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由于是职业法官认定案件事实
⑴ 英法美德日任意一国的民事诉讼主要特点 三千字左右，要有资料的出处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与美国文化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有四：（1）民事陪审制；（2）当事人主导的审前调查；（3）审判和听审过程中的消极的法官；（4）在专门事项方面获取和使用专家意见的独特方法。我认为，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生成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下主要就基本特征的前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1．民事陪审制。
民事陪审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可以说是古代使用陪审制的典范。[1]近代陪审制起源于9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王国，最早体现于政治制度方面，国王把这种方法作为其了解统治情况的基本渠道，后来才具有司法的性质。但是作为一种成型的司法制度，起源于英国，并在亨利二世（1154——1189）时期普遍应用土地诉讼中。民事陪审制在英国近代的命运并不太好，除欺诈案等少数案件以外，一般的民事案件禁止使用陪审团。[2]墙里开花墙外香，在英国确立的陪审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其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广泛的保留、使用着陪审制，这一点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在美国是公民享有的一项神圣的权利。它作为1792年批准的权利法案第7修正案被写进了联邦宪法，1938年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一步作了具体明晰的规定，它提醒生活在美国的所有人们“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正如宪法第7修正案宣称的一样，也如美国的其他标志和象征一样，它必须作为双方当事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受到广泛的尊重与保护。”另外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也广泛地适用各州的民事诉讼程序，作为各州民事诉讼制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州甚至以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这一权利，在州的范围内实现了要求陪审团审判权利的宪法化。例如1777年的纽约州宪法认为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将永远保留，神圣不可侵犯。
相反，陪审制却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文化观念格格不入。当然在大陆法系国家并不是没有萌发过使用或移植陪审制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法国大革命以后，普遍采用了陪审制；德国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德意志各个公国几乎全部采用了陪审制。但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陪审制几乎是昙花一现，不久就夭折了。德国1877年的《法院组织法》明确限制了陪审制使用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院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参审制，彻底否认了陪审制的使用。在大陆法系的人们和学者看来，真正令人吃惊的是一群门外汉组成陪审团，并作为一种临时裁判者裁决案件，其作出的决定脱离了正规诉讼机制的监督，这种决定的科学性和客观、公正性值得怀疑。[3]
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民事陪审制的喜好，深深地根植于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其平等、自由、放任的文化观。陪审制体现了美国文化中的平等精神。一方面所有的公民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陪审员名单不的由官方确定，而是从选民资格名单中临时确定。另一方面所有陪审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这种权力不因为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民族、种族而受到影响。同时陪审制给予法律的门外汉较大的认定事实的权力，这一权力甚至高于法官。当然法官有权对陪审团进行监督和指导，法官有可能推翻陪审团的裁判，法官也可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已达到明显清楚（prima facie cases）或者使当事人的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拒绝将案件提交陪审团审判；也可以案件属于法律问题为理由，直接作出裁判。但是法官的权力受到限制，法官不适当地影响、干预和诱导陪审团，是上诉审法院废弃原判决的重要理由。
民事陪审团同样是民主的，是民主参与政治的具体化，它允许普通的公民个人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直接进行管理。例如陪审团可以在具体的案件中决定，企业是否按照合理、安全的方式生产产品，并要在案件中确立一些在其他国家可能为成文法规定的安全标准、责任承担方式、归责原则等。陪审员不仅解决具体的纠纷，还为国家立法，为社会立法，承担着广泛的立法职能。陪审员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一般的公民对充当陪审员有较大的热情和积极性。美国法学会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象以前一样，12个陪审员照例表现出日渐高涨的热情，甚至欢呼着去强制美国的一些基础机构，如政府、商务团体、私人团体等改变他们以往的运作方式。”[4]尽管陪审团是作为国家司法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表现出某些反对国家权力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其一陪审员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各有不同的权限，法官不能不当干预陪审团的工作，陪审团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其二陪审团行使权力的方式与一般国家权力机关不同，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视法律，并在超越法律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同时陪审团裁判案件不需要具体的论证，陪审团的判决历来被当作上帝的声音。
陪审制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联系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反个人主义的。因为陪审团需要集体作出决定，陪审团的组成人数有12人或6人之分，陪审员作出裁决依靠的是团结一致，只要有一个人不合作，就有可能使整个审判归于无效。法院也必须解散陪审团，并组成新的陪审团重新审判。尽管美国许多州正在探索以陪审团的多数通过代替陪审团的一致通过，但目前陪审团一致通过仍然是其作出有效裁决的普遍适用的条件。同时尽管美国人一般愿意充当陪审员，有参加司法程序的热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充当陪审员不是作为权利规定的，相反它被规定为公民的不可推卸的义务。因此，其从根本上具有非自愿的特点和反个人主义的倾向。但是潜在于陪审制之中的个人主义在和当事人主义结合的情况下就会表现出来。由于公民个人拥有的自由、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陪审团被视作这些权利的包神，而他们采用的保护方法与法官、政府官员的方法迥然不同。
2．当事人主导的证据收集和审前发现程序。
除民事陪审制之外，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反政府的放任主义也在民事诉讼程序的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当事人主导的审前发现程序和证据收集程序，即反映了美国文化的上述特点。在美国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赋予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庭外自主收集证据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的行使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法院的帮助，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当事人不予积极的配合或者拒绝，当事人可以寻求法院的帮助和支持。当事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从他方当事人及其证人或专家证人处获取证据，这些方法主要有：（1）口头录取证言；（2）书面录取证言；（3）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质问书；（4）要求提供书证和物证；（5）身体和精神检查；（6）要求对方当事人自认。[5]发现程序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没有发现程序即没有现代美国的民事诉讼，美国的民事诉讼的现代化与发现程序的引入和完善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发现程序和质询程序美国人就不能审理案件，发现程序是他的沐浴，质询程序是其早餐。”[6]法官一般不会介入发现程序，只有基于当事人的要求，法院才有可能介入该程序。但自从70年代以来，发现程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发现程序的批评也日渐尖锐。[7]主要的批评在于法院对发现程序的监督过于软弱，对当事人及其律师从他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处获取证据缺少必要的限制。这种状况既造成了诉讼迟延，同时也导致当事人诉讼负担的增加。鉴于这些批评，自8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经过多次修改，逐渐开始对当事人发现证据的次数进行限制，增加了法官对发现程序的监督与管理。各州也在同时修改其程序规则，力求实现发现程序的公正与效率的协调。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不存在和美国一样的发现程序，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立法和理论中也存在审前准备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与美国的pretrial相比，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内容方面都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审前程序不是由当事人及其律师主持，而是由法官主持。“同时与英美法系的准备程序原则上由当事人自行运作不一样，德国和日本的法官自始至终主持、控制准备程序的进行。”[8]其二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间的界限不明显。在德国和日本都可以开庭的方式收集证据和整理争点，德国民事诉讼法上称为“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而日本的“准备性口头辩论”[9]与德国早期第一次期日方式相对应。虽然民事诉讼法把审前开庭的期日称为早期期日，把最终法庭审理的时间称为主要期日，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明显，两种开庭的任务和方式也很难看出有实质性的差别。
美国审前程序与大陆法系国家审前程序存在差别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大陆法系国家不存在和英美法系国家一样的集中审理制度。诚然，证据提供组织上的不同可以追溯到普通法中的陪审团的历史角色。当普通的民众放下自己的工作，走进法院审理案件，并作出最终的裁判时，集中的、一次性的审理是必须的。而以审判工作为己任的职业法官，就没有集中审理的紧迫感和心理压力，他在其任何一个工作时间阶段都可以审理案件。当事人提供证据也没有阶段上的限定性和时间上的紧迫性，受突袭的一方可以在以后的程序中提出证据予以反驳。当事人不仅在一审阶段可以提出新证据，而且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提出新证据。[10]因此大陆法系国家的程序框架中就很少有准备程序的空间和地位，而审前发现程序对美国的民事诉讼来说是必须的。
但是观念上的不同比以上列举的原因更加根本。大陆法系的学者对发现程序深恶痛绝，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发现程序可有可无，而且他们认为仅仅由于当事人涉入诉讼，就许可对方私自向其收集证据、调查事实是不妥当的。[11]在大陆法系国家强制当事人或者证人提供证据被看作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能由私人当事人分割或独享。发现程序之所以被反对，就是因为它允许当事人行使本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力，分割了司法权。按照大陆法系的普遍观点，询问证人应当在法院而不是在律师的办公室内进行。“美国律师试图将宣誓作证传播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努力，将在这些国家里被视为对国家司法特权的侵犯，因此宣誓作证在许多欧洲国家是被禁止的。”[12]
另外值得注意，美国的发现程序也不同于其他以集中审理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系国家。象陪审制一样，美国当事人主导的发现程序最早也产生于英国。[13]强制发现证据的权利是由英国高等法院确立的。[14]但是该制度在美国被改革成为独特的实践形式，它包含一系列当事人获取证据的方法。这种状况在英国或其他地方是无法找到的，结果，甚至对于普通法系其他国家的律师来讲，美国的发现程序实践也走得有些过头。美国与英国审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区别在于开示的范围不同。在英国，审前证据开示程序的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与对方当事人提出或者主张的事实相关的事实方面；同时一般情况下也不允许当事人强制地从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处获取证据。“如果在这些相关的事实之外，当事人还有其他的事实或证据能够证明其请求或者主张，则当事人就无权要求开示这些相关的事实，或者以这些事实为基础证明其案件事实。”[15]近年来英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进一步限制了文件发现程序，而且美国式的宣誓作证在英国也行不通的。在英国只有在法庭作出命令的情况下，才可以在法庭之外录取口头证言，而且这种方法也被限制在证人确实不能到庭的案件中。[16]
美国的审前准备程序充分体现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首先它是平等的。在发现程序中，法律给予了双方当事人均等的、从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处发现证据的机会。即使是案件中的弱势一方也有机会从对方获取证据。例如在产品质量侵权案件中，受侵害的消费者就可以通过发现程序得到生产者不恰当地降低生产成本的证据，从而有利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审前程序所反映的平等是美国式的平等，它给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不是相等的结果。这种状况会在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实质上的平等，并损害司法正义。当事人推动发现程序，采用发现方法，同样意味着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地由于开示证据的工作非常具体和专业，必须由当事人的律师完成，当事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庞大、复杂的工作。《紧急费用法》要求律师预先垫付诉讼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发现程序的消极方面。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当事人，其发现手段极其有限，他们不得不忍受对方当事人不断实施的证据发现所带来的诉讼负担。这种现象在由职业法官主持证据调查的国家是不太可能遇到的。
其次当事人主导的发现程序也表现了美国文化中的民主观念和放任主义思想。对于美国人而言，程序制度允许当事人或者其律师在法庭之外实施实质性的诉讼权力，而不是相反由法官实施这一权力并无不当。发现程序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则相对复杂。一方面发现程序反映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它允许律师发明和实施其认为的最好发现的计划，以调查收集证据，并实施特定的、具体的诉讼，除了受到程序规则的宽泛的限制以外，他们很少受到限制。但从被发现的当事人或证人的角度来看，对方当事人的这种窥探式的侵入，恰恰是对他们自我领域的侵犯。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原告必须接受被告选定的医生的医学检查，否则原告就必须面临诉讼被驳回的风险。而且当事人必须为自己对立的对方当事人准备案件以对抗自己的观念，也与对抗制有一定的不协调，因为对抗制以另外的方式阐释：“每个人都是为自己存在的”。[17]发现程序强调一方当事人享有发现证据的权力同时，并不鼓励其反对对方当事人，更不鼓励其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因为在任何一个案件的发现程序中，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可能处在发现和被发现的位置，双方的地位是可以互换的。从这样角度出发，发现程序既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行动，也限制其行动。在这一深层意义上发现程序规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
3．法官的角色。
与大陆法系法官在诉讼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同，美国的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保持消极的角色，1999年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实施之前，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的消极性都非常明显。[18]在美国的审判中，律师决定向法庭主张那些事实，提交什么证据，也是由律师对当事人和证人进行询问，并以此主导诉讼的进行[19]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负责证据的收集和提供、调查，这一点可以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典型代表的德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反映出来。在德国法官负有查明争点的义务，这一义务使得法官深深地介入到诉讼的进行之中。在法庭按照对合适的、可适用的法律的理解推进诉讼的过程中，它不断地检查案件，提出问题确定当事人存在争议和不存在争议的领域，法官同时要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证据的提供以及需要由证据证明的事项的意义等进行释明。……法庭通过建议当事人巩固自己的主张、观点，通过建议当事人变更和扩大其主张以及其证据提供，通过建议当事人采取其他的方法，引导当事人。法庭并有可能在诉讼中建议当事人采取某些具体的诉讼方法。[20]法庭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决定是否传唤特定的证人，并命令证人出席法庭或者命令当事人提交书证。[21]
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审判程序的一个显著的差异是询问证人的方法不同，在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一律由或者主要是由法官询问证人。即使许可律师提出问题，甚至在意大利由法官对证人的询问首先由律师草拟，但由律师采取的强有力的交叉询问是不存在的。[22]而且在大陆法系的某些国家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不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依职权主动地传唤证人。因此，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律师所扮演的询问和交叉询问证人的重要角色，在大陆法系国家完全转移到了法官的身上。
当然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规则的变化，力图提升法院与当事人关系中的法官的角色。“管理型法官”的整个概念集中在法官享有的权力或者说负有的责任，这些权力表现为法官有权将案件排除于诉讼程序之外，有权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案件的解决，最保守地看来，他必须承担加速审判流程的义务。正是基于这种变化，许多人认为两大法系呈现出趋同的趋势。[23]但是关键的区别仍然存在，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依然由律师，而不是由法官负责证据的收集和提供，也是由律师负责选定证人和负责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虽然美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带有仪式化或者象征意义的崇高地位，但是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他们的权力并不太大。同时在美国本身就比较软弱的裁判者的权力，还要有法官和陪审团共同分享，法官也在与陪审团分享权力的过程中接受陪审团的制约。
我们所探讨的法官地位的消极性，主要是限定于法院与当事人的关系、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范围。超出这一范围，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就丧失了其基础。例如在法官与制定法的关系方面，结论就恰恰相反。美国的法官享有广泛的权力，法官可以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创制法律。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起来的，……立法机关仅起一种辅助的作用。在美国，法官还有权决定立法是否违宪，是否有效，并享有广泛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以外，他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讼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的作用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结合中会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赋予法律意义。”[24]
程序实践非常明显地体现了文化的特征，并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我们正在进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实践部门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探索，理论界则正在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摇旗呐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好，民事审判方式的探索也罢，都不可否认我们的民事诉讼制度正在面临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和重大抉择。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的现代化相适应。因此可以说现代化是社会系统工程的现代化，不可能舍弃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我们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现代化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目标定位问题。各国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其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不可能有完全割断自身历史的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只能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称为是西方化。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也必须以各国自身的文化为基础，唯有此才是我们改革的定位、坐标和参照。
参考文献：
[1] 具体可参见李昌道，董茂云：“陪审制度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1期，第57页。
[2] 在我国有学者分析认为英国陪审制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原来资产阶级为争取同盟军而提出的思想和口号，以没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基础；（2）案件增多，诉讼爆炸，而由陪审团审理案件，不能提高诉讼效率，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诉讼迟延的原因；（3）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型案件，这些案件的审理需要案件的裁判者具有相应的专门知识。参见李昌道等：“陪审制度比较研究”，第61页。当然这种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无法说明陪审制在美国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19--220(1986).
[4] Curriden,“12名陪审员的权力”，载《美国法学会杂志》，2000年，8月，第36页。
[5] 参见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441页。
[6] John Lew, The Daily Deal, May 15,2001,p5.
[7] “更少的发现——改革的共识”，载《诉讼评论》，第15卷，1996年，第267——268页。
[8] 王亚新著：《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86页。
[9] 除准备性的口头辩论之外，日本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另外两种审前准备方法。其一是辩论准备程序，主要适用于不宜公开审理的案件和当事人双方希望直接面谈的案件；其二是书面准备程序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无法直接见面或者不能亲自出席法庭的案件。参见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
[10] 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法系国家第二审上诉一般都是事实审，上诉法院的法官，可以对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进行审查。当然这种审查方法因各个国家制度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有的采用复审制，有的采用续审制，有的采用事后审查制度。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适用陪审制的案件，二审上诉一般不能就事实问题再行审查，二审法院只能就法律的适用、证据规则和程序规则的适用进行审查。具体可参见常怡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版；陈朴生：“比较刑事证据法序说”，载刁荣华主编：《比较刑事诉讼法各论》，台北，台北汉林出版社，1984年版。
[11] Rudlf B. Schlesinger, Hans W. Baade, Peter E. Herzog, and Edward M. Wise, Comparative Law,69-75(6th ed.1998)
[12]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67(1986).
[13]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3-94(1987); Robert Wyness Millar, Civil Procere of the Trial Court in Historical Perspectve,201-228.(1952).
[14] See,Mirjan R. Damaska,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 ,p221.(1986).
[15][美]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99(1987).
[16] 具体可参见《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34条（8）款，（1）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签发命令，要求在审理程序前对证人进行询问。（2）给予本条之规定，根据法院的上述命令，提供证据的人即为“宣誓证人”，所调取的证据为“笔录证言”。《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第172页。
[17] See, Jack I.H. Jacob, The Fabric of English Civil Jusitce,691，695(1987).
[18]美国修改后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于1999年4月实施，根据1999年的民事诉讼规则白皮书，消极的法官以成为历史，相反确立了积极的法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诉讼的早期阶段负责诉讼，并以一种我们在这种司法体制下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方式管理诉讼。
[19] Otto G.Obermaier, “律师的书架”，载《纽约法律杂志》，1992年，12月1日，第2页。
[20] 按照Kaplan和Clermont的观点，德国和欧洲临国的程序法根植于给予法官强有力的权力将有助于发现事实的思想，法官有权或者说有义务询问、告知、鼓励和劝告当事人、当事人的律师以及证人，以获取事实真相。, Kaplan&Clermont,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1984).p1472.
[21] 同上注，第1232——1233页。
[22]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战后受美国法的影响，采取了交叉询问的方法。具体的顺序是先由申请证据的当事人进行主询问，再由对方当事人进行反询问。不过在日本的民事诉讼中，审判长在当事人之间的交叉询问完毕以后，还可以进行补充性的询问，并在其认为必要时随时亲自进行询问或者在主询问的过程中，准许对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日本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9页。
[23] [美]Adrian A.S. Zuckerman,“危机的司法：比较法视角下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改革”，载Adrian A.S. Zuckerman主编：《危机中的民事司法》，1999年版，第47页。
[24] 约翰 梅利曼著：《大陆法系》，顾培东译，西南政法大学印行，1983年，第39页。
⑵ 如何理解裁量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类自有司法活动以来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是古往今来人们渴望实现的共同目标。为确保司法公正，司法系统进行了一系列司法制度改革，以求实现司法公正最佳社会效果和社会价值。国家制定法的价值要通过法在社会中的运行得以实现，在法律运行过程中，法也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司法自由裁量权运用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司法是否公正，关系到司法机关的声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文就司法公正与司法自由裁量的冲突形态与协调互动展开论述，以力图更准确、更明晰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确保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一、司法公正与自由裁量冲突的若干形态
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或者审判组织根据自己的认识、经验、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而选择司法行为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权力。【1】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职业的基本属性和本质要求，其正当行使，对于公平合理解纷止争、确保司法公正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司法的现状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审判中的滥用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具体表现形态如下：
1、法律冲突形态。现有的理论和经验表明，在立法上制定一个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内容完备的法典是不现实的，法律的确定性是相对的，法律规范存在冲突、模糊、滞后甚至漏洞已是不争的事实。法的制定往往是对现实生活中已存在社会现象进行归纳上升为国家意志而生成的，它既是以往社会秩序的延续，又是在与原有秩序的冲突与交流过程中得以认识和发展的。故在法的制定中，要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现实因素，对一些法律现象及裁决不能规定太细，而需要一定的弹性范围，以便具体操作，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可能。司法公正要求用统一的标准来裁决纠纷，但由于：（1）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使得已有法律条文过时或不规范；（2）语言的不确性，立法者在制定法条时存在认识局限性，甚至有意识使用模糊语言；（3）法的内部不和谐，很多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4）诸多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政策与法的冲突等等。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需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自由裁量取决于法官，这样势必会造成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2、体制冲突形态。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官职业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国司法体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法院在业务方面受上一级法院指导，同时将法院的人事管理归属于当地政府，法院被视为同级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法官按公务员管理序列进行管理。法院所需的经费主要由同级政府财政部门预算核发，法院审判任务繁重却经费困难，制约了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法官待遇偏低，基层法院的法官要求调离法院的现象常有发生，同时也削弱了法官自身抵御非法干扰的毅力和能力。法官的提拔任用、级别的解决须通过当地政府组织部门，个案的处理如得罪了领导，可能会影响该法官的政治前途。在这种体制下，极大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的正确行使，不利于公正司法，自由裁量权与司法公正产生了冲突。
3、法官素质冲突形态。一定意义上，法官对法律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方式决定着一个裁判的结果状态，甚至于在现实主义法理学者那里，“这些司法人员在解决纠纷时的所作所为就是法律本身。” 【2】法官是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主体，其职业素养包括法律理想、职业道德、法学理论知识和审判实务技能是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人民法院的地位不断加强，与之相适应的法官的绝对数量逞增长趋势，但法官组成人员成份复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生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所占比例偏低，法官素质参差不齐，难以适应法官职业化要求。由于部分法官政治、业务素质较低，在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时，容易发生法律识别上的错误，造成法律适用不正确，处置不当等问题，导致司法自由权的异化和滥用，甚至成为极少数法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工具，影响了司法公正。
4、庸俗伦理冲突形态。由于受社会上其他行业不正之风的影响，审判活动经常受到关系网、说情风的冲击。案件当事人总是千方百计通过案件承办法官的亲朋好友、同学战友、裙带关系等等，要他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和理由找上门来。如不接待，说你不近人情；如接待，他就请你“关照关照”，网开一面。这种庸俗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动摇法官公正自由裁量的决心，抱着只要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心态，将自由裁量的砝码倾向于亲友说情的一方，践踏了法官神圣的职业良知，做了这种庸俗伦理关系的奴隶。
5、法律意识冲突形态。普法教育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对提高公民法律意识，改善执法环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普法教育基本上来讲还是流于形式、走过场，仍有相当多的干部群众对法律一知半解，在农村一些群众还处于法盲状态。这就给法院审判案件带来“传唤难”、“取证难”、“审理难”、“执行难”。案件起诉到法院后，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有的被告不应诉、不出庭；为了查清案情，部分群众不愿作证，不愿自找“麻烦”；在案件审理裁判中，程序、实体处置是否合法，由于不懂法，缺乏对法官的监督制约能力，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失公平，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反复开庭增加当事人负累、强迫调解甚至违法收集证据偏袒当事人一方等等，出现了一些当事人对法律的抵制情绪，极大损害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应有功效。
二、司法公正与自由裁量的价值取向
司法公正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诉讼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裁判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司法公正受到怀疑，将会损害法院公信力。在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中，司法公正体现在公平对待当事人、程序公正以及严格适用法律上。正像德夫林勋爵所指出的“公正是最高的司法道德”，“一个没有表现出公平的法官，对审理程序来说，就像一个允许以肉搏战决定输赢而玷污庭审的裁判人或一个翻动扑克牌的预言家一样，是没有用处的。”司法公正，从微观层次讲，包含了依法与合理两个方面的价值要求，也包括司法公开、司法被动等程序内容和正确适用实体法律的内容，要处理好从程序上解决充分、合理地保护当事人诉权及诉讼权利，与合理、节俭地利用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这一对矛盾关系。司法公正，是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裁判的意义讲的，它要求我们既要贯彻法律原则，又要依据具体规定，既要大的方面公正，又要在小的方面做到合理。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司法的正当权力，依此种权利的性质，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仅不能任意裁决，它反而制约法官滥用权力的一种武器。依法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使法律针对具体适用的最普遍的方式之一，从而使法律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3】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合理存在很长的时期：（1）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大法官是“国王良心的守护者”，“按照良心办事是所有法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19世纪后期，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姆斯就提出“法律的生命从来都不是逻辑，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英美法系的主流观点是法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2）在大陆法系国家，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始于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18世纪德国和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相继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正如梅里曼分析的，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机关不可能制定完善无缺的法律，也不可能保证法典规定本身没有任何矛盾，法典的制定不能做到明确无误，法官也不能对案件作出裁判，而必须本着公平、正义这一总的立法精神或法律原则为案件处理找到法律依据。因此，法官在法律适用中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3）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但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实体法规定的局限性，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对审判程序的选择、证据的审查核定、案件真实的认定和裁判规范的选择上必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的权力。“任何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都要到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便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 【4】自由裁量权亦如此。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和发展，是基于正确行使法律维护社会正义的需要，是实现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需要，是维护现代司法理念权威性的需要。
司法公正与自由裁量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为了更好的将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根据案情和法律的弹性幅度准确把握法律，妥善的裁决纠纷，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达到定纷止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一步树立司法权威和公正司法意识。总的来说，司法公正是自由裁量的前提和保障，自由裁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律方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依法裁量是司法公正的要求。司法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法律约束和限制，也是对自由裁量的引导和指导。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应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总的立法精神的原则，在认定是否存在法律漏洞并且依据何种方式消除、弥补存在的法律漏洞时，必须依据已有的法律原则予以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丹宁说：“假如他们违反法律，那么就越出了它们被授予的权限，因而其判决无效。”可见“依法进行”极为明显。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在依法的前提下进行合理控制，如违背已有法律原则进行自由裁量，势必造成同一或相类似类型的案件的裁判结果相差甚远，影响了法院适用法律的统一性，同时也损害了司法裁判在公众中的权威性和正当性。
2、合理控制裁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措施。司法自由裁量的行使乃是在特定情势下对正义和合理的事物行使平衡权，这就是设定自由裁量权的价值目标。“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刑事法制的锁头，同时也是违法擅断、破坏刑事法制的钥匙，这个锁头和钥匙都是拿在裁判官的手中。” 【5】法官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裁量权行使得当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行使不当将有损司法权威，降低司法公信度，因此司法自由裁量权必须加以合理的控制，制定相应配套制约监督措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控制，应当从客观原则和微观制度的设定来确定权力运行的界限，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法官的裁量权的限制应该以维护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为限，而不能限制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彰显，将法官个性化因素降低到不足以影响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行使程度。
3、自由裁量须以司法公正为前提和保障。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以便于法官更为合理公正的执法，做出正义的裁判，寻找洁理与情理的最佳结合点，达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佳统一。自由裁量权的设置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司法公正，只有以司法公正为前提，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才有现实价值。失去司法公正的自由裁量，只会导致自由裁量的滥用，减弱法的社会调节功能，当事人的合法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公开保护，法的威严受到践踏，自由裁量权成了法官不正当交易的黑色屏降。
三、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促进司法公正
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如果每一位法官都能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法院的公正司法水平将会有很大的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也会大大提升，申诉人上访率会大幅度下降。因为从现在申诉止访的情况来看，明显违法的为数很少，大多是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得不好。”【6】 可见，正确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实现自由裁量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对确保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自由裁量与司法公正的互动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减少法律漏洞。
为适应社会发展及案情的需要，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需规定一些法律弹性幅度，以便于执法者针对个案的情况作出具体裁判。同时，法律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众所周知，无论一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多么完善，总会存在一些漏洞，没有法律漏洞的法律秩序是不存在的。再高明的立法者也不可能以规章条文来网罗一切行为准则，以已制定的法律规定来覆盖一切具体案件。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滞后性使得法律无论多么超前和预见性，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缺，普通的法律规范和个案处理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法律的不周密性，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极易出现失衡偏差。如我国现行刑法总则部分对刑罚的适用方法规定既原则又笼统，分则中各罪的刑种搭配不尽合理，法定刑幅度过大。如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较轻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什么属犯罪情节较轻，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具体规定，不便于审判实际操作。要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将法官自由裁量权调整到合理的幅度，使法官的主观意识与法的原则相协调。一是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正比；法律的精确度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7】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要进一步细化、明确，尽可能减少模糊性的语言。同时司法解释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废止一些已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制定相应的新的司法解释。三是坚持判例指导原则。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但判例可以弥补不完善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案例及裁判文书，以指导全国法院的审判工作，这一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在法没有明确规定时，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可以上级法院的判例为指导，对案件做出处理。
2、进一步健全司法体制，确保法律公正高效运行
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实践，我国的司法改革已得一定的成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主略，并明确提出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司法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是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的需要，是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的需要。改革法院现行管理体制，要以依法治国方略为指导，以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一是改变法官人事管理机制，法院系统人事采用垂直管理的方式，法官的任命由上一级法院提请人大任命，与当地政府的人事部门脱钩，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行政干预。二是法院经费保障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给法院，法院与中央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与地方财政分离。为减轻群众负担，法院对诉讼收费标准进行了改革，为弥补法院的经费不足，最高人民法院争取到中央财政的支持，由高级法院按照司法绩效和各地法院的具体情况核拨了部分经费，法院经费保障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三是大力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明确合议庭、独任审判员的职责，完善、规范诉讼程序，禁止法官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一步强化案件质量考评，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增强法官的责任心和公正司法意识；深化庭审方式改革，大力推行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便审及简易审，实行量刑指导规范刑罚自由裁量，增强裁判透明度，规范民商案件自由裁量，提高办案效率和调解结案率，严禁超期审理。
3、提高法官素质，打造一支高水平职业化法官队伍
影响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主客观因素是多方面的，关键在于法官的素质高低，为确保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必须打造一支高水平的职业化法官队伍，采取多项措施切实防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增强法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平等意识、司法公正意识和法治意识，确保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确保审判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确保人民法官队伍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色。二是培养法官的道德，要求法官加强自身修养，约束业外活动，做到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政廉洁，严格执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三是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要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法官遴选、法官助理、书记员制度等改革，走法官精英化道路，建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从学历、任职资格等方面垫高法官职业准入门槛。四是强化法官业务教育，不断提升法律素质。鼓励、引导和支持法官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使其对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刻的理解，要着眼于提高法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驾驭审判活动的能力，着眼于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专家型、学者型法官。
4、加强监督，改善执法环境。
防范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与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是分不开的，要不断增强法官的廉洁意识、忧患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使法官滥用权力不敢为、不能为。一是要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使人大监督经常化、制度化；二是推行办公公开化，增强案件审理透明度，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反映司法不公的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依纪依法予以查处，自觉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三是进一步健全内部制约规章制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充分发挥诉讼体制本身的监督制约机制，并进一步健全法官自律机制。
⑶ 两大法系的审判制度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最主要的两大法系，他们的区别主要是：1)法的渊源不同：大陆法系正式的法的渊源只是制定法；英美法系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的渊源。
(2)法典编纂的不同：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法典形式；英美法系往往是单行法律、法规。
(3)在适用法律的技术方面不同：在大陆法系，法官审理案件，首先考虑制定法如何规定，然后按照有关规定和案情作出判决；英美法系的法官则首先考虑以前类似的判例，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的案件事实比较后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
(4)法的分类不同：大陆法系基本分类是公法和私法；英美法系基本分类是普通法和衡平法。
(5)诉讼程序和判决程式不同：大陆法系一般采用审理方式，以法官为中心，奉行干涉主义；英美法系采用对抗制，实行当事人主义，法官充当消极的、中立的角色。
(6)在法律术语、概念上也有许多差别。
1、英美法系：
一、英美法系的概念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系，是指以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的体系。普通法是与衡平法、教会法、习惯法和制定法相对应的概念，由于其中的普通法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影响最大，所以，英美法系又称为普通法系。美国的法律源于英国传统，但从19世纪后期开始独立发展，已经对世界的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美法系的分布范围主要包括英国（苏格兰除外）、美国（路易丝安那州除外）、加拿大（魁北克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等国和中国的香港。英国法传统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殖民扩展实现的。
二、英美法系的沿革
（一）英国法的历史沿革
1、普通法的形成
（1）盎格如-撒克逊法：英国从公元5世纪到1066年由盎格如-撒克逊人控制，当时实行的法律多为习惯法，对英国法律的影响很小。
（2）普通法的起源：1066年诺曼公爵征服英国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土地分封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其中御前会议就是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机构。这个机构是由国王亲信、主教和贵族参加的议事机构。主要协助国王处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的事务，后来，处理司法事务的机构逐渐独立出来，到亨利三世时期，御前会议已经建立了三个王室高等法院，分别为财务法院、普通诉讼法院和王座法院，处理直接涉及王室利益的重大案件。由于诺曼人以前没有自己的法律，因此，他们的法律就是通过这些法院的判决形成的，即判例法。这些判决对地方法院的判决具有约束力。随着王室法院管辖范围和影响的扩大。其判例对全国的法律就形成了重大的影响。王室法院的判例法就是适用于英国的普通法。主要是针对各地的习惯法来讲的。在王室法院出现之后的时间里，存在着王室法院和地方法院、教会法院并存的局面。地方法院（包括郡法院和白户法院）主要适用习惯法，教会法院主要适用教会法，主要管辖婚姻、家庭、继承、通奸。三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王室法院通过发布诉讼开始令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所谓诉讼开始令即原告可以请求国王主持正义，然后通过英王的大臣发布令状，令状的内容是要求各郡的郡长负责命令被告满足原告的要求或在王室法院接受审判。
2、衡平法的兴起
导致衡平法兴起的根源是普通法院的令状制和机械的诉讼程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需要。很多人转而请求枢密院和国会主持正义，这些纠纷由枢密院中负责司法事务的大臣来处理。在1474年，枢密院大臣首次以自己的名誉作出判决。随着案件的不断增加。该机构终于独立出来，成为和王室法院并列的衡平法院。衡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适用和普通法院完全不同的法律规则。由此发展起来的法律成为衡平法。所以，衡平法的兴起主要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英王加强统治的措施，英王欲利用衡平法院制约普通法院。
3、制定法的必要补充
另外，需要专门指出的是，在英国，除了普通法和衡平法之外，制定法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最典型的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大宪章》和三个《威斯敏斯特条例》。以及亨利8世时期的《地产收益权法》。
4、资产阶级革命和普通法传统的正式形成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英国的法律进行了改革，主要表现为：（1）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冲突、妥协和统一。大革命前夕普通法和衡平法的斗争是国会和君主斗争的表现。随着革命的胜利，普通法和衡平法又相互妥协，协调发展。到1873年和1875年随着两个《司法法》的颁布，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合并，但普通法和衡平法并存的局面一直持续。（2）对教会法院管辖权的限制，1857年，取消了教会法院对世俗案件的管辖权，成立离婚法院和遗嘱检验法院。（3）制定法大量出现。包括公法方面的法律，如《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人身保护法》、《统一诉讼程序法》、《普通法诉讼程序法》、《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货物销售法》、《侵犯人身法》、《盗窃法》等等。制定法的增加标志着议会地位的上升。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制定法都是单行法。
（二）美国法的历史沿革
1、殖民地时期的法律
从1607年到1776年。在殖民地早期，即17世纪，英国法对北美殖民地的影响比较小，当时适用的法律主要是殖民地当地的粗糙的法律。但到了18世纪，英国加强了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英国的法律。同时，熟悉英国法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对英国法在北美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美国法传统的形成
1776年，美国独立后，开始有了自己的法律。到19世纪，美国的普通法传统终于确立。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人是英国的移民，语言相通，传统相通。而且英国法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对美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加上法律学说的传播。美国最终接受了普通法的传统。但，美国的法律也表现出不同于英国法的一些特点。如采用了成文宪法，制定法占有更大的比例。路易丝安那州保留了民法传统。简化了诉讼程序，取消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区分。美国独立战争后，其法律日益脱离英国法，成为普通法系中一个独立的分支。
三、英美法系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
（一）在法律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上，英美法系运用的是区别技术（distinguishing technique）。这一方法的模式可以归纳为：1、运用归纳方法对前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归纳；2、运用归纳方法对待判案例的法律事实进行归纳；3、将两个案例中的法律事实划分为实质性事实和非实质性事实；4、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两个案例中的实质性事实是否相同或相似。5、找出前例中所包含的规则或原则。6、如果两个案例中的实质性要件相同或相似，则根据遵循先例的原则，前例中包含的规则或原则可以适用于待判案例。在对待先例的问题上有三种做法：1、遵循先例；一般来讲，下级法院应当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还要遵循自己以前的判例。2、推翻先例，在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和各州最高法院有权推翻自己以前的判决。3、避开先例；主要适用于下级法院不愿适用某一先例但有不愿公开推翻它时，可以以前后两个案例在实质性事实上存在区别为由而避开这一先例。
（二）在法律的形式上，判例法占有重要地位，从传统上讲，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占主导地位，但从19世纪到现在，其制定法也不断增加，但是制定法仍然受判例法解释的制约。判例法一般是指高级法院的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原则或规则。这种原则或规则对以后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或影响力。判例法也是成文法，由于这些规则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创立的，因此，又称为法官法（judge-made law）。
除了判例法之外，英美法系国家还有一定数量的制定法，同时，还有一些法典。如美国的《统一商法典》、美国宪法等。但和大陆法系比较起来，它的制定法和法典还是很少的，而且对法律制度的影响远没有判例法大。
在判例法和制定法的关系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制定法可以改变判例法，同时，制定法在适用的过程中，通过法官的解释，判例法又可以修正制定法，如果这种解释过分偏离了立法者的意图，又会被立法者以制定法的形式予以改变。
（三）在法律的分类方面，英美法系没有严格的部门法概念，即没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的法律分类，他们的法律分类比较偏重实用。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英美法系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令状和诉讼的形式，这种诉讼形式的划分本身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因此就阻碍了英国法学家对法律分类的科学研究。2、英美法系重判例法，而反对法典编纂，判例法偏重实践经验，而忽视抽象的概括和理论探讨。3、英美法系在法院的设置上分为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划分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国会和国王争夺权利的表现，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是衡平法对普通法缺陷的修改和补充，衡平法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他的说明价值在于指出了一般正义和个别正义的冲突和矛盾。而没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区分。因此，对涉及政治权力的案件和普通私人案件在处理时没有明显的区分。这也阻碍了对法律的分类，尤其是难以形成公法和私法观念。4、在英美法系的发展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法官和律师。而且其教育方式也是以学徒制为主，这就决定了他们更加关系具体案件。而轻视抽象理论意义上的法律分类。另外，像前面所提到的，英美法系有悠久的划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传统，尽管在他们那里目前已经没有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划分，但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区分仍然保留到现在。
（四）在法学教育方面， 英美法系主要是美国将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教育，学生入学前已取得一个学士学位，教学方法是判例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毕业后授予法律博士学位（J，D），而且各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不受教育行政机关的制约。在英国，大学的法学教育和大陆法系有些相似，也偏重于系统讲授，但大学毕业从事律师职业前要经过律师学院或律师协会的培训，而这时的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仍然受学徒制教育传统的影响。
（五）在法律职业方面。职业流动性大，法官尤其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是来自律师。而且律师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法官和律师的社会地位也比大陆法系高。
2、大陆法系
又称民法法系（civillawsystem）、罗马－日耳曼法系或成文法系。在西方法学著作中多称民法法系，中国法学著作中惯称大陆法系。指包括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从19世纪初以罗马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仿效这种制度而建立的法律制度。它是西方国家中与英美法系并列的渊源久远和影响较大的法系。
古代罗马法反映和调整了罗马奴隶制社会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法律关系，以完备的法律形式维护私有制。中世纪中后期，罗马法在欧洲传播较广，从而产生了一些熟谙罗马法的学者和官吏。近代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制度以后，比较完整地采纳罗马法的体系、概念和原则，加以修改和发展，以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1804年拿破仑按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亲自指导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就是这一法系中最典型的立法。德国统一后的法律虽然带有封建残余性质，但是，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在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上都更为精细完备，也是大陆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之一。
大陆法系的特点，论者所见不一，概括地说来有:1、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成文法典的权威性。虽然也允许法官有自由裁量的余地，并承认判例和习惯在解释法律方面的作用，但一般不承认法官的造法职能，强调立法是议会的权限，法官只能适用法律，决案必须援引制定法，不能以判例作为依据。2、比较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法制的统一，尤其在程序法上如此。例如，许多法律行为需要国家的鉴证、登记，检察机关垄断公诉权，庭审时采取审问制，以及法院的体系统一，等等。3、重视法律的理论概括，强调法典总则部分的作用，这是罗马法的一种传统。英美法系至今没有如大陆法系那样严密的理论概括，法令也只着重分则。4、注重法典的体系排列，讲求规定的逻辑性、概念的明确性和语言的精练。当然，这些特点都只是相对而言的。
随着欧洲一些殖民国家的向外扩张，大陆法系也扩及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由于源流不同，大陆法系大体又可分为法、德两个支系，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各国属于前者；而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日本等国则属于后者。在同一法系各国中，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有的国家具有较大的特点。例如，日本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受到美国法很大的影响；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又有其某些固有的特征；荷兰则形成了所谓罗马-荷兰式法律制度。
⑷ 哪里有人民陪审员申请书范文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辖区案件数量及特点、人口数量、地域面积、民族状况等因素，并结合上级人民法院从本院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的需要，在不低于所在法院现任法官人数的二分之一，不高于所在法院现任法官人数的范围内提出人民陪审员名额的意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意见在报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之前，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先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本辖区内人民陪审员名额进行适当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将本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名额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人民陪审员的名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调整应当按照确定人民陪审员名额的程序进行。
人民陪审员参加庭审[1]
选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在确定的名额范围内进行。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在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开始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告所需选任的人民陪审员的名额、选任条件、推荐（申请）期限、程序等相关事项，以便有关单位推荐人选和公民提出申请。基层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动员公民本人提出申请或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推荐人民陪审员人选。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需征得公民本人同意后，方可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推荐其担任人民陪审员。公民个人可以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直接提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申请。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推荐人民陪审员的有关单位或者提出申请的公民，提供被推荐人或者申请人的有关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填写并提交《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附表一）或者《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附表二）一式三份。《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和《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应当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样式、内容为准。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对被推荐和本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依照《决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及《意见》第二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审查内容主要包含《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或《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被推荐人、申请人的任职资格、工作能力、日常表现等。基层人民法院应将审查后初步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名单及《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或者《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征求意见。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对被推荐人、申请人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的，应当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到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查结果及本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人民陪审员的人选。确定人民陪审员的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人员。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基层人民法院应将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报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上一级人民法院主要审核人民陪审员的任职资格。
经审核的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将任命的人民陪审员名单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并逐级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告。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任命决定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基层人民法院应当为人民陪审员颁发《人民陪审员工作证》。《人民陪审员工作证》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制发统一样式，各地法院自行印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年满二十三周岁；
（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四）身体健康。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一）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2]
2考核奖惩编辑
考核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执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考核。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实行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内容包括陪审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审判作风和参加培训情况等方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人民陪审员参与本院审判工作的，应当将人民陪审员在本院执行职务的情况通报其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依据之一。考核结果作为对人民陪审员进行表彰和奖励的依据。基层人民法院应及时将考核结果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人民陪审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对于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人民陪审员，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基层人民法院应及时将对人民陪审员的表彰和奖励决定书面通知人民陪审员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
人民陪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经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查证属实的，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
（一）本人申请辞去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审判活动，影响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徇私舞弊，造成错误裁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人民陪审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人民陪审员任期届满后，其职务自动免除。基层人民法院无须再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人民陪审员被免除职务的，基层人民法院应书面通知被免职者本人及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基层人民法院应将免职名单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并逐级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告。[3]
公正永远是司法的追求。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实现司法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从法理上说，公正可以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我们首先来看对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陪审员作为来自基层社区的普通民众，可以把社区价值、生活经验、地方风俗人情带入审判，而社区价值、生活经验、地方风俗人情等此类民间智慧正是职业法官所缺少的。而且不同的陪审员由于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弥补专业法官在知识结构上的局限，因而陪审制做到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将社区价值和法律准则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有助于法官更为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更好的实现个案正义。对此一点，贝卡里亚早有论述，他指出：“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的法官配置一些随机产生的陪审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感情做出判断的无知，较之根据见解做出判断的学识要更可靠一些。……如果说寻找证据需要精明干练，做出结论必须明白准确的话，那么在根据结论做出判断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犯罪同时又落入学识所形成的人为窠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误。”[8]美国著名比较法学者约翰·朗拜因（John Langbein）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陪审员可以引入非法律职业技巧，某种程度上对法律的无知，在刑事审判中已被看作是一种美德，让一些既未受过法律训练，也未日常从事刑事司法工作的公民参与审判可以带来实际的益处，因为：（1）非法律职业者能够带来新的视觉。因为有长期审判精力的职业法官可能变得麻木不仁，而非法律职业者由于以前没有千遍万遍听过同样的辩解，他们可能在某些案件中，对辩解的真伪较为警觉；（2）非法律职业者由于比职业法官更接近日常生活，更了解普通人的经验，因而能更好的发现事实并使用法律；（3）非法律职业者还能把所拥有的民间智慧带到审判中去。”[9]另外，在专业性或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中，如专利、医疗等方面的案件，如果有具有此方面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参加审判，更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对此台湾学者张丽卿指出：“由于法官专业知识不足，如果能够选出具有专门知识且理解专业判断意义的人来参加审判，较能切中要点，深入案情，减少偏差，有助于事实的澄清。所以，采用专家参审能弥补职业法官因缺乏专业知识所容易发生的裁判错误。”[10]总之，陪审员参与审判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的实质上的实体正义（区别与法律规定层面的机械正义）。接下来，我们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对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程序正义是指诉讼程序本身所蕴涵的内在价值。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在程序公正上的裁决与惩罚才能信服于人，才能在定分止争、化解纠纷中起到积极作用。一般来说，程序正义判断的标准有，程序是否民主（是否有民众参与，与诉讼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是否充分实质性的参与，程序是否公开等）、裁判者是否中立、控辩（原被告）地位是否平等、所有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被告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护等。由于程序正义有以上这些判断标准，而这些判断标准正好是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所要体现的，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功能部分论述。（三）公正价值
（四）人道价值
“司法中的人道是人作为人因为宽容与良心产生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11]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下，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案件的审判，虽说他们要受到一定的法律培训或类似英美法中法官的指示，但他们终究不是职业法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在判案时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朴素情感和良心。而且，由于法律不可能规定的完美无缺，在判案时无法直接照搬法条，此时裁判者判案部分就建立在自己对案件的心里感受和良心上，而作为“社区缩影”的陪审员是社会心里的反映，陪审员的心里感受和良心相较于职业法官来说更为客观和宽容，因为他们没有职业法官囿于专业的视觉或行业的利益所出现的某些偏见。由他们来判案能够更加合理地将宽容与良心运用在具体的案件中。在美国,有学者经过实证调查研究后发现，陪审团对被告的看法大都有利于被告人。Kalven和Zeisel在《美国陪审制度》一书中介绍，通过对3000 多个刑事案件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超过75%的案件法官和陪审团的看法不一致，而在不一致的案件中，大约80%的案件是陪审团对被告人的态度比法官要宽大。[12]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
前面我们谈到，法的功能和价值是不同层面的概念，两者有着一定的差别。但许多学者在论述陪审制度时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作一阐述。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司法民主的一项重要表征，亦是程序正义的标准之一。通常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审判公开指审判应允许民众旁听、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但民众的旁听，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毕竟是少数，只能算是审判公开的一个方面，也只能说是形式上的公开。在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情况下，一方面陪审员可以直接参与审判过程，另一方面还可以参与最为核心的案件评议，而且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而陪审员参与审判对审判公开来说是实质性的公开。由于陪审员是不特定的公民，具有广泛性和随机性，陪审员参与审判这就相当于间接地向广大公民公开了整个司法决策过程，不再仅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过程公开了。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不独立在我们国家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法院整体的不独立和法官个体的不独立。造成司法不独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来说就是法院或法官受制于外在的力量。而作为普通民众的人民陪审员不存在受制于谁的问题，也不存在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利益。他们通常与其履行陪审职责的法院以及有可能对该法院施加影响的政府、政治、政党势力等外在力量没有隶属关系，因而一般不会象法院或法官在受制于外在力量或为了个人利益而屈从甚至迎合上司、政府、政治、政党势力，以至于丧失独立性。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候选人具有不特定性、广泛性，在选举上具有随机性，在任职上具有临时性，这种特点决定了陪审员不容易受到人情关系或金钱的干预和腐蚀。因而可以说，人民陪审制度司法独立的功能，正是缘于人民陪审员与案件及其他外在力量的“利益无涉”性从而产生的身份独立性。实行陪审的案件，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基于公正司法的共同目标能形成对抗外界干扰司法活动的合力，从而减轻了外界对法院和法官决策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案件。所以，实行人民陪审制度是实现司法独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保障，在当今司法尚未完全独立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过更多的途径和渠道来保障司法独立，因此从这一点上说，人民陪审制度只能加强而不能废除。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的廉洁
这种功能来自于人民陪审员对审判的监督机制。陪审员参与审判，就等于在职业法官面前插入了一个外在的力量，这种外在力量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监督机制。“一般来说，一个人在有人在场的情况下会比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更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在‘外人’面前往往比亲友或熟人面前更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因为参与审判的法官只有一个或者都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那么一个人敢于贪赃枉法的机会比较大。如果一个法官与数个其不相识的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必然要三思而后行。”[13]另外，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意味着对职业法官垄断的审判权的一种分割，而这种权力的分割能有效地防止由于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司法腐败。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对此。我国台湾学者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司法裁判有如餐厅之厨房，在该处工作的人皆为专家，因为每日一起工作，因此对于伙伴何时欲做何事，相互间大致都能知晓，工作环境由此也变得轻松快乐，厨师在掌厨时常常边哼唱歌曲边说笑话；但客人一旦进入厨房，情况就会完全改变，轻松安乐的气氛立即消失，由于意识到客人在场观看，厨师的工作态度就会变得规矩而认真。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司法活动有与此类似的作用。[14]因此有学者指出：陪审员是参加国家司法审判的第三只眼睛。[15]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
这一功能的实现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实现是我们前面所谈的一系列因素的结果。一般说来，只有一项公正的裁判才有可接受性。在陪审制度下，能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包括实体和程序的公正）。同时，由于普通民众参与裁判，增加了审判的亲和力，再加上陪审制度所具有的人道价值，使裁判的可接受性大大提高。这些我们在前面都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这一点罗伯斯比尔曾有论述，他指出：“只有想到会采行陪审制度，我就至少不再因有把自己最宝贵的利益信托他人的危险而感到害怕，因为我的利益至少是委托给与我平等的人们，即由人民选出的普通公民，他们不久就要回到群众中来，将要服从他们刚才对我实行过的那种同样的权力。”[16]
（五）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益
陪审制度能否提高司法效益要具体分析。在英美法国家实行陪审团审判，这种陪审团审判确实是耗时、耗力、耗财的，如辛普森案件审理了长达一年多，仅挑选陪审员就花了将近一个月。但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实行的参审制却大大的提高了效率。美国学者经过考察后认为，现代德国的参审制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审理着案件。在两名陪审员与三名职业法官组成的大陪审庭里，审理一个严重刑事案件平均需要一天的时间；在两名陪审员与一名职业法官组成的小陪审庭里只要两个小时。与美国的陪审制度相比，参审制的结构加速了德国的诉讼程序，因为它摒弃了陪审团制度种那些耗费时间的特征。[17]我们国家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大陆法国家的参审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会出现象英美国家陪审团制度那样耗时耗力的情况。而且，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相应节约职业法官的数量，节约下来的职业法官就可以参与其他案件的审理。而且在有陪审员参加的审理中，陪审员可以发挥其优势进行调解，从而提高审判的效率。另外，正如我们在第四点中谈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因而也就相应的减少了上诉的成本。
以上是我们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做了一些应然层面的阐释，功能是价值的基础，价值是功能的抽象与提升，而各个价值与功能之间又是互相支撑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这些应然的价值与功能要想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的实现，仅有这些理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完善的制度的设计。只有制度设计完善了，才不会陷入空谈。
88相关司法解释编辑
相关法院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的意见(试行)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海事法院的特殊情况，现就海事法院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使用等问题规定如下：
一、海事法院本部的人民陪审员人选在其所在城市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中产生，一般应由海事法院所在城市的相关基层人民法院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名额并任命。
海事法院派出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人选在其所在城市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中产生，由海事法院与派出法庭所在城市相关基层人民法院协商同意后，一般应由海事法院派出法庭所在城市的相关基层人民法院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名额并任命。
二、海事法院案件管辖地域范围内的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在征得公民本人同意后，可向海事法院或派出法庭推荐其担任人民陪审员。
海事法院案件管辖地域范围内的公民个人可以向海事法院或派出法庭提出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申请。
三、海事法院负责对推荐或申请的人民陪审员名单及其材料进行预审查，其后，将相关材料以及预审查意见一并移交海事法院或派出法庭所在城市的相关基层人民法院，并由其所在城市相关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推荐或申请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审查，由相关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四、海事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人民陪审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24号)的有关规定，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人民陪审员。[7]
⑸ 案件中专家建议书与法官独立审判的关系
专家建议书只是建议，只能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不能直接决定法官的判决思路。法官需要根据法律独立作出判断。
⑹ 德国检察制度是怎样的
德国检察制度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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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17日 点击：1374次 来源:首都女检察官网
2003年8月16日至日，我有幸跟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的政工干部研修团共14人赴柏林进行了十天的学习。在这十天里，柏林市司法官员认真严谨的研讨讲座和热情周到的接待服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认真听课，踊跃提问，积极观察和思考，注意与德方的交流，介绍我国的有关情况，获得了接待方的普遍好评。通过聆听司法官员、检察官、法官、警察局官员的讲座，进行座谈交流，参观柏林市检察院、总检察院、柏林市警察局刑事犯罪部、看守所、青年监狱，旁听区法院审理案件等，对德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德国检察官的权利义务和选拔任免制度等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这次学习考察一方面增进了北京市检察院与德国柏林市政府及检察机关的交流，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在比较中认清我国检察制度的特点，发现可供学习借鉴之处，可谓是收获颇丰。仅用这样一篇文章来概述我所了解到的以柏林为模板的德国法律制度和蕴含其中的法律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因为时间的关系，很多问题没有学深学透，留下了不少疑问。在此，笔者只能就学习中印象和感受最为深刻的部分进行粗浅介绍，与同志们交流探讨。
一、 德国司法制度概况
应当说，德国的司法制度是构建在联邦宪政的基础上的。德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各州均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和司法机构，他们依据基本法（即宪法）确定的权力分别履行自己的职能。在德国，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参议院、内务部和司法部执掌，但司法部和内务部都设立在政府之下，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与我国的三权分立含义不同。德国警察局作为行政机关，由内务部主管。涉及司法机构的事项，包括检察院、法院的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各项司法预算、司法协助、执行和监督、培训进修等，则由联邦和州的司法部分别主管，联邦与州的部门之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法院是审判机关，实行三级两审制，分联邦法院、州法院、地方法院，并设立专门法院，有着复杂的法院体系，法官享有较充分的独立自主权。检察院的设置由《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法院内设立相应级别的检察院，但各自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有调查权。警察应当在检察官的领导下开展侦查工作，警察局无权作出处罚决定，所有处罚均应由法官作出或经法官认可。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为主，采取法官为主的纠问式审判。德国还实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尊重法官的判决；注重保障人权；虽未以法律明文规定废除死刑，但现有刑法中没有死刑的规定。近年来，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欧盟各国家都加快了司法改革的脚步，以期逐步实现在欧盟范围内统一立法、司法。柏林市司法部和柏林市总检察院也都设有专门的研究与欧盟法接轨、办理相关案件的部门。
二、 德国的检察制度概况
1、德国检察制度的特点
德国检察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检察院的职能主要限于刑事诉讼方面：一是负责对刑事犯罪和违法行为进行侦查，有权指挥司法警察；二是提起公诉；三是对刑罚的执行进行监督。因其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因此只有检察院才有权提起诉讼。德国的检察院代表国家和政府利益，不仅有权提起公诉，并参与诉讼全过程包括负责刑罚的执行，而且有责任保证刑事诉讼程序的正确性和合法性。
2、检察机构的设置和职责分工
德国检察院的组织机构和职能设置由《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规定。每个法院设一个相应级别的检察院，包括联邦检察院、州检察院和地方检察院，个别地方有地区检察院。检察院与法院只是对应设置，并无从属关系。上级检察机构与下级检察机构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联邦检察院不能领导州检察院，两者之间只是协调关系。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所属检察院进行监督，各级检察院的首席检察官对本院检察官进行领导。如柏林市各级检察院由柏林市司法管理局进行管理。柏林市总检察院由总检察长领导。
德国联邦最高检察院只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毒品犯罪、税收方面的犯罪等少数特定犯罪的侦查起诉工作。其它案件完全由州检察院及其下属的地方检察院负责。据柏林市总检察院和市检察院的高级检察官的介绍，柏林市作为德国的首都，具有与州相同的地位；设立了柏林市总检察院（相当于州检察院）和市检察院，还设立了动物园区检察院，区检察院的案件管辖范围由市检察院确定。市检察院办理大部分刑事案件，对轻微刑事案件，则指定由区检察院办理，但既涉及刑事又涉及民事的案件以及涉及到专业法律的案件如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青少年犯罪案件等都由市检察院办理。柏林市总检察院对市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办理下级检察院上交的疑难案件，直接受理国家机密案件、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等案件，处理对下级检察院的投诉和上诉案件，其业务工作内容还包括：办理原民主德国间谍或特工侵犯人权的案件；对重大案件的跨国协调；与欧盟法律接轨的案件；有组织犯罪案件；反腐败；对下级检察院发出指令和协调各检察院之间的合作等。
3、检察机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德国的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案件调查工作的领导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代表国家出庭进行公诉，监督刑罚执行，在认为必要时提起上诉和申诉。在德国，检察官被称作“司法界的国王”，警察是检察官的辅助官员。德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官进行出庭前的调查工作，警察应当尽快将受理的案件移交检察官，但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缺乏足够的人员、专门的侦查设备和技术，事实上往往由检察官委托或授权警察进行大部分侦查工作。
在检察官认为案件调查工作完成后，需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如果决定起诉，则进入刑事诉讼的中间程序，即法官审查检察机关移送的起诉书，决定是否受理案件。如果受理，就开始刑事诉讼的主要程序——庭审程序。法官通知被告人，并确定日期开庭审理，这期间还可以提出补充侦查的建议。如果法官不受理案件，则要详细说明理由。检察官认为理由不充足还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投诉。据柏林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介绍，每年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的案件只有20％被法官接受，其中又有50％会作出无罪判决。
在庭审中，法官起主导作用，检察官除宣读起诉书外，还要做最后发言。检察官认为庭审程序不合法，可以拒绝审理。不过据介绍，检察官因程序不合法而拒绝审理的情况在柏林还从未发生过。法官判决后，负责监督执行的检察官要与其它部门合作，保证判决被执行。但是检察官并不直接进驻看守所、监狱进行监督。近年来，为了保证判决执行，在罚金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检察官提出要加强计算机联网，掌握被告人的帐号，便于直接划走罚金，降低执行成本。
同时为简化程序、节约执行费用，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检察官可以对轻微罪行直接下达一个类似判决的处罚令，对被告人进行经济处罚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这种情况下，检察官也要向法官提交类似起诉书的报告，写明处罚内容，由法官签字认可后交被告人。被告人在两星期内决定是否接受处罚，接受则直接执行。如果不接受可以提出抗诉，法院会收回判罚令重新审查。如果是被告人认为自己无罪要向法院上诉，则进入主要程序进行开庭审理；如果被告人只是认为罚金太重可以提出申诉，法官可以直接在判罚令上做出修改，送达被告人执行。
4、柏林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和职务、人员设置
通过参观和座谈，我们初步了解了柏林市各级检察院的内部机构和职务设置。检察院内部主要根据不同的业务工作内容设立不同的部门和部门领导。以柏林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有人员963人，365名检察官。在检察长直接领导下有三个部门，即管理部（包括物证处、后勤处和物流处）、主要业务部门（设立了从A到G七个部门）和刑事判决监督执行部。主要业务部门是开展调查、决定案件是否向法庭起诉、作出相应处理的部门。下设的七个部门按照办理案件的性质有不同的分工，如B部主要办理恶性、有组织的刑事犯罪案件；C部主要办理经济犯罪案件，E、G办理青少年犯罪案件和进行青少年犯罪预防，F部是反毒品犯罪部等。每个部门有部门领导，一般经过竞争产生，并不一定是高级检察官。部门下设处，每个处有10－15人，其中有6－7名检察官，其它是高级官员（是公务员但不是检察官）和聘任的职员（非公务员），协助检察官开展工作。各个部门的结构、人员数量可以由部门领导根据其工作任务确定，但需要经过司法局批准。区检察院只有2－3名真正意义上的检察官，其余的被称作“地区检察官”，并不是专业的司法工作者，而是其它部门的公务员，通常在工作两年后，经过15个月司法培训就可以上岗，承担轻微案件的审理工作。
在讲座中，检察官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近年来，随着政府财政紧张，精简机构，检察官面临着待遇不高、工作十分繁重的问题，增加岗位和人员很困难，检察官队伍在萎缩。如何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完成工作任务，也是柏林市检察机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节省人力资源，柏林市各级检察院正在尝试网络办公，并设想将来与警察局、法院能够实现联网。在这方面，北京市检察机关已经普及了网上办公系统，相比之下，我们在采用高新技术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
三、 检察官的权利义务以及选任和考核
德国检察官是公务员，权利义务由《公务员法》规定（法官则由专门的《法官法》规定）。联邦总检察长和各州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由联邦司法部部长提名，由联邦总统任命；州和地方的检察官由州司法部部长任命。检察官可以晋升为高级检察官。检察官一旦任命，是终身制，65岁退休，非因法定事由、经法律程序，不能免职。
从柏林市司法管理局提供的统计数字看，到2002年底，柏林市总检察院和市检察院各有人员近千名，其中柏林市检察院有检察官312名，女性193名，总检察院有检察官300余名，女性占三分之一强。同时各级检察院还拥有大量的司法协助人员和其它非公务员职员。
1、 检察官的权利和义务
检察官要履行公务员的义务，遵守公务员的法律法规，同时享有公务员的权利，薪水和退休金、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都得到保障，同时保证享有职位升迁的权利。检察官的义务包括：履行自己的职责；服从上级领导，向上级作出工作汇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保持公正；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态，以胜任工作，否则应书面说明；广泛收集信息，不断学习和自己工作相关的知识；忠于法律；保持中间性，在公开场合的言论不能有党派性；不允许罢工；工作时必须符合公务员形象和身份。此外，检察官还具有其职责决定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即行为必须完全合法；必须把工作过程全部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便监督行为的合法性；上级检察官可以向下级检察官发出命令，但必须符合公务员规定；向被调查对象进行司法告知（即告知其权利）；统一工作原则：即上级检察官向下级检察官发出指令时必须协调好，统一意见，不能让下级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业务能力原则：任命时业务能力应达到相应要求。
2、检察官的选任和晋升
在德国，对检察官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升迁程序，因而普遍素质较高，但因选拔严格，所需时间长，也使得检察官的平均年龄偏高。同时司法机关增加职位和人员需要经过财政部核准，因而司法队伍的扩大受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大。
柏林市高等法院的法官马丁先生和市司法部的克劳斯博士为我们勾画了成为一名检察官（或者法官）要走的路：首先应当是司法专业毕业，接受完全的司法教育（约3至4年），并通过闭卷考试合格，毕业后要通过国家一级司法考试。之后到司法部登记申请实习，经过3－5年的实习期（实习期间开始半年内要接受司法部组织的3个月的职业培训，并按照司法部的安排在法院、检察院或者司法部实习，一年后可自由选择实习机构和部门），认为自己具备条件的，可以申请报名参加国家二级司法考试（从事检察官、法官职业的考试与从事律师职业的考试不同）。考试前需要参加司法部组织的培训，参加8门闭卷考试之后，6个月内接受进一步培训，培训中还有可能申请到另一司法机构或国外实习；8门考试通过后参加一门口试，全部通过后职业教育培训即宣告结束，被称为“司法专家”，可以选择具体职业和工作地点。如果选择成为一名检察官，需要提出申请并参加岗位竞争，经过司法部、法院、检察院的代表三方考核，共同决定是否录用，录用后就被任命为检察官，但还需要有3年左右试用期，需要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工作。根据试用期的表现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录用和在什么工作岗位。正是由于司法部门、检察机构和法院都从相同的渠道选任人员，在司法部、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比较方便和频繁。
成为检察官以后，培训主要内容是司法辅助知识，如经济、金融知识，培训由民间机构组织，如法官检察官学会，每年会组织一至两个月的专题学习，检察官法官可以向司法局申请参加，得到同意后，学习费用由政府负担。
检察官晋升，需要经过考试和竞争。晋升为高级检察官，需要司法部的官员进行考察，高级检察官与普通检察官的比例约为1：9，一般需要任普通检察官达到一定年限才可以竞争高级检察官。在晋升时，要公布职位和录用条件。参加竞争的检察官的考试成绩、学历水平、日常工作评定等都是重要的依据。如果检察官表现特别突出，也会破格晋升，但可以有一年的试用期。
3、对检察官的考核和监督
检察官在工作期间，每半年要由检察长作出一份评定，对其工作表现作出评价。每五年还要进行一次综合评定，对检察官的表现打分，作为是否继续留任和晋升的依据。柏林市检察院还有人事任免委员会，由有经验的检察官和司法官员组成，并非常设机构。委员会设有主席，每四年选举一次，不得连任。检察长不能竞选主席。主席选出后，挑选委员，组成高级和普通两个委员会，分别对高级和普通人员的任免、部门设置和人员调配提出建议。委员会每月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和人事任免，代表着全院的工作人员，在考核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检察官的监督则主要依据《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司法官员在就任前和任职中都会受到职业道德教育。正如上文所说，德国司法官员普遍素质较高，柏林市总检察院去年只接到两起投诉。通常如果有针对检察官的投诉，司法部会转到州检察院调查处理。如果被投诉的是检察院的高级官员，则由司法部任命官员进行调查。另外，检察机构内部也设有纪律委员会，通过专门的纪律诉讼程序，对公务员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必要时召开有司法议员、检察机构和法院的代表参加的表决会罢免检察官。处罚过程往往是由检察长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员进行调查，搜集证据，调查属实后报告检察长，作出处罚决定，告知人事部门，并报司法部确认批准，记录归档。处罚的类型大致有：写检查、罚款、减工资、调低岗位级别、调离现有岗位等，当然各州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如果被处罚的人有异议，可以向法院起诉，由司法部任命一个法官来进行独立调查，经过行政法庭下设的纪律法庭审理作出最终判决。
公务员自己发生的犯罪同样由刑事法庭审判，如被判刑一年以上就不能再做公务员。判刑一年以下的，由司法部门决定是否继续担任职务。
四、 学习期间的几点感受
1、处处坚持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学习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司法界专家和司法官员都很注重坚持宪法所确立的法治原则，特别是德国经历了希特勒独裁时代，个人意志左右了国家命运，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因此，二战后的德国非常注重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原则，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在管理和执法方面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德期间，从我们所接触的人和事可以看出，法治原则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执法者的心中。从事司法工作的人首先要到柏林市总检察院保留的当年希特勒授意下违反宪法审判的法庭接受教育，了解历史，吸取教训，捍卫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
2、立法执法讲求法律信用。在学习期间，我们注意到，几位司法官员都提到了法律信用的问题。即在立法中，要充分考虑人民对法律的了解，法律变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保持法律的信用度。立法必须事先告知，对因新的立法造成公民损失的，要有相应的补偿措施；法官只能引用公布了的法规。在立法中如果发现将要订立的条款与已经实行的法律有冲突或重合之处，必须在法律中明示在适用中哪一部法优先，并特别告知公众，以保证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度，从而更好地执行法律。
3、在执法中特别注重人权保障。在参观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德国有着良好的人权保障观念和制度。在看守所和监狱，被关押的人可以选择单间或双人间，参加劳动要按规定领取劳动报酬，可以要求接受心理治疗，有多种途径可以投诉。法院法庭的设置也考虑了人权的需要，如动物园区法院与看守所仅一街之隔，在押人出庭要通过专门的暗道进入法庭，以避免被其他人看到而影响今后的生活。儿童作为证人时有专门的休息室，由专人陪护，可以通过摄像镜头作证而不必直接面对被告人等等。当然，充分保障人权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司法官员几次指出，即使是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因为财政紧张而造成监狱经费紧张所导致的保障措施不到位、管理人员不足等问题。
4、对青年人犯罪适用特殊的法律规定和教育手段。在学习期间，我们专门了解了青年犯罪的法律规定，参观了青年监狱，直接感受到这个国家对未成年人和青年人保护的重视。德国有专门的《青少年刑事犯罪法》，专门规定了针对青少年（指14—18岁的未成年人和18—21岁的青年人）以教育为主的法律程序和惩戒手段。庭审前后都十分注重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调查和对青少年的心理矫正，有专门的教育援助工作者和司法援助工作者参与调查，帮助法官量刑，提供司法帮助。开庭时公诉人甚至不一定着制服，以减少对未成年人心理上的影响，对青少年更多地适用缓刑和社区劳动等刑罚方式，在监禁执行中也更多地考虑如何使他们适应社会，提供多样的技能培训和教育。据介绍，柏林市政府一年给青年监狱的经费高达2000万欧元，足见政府对青年改造的重视。
5、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完善法律规定。在德国同样经历过工业高度发达对环境破环很大的时期。如今，环境保护占有重要地位，相关的法律也是多而细。凡是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和产品，都要预先征收环保税，电池、塑料瓶等都有专人回收和处理。随意丢弃垃圾也是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惩罚。在市检察院的物证室我们还看到了球迷丢弃在草坪上的毛巾、标语，也作为违反《环保法》的证据保存。在德国，处处都体现出保持自然的风格，不追求整齐划一，保留了路边树林的原有风貌。我们所参观的中世纪的皇宫和花园都保持了砂土地，据说这是《土壤渗透法》专门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雨水渗入地下，从而保持地下水位。
五、 通过学习给我们的启示
1、对检察官的培养纳入司法大体系中，有利于统一司法队伍的素质，便于人员在司法机关内流动。
2、弱化行政管理，突出业务特征，合理配备司法官员和辅助官员，实行分类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3、实习期间的轮岗对全面培养和发展司法官员的素质非常有益。
4、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案件管理和侦查是大势所趋，也是我们今后科技强检的努力方向。
5、充分重视心理矫正和与社会的教育衔接对我国的罪犯改造也有着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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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检察制度简介
德国检察机关的设置体制表现为“审检合署”和“双轨制”的特点。德国检察机关不是由国家单独设立，它属于司法部，附设于同级的法院系统之中，合署于法院体系之内，由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德国检察机关分为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联邦最高法院检察院由总检察长领导，总检察长对司法部长负责并接受其领导。州高级检察院检察长是州检察机关的最高首长，统领州的检察工作。根据联邦分权原则，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之间只是一种诉讼程序上的关系。
德国检察机关是主要的侦查机关。德国的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共同行使侦查权，而且前者领导后者。对于一些及到专门技术的案件，则由警察机关执行侦查，然后将结果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德国检察机关对各种刑事案件既可以直接侦查，又可以交警察机关侦查，警察机关既要执行检察机关的委托和命令，又要在侦查结束时将证据一井移交检察机关。所以，这里即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又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可见，德国检察机关的这种侦查权，比其他国家显得更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德国检察机关享有独立的起诉权。德国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类似，对于刑事案件的起诉，是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为主，公民个人提起的自诉为辅。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轻罪和显著轻微之罪以外，检察机关应对案件事实进行主动调查，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采纳的证据查明事实，如果充分证实某种犯罪行为确已实施，则检察官必须提起公诉，无须经任何人认可或否定，即时普通罪行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对于轻罪和显著轻微之罪，如果行为人责任轻微，造成的后果也显著轻微，则检察官可以采取“起诉便宜主义”，即由检察官自由裁量——其结果多为不予追诉。无论是否提起诉讼或中止诉讼，检察机关都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这就是德国检察机关的独立起诉权。
德国检察机关享有对刑事审判和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德国检察机关有权通过“声明异议”和“抗告”的方式监督法庭审判活动。“声明异议”主要是对调查证据的异议和对审判官当庭做出处分的异议，“抗告”是对裁定、审判长的决定声明不服的救济手段。德国检察机关是法定的上诉机关，而且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属于法律明确授权的法律救济权力人，即检察机关为了维护被指控人可以开展法律救济活动，而在随之进行的诉讼活动中仍要兼任公诉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德国检察院一身兼二职。《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德国检察机关享有对判决执行的监督权，对于刑事判决的执行，由检察官指挥司法人员来完成。
⑺ 法官如何认定证据和事实
（18） 田成有法官在行使司法裁判权时，必须重证据，重事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用证据和事实说话，离开了必要的证据和事实，就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证据和事实是适用法律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审判工作中，由于受职权主义和过分强调判决追求绝对真实等观念影响，在审理过程中我们希望法官穷极一切证据，认真调查取证，要把每一个案件的事实查清，证据搞准。从理论上讲，法官应当努力追求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要尽可能地发现或揭示客观事实，这种要求和期望本身是不错的。但问题的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毕竟是不一样的。因为任何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是对已经产生争议或纷争的事实进行事后认定。法官所面临的案件事实已经“成为过去”，这些发生在过去的具体事件不可能完全再现或复原，且该具体事件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加以证明。这一事实只有亲历者和目击者知晓，而亲历者和目击者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由于受各种利害关系以及自身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往往也不一定就能如实地、客观地陈述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甚至出于某种利益考虑，会对这些事实进行违心的陈述或故意歪曲。作为法官而言，既不在现场，也无法将时光倒转得知当时的客观真实情况，法官无法将昨天情景重现。因此，法官所认定的事实，就只能是运用基本的因果关系、辨证关系和逻辑推理等方法，以及依靠法官自身的社会经验，对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那些静态的、凌乱的、孤立的和不完整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基本的逻辑推理规律进行综合，并根据内心确认为有效的证据，进行头脑思维加工，最后建构起一个基本上“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定逻辑发展轨迹的法律事实。法官的基本职责和任务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使构建出来的法律真实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以期大致重现客观事实。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证据是决定客观事实真伪的基础，没有证据证实的事实是不能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法官采用的证据必须是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也可以这么说，证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石，证据的严谨性、逻辑性、关联性成了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作为法官，我们只能从已有的证据中发现事实，只能考虑从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考虑这些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法官最后提交的也应该是一份层次清楚，论述严密，说理充分，准确无误的判决书，应该是充分反映了当事人双方举证、质证全过程，并对每一项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及其依据，援引的法律条文准确、清楚的判决书，离开了证据来谈事实，等于在建造空中楼阁。所以，实际发生的事实往往不被等同于法律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被法庭上的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是通过法律认定后得出的法律事实，它也许是真实的事实再现，也许是不能真实反映客观真实的假象。在我看来，法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其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把握要比其他人的要求要更高一些、更准一些。这个高和准就表现在：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应该是质疑的，要保证我的质疑得到认定，要确认有这种事实存在，必须靠证据说话，用证据来验证。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必须是最佳的、最具权威的，这种权威性表现在法官必须能够吸收或反驳其他一切人的判断，他人的判断可能是片面的、或只涉及了一些事实片段，而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必须是全面的、能形成一个事实体系。所以，法官考虑的事实只能是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只能是这个事实在法律上具有了合法性。
⑻ 陪审制的对于陪审制的讨论
通常认为，陪审制具有下列价值和意义。
反映公民的常识或价值观举例来说，很多人认为在民事案件中，对被告是否有责任以及损害赔偿额的判断，以及刑事案件中对“正当防卫”或“合理的怀疑”等法律概念的适用时，陪审制度可以反映代表性的社会观点。对公权力或体制的限制功能如前述，在历史上，陪审制发挥了对公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下文提及的判决文中也指出：“通过授予被告人接受其同类人的陪审审理的权利，可以使得其免受不正当的或者过于激进的检察官，以及那些迎合（检察官）、或脱离常识或存有偏见的法官的不公正裁决”。下述的陪审团对法律的无视就是体现这一功能的最明显示例。参与型民主主义在美国，陪审制被认为是实现民主主义的重要制度。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在其著作《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将陪审制视为实现人民自治的重要方法。对公民的教育功能陪审制不仅对于参加该过程的公民有普及司法制度知识的功效，而且通过反映陪审审理题材的电视节目或电影，也增进了一般国民对司法制度的理解。提高审判效率作为陪审制的一个次要的作用，其通过集中审理和短时间内得出结论的方式，避免了审判过程的长期化。 另一方面，陪审团审理的多为比较严重的刑事案件，普通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一般不适用陪审团。这是因为陪审团审理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程序复杂繁琐，审理时间冗长拖沓，不利于纠纷迅速及时的解决，同时也批评陪审制会增加司法程序的成本。同时由于陪审团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无法保证他们对证据和实事的认定能够符合法律的规定和精神，因此也有观点怀疑陪审对事实认定的能力和适用法律的能力。对于陪审制的缺点，英美法国家关于陪审团的存废问题，一直是争论激烈的话题。目前的趋势是，对陪审团审理案件的适用条件，加以严格的限制，以保证这种有限的司法资源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发挥作用。
陪审员带有的偏见陪审审理往往容易受到陪审员情感因素或固有偏见的影响，通过地域因素或历史性因素，往往会对某些特定群体造成不利的结果。对于这一批评，也有观点反驳认为，相比法官，并不见得陪审员更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此外，在1966年发表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当法官被问及对于陪审团的裁决是否同意的时候，有75%以上的案件中，法官内心与陪审团做出的判断是一致的。当两者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刑事案件中陪审团大多数持无罪的观点（法官则相反），而民事案件中无法显示出特定的倾向。对于法律适用能力的质疑一种观点认为，对于适用法律这一需要高度的法学专业知识的领域，陪审员并不适于参与。例如，在侵权行为中，判断是否存在过失时，原本应该衡量为防止事故发生而所需的费用、从预防措施中所得的利益（事故可能带来的损失或事故发生的概率），但陪审员往往对此并不理解，尤其在个人对企业的侵权之诉中，往往只关注原告受到的损害和被告的资力，从而经常会做出对原告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的裁决。审判的戏剧化陪审过程中，律师为了博取陪审员的同情而得出对己方有利的裁决，往往会进行带有戏剧性的辩论，这也被批评为导致了律师的戏剧化。对此，也有反对说认为，戏剧化并不一定等同于电视剧或电影中带有表演色彩的行为，为了使得辩论更能被人理解，辩论技巧才得以受到重视。另外，也有实证研究表明，最多只有0.25%的案件中，陪审团的判断会因律师的水平高低而发生变化。陪审审理产生的经济成本除了按日支付给陪审员的津贴和交通费外，从陪审员的传唤、选任手续直到审理和裁决为止，陪审过程会产生高额的费用。尤其当无法达成一致裁决而需要进行再次审理时，当事人所承受的经济负担也不可小视。此外，对于陪审员而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工作或学习。尽管在美国存在着对陪审制的上述种种批评，但美国国民对陪审制的信任感仍超过了对律师、法官、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信任，因此至今废止陪审制的论点都不曾占据主流。
但在英国，尽管陪审制有保护自由民主、反映市民常识等诸多正面意义，但其构成了对民众的负担，也为“熟练”的犯罪者所滥用，因此受到比较普遍的批评，在20世纪中其适用范围和权限被大大限制。 陪审团在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时，必须根据法官提示的法律来进行。但是在原则上，陪审团的裁决只表明结论，并不需要说明导致该结论的理由，（这称为一般裁决，但也有个别情况会出现个别裁决），因此事实上陪审团仍然可能故意做出无视法律规定的裁决。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为“陪审团对法律的无视（也被译作“法律的无效化”。jury nullification）。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尽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有罪，但当陪审团集体认为处罚该种行为的法律本身违反了自然正义时，可能会出现无罪裁决。例如，前文提到的约翰·彼得·曾格案件、在禁酒法时代因违反饮酒限制法规而被起诉但被裁决无罪的众多案例、因杀害黑人或民权运动人士而被起诉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被全体白人陪审员裁决无罪的案例等。
陪审团对法律的无视这一现象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都可能出现，但在刑事案件中其作用尤其明显。由于英美法实行“一罪不两诉”原则，对于证据确凿的案件却裁决无罪的情况， 法律不允许检察官提出抗诉，因此无法通过上级法院以再审命令加以补救。
对于这一现象，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陪审团对法律问题的不正当干涉，不应得到认可，但另一种观点认为，体现一般市民价值观的观点对于法律的健全和改革发展也有着积极的一面。其中，也有一些团体基于陪审团可以无视恶法这一功效，而积极倡导陪审员采取类似行动。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也有观点认为“陪审团通过拒绝执行过于严酷的法律，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正义”，这也被认为是在隐指“陪审团对法律的无视”。另一方面，联邦控诉法院的判决也曾指出过“陪审团对法律的无视，违背了陪审员仅仅适用被解释说明的法律的宣誓”，在出现这一情况时，法官可以视情况而解除相关陪审员的职责。一般观点认为，法官在解释说明法律的时候，至少不能明确表示陪审团可以无视法律。 与利用个人知识进行裁决的早期陪审制不同，现代陪审制要求陪审员仅根据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据进行判断，并尽可能中立公平。但是，在审理前或审理中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对即将或已经成为陪审员的人产生影响，导致其带有某种偏见而不能进行公正的审理，因此如何防止新闻报道对陪审的不正当影响就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一大课题。
在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前，严格限制对案件的报道，其目的就在于防止对陪审团产生影响。成文法或普通法均规定了对于报道案件的媒体可以课以高额的罚金或拘禁处分。在审理前，仅允许报道当事人姓名或预备审问的时间地点等最低限度的信息。尽管预备审问在原则上应公开进行，但相关法规则禁止将其内容对外广泛散布。在审理开始后，新闻报道也必须正确地传递有关程序的消息，而不能带有可能有损进行中或将进行的程序的内容。如违反上述禁令，则会被判处侮辱法庭罪（实际上，一般仅限于对于审理会产生严重影响的报道才会被处罚）。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类似的限制性规定，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地，这类限制较为宽松。
与此相对，在美国，由于宪法修正案第1条明文规定了报道自由，因此对于媒体的限制反而受到了法律的约束。当然，在美国，媒体对陪审员的影响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当事人将案件相关信息通过媒体泄露的案件中，判断这侵害了被告人接受公平审判的正当程序权利，认为法官应对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内布拉斯加出版社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对媒体报道的禁止是一种对于表现自由的事前限制，应进行严格的违宪审查。。因此，事实上对于报道的禁止几乎不可能在宪法上得以通过。另外，对于被告人前科或者无法认定证据能力的被告人供述的报道进行刑事处罚的限制政策，也受到了严格的违宪审查。甚至为了防止报道对未来的陪审员产生不当影响，而将预备审问等审前程序不予公开的做法，也多半不被法律认可。
因此，在美国司法实践中，防止媒体偏向性报道案件的效果，是通过限制律师或检察官向媒体透露信息这一职业道德规定来完成的。绝大多数州都采用了美国律师协会制作的三部法曹伦理模范规定中的某一个版本。这些规定中都严格限制律师参加记者会或接受采访等法庭外言论，并规定了处罚措施。联邦司法机关，也对检察官在内的职员做出了相同的限制性规定。
另外，如果出现了可能导致偏见的报道，为了不致于影响陪审团的公正判断力，往往会采取下列手段进行补救。
变更审判地点即将案件移送至尚未受到报道影响的地区。但是，在某些规模较小的州，新闻报道可能迅速扩展到全州范围，因此这一方法不一定奏效。变更候选陪审员团成员在一部分州，也规定了不变更审判地，但从其他地区选任候选陪审员的做法。延期审理当报道产生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后可能减弱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将诉讼程序延后进行。在陪审员选任程序中进行审查在陪审员选任过程中的预备询问，也可以起到筛选可能受到报道影响的陪审员的作用。参见：妨碍司法公正禁止陪审员接触报道陪审员一般在被任命后直至作出裁决为止，都被要求尽量不接触有关案件的报道内容。任何人企图在法庭以外影响陪审员的决定，例如私下接触陪审员，或在大众媒体发布某些没有在审讯中披露的资料，也可能触犯法律。陪审员的隔离当裁决无法在1天内作出，且该案件被热点报道的情况下，法院可能命令对陪审员进行隔离，要求其住宿在宾馆或不与其他人接触。在事实审理期间几乎不会进行隔离，但在裁决期间会出现隔离的例子。在如O·J·辛普森案件等极端罕见的案件中，陪审员被隔离了整整8.5个月。 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的保护，不仅审理前可以进行自由报道，在审理后陪审员也可以自由发表对裁决过程的言论，甚至会出现事后有偿向媒体提供内幕消息的陪审员。因此，在一些广受关注的案件中，陪审员可能为了出卖裁决内容而发生异常行动，或者记者对陪审员进行骚扰。为此，一部分美国法院特别规定报道部门不得对陪审员进行采访，但几乎没有对陪审员自身进行限制的规定。
与此相对，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加拿大等地则严格禁止陪审员公开裁决过程中的信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981年侮辱法庭罪法第8条明文规定了对打探或泄漏裁决内容的行为的处罚，但有部分反对观点认为这不利于对陪审制度进行学术性的研究。在澳大利亚，报道机关在审理结束后接近陪审员的行为也会被视为侮辱法庭罪，但允许陪审员个人自发性地无偿提供信息。同样新西兰的判例法也规定了报道机关采访陪审员的行为会被判处侮辱法庭罪。 英国的陪审制作为与普通法（英美法）共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对普通法有着很大的影响。下面列举了一些主要的影响。
为了使陪审员也能理解法律，法律条文不至于过于艰深晦涩。为减轻陪审员负担，更多地进行集中审理。为防止集中审理中的突然袭击，证据提示程序非常发达。法庭上的询问技巧等得以发展。如禁止传闻证据原则等证据法规则获得发展。其次，陪审制对于契约法领域也产生了下列影响：
英国的《防止欺诈法》规定了某一类契约如无书面形式或债务人的签名则不受法律保护，这是在17世纪为了防止陪审员被伪证所欺骗而特地制定的制度。。英美法的口头证据排除规则（Parol evidence rule）规定了，对于契约的内容，应通过书面契约来确定，除此之外的证据（如口头约定等）应被排除，这一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随着时间的推移，陪审团更容易接受在经济地位上占优势的一方的供述，从而作出不利于弱者的裁决。。在刑事诉讼领域，正是由于陪审审理过于复杂和高成本性，从而促成了诉讼交易的发展。 1、参审制广泛运用德国比任何欧洲大陆国家都更加广泛地使用参审制来处理案件。在德国所有州的初级法院中，普通公民都有权参加一些类型案件的判决过程；普通的德国公民控制着商务、刑事、劳工及社会保险法院中由三人组成的中的多数投票权。此外，在农业案以及多数涉及公职人员、士兵和非政府专职人员的纪律处分和个人纠纷案件中，陪审员在所有州的初级法院持多数投票权。即使在税务和行政法事宜以及大部分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中，陪审员也参与其判决过程，尽管他们在由5人组成的中占少数。德国司法系统中充满了公众大量参与的气氛。
2、陪审员选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德国的陪审员任期4年，每一位陪审员每年参加几天审判-法律建议的标准是每月一次。每4年一次选拔陪审员的程序分为提名和遴选两个阶段。提名主要遵循有关法律规定的合格要件（行为能力、年龄、任公职）等等，此外，法律还赋予地方当局极大的提名权。但是各地方当局的提名做法有极大的差异。一些地方当局通过编制一个基本上是随机的居民名单进行提名。其他的地方当局则实际上将这个任务委托给在市议会有议席的政党。在柏林，当局允许警方否决临时性的名单。
在遴选阶段，由遴选委员会从被提名人中挑选陪审员。遴选委员会由1位法官担任主席，除了州政府的1名行政官 .陪审制员外，还包括在司法区域内由民选的地方政府所挑选的10位公民。遴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在各地也大不相同，他们认为，陪审员应来自广泛的职业团体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在实践中，对这一想法的实施却随随便便。他们偏爱的职业群体是：教师、文职官员、社会福利工作者、管理人员。结果，文职官员和其他白领职员有相对过多的代表，而家庭主妇和蓝领雇员的代表相对过少。对陪审员可以适用回避规则，但是在德国并没有美国陪审团预先资格审查那样的类似制度。尽管法律规定，被提名人的名单应是“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但实际做法似乎都并不试图达到那个目的。这种遴选制度有一种随意性，这使得它与它所服务的、经过精心设计的法庭体制形成奇特的对比。挑选那些对审判有兴趣的和感到适合该工作的公民的善意努力，也许因减少陪审员群体的多样性而削弱其角色的效果。 3、陪审员与法官具有同样的职责
德国的陪审员与法官要承担同样的职责，对于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都有权独立决定。陪审员只能通过在法院进行开庭审理后才能被罢免，不可能出现像美国那样被“挂”起来的情况。他们宣誓就职后，必须主持正义，严格遵循司法程序，保守司法秘密，依法裁决案件。德国的参审制制度，实际上将“失审”的职能从其制度中排除了。法官有义务在他们为参审制的书面判决中，指出错误裁判理由。因此，企图歪曲或无视法律的陪审员会遭到法官的反诘：“这将被上诉推翻。”
4、陪审员易受法官的影响
陪审员的独立虽然有法律保证，但他们仍然有可能受法官的影响。与美国不同的，陪审员与法官一起共同决策，并不能单独地进行裁决，人数上，参审制的陪审员比陪审制的陪审员人数要少，“团体较小，克服其成员偏见以获得准确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小。”由于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以法官为中心，法官调控庭审过程，占主导地位。法官在诉讼全过程中一直参加，而陪审员仅仅在开庭时才介入案件，自然他与法官所获得的案件信息不对称，再加上专门知识的缺乏，司法经验的不足，所以非常容易受到法官的影响，从而丧失其独立性。
⑼ 简述德国的法院组织
（一）司法系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继承罗马传统的大陆法国家，德国在理论上承认“议会主权”，并至今坚持立法机构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认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种源泉，那么大陆法——包括德国法——则认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传统理论认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订法律，而是机械地运用法律。甚至连法官是否应该“解释法律”都有争议，因为创造性的“解释”无异于制订法律。但在实际上，大陆法系的法院制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别。尤其是对于措辞笼统、含义广泛和历史悠久的典章，无论在何种法治国家，法院必须不时赋予典章的条文以时代含义，来弥补立法机构未能及时跟上社会需要之不足。(27) 当然，法院并不是形成司法决定的仅有机构。尤其在欧洲大陆，学者对司法规则的归纳、总结与形成，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所谓的法院制法，事实上是法院与法学界合作努力之结果。
与立法至上理论相联系，大陆法在理论上不承认先例规则。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条文与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决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各级法院的贯彻执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论是基层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样受立法精神所支配，并独立地按照自己对立法精神的理解来决定案件。因此，大陆法在理论上既不承认先例的严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最高法院决定对下级法院的绝对约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销下级法院决定，但下级法院无须遵照最高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因为其最高忠诚在于成文立法，而非上级决定。然而在实际上，最高法院的决定和先例规则极少受到违背。在这方面，就和法院制法一样，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实质差异。
和美国相比，德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分散化与专门化的显著特点。在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通常无权审理仅涉及州法的案件；虽然各州法院可以审理多数涉及联邦宪法或法律的争议，但最高联邦法院是联邦宪法与法律的最终阐释者。不论在联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辖权都是集中与统一的：普通法院有权审理涉及宪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类型的所有案件。相对而言，德国的司法权力在横向和纵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横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国不存在统一的司法管辖权以处理全部领域的法律问题。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与独立的法院系统：普通法院审理民法与刑事案件，四种特别法院分别处理行政、社会、劳动、与财政争议。通过在横向实行司法管辖分工，这些法院对其本专业的法律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在纵向上，每个系统又根据等级，分成联邦、各州与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审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诉法院，联邦法院则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规定：“[1] 对于普通、行政、财政、劳动、和社会领域之管辖权，联邦应建立联邦正义法院、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动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以分别作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权能的联邦部长，以及由具有权能的各州部长和同样人数的众议院选举成员所组成的法官选择委员会，应联合选择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联邦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联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诉法院。
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势力同流合污的纳粹经历之重现，《基本法》第97章第二节为法官的人事、职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独立性：“除非基于法律提供的理由与形式，并通过司法决定，受到终身任命的专职法官，不得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形下，受到撤职、永久或暂时中止职位、给予不同职位或在职务限期终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对终身任命的法官规定退休年龄之限制。当法院结构或地区发生变化时，法官可被转移到另一个法院或调离职位，但他们必须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玛时期的教训说明，在保障司法独立性的同时，民主机构必须具有适当的法律机制，以防止法院滥用其司法权力。因此，第98章第二节规定：“如果联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违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宪政秩序原则，那么在众议院的提请下，联邦宪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数，去决定该法官被给予不同职位或退休；并在故意违反的情形下，可决定将他撤职”。
（二）宪政法院的组织结构
如果美国几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权按照宪法而实行司法审查，那么德国的专门化法制系统，则要求成立特殊的宪政法院来处理宪政问题。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传统的立法至上原则，在通常的司法系统之上，建立了独立的宪政法院系统来专门处理宪政争议。联邦的每个州都有一个宪政法院，以处理涉及本州事务的宪政审查与司法审查。联邦宪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诉法院，并和政府的立法与执法机构同样享有宪法地位。联邦宪政法院的院长职位，仅次于联邦总统、联邦总理、和联邦参众两院院长。《基本法》第94章第一节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及其组成：“联邦宪政法院应由联邦法官和其它成员组成。联邦宪政法院的一半成员应由联邦众议院选举，另一半由参议院选举。他们不得是联邦众议院、参议院、联邦内阁成员，或任何相应的各州政府机构成员”。
由于《基本法》只提供了一个结构轮廓，对组织与人事上具体细节之确定，被留待“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28) 1951年的组织法正式成立了联邦宪政法院。它详细规定了联邦宪政法院的双庭结构及各自的管辖范围、联席庭(29)的权力、法官资格、司法选择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换的条件。宪政法院分为两个庭，并各自具有独立的成员与管辖。如下详述，第一庭(First Senate)专门处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听取涉及个人权利的宪政申诉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体宪政争议；第二庭(Second Senate)则专门从事宪法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决定宪法政治机构之间的争议以及抽象法律审查。由于司法审查的案件数量占据全部宪政争议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过分集中，因而后来一部分司法审查案件被转移到第二庭。如果两庭之间发生管辖冲突，或一庭将偏离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时，那就由联席庭来决定两庭之间的争议。
宪政法院的法官必须至少40岁，并具有被选为联邦众议员的资格。和通常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法官并非必须全部是职业法官。事实上，在每个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联邦法院的职业法官。但近来法官资格要求宪政法官必须通过两次全国法律考试。法官的来源主要是联邦法官、高级公务官员、联邦议员和大学教授。一旦被选为宪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为大学教授之外，法官们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它专门职务。也和通常法官不同，宪政法官并非终身制。1970年的职务任期法规定，宪政法院的法官每届任期12年，不得连任。且即使任期未满，达到68岁的法官亦必须退休。强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单届任期则有助于保障法官的独立性。(30)
1962年之后，两庭的法官数量固定为16名，每庭八名。组织法规定两庭的法官皆由联邦两院联合选择；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选择每个庭的四名法官，并且两院交替选择每个庭的庭长。在参议院，四名法官由全体参议员选出；在众议院，四名法官则由12名众议员组成的司法选择委员会(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选择。两个机构必须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复任命。通常众议院的人选多为联邦法官或议会会员，而参议院人选则多为高级公务员。(31) 由于在两院，选择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任何一个主要政党——社民党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对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选。因此，宪政法官的选择必须是两党联合努力的结果。另外，自民党通过政治妥协，也能够在两庭中各获一个席位。经由政党妥协过程，两院的通常能赞同素质优越的法官人选。
宪政法院的审理程序以书面为主。法院决定分为允许口头辩论的“判决”(Judgment)和仅基于书面辩论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国法院不同，宪政法院的口头辩论并无时间限制，以允许双方充分表达见解；但绝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宪政申诉——都只有书面程序。法院讨论秘密进行。通常根据法官之专长，每个案件都被分给一位主要负责法官，他对该案件提出报告意见(Votum)，供所在庭的全体法官讨论。作为大陆法传统的一部分，法官必须效忠于司法机构，因而反对多数结论的意见为数极少。尽管1970年的组织法修正允许了反对意见之存在，超过90%的法院决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体法官赞同的一致意见。
《基本法》和组织法力图切实保障宪政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具有丰厚的职业收入以保障其经济独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预算上，司法部长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在1960年，宪政法院取得完全独立，以自行处理所有内部事务。1968年，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而非同寻常地承认：即使在战备状态下，联邦宪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独立地位和职能。第115g章规定：“联邦宪政法院的宪法地位和宪法职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维持法院的运行能力，且联邦宪政法院持同样意见，联邦宪政法院组织法不得被联合委员会通过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订这类法律的过程中，联邦宪政法院可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法院落实工作之能力。联邦宪政法院对于本章第二与第三句的任何决定，皆应要求在场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数[之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