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论审判管理

A. 美国大法官的职责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三款规定： 大法官在总统被弹劾过程中主持参议院。共有两位大法官使用过此项权利，分别是1868年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中的萨蒙·P·蔡斯和1999年比尔·克林顿弹劾案中的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同时，根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 ，副总统担任代理总统，因此大法官在副总统弹劾过程中同样主持参议院。但是，迄今为止，还未有副总统被弹劾过。
大法官被认为是最有资历的法官。因此，他总是在各种案件讨论或投票会议中任主席、首先发言并对整个讨论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大法官还主持美国总统就职仪式，虽然这一传统已超出了美国宪法对大法官的职责规定。
大法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掌权人 担任史密森学会会长
担任美国司法学会（）会长、美国联邦法院行政长官
指定美国外国情报监督法院（）成员
指定跨地区诉讼司法陪审员（）
美国大法官-大法官的角色
美国大法官并不是令人垂涎的角色。美国总统和国会一开始并没有把联邦法院放在眼里。自从马歇尔法官争取到司法审查权之后，美国联邦法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但是，作为美国最高司法机关，联邦法院并非总是风平浪静，每一次法官宣誓就职，都会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近些年来，历届美国总统都希望通过任命大法官，体现自己的执政理念，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美国大法官具有三大职能：
首先，通过审理有争议的案件，解释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创制新的规则。近些年，美国大法官在程序规则的创建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但是对实体问题却表现出了保守倾向。换句话说，除非在程序问题上作出重大的变革，否则，大法官倾向于维持其他法院的判决。大法官通过逻辑清晰的判决，逐渐确立了“程序至上”的司法观念，防止公权力机关滥用自己的权力，损害公众的利益。
其次，美国大法官具有协调美国行政与国会关系的功能。从历史上来看，美国联邦法院从不参与国会政治纷争，不参与总统的政治决策。但是，通过具体的案件，美国大法官巧妙地平衡立法权与行政权，通过司法审查，防止立法机关权力被滥用，通过司法审判，防止行政机关超越宪法上的权限，危害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即使在总统选举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美国联邦法院也不轻易表态，它通过程序上的审查，将政治纷争和选举中的具体法律问题巧妙隔离开来，从而为美国建立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的法制基础。
最后，美国大法官扮演着美国宪法看护人的角色。自从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以来，美国联邦法院始终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上。凡是违反宪法及其修正案的法律，联邦法院的大法官都可以宣布无效。当然，由于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表达过于概括，有些词语过于模糊，所以，在解释宪法的过程中难免会掺杂进大法官的个人判断。正是在案件判决的细微之处，体现了不同法官的政治立场，影响美国法律走向。
人们能够阅读和理解美国的宪法条文，但却未必能够理解美国大法官判决书中所体现的美国宪法精神。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不断地解释着美国宪法，指引着美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尽管有些判决充满争议，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了美国联邦法院这条宪法的看门狗，美国的宪政传统不会被遗弃，美国不会出现真正的独裁政权。
或许美国的开国元勋并没有赋予美国大法官如此多的职能，但是，美国历任大法官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今天的尊荣。他们有资格对美国的政治体制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判断，他们有能力解决美国多元化社会中价值观念碰撞所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最高法院的工作量
最高法院备案的案件总数由2004年的7496件增加到2005年的8521件，增长了13.7%。法院在册的贫困救助案件由2004年的5755件上升到2005年的6846件，增长了19%。登记的付费案件由2004年的1741件降至2005年的1671件，减少了4%。在2005期间，听审87个案件，处理的82个案件中69个签署了意见，相比在2004年听审87个案件，处理的85个案件中，74个签署意见。2005年没有案件在2006年再次听审。
薪水问题
（选自《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度年终报告》约翰·罗伯茨（大法官） ） 这是我在法院的第二个年度报告，并且我只打算讨论一个问题，以尽可能引起较多的人关注。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且长久被忽视，现已到了宪政危机的时刻，在消蚀着联邦法院的力量和独立性。
我所说的问题是未能提高法官的待遇。通常情况下，放下年度报告，就可以去参加球赛，但我却长时间地沉浸在最高法院行政办公室准备的三张颇有启迪作用的图表。第一张显示，1969年，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薪水比顶尖法学院院长的薪水高21%，比高级法学教授高43%。
今天，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的薪水实际上少于——大约相当于一半——顶尖法学院院长和教授的薪水（我们更不要说和执业律师相比了。在一些城市，刚从法学院毕业没有经验的律师——他们期望有朝一日成为执业律师之前，就比联邦地区法官赚得多）。
第二张图表显示了联邦法官的的生活境况根本不能和法律职业的人员相比，甚至还低于普通工人。自1969年以来，根据通货膨胀所作的调整，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实际上上升了17.8%，而联邦法官的工资下降了23.9%，导致41.7%的缺口。
一些人可能会想：那么为什么还有律师愿意做法官呢？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联邦法官多来自初审法院。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大约65%联邦法官来自执业律师，35%来自公众部门。今天，数字大致相反——大约60%来自公众部门，不到40%来自执业律师。当法官不再主要从最好的执业律师中选拔时，联邦司法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
司法品质对美国人民和政府有着深远的影响。法院经费的意外受措，不可避免要影响到一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接受联邦法官作为终身职位。我们的法官如果不是（1）富有得可以不顾司法薪水，或者（2）把法官的薪水仅作为多予的待遇，将不能很好地履行其宪法赋予的责任。当然，我没有说错，有许多优秀的法官就属于这两类人。但越来越多的法官来自这两类人的话，我们将很难再依靠他们来捍卫整个国家的法治。

B. 该从“数名大法官落马”记取什么教训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近日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上指出，人民法院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与效率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针对容易出现司法腐败的地方进行改革。他表示，近年来，数名大法官、高级法官先后落马，使司法公信力受到了严重危害，其教训不可谓不深。 作为中国的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公开分析“数名大法官落马”这个不无敏感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司法机关正视腐败问题的勇气，以及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涉及腐败的大法官、高级法官不在少数，如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凤岐、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黑龙江省高院原院长徐衍东、沈阳市中院原院长贾永祥、武汉市中院原院长周文轩、长沙市中院原副院长唐吉凯、阜阳市中院原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等人，分别因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为翻船落马。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黄松有，也因涉嫌拍卖弊案、收受巨额贿赂被“双规”。较之在不少法治发达的国家，法官特别是大法官、高级法官极少涉及腐败，在我们一些地方，法官几乎成了一个“腐败高危人群”，这一现象十足令人警醒，发人深思。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是这道防线的最高守护神。严格说来，法官不是一般的“官”，法院院长也不是一般的“长”，与其他领域的官员大搞腐败相比，法官、法院院长利用手中的权力从事腐败交易，性质往往只会更加恶劣，对社会正义和群众利益的危害也会更加严重。因此，我们更应当由黄松有、田凤岐、麦崇楷等大法官、高级法官的腐败案件痛定思痛，更有必要通过深入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源头上探求法官腐败、司法腐败的预防与治理之道。 针对严重危害司法公信力的法官腐败问题，王胜俊强调要加大对权力监督的力度，加强对各级法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和具有审判权、执行权的重点部门、关键岗位的监督，尤其要加大对审判权和执行权行使、干部选拔任用、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基本建设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驯服权力来预防腐败，这应该是下一步人民法院改革的一个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提出了明年法院司法改革的十项任务，其中包括建立与完善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转的审判管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的执行工作体制，进一步贯彻审执分立原则，规范执行程序，提高执行效率，等等，体现了司法机关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改进和完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执行制度，有效防范和惩治司法腐败的思路。 同时必须看到，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司法体制改革要取得实际的进展，一方面需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也需要得到政治体制其他部分改革的配合与推动。以王胜俊强调的“加大对权力监督的力度”问题为例，除了在司法系统内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外，是否需要从司法系统之外引进监督制约的力量呢？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日前介绍说，一些强势部门和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作为特殊主体，成为了近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重点，包括一些政府机关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利用强势地位和特殊身份阻碍、抗拒法院执行。不过，正如有关方面对此回应时所言，在很多时候，司法机关其实也是一个强势部门，黄松有、田凤岐这样的大法官也具有特殊身份，他们自己如果要阻碍、抗拒外界的监督制约，也会造成另一种很大的“执行难”。无论是法院面临的“执行难”，还是法院被“执行难”，都需要通过多领域、多方面的体制改革，才能形成治理的合力，找到解决的良方。 总之，从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分析的“数名大法官落马”现象当中，我们应该记取沉痛的、深刻的教训，以此作为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和动力。

C. 司法管理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唤醒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使其权利受损时，能在“权”、“力”、“忍”、“法”当中极有可能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特别是司法手段寻求正义。这样，与“司法”有关的一些词语，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败”、“司法管理”、“司法质量”等等，就渐渐进入人们话语，甚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与效率”主题在人民法院的展开，加强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什么是司法管理？其内涵、范围究竟是什么？本文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历遍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涵盖法院管理、检察管理、侦察管理、公证管理、律师管理、仲裁管理、狱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试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结论。

一、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与界定

1997年贺卫方发表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上的两个问题》对“司法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中国法律文献当中，“司法管理”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1]并且，在现代汉语当中，尽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频繁，但“司法管理”一词也是从《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诸多法学词典当中查阅不到的词汇。“司法管理”一词曾显得十分陌生。这除了国人对司法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外，也许还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因为英语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来十分自然，不似汉语的“司法管理”那样生硬； 而许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人们对司法正义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义畅通运送的司法管理的关注、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习惯于靠司法外手段（治时倚权，乱世靠力，关系、人情、习惯等是沟通自身与“权”、“力”的桥梁，如果无力走上这座桥梁，则“不与小人一般见识”的“忍”字又成为暂时平息争议的止痛膏）解决争议、实现其心目中的“正义”的中国。

（一）广义的理解

就明确的司法管理定义或对司法管理范围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认为，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纽约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长、《司法管理：美国经验》一书作者德尔玛·卡伦（Delmar Karlen）教授认为，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还包括法院结构、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赢得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赞许，认为德尔玛·卡伦教授秉承了庞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尔特（T.Vanderbilt）的传统，将司法管理的领域由传统的法官的选用、任期、退休及罢免；法院结构等等这些“传统内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律师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国常称为“风险代理费”）等领域，继续前辈们“为更好的法院而战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业；[4]此外，乔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认为，司法管理这个术语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5]
上述几个关于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理解实际上异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内部管理的框框，着眼于更为广泛的视野，追及政治制度、宪政体制、立法制度层面，放眼律师制度等广义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响司法制度品质的一切因素，研究视野要远远较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诉讼运行的管理要来得开阔。其范围在纵向上，既涉及宪政制度层面（如“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为立法问题）、法院系统管理层面（如“法院结构”）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层面；横向上，则围绕“法院管理”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围拓展到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律师收费方式等广泛内容。

（二）狭义的定义

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管理给予外延较为狭窄的定义，如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认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 ；[6] 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7]即实际上将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围限定在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上，与前面提到的“法院内务管理”似乎相通。
这是两个比较偏重于微观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义，在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成功与司法独立问题解决后，作为司法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无不妥，但在目前中国司法尚未真正独立、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正在构建，“法院何以成为法院”这一司法权在国家宏观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合理配置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围如果仅仅局限于法院组织、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或法院内务管理这几个领域，极有可能见木不见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质、劣质运行的病根，从而难以开出真正有效治疗各种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实上，当年援引格里克关于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的界定来说明其对司法管理意义理解的贺卫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国司法管理制度当中的这两个突出的问题后，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8]笔锋所及，远非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所限，而实质上是在“为更好的法院而斗争”这一广泛意义上探讨中国司法管理问题。

二、从“管理”一词的管理学定义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管理学论著当中，对“管理”一词，自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思想家、管理学家、学者对管理进行过研究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管理学及管理哲学方面的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跳出对“科学管理”、“管理科学”、“企业管理”不当理解可能带来的巢臼，在更广泛的范围、更开阔的视野上把握“管理”涵义，从管理学角度获得对“司法管理”丰富内涵的理解，带来更为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管理”意义的历时简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就充满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军事家孙膑则以“田忌赛马” 的故事闻名于世，而该故事蕴涵着现代对策论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宫” 的故事则无论是从系统工程角度，还是从生产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复玩味的经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Hammurabi） 时期，不仅为治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强大而完备的司法、行政和军事机构，而且，著名的、长达282条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以法律形式来调节全社会的商业交往、个人行为、人际关系、工薪、惩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9]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问题，认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雇佣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会犯错误” ；[1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研究了国家管理问题；另一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以《家庭经济》为题研究了家政管理和农业。
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管理思想出现，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等。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转向以工厂为单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效率与效益问题、协作劳动之间的组织和配合问题等新的管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现了不少新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莱特的科学管理实践、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小瓦特和博尔顿的科学管理制度、马萨诸塞车祸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欧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尤尔的工厂秩序和法典、汤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尔西的奖金方案等，[11]对于后来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两种“古典管理理论”出现以后，经巴纳德、梅奥、赫兹伯格、卡斯特、德鲁克、卢桑斯等等众多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贡献，管理理论又已经形成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12]出现了众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艺术，是科学，是决策，是过程，是“目标、责任加实践”……；此外，就不同层次进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种技巧，看成一种技术，看成一种方法论，甚至看成是一种数学或哲学。
近年来似乎数理管理理论更受管理学者和学界的青睐，例如，进入21世纪后方才几年，就有两年的诺贝经济学奖授予给了“计量经济学” 的学者， 甚至还有“没有数学的管理只是唾沫，绝非学问”的嘲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管理理论的衰落与过时。因为就管理学理论本质而言，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无论这“管理理论丛林”如何树木丛生，无非是对人文管理理论与数理管理理论的偏重与“性格组合”而已：即要么属于人文管理理论，要么属于数理管理理论，要么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组合，两者永远相辅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为管理不仅仅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在数理与人文的立场上，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国管理学界对“管理”意义的一般理解

鉴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要给“管理”下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定义绝非易事。可以带着夸张的口气说，有多少管理学家（或多少种管理理论），就有多少个关于管理的定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论，以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无从认识。
实际上，无论什么派别，无论是以人文的或数理的语言表达其对管理的理解，“目标确定”、“资源优化”以及“管理实践”或“管理活动”这几项是任何一个管理学者不能遗忘的基本要素；再则，对于研究中国司法管理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这一应用管理学问题而言，就一般管理学基础理论进行过多的探讨也不可能，故而绕开烦琐的考据和争论，采用我国教育部统编教材的定义，即“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13]简言之，可以将“管理”理解为确定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
在对管理进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础上，从逻辑上来说，就可以推导出“司法管理”的定义——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响或承载司法权运行的组织（制宪机关或立法机构、司法系统或法院系统、法院、法院内部机构、审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司法管理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司法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司法资源，以实现各种司法目标”，或者说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司法目标、司法资源和司法管理实践（司法管理组织活动或过程）。
这个从管理学原理当中推演出来的“司法管理”的定义与司法管理学者的有关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为更好的法院而进行的战斗”、司法管理“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的相通之处：“更好的法院”、“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视为对一定层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标精辟的注解；管理资源及管理实践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 、“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战斗”等等用语，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司法管理资源的多样性，当然也必然预示着司法管理活动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从一国司法权的自上而下的合理运行角度考虑，“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绝非轻松之举。除了任务的繁重、事务的众多以外，利益的冲突乃是司法管理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从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事项的列举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管理”一词已经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务文件的篇幅，有关“司法管理”内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司法实务文件当中“司法管理”所占篇幅及内涵的演变，进行简要的历时考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对外公布的工作报告， 尽管从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始就强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并越来越关注审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问题，但是，其后几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并没有出现过“司法管理”用语，甚至“管理”一词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报告出现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问题，并将“法官管理”和“法官选任”、“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并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职能之一“控制”进行替代，足见此时对“管理”内涵理解的狭窄；2001年工作报告提到“执行管理新体制”问题，使“管理”一词在与“体制”的搭配当中扩大了内涵；2002年工作报告触及“法官与法院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问题，2003年工作报告则论及“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类管理制度”等多项司法管理问题，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项明显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词。
2004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费字1,748个，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为题，专章论述 “落实以审判流程为重心的审判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公正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重心的法院队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以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心的司法政务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动效率”；“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解决“告状难”、“申诉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质不够高”、“少数法官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等“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围。
而发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继续同样论述了“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司法管理问题 ，甚至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内涵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在“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依法审理民事案件，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切实解决“申诉难”问题；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加强对审判质量工作的指导，促进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加强对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指导，方便群众诉讼；加强对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导，完善中国特色审判制度；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办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和委托调查取证等工作）、“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调查研究，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审判水平）、“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教育活动；严格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积极推进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着力解决基层法院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等标题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样了，是否意味着对“司法管理”内涵理解上的“缩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的标题下，涉及到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几乎恰恰占据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全部篇幅，“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具体论述，并且“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这些 “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将“司法管理”范围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势头。
鉴此，我们可以说，司法管理的内涵，在我国司法实务文件中，从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内务管理，再向法院体制外进行拓展，有逐渐深化的趋势；并且，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这种拓展趋势与当年德尔玛·卡伦教授所认为的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还包括法院结构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结论：司法管理——一个内涵广泛的话语

综合以上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有理由对司法管理作一范围广泛、内涵深刻的“广义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对于司法管理这一内涵丰富的话语，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义的学问和艺术。而要实现作为矫正正义的司法正义，完全不考虑源头上正义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机关本身做好内部管理，或者说做好中观、微观层面的司法管理，实现司法系统内传送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义（proceral justice）的目标,又要从源头抓起，从国家政治管理或者宪政的宏观层面管理好司法，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开始，为最终提高司法质量做好前提性、基础性的管理工作。从司法系统内部及外部进行司法的“全面质量管理”，决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围、环节、内涵要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宽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构建更好的法院，内容涵盖法院内务管理、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司法权的宏观配置、对与司法运行质量密切相关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管理、监狱管理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广泛范围及丰富内涵决定了司法管理活动的以下几个特点：（1）广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均可能成为司法管理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单纯的法院审判管理广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侦查、检察、仲裁、执行、监狱、律师、劳动教养、法律援助、公证、调解等“广义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为这些方面制度运行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到司法制度好坏。此外，“管理”内涵的广泛性也成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2）动态性，即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与具体管理目标的不同，影响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管理环境、管理目标形成互动，从而司法管理各具体内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别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内容所占份量与比例会发生改变；（3）开放性。同样，除了已经列举的内容以外，随着对诉讼影响力或相关性的增强，“传统”的司法管理内容会不断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毕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诉讼是司法的最终产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时忽视主要矛盾。
第四，对于司法管理的具体内容，可以结合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综合理解。纵向上，可以按照“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的宏观配置这一宏观层面（宪政层）展开，过渡到“司法系统-法院系统-司法组织”的中观（司法体制层），再到某一具体法院的内务管理（财务、人力资源、装备、信息等等）与审判管理；横向方面，则以法院系统为核心，扩展到侦察、检察、公证、律师、仲裁、狱政、司法教育及考试等多个方面。纵横结合，并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体全貌：（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层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6）司法财务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内容，大致可分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关注宪政视野的司法权力及相关权力的宏观配制、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以及国际司法关系等问题）、法院管理（法院内务管理、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诉讼运行管理等内容）、诉讼相关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公证管理、法院对仲裁活动的监督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三大领域。
最后，司法管理的范围广泛性及内涵丰富性决定了其与“司法改革”难分难舍，形成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关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内涵密切相关、外延高度同一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的破与立、变更与稳定、突变与渐变、激情与理性、发散与收敛细微差别，笔者将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韦群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D. 新加坡审判制度

加坡、香港法院运行机制考察报告

2002-10-28
洋浦中级法院考察团

2002年6月9日至18日，为了学习亚洲先进国家和地区法院的审判经验和管理经验，我们洋浦两级法院的审判骨干一行九人前往新加坡、香港进行了学习考察。在新加坡，我们先后听取了新加坡著名企业家、南洋理工大学客座讲师林永瑞硕士讲授的《新加坡法律体系》，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曹勇博士讲授的《WTO的相关贸易法律问题：倾销与反倾销》，FOOANDQUEK律师行黄德林律师讲授的《新加坡法院内部设置及运作》；参观了新加坡高级法院、初级法庭，旁听了推事庭、家事法庭、小额索偿法庭的庭审；访问了新加坡最大的律师行——卢与那比亚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香港，我们旁听了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庭审，与香港本地法官协会顾问、原上诉法官、香港特区金紫荆星章获得者廖子明先生座谈，访问了胡关李罗律师行。十天的时间虽短，但我们收获颇丰。
新加坡、香港法院的组织机制及审判特点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因此，它们的政治法律文化打下了浓厚的普通法烙印。
(一)新加坡、香港法院的设置
1.新加坡法院的设置
依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第93条的规定，新加坡的司法权力是赋予最高法院以及在任何有实效的成文法下设立的初级法院。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法院执行法律时是完全独立的，不受政府和立法各部门牵制。司法的独立性由宪法捍卫。最高法院由高等法庭和上诉庭组成。大法官和两位上诉庭法官组成上诉庭。最高法院一共有11名法官，包括大法官和上诉庭法官。同时，最高法院还有司法委员的职务，具有跟高院法官相同的权力和豁免权，他们的任期由总统酌情决定。目前，最高法院共有5名司法委员。大法官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是由总统在听取总理意见后委任的。总理向总统推荐委任大法官以外的任何法官及司法委员之前，必须先和大法官商议。此外，高院还有主簿处。总统根据大法官的推荐，委任一名主簿，副主簿和多名助理主簿。只有符合新加坡律师法令第2节的规定的合格人士才能受委任担任这些职位。他们兼具司法与行政职能，分别兼任最高法院的执行吏、副执行吏及助理执行吏，拥有与英国最高司法法院主事、刑事审判庭书记官，以及主簿和同类官员相同的管辖权、权力和职责。隶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职员还有监誓员、通译员、书记、传票送达员和其他职员。从任命程序看，新加坡法院的法官及司法和行政人员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最高法院的上诉庭是终审法庭，行使民事和刑事上诉管辖权。其民事管辖权是审理不服高等法庭在任何民事案件或事项中所作的判决或庭令而提出的上诉；刑事管辖权则表现在审理不服高等法庭所作的任何裁决而提出的上诉。当然，上诉必须符合最高法院法令或其他有关的成文法规定。上诉庭的民事和刑事管辖权由三名或更大奇数的上诉庭法官行使，其中包括以上诉法官身份主审的高等法庭法官。这有点类似我国上级法院借调下级法院法官办案的情况。上诉庭由大法官主持审讯。在大法官缺席时，则根据最高法院法官的排名次序，由副庭长、上诉庭法官或以上诉庭法官身份主审的高等法庭法官主持审讯。
最高法院高等法庭由大法官和高等法庭法官组成，行使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无限原审管辖权和上诉管辖权。高等法庭审理的上诉案件来自于地方法庭、推事庭和其他裁判庭的上诉案。除非另有法律规定，在高等法庭进行的每一项程序和处理的一切事务都由一名法官单独聆审与办理。高等法庭也可委任一名或多或对所审理程序所涉及的事项具有丰富经验与专长的人士充当陪审顾问，以协助法庭。
新加坡的初级法院又称初级法庭，包括地方法庭、推事庭、少年法庭、验尸庭、小额索偿法庭、家事法庭、劳资纠纷仲裁中心、伊斯兰法庭等。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法官、推事、验尸官、小额索偿法庭的仲裁人皆由总统在大法官的推荐下委任。因此，从条块的管理角度来分析，新加坡法官是实行的条条管理。
2.香港法院的设置
香港设有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法院四级法院。
高等法院由上诉法庭及原诉法庭组成，具有原诉及上诉司法管辖权。此次考察，我们参观了高等法院大楼。上诉法庭聆讯来自原诉法庭、区域法庭及土地审裁处的刑事及民事上诉事宜。而原诉法庭具有刑事、民事的上诉及原诉管辖权。原诉法庭审理最严重的刑事罪行，如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贩运大量危险药物、以及复杂的商业诈骗。这类案件，由原诉法庭一位法官同7人组成的陪审团会审。在必要的情况下，法官可决定由9人组成陪审团。原诉法庭可审理所有民事案件。需要指出的是，当事人如是有限公司，则其在原诉法院进行诉讼时，除非经法官同意不请律师外，必须聘请律师。原诉法庭作为上诉法庭，审理裁判法院的刑事上诉案件，也审理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淫亵物品审裁处及小额薪酬索赔仲裁处的上诉案件。
区域法院具有刑事和民事管辖权。区域法院审理各裁判法院移来的可起诉罪行的案件，并可审理严重刑事案，但谋杀、误杀及强奸案除外。区域法院可判处最高七年的徒刑，审理刑事案件时没有陪审团。区域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类别最常见的有合约、准合同、侵权、收回地块、楼宇，及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申索、按衡平法提出的申索，如管理死者的遗产、信托、按揭、强制执行、幼稚人的抚养费，合伙的解散，针对欺诈行为或过失而寻求济助等，还有封租、雇员赔偿案、性别歧视、残疾、家庭岗位歧视、婚姻案件。从案件的管辖权看，区域法院审理的合约、准合约或侵权纠纷所涉标的额必须在5万港币与60万港币之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则由小额索偿法庭或高等法院的原诉法庭审理。
此外，香港还有裁判法院、家事法庭、死因裁判法庭等。
有意思的是，香港有两种不同的上诉机制。一种是高等法院、区域法院及土地审裁处的上诉机制，即当事人不服区域法院、土地审裁处或高等法院原诉法庭的裁决的，应向高等法院上诉法庭上诉，对上诉法庭的裁决仍不服的，则向终审法院上诉。从这一机制看，是三审终审。另一种是裁判法院及各审裁处的上诉机制，即不服裁判法院及各种审裁处的裁决的，可逐级向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上诉法庭、终审法院上诉。从这一机制看，是四审终审。
(二)新加坡、香港法院司法的特点
新加坡、香港均受普通法的影响，因此在法院设置和司法方面都有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同时由于各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调整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不尽相同，所以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1.共同点
(1)严惩藐视法庭的行为，维护法庭的绝对权威。无论在新加坡或香港，法官的尊严和法庭的秩序得到绝对维护。当事人、检察官或律师发言或回答法官问题的时候，必须站立。在法庭上，律师称呼法官时，用法官阁下

E. 怎样打造亲历性办案模式

基层法官检察官感到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一会儿座谈会开完了，我们还要上街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宣传。”2014年5月，记者跟随中央某考察团调研司法体制改革时，一位基层法官说。长期以来，中国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常常把法院、检察院等同于普通党政机关对待。“招商引资、拆迁、创卫等党政机关的任务常常被分配到法院检察院，不仅牵扯了案精力，分散了案力量，还常常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检察院与政府是一家的错觉，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官检察官也更看重其行政级别的晋升，而非专业等级的提升。“工作17年了，我还是一名普通科员。如果能当上副庭长，评为副科，工资能上调不少。但中国法官等级提高一级，工资也就涨几十块钱。”一名西部省份基层法官说。根据2007年人事部、财政部确定的法官津贴标准，首席大法官340元，五级法官180元，最高与最低的津贴也只差160元。但行政职数毕竟有限，导致法官检察官晋升缓慢，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2008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调离或者辞职的法官超过1600人，其中不乏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被归结为主要原因。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法院检察院内部，许多行政、后勤人员未通过司法考试，也从不案，却有法官检察官的头衔，而一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年轻干警常常连续两三年干着打字、装订、收发的活儿。“在许多法院、检察院，行政、后勤部门数和人员数远远超过了业务部门数和人员数，投入一线案的人数严重不足，案多人少压力不断增大。”受行政化的影响，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很难再亲自审理案件，于是形成了“提拔一位庭室领导，就少一名好法官”的怪现象。留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审判资历稚嫩。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真正案的法官审判资历平均才8年，其中有41.6%的法官任命不满5年。这对于靠大量审判经验才能作出科学、缜密判决的法院而言，并非好事。在检察系统，行政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检察权以“处、科、组”为基本单位运转，案件三级审批模式广泛适用，弱化了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影响案独立性，也有违司法的“亲历性”。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导致法官人数庞大，而辅助人员稀少，大量与行使判断权无关的辅助事务也需要法官去，造成司法效率低下，最终形成案多人少与忙闲不均现象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司改主任贺小荣说。为改变现有司法人员管理模式的弊端，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尝试。2013年12月20日，一场特别的选拔考试在广东佛山中院拉开帷幕——从全市法官中挑选出35名审判长。“只有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让他们重掌法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信力不强、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陟云说。在这次选拔中，有25名原来各庭室、部门的正副职胜出，与其他10名始终奋战在一线的优秀资深法官一同，按照“1名审判长+2至3名合议法官+2至3名书记员”的模式组建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独立行使审判权。为了让院长、庭长们心无旁骛地专司审判，佛山中院还专门为3名管理审判事务的副院长分别配置1名助理，集中管理副院长所管庭室的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廉政建设、联络会务等行政性事务。“做个纯粹的法官是我的职业目标。以前当民一庭庭长要管50多号人和几千宗案件，而且行政性会议又多，确实不易。相较而言，现在更轻松更专业”，竞选成功的佛山中院民一庭庭长吴健南说。改革后，在一线真正案的法官平均审判资历大幅提升，审判质量迅速改观：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来信来访同比下降10.5%。除佛山外，深圳、珠海横琴新区也进行了探索。根据《深圳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官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人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珠海横琴新区检察院将检察人员分成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进行管理，实行主任检察官案责任制。

F. 巡回法庭是哪级法院设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设在陕西省省会西安市，是最高人民法院派出的常设审判机关，主要审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范围内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于2016年12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巡回法庭受理的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办案信息系统统一编号立案，统一纳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信息综合管理平台进行管理，作出的判决、裁定和决定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决定，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盖最高人民法院印章。

中文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
巡回区域
西北地区
法庭驻地
陕西省西安市
审级层次
最高
管辖省区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更多
设立背景
2016年11月1日，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司法公正，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的基础上，增设四个巡回法庭，这一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工作的重视和肯定[1]。

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巡回法庭主要负责审理巡回区内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的民商事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刑事申诉案件，以及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和司法协助案件等。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推动国家审判机关重心下移，防止司法干预，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被社会誉为“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2]。

管辖区域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设立在陕西省西安市，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有关案件。

职责机制
一是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庭，全面加强巡回法庭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

二是要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做好开庭审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是坚持司法改革，充分发挥巡回法庭改革试验田和排头兵作用；

四是坚持司法公开、信息化驱动，加强与巡回区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

队伍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庭长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张述元担任。

包括庭长、副庭长在内的12名主审法官平均年龄47岁，全部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博士学位6人，硕士学位的6人。每位主审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1名书记员，组成高质量审判团队[3]。

同时，从最高人民法院院本部审判业务部门和综合行政部门择优选派综合办公室人员和诉讼服务中心人员，配齐配强司法行政团队，做好审判服务工作。

G.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引发的思考

《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一书，全方位展示了美国法官精英对一些司法热点问题的见解，虽出自域外司法视角，正如译者何帆所言，“司法领域毕竟有许多共通规律”，书中许多观点于中国司法问题亦多有呼应，读之启发良多。

一、“九家小型律所”比喻的启示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绝对高大上的司法角色，一直以为其职业生活必定惊心动魄、精彩绝伦。不曾想，大法官的工作模式却被约翰·哈伦二世、鲍威尔大法官形象比喻为“九家小型律师事务所”，并特别强调“小型”和“独立”。意指每位大法官都拥有独立的办公室、配备3至4名法官助理，彼此独立工作、甚少交流，甚至无法保证任期内都去过其他大法官办公室“串门”。作为顶层法律精英，平均每周工作却达60小时。

惊诧之余，又略有所悟。“小型、独立”两个关键词蕴含的“法官独立”、“团队机制”精神，与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不正契合吗。

1、“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

论及关键词“独立”，大法官强调的是为确保公正，法官个人在案件审理中做到独立思考，独自决断，不受他人的干扰与阻碍。当然，法官独立并非排除审判辅助人员的支持。审判独立，是不争的共识，而“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却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命题。西方分权制衡理论视野下，法院独立是三权分立框架下早已界定的事实，其更关注的是法官是否独立。而在中国语境中，“法院独立”抑或“法官独立”之争却延续长久。

我国立法界定和审判实践似乎都在支持“法院独立”观点。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是在机构独立的角度界定审判独立。审判实践中，法官参照公务员管理形成科层化，裁判文书层层签署、层层负责，文书签署法院印章对外生效，形成了饱受诟病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非正常现象，法官独立审判是没有实现的，办案责任制也因此陷入尴尬。应当说，在此次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设计中，“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辩至此可以终结。新一轮司法改革倡导法官角色回归本位，“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清晰划分案件裁判权和司法行政管理权的界限，正是法官审判独立精神的回归和强调。可以说，强调法官独立是此次司法改革的第一位的精神要领。法官裁判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生命线。这一要旨正如哈伦大法官论及审判独立时所提醒的，“与律所的法律意见和企业的政策决定不同，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是机构作为整体的处理结果，只是合议后个人投票的结果。个人负责制一直是最高法院内部备受尊重并被小心呵护的惯例。”

2、审判组织之构成

论及关键词“小型”，前述比喻意指以每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为核心，包含法官助理、秘书、信使等人员在内，可以独立完成审判职责，规模不大但功能完备的团队。

就此关键词，联想到我国此次司法改革的审判组织形式调整。长久以来，参照行政机关管理模式，我国法院以业务庭作为基本管理单元，各业务庭再组成数量不等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作为基本办案单元。行政化的科层级审判组织形式，其弊端是明显的：裁判权被割裂配置在法官、合议庭、庭长、院长等主体手中，审判分离，办案责任落实虚化；院庭长忙于管理性事务，往往脱离审判一线，造成优秀审判资源的极大浪费；“链条状”的审判管理，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就审判组织变革而言，此次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实现“扁平化”和“团队化”。这在结构形式上与美国大法官“小型团队”的运作模式是存在共通性的。将合议庭或独任庭作为直接的审判单元，通过减少审判管理中间环节，建立紧凑的扁平组织结构以提高效率；将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业务技能有效整合形成团队，通过资源优化组合，实现团队作战效能的最大化。多个试点法院组建“审判团队”的经验佐证了以上改革思路，如深圳福田法院以“1+N”模式（即1名审判长，1至2名见习法官或1至2名法官助理及速录员等）组建独任制审判团队，以“1+2+3+4”模式（即1名审判长，2名普通法官，3名法官助理，4名辅助人员）组建合议制审判团队。

二、“法官员额”的考量

1、联邦法院规模之争

与我们受“案多人少”困扰一样，美国法院也正经历“案件数量危机”。为应对危机，美国的做法是审判辅助人员不断增长以减轻法官负荷，另外就是增加法官人数、壮大法官队伍，“1950年至2011年间，联邦下级法院法官数量增至原来的三倍多”。然而，就是否应该增加法官员额，美国法官的意见是分化的，存在“联邦法院规模之争”。以斯蒂芬·莱因哈特为代表的法官坚决支持扩大法官员额，理由是没有足够多的法官，很难为公众提供高水准的审判服务，难以确保个人权利免受侵害；以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为代表的法官却主张控制法官员额，对联邦法官规模的扩张倍感忧虑和遗憾，认为这将对司法程序、联邦制度与联邦法院产生负面影响，其主张的核心思想是“司法精英主义”。当然，在莱因哈特法官看来，反对者是法官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思维作祟。

2、我国法官员额制改革的考量

法官员额制是当下我国司法领域的热词。应当说，美国“扩大还是限缩法官员额”的争议在我国已有定论。法官员额制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与美国主张控制法官员额的理由一致，确定法官员额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理念。制度初衷在于，通过提高任职门槛以确保法官质量，以优秀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最终保障案件质量。同时，通过法官群体精英化，为提升法官职业保障创造条件，以法官的减量提质，提升社会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司法公信。另外，法官员额制改革有效衔接配套实施的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措施，建立科学合理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逐步改革行政化管理的顽疾，实现法院管理的专业化。

当然，与美国的情形一样，对实施法官员额制改革并非没有任何质疑和隐忧，这些是当前改革推进中绝不能忽视的“异议之言”。按照不超过39%的比例实施法官员额限制，必将导致法官数量的大幅减少，在“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的现实考验中，少数精英法官如何确保审判任务的完成？法官数量的减少会否导致案件质量的大幅下降？法官员额制动的更多是年轻法官的“奶酪”，他们感受的冲击将会最大，法官身份丧失后，如何确保队伍的凝聚力和他们对法官职业的持续梦想？以上忧虑的存在，需要法官员额制改革保持足够的审慎，将众多的因素纳入改革考量。科学合理地测算完成案件审理所需要的法官数量，确保精英化之路上不至于以牺牲审判任务和案件质量为代价；尽量合理解决未入额法官的过渡性安排，为落选者后续入额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为其法官梦想留下可期的前景和执业的动力。隐忧或许是多虑，但尽可能周全的思量和安排，必能为改革减小阻力、凝聚人心。

三、审判辅助人员的价值认识

在中美司法系统运作中，都少不了一群叫做“审判辅助人员”的身影。他们是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不可或缺的组成，扮演着法官“贤内助”的角色。

从价值上说，法官精英化后，包含法官助理、书记员在内的审判辅助人员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绝非无足轻重的“小卒”。正如书中所言，“不可否认的是，法官助理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及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当案件持续增加，法官人数与案件数不成比例时，法官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审判辅助人员。受限于法官员额的限制，审判辅助人员的增长必将是法院应对受案高压的有效手段之一。从审判组织功能性构成看，审判辅助人员是审判组织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精英化的法官将集中精力于“审”与“判”，除此以外的大量事务性工作将由审判辅助人员完成，没有他们的工作，审判组织功能的健全完善是难以想象的。

价值已无需多言，而审判辅助人员的现实境遇如何呢？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审判辅助人员位于科层结构的底层，其地位不过是法官的附庸。受限于僵化的编制管理，大量审判辅助人员采取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其准入的门槛不高，待遇自比不上法官，在繁重工作任务压力下，以及“同工不同酬”的不忿中，审判辅助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在此想表达的是，一些固有的偏见到了该修正的时候，审判辅助人员绝非法院的“二等公民”，其价值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切，改革的视野应加重对审判辅助人员的关注份量。探索创新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模式，积极拓宽其职业发展空间，科学划分其职责范围，注重强化职业保障，确保队伍整体活力以发挥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等等，以上命题都是改革路径中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足够的重视让审判辅助人员改革跟上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步伐。

H. 西方法院与法官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
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
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
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法官制度作为英美法系中影响最大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保障。本文探讨了美国法官的选任、免职、辞职、退休、处罚、待遇以及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再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制度。这对于深化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法官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即联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辖权。州法院管辖的范围要比联邦法院广一些。比如，州法院对于几乎所有的离婚和儿童监护案件、遗嘱和继承案件、房地产纠纷和青少年案件都有管辖权，并且审理大多数刑事、合同纠纷、交通违章和人身伤害案件。一般来说，联邦法院可以审理涉及美国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美国宪法或联邦法律以及州与州之间或者美国政府和外国政府之间的纠纷案件。即使案件本身并不涉及联邦法律，但是参加诉讼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争议发生于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之间，该案件也可以由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要求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认对方的判决，但是按照宪法的有关条款，联邦法律优先于任何与其冲突的州的法律。

I. 什么是大法官

一般是省级法院的的院长被称为大法官，最高法院的院长被称为中国首席大法官。

J. 法官为何设定级别小法官的法律效率低于大法官吗

级别只是说明其业务能力
做出审判后，不管哪种级别都具有同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