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的悲哀

⑴ 人们为什么对，法官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看法

因为接触过法官，了解诉讼的人无论是律师还是当事人，都会遇到听到法官的种种不好的行为。
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例：大学在律所实习时，律师们都说贪赃不枉法的律师就是好律师。
一个在省高院实习的男同学说，一个法官跟他聊起来说自己拿着这么大的权利工资还不如一个市区的统计法官拿工资多，叫他怎么能不腐败（法官工资跟地区经济水平有关）。
还有一个区法院法官就是收了一方当事人的好处，一个本来很好判的案子，硬给拖四五年都不判。
中国现在的法官素质还是不高，许多都是以前当兵转业的军人，根红苗正跟着党走，至于业务水平根本谈不上，虽然最近几年才要求新进入法院的人员要通过司法考试才能当审判员，但是老的法官毕竟还是主导。
当事人去律所不会问律师打赢多少官司，业务怎么样，只会先问律师和某某法官关系怎么样，实际上现在打官司就是打关系。
真正以法律为饭碗的人才不会相信有真正的法律，法律就是人制造为人服务的，至于怎么服务，它也可以为当事人服务，也可以为律师服务，也可以为法官服务，怎么有好处怎么来呗，反正法官有的是办法玩法律。法官虽然有社会地位，但是跟一般公务员一样，没多少钱可以赚，法律不也是为自己创收的工具么。法官也是人，也想过好日子，开好车住好房子，有地位，有权力，有工具，为什么不为自己创收。
经常能听一个法院的同学说，去法院的律师都有车，而且这么说的法官也不只一个，这是他们普遍的认识。让他们拿着权力过的感觉还不如他们看不上的律师好，他们心里能平衡么。
所以，要一个法官不收钱，不得好处，为当事人无条件的快速公正办案多数情况下是不太现实的，除非某种情况下该法官良心发现，心情不错，并且案子判以后也不会引起什么争议，那他们会好好办一下，当然这就要看当事人的运气了。
总之，现在的真正意义的人民法官应该不多见吧。

⑵ 法官被害，现代社会的各个岗位的危险系数是不是越来越大

2月17日下午，江苏沭阳县法院法官周龙步行上班至法院大门附近时，遭男子开车撞倒和持刀连续刺戳，致其当场失血性休克。

近年来，国家层面在制度法规层面给予法官的保护，也在强化。不论是“两办”2016年7月出台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还是最高法出台的《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实施办法》等，都在强调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权利。

但这些文件仍侧重于对工作时间、工作区域的安全保护，而下班之后才是法官安全风险最大的时段，近期多名法官遇袭，也都发生在下班之后或者上下班的途中。由于危险在绝大多数时候处于潜伏和不确定状态，派人对法官进行全天候贴身保护，很难做到。

但防微杜渐，严惩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法官的行为，发现一起惩处一起；也尽量将诉讼未了的纠纷导入法治路径，实现更独立的依法裁决，而非让法官作为风险的末梢承受者。

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关乎司法权威与法治尊严。法官作为法治正义的捍卫者，不应成为诉讼风险主要承担者。而保障其履职安全，也该有更多切实举措。

⑶ 法院审理的案件已赢，但执行不下钱来，苦不堪言。

如果你申请法院执行超过半年还没有执行下来，你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执行，上级法院接到你的申请后，就会令下级法院执行，或者亲自执行。
如果你提供了被执行人的基 本 信 息，而法院拖延故意不执行，你可以向纪检部门或者检察院、人大投诉。

⑷ 在中国法官，检察官为什么那么任性枉法裁判，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当事人向自治区高院，高检都不管，当事

可以往上级法院一直上诉，直到合法为止，只要你的官司可以打赢，到最后的起诉费用还有律师费用是不用你出的，那边理亏那边受理，法院会给与批判

⑸ 为什么中国的法官从来不怕犯众怒

所谓众怒，术语称之为“民意”。你所说的这类情况，其实都会以民意的名义作出判决，因专此与民意总是一致属的，不会出现损害法官的后果。可见，民意损害双刃剑，民意可以对当局施加压力，当局需要时也可以用民意作挡箭牌。事实上，什么是民意，通常都掌握在当局手中。

⑹ 电影：东京审判讲述什么内容

影片简介：1946年3月20日,受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作为远东国际大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飞抵东京。东京的中国同仁及朋友为梅汝璈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席间,顾毓秀郑重地赠送了一把宝剑给梅汝璈。《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的激动和欢欣，但他却预感到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大审判终于开庭了，中国的审判团遭受到了种种挑战和挫折，面对各国法官们的偏见与刁难，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与他们斗智斗勇，克服了对美国法律不了解的种种不利因素，在庭审辩论中取得了上风。日本右翼势力派刺客行刺梅汝璈，肖南得知后，立即赶往告知，最终挫败了刺杀计划。最后的审判到来了。远东国际大法庭做出判决，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七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⑺ 中国大法官有政治前途吗

大法官有三类
共和国首席大法官 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共和国一级大法官 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共和国二级大法官 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与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还有军事法院院长等 也是大法官级
只有他们才是大法官 级别！

至于前途，嘿嘿，对于一般人而言（包括什么亿万富豪啊），非常的牛B。
但进不了权力核心。以后或许可以进政治局委员

⑻ 为什么说中国的法院和法官是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

1、这是个伪命题。应该说，在依法治国进程中，中国法院和法官任重而道远，有回很问题需要答改进。
2、中国法院是脱胎于行政管理体系，在建国之初，很多基层法院院长由县长兼任，后期虽然不是兼职，也是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法院名存实亡。
在改革开放后，法院的工作获得长足发展。
当前，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淘汰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滞后思维和人员及管理制度，正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3、依法治国不是法院一家之事，而是全社会之责。
党委领导制订依法治国方针政策；
人大监督导依法治国方针政策落实；
政府执行落实依法治国方针政策；
监察委监察依法治国方针政策落实过程的违法违纪之事；
检察院对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落实实行法律监督；
法院依法审判依法治国过程发生的各类具体纠纷。

⑼ <<东京审判>>中梅博士坚持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有什么意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审判“彩排”前的冲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王敖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婉转地对梅汝王敖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王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王敖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王敖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王敖有些激动：“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卫勃听了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王敖态度坚决，于是他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
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会再讨论。”
梅汝王敖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
梅汝王敖当即答道：“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王敖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焦躁地对梅汝王敖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王敖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王敖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王敖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王敖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王敖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王敖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王敖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⑽ 法官离职的原因有哪些

复首先，法官职业尊严不高制，社会对法官的尊崇度不够。职业尊严关乎一个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影响这个职业的社会评价。反观中国法官的职业尊严，和公务员群体几无区别。和法官同属一个职业群体的律师，多数人却不愿意做法官，而法官辞职后却多愿意做律师。这一点，即印证了从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先天不足，因为，法官职业对律师没有多大吸引力，少有律师愿意放弃自由职业去选择束缚更多的法官职业。
第二、法官职业保障不足，待遇不高。我一直认为，法官的待遇应高于公务员，并且，应高于公务员一倍工资，这样，可以让法官摒弃社会现实的困扰，专心于司法审判。只不过，在当前这种司法格局里，我们还很难为法官谋得高工资，毕竟，现有的法官待遇是由同级财政负担，法院和政府的其他部门相比，并无多少优势，而政府对法院的认知和评价也决定了其不会为法院专门增加财政拨款。现在，正在探索省级财政统一管理，到底如何运作，尚在试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