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排非规程

Ⅰ 如何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非法证据排除情形汇总(第二版)

——遇到这65种情形可以申请非法证据排除

注：序号中打*符号的为第二版新增加内容；

文件名简写：

1.《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2.《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3.《防范错案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4.《刑诉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5.《审判中心改革意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6.《严格排非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7.《排除非法证据规程》=《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

8.《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Ⅱ 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有哪些

徐某某故意伤害案二审言词证据
排除申请书

申请人：
律师执业证号： 联系方式：
申请事项：依法排除2018年3月13日20时44分徐某某供述及其他时间供述。

事实理由：
贵院审理的上诉人徐某某被控故意伤害一案，北京市汉卓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徐某某的委托，指派申请人担任辩护人。
辩护人至贵院复制全部案卷，并详细阅读。关于徐某某供述和辩解辩护人认为，侦查阶段的全部供述，特别是2018年3月13日20时44分徐某某供述，属于侦查机关非法取得，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特申请对徐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排除。
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开庭审理前，承办法官应当阅卷，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査”。然而本案一审涉及极为明显的非法证据，但一审法院没有依职权进行审查，更未排除，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排除2018年3月13日20时44分徐某某供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一）侦查人员没有签名
案卷2018年3月13日20时44分徐某某讯问笔录没有侦查人员的签名，同时也
没有补正或合理解释，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本案至二审程序，已经不具有再次补正的程序和机会，不可能存在另行补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
辩护人认为，将笔录格式项目的填写作为签名是错误的。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讯问笔录上所列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填写齐全。侦查人员、翻译人员应当在讯问笔录上签名。”此规定很容易理解，“填写”和“签名”显然不是一回事。对笔录签名不仅是一个在笔录当中的位置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笔录内容取得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种确认方式。如果将笔录格式项“填写”解释成“签名”，很难想象让犯罪嫌疑人、证人在笔录首部签字就是认可，那岂不是以下的内容可以随意由侦查人员书写了。
（二）侦查人员冒名虚假
1.见警员名字填写
【图片】【图片】
2.见视频中警员一二
【图片】【图片】
3.结论，三名警员二次讯\询问，四名警员签名（蒋、钟、谭、马），虚假签名。
（三）不能如实记录供述
1.见光盘九视频21时06分至21时16分
徐：我就亲它，它就咬我一下。一我当时我就有点疼。有点生气，我的声音有点大。他的声音也有点大。当时声音有些大。我就好像是穿起来了。我就把它按到沙发上了。拉扯过程中，它咬我以后。就把它按到沙发上了。按照沙发上，我也没有其他动作。没有其他动作在这个。
警：等一下，刚才有一个。当时你去亲她的嘴巴，它不愿意咬了你一下。当时他咬了你的嘴唇，你又反咬了她的嘴唇。他的声音有些大。他的口音是舞汗口音吧。舞汗的女的一般都是很犟的啦
徐：他要喊我不希望他喊，他的声音也大了一点
警：你捂的时候他是不瞪着你。下意识的，他是想喊。是吧。他想喊
徐：那我真的不知道
警：他眼睛出血。你的上面他在底下的时候他眼睛出血呀，他是推开你，什么情况发生。警员说，系推开的时候拉着脖子
徐：按的时候没有亲她。碰到了我的额头
警：你给他摁到沙发上了。再按照沙发上过程中里，有没有亲他
警：反咬他的嘴唇，当时他没有动吧。
徐：当时他动没动我也。没有注意到
警：他咬的上嘴唇，还上嘴唇，还是下嘴唇
徐：应当是下嘴唇
警：你要了他的下嘴唇，对吧
徐：对。
警：咬嘴之后呢，说话的声音就有点大
徐：是的，我说话的声音有点大
警：你跟他说什么呢
徐：我说你干嘛咬我
警：你就质问他为什么要咬你是吧
徐：对。
警：他说什么呢
徐：他没有说话
警：当时你就把他抱住了，他骂什么了，是舞汗话吗.
徐：他的声音就是很大，他没有骂
警：你充老子这话说了没有
徐：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手下意识的就抓我
警：你怕他说声音大，以后被邻居知道了，你就心有点儿虚是吧。左手右手就去是吧。就捂他嘴巴是吧
徐：是
警：我挡嘴巴的时候他眼睛就是等着你的，是吧
徐：我当时压着他。手有一半儿压着他，我也没有。我就没有注意他眼镜什么的，没有注意
警：压了多久啊
徐：要的时间不长，就一会儿
警：员是用哪个手啊，还记得了吧
徐：不记得了
警：他反抗的时候，你用手把它压住了一把，压住了，警员押了多长时间
徐：没有，几分钟
警：为什么造成他这里压迫眼睛充血。胸腔这里边，你是这样搞着他。他肯定不舒服，他有挣扎吗。有没有想争夺你呀，用手拐你呀
徐：我在侧面，他没有
警：这样，五分钟时间。她闭着眼睛对不对。昏晕过去的样子是不是啊。你得好好想一想。法医说了，她有一段儿时间是昏迷状态，半昏迷。
徐：我的手在上面压着，他应该是。应该是右边。但是不知道右手还是左手。
警：几分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徐：我真不记得了
警：大概三四分钟，后来他就安静下来是吧，后来他就没有。没有挣扎是吧
徐：安宁了，当时前前后后我没有记时间。多长时间，我真的不记住，不记得什么时间。后来我的手放开了，他也就靠在那里。没有喊话了，没有喊。也没有其他的动作。隔了一会儿以后，他就把上衣脱了
警：30分钟以后什么状态，它不动了。你放开的
徐：他不反抗不那个了吗，我就放开了
警：他不喊了，是怎么倒的沙发呢，是这样还是那样。半躺在这儿也不说话。眼睛是半睁着
徐：眼睛是半睁着也不说话。
2.证据一卷P24行

4.结论
综合全部徐某某供述内容：
徐：我就亲它，它就咬我一下。一我当时我就有点疼。有点生气，我的声音有点大。他的声音也有点大。当时声音有些大。我就好像是穿起来了。我就把它按到沙发上了。拉扯过程中，它咬我以后。就把它按到沙发上了。按照沙发上，我也没有其他动作。没有其他动作在这个。
警：
徐：他要喊我不希望他喊，他的声音也大了一点
警：…
徐：那我真的不知道
警：…
徐：按的时候没有亲她。碰到了我的额头
警：…
警：…
徐：当时他动没动我也。没有注意到
警：…
徐：应当是下嘴唇
警：…
徐：对。
警：…
徐：是的，我说话的声音有点大
警：…
徐：我说你干嘛咬我
警：…
徐：对。
警：…
徐：他没有说话
警：…
徐：他的声音就是很大，他没有骂
警：…
徐：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手下意识的就抓我
警：…
徐：是
警：…
徐：我当时压着他。手有一半儿压着他，我也没有。我就没有注意他眼镜什么的，没有注意
警：…
徐：要的时间不长，就一会儿
警：…
徐：不记得了
警：…
徐：没有，几分钟
警：…
徐：我在侧面，他没有
警：…
徐：我的手在上面压着，他应该是。应该是右边。但是不知道右手还是左手。
警：…
徐：我真不记得了
警：…
徐：安宁了，当时前前后后我没有记时间。多长时间，我真的不记住，不记得什么时间。后来我的手放开了，他也就靠在那里。没有喊话了，没有喊。也没有其他的动作。隔了一会儿以后，他就把上衣脱了
警：…
徐：他不反抗不那个了吗，我就放开了
警：…
徐：眼睛是半睁着也不说话。
得出结论，警员讲的话转换成嫌疑人讲的话；不如实记录讯问笔录，虚假制作讯问笔录。
（四）引诱收集言词证据
见光盘九视频21时09分40秒始，
1.21-07-27直跳09-00；09-40直跳08-09；明显剪辑视频材料；
2.
徐：…
警：等一下，刚才有一个。当时你去亲她的嘴巴，它不愿意咬了你一下。当时他咬了你的嘴唇，你又反咬了她的嘴唇。他的声音有些大。他的口音是舞汗口音吧。舞汗的女的一般都是很犟的啦
徐：…
警：你捂的时候他是不瞪着你。下意识的，他是想喊。是吧。他想喊
徐：…
警：他眼睛出血。你的上面他在底下的时候他眼睛出血呀，他是推开你，什么情况发生。
警：是推开的时候拉着脖子
徐：…
警：你给他摁到沙发上了。再按照沙发上过程中里，有没有亲他
警：反咬他的嘴唇，当时他没有动吧。
徐：…
警：他咬的上嘴唇，还上嘴唇，还是下嘴唇
徐：…
警：你要了他的下嘴唇，对吧
徐：…
警：咬嘴之后呢，说话的声音就有点大
徐：…
警：你跟他说什么呢
徐：…
警：你就质问他为什么要咬你是吧
徐：…
警：他说什么呢
徐：…
警：当时你就把他抱住了，他骂什么了，是舞汗话吗.
徐：…
警：你充老子这话说了没有
徐：…
警：你怕他说声音大，以后被邻居知道了，你就心有点儿虚是吧。左手右手就去是吧。就捂他嘴巴是吧
徐：…
警：我挡嘴巴的时候他眼睛就是等着你的，是吧
徐：…
警：压了多久啊
徐：…
警：员是用哪个手啊，还记得了吧
徐：…
警：他反抗的时候，你用手把它压住了一把，压住了，警员押了多长时间
徐：…
警：为什么造成他这里压迫眼睛充血。胸腔这里边，你是这样搞着他。他肯定不舒服，他有挣扎吗。有没有想争夺你呀，用手拐你呀
徐：…
警：这样，五分钟时间。她闭着眼睛对不对。昏晕过去的样子是不是啊。你得好好想一想。法医说了，她有一段儿时间是昏迷状态，半昏迷。
徐：…
警：几分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徐：…
警：大概三四分钟，后来他就安静下来是吧，后来他就没有。没有挣扎是吧
徐：…
警：30分钟以后什么状态，它不动了。你放开的
徐：…
警：他不喊了，是怎么倒的沙发呢，是这样还是那样。半躺在这儿也不说话。眼睛是半睁着
徐：…
综上，案卷2018年3月13日20时44分徐某某讯问笔录没有“捂口鼻”一词，一审法院何以认定“捂口鼻”一说。此讯问笔录警员填写虚假，没有警员签名，不如实记录讯问内容，警员明显引诱供述。此供述一错、再错、三错、四错，应当依据相关法律以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排除2018年3月13日10时32分徐某某询问笔录
（一）询问警员虚假见一（二）
（二）询问笔录没有侦查人员签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也适用于询问证人。”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二）讯问人没有签名的；”不能补正应当非法排除；
（三）没有证人权利义务告知
徐某某会见时表示第一次询问时没有向其权利义务告知，告知书也是嗣后补签，
全部询问录像可以印证上述事实，没有证人权利义务告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虚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四条，
“（五）首次询问时是否告知证人有关作证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排除对徐某某第一次询问笔录。

三、排除2018年3月13日16时40分徐某某询问笔录
（一）讯问警员冒名虚假
1.见警员名字填写

2. 见视频中警员
三四

3.结论，二名警员二次讯\询问，三名警员签名（蒋、钟、谭），虚假签名。
（二）一人询问，多人询问不如实签名
五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一） 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讯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误或者存在矛盾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没有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
徐某某会见时表示第一次讯问时没有向其权利义务告知，告知书也是嗣后补签，全部讯问录像可以印证上述事实，没有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虚假。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二条， “（三）首次讯问笔录没有记录告知被讯问人相关权利和法律规定的。”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四、排除2018年3月14日9时19分徐某某询问笔录
（一）没有侦查人员签名理由同上
（二）虚假假冒签名

二人询问，三人签名（钟、蒋、谭）。即有人多签名，又有人漏签名。
法理同上，不在赘述。

综上，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被告人的徐某某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根据上述所发生的违法事实及相关规定，对被告人徐某某的供述笔录作为不真实并违法证据排除。
此致
舞汗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律 师：
2019年11月20日

附：相片截图

Ⅲ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证据的概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刑事诉讼证据，使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1]。从上述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证据具有三个本质特征之一，即是证据的合法性，证据的合法性则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收集和运用而言的，是证据具有法律效力的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它既关系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更关系到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即证据的证明作用和价值，因此，要作为诉讼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这一特性，不具有合法性的证据，则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具有可采性。

2．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什么叫“非法”，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 [2]非法证据简单来说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所收集和运用的不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在界定的过程中，非法证据有广义及狭义之分。狭义非法证据是针对收集证据的方法或程序而言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仅就狭义非法证据而言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如果违反或者是不符合这些规定的，则取得的证据被视为非法证据 。广义非法证据包括：收集和运用证据的主体需要合法，每个证据的收集程序需要合法，证据必须需要具有合法形式，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概念（Eclusionary Rule of IllE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控、审判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证据采纳，不得作为审判的依据。

（二）、 历史渊源

1 ．纠问式诉讼模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

纠问式诉讼模式是封建社会中后期所极度流行的诉讼制度。纠问式诉讼的本质特征就是法官主动依职权追究犯罪，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不分，集于法官一身，原告人和被告人都没有诉讼主体地位及权利，被告人更加是只承担诉讼义务的被追究的客体，属于被追查及拷讯的对象，诉讼中非常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为取取口供，立法者和司法者都视刑讯为必要的追讼手段，在法律中加以明确的和详细的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甚至成为追讼活动的中心环节。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纠问式诉讼模式使刑讯取证合法化，这与近代所倡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精神是背道而弛的。

2 ．近代西方典型国家

（1）美国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是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通过对威克斯诉美国案审理，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追讼中适用，后来通过一系列的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期间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及压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运用。不过，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内容得到了不断补充与完善。

1914年，在威克斯诉美国案中，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警察在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后来警察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相关证据材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以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联邦最高法院从对宪法的维护和对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的角度来考虑，认为必须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过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仅是针对非法搜查及非法扣押行为，而且也并非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尤其是在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后规定，美国各州必须遵守这一规则。不过这些都还仅仅只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的，使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则是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而得以确立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被称为米兰达规则）。由于米兰达规则已不再是仅仅针对警察机关的搜查行为而且还针对警察机关讯问行为，故可以说伴随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的不断丰富，不断增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逐渐得以扩大，虽然这期间也产生一些争议，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使得该规则逐渐更加变得更加合理与完善，也变得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自美国以后，许多国家都在宪法或法律中加以规定这一规则。

（2）日本 [4]。 在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判例所形成的规则，而并不是通过法律条文规定的规则，一般认为1978年大阪冰毒案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根据，主要有三种学说，分别为规范说、司法廉洁说（或者叫司法无瑕说）和抑制效果说。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二种观点，在进行综合分析后再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存在二种观点，一种称为绝对排除说，另一种称为相对排除说，相对排除说认为应依据一些条件或者情形来确定该证据是否应予以排除。对于“毒树之果”的问题而言，认为这些派生证据并非都必须全部予以排除，要依据违法的严重程度和两个证据之间的关联性来判决该派生证据是否都应予以排除。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必然发现例外、善意的例外等等。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普遍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排除某些证据的运用，但是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启示，如在判断“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时需要在采用一定的标准衡量后才决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与借鉴的。后来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或胁迫取得的自白，或者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从法律上正式确立这一规则。

（3）德国 [5]。在德国，主要是通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来确定非法证据是否予以采用，而且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区分为两种，即指违反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和使用证据的禁止性规定，这两种情形来处理。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三十六a条规定：“禁止使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讯问被指控人，也不能使用有损于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讯问，即使被指控人同意这样做，所得到的陈述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过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却对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是否可以认定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学者们的意见不一致。但是法院以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反对“自动”适用排除规则，而是认为应采取个案处理，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证据取得的方式非法就必须予以排除，不予采纳。德国某些学者认为对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可以有效阻止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取得证据的观点不认同，他们认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非法证据才予以排除，需要具备的条件是：“1、违法取证行为必须是损害了能从排除证据中受益的人的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2、证据的排除须是为曾经被破坏的程序性规则所服务的； 3、这些证据除了使用违法手段外就不能取得；4、证据的排除不能与‘真实’事实处理案件这一最高利益相冲突相悖离。”对于“毒树之果”，德国法学界和法院多倾向于该派生证据具有可采性，并不像美国那样采取较多的排除。

3． 国际条约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本公约缔约各国，考虑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宣布的原则，承认人类大家庭一切成员具有平等与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认识到上述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考虑到宪章尤其是第五十五条中规定：各国有义务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注意到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都规定不允许对任何人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并注意到大会于1975年12月9日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希望在全世界更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斗争"；“就本公约而言，“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包括由此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联合国以上公约表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禁止刑讯逼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为当前各国刑事制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世界潮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价值

（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相关价值的关系

1 ．与人权的关系

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规定：“执法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个人的人权。”美国宪法修正案 [四]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据认为有罪，以宣誓或郑重声明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证。”我国2004年修改后的《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要求刑事司法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办案，因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行为会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会侵犯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要求，进行收集和运用证据行为，从而为从源头上为人权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最大限度减少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美国学者费雷德认为： “如果审讯机会的获得没有遵循法律程序，那么从嫌疑人处获得的供述将被禁止使用，而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自愿性。” [6]雷德的观点说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关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原因是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行为有时会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尽管取得的证据可能是真实的，证据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是否应予排除，实际上是法院必须在保护公民权利与查清案件事实之间作出正确地价值选择，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采用极度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有可能会放纵犯罪；如果不予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则又无疑可能会放纵甚至是鼓励支持侦查机关大量采用非法方式来取得证据，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不断遭到侵害。虽然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出现在部分案件中放纵犯罪的结果，也可能出现审判结果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形，但放纵一个（或一些）罪犯总比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符合正义理念一点，不能因为惩罚一个罪犯就放弃给予保护权利的法律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的适用上，应当结合我国当前的法治观念以及人权观念，合理确定应当排除的标准及适用情形，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与公正的关系

公正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首要的价值目标。在各种社会公正中，社会体制和社会基本机构的公正无疑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公正。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权益之划分的方式。” [7]司法公正在社会公正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司法屏障，是体现社会公正的窗口，是司法机关的灵魂及生命线。司法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及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程序公正，又指过程公正，指诉讼程序方面体现公正。司法公正，不仅仅要体现实体公正，更要体现程序公正，在英美法系，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主要是关于程序的规定，关于限制国家公权力的规定，只有实现实体公正及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程序公正以及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优先考虑程序公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程序公正的典型体现。

3 ．与法律正当程序的关系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法律基础，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自身的理论，而且促进了宪法以及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涵如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正如上面所知，法律正当程序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很大的关系。美国宪法修正案 [五]规定：“非经大陪审团提出报告或起诉，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它重罪的惩罚，惟在战时国家危急时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正在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伤残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恰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美国宪法修正案 [十四]第一款规定：“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以及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便是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规定，它是美国法律精神的本质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指出的：“不经正当法律过程，无人应被剥夺自由，这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概念。”“当今世界任何一个追求文明与进步的民族，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正当程序，尽管他们也许并不使用‘正当程序’这个称谓”，“这是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须臾不可缺的东西。” [8]这说明法律正当程序是司法公正所必需的，它体现的是程序正义，它是任何公民合法权益获得非常有效保证的更本性保证。

（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价值，既是指这一排除规则在具体运转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又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这一规则是否正当、合理的价值标准。康德指出：“除非一个人已犯有当罚之罪，否则就不应当对其定罪处罚” [9]。非法证据的取得往往都是假定当事人有罪，实行有罪推定，以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往往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佘详林杀妻案就是非法取证的严重后果的典型表现。这种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还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无助于实体公正的真正实现。美国学者泰勒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 [10]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体现，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它有助于规制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实体公正，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发现部分事实不清，则单独从事庭外调查，并收集到对被告人不利的新证据，并且在裁判时，将这些证据直接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主要依据。这样，法官能够发现许多侦查部门未取得的证据，并使有罪的人受到追究，实现了实体正义。但是，法官没有给予诉讼各方对其收集的证据进行质证和辩论的机会，剥夺了那些与案件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效参与裁判制作过程的机会将这种未经质证的证据视为合法证据予以采信的程序却是不符合现代法的精神的 [11]。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程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被追诉的人的权利。

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

各国国情不同，因此对用非法手段说获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基础上获得的证据（即所谓的毒树之果）是否采用的态度，各国存在很大的差别 [12]。

（一）、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由于非法言词证据往往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获得的，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等自然人最为重要的基本权利，因而各国对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通常都采用非常严厉的态度，要求一律予以排除，不予采纳。

1．英国。18世纪末期，英国通过判例确立了被告人的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根据这一排除规则，被告人自白是否具有可采性的条件在于它是否完全自愿性。现代的英国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非任意性自白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且与以往的判例相比，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1）、以成文法的形式将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在立法上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化。如《法官条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部分或全部认罪的自白可被起诉方用作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只要它是自愿的；即证据不是因为被告人被不公正地对待、被司法机关威胁、压制或希望得到好处获得。”（2）、该规则相关的非法取证手段的规定内容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规定不仅以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手段取得的自白应当被排除，而且侵犯律师在场权所获得的自白也应予以排除。（3）、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自白排除的范围也呈扩大趋势。司法实践中警察在讯问时如果未作同时记录，或未将讯问笔录交给被告人阅读以及签名，也可能导致所定之罪被上诉法院撤销。英国对非任意性自白排除规则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最初将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予以排除，则是为了确保自白的真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权利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此该规则的价值和理论基础就从实体真相的发现转向了对被告人沉默权的保障和维护上来。对非法证据的采用是否会对程序公正产生不利影响，也因此成为对非法获得的自白首要的考虑问题。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76条规定了对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采取自动排除的原则。这部法律在秉承英国普通法规则精神的基础上，对言词证据的处理，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

2．美国。对被告人非任意性自白的排除规则起源于英国，但自产生不久后就为美国所移植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宪法第4 条修正案规定：“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证明有罪的证据采纳”。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州，不得指定或施行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特免的法律；亦不得于未经正当法律手续前使任何人丧失其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规定被联邦最高法院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而引用诠释。通过1914年的weeks v. v.s案，1961年mappov.ohio案，进一步完善了该规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制止使用通过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的手段而获取有罪供述，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一系列的证据可采性规则，并通过这些规则确立了非任意性自白的判断标准，那就是自愿的自白应当是自由意志和正常智力的产物，如果违反这一原则的无疑就是非任意性自白。美国的非任意性自白规则经历了从相对宽松到严格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被告人自白仍以“任意性”为限，在之后，最高法院的判例则说明了有关自白法则的争议由“供述的任意性”转向“程序的违法性”，即是指如果自白为联邦官员在延长被告拘禁期内所得或侵犯其律师帮助权或未遵守沉默权告知规则，不问此项自白是否可信与自愿，联邦法院都将不予采用。

3．德国和日本及意大利。《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a（一）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定自己意志的自白，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只允许在刑事诉讼法准许的范围内实施强制。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同条（二）规定：“有损害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同条（三）规定：“对违反这些禁止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第1款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拘留后作出的自白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 意大利1988 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典第191条规定：“在违反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对以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均持否定态度，认定其无证据效力，不视为定案依据。”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还得到了有关国际条约的认可。如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 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二）、 对以非法方式获得的物证的排除

在对待非法获取的物证的法律效力问题上，由于法律传统的差异很大，以及为适应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在不同时期犯罪率的变化，各国存在着不同的诉讼理论及立法抉择。各国或有的地区对非法证据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全部排除；二是原则上排除，设置若干例外；三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

第一种方式主要是意大利和俄罗斯采用。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低91条“非法获取的证据”规定：“（1）在违犯法律禁令的情况下获取的证据不得加以使用；（2）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指出上述证据的不可使用性。”

第二种方式主要为美国采用。 在美国，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的角度考虑，较为彻底地适用非法物证排除规则，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为依据，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这一规则，并在1961年将该规则适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中去，但是在八十年代初之后，由于犯罪浪潮的不断冲击，美国最高法院修正了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强硬立场，增加另外几项例外。如 “善意例外”原则和“必然发现”原则。九十年代初又增加了“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关系削弱的例外”、“质疑例外”三项原则。不过事实上，目前美国刑诉法理论界对这一规则仍争论不休。

第三种方式则为英国和德国及日本等国家采用。大多数国家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都采用这种排除方式。在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则以“利益权衡”的原则加以处理，即对于侵犯人格尊严和人的自由所取得的证据应予以禁止采用；但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是由于非法搜查、没收、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是否应予禁用，应当基于各种利益的比较和权衡做出决定。

而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问题，日本宪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日本最高法院在1978年审判的一起吸毒案中，认为排除违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程序上存在着严重抹杀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情况；第二，如果许可违法收集的证据物件作为证据使用的话，将不利于将来抑制违法侦查。

在英国，对于以非法搜查、扣押或类似行为取得的证据并非都完全加以排除，而是要求法官通过对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后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法官在排除某一证据的可采性时，必须对该证据的证明价值，以及它对诉讼的公正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加以权衡比较。法官在行使这种自由裁量权时需要把握的尺度是：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并排除所有严重妨碍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证据，不得加以适用。

（三）、 对“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Fruit of poisonous tree）中“毒树”，指的是违法说收集的证据；毒树之果是以违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进一步所获得的证据。对毒树之果的排除，各国做法存在很大差异。如美国虽然采取排除原则，但最高法院在有关判例中确认了所谓“独立来源例外”（independent source）和“稀释例外”（attenuation ）及“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三个例外。英国采取了“排除毒树”， 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虽排除被告人供述这一事实但并不影响从该供述中发现的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其他所有非法的或不公正证据的排除，则要由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并通过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来进行。在德国， 对通过明确禁止行为所获的证据能否采用的事实，学者众说纷纭。多数人意见认为应禁止利用，否则证据禁止这一规范就不易被实行。但是在某些州高级法院判例中也有适用的情况，联邦法院的某些判例倾向于认为应禁止利用，但并没有明示其意见。日本在司法实践中， 下级法院一般仍根据最高法院的既定标准加以掌握，肯定与否定派生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判例均有出现。

Ⅳ 人民法院如何答复被告人排非

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会要求被告人提供相关线索与证据，并对涉及的证据进行审查和调查核实，如果被告人当庭提出的，应当先行当庭调查，经审查不能排除的，可以延期审理。

Ⅳ 强奸罪法院开庭不判要排非是什么意思

所谓排非，是指排除非法证据。如果有的证据，被告人和辩护人认为是非法证据，可以申请法院排除，不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

Ⅵ 怎么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适用于审判阶段，而且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

非法证据排除动议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提出，如果是在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后到开庭审判前的一段时间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
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辩护律师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如果是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可以口头的形式直接向法庭提出。

Ⅶ 关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本人虽然是学法的，但也就是感兴趣而已，并不精通。以下是我帮你找到相关论文，你可以参考一下。

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效力的认定也不尽相同。现时，我国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则已有所涉及。面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热门话题，笔者将对我国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由、价值取向及应遵循的原则进行浅析，并得出结论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利大于弊。
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各国立法的要点。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所谓“非法证据”，也称非法获得的证据。现时，我国刑诉法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外延存在多种认识，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非法证据中“非法”的含义应该作何解释，是不合法的证据还是违法取得的证据，认识尚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⑴第二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不应仅限于违法取得的证据，如《中国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 ⑵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定义，认为刑事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法律性的统一，证据的法律性应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证据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都合法。所谓的非法证据就是违背以上四方面之法律性的任何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事实材料。⑶显然，第一种意见更关注于取得证据的过程与程序是否合法；而第二种意见对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显然较前一种有所扩大，不仅针对证据的取得过程，还包括对证据的法律规定性的违反，即如果该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但表现形式或来源不符合有关规定，依然属于非法证据。最后一种认识将内容不合法的证据也作为非法证据的一部分。所谓内容不合法“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真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
目前诸多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其实是将证据的法律性，即是否具备可采性的证据与是否为国家强力机关所违法收集的证据混淆起来了。从照顾普遍认识的角度出发，以证据的收集和制作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可以将非法证据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非法证据，即所有不具备可采性和关联性的证据；而狭义的则可定义为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所形成的证据。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所指的是狭义的非法证据概念。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非法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司法人员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损害了证据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隐藏在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是形成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原因则复杂得多，既有法律规定不严密、不明确的因素，以及监督、制约不到位和不得力的原因，也有刑事政策的倾向性问题，甚至还有大众的法律意识和价值选择等心理层面上的原因。所以在判断和分析非法证据问题时，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着手，即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价值层面是对理论依据和应然性问题的研究，而技术层面则是对现实条件和实然性问题的分析。只有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对非法证据问题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结论。对任何一方面不恰当的偏重，都有可能造成立论上的偏差，或从一些先验性的价值判断出发，得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法律规范之一的结论，并以道德和非道德的标准评判对该问题持相反观点的见解；或过分强调现实条件和实践困难对接受和确立该原则的阻力，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反对设立该原则。
世界各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普遍存在极为激烈的争论，其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非法证据的存在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还在于在非法证据的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分歧与不同的价值选择。非法证据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在其身上至少体现了三对矛盾：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冲突；刑事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和维护当事人权利职责的冲突；立法理想化的价值选择和现实生活中执法困境的冲突。而这一切价值和冲突都可归结为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之间的冲突与选择上，任何一个国家均不会只关注其中一个价值，而会尽量保持两者的均衡。而现代世界各国对待非法证据的效力，其取向不尽一致。一种是“完全排除”规则，一种是“相对限制排除规则”，并不是绝对的，而更多的是在上述两种规则之间的不断的合理融通，例如我国的学者们关于其效力的学说主要有：完全排除说；真实肯定说；线索转化说；区别对待说及排除加例外说。⑷其取向不一致的原因有二，一是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变为相对限制排除，是因为排除规则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状况相适应，亦是法律稳定性对立法性的一种相对妥协；二是人们在对待非法证据所取证据效力时，对实现诉讼的安全与自由的统一，在保障措施上不能时时、事事统一，体现了社会普遍安全与自由的统一。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定了追求实体真实的诉讼活动必须建立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同时法律程序又保障实体真实的实现。学者陆云霞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总体利益时已充分考虑保障公民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如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允许律师的提前介入、被害人参加诉讼等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统一任务的不可分割、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奉行的是一种比较均衡的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突出表现在：1.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享有律师协助权，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2.审判阶段推行当事人主义，法官在诉讼中主要是通过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案件客观事实，大大削弱法官调查取证的权力，提高了控辩双方的主动性，增强了双方的对抗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将追求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作为一个统一目标，而这样一种均衡价值取向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如果我国刑事诉讼出于一味追求实体真实，而对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不能予以重视，那么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尚不能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严端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一书中谈到，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分子与诉讼过程中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一致的。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使得直接目的的两个方面——惩罚和保障不能很好地兼顾。非法获得的证据，因其真实可靠，是惩罚犯罪的依据，但取证手段却侵犯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获得的证据，无论采纳与否，均有利有弊。准予采纳，有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惩罚犯罪，但不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助长某些司法人员收集证据时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排除，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但不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惩罚犯罪。在出现了刑事诉讼直接目的的两个方面不能兼顾时，要做出抉择，标准应是怎样做更有利于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实现。司法实践中，如允许采用非法获得的证据，在个案中有惩罚犯罪之利，却有国家“承认”司法人员“破坏”刑事司法制度以及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和结果之嫌。还会导致司法人员和广大群众对正确行使刑事司法权的漠视或不信任心理，从而引起更广泛的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后果。前者为小利，后者为大弊。所以，从原则上说，非法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
三、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由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但如果在刑事审判中，按照绝对、完全的原则对非法证据不予采信，理论上既难以自圆，实践中也难以实行，则弊大于利。其主要理由如下：
1、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大势所趋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消除刑事诉讼法中所有不公正、不人道的取证方式的愿望，以及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努力，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也实在刑事诉讼领域实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经途径之一。另外反对设立的观点也只是认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非法证据排除应当缓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法学理论上根本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必要。所以双方的差异只是现在时和将来时，争论的题目也是“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有无设立必要”显得更为恰当。
从世界各国和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来看，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大势所趋，尽管近年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迫于国内犯罪率上升的压力对这一规则的适用作了一定的限制。不过人家搞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扬弃，与尚在为现代化努力的中国还是有一定区别。在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就像在分配领域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选择权利的行使或限制时，还是应更多的考虑对权利的确立问题。之所以这么做的根本理由不是因为效率比公平更重要，权利的确立比对行使权利的限制更重要，或者说在道德上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就目前的国情而言，权利架构的建立才是更为紧迫的问题，矫枉应当过正。但是，国外对这一问题所做出的新的限制还是为我们考虑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提醒我们其实非法证据问题并不是刑事诉讼法中的根本性问题，只是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处理起来完全可以更有弹性、更灵活。对其内容的部分变更和取舍不会对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或证据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对非法证据进行价值分析和选择的结论
认为证据的证明能力方面的缺陷无损于它的证明力的说法侧重证据的自然效力，强调证据的证明力，但忽略了证据的法律效力，无视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的法律规定性，将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割裂开来。但是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观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与其理论体系存在矛盾。虽然实体真实主义承认刑事诉讼具有查明案件真实的能力，但其所谓真实不是人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的一致，而仅是诉讼上真实，即所谓“属于作为认识的真实而非作为存在的真实”。⑸实体真实只不过是刑事程序运作的结果。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将程序价值置于实体价值之下，那么实体真实的基础就不复存在。就人类目前的认识能力而言，是无法认识绝对真实的，诉讼上的真实只是相对的事实。程序工具主义强调实体真实对程序合法的优越地位，实际上在抛弃了诉讼程序后，就已经不存在诉讼程序结果意义上的实体真实。
其次，对程序对立价值的忽视实际反映了实体优越以及实体至上的思考方法，表现出其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这不意味程序工具主义完全不尊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无视程序的合法性，但是由于提倡实体真实所形成的实体的优越地位，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就只能在发现实体真实许可的范围内得以体现，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就容易被忽视。因为刑事法律所关心的就只是查明案件事实和对犯罪的处罚，而对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可能产生妨碍的因素就被置之不顾。
程序工具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的：刑事法律应当以实现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而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则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所以刑事法律应当有利于发现客观事实，同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和确保社会利益是刑事法律的最终目的，因此最大限度的惩罚犯罪也是必要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和惩罚罪犯。但是这样的推论过程如前文已经证明的那样，是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对刑事案件而言，不存在脱离诉讼程序的案件真相，只有诉讼事实，没有程序就没有“真相”；发现真相也不是审判的唯一目的，审判还肩负解决争执的任务，而无视被告人对审判的参与等诉讼权利，是不可能到达这一目标的。
所以如果认为证据只要是真实的就可以采信，实质上是在说只要对定案有利就可用。在刑事诉讼中奉行这样的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侦查部门已完成案件的侦察后，还必须举行复杂、冗长的法庭审判，而这样的审判对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未必永远有益；它也无法提供为什么必须禁止以刑讯逼供等手段取证的理由。正义必须实现，但正义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是指正义必须以公众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如果负责实施法律的司法人员在执法时却违反法律，侵犯了公民（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最后法院又通过采信非法证据的途径对这种违法行为予以认可，那样公众和社会又怎会对司法制度产生信心，并进而分享法律进步的成果呢？
再次，在对犯罪进行制裁的过程中无视程序规定的限制，取证手段的取舍以控制犯罪为唯一标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不亚于刑事犯罪行为对人类社会的破坏，而且后者还会对其他一些主要目标造成严重后果，实在是失大于得。人类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单纯追求有罪必罚的目标往往会导致或助长刑事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在社会秩序的大变革期间，往往会以形式需要为借口，抛开诉讼程序，而追求所谓的绝对正义。以“文革”为例，仅在1979年至1981年，全国共改判“文革”期间冤假错案301000余件，涉及当事人326000余人，其形成的错案之多株连之广，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可见“文革”期间无视公检法的分工制约，无视公民的合法权利、滥用刑讯手段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严重性。出现这样的情形，与我国以往的法学理论强调法律发现真相、法律文化中又一向缺少程序法的理念有密切的联系。而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矫枉的重要一环。
3、缺乏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对于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存在缺陷的，对于现阶段而言，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设计没有瑕疵的完美规则，而是寻找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制度安排。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试图通过对证据的认可程序来推行实体法律要求和其他程序法律要求，是否还存在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好的达到预定目标的办法呢？
一般而言，对因非法取证行为对国家法制、当事人的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有两种基本的法律救济方法：行政、刑事处理和损害赔偿诉讼。
（1）对不依照法律行事的执法官员，视违法情节轻重予以行政、刑事制裁，的确实抑制非法证据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障碍甚多，所能产生的威慑效果远比设想的为小。这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侦查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的地位和力量对比；违法取证手段的多样造成较难被发现和证实；违法行为的普遍性以至法不责众。
刑事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力量差距是现实存在的，否则也就不可能出现刑讯逼供的问题了，这种差距更多的是通过贬抑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而得以实现，即尽量限制其权利的行使。而且由于这种限制使得刑事侦查过程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和代理人有时难以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使得侦查机关的许多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被发现。其实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谁也不会超过诉讼当事人及其利害人，所以由他们对侦查机关的行为的监督才是最有力和最不讲情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固然应当注意发挥专门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但是由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许多问题，这种监督所能够产生的效果既难以让人对现状感到乐观，也无法使人对其前景抱有信心。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种封闭性对监督部门也同样存在，后续的司法环节只能得知侦查机关收集了什么证据，至于收集方式和途径也难以知道得更多。其次，形成合力共同打击犯罪的执法观念和法律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一般来说只要案件质量，特别是实体上没有大问题，程序上即使有些问题，也就过去了。所以对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和纠正的任务要求由一家机构完成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改进违法取证状况方面，可以考虑增强侦查过程的透明度，使被告方有机会介入侦查程序，真正确立其主体地位，使其能够有效保护自身的诉讼权利。但是在目前，应当承认侦查机关的特殊地位是不利于违法取证事实的发现的。
但是即使增加了案件侦查的透明度，对被告方而言，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取证行为存在的证据还是十分困难的。以违法取证中较典型的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不一定要通过肉刑，还有许多变相肉性和精神折磨的方法可以用，如罚站、罚冻、罚饿、疲劳审讯、车轮战等；即使用肉刑也有许多可以不留下可供查实的痕迹的经验和做法；即使留下了用刑痕迹，等到被告人有机会向外界说明这一点，如向公诉机关或者在法庭上向法官展示伤痕，多数情况下伤势差不多也好了；即使还没有好，侦察机关也同样可以有很多托词，或者事先已有安排，如自己不动手，让其他疑犯动手，从而难以追究侦查人员的责任。所以刑讯逼供行为除了个别除了人命或酿成泼天冤案，少有受到追究的。取证难，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如果在某各地区、某个部门，违法取证行为已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实，相当部分甚至多数侦查人员都参与其中，如无证搜查、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此时对这种行为的制裁会遇到更大麻烦，因为没有不处理别人，但处分我的理；但是如果扩大处罚面，又有法不责众之感。况且在目前情况下，取证行为不规范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也增加了制裁违法取证行为的难度。所以想通过侦查机关自身或其他部门对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进行制裁的方法，以减少次类行为的目的一时还难以实现。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对全世界的侦查机关来说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胳膊肘往里拐，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并没有什么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尤其当这个“自己人”犯错误是为了公事而非私务时。
（2）由侦查机关违法取证行为的受害人向该机关提起诉讼，以请求赔偿。这个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违法取证行为，因为侦查机关也许会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减少侵权行为，如果不这样，执法的成本或许会上升很多；另外过多的赔偿对侦查机关的声誉也会有负面影响，也就促使主要负责人下决心解决该问题。但是这能否成为主要措施，即完全替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则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还在两可之间。
所以对有严重违法取证行为的侦查官员实行刑事或行政处罚，或对其提起损害赔偿都可以作为制止非法取证行为的补充措施，但是作用有限，故尚不具备取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有弊，但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现状来看，是利大于弊。因此，我国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希望可以帮到你~

Ⅷ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有选择性的排除还是都排

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
论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排除范围 证明责任 排除程序
2012年3月14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获得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在我国得以确立，并对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等方面都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早已设立，并以相当完善的证据法规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至逐步完善的过程。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如下法律中：
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我国加入该公约，其要求各签署国严格贯彻保障人权精神，并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宪法》，在我国，宪法对于非法取证行为也持否定态度，并作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3条、第37条都涉及人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
3.1997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须依法定程序，收集能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法条中并没有将非法获取的证据给与“排除”的规定。
4.为解决97年刑诉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了对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的规定，否定非法证据的证明力。其虽仍未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比之前的刑诉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5.2011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建立，也为我国司法人员的实践提供了指导。
6.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第56条规定了法院审判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以及当事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申请，第57条规定了检察院对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第58条则规定了将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对非法证据排除具体内容做了规定，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非法证据规则的内容
（一）非法证据排除范围1.对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采用“无条件排除”。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长且期以来在我国实务界，被广泛应用，是司法人员侦破、审查、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便是为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它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的非法取证行为。这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肉体，也给其带来了精神上的严重侵犯，这种非法取证行为也破坏了口供本身的证明价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讯、威胁、引诱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而过分倚重这些供述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规定非法获取的证据将予以排除，这样也就在源头上减免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也是程序正义的内在体现。
2.对于非法获取的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应当采取“区别对待”。与言词证据相比，实物证据是存在于人脑之外的，在犯罪发现之前形成，它的产生、存在、变化、消亡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加之实物证据证明力和其获取方法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可信度与证明力都要比口供强，也更客观。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此类证据不应采用“无条件排除”的原则，应当是在程序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兼顾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并考虑我国刑事司法实务需求和社会治安的形势，区别的、有选择的对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的效力来进行判断。对于未经法定的审批进行搜查、扣押、冻结、查封等严重侵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获取的非法实物证据，因其获取手段的违法性严重，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但对于获取手段仅违反立法上某些“细节性”或者“技术性”的一般违法性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侦查工作人员在对犯罪现场进行检查、勘验的过程中，没有见证人到场等其他违法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其效力就可以由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自由裁量。
3.“毒树之果”应否排除。所谓“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的方法所收集的证据为线索，但用合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且这个果应该是独立的新的证据，而不是原有证据的重复收集。对待毒树之果，英国采用了排除毒树但食用毒树之果的原则，即对于从被排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中发现的证据和事实，只要其相互关联，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而美国的证据排除规则不那些违反证据规则所获得的实物或言词证据，而且对于毒树之果也予以适用。但鉴于我国的现实条件，如简单的排除毒树之果，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为不可否认，通过一些非法取证行为所间接获得的证据对于查清犯罪案情、佐证犯罪事实以及形成证据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证据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所获取的证据相比较，区别在于非法搜查、查封、扣押获取的证据的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毒树之果”的收集证据的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这些证据之前的程序存在有违法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毒树之果”的效力，我们应当予以承认，这既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二）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承担证明责任，即意味着承担诉讼的风险，然而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同证明责任的承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进行的司法活动应当符合法定的要求，遵循法定的程序，当其行为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时，其必然也要承担证明其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责任。可是如果让控诉方对每一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那无疑是增加了办案难度，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大大浪费，但若让不懂法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采用了由双方分别证明的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的规定，被告人一方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材料，人民检察院对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即我国刑事诉讼中，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初步责任是归于被告人一方的，但证据合法性问题之证明责任便是控诉方承担的。
（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5条规定，被告人可在庭审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而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则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书和判决的依据”，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的职责不仅赋予了法院，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使得检察院有了审查证据合法与否的职责。在排除程序的启动主体上，我国则采取了被告人申请启动和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两种方式，给予了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也能够让检察机关更好的发挥其法律监督职能。
在非法证据的法庭处理上，《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然而，笔者认为，此规定也有不足之处，即未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救济性权利，如果在司法实践过程汇总法院拒绝或未能准确的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时，被告及其辩护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故笔者认为，相关机关可考虑出台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予以规定。
三、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建议
“法律不是抽象的存在，相反，法律必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实效才能证明自己的生命”。故如何让这一规则在司法实务界进行贯彻实施，仍然是我们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
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初期，必定会面临诸多困难，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薄弱。但我们要知道，该规则的确立不是为了补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权利所受到的伤害的，更不会放纵犯罪行为，而是为了从宏观上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使我国的法制更加健全，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到具体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当中。
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实施应当注重发挥司法解释的规范作用。虽然新刑诉在排除证据的范围、证明责任及排除程序的设置上都做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但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操作过于原则化、排除条件特别严苛以及程序设置存在未涉及之处等等。我们应及时研究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补正，指导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各项问题。
第三，加强司法队伍人员的整体素质建设，强化对其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法不徒以自行”，再完善的法律也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发挥其作用的，而在此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也决定了法的作用发挥的大小。因此，我们应该注重对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加强其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新的规定的内容进行学习，规范其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行为，严格要求其遵循法定程序、运用法律规定的方法，将新刑诉法各项具体规定贯彻运用到具体工作当中。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书中提到，“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规则在此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中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容，仍需要经受司法实践的检验，发现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进步和完善。

Ⅸ 什么是排非

关于排非，干货都在这里

排非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简称，有时也代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则”或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排非”规则诞生的背景

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民事、行政法还是刑事领域，证据都是第一位的，因此有“证据为王”、“打官司就是打证据”等说法。

在刑事诉讼中，无论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还是书证、物证、鉴定意见，能否作为证据证据使用，首先必须解决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关键是要取得这些证据的方式方法和过程符合法律规定。

近十年来，陆续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被披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些冤假错案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中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要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规范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遏制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侦查取证。

为了甄别和处理侦查机关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具有证据的名义但实际上不具有证据的资格，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证据），防止这些所谓的“证据”进入刑事司法程序，成为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罚的依据，我国从2010年开始，正式开始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法律渊源

1、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2、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的条款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 ：“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4、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成型。

三、“排非”的实践状况

在实践中，排非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证据非法性问题在越来越多的案件中称为控辩双方博弈的焦点问题。实践中“排非”的难点在于如何区分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并不是所有违反法定法定程序的证据都是非法证据。关于实务中如何正确区分非法证据，建议参考广大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的《排非手册——非法证据排除的应用与实践》一书。

Ⅹ 法院通知非法证据排除是什么意思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不仅明确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这是我国深入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对于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预防冤错案件的发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便于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现对《规定》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予以说明。
一、《规定》的起草背景
1996年，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修改，并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3条）但是，如果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应当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否还具有效力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
1998年、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因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且未规定明确化和具体化的操作程序，这种排除规则仍然具有宣言和口号的性质，很难发挥法律规范应有的功能。司法实践中，很少有根据司法解释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并予以排除的情形，刑讯逼供现象难以遏制，因采用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而定案的冤错案件时有发生。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证明责任、审查程序和救济途径等”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体制改革事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会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共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证据规则项目组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关于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若干问题的意见（稿）》的基础上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本《规定》。
二、《规定》的基本思路
《规定》制定的基本思路是：以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为目标，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借鉴与吸收国内优秀研究成果和国外有益经验，结合刑事案件工作实际，为排除非法证据制定具体化、程序化的操作规程，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非法证据规则涉及的面较广，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对全部内容都加以规定是不现实的，也是很难实施的。为此，《规定》突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突出了对普通刑事案件中非法证据的排除。从目前情况来看，普通刑事案件中出现错案的比率最高，而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尚未发现这样的问题。二是突出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除了非法言词证据，还有非法实物证据。非法实物证据情况复杂，难以作出一概禁止的一般性规定，并且实践中发生的错案多为采纳了非法言词证据。三是突出了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非法手段和技术性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就目前出现的冤错案件看，主要是因为以刑讯逼供方法取得口供。对于后者，实践中一般可以事后补救，很少出现问题。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计15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性规则，旨在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并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二是程序性规则，旨在将有关非法取证的问题纳入诉讼中程序裁判的范畴予以解决。
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外延和法律效力问题。
《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第2条明确了对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的法律后果。
证据本无合法与非法之分，“非法”一词无疑主要是针对取证手段而言的。因此，分析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必须从界定非法取证手段的范围入手。这一问题在本条制定过程中存在不同观点，形成了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违反法律规定，采用刑讯、服用药物、催眠以及其他使人肉体上产生剧烈疼痛、精神上产生高度痛苦或者丧失意识、意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违反法律规定，采用暴力或者使人肉体上、精神上产生高度痛苦或者模糊意识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三种意见认为：违反法律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等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四种意见认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参照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的规定[1]，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理念，但是，“剧烈疼痛”、“高度痛苦”较为抽象，在实践中容易产生歧义；第二种意见不能全面涵盖非法取证的手段和方法，实际上缩小了法律对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范围，是对刑事诉讼法的限制解释，并且“高度痛苦”同样很难界定；第三种意见列举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等三种方式存在交叉关系，适用时容易导致分歧；考虑到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刑法上都有规定，程序法上也应相应作出规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11条的规定，我们最终采纳了第四种意见。
另，有意见认为，应详细列举非法取证的具体手段，以免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争议和分歧。其实，在《规定》制定之初，我们曾经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关于刑讯逼供案的规定[2]，对非法手段进行了列举，即“采用刑讯、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但考虑到“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不宜写在《规定》中，最终予以删除。必须明确的是，“等”是指与刑讯逼供相当的方法，能否认定，可由办案机关在实践中参照相关规定具体把握。
此外，关于通过采取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本条制定过程中也产生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通过采取这种手段获取证据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规范司法的长远角度，应该予以排除，并且刑事诉讼法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一种意见认为，对于这种证据，应综合多种可能损害公正审判的因素决定是否排除。我们认为，《规定》不宜作出与刑事诉讼法不一致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威胁”、“引诱”、“欺骗”的含义及标准问题的确不好界定，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摧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和策略很难与之区分开来，如果这些讯问方法都被认为非法，将导致大量口供被排除，给侦查工作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此问题不必苛求严格，暂不作出规定。
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问题。
《规定》第3条确定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同样应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确认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第265条第1款），并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第265条第2、3款）
2001年1月，鉴于“一些地方陆续发生了严重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案件”，地方检察机关“错误地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加以使用，最终酿成冤案，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再次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且《规定》是由公、检、法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增加本条有助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
《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也是本规定的主要内容，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2、法庭初步审查。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则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
3、控方证明。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法庭处理。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设置专门程序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裁决的问题。
《规定》第5条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先行调查原则，即在审理犯罪事实的过程中，只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了取证合法性问题，就要对该问题进行“审理”。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排除非法证据应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庭外调查问题，不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此进行专门的审查，建议法院采用休庭并庭外调查核实的程序。我们认为，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设置一个专门程序，这个程序既在庭审的法庭调查当中，又相对独立于法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调查，这也是制定本《规定》的前提所在，如不使用明确、具体的规范来设置此专门程序，本《规定》规范非法取证行为的宗旨将根本无法实现。
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否具备合法性（而被法庭采纳）的事实，既不是实体法事实，也不是程序法事实，而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事实。虽然证据事实只是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事实，但其影响甚至决定控诉方指控最终能否成立，与案件实体处理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因此，对这一事实同样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当然，这一事实毕竟不是犯罪构成事实本身，其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在裁决这一附带争议事实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程序，即“预先审核程序（voir dire）”。[3]在这个相对独立的“审判”中，法庭需要裁决的并非犯罪成立与否即犯罪构成事实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口供这个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能否成其为证据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很少，主要是因司法解释对证据的证据资格、证明力不作区分，且未设置专门的程序来规范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和裁决所致。法官审查判断、运用证据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确认证据资格，二是确认证明力。法官确认某证据具有可采性，表明该证据取得了进入审判程序的资格，它可以在法庭上出示、接受调查。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不得采纳。对决定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含合法性），则应设置专门的审查程序。在此程序中，法庭需要裁决的是某证据是否具备合法性能否在法庭上出示、质证的问题。如，控诉方不能证明口供是以合法方法取得的，法庭即排除该口供的证据资格，使其不能进入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即不准许宣读、质证，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当然，司法实践情况复杂，仅在法庭上可能难以解决问题，因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也不排除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的庭外调查程序，可采取庭上和庭外相结合的方式。但是，控辩双方对证据的排除有争议的，应当经过质证、辩论，最终由法庭予以认定，庭外调查程序涉及的只是对证据的核实问题。因此，《规定》第8条同时确认了法庭对控辩双方证据的调查核实权。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有独立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无需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我们认为，控辩双方对言词证据的取证方法是否合法争议较大的，通知双方到场有利于体现调查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避免在庭审中双方又对法庭所取证据提出异议，出现法庭与控辩双方抗辩的不正常情况。
关于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初步责任问题。
《规定》第6条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从而明确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应提供非法取证的线索或者证据的责任。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证明证据是非法取得的并不是被告方的义务，且实践中被告方很难提供证据或者线索，建议将“应当”改为“可以”。我们认为，对于证据的合法性（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当然是由控方承担，否则控方就无法完成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责任，但启动这个专门程序的初步责任即提供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或者其他非法取证行为的证据或者线索的责任，则应由辩护方承担，否则就会出现任意启动对证据合法性的“审理”程序的情况，拖延审理期限。当然，法庭也有权对非法言词证据线索进行初步审查，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非法言词证据的线索和异议明显不成立的，可以不再进行独立的调查，直接对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以便提高庭审效率。
关于对被告人审前供述的合法性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问题。
《规定》第7条主要明确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举证责任。我国虽然通过司法解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这一规则并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有效的运用，虽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责任规定的缺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条规定意义特别重大。
我国诉讼理论使用的“举证责任”概念来源于大陆法系，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因举证不能时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这也是举证责任的本质内容。之所以规定应由控方对被告人审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这符合刑事诉讼中由控方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这一基本原理。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中，控诉方都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其除了必须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外，理应还要证明其用于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据具备合法性。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方提出口供不具有合法性，实质上是对控诉方主张口供具备合法性的事实的否认，控诉方需承担提供证据责任，在对某证据的合法性真伪不明时法庭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即将不能排除非法取证可能的证据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
2、根据惯例，诉讼中主张积极性（肯定）事实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将消极性（否定）事实引入诉讼的当事人无需对此承担证明责任。依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检察人员一般作为提出被告人有罪的积极追诉请求的一方，他同时也必须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来加以论证，那么，对于证据本身合法性的证明，必然属于证明积极请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告人提出的证据非法的异议，则属于消极（否定）性事实，当然无需承担最终的证明责任。
3、举证能力毫无疑问也是证明责任分担中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技术性因素，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应承担较多的证明责任，反之，证明责任就会较小，这也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一般而言，国家为了追诉犯罪，赋予检警机关以巨大权力，而被告人一般会处于侦控方的控制状态之下，并且，被告人通常也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和技能进行取证，比较来讲，控方则有这种优势。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局面决定了审判中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负担也就必然地置于控方。
当然，本条规定并不意味着控方在每一案件中都需要主动证明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合法性，原则上，控方的证明必须以辩护方提出异议为前提，并且，如果控方不坚持使用该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就不存在法庭质证和排除的问题，可以不举证。
关于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规定》第7条第1款在规定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方式的同时，还明确了讯问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本款内容在制定过程中也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意见认为：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已经制作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或者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第二种意见认为：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必要时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第三种意见认为：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我们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最终采纳了第三种意见：第一，本《规定》要求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仅限于经审查确有必要的范围，这样的情况实践当中并不很多，不会影响侦查机关工作的正常开展。第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由于当前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尚未普及，要确定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仅靠讯问人员和讯问时在场人员的书面证言很难作出判断，因此，侦查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时了解的情况出庭作证对查明证据取得的合法性非常必要。第三，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司法改革项目的分工方案，侦查人员出庭问题不再单出文件，而是纳入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相关改革成果中，如果不在此文中规定，“侦查人员出庭”问题这一改革任务将会落空。第四，考虑到侦查机关的工作需要，有必要对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的情形作出进一步限制，但是如果穷尽其他方法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讯问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关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问题。
《规定》第11条规定，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确认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该条涉及认定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建议进一步研究，可先不作规定。
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承担提供证据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职责，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的线索和证据，理应同样承担证明被告人庭前供述系合法取得的证明责任。在公诉机关不举证，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就应承担不能以该证据证明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如果不明确规定证明标准，很可能使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失去意义。
另外，关于本条规定中为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因为，按照刑事诉讼的基本规律，在刑事诉讼中，控方应承担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的证明责任，且需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赖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的根据即定罪证据的合法性不能被法庭确定，就说明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法庭不能以不确实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否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将失去存在的基础。
这还涉及到疑罪从无原则能否彻底贯彻的问题。如果对控诉方降低证明标准，仅要求控诉方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意味着控诉方对犯罪构成事实附带的证据事实的证明没有排除被告方提出的“合理怀疑”，从而对犯罪构成事实本身的证明也因此未能排除被告方的“合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庭未予排除口供这一证据并最终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作出有罪判决，还是违背疑罪从无原则的。对控诉方降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结果必然导致客观上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使这个规则失去意义。
如果《规定》对控诉方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则无法杜绝因采纳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而将疑案错误地作为留有余地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降格处理的做法。虽然国外的司法实践对自白规则的运用早已超越了防止事实误认的目的，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防止事实误认、避免冤错案件的发生具有重大意义。从为了实现防止事实误认的基本目的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必然得出对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应当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且需达到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的程度的结论。不能因为目前司法实践中控诉方对口供合法性的证明存在一定的困难而降低证明标准。恰恰相反，明确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中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和很高的证明标准，不仅能促使过于依赖口供的侦查观念和侦查方式发生转变[4]，还能推动诸如讯问时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以及羁押场所与侦讯部门分离等相关制度的迅速建立。
关于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合法性的审查、认定问题。
《规定》第13条确认了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合法性的审查、认定，应参照对被告人供述的相关规定进行。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作如此规定过于笼统，建议予以细化。我们认为，非法证据不仅仅是指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必须作出相应规定，但考虑到这些证据毕竟都是言词证据，在取证方式、方法上基本一致，因此，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审查、认定也与被告人供述的审查、认定并无不同，若进行细化，重复的内容太多，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也无必要；此外，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非法取证，在司法实践中远不如对被告人供述非法取证常见，这样规定也可突出重点。
关于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问题。
《规定》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而确立了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
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议和分歧[5]。为平衡好准确打击犯罪和有效保障人权的关系，《规定》区分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不同情况，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并未采取绝对排除的方式，而是实行裁量排除。
在本条制定过程中，有意见认为，物证、书证的取得方法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致使严重损害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们认为，非法取证必然损害证据的合法性，却不必然影响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且，证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受到严重损害的，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属于法官认定证据证明力的范畴，无需单独作出规定来排除。实际上，实物证据无论是合法获得还是非法获得，其本身的真实性并没有受到影响。严禁以非法搜查、扣押，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或其他非法方法取得实物证据，就是尊重基本人权，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限制的体现，程序的独立价值也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规定》明确这种证据也属于非法证据，并且可能被排除，其原因就是非法的取证手段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人权，直接违背了宪法的规定。
另，对物证、书证合法性的审查和裁决程序，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1]本公约于1984年12月10日通过，于1987年6月26日生效，中国政府于1988年10月4日批准该公约。公约第1条规定：“酷刑”系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和第三者所作或被怀疑所作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又是在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成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随附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
[2]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以殴打、捆绑、违法使用械具等恶劣手段逼取口供的；2、以较长时间冻、饿、晒、烤等手段逼取口供，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健康的；3、刑讯逼供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轻伤、重伤、死亡的；4、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5、刑讯逼供，造成错案的；6、刑讯逼供3人次以上的；7、纵容、授意、指使、强迫他人刑讯逼供，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8、其他刑讯逼供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