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李国光

❶ 李国光的介绍

李国光，人物名。知名人物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甘肃省冶金高级技术学院高级讲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等。

❷ 物权中有可能产生哪些财产上的权利冲突

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规则2008-11-2 【大 中 小】
——中国法律经验的总结和评析

关键词: 物权/债权/权利冲突/优先效力

内容提要: 物权法中的权利冲突表现为物权和债权的冲突以及物权之间的冲突，解决前一冲突的规则通常是物权优先于债权，但根据法律的特别安排，租赁权等特定债权能优先于物权；解决后一冲突的规则通常是顺位，即根据物权设定先后次序来排列同一财物上负担的限制物权的实现顺序，此外，还有限制物权优先于所有权等根据物权特性以及当事人意思表示来决定物权地位的特殊规则。

由于物权的客体通常可反复利用，但又具有稀缺性，在负载某特定物权之外，它还可能成为债权或者其他物权的标的物，一旦客体的价值有限，就会导致这些权利产生冲突，物权法学理中所说的物权优先效力就是解决这些冲突的基本规则，其重要意义毋庸赘言。物权法上的权利冲突，主要表现为物权与债权的冲突以及物权与物权的冲突，由于物权和债权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两类冲突的性质也完全不同，分别要适用不同的规则，解决前一冲突的规则属于外部规则，后一规则是内部规则。不过，任何一部物权法都没有集中规定这些规则，它们分散于同一物权法的不同部分、甚至于不同的法律中，我国同样如此。本文主要根据我国法律文本和实践，总结相关经验，以供适用和检讨。

一、解决权利冲突的外部规则

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物的权利，债权是特定人之间的请求权，没有直接支配物的权能，正是因为物权的直接支配功能，导致其与债权无法两立时，能排斥债权而优先实现，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物权优先于债权”。但这并不绝对，法律中的权利无非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当特定债权被赋予特殊价值时，它将排斥物权，从而形成例外。

（一）原则：物权优先于债权

学理上一般把物权优先于债权的规则细化为以下两种情形：（1）在某财产既为债权给付的标的物，又为物权的客体时，无论物权成立时间先后，物权优先于债权；（2）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上存有限制物权，就出卖该特定物所得的价金，限制物权人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人受偿的效力。[1]情形一又可以细分出以下规则：

第一，当非同一权利人的所有权和债权共同指向某物时，只要所有权人不受该债权约束，由于所有权是完全物权，具有强烈的对抗力和排他性，而相对性的债权只能约束特定当事人，要承受所有权的排斥，故所有权优先于债权。

第二，某特定财产既是不以租赁为内容的债权给付（如买卖、借用）的对象，又是限制物权的客体，则无论成立时间的先后，限制物权优先于债权，债权人既不能请求除去该物权，也不能请求物权人交付或者移转该财产。

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第66 条、《物权法》第190 条第2 句，某特定财产既是限制物权的标的物，又是租赁合同的客体，由于租赁合同具有物权化的特点，此时，应参照物权之间的内部效力规则，成立在先的物权能排斥成立在后的租赁债权。

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 条，在一物两卖等同一财产被处分数次的情形，先通过公示取得物权者，即使其债权成立时间在后，也能排斥成立时间在前的债权。

情形二之下的规则大致包括：

第一，根据《担保法》第56 条、《物权法》第170 条、《企业破产法》第109 条，债务人的财产设定了担保物权，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担保物权人就标的物变价后的价金，优先于一般债权而受偿。

第二，在某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后，又设定典权等限制物权，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若无人应买或者所出价金不足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执行法院可除去典权，重新估价拍卖，所得价金于清偿抵押权所担保债权后，如有余额，典权人可以优先于一般债权人而受偿。[2]

（二）例外：债权优先于物权

在特定情形，法律为了维护债权人的群体利益，给予特殊保护，使其优先于物权，形成债权优先于物权。

1．租赁权

租赁权是承租人基于租赁合同而对标的物进行使用、收益的债权。在传统民法中，出租人是独立的物权人，与其相比，要依赖于他人之物才能生存和发展的承租人被视为弱势之人，特别是为了保护住房承租人的生存利益，不至于让其承租利益因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而受新主的排斥，遂有“买卖不破租赁”制度的产生，这也是租赁权物权化的标志。

在我国，该规则早先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19 条第2 款：“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移转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新房主继续有效。”该规定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意旨，体现出对承租人生存利益的特别保护。之后，《合同法》第229 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这使得无论何种标的物的租赁权均可物权化，如此一来，反倒模糊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政策定位，因为与住房租赁等不动产租赁相比，动产租赁并不包含保障承租人安身立命的价值，让它与不动产租赁权一样被物权化，难言合理。[3]

为了在担保关系中体现出租赁权的物权化，《担保法》第48 条规定：“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这与《民法通则意见》第119 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229 条规定的租赁权只要有效成立即可对抗新主所有权的规则不同，抵押人是否履行书面告知承租人义务，似乎成了租赁权能否物权化的前提，租赁可否破除买卖完全控制在抵押人之手，这就失去了“买卖不破租赁”的意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看来，抵押人书面通知承租人的义务是为了落实《民法通则意见》第118 条规定的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而为的制度措施，并非影响租赁合同效力的因素，[4]故而，《担保法解释》第65 条将《担保法》第48条修改为“抵押人将已出租的财产抵押的，抵押权实现后，租赁合同在有效期内对抵押物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其实，如果着重考虑租赁权的物权化特色，当它与抵押权共存于同一财物上时，应适用权利冲突的内部规则，成立在前的租赁权当然可以对抗成立在后的抵押权，反之亦然，《担保法解释》第65－66 条体现了这一点，值得赞同。

这一立场同样反映在《物权法》第190 条：“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

不过，它不是《担保法解释》第65 条至第66 条的翻版，其特点在于：（1）明确了租赁权对抗抵押权的时间点，即抵押合同的订立，此时，依据不经公示，物权不变动的规则，抵押权并未设定，成立的仅仅是抵押合同之债，而从抵押合同成立到抵押权通过登记而设定之间还有一段时间，这样，即使租赁权在抵押登记之前存在，但只要它后于抵押合同成立的时间，也不能优先于抵押权，这对租赁权的物权化限制得更为严格；当然，依据不经公示，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规则，抵押权因抵押合同的成立而设立，之前的租赁权可以优先于抵押权。（2）明确了可优先于租赁权的抵押权范围，即已经登记的抵押权，虽已成立但没有登记的抵押权纵然设定时间在前，也不能对抗租赁权，其原因应当是登记为承租人提供了相关信息，让其明知抵押权存在的事宜，进而在信息完全充分的基础上作出是否承租的判断，一旦判断肯定，承租人就要承受抵押权存在的事实，这实际上将因抵押合同成立而设立的、同时也没有登记的抵押权排除之外。这样一来，将租赁权优先于抵押权的时间点设置为抵押合同成立之前，反倒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只要没有登记，租赁权就能对抗抵押权，抵押合同其实对租赁权的优先效力不产生实质影响，实不如将该时间点设定为抵押登记之前。

2．职工劳动债权

劳工在近现代社会也被视为典型的弱势群体，法律给予特殊保护，其中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优先保护劳动债权，比如，根据《海商法》第22 条第1 款第1 项和第25 条第1 款，船长、船员和在船上工作的其他在编人员根据劳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请求权优先于船舶留置权和船舶抵押权。不过，在《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前，职工债权和担保物权在破产清算时，何者为优，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因为优先保护前者是以人为本，优先保护后者则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取舍，难以决断，这可谓是《企业破产法》最难以选择的难题。[5]《企业破产法》第132 条最终确立了担保物权优先的一般规则，但也有例外。

3．购房消费者的债权

购房消费者是另一个弱势群体。鉴于我国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收入不成比例，房地产市场交易不规范，房地产商占据了强势地位，购房消费者难以知悉所买房屋的具体负担情况等现实，最高人民法院特别保护购房消费者对房地产商享有的请求移转房屋所有权的债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下称《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第1 条至第2 条，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买受人的请求权可以对抗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以及其他债权人就该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权。据此，只要购房消费者交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其请求权即可对抗其他物权，至于其是否占有房屋，在所不问。不过，该房屋上的抵押权应没有通过登记公示，否则，视为购房者自愿承受该权利，或者购房者懈怠保护自己的利益，根据《担保法解释》第67 条，购房消费者的债权不得对抗抵押权。

4．预告登记的债权

预告登记的对象是债权，它是债权物权化的重要表现。[6]《物权法》第20 条明确规定了预告登记，此前，我国一些地方性法规也规定了该制度，比如，《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中预告登记的对象是预购商品房和房屋建设工程的请求权，经过预告登记，债权人能排除其他人取得将来的房屋物权。需要说明的是，预告登记债权之所以有优先效力，基本上是为了防范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之间的时间差对物权受让人的风险而设，这不同于以上几种优先性债权所蕴涵的保护弱者的社会政策考量。

5．其他债权

在我国，法律赋予优先效力的债权至少还有：（1）《海商法》第22 条第1 款第2 项至第5项、25 条第1 款规定的船舶营运中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船舶吨税、引航费、港务费和其他港口规费的缴付请求、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以及船舶在营运中因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赔偿请求等债权；（2）《民用航空法》第19 条第1 款、第22 条规定的援救该民用航空器的报酬、保管维护该民用航空器的必需费用等债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 条规定的被拆迁人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请求权。

二、解决权利冲突的内部规则

一物上存有数个有冲突的物权时，物权法通常采用“时间早者权利先实现”的规则，[7]我国也不例外。当物权公示能决定物权变动时，物权的标志就是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交付，它们出现的时间将影响物权的实现顺序，公示在前的物权具有优势地位，该规则被称为顺位，主要适用于同一物上的数个限制物权之间、或者限制物权与预告登记之间。一般规则通常伴随例外，顺位规则也不绝对，比如，不同特性的物权之间会遵循其他规则，限制物权即可优先于所有权而实现。

（一）顺位规则

顺位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之外，按照限制物权设定的前后顺序决定其实现顺序。在不动产物权（如房屋抵押权）和权利物权（如专利权质权），顺位以登记为标准，在动产物权则以交付为标准。[8]至于当事人约定的设定物权的合同，在其内容尚未被登记之前，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义务状况，不能成为确定顺位的标准。由于不动产物权之间的冲突在实践中更常见，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基础的顺位更富有法律技术含量，本文以下主要讨论不动产物权的顺位规则。

在不动产物权，顺位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登记簿，为了使物权能够有序地在登记簿中得以表现，就必须整理物权在登记簿中的存在空间，相同性质的物权应在同一栏目之中，这样，就可以按照栏目簿页空间上的前后位置，来排列物权实现的顺序，即物权登记空间位置在前者，有优先顺位，反之，顺位在后。

不同类型的物权则应位于不同的栏目，这导致它们之间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登记空间前后排列顺序，而应依登记时间顺序为标准来确定顺位。登记时间通常以登记簿记载的登记时间为准，而且，基于物权公示的推定效力，无论登记簿中记载的时间是否真实，法律都推定其真实可靠，这样，登记时间在先的顺位优于登记时间在后的顺位；记载时间相同的，顺位相同，此时，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来公平衡量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关系。[9]虽然登记簿记载的时间存在先后顺序或者相同，但是，如果登记簿注明登记申请日期或者登记机关收到登记申请日期先后的，或者提出顺位主张的当事人能够证明登记申请日期先后的，则应以登记申请日期的先后顺序为准。[10]这一标准是对顺位更为细致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登记时间和申请时间的计算单位，但根据《担保法解释》第58 条第1 款，当事人同一天在不同的法定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视为顺序相同，由此，该计算单位应是“天”，即同一天递交的登记申请如果都符合法律要件，则应在同一天登记，这些权利的顺位相同，根据《担保法》第54 条第1 项、《物权法》第199 条第1 项，抵押权顺位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然而，这种规则并不符合客观上存在的先来后到的顺序，即使两项登记申请在同一天，但只要申请到达登记机关的时间有先后，就将导致顺位也有先后之别，不宜用“天”为基本计时单位来模糊处理。对此，我们宜借鉴德国的经验：两项登记申请虽在同一天，但在不同时间到达土地登记局，应在登记簿中通过顺位附注方式清楚标明，先提出申请的权利优于后申请者；[11]或者借鉴瑞士经验，登记机关在接受登记申请时，宜清晰标注申请到达的钟点并按照先后顺序编号。[12]

（二）特殊规则

根据物权的不同特性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可以适用不同于顺位规则的特殊规则，主要为：

1．限制物权的优先效力

限制物权的有效存在，是所有权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所有权人自愿承受负担的表现，故而，所有权要受到限制物权的限制，只有在限制物权消灭后，所有权才能恢复其本有状态，因此，所有权总是滞后于限制物权。

2．登记物权的优先效力

当某物上有数个物权存在，其中有登记外观的物权优先于无登记外观的物权，具体而言：

第一，基于登记的对抗效力，原因行为成立即导致物权变动，但不登记者不得对抗第三人，那么，根据《担保法》第54 条第2 项和《物权法》第199 条第2 项，登记的物权能对抗没有登记的物权。另外，尽管同一物上的数个未登记物权的原因行为的有效成立时间会有先后顺序，但由于未登记的物权不具有对抗力，无论成立时间先后，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对抗，而是处于同等地位，就此而言，《担保法解释》第76 条和《物权法》第199 条第3 项修改《担保法》第54条第2 项按照抵押合同生效时间排列未登记抵押权的先后顺序的规定，改为各抵押权人按照债权比例受偿，值得赞同。

第二，与登记的公开性、稳定性和公信程度相比，动产占有显得更隐秘、不稳定，也不那么公信，动产物权的设定也不如登记物权那样明确，当事人完全可以在设定登记物权后再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移转占有的动产物权的设定在先为由，对抗登记物权，[13]故而，在同一物上既有登记抵押权也有质权时，根据《担保法解释》第79 条第1 款，登记的抵押权人优先于质权人受偿。不过，基于登记的对抗效力，未登记的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据此，未登记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动产质权，而不宜按照权利产生的时间先后来排列它们之间的顺序。

3．法定物权的优先效力

法定物权是无需当事人约定，只要符合法律规定要件即可当然产生的物权。与意定物权包含的由私人进行计划安排的特性不同，法定物权则是立法者根据社会公益或者特定社会政策而作出的强制性安排，具有优先效力，比如，根据《物权法》第239 条、《海商法》第25 条第1款和《担保法解释》第79 条第2 款，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和质权。

法定的不动产物权属于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的产物，适用登记的宣示效力规则，故而，无需登记即可设定，并能排斥登记物权，比如，根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批复》第1 条，建筑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优于抵押权，这也是学理上通常所谓的费用性担保物权优先于融资性担保物权。但是，费用性担保物权虽然无需登记就直接排斥他人利益，而无论先前已经存在物权是否登记，这将使既有的融资性抵押权失去意义，并导致其他物权人或债权人采用措施来排除风险，从而产生诸多经济成本。[14]为了摆脱这种困局，可能比较好的出路，还是借助登记，将费用性法定抵押权公示于众，使得其他人能获取较充分的信息来决策安排计划。[15]

4．意定顺位的优先效力

前述的顺位为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规则确立的法定顺位，意定顺位则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排列的物权顺序，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能排除法定顺位规则。我国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意定顺位，但从《物权法》第194 条第1 款第2 句，也可推导出相关意思，即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从而打破抵押权原有的顺位。当然，意定顺位要发生效力，意思表示必须有效，而且，意定顺位必须在登记簿中显示出来。

此外，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81 条和《瑞士民法典》第813 条第2 项，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不动产所有权人可在登记簿上为先设立的限制物权提供一个后顺位，为将来设定的其他限制物权保留一个先顺位，这被称为顺位保留，它也打破了法定顺位规则。顺位保留之所以产生，源于实践中的客观需求，比如，不动产物权人在为土地开发借贷而设定抵押权之前，要为另一项较为次要的利益设定另一物权（如为购买汽车贷款设定抵押权），为了保障重大利益，就要为前者保留优先顺位。我国交易实践同样存在这样的需求，故我国将来的《不动产登记法》宜借鉴和规定顺位保留制度。

注释:

[1]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4－35 页；温丰文：《台湾民法典物权优先效力规定之施行经验》，载《月旦民商法》第3 期，2004 年3 月，第132 页。

[2]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5 页。

[3]参见苏永钦：《关于租赁权物权效力的几个问题》，载《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8 页以下；张双根：《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中德私法研究》2006 年第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 页。

[4]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页、第284 页。

[5]参见余力：《新“企业破产法”面临最后抉择》，《南方周末》2004 年12 月23 日，第21 版；李曙光：《破产法进入三审关键之争：担保债权与职工债权孰优先》，《21 世纪经济报道》2005 年5 月30 日，第34 版。

[6]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页以下、第341 页。

[7]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18.

[8] Vgl.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2. Aufl.， Verlag Staempfli， 2000， S.141.

[9] Vgl. Mueller， Sachenrecht， 4. Aufl.， Verlag Hezmanns， 1994， S. 398－399.

[10]参见《瑞士民法典》第972 条第2 项；《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6 条第2 项第2 句、第47 条；《澳门物业登记法》第6 条第1 款；《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第11 条第2 句、第13 条第3 款第1 句。

[11]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版，第418 页以下、第341 页。

[12] Vgl. Schmid/Huerlimann-Kaup， Sachenrecht， 2. Aufl.， Verlag Schulthess， 2003， S.92.

[13]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52－253 页、第284 页。

[14]参见苏永钦：《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载《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5－271 页。

[1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理商品房按揭合同纠纷案件的几个问题》，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14 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117 页。（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常鹏翱

❸ 李国光的履历

1956.09——1961.09，在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1961.09——1965.09，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办事员、科员。
1965.09——1973.06，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科员。
1973.06——1978.08，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
1978.08——1980.12，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80.12——1985.10，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1985.10——1990.08，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委会委员。
1990.08——1993.05，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正局级）、审委会委员。
1993.05——1995.12，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
1995.12——2003.04，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员。
1994年2月兼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首任庭长。
系复旦大学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
中共十五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❹ 用人单位的哪些规章制度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人民法院在审理不服劳动仲裁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时，首先应适用劳动法和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并且可以参照有关的劳动政策、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由于劳动法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劳动法配套的法规不健全，政策和规章互相冲突，在实践中劳动法规的立法滞后于现行形势。

在具体操作上比较模糊和混乱。所以，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也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适用证据。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如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并已告知劳动者的。

也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由此可见，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适用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由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内容必须符合劳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二是必须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的民事程序通过。

三是必须要明确告知劳动者。

(4)法院李国光扩展阅读：

第五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就业，发展职业教育，制定劳动标准，调节社会收入，完善社会保险，协调劳动关系，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开展劳动竞赛和合理化建议活动，鼓励和保护劳动者进行科学研究、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表彰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第七条劳动者有权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

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

第八条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❺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该法人是否还能再申办营业执照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在《关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吊销后其民事诉讼地位如何确定的函》(法 经[2000]24号)中,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是:“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国家工商行政法规对违法的企业做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 从中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吊销营业执照只是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还必须经过清算与注销登记才算是消灭了法人资格,否则仍然被视为独立的法人而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提出:“无论在企业歇业、被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情形中,如果存在多个清算主体,均应成为共同诉讼主体。” 清算主体的作用是清理被清算企业的债权债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可见,这里的观点也是倾向于认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之法人资格仍然存在。
2001年10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企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执照、注销后诉讼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中表达了与最高人民法院相同的意见,但其表述更为明确:“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法规对违法的企业法人做出的一种行政处罚。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之前,虽然丧失经营资格,但其法人资格仍然存续。”
两年后重新申请即可。

❻ 法院调解好还是判决好

在起诉之后当事人并不是马上就会面临着法院开庭，而是会先进行调解，当双方的矛盾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了之后，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判决了。调解书跟判决书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相似性等等，有些人会对它们进行对比。听听华律网小编的说法。
调解书好还是判决书好
首先，调解书和判决书都有法律效力，从法律效力来讲是一样的。
好与不好，看具体内容和角度立场。
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几个区别，判决书是法院根据事实与法律进行裁判，必须是合法的；调解书是根据当事人协商一致，法院进行依法确认，不违法即可。——这里要注意的是合法与不违法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有个区别，对判决书不服可以依法上诉，调解书不能上诉。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九十七条 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其效力与判决相同。
也就是说，调解书送达后，就产生以下后果：
(1)当事人不能以经过调解解决的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另一方再行起诉；
(2)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当事人不得上诉；
(3)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书送达后，如发现确有错误，当事人可以申诉，人民法院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❼ 政策性破产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怎么安排

依据国家规定妥善安排。
1、《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 1997年3月2日）规定：除本规定外，有关企业破产案件的审理程序、法律适用问题，按照《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2号）执行。该文件并没有对劳动争议做出特别规定，因此相关劳动争议法院理当依据《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法发〔1997〕2号）的相关规定做出裁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试点城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按照《通知》和《补充通知》的规定，以拍卖或者招标方式为主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首先用于安置破产企业的职工。职工安置费用应当严格按照《通知》和《补充通知》的规定确定，不得随意提高标准和扩大范围。”、第十一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的裁定确有错误，应当通知其依法纠正。必要时可以裁定指令下级人民法院重新作出裁定。”因此对于政策性破产职工安置费用一部分的养老保险金，法院理当依据相关法律做出裁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行社会保险的企业破产后各种社会保险统筹费用应缴纳至何时的批复》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破产的，欠缴的社会保险统筹费用应当缴纳至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之日”。从此批复可知对于企业破产的社会保险该如何支付问题属于人民法院处理范围。

3、《确保司法公正加强阶段建设进一步推进经济审判工作的全面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1998年11月23日在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依法规范破产案件审理的问题：第三，抓好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各个环节，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协调，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的讲话可知依法做好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工作是法院的工作之一。而破产职工有关养老保险的问题是职工安置的关键问题，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正确的裁定，并非不予受理。

❽ 请朋友提供2001年11月13日最高院副院长李国光《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于2001年11月13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按下列原则处理上述问题：

（1）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虽然丧失了从事经营活动的资格，但仍应视为存续，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依法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

（2）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依法成立清算组的，可以以清算组名义起诉应诉，参加诉讼活动，由清算组承受原企业的权利义务。

（3）企业法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注销登记前，其出资人（包括股东、开办单位等）不依法组织清算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

（4）如果企业法人的出资人（股东、开办单位等）出资不到位，或者抽逃资金、转移财产的，该出资人除应承担清算责任外，还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范围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对债务进行清偿，如果依法进行清算清偿债务的，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仅以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清算后不应再承担责任！根据你说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依法清偿的，法院可以将股东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承担清算责任。

❾ 新华网上海12月16日电(黄庭钧徐寿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什么时间 上海企业

入世后中小企业面临三大挑战 要发挥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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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6日13:00 新华网

新华网上海12月16日电（黄庭钧徐寿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昨天应邀在上海企业发展论坛发表演讲说，在入世背景下，中国中小企业正面来自外企竞争、企业自身内部缺陷和市场环境不完善三方面的严峻挑战。
李国光指出，入世后，我国的中小企业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在国内市场中寻求政府的特殊保护，而必将面临五个方面的压力，即：

——关税大幅降低，除少数幼稚产业外，政府不可能采取非关税措施对中小企业进行保护；

——5年内配额、许可证、特定招标等非关税保护措施将被彻底取消；

——3年内流通领域国内经营权和进出口经营权将开放，外资设立分销企业的地区、数量和股比限制将不存在，尤其是允许外企在华设立分销体系；

——单纯高科技中小企业将面临国外同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强烈冲击；

——由于高效率低成本新技术可以代替一定的手工劳动，部分单纯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批质量不上档次、管理粗放、经营混乱的中小企业将遭淘汰出局。

李国光认为，在外企竞争压力加剧之外，当前我国本土中小企业还面临自身内部缺陷的挑战。产权制度不尽合理，产品结构严重雷同、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缺少科学的经营战略等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单纯靠降低成本和降价来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李国光说，而制度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所导致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生产经营投入不足，进而致使技术创新投入不足、技术研发能力薄弱，这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后劲推动。

在市场环境方面，李国光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同样面临诸多困难。政府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针对性的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指导和发展规划，相关扶持中小企业的法规也一直没有出台，这致使中小企业丧失了许多发展良机。对中小企业的国家政策扶植体系也尚未形成，按照企业规模和所有制制定扶持政策的格局尚未彻底改变，税收、土地、资产负债接调整等方面的政策适用不平等依然存在。此外，正常融资渠道不畅，融资难是中小企业的首要难题。银行信贷缺乏担保，而直接融资创业板千呼万唤不出来，二板市场也未建立。因此大量的中小企业只能一直从事高利率、高风险的非规范的民间融资。而我国目前的政策与法律对中小企业市场平等关系、平等待遇缺乏具体规定和充分保护，使得中小企业的利益经常被侵犯。（完）

李国光说，“入世”为我国中小企业带来很多机遇

新华网上海12月16日电（黄庭钧徐寿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昨天应邀在上海企业发展论坛发表演讲时说，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了很多发展机遇，为加速中小企业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意识，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李国光是在谈“我国加入WTO与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法律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他认为，中小企业面对“入世”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待遇与产业准入。李国光说，目前中小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市场准入问题，其实质是公平待遇问题。WTO规则是一套对所有成员国都有效的“游戏规则”，我国许多部规范的市场规则将因此受到强制性约束，特别是WTO规则中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赋予内外资企业平等的国民待遇，这为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中小企业的非平等待遇问题带来了重要契机，对中小企业的限制和禁区正在逐步减少和取消，使中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秩序不规范以及“三乱”等现象可望得到扭转，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资本市场与金融服务。“入世”后，外资银行经营业务的地域、领域限制证在逐步取消，政府正逐步向外资银行放开人民币业务及金融零售业务的经营权。外资银行优质、灵活、方便的服务，将会为中小企业间接融资开辟新的渠道，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及时、足额的资金支持。国外风险投资的进入和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成长型中小企业将成为可操作的现实。中小企业运用资本经营以购并手段实现低成本扩张，向国际化发展更为便利；

——市场开放与出口环境。李国光说，WTO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要求平等放开各成员国市场，我国中小企业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特别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出口的发展；

——关税降低与生产成本。李国光说，对于原料要从国外进口的生产企业而言，关税的降低必然会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从而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同时机电产品及成套设备的关税将继续走低。有利于中小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提高生产设备及控制手段的现代化水平，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完）

李国光说，中小企业不必都赶“高科技”的时髦

新华网上海12月16日电（黄庭钧徐寿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昨天应邀在上海企业发展论坛发表演讲时说，入世后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着许多发展机遇，中小企业的战略定位在区域性和产品特色方面的选择空间十分广阔。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广大中小企业不一定都要办成高科技企业，不必都赶“高科技”的时髦。

李国光是在谈“我国加入WTO与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法律问题”时说这番话的。他认为，当前，虽然中小企业在进一步发展中应当尽可能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但是中小企业并非都要办成高科技企业。李国光说，技术创新，高科技产品确实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却不是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优势。应当明确的是，即使到了知识经济的时代，也并不是就不需要工业经济时代的产品了，而是要用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去生产物质产品。况且实事求是地看，我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依然是一个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等三元经济并存的时代。中小企业要根据这一特征，及时抓住机遇，趋利避害，迎接挑战，寻求发展。（完）

李国光说，面对入世我国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的首要原则是发挥比较优势

新华网上海12月16日电（黄庭钧徐寿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昨天应邀在上海企业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面对入世带来的发展机遇，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战略管理的首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好自己的比较优势。李国光是发表题为“我国加入WTO与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演讲时说这番话的。

李国光说，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李国光认为，劳动力丰富是我国中小企业最大的优势所在，这也是中国敢于挺身入世的最大本钱。我国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劳动成本比较低。加之，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材料配件价格低廉等，这些生产诸要素得优势，构成了产品成本低、售价低廉的优势；

其次，是规模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李国光说，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规模较小，机制灵活，符合国际市场细分、小额、快捷、及时化的要求，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方向；

最后，是生存空间方面的优势。李国光说，我国市场空间很大，颇具层次，中小企业的战略定位在区域性和产品特色方面的选择空间较大。

总之，李国光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我国不同的中小企业应该从这些比较优势出发，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提高产品质量。（完）

背景资料：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华网上海12月16日电（记者：黄庭钧徐寿松）

中小企业一般是指规模较小的或处于创业阶段和成长阶段的企业，包括规模在规定标准以下的法人企业和自然人企业。根据国家经贸委中小企业司发布的《2001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提供的权威数字表明，在当今之中国，广义的中小企业约有3980万户，狭义的中小企业即经工商注册登记有8人以上的中小企业约有1000万户，其单位数量约占全国全部工商注册登记企业总数的99％。我国中小企业以其48.5％的资产，安置着69.7％的职工就业，提供着57.1％的社会销售额，还为国家创造了43.2％的税收。特别是小企业，以其32.7％的资产，承担着52.7％的就业岗位，为社会提供了42.6％的销售额，为国家创造了28.7％的税收。

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业新增产值，占全国工业新增总产值的76％，其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实现利税约占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税的43.2％。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约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75％，是承接1978年到1996年我国农业部门转换出来的2.3亿劳动力的主要载体。全国工业部门1.5亿劳动力中，就有1.1亿在小企业就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此间发表题为“我国加入WTO与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演讲时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正以其活力和成长性，不仅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量发展提供了主要动力，而且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既为经济改革提供了试验园地，还促进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