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本
律师和法官之间为什么会有分歧？他们分歧的缘由何在？到底会有哪些分歧？我们能否通过制度改革而力促分歧减少或趋无？面对程序违法的庭审，律师是配合审判还是控告违法？面对司法甘受权力染指，律师是举报还是容忍？面对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主旨，律师只能痛心疾首还是奋起反抗？面对……..可以说，在任何一起律师和法官分歧的案件中，都难免触碰权力的身影。或许在当下中国的司法生态中，权力已经左右了任何影响性案件的审判，但是，任何一起影响性案件的背后，虽说实为权力指导结果，但总会披上司法的外衣，毕竟，这还是一个将“依法治国”停留在口号阶段的国度，司法多多少少会在形式上掩盖权力染指的内幕。而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便是其中一例。任我如何评析，也丝毫不会将此案简单定为司法主导的错案之一，而只能将其定性为权力指导背后的司法冤案典型。
关于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是冲突还是合作？是对话还是对抗？是交流还是交恶？是举报还是容忍？是配合审判还是守护法律？是甘受权力指导还是勇于揭露司法内幕？是坚决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还是牺牲被告人部分利益以换取罪轻刑罚？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为一再视而不见还是针对法官的违法行径勇于举报？这是摆在很多律师面前的难题，也是令很多律师困惑的问题，更是让诸多律师难以招架的课题。
在2012年1月10日贵阳的黎庆洪等人涉黑案审判中，先后有四位律师遭遇法官驱逐，且有十多位律师接连遭遇法官训诫，瞬间，律师和法官的职业关系冲突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按说，律师和法官本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上双向互动的法律主体。他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应是力求查清案件事实，案件得以公正处理。而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特殊在法官向着检察院和公安，法院是被逼上梁山的。于此，开庭前期，法官便期望律师配合法院审判，以便“圆满”完成这场审判活动。但是，为什么会有法官认为律师应当配合法院？在黎案中，这是因为法官认为自己审判案件宣告被告无罪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罪行轻重上律师应该有所作为，不应“纠缠”于无罪辩护。但是，黎案恰恰是律师认为不构成犯罪，法官又不会判处无罪。这样，便在律师和法官之间产生了分歧，但既然有分歧，那么法官本应追求公正审判，以程序正义追求实体公正，但小河区法院却一再固执地认为律师认为黎案做无罪辩护是“捣乱”，这样，庭审期间的各类控诉和驳回控诉就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趋火热化，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按说，法官本应感谢律师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提出质疑和质证，以便自己更能查清案件事实，以此作做公正判决，也防止法官自己被检方的选择性控诉而蒙蔽，由此导致冤假错案的酿成。但是，在黎案中，不乏法官和公、检两家同处一室，都在联合对付律师。法官的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做出判决的职责丧失了，成了和公、检两家一样的追诉犯罪。这样，法官势必会认为律师控诉庭审程序违法是在捣乱，由此便对律师产生后天的厌恶，那么，惩戒和驱逐律师的恶性事件就势必发生。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探讨，律师和法官本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定位？法官审判案件要求律师配合有无法理依据？律师不予配合，法官是否可以惩戒或是驱逐律师？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律师的作用应该是什么？两者之间在案件审判上有无严重分歧？法官是否先入为主地认为审判案件律师做无罪辩护是无理取闹？律师是否认为法官如果枉法裁判自己肯定要接连控诉程序违法？这些问题，都是厘清律师和法官之间分歧四起必须面对和回应的焦点。
而在我们的认知中，法官的职责在于庭审的两造平衡中查明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决。在未裁决案件之前，法官不得偏方于任何一方，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审判案件不得甘受权力染指，独立公正审判案件，凭借法律和良知对案件作出裁决。而法官的尊严也体现在自己能把握案件结果上，并非在权力的干涉中案件结果被他人定夺，自己充当权力靶子。法官审判案件既然不能偏向于任何一方，那么当然不能要求律师配合法院审判，而应该要求律师依法办案即可。
而律师的作用在于依法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以便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针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材料依法提出质证和对质，以便法官在控诉和辩方的对质中逐渐厘清案件事实，一步步接近事实真相，以此作出公正裁决。律师是法官查明案情的得力质疑者，是防止法官办错案的最佳阻止者。律师认为法官枉法裁判，理应提出控告，虽然控告不一定会得到回复，但程序性权利的行使却不能放弃，哪怕有一丝的期望，律师都应拿出百分百的努力保证被告人合法权益不被侵犯。
但是，在控方和辩方地位不甚平等的一些案件中，法官无法左右庭审程序的公正审判，当程序正义无从保障时，律师能否控诉法官偏袒控方，并以此为由拒绝辩护？这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情况。以黎庆洪案为例，众律师质疑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级违法，此案不应当由小河区法院审理，而应当由贵阳市中院审理，于此，律师和法官之间便产生了第一个分歧，此分歧乃程序程序正义的先决条件，未有审级合法，何谈实体公正，据此，众律师纷纷控诉，但法官就是不予理会，因此，法官还给了几位律师以惩戒。这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便是，法官违法之后如何还让律师尊重法庭程序，一个违法的庭审谈何力求实体的公正裁决。因为，法官首先应该以自己的职权保障庭审的程序公正，然后才能要求律师尊重庭审秩序，如果庭审的程序违法在先，律师的控诉便在于保障程序正义，而不是无理取闹。而微博能否“直播”庭审的辩论亦在向外界宣示，法官期望庭审不受关注，自己能安心审判，而律师认为违法的庭审应该向世人公告，以便遏制违法的庭审继续下去，这是黎庆洪等人涉黑案的第二个分歧。此分歧表面在于理解法条的偏差，实为听从权力还是依据法律办案。按照公开审判的原则，连同记者和外人都可以庭审的案件，缘何律师不能向外播发信息呢？如果，律师播发的信息有夸大或是误导之嫌，法院完全可以予以惩戒，但是，律师微博“直播”的庭审信息只是记录庭审概况，完全可以等同于庭审见闻，据此，本不应被限制，但小河区法院却依然采取限制举措。这样的分歧产生，不是因为理念之差，而是司法受制于权力之后，总后怕被人抓住把柄。
再者，律师和法官之前的分歧，除了个别是因为对法律的理解偏差外，在我看来，更多集结于司法受制于权力，司法不成司法，司法背离公正本旨导致的“体制性羞辱”。由此，律师对司法的公正追求和法官受制于权力的司法不公导致两者之间分歧渐多。而何以平息和调解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分歧，恰当之处在于，司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案件结果可由法官决定，外界无从或是不得插手过问案件，那种“领导过问案件很正常”的说辞完全是司法甘受权力染指的罪证。当律师面对公正的司法审判时，何以会无端或是无故控告司法不公呢？当然，我们亦不排除个别律师主动通过关系疏通而寻找案子解决之道的其他途径，但在多少律师看来，能遇见一位讲法律、懂情理、会办案的好法官，实乃办案之幸。
最后，我们分析律师和法官之间的分歧，当然是寄望于在调和两者之间分歧的同时，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价值取向和职业追求。他们站在同一法律起跑线上，一方主导案件结果，一方帮助当事人处理法律纷争。其共同目的在于将案件事实查清，还当事人以公正结果。法官通过程序正义保证实体公正，律师通过程序性事务处理协助当事人达至案件公正结果。在两造构架中，律师依法办案，不得作出有悖于律师职业道德和纪律之事，并充分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以此努力力促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法官亦依法审判案件，不得偏向于任何一方，对每一方都本着公正之心，充分保证每一位当事人之合法权益，以此努力促使案件程序正义，并达至实体公正。这，才是正常的律师和法官关系之形态，虽有理想化之嫌，但却是我们应予努力的方向；虽有超然之意，但却是我们应予追求的理想形态之巅。
❷ 法官本是老百姓的秤,公平是本质
法官是老百姓的称，公平是本质，这句话说的没错的，法官是按照法律办事的
❸ 法官判错案该怎么处罚
法官判错案，需要看是否是故意行为，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三十七条规定：对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应负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
（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
（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免除法官职务，必须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或者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3)法官本扩展阅读：
法官承担违法审判责任主要有两种类型：
1、审判活动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故意”在刑法和民法理论中均有详细而专业的解读，在此主要强调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明知违法而有意为之”。法官作为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在裁判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如果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中故意违反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法审判责任。
2、审判活动中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过失”是与“故意”相对应的一种主观过错，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后果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
❹ 法官判决不公最怕什么
1、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向作出判决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在判决生效后两年内向回上一级答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3、如果判决不公涉嫌审判法官个人的违法犯罪，可向当地的纪委或者人民检察院举报。
(4)法官本扩展阅读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准予上诉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民事判决，即按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作出的判决，在上诉期间15日内，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上诉期限届满即发生法律效力。
不准上诉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民事判决，即按特别程序审理案件作出的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民一事判决、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作的第二审民事判决，自判决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❺ 上网给律师差评有麻烦吗
律师生存不易，律师最大的敌人不是与自己争抢案源的同行，不是口吐莲花语惊四座的辩论对手，不是输赢结果要求太高的当事人，而是口无遮拦，任意贬低当事人聘请的律师的法官！
根据本人执业经验和许多同行的经验，律师应当谨慎，尽量避免让自己的当事人单独接触法官，法官往往会因为嫉妒和偏见，或者为了转移矛盾，安抚已经败诉的当事人，而恶意中伤贬低律师：你的律师没有起作用，请了也是白花钱、你的律师一窍不通、你的律师没出力、你的律师收费太高了、律师就是骗钱的……
而当事人很快就把法官的原话带着满腔愤怒转述给自己的律师了，并且要求退费！
律师本就是风险与机遇同在的，如何判决，是否对错，法官对律师的意见可以不听，当事人找上门来，一切不利结果，只管往律师身上推就可以了。
要知道当事人是律师的衣食父母，除了当事人没有人给律师发工资，律师还要上缴各种税费，通过交税要养活各种吃财政的人员，包括“恶意搅坏了他生意”的法官。
每个案件，最后的结果绝不是输赢那么简单。律师与法官不像淘宝上的买家卖家，没有买卖合同关系，本不是法律服务的接受者和被接受者，法官无权对律师的劳动做出评价。法官和律师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况且律师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对问题的法律认识很难说谁对谁错，可是法官的一个差评，律师在当事人心中的形象从此轰然倒塌，律师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
律师与法官本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通过司考后起跑线平等，法官的专业知识也不比律师多。现实当中律师尊重法官，可是法官却从来不知道要尊重律师，他认为在角色分配中，他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律师办事要求他，怕他，用收来的律师费或者肉体勾兑他……
现实当中常有当事人和律师诉说，为了案件向法官送了多少礼，——法官的原罪律师本是知情的，只是缺少一个捅出去的机会。律师从此就打心里瞧不起那些假惺惺、道貌岸然的法官。
法官一句话可以顶律师说一千句，当事人心目中毕竟把法官当神一样敬着。法官在毁灭一个律师时威力强大，几乎所有被法官陷害的律师都无翻盘的机会。
法官只是对法律事实作出评判的中立者，法官和当事人说话时要三思，不要做不负责任的长舌妇，只图一时口快，挑弄是非，制造蜚短流长。法官要明白，你的无意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把律师，也可能把自己，烤在了火山口上。
❻ 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员分别如何称呼
法院的人称法官、法警。检察院的人称检察官、法警。
❼ 起诉法院可以挑选法官吗
可以选择法官的
❽ 香港法官为什么大多数是外国人
但任用英国远道而来的法官，在当时的香港仍是不得不选择的方法。
其实，培养一个合格的“海洋法系”法律人才是很困难的。
他们需要学习大量散碎的案例，理解前辈对法律和正义的定义，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但司法却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公权力。要让这两者调和，就必须让法官们的思维跨越时空地联系起来，理论脉络的传承必不可少，当中可能还有些玄学成分。
所以法律专业群体才得以想要较高的社会地位，法官在其中更是地位崇高，毕竟培养一个太困难
当时香港还只是一个大清帝国南方的偏远小岛。本地居民的文化水平有限，没法直接移植英国的那一套。从本土调人才过来，还是有必要的。
好在此后港英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兼职法官的恶性影响，开始试图在香港建设一个司法独立的社会。首席大法官晓吾，就离开了立法会，专职做大法官。其他英国法律人才的登陆，也改善了香港普通法人才不足的局面。
不可否认的是，香港能够得到全世界商人的信任，成为世界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透明独立的司法是相当出彩的加分项。
而且到了70年代，在经济、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香港，还曾启动过公务员本土化。法律界的本土化也一度轰轰烈烈。尤其是在首席大法官贝理士爵士（Sir Geoffrey Briggs）任期内，这位英国老法官很重视华人法官的培养，在全港75名法官/裁判官中启用了16位华人。
但这还远远不够。
艰难的本土化
由贝理士爵士主导的法官本地化运动在他退休之后就被冷落了。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当时的香港不缺法律精英，但做大律师的收入远高于做法官（可以理解），那些资深的大律师很可能不愿意成为法官。
其次，即使这些律师成为了法官，华人法官的社会公信度也不如白人法官。这是由香港社会的偏见造成的，民众会对他们更苛刻，华人法官的升职也更困难。
第三，港英政府内有人认为，香港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生活着不少来自其他英帝国前殖民地的人士，大量启用华人法官对他们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