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法院
西方法理学巨擘德沃金说过：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由此可见法院在权力分支体系的重要性及法官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角色。法官是如此之重要，那么法官如何才能担当法治的担任，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法官？
从立法视野审视，根据现行《法官法》第九条的规定，担任法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具备中国国籍、年满23周岁、拥护中国宪法、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良好品行，身体健康和具备法律知识并具有法律实务工作经验。国籍、年龄、拥护宪法因一般正常法律人均可达到的准入门槛，因而，这只是一个前提性条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合格标尺。从现行法律的规定来看，一名合格的法官应当满足以下要素：具备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操作经验、良好的政治素质、优秀的道德品行。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是“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法官没有别的上司。也即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
结合现行法律的基准及笔者认知理解，一名合格法官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具备两种意识，三种能力，四种知识。从意识方面考察，首先是政治意识，其次是法律意识。政治意识上，法律与司法从来无法独善其身而脱离政治孤芳自赏，而是与政治存在密切勾连，因此法官必须具备较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敏感性，在当前时代的中国语境下，具体而言就是法官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拥护宪法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法官法规定法官必须拥护宪法的缘由。从法律意识上看，法官必须精通法律，遵守法律。法官以法为业，熟悉现行法律，模范遵守法律，在法律适用上只认可法律，即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法律是其唯一的上司和指引。
从能力上判定，基于司法过程使然，法官实现定纷止争，主要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由此，法官必须具备三种能力以准确抽取案件事实，恰当匹配相应法律：首先是法官应当具有娴熟的庭审驾驭能力，不仅将司法全过程完美地向公众展示，寓意着司法公开的使命，而且庭审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其次是确立法律终局性结论的能力——包括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和调解运用能力。法官的司法过程是一个找法、择法、适法的一个法律选择、匹配程序，而裁判文书制作是一个法律适用的程序，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法理性的结论终结，是一个说理的过程。法官如若无法制作一份逻辑严谨、说理透彻的裁判文书，司法的过程就无法完美终结。因而法官具备文书制作能力是合格法官的题中之义。再次，是调解能力。调解与裁判均是实现定纷止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非法官的终极目的地。调解与裁判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只是根据不同的司法语境和特定的案件事实情况，扮演者不同的手段品种，在各自不同的作用域演绎着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使命。在通过裁判无法充分实现定纷止争或效果不佳时，调解的价值便得到凸显，调解有其特殊的价值张力，能使部分案件的办结效果更佳。
从知识谱系上检读，法官需要具备以下四种知识，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引导公众确立法律帝国的边界和栅栏，指引公众有序参与社会，牵引公众求真向善唯美。一是学习逻辑。二是洞悉人性。三是体验社会。四是坚守良知。
学习逻辑。逻辑是法律和司法的生命力所系。“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是著名法学家、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著名论断。但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霍姆斯的这一著名论断必须回归当时的背景与还历史的本原。在当时美国的学术界比较倾向于重视逻辑而反经验。“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在于逻辑”一时间喧嚣尘上，在这个大背景下霍姆斯勇敢地站出来批判法律的过度逻辑化、形式化而重视司法的经验是面对法律应有的科学态度。“法律不是逻辑就是经验”的判断是对法律的简单对立与机械分割。法律首先是逻辑的，才是经验的。逻辑是对司法经验的一种整合、抽象、萃取与提炼，经验是对司法逻辑的一种发展、延伸、展开与生命力的赋予。在汉语法学的语境系统应当注重对司法经验的梳理与传承，对本土司法历史的梳理，对本土司法智慧的回归。经验通过萃取、整合，依然是逻辑的。法律的生命需要经验张力的具体展开，更需要逻辑的理性支撑。法律关乎逻辑，司法不追求逻辑的严谨与缜密，法官的裁判必然饱受诟病，因而法官必须具备逻辑知识，充分运用逻辑演绎裁判的过程，让公众知晓裁判的过程和理由，方能树立司法的权威与威严。
洞悉人性。西方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而人性是有弱点的。很多案件的纷争都是有人性弱点的暴露和扩张所致，才致使人情冷暖、利益纠葛与恩怨情仇。人性是有弱点的，既然我们承认人性这一偏颇，那么法官身上也同样不例外。因此，法官承认和洞悉人性不仅有助于司法裁判，亦能时刻警醒自我。当前外界对法官的各种诱惑不断，法官不可能具有哲学王或圣人的那种无所不惑、无所不侵的本领，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渴求。他们需要养家糊口、聊以生计，渴望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因此，他们不可能无比坚强，也不可能拒绝一切，更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诱惑。有时迫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会作出一些迎合世俗的行为。如果法官把审判工作作为解决个人问题和养家糊口的一项工作，那么在利益和人情的驱动下，法官往往容易作出一些有悖于法律和个人良心的行为，以满足个性的需求和物质的需要。因此，法官必须具备洞悉人性的知识，知晓人性，承认人性的多元复杂，客观面对人性的弱点，更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方能心如止水，直击人性弱点，公允裁判。
体验社会。如若是医院是治疗人的疾病，那么法院则是法律的医院、社会的医院，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诊治社会的疾病。而法官则是“法律医院”、“社会医院”的医生。法官要诊治社会，虽然是通过法律予以诊疗、修复，但因为对象是社会，则必然要了解社会、体验社会。社会不仅纷繁复杂，而且多元中蕴育择地方性和局域性。按照吉尔茨的观点，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此，法律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渗透了文化的基因与历史的血液，将当地的民俗、习惯整合、上升到规范性层面。因此，法官要开具诊治处方则必须对社会有所了解和体验，尤其是当地的公序良俗、民间习惯及所在地方的市情、省情、国情，才能把握社情民意，做到接地气，对症下药，脚踏实地，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经验。
坚守良知。朝鲜族有句谚语，不要让你的能力超越自己的品格与良知。良知，指的是天赋的道德善性和认识能力。《孟子·尽心上》有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为心之本体，“我”之主宰，一切意识和德行皆出于此。明朝哲学家王守仁据此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修养方法。司法良知则是法官作为司法主体时所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其建立在对世俗人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人性深入洞察的基础之上，是基于对法律规则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自身法律生活反思所形成的一种对善恶正误的理性判断，体现出法官的司法理念、正义追求、职业道德、责任担当及人文情怀等内心意志。一厘米主权是是德国亨里奇案确立的执法标准，也是司法良知视域规制下的最高执法标准。没有法律规则，法官当如何裁判，法官显然无理由拒绝裁判，这就是良知的价值所在。法官可以运用司法良知作出择断。不仅如此，法官在面对恶法、无法的混沌世界，还应当坚守司法良知，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义务，尊崇自己的内心良知，作出合乎常识、常理、常情的裁决，让司法的过程求真向善唯美，让裁判的结果融入法、理、情，让公众感知司法的温情。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法院
㈡ 德沃金说：“法理学是司法裁判的总论，任何法律判决的沉默序言。”谁可以帮我阐述一下对这句话的理解谢
呵呵，对德沃金我研究不多，说说我的看法吧
首先在哲学基础上，德沃金所持的是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诠释学进路，在德沃金看来哈特的描述社会学理论是存在问题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认为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识别不出原则，而原则又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在我看来，德沃金认为至少用规则这个概念很难描述出整个法律体系的全貌，而准确表达对于现代法哲学而言又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德沃金认为至少在“疑难案件”这一问题上，哈特的规则理论无法解答，所以他提出用“建构性解释”的方法来解决法律“疑难问题”，那么这种建构性解释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德沃金认为是由于交往和协商而形成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政治道德”，而这就是所谓裁判的总论与序言。对于这种论断，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兹与夏皮罗等都进行了反击，他们的观点认为作为建构性解释基础的政治道德在司法这个层面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于疑难案件而言，决定案件的社会共识或许根本就存在，而且即便我们可以通过协商形成共识，但是这种协商本身就导致着其不可能成为解决裁判的方式，因为效率太低！而且考虑到不同类型的社会与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群体的理性化程度的差异，这种理论能取得多大的成效，需要人们继续调查与斟酌。
㈢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候 出自原著哪一页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候”（［美］德沃金《法律帝国》第361页，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㈣ 司法审判机关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司法审判机关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1. 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符合公正司法的理念吗?在国家权力结构安排中，法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所具有的独立审判职能，是与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也反映了其超越于党派、团体利益之上的特质。因此，从本质上说，法院不应成为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它应当只服从宪法、法律，只追求公平和正义。在共产党为惟一执政党的体制下，由于党的利益、政策已通过宪法、法律得到体现，法院也只应依宪法、法律行事。如果法院只臣服于党的某一级组织或某级领导人，不但会损害党的整体利益，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历史上发生在众多共产党官员和群众身上的冤假错案，不就是司法不独立而铸就的可悲后果吗?因此，法院的天职是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而不是去完成某一阶段特定的政治任务。长期以来，法院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在过于紧跟形势，忽视司法审判本身的职能和规律；另一方面表现在将正确行使审判权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人为对立起来，比如，认为以共同诉讼形式受理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诉讼案件，就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实质上，与其说法院高级官员担心影响社会稳定，毋宁说是担心没有能力审判好这类案件会影响他们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经验证明，如果不祛除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公正司法的理念追求就只能是一句动听的空话。
2. 法院可以将当事人的诉求拒之门外吗?从法律层面讲，法院的审判权是宪法所赋予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与审理，须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项起诉条件，法院就必须受理。法院没有任何权力，以任何借口（包括所谓”受目前的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拒绝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主体提起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从审判权产生的自然属性来讲，法院审判权源于社会公众和组织的契约安排，该契约赋予审判机关管理所有权益争议案件的职能，法院只能履行这一职能而无权违约推诿。再从审判机关的性质来看，由于作为纳税义务人的社会成员的供养，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公共商品性质，它应当平等地向所有有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优质公正的审判服务。
3.法院对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可以选择吗?在民事审判领域，只要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案件，法院就应当以民事案件立案和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并不断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法院不能以司法条件不成熟为由，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对民事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以后，选择一些类型受理，而排斥另一些类型于法院大门之外。在证券民事纠纷领域，最高法院只选择受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而排斥受理内幕交易纠纷案件、操纵市场纠纷案件，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样做不但与法院为社会成员提供民事审判服务的职能相悖，而且也不能公平、公正地对投资者利益提供司法保护。投资者在受内幕交易、操纵行为损害的情况下，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对被告而言，其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不能得到民事制裁，从而降低了违法成本。
4.行政前置程序是受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将证监会等行政机构对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对被告的刑事裁判文书作为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尽管这一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为原告提供了免于对被告侵权行为进行事实举证的义务，但总体上看弊大于利。司法权的行使竟然要建立在行政权的基础上，社会成员的民事诉权竟然要以行政权为前提，这既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也是对司法地位的贬低，更是对社会成员私人诉权的剥夺。在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已逾20多年，并已成为WTO成员国的今天，竟然毫无遮掩地将这种类似以前法院内部掌握的”先刑后民”违背常识和法理的政策予以司法文件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5.法院内部对案件的决策可以超越法律规定吗?我们经常批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现象，认为这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殊不知在掌握法律准绳的法院，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也非常严重。下级法院可以以未接到上级法院指示为借口，拒不受理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案件；受理案件以后可以不按法定期限、法定诉讼形式立案和审理，甚至为了将案件拒之门外而通过文字游戏曲解法律条文；高一级的法院可以逾越法律的规定指示下一级法院不受理和审理案件；个别领导的一句口头表态，就可以使符合共同诉讼条件的案件分拆为单个诉讼或不超过10人一组这样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加大诉讼成本的低效率诉讼。基于体制弊病的原因，我们有时对社会舆论指责司法不公还对法院深表同情，但法院内部这些不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已到了应该引起警醒并加以改革的时候了。
三、转变观念：法院应积极保护私人利益
受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的法官习惯于在成文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本身也是成文法的特点与长处。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往往会突破原有法律设定的规范，要求法官对法律进行扩张运用或在法律原则允许的范围内以司法解释、批复或判决的形式创制新”法”。在这方面，法官的主观努力显然不足，其思维仍然停留在西方20世纪以前曾流行过的”概念法学”阶段。概念法学认为：成文法典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普遍的结构，足以解决所有的纠纷，法官”只不过是宣布法律条文的喉舌”（孟德斯鸠语），只需依据一定的逻辑推理，就可以从由概念构成的现有法律条文中作出正确的判决，而无需求助法律之外的东西，更不需要考虑法律的目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当代社会，概念法学的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的不完备性是永恒的。这就决定了现代的职业法官仅仅依靠对现有法律条文的诠释、运用进行判案已经不足。法律和司法必须平衡利益关系，保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就是平衡和保护利益的科学。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克（Heck）认为：法官仅仅依靠逻辑结构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生活的需要，法律必须保护利益，平衡利益。德国法学家耶林在论述”法的目的”时指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建立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中，习惯于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并往往将个人利益斥之为”私利”（贬义），经常压制、排斥、漠视个人利益。另一方面，误将机构利益、团体利益、党派利益、官僚机构利益等同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因此，当个人利益与它们发生冲突时，往往保护后者而牺牲前者。在一些权益纠纷案件中，我们经常听到损害储户利益的银行，损害股民利益的证券经纪商，损害购房者利益的开发商……振振有词地标榜自己的”国有”身份，要求司法机关不要将”国有”利益判给受害个人。在证券投资者民事赔偿机制建立的过程中，不少人（甚至不乏证券监管机构和法院的人）力主应考虑从事证券欺诈的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实质上就是上述观点的反映。这些观点完全忽视了私人权利是整个社会权利结构的基础。一个不尊重、不保护私人权利的社会，不但没有公平、公正、自由可言，而且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危机。在现代中国社会，法律既不应当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应当是强势团体压制弱势群体的工具。公正司法，意味着法院应平衡社会利益，并特别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法院的大门永远向受害者敞开。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国家宪政制度的信心。不但政府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法院也必须认真对待个人权利，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R.Dworkin）所说：法院在处理案件，尤其是宪法案件和棘手案件时，应根据公认的道德原则作出保护个人权利的决定。为了公正、有效地保护私人利益，平衡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法院需要在转变不合适宜的若干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诉讼机制，坚持司法的独立性，提高司法的效率性，增强法官受理、审理案件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急剧变化的社会关系，法院应秉承公正司法的理念积极跟进，为社会成员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㈤ 求助：关于德沃金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英文原文是什么
The court is the capital of the reich, the judge is the law of the princes
㈥ 目前世界上著名的法学家都有谁
格老秀斯、孟德斯鸠、杰里米·边沁、萨维尼、霍姆斯、韦伯、庞德、哈特、德沃金、波斯纳
以下是我网络的一些节选,
格劳秀斯,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被人们同时尊称为“国际法之父”与“自然法之父”.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曾任律师、司法官和外交官,1618年因卷入荷兰政治、宗教冲突而被监禁,1621年脱狱成功,避居法国,长期从事写作.自1634年起任瑞典驻法使节,1645年从瑞典返回时病死于途中.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法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学方面.在他的法学著作中,有一本是他在被监禁期间所写的关于荷兰古代法和罗马法的书,名为《荷兰法律导论》,其他三本都是关于国际法的著作.
孟德斯鸠,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不仅是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也是近代欧洲国家比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他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影响却相当广泛,尤其是《论法的精神》这部集大成的著作,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与法律理论发展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人对东方政治与法律文化的看法.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亦是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并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萨维尼(Savigny,Friedrich Karlvon；1779～1861) 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主要代表,该派首创人G.胡果(1764～1844)的学生.贵族家庭出身.1800年开始先后在马尔堡大学和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大学任教.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后他到该校任教,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王子的法学教师,并创办历史法学派刊物.1842～1848年任普鲁士政府的修订法律大臣.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年-193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曾加入美国联邦军参加内战,1866年成为律师,1882年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899年出任该法院首席法官,1902年至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被公认为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奠基人.他在《普通法》一书中针对法律形式主义倾向,提出了著名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的法律经验论和“法律是对法院将要做什么的预测”的法律预测论,阐述了有限遵循先例原则,为法官自由裁量权和判例法提供了法理支持,揭示了美国普通法的精神,吹响了美国法哲学的号角.
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年--1964年）是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1870年,庞德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Lincoln.庞德在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学习植物学,分别于1888年和1889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889年,他到哈佛大学法学
院学习,一年后转到西北大学法学院,在那里读完了法律学位.他返回内布拉斯加州开业当律师,继续他的植物学研究.1898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获得了植物学博士学位.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 ,1931—— ）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罗纳德·德沃金被公认为当代英美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总的来说,德沃金所展现的是一种由政治自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者,亦有批判者.
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他将人们从互相自愿的交易中各自获得利益的简明经济理论和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市场经济原理应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㈦ 法律帝国的导读
法律的构成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Myles．Dworkin,1931——）是当代最著名、最活跃的法理学家之一。德沃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在哈佛学院、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起初的兴趣是哲学，但在牛津时开始学习法学，从此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随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57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最高法院，任法官汉德（LearnedHand）的办事员，以后又当过律师。1962年成为耶鲁大学教授，1969年他应邀担任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开始同时担任纽约大学法学的教授至今，他还不定期地担任过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84年以来还是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应邀来我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作过讲演。1
德沃金的成名是从他对以哈特（H．A．Hart）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批判开始的。1967年，德沃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第14期发表《规则的模式》（TheModelOfRules）一文，向在英美法理学界素享盛名的哈特的实证主义理论发起进攻。1968年，美国学者萨莫斯（RobertSummers）编了一个论文集，其中有一篇是德沃金的《法律是规则体系吗?》，他再次向哈特的实证主义提出责难。1977年他的专著《认真对待权利》（TakingRightsseriously）出版，这是他的成名之作。德沃金在此书中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律与道德理论关系的论述使他成为该领域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1985年，他的第二部专著《原则问题》（AMatterofPrinciple）出版。在此书中，德沃金对法律的政治基础、法律解释、自由主义与正义以及法律的经济学观点等一系列英美法理学的热点问题作了独创性的阐述。1986年，他发表了《法律帝国》（Law’sEmpire）一书，此书在总结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上，就法律的阐释问题和司法审理的问题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1996年，德沃金发表了《自由的法》（Freedom’sLaw），该书的副题为“对美国宪法的道德阅读”（），该书以美国最高法院对一些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审判为线索，对困扰美国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几十年的堕胎问题、言论自由等问题不同于哈特只强调规则，从宪法和道德的角度作了很有见地的论述。2000年出版了《最高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
德沃金非常强调原则，指出对于法律的合理说明，不但要有规则，而且要有原则。他发现法官和律师们，在辩论和决定诉讼案件时，不仅求助于白纸黑字的规则，而且求助于他所称的法律原则的准则。
为了明确这里的原则的含义，它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比较说明：
首先，是原则与规则的区别。根据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之间的区别是逻辑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二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三个方面的不同：第一，法律规则是在“全部或没有”的形式下适用的，即要么有效，要么无效，符合统一法律规则的行为必然得出相同或类似的结果；但法律原则的适用具有伸缩性或灵活性，同一法律原则完全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结果。第二，法律规则有明确的规范性，符合法律规则意味着得出法律规则所确定的结果；但法律原则并不直接包含任何具体的决定，换句话说，法律原则是人们在一定情况下所必须予以考虑的，但它本身并不一定解决问题。第三，法律规则之间不应当存在冲突，一个法律体系对于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要有有效的认定和解决机制，法律规则冲突的结果必然意味着一部分法律规则要被废除或修改。至于何者有效，何者应予废除或修改，必须考虑的事情是在这些规则范围之外；但不同法律原则之间的冲突近乎一个必然的现象，虽然在个案中也面临着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在适用上的选择，但法律原则的未被适用并不表明这一原则本身的不正当性，更不因此丧失法律地位。换言之，确定相互冲突的法律原则的适用，是对法律原则所代表的利益做出权衡。在这里，每个原则都是相关的因而也都是需要考虑的；原则是理由，一个理由不会因为在特定情况下其他一个理由占优势而就此不再是理由。某些原则被适用是因为在该案中比其他原则具有较大的“分量”（weight）；而在一个案件中未被适用的原则，完全可能在其他案件中排除别的原则而得到适用。而对于规则而言，尽管由于调整对象与范围的不同会存在社会作用大小上的差别，但这不能说明一个规则比另一个规则更重要。
其次，是原则和政策的区别。他认为，原则的论据是意在确立一种个人的权利，政策的论据意在确立集体的目标。原则是描述权利的陈述，政策则是描述集体目标的陈述。目标就是一项非个人化的政治目的，集体目标鼓励社会内部的利益和负担相互交换，以便促进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某种普遍利益。他认为，原则和政策都是法官判案所依据的标准，也是政治证明的基本方式。原则和政策都可以证明判决的合理性。原则通过论证某一判决尊重或维护了个人或团体的权利而证明判决的合理性；政策通过论证某一判决促进或维护作为整体的社会目标而证明该判决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原则的核心是个人或团体的权利，政策的核心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他认为权利这个词在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人有权利做某件事时，我们是指如果他人干预他做这件事情，那么这种干预是错误的，或至少需要某些特殊的理由来证明这种干预的合理性。
法的解释理论
德沃金的后期注意转向了法律解释问题，提出了用整体性的观念来指导法律的解释的观点。他认为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个语义学问题，而是个解释问题，是“什么是对我们的法律实践的最好解释？”因为法哲学的恰当目标在于发展一种能使法成为最好的法的说明；还因为判决的行为，不是决定法是什么，而是决定一个具体案件的法是什么，也是一种解释性的实践。在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中，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即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就是对法律进行阐释的过程。而什么是法律呢？法律并非仅仅是指规则系统，法律还包含原则与政策，这二者都是法院或法官据以进行法律解释的根据。在德沃金的论述中，表面看来法官是超越了法律规则，似乎法官通过解释在“创造法律”，然而，他的法律观是“整体性的法”，也就是说法律除了规则之外，还有隐藏在规则背后的原则和政策，所以，法官的判决和解释仍然是对“整体性的法”的适用，而不是什么“造法”。由于有“整体性的法”存在，在他那里，即使是再疑难的案件，也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不存在“法律漏洞”问题，即使语言表达有缺陷，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或法本身存在不协调，整体性法律仍可实现对纠纷的“无漏洞保护”。
那么什么是“法的整体性”呢？“法的整体性”（lawasintegrity）是其法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具有多层含义：
首先，它是不同于公平与正义的第三种独立的美德或政治理想。各种理想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中是常见的，整体性有时要求与其它理想妥协。如果我们否认整体性，并使政治活动仅仅依靠公平、正义和正当的诉讼程序，我们会发现公平与正义这两种美德有时也会相互对抗，我们经常必须在两种美德之中取其一，以决定哪些政治纲领要予以支持。例如，我们认为多数人决定的规则是最公平可行的决策程序，但多数人有时或经常会对个人权利问题作出非正义的决定。因此，“由于公平和正义有时发生矛盾，这些难题就出现了。如果我们认为整体性是第三种独立理想，至少当人们对前两种理想有不同意见时如此，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整体性有时必须牺牲公平和正义。”2因此“一个社会可能有多种实际的或表述的理由将整体性接纳为一种美德。”3整体性作为一种美德，它是非正义与非公平的决定不可避免的现实世界所要求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所有的公民都总是受到平等尊重，也就不需要受到整体性的限制和制约；因此，可以说，整体性与我们只能希望次佳意义上的正义有关，我们不是生活于理想的世界中，所以，为了作出什么是正义的决定，必须要有制度的保障。德沃金还说：“我们承认整体性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因为我们想要把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原则社会，而这个社会的公民不仅仅以共同原则为目标，似乎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致性，他们的目标是政治所能发现的最好的共同原则。整体性与正义和公平不同，但又以下述方式受两者的约束。整体性只有在既需要公平又需要正义的人中才有意义。”4显然，这里德沃金是在一种与正义和公平的关系中看待整体性的。
其次，整体性是一个原则问题，它既是立法原则，又是司法原则。作为立法原则，它告诉立法者正义与公平的简单交换是错误的；限制立法者在扩大或改变公共标准方面可能恰当地做什么。他说：“整体性是一个有关原则的问题，而且并不要求政策有任何简单形式的一致性。整体性的立法原则要求立法机构尽力保护每一个人，把它视为他们的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样共同标准就表示出正义和公平的一个连贯体系。”5作为司法原则，它告诉法官以及律师要使他们的判决与论证和现存法律体系保持一致；或者说是“在可能范围内要求法官把公共标准的现有制度视为表达和尊重一套合乎逻辑的原则。”6德沃金无疑更多地关注司法原则的整体性，这有关的思想是德沃金的法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司法原则的整体性就是对法官解释法律的一个限制和指导。为了保证“一致性”，德沃金把法官视为链接系列小说的作者，许多人合著的系列小说，所追求的目标是使它一开始就确定的人物和情节合乎逻辑地展开，成为像一个作者完成的作品。“每位小说家都旨在用自己的小说材料，再加上自己的东西，以及（在他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他的续写者将要或者能够增添的东西去创造一部单独的小说。他必须能够尽力使这部小说为出自一位作家之手的最佳力作，尽管事实上它出自许多作家的手笔。就他本人而言，这就需要全面的评价，或者在他写或重写时，要有一系列全面的评价。”7而每位小说作者的解释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适合，即他的工作应与以前进行的工作相一致；第二是判断，即如果不止一个解释均与以前工作一致时，他就必须判断哪种解释能使工作进展最好。有这两方面的限制，才使系列小说的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如一人所著。而法官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也应采用系列小说的思维方法去思考，他应该把以前的决定看作是他必须解释和延续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从完整性的角度，以自身的理论知识和价值观念为基础，做出尽可能正确与合理的判断。
考虑整体性时，德沃金还为我们明确了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因为这当然也是“一致性”要求的一方面。他说：“整体性并不要求一个社会的法律在所有历史阶段原则上都一致；它并不要求法官们设法把他们执行的法律理解为原则上是前一个世纪甚或前一代人所废弃的法律的延续。”8历史之所以重要，在于那种原则体系必须为过去这些判决的地位和内容提供者提供正当理由；历史对作为整体的法律是重要的，但只在某些方面重要。相反，整体性所坚持的是“跨越这个社会现在实施的法律标准范围，在原则上有一种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一致性。它坚持认为，法律——起源于过去的集体决定并为此同意或要求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不仅包括在狭义上这些判决有十分明确的内容，而且广义地说，还包括为证明它们为合理所必须具备的原则体系。”9
在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玛遗产继承案中，充分体现了法律整体性原则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如伊尔法官所评说的，不应在孤立的历史背景中解释文本中的制定法，而应根据法律的一般原则的宏大背景，在解释法律文本时，法官应使制定法的解释尽可能地符合法律设定的一般原则,设想立法者在制定遗嘱时如允许谋杀者可以继承遗产，这是十分荒谬的。法律必须尊重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不能因过错而获得利益。如果法官生硬地适用法律的规则而判决谋杀祖父的帕尔玛获得了继承权，就违背了法律本身所包含的公平、正义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深刻地体现了法官对法律的认知和在政治道德方面的态度。德沃金对此总结到任何法官的意见本身就是一篇法律哲学，即使这种哲学隐而不露，即使显而易见的推论充满了条文引证和事实罗列。法理学是审判的一般部分，是任何法律判决的“无声序言”，“法律的帝国是由态度界定的，而不是由领土、权力和程序界定的”。所以，德沃金在“重构”法律时，总是非常强调、特别注重隐藏在条文背后的标准。在他看来，司法实践中，法律的规定总是比较概括、抽象，它不可能把案件中任何细微的情节予以规定。这就需要法官在解释法律规定的过程中善于发现隐含在规则背后的内容，即所谓的隐含法律．这些隐含法律可能是一些抽象的原则，也可能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事实，也可能是一些经过合理推理的结论。只有发现了这些“隐含法律”，法官才能够清晰地分辨哪些案件是类似案件，哪些案件是非类似案件，从而达到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基本要求。
可见，法律解释在德沃金的眼中其实是一种对于法的客观性重构，法律并不是单有一堆规则构成的，它是“封闭完美的体系”，解释就是对此体系中某问题的“重构”而已。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而这种理想的实现是以法律的确定性、规定性和高素质的法官为基础和保证的，法官们对法律的解释并不随心所欲、率性而为,相反,他们是在整体性法律既定的框架下和范围内,对法律进行“建设性的诠释”。换句话说，他的目的就是根据既有的法律素材和框架,使解释“变成最好”。
㈧ 德沃金是谁的学生
在德沃金的一生中，主要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深：一个是已故的赫伯特·哈特教授，一个是法官伦尼德·汉德。赫伯特·哈特教授可以说是德沃金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正是赫伯特·哈特发现并将德沃金推上了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教席之位，成为哈特教授法哲学事业的继任者。从此以后，两人之间关于学术观点的争锋直至1992年哈特教授驾鹤西去都未了结，遂成了世界法哲学界之一大憾事。1955年德沃金在英国牛津大学读本科时学习的是哲学，但他想：在牛津除了哲学外，还应当再学点其他的什么，而学习法律是最方便的途径，从此，做哲学家的想法消失了，而将来要做一名律师成了他的希望。在牛津学习期间，德沃金没有直接跟着哈特学习，但巧合的是，就在德沃金在牛津学业即将结束的一年，哈特为了考察学生们的法律学位，要批阅几百份考卷，其中哈特教授对一个来自美国的学生的答卷感到兴奋，他给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学生的每一张考卷都打了最高分，一个年少的本科生之所以留给哈特教授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哈特教授从他的观点中读出了对他成名著作“法律的概念”中观点的潜在挑战，并为此而感到焦虑，令哈特教授焦虑不安的那个学生的名字就叫罗纳德· 德沃金。1956至1957年哈特教授受邀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当时德沃金正好在哈佛法学院学习（1955年为了获得美国法律学位而回到了哈佛学习），哈特教授特别渴望能找到那个让他既欣赏又感焦虑的学生，就在哈特快要结束他的哈佛访学之行时，他与德沃金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们讨论的是德沃金是从事学术教学研究还是法律实践，哈特教授的意见是后者。1957年德沃金从哈佛毕业后，的确选择了法律职业，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职业，并到耶鲁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这是后话。哈特教授尽管到1974年才至退休年龄，但在1968年却宣布了自己的退休决定（个中鲜为人知的原因在莱西写的《哈特的一生》中有详尽的解释，有兴趣者可读此书）。哈特教授致信耶鲁的德沃金，询问他对做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一职是否感兴趣。此时的德沃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时的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还处于默默无闻之中，他更不知道哈特教授如此关注于他。也正是哈特教授的力荐，使年仅38岁的德沃金成了哈特法哲学事业的继任者，从而成就了德沃金乃至西方法哲学事业的辉煌。从中我们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哈特教授品格之高尚、人格之魔力、事业之执着、学术之宽容的伟大人文情怀。
对德沃金早期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另外一人就是法官伦尼德·汉德。1957年德沃金从哈佛毕业后就到美国纽约第二巡回法院做了当时已年满87年高龄的资深法官汉德的书记员，在法院没人知晓德沃金多少，但有人却知道他是汉德的好书记员。汉德见过的书记员如过江之鲫，但他却给予了德沃金以特别高的赞赏，他在给大法官富兰克福特的一封信中称德沃金是“超过所有法律书记员的法律书记员。”德沃金上班的第一天就与汉德法官做了交谈，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汉德对德沃金说：“我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有些法官要他们的书记员写第一份草稿，我不知道你写得如何，我自己写得是相当不错。”汉德告诉他，有些法官要求他的书记员去浏览法律，汉德说：“我要你做什么呢？这样吧，我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我写，你读，然后你告诉我你的思考；另外，我要到哈佛做演讲，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的想法呢？”汉德法官要做的演讲是关于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在汉德看来，布朗案是一个错误的判决，因为汉德说法官不从事价值判断的事情，价值判断应当留给立法机关去做。德沃金虽然支持汉德法官的关于对宪法的解释保持司法克制的姿态，但是他希望汉德抛弃对布朗案的看法，因为在德沃金看来，如果按照汉德的方法布朗案是错误的判决，那么一定是这一方法有问题。虽然房间里只有他师徒二人，但汉德想避免讨论这一案件。德沃金告诉汉德：“您不能简单地对待这一案件。”德沃金与汉德如此不断地争论，最后德沃金说：“法官，您对布朗判决什么也没说，在您的眼里它一定是错误的。”最终汉德把大法官富兰克福特的意见搬了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因为大法官与汉德持相似的看法，大法官对布朗案签署了一致判决，他希望汉德法官认可这一判决。汉德与德沃金争论的最后，汉德法官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德沃金的观点，但是这不是德沃金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因为德沃金是希望汉德放弃他的理论。当然，德沃金的观点对宪法法院审理像布朗案一样的案件而言是完美的、恰当的，因为这种判决是以宽泛的道德原则为基础。德沃金曾说“我虽然不同意他说的一切，但从争辩而言，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另外，德沃金在“Freedom’s Law”一书中曾提到一件有关他和女朋友茹丝与汉德法官的故事。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德沃金不得不把一份备忘录送交给汉德，他要求茹丝一起去法官家，他向茹丝发誓说：“只需一秒钟的时间。”但是当汉德开门邀请他们进去之后，便给他们斟上了马提尼酒，汉德法官与德沃金的女朋友茹丝就艺术史、汉德的老朋友Bernard Berenson、哈佛学院的现状、最高法院以及其他许多事情畅谈了近两个小时。当德沃金和女朋友茹丝离开汉德家走下石砖台阶的时候，茹丝问德沃金：“要是我常见你的话，我就可以常见到他吗？”德沃金与茹丝于1958年德沃金书记员生涯即将结束时结的婚，那时法律书记员在他们服务期满时将享有一个月的带薪假，于是他向汉德法官请一个月的假。但是，汉德告诉德沃金不能给予假期，虽然汉德法官知道其他法官这么做，但那是纳税人的钱，他认为政府不应该给年轻人付薪假期，他从来没做过，也不打算现在开这个头。在德沃金婚礼那天，汉德送给了德沃金他自己个人的支票，支票数额相当于带薪假期所支付的薪水。给汉德法官做一年的书记员期满后，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可以做大法官富兰克福特的书记员，二是到Sullivan& Cromwell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德沃金选择了后者。但是，过一种学术生活的想法一直吸引着德沃金，最后在耶鲁大学做了教员，教授法律学院基本课程如冲突法和税法。值得一提的是，在耶鲁，德沃金是罗伯特·博克的同事，他们一同教经济理论与法律这一门课程。许多年之后，1987年当里根总统提名博克为大法官时，德沃金则成了他以前同事的反对者，他评论说：罗伯特·博克“根本没有理论，没有保守法学，有的只是以右翼教义支配他的判决。”
㈨ 法律能否约束道德行为
首先，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宪法是国家法的基础与核心，法律则是国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可划分为基本法律，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商法、国际法等。普通法律，如商标法、文物保护法等。行政法规，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行政规范的总称。
其次，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是人本能的东西，更是后天养成的合乎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东西。它是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
再次，法律与道德区别：
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
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
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
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
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