涉案金额为986万元。由于该案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作者先后在深圳两家基层法院进行了4批次的诉讼，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决书全部发生效力。两批17案已经中止执行，准备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2013年9月2日，当作者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等五省市区16名委托人签发的授权委托书、本所的专用函和本人执业证，再次踏进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立案楼，代理这些当事人承办37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执行事宜时，被负责承办执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层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辖区外的案件而拒绝接受相关诉讼文书。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区、罗湖区法院无论是起诉当初的代为立案、出庭代理诉讼，包括前两批17个案件的申请执行，都没有因为作者是一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下简称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门外。
作者向这位女法官再三说明为这些当事人代理诉讼，并不是第一次来深圳，且已经生效的这37案判决书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这位法官依然坚持她执行的正是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
而作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作者认为，既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地位，就不应当看着已经过时的老黄历，再拿已经失效的批复作挡箭牌。况且，十年前司法部一个批复怎么能对抗立法机关的规定，任凭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位法官还为作者支招说，可以由当事人推举诉讼代表人亲自前来法院立案，以解决法律工作者代理权受限的问题。
由于作者在福田、罗湖区法院分别代理的前两批共17件案件已经中止执行，将进入破产还债程序，作者带着草拟的相关诉讼文书来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教。并与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讨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权时，接待法官请示领导后明确答复，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不会受到限制。
在深圳这座高度开放的城市，两级法院审查立案的法官对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说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对《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有正确的认识，业务素质更过硬，同时反映出执法者对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着不同认识。
为了争取37案执行阶段的代理权，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与这位法官交涉。承办法官认为自己无权决定，请示负责立案审查的领导。这位领导很负责任，不仅与作者进行了沟通，还给深圳市中级致电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权的问题，确认作者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后，又给其他基层法院打电话了解对类似情况的做法。最后女法官作出答复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层法院就这么做，并以龙岗、罗湖区等法院都是这种做法为由拒绝。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给个书面答复，该法官答复可以，但须领导给出编号。等了好大一会儿，该法官告诉作者，已请示领导不能给予书面答复，也拒不接收相关诉讼文书。为了说服作者，这位法官还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作为其拒绝的依据。
两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其直接后果便是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为了节省资源、节约时间，征得委托人代表同意后，作者与深圳市一家规模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将这批37案的执行事务转交当地律师代理。
作者代理的诉讼案件，真正符合“本辖区”条件者少之又少，也没有被拒之门外。这是作者本人从业24年来，因法院执行司法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第一次被法院剥夺诉讼代理权。
二、其实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当时引用的条文已经失效，却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仍大行其道，且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不顾法律工作者当时已经走向法律服务市场的现实，援引的又是已经过时、失效，且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颁布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总则部分第六条规定“乡镇法律服务所应当立足基层，主要面向本辖区内的政府机关、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组织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时有效”，根据该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定位为“主要面向本辖区”，而没有限定非本辖区。却在分则部分的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出现“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限制性的规定。
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如果分则部分的规定违反总则部分的规定，应当作为无效条款来看待，却在当时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况下，加上拟稿人、审稿人法学理论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严谨的规定。因为法律服务业本身包括诉讼代理服务业务。事实上，当年中国的法学人才已不再匮乏，司法部应该有一批法学专家、法律专业人才。如果当时有人能够意识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发布之前将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删除便可。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这项规定出台的历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样拿着政府的工资、使用着政府的经费，穿着与公安、司法助理员一样的警服，还从事着非法律服务工作，其工作性质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时应当肯定，当时全国基层法律服务正方兴未艾，多数法律服务工作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出台“工作细则”在特定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制定的基础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根据暂行规定第九条“乡镇法律服务所实行‘有偿服务，适当收费’”的原则。……那时还没有全面推行“两不四自”。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司法部当初的本意已经是鼓励、扶持这个行业的发展，而不是进行打压、限制它生存、发展的空间。
之后，司法部又倡导“不占编制、不要经费”，提出法律服务所走“自主执业、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道路，其意图正是为法律服务所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当时对法律服务所代理诉讼业务加以限制，更多的顾虑可能来自对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的担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发布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发布的《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同时废止”，那么到2000年4月1日之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这部曾经指导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建设、发展的部颁规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这部新制定的部颁规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做法是，将“乡镇法律服务”变更为“基层法律服务”，两字之差确实是一种进步。按照常识和发展的眼光，曾与《关于乡镇法律服务所的暂行规定》相配套的细则、解释，如不修改重新发布便将作废。
十分遗憾的是，就在新规颁布实施9个月之后，司法部竟不当引用效力待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
这份批复是“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
根据逻辑学大提前错误，其推出的结论必然错误的基本原理，在《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础的情况下，作出“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结论肯定错误。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批复的存在，将我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十余年，给工作优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的却是灾难性后果，它束缚了有能力的基层法律工作者的手脚。其间，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否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的请示》(苏司办2002)69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发现，“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诉讼代理人的地位，明确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于1991年针对政府拨款的法律服务所而制定的《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却依旧未改，仍令行于当今自收自支的合伙制法律服务所”。孔维克委员同样认为，“这一限制性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工作者列为诉讼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综合评价这个批复，不仅没有起到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的作用，没有给基层法律工作者带来工作便利，反而给没有执业资格的其他人员代理诉讼留下了存活的空间。从现实意义看，它的存在将制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顺利实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诉讼的拌脚石，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吴兆祥博士对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及性质所持之观点，既没有考虑法律工作者产生的历史背景，更没有发现《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存在的缺陷，也忽视了已经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务所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从发展的眼光正视民事诉讼法作出的新规定，所发言论颇具消极意义，对法律工作者开展“辖区外”诉讼代理业务产生的影响深远。希望吴老能够更新观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
《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法学博士吴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简称吴文）认为，“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业务包括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但是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复[2002]12号）《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规定：根据《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因此，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这是在代理诉讼业务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主要区别。（见吴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认为，吴兆祥博士可能没有认真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史，也忽略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出台的背景，更没有根据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细梳理新法与旧法的关系，上位法与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没有质疑该批复是否合规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复[2002]12号批复，因而才作出“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诉讼业务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结论。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还指出“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民事诉讼，是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见吴文P117倒数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颁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执意要把基层法律工作者划入“作为律师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种形式”，显然是对取得执业资格的基层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不尊重，或者说是对基层法律服务整个行业的岐视，也没有将司法行政机关核发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当回事。
吴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后指出“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诉讼代理人，就其诉讼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为公民代理，还是成为一种独立的代理人类型尚需进一步研究。（见吴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认为，从吴兆祥博士的说法可以看出，吴兆祥博士显然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没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机关已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并列为同一层次的诉讼代理人，说明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师就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还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资格的渠道、条件不同，核发证件的部门不同，而称谓有别。但发证机构都是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下的两个工作机构。若再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显然与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试想，如果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机关真得采纳了吴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见，在修改《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或更高级别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条例》、《基层法律服务法》时，真将其观点溶入其中，那么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基层法律工作者将再无出头之日。最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机关作出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与律师并列的民事代理诉讼地位变成一纸空文。
为此希望吴兆祥博士能实身处地考虑一下基层法律工作者面临的现实困难，在《民诉法修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再版时，将第十一章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免继续以误传误，成为各级法院法官阻碍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代理诉讼的挡箭牌。
四、要改变人们的偏见，最终须从顶层设计着手，取消这些不适时宜的规定。在新规一时难以出台的情况下，最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废止司复[2002]12号批复，为基层法律服务所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基层法律服务业本来已经步入了正轨，法律工作者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如吴博士称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组织了首次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统一考试。2000年底，全国基层法律服务共有工作者总数达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达到57561人，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总数的47%。”（见吴文P117倒数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复[2002]12号作出《关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不能代理当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辖区内的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案件的批复》，却如当头一棒，给正在处于发展时期的法律服务业戴上了“经箍咒”。
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服务群体，多数同志完全能够胜任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却让他们各自为阵、划地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执业证确定的执业机构所辖区域内从事代理诉讼业务。
就此河南律师马玉峰认为，司复[2002]12号批复，对法律工作者的执业地域进行限制，即“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执业的辖区内就无权代理案件。那么就明确禁止了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地办案，成为好些律师、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认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今天，乡镇、城区街道基层法律服务要发展、要生存，就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服务。作为市场主体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应当拒绝非区域当事人的服务请求，同时也没有理由拒绝为非区域当事人提供服务，如此做法势必剥夺了法律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当今交通、通信如此发达，对基层法律服务的“执业区域”限制事实上已成为不可能。
再则，法律服务所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职能，也没有任何上拨经费，它不会将有服务需求又送上门的客户拒之门外。
作者认为，这样规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制约了服务所的业务来源，给并不景气的法律服务所带来生存压力。无须讳言，业务开展较好的法律服务所没有一家不越过这条“红线”去执业。而没有能力代理诉讼，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将法律服务所设在当事人的家门口也没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务所，如真严格司复[2002]12号批复的规定，可能早已关门停业，改行另谋生路。事实上，全国多数地区的法院包括北京市，并没有因为非辖区当事人委托的案件而限制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连深圳市两级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规定“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确实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多少年来，为了法律服务所的生存与发展，无数的法律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法学界专家奔走呼吁，撰文立说，试图改变法律工作者当前的命运。列举如下：
2008年6月4日，《记者观察》杂志记者张鹏在《10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面临存废之争》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认为，国家既然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颁发了“准生证”，就应当允许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工作权！”
2008年6月1日以后，部分省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求与司法部高层领导人就“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问题进行对话，却至今没有下文。因为法律工作者没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无法通过上级协会向司法部高层表达诉求。
当年4月3日，作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蜀汉法律服务所主任李双德与司法部公证律师工作指导司基层法律服务处处长蒋建峰，探讨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诉讼代理权和《基层法律服务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法院办理诉讼业务中的障碍。反而因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并不适当的批复，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门外。
在法律服务所摸爬滚打过、已取得律师资格的河南黎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玉峰，客观评价道“法律工作者来自于乡村，法律工作者由于生在农村，同情弱者的观念较强，代理案件有着相当强的责任感，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代理费的收取低廉，有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亚于律师。由于法律工作者服务基层，扎根基层，案源业务不断的扩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让基层法律服务业能有健康发展的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孔维克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上提案指出，“由于基层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权经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着‘断奶’又‘断粮’的窘境。”为此建议，“司法部废止1991年9月制定的《乡镇法律工作者业务工作细则》，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业务管理办法以适应新的法制环境，扩大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服务范围和领域，让这个群体能够在跨区域的竞争服务中得到锻炼提高，给基层百姓提供更多的选择”
湖北省京山县坪坝法律服务所主任王伟，深深感到，“在农村，离开了法律约束的经济活动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离开了法律指导的改革问题多多，多半失败”，为此在《当前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探讨》一文中呼吁，“司法部应借鉴《律师法》和《公证法》的起草和颁布过程中的经验，尽快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些内容已过时的司法部59号令和60号令修改后上升为行政法规或法律，确保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能依法执业。或者由司法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律师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六条进行修改，然后作出立法解释，将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诉讼代理业务上升到法律许可的范围，这也是当前基层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参与过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北京地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现状及对策研究》调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桐桐，发表专著建议制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
当然，希望废除法律服务所之声也不绝于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处向社会发布《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修订草案，使作者很兴奋。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
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作者撰写了《只有成为市场主体，才有更大生存发展空间》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领导曾来所进行调研，对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给予肯定，作者所持观点或许能为高层立法有所帮助。
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出台一部新规需要经历的程序或步骤可能还会太多。为了消除司法部司复[2002]12号批复造成的阴影，作者建议，可否考虑由某个省级司法厅就是否继续执行《乡镇法律服务业务工作细则》第二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位于本辖区内”的规定向司法部作出请示，由司法部以批复的形式予以撤销司复[2002]12号批复，或以已经过时为由不再适用此批复作出批复。
司法部如果能及时出台这样一个新批复，便可解决基层法律工作者“跨区域”诉讼代理的问题，为基层法律工作者顺利开展民事诉讼代理扫清障碍。

❼ 北京推出网上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 及时“看住”被执行不动产

今后法官可网上查询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填写完整的查封、续查封或解除查封信息，网上推送《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不动产登记部门网上办理相关登记。
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改革部署，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联合推出了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和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系统直连对接、网上办理不动产查封登记的改革举措。
此项改革措施将之前协助执行工作从手递手往返多次人工办理模式，提升到网上直接办理，实现了跨越式升级，使查封登记工作更加便捷、准确、高效、安全。
法院工作人员直接使用执行办案系统通过政务网上传电子《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不必再到不动产登记窗口排队办理或通过邮箱交换文书；登记工作人员通过网上受理后，不再收取查验任何纸质材料，直接按网上提交的权威数据办理业务，申请、受理、办理、反馈全流程网上办理，真正实现了数据跑路。以往需要2-3天甚至更长时间办结的工作，现在实时即可办理完成。

法院工作人员可直接登录系统实时查询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和查封情况，确保法院所作出《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标的物准确，登记工作人员据此进行查封登记也将更加快速准确。

只要法官提交了查封信息，不动产登记部门就能及时收到，及时“看住”被执行不动产，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及北京法院执行办案系统实时共享联动，均留存有登记信息查询及办理过程数据，严格使用权限保证查封和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

❽ 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下一步该怎么推进

实行检察官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本次推进会对进一步完善员额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科学合理配置检察官员额
一是要在全省范围内合理配置检察官员额。省级检察院要根据各层级检察院的功能定位和不同地区检察院的实际情况，坚持向基层检察院倾斜，对全省的员额进行整体规划，使检察官员额在全省检察院之间合理配置。
二是要从检察机关不同业务特点出发，把“以案定额”和“以职能定额”结合起来。同时要注意平衡不同业务类别检察官之间的员额数量，保持工作量大体均衡。
（二）合理设置入额条件、标准和程序
2016年6月26日上午，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批计入检察官员额考试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行，来自该市22个检察院的1642名检察官参加了考试。
一要把握好入额条件。对于已经具有检察官身份的，只要符合确定的报名条件，都应该允许和鼓励他们通过遴选成为员额内检察官。
二要完善遴选程序。关键是设置科学合理的考试考核办法。
三要重视遴选结果的公平公正。对入额的条件、标准和程序，各地在符合中央精神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规定，要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
四要建立退出员额制度。结合完善检察官履职评价机制，对不能独立办案、办案数量质量达不到要求或又离开办案部门的，要退出员额。
（三）员额制改革须正确处理好三类人员问题
2015年12月，重庆首批161名员额内检察官宣誓就职。
一是正确处理好领导干部入额和办案问题。入额的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带头直接承办具体案件，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二是妥善解决具有检察官身份的未入额人员的有关问题。不仅要在职业保障和薪酬待遇方面落实好相关政策，而且要考虑如何根据未入额检察官的年龄层次、自身意愿、能力素质等实际情况，为他们确定不同发展方向和新的定位，充分发挥作用。对于符合入额条件，但由于员额限制没有入额的，可先转任辅助人员，待有条件时再逐步择优入额。
三是充分调动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加强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队伍建设。中央明确，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收入在实际操作中按司法辅助人员的政策办理。
发挥司法责任制的先导作用
完善司法责任制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核心地位。各地检察机关要继续深入贯彻并细化《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把《意见》提出的改革措施全面落实到位。
（一）要全面正确理解司法责任制的内涵和要求
检察机关的司法责任制改革，要从检察权的属性和特点出发，通过界定不同种类业务各层级检察官的职责权限，突出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并建立相配套的司法责任体系。
（二）制定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
权力清单是司法责任制的基础，其基本功能在于明确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的职责权限。
权力清单的制定——
♢既要分业务类别，又要分检察院层级，逐步稳妥进行；
♢既要遵循司法规律，又要符合检察职能特点；
♢既要考虑如何放权，又要考虑如何监督。
（三）组建好办案组织
在确定入额检察官基础上，配备好辅助人员，组建办案组织是改革的重要环节。
一是明确检察官助理职责及法律地位问题。
二是在配备辅助人员时，要结合不同类型检察业务的实际、案件复杂程度，以能保质保量完成办案任务、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宗旨，并符合诉讼法的要求。
三是为保障检察官能够有效调动检察官助理的积极性，检察官应当参与或负责对检察官助理的业绩考核。
（四）处理好依法授权和加强监督制约的关系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既要强调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做实检察官的权力，又要强调加强监督制约，保证检察官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
有的省权力清单对侦监、公诉类业务放权相对多些，对诉讼监督类业务部分放权，对职务犯罪侦查类限制授权。有的省开始时对检察官授权的幅度较小，随着条件不断成熟逐步扩大授权。这些做法符合实际，可以继续探索。
同时，放权以后还要加强管理和监督，保证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不少地方有一些好的措施，比如完善检察业务管理、流程管理，建立检察官联席会议、案件质量评查、司法责任评鉴、检察官司法档案制度等，各地可相互学习借鉴。
2015年6月，山东省昌邑市检察院对已经结案的1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专项集中评查。
（五）正确理解司法责任的认定
根据《意见》规定精神，对司法责任的认定，最重要的是坚持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一致的原则。实践中即使发生了错案，只要检察人员没有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或者没有重大过失的，不能追究司法责任。
认真抓好内设机构改革一些试点地区检察院已完成“大部制”改革。
四级检察院的定位和承担的任务不同，在内设机构设置上不能要求完全对应。根据中央政法委部署，最高检已制定了省以下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
（一）总体考虑
按照精简、务实、效能的要求，遵循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坚持扁平化管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整合内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二）改革重点
内设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基层检察院，省市检察院具备条件的也可以进行。
（三）改革思路
坚持机构设置重点向业务部门倾斜、人力资源重点向业务部门和办案一线配置。
科学设置办案组织、划分部门职责。要防止简单合并机构，影响检察职能整体发挥和检察管理改革的发展要求，影响检察业务专业化建设和不同职能之间的监督制约。

❾ 谁能告诉我法院改革后以前的档案在哪里保存

如果是公开上网的判决书你可以在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如果不公开的话可以去找审判法官要一份或者拿着身份证去法院档案室复印，如果请了律师代理的话和律师要也可以。

❿ 当前全市两级院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有何意见，建议

并没对缓刑提出修改两会对深化司法改革情况：1.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深入推进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试点，认真落实人民法院65项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努力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一是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解决立案难问题。全国法院于去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变审查立案为登记立案，对依法应当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当场登记立案率达到95%，基本解决立案难问题，为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敞开大门。加强立案监督，杜绝有案不立、拖延立案、年底不收案等现象，把方便带给群众、把困难留在法院。依法制裁违法滥诉、虚假诉讼，维护正常诉讼秩序。配合立案登记制改革，推进网上申诉信访和视频接访工作，实行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案件，健全信访听证制度，进一步落实信访终结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接待群众来访人数同比下降12%。二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建设，实现工作重心下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创新工作机制，立足深圳、沈阳，在巡回区开展巡回审判，妥善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就地化解矛盾，解决群众往来奔波、诉讼不便等问题。两个巡回法庭共审结案件件，被群众称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发挥改革“试验田”、“排头兵”作用，实行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和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审判质效。三是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建设，解决诉讼“主客场”问题初见成效。为平等保护本地、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排除各种干扰，积极推进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两个跨行政区划法院审结案件2961件。北京四中院推进行政应诉工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到100%，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上海三中院建立庭前释明等制度，杜绝非法干预，案件审结后服判息诉率达到100%。四是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知识产权案件9872件，专业审判水平明显提升。创新机制，突出主审法官主体地位，探索审委会直接开庭审理案件。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帮助法官查明技术事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把专业机构关于技术问题的意见写进判决书，增强裁判公信力。五是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升审判质量效率。针对审判中存在的行政化、层层审批、权责不清等问题，出台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意见，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审判团队案件，提高案效能。严格落实对干预案件进行记录问责的“两个规定”。推行院庭长案常态化。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结合，院庭长不再签发未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同时加强审判管理和监督。相关试点法院审判质效明显提升，上海法院法官人均结案187件，贵州试点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量同比增长2至4倍。六是深化执行体制机制改革，努力破解执行难问题。完善网络查控体系，连通2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与有关部门联网，实现网络查控、远程指挥功能，在解决“被执行人难找、财产难寻”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河北、浙江、广西等地法院积极开展审执分离改革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湖南、内蒙古、辽宁、江西等16个省区市法院建立异地执行协作机制。加强信用惩戒，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3个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对失信被执行人从事民商事行为、担任重要职务等进行全面限制。扩大限制高消费范围，新增限制乘坐高铁和一等座以上动车席位等措施。截至今年2月，各级法院采取信用惩戒措施467万人次，将338.5万名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公开曝光，35.9万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义务。各级法院受理执行案件467.3万件，执结381.6万件，分别上升37%和31.3%。坚决维护司法权威，敢于碰硬，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不论是什么人，坚决依法制裁，对1.4万人决定司法拘留，对1145人给予刑事处罚。七是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提高司法公信力。针对一些案件审理程序不规范、类案不同判等问题，健全审判监督指导机制，统一裁判标准。制定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司法解释24件，促进司法公正。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山西、辽宁、湖北、宁夏等地法院出台落实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规范法官裁量权。加强案例指导工作，发布指导性案例12件，统一司法尺度。八是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进一步提升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扎实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发挥法官遴选委员会作用，指导试点法院严格执行员额比例，严格法官入额标准，上海、广东、海南、青海等18个试点省区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额工作，提高了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充实了一线审判力量。参与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审判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