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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高法院介入大选

发布时间: 2022-05-12 03:00:43

⑴ 2000年的美国大选,戈尔惜败给布什,但法院最终是通过投票的方式把总统判给了布什,而且媒体甚至称此

在布什诉戈尔案(Bush v. Gore)中,12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以7票对2票决定重新点算选票的过程违宪,因为选票重点没有在佛罗里达州全州展开,5票对4票决定佛州必须在期限之前完成全州统一标准的计票,由于截止期限距离判决当时仅剩两个小时,对此佛州只得放弃人工计票。

戈尔对法庭的判决表示强烈不满,但是“为了我们人民的团结与民主的力量,我作出让步”,接受有关裁决。选举结束后由美国多家媒体主办的选票重点结果显示,即使最高法庭决定重新点算选票,布什仍然会赢得佛罗里达州的胜利,但若采用人工方式点算选票,则戈尔有可能获胜。

美国总统选举由选举人票决定当选人,因此戈尔虽然赢得较多普选票,但仍由获得较多选举人票的小布什当选总统。

佛罗里达州选票争议

美国各州之选票设计不同。本次选举不少州份两党得票接近,几乎在所有两大党票数接近的州都有废票认定问题。在此次选举中,废票认定问题在佛罗里达州尤为突出。

该州的选举结果可以左右总统选举的结果。佛罗里达州的‘蝴蝶式对开选票’设计会使选民因圈选错位而选错候选人,有意投给戈尔的选民可能因而误投给改革党的保守派帕特·布坎南。

投票结果显示布什领先戈尔不到2000票,并且六百万张海外选票尚未计算。因双方选票数差距太小,佛罗里达州法律要求进行一次自动机器计票。在第一次重新计票后,布什的领先优势减少为不到1000票。

民主党阵营认为有希望扭转局面,便以佛州的选票设计误导了选民为由,要求对几个郡进行一次人工点票。

共和党阵营在11月11日向佛州南部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禁止棕榈滩等几个郡的人工点票,但是被联邦法官驳回。之后,佛州州务卿、共和党人哈里斯根据佛州选举法限令两天内,也就是在11月15日之前必须呈交选票结果,否则选票全部作废。民主党阵营开始提出诉讼,要求延迟点票结果。

但是,佛州地方法院法官拒绝了民主党阵营的要求,把决定权交给佛州州务卿哈利丝(共和党),州务卿拒绝接受未完成的人工点票结果,但是又被佛州最高法院阻止。佛州最高法院同意人工点票,并且宣布佛州选举结果的时间延期到11月26日。

总的来说,双方先是对簿佛州最高法院,当法院做出有利于戈尔的判决后,布什不服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先是把案子返回佛州最高法院进行重审,在佛州最高法院再次支持戈尔后,它才开始介入,并做出最终判决。

布什阵营的律师指出,佛州的人工重新点票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因为有的机器点票,有的人手点票不公平。戈尔阵营的律师则要求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佛州最高法院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2月12日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推翻了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要求佛州在12月18日选举人团投票之前完成全州用统一的标准计票,同时并未延长必须在选举人团投票的六天前完成点票的截止日期,即距离判决当时仅剩两个小时,对此佛州只得放弃人工计票。

事后依各党候选人在州内的平均得票计算,纳德在佛州几个绿党得票率奇高的郡中,获得如此高得票率的概率低得异乎寻常,足见误投的问题的确存在。

蓝色为阿尔·戈尔

红色为乔治·沃克·布什

(1)美最高法院介入大选扩展阅读:

本次选举特色

在本次选举的开票过程中,各大电视网有志一同地在美国行政区划图上以红色代表共和党确定胜选的州,蓝色代表民主党,而白色代表结果未定。

由于开票争议持续数天,各大电视网也播出此图数天,是为美国媒体首次大规模以此种方式呈现选举结果,其后并沿用至今。

⑵ 美参议院通过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这对美国大选有什么影响

美参议院通过了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对美国大选当然是有影响的,从政治派系上来说,它是属于共和党的共和党和特朗普是一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派相互竞争,谁能够成为下一任的总统。

虽然说司法是不能够干预美国大选的,但是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一个行政体系之内的,无论如何他们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会里面的议员,最后法院里面的法官近几年也不能说近几年吧,从00年之后就已经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对行政这方面绝对是有影响的,因为能够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基本上在民众中的威望都是相当的高的,起码要让大部分人都能信服他。

⑶ 我看美国总统大选

让全世界瞩目的美国总统世纪大选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之后,奚落的声音竟然从四面八方涌出。美国各方面的潜力和运气会不会将优势再保持半个到一个世纪呢?全人类的精英包括美国的精英都反复提出这个问题,都在穷尽所能寻求它的答案。因为很简单,美国的命运,无论它活跃还是沉沦,全球参与还是孤立主义,都影响世界重要国家和次要国家的政策走向。

当然,全人类的俗人也都关心老美,他们想知道美元和本国货币的比价,美元和其他西方货币的比价,他们应该持有哪种货币,比例是多少,走向如何。怎样保值?怎样投机?他们通常看道琼斯评论指数、标准蒲尔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穆迪公司分类信用等级、《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杂志,关心自己那点资产怎样增值?怎样运营?

美国车民的油耗关系到中东和挪威的油价,关系到科威特、阿联酋、文莱的国家预算,关系到中国镇海石化联合企业该不该吃进一批原油期货。美国平民在饮料上的偏好,关系到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园、斯里兰卡的茶农和西非国家的可可上任的收入;美国人穿衣的时尚,关系到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中国的纺织厂、巴基斯坦的棉花价格;美国小孩玩的玩具爱好及美国妇女的雨伞,一直吸引着香港、台湾设计人员的眼光;美国的新版电脑软件,引起从冰岛、印度到中国所有电脑迷们的兴趣;托福考试、GRE考试和美国MBA文凭成为亚洲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目标;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对无数知识界人士来说,如数家珍。

我曾接触过一些美国人,商人和知识分子都有,他们只关心别人能否有实力或潜力在某个方面超过美国,从不想美国会变穷、动乱、分裂、崩解。我也曾与日本和德国学者交谈,发现他们极看重美国,他们几乎没有不在美国留过学或者讲过学的。我的许多朋友从80年代初就陆续赴美,在美中之间来来往往,他们从不提美国会怎样“垮下去”,他们从东方文化的视角出发,也从未有人去研究罗马帝国,研究李维、吉本、马基亚维利关于那遥远的消失的西方帝国之梦。有的台湾学者和市民干脆把身家性命拴在美国身上,美国比他老爸还重要,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比他们手中的步枪重要得多。

这就是美国。

弄清美国的经济结构和运行,已经让人雾里看花,真幻相叠;要了解支撑和助托经济的美国政治,有如钻入九曲迷宫,常常连美国人自己也搞不明白。越战之后,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客的本质就是骗人,渐渐厌倦,疏远政治,每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总低于50%。美国政权运作也越变越复杂,人们就更不想弄清也弄不清美国政治的运行机制了。最后,只好把美国总统大选变一种谁上台会对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或自己国家好的简单公式。(
从历史和现实看,都可以把美国政治称为“民主政治”。

然而这种“民主”根本不是或不全是大多数中国人或亚洲人根据自己文化传统所理解的“民主”。或者是给所有人言论自由;或者是总统直接选举;或者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或者是军队受文职人员支配;或者是参众两院制度;或者是利益集团与院外活动集团......如此等等,像美国宪法所标榜、美国政治家和思想精英所鼓吹的那样。

即便不理解,也不妨听听那些民主鼓吹者所说的民主的内容。

根据美国政治理论家舒姆彼得的见解:至少有三个边界模糊的民主派别--它们是侧重意识形态的理想派、侧重结构的古典派、侧重务实的经验主义派。它们关于人道主义、平等思想、个人自由和权利、宗教自由、集会和政治活动自由、言论出版和批评政府的自由、照顾公众利益、少数人权力保障、就问题的决策作出决定的权力、立法机构对抗行政部门的实权、两党制或多党制、自由公正地选举官员等民主的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尽相同。

这样就更让我们的对民主政治困惑。

可是我们对美国民主政治所能动员和具备的庞大现代化的经济、军事力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又迫使我们去了解,哪怕皮毛地了解那个制度。

我想我只能尽力而为。

务实派的舒姆彼得激烈地批评了古典民主派和理想民主派。对古典派把公众利益奉为最重要的宗旨,他很不以为然。他嘲弄道:所谓公众利益究竟是谁的利益?

他认为,政治的作用无非就是准确地判断谁的利益算是公众利益;在一个社会中,各种集团各有不同的利益,那么,以谁的利益为主?政治斗争就是说服某些集团,使他们相信他们所认为的利益并不真正比其他利益更重要。

可以说,政治斗争能当成粗地使用的权力来压服一个集团,使它的利益服从另一集团的利益。

说得真够赤裸裸的。

当然,作为政治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它还包含着讨价还价,搞妥协。但未经专门训练的人根本就理不清一大堆民主头绪,也捞不到自己的那份利益。

于是,美国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达成共识:比较简单而漂亮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主国家这个词,但根据实际经验加以解释。

美国的实际情况大致是,它自称的民主国家是为了政治决策而采取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个人通过竞争来争取人民的选票,以此获得权力。这样,人民的作有就不在于直接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从互相竞争、毛遂自荐充当人民领袖的个人当中选出一个政府来,一旦这些人被推选出来,这就是作出决策的政府了。但政府的选出和运作,远比公开表明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取得一致意见,讨价还价,结盟,互相妥协。号称民主的政策政治也许不是人类最崇高的发明,但是它很可能是人类发明的最有吸引力的游戏之一。

就是这种制度所形成的20世纪的美国,深刻地影响着21世纪的国家、政府和民众。

今天,在一个商品经济发达、广告宣传无孔不入的中国,人民习惯了不是听说什么,而是看做什么,结果和效果怎么样。

我们可从早期美国政治制度的形成,看出今日美国的身上烙印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

18世纪时,北美殖民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具有美国人的特点和个性,已经不再是美国人了。但远远谈不上今天人们谈论的民族主义。前殖民地各州关系松散,13州除了一个“骗取钱财的乞丐”一般的国会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政府。换名话说,北美独立后的政治实体根本不是“国”,而是州。国会这个精神涣散的协商议事机构,竟然能战胜意志坚决的美国,令许多人意外,可见美国伟大的力量扎根在民众间。

到1786年,一些精英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辈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与列强一样的统一的对外对内的美国,而不是荷兰式的“联合省”。同时,民众从经济不振、硬币匮乏、债务链越拖越长越积越多中感到,松散的《邦联条款》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对自己也没实利。当时,人们希望和焦虑交织,骚动和混乱迭起。谢司起义打破久拖不决的现状,国会投票召开制宪会议,地点定在费城。

参加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华盛顿和富兰克林有国际声望,其余也是当地受尊敬有影响的名流,24人在所有13个州中均深孚众望。一半以上代表出身上等家庭或接近上等家庭。出身下层的仅少数几人,其余的人都有体面的家庭背景。

从经济状况看,有10来个人是豪富,另外10来个也相当富有,其余的在某种程度上都称得上有钱人。只有少数几个可以算是穷人。富有者大多拥有土地或奴隶,还有10多人拥有城市地产,其他10多个人在西部拥有土地,可以从事投机买卖。20多人拥有农田,不到10人拥有证券,6人拥有船只,3人在制造业中有投资。

有10来个人主要是种植园主或大农场主,另外12人主要从事律师业,还有12个州政府官员依靠薪金为主。有2人是医生,1人是印刷工人富兰克林,虽然有几年他主要从事科学研究,而且还担任过殖民地驻伦敦的外交官。

代表中几乎有一半受过大学教育。当时高等教育很不普遍,这个数字确实惊人。所有代表在名议上几乎都属于一个教派;好像没有一个人是狂热的宗教徒。他们都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对他们来说,宗教虽占有一定地位,但不占主要地位。

最年轻的一名代表名叫乔纳森·戴顿,当时他仅26岁。他有相当出色的资历:16岁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此后即参加大陆军,19岁晋升为上尉,一直随军服役。最年长的代表最富兰克林,81岁。代表的平均年龄为43岁。

55名代表中一半以上在革命时期在军队中服过役,几乎所有的代表都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过革命。更为突出的是曾参与乡村发展的人占很大比例,不仅在宪法制定者中如此,而且在赞成批准宪法的人当中也是如此。正如一份权威性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有什么特点使拥护宪法的领袖后来团结一致,那就是他们在革命时期在大陆军中有过共同的经历。”

因此可以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比普通公民具有较优越的社会背景: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比较富有,他们在各自的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在一个为生存而斗争的新兴国家中,推选代表参加一次为治理这个国家提出方案的会议,选出这样一些重要公民担任代表中理所当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推举社会名流还有其实际的政治原因。支持召开费城会议并负责指定代表的各州立法机构成员一致认为,指定一些在本地区举足轻重人物为代表具有重大意义。否则,他们的工作成果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将会很小。

对于当时合众国13州的350万居民来说,这些代表的代表性如何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因为他们都是些名流,而且是由州的立法机构推举而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不过,由立法机构指定代表这样一个程序是当时的一种习惯做法。1913年以前,美国的会议员一直是通过这种程序产生的。我们应当记住,指定代表的那些立法机构当时是通过世界上最“民主”的选举产生的。这里,“民主”是指拥有选举权的人所占的百分比而言的。奴隶和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一般说来,选举权也仅限于有产者所有。当时在欧洲也是这样,但是在美洲,获得土地要容易很多。新近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选举权实际上是很广泛的。据估计,马萨诸塞州的白人成年男子中80%享有选举权。新泽西洲显然也超过半数,弗吉尼亚州则稍低于50%。

代表们常说,他们是代表“合众国人民”的,这么说也许是正确的。他们当然不可能代表忠于英国国王的保守派,也不会有人指望一批革命者会邀请支持他们过去的统治者的人来参与起草政府的新章程(其实很大一部分亲英分子早已逃往英国和加拿大了)。我们一想到法国革命,总认为这场革命比美国革命流血更多,更富于报复性。但在法国革命期间,只有千分之五的人移居国外;而美国革命期间移居外国的人数达千分之二十四。与法国革命还有一点不同:美国政策一经制定,就结合实际朝前发展,而不采用倒退的途径。

这些代表全是与平民和显贵接触广泛的政客。他们在军队和地方支持过革命,他们深刻理解革命和实质和当时的各种思潮。当时13州中有30个稳定的政治派别,除六个派别外,其余派别都有代表各自立场的代表与会。他们受地方父老之托,必须维护本地区民众利益,他们熟悉这些,而且擅长权术、辩论、手腕、诡计、舆论操纵和妥协。他们中既有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也有油滑的商人;有人高谈阔论人类的理想治理方式、政治哲学、合法权利、民权、国家的结构和形式;也有人实际地保障南方人在奴隶上的投资、西部土地投机者的赚钱自由和航运集团的自由。

他们投票决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凌驾于各州之上的中央政府。它由最高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三部分组成。

他们制定了美国宪法和修改宪法的程序。

他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辩论,作了无数次妥协和表决。为这套既不像罗马也不像英国的制度的诞生费尽了心血。最后总算为他们那个日后谁也未料到的国家打下了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石。

正是这块基石,看似古怪复杂纠葛不清,语焉不详,却保障一个超级强国一步步脱胎变形成长,击败许多昔日和新兴的对手,最后笑傲天下。

美国的政治传统有两个来源:

罗马的,

和英国的。

罗马帝国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在农业上的长期利益。

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稳定的基础在于它确定了利益分割分配互相制衡的监督的制度,保障本土的工商贸金融体系稳定和持续性地扩张。

如果某种人类发明的制度具有扩张性,它就能扩张成一个帝国。

如果它还兼有包容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很可能就使帝国变成长期的、稳定的和强大的。

寻找扩张的、稳定的、灵活的、包容的制度,并把它栽到最适合的土地和海洋上,费尽了人类的心机。

看到一个帝国,应该想到产生它的制度。

帝国的扩张性、稳定性、灵活性和阳寿,也取决于制度和生命力、张力和承受力。

除此之外,还有时间、运气、地缘和其他因素
哪些个人和团体拥有权力,或者影响美国政府的权力决策呢?

总统,总统任命的官 ;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他们的各种委员会,议长;最高法院为首的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院、赔索法院、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巡回上诉法院、军事上诉法院、关税法院、征税法院、准司法机构和州司法系统;总统所属机构;白宫、各个委员会---行政、经济、环保、工资物价、国际经济政策、内政、能源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贸易特别代表(中国人最熟悉他们的名字,加卡拉·希尔斯和巴舍夫斯基);国务院和各部:财政、国防、司法、内政、农业、商务、劳工、卫生教育福利、住房和城市发展、运输、能源部;还有名目繁杂的委员会.......外交机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军队---它包括我们熟悉的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以上机构和个人都属于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

它们的运行和表演,往往是形式上和表面的。在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和选民之间,还有强有力的第二圈人物和集团,他们也参与并影响政策的制定。对他们的面目,美国之外的人们感到陌生,而且讳莫如深。

一般地说,他们是利益集团和院外集团。

在第二圈人物中还有两股力量很强大,能对美国政策的走向施加直接影响。其一是各州和地方政府;其二是政党。有人把它们视为政府一部分,是一种“中间结构”。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院外集团概念模糊,许多集团确实雇用一批说客,而且也确实在国会外面对议员乾地疏通活动。但有些也不尽然。院外活动更多地是指许多利益集团所采取的战术。只有利益集团大家都没有争议。1989年夏季以后,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动员了庞大复杂的各种力量攻击和遏制封锁中国,中国用尽气力反击并打坡这种封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人希望弄清在美国究竟谁当家、谁管事?弄来弄去,反而更糊涂了。

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公司、工会组织以及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与联邦政论打交道的某方面某部门人群。

据估计,美国人发别属于10万个协会、俱乐部和私人组织。

一般讲,欠发达的农业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地理区域的代表性来反映他们的要求。然而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工业国,仅仅依靠地域代表性就不足以反映各不相同的、涉及范围广泛的各种利益了。这千万个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最普通往往按商品划分,本集团成员组织起来谋求更强大的经济地位,说通俗点,就是国家必须为我的团体说话立法掏钱,或者说这国家有我一份。它们范围极广,如核桃种植者协会、全国肥料协会、烟草协会、国际冰淇淋制造者协会、全国药品零售商协会、牛奶场主联合会等。

还有一类经济利益集团,它们代表着更大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如美国农业社联和农场主联合会、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

像美国医药协会、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电影演员公会、美国建筑师协会、美国作家盟会等团体,是按职业专业划分的经济利益集团;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由退役老兵组成,它们为退伍军人争取养老金和奖金,影响力很大。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也属于这一类;全国有色人种协会等组织专门为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权利,美国印第安人全国大会则为印第安人争取同样的权利;全国妇女组织积极出面为妇女说话论理;全国步枪协会发起之初仅作为业余射击爱好者联谊会,后来成为有2000万以上成员的反对枪地控制立法禁枪,步枪协会作用甚大。

没有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怀疑大企业和集团公司在社会上拥有令人生畏的巨大力量。在崇尚金钱的国家,基本的商业生产企业是国家经济的骨干部分。500家美国大分司---控制了全国3/4的工业资财,它们的营业额占全国经济一半以上。它们当然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几次企图对中国实施301条款进行贸易制裁和取消最惠国待遇,它们因在中国有投资利益便积极斡旋,由于门路熟,劲用到点子上,最后都有惊无险拉倒了事。

工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形式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美国的劳联--产联是美国社会中重要的权力之一,但近年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发展,美国人就业广泛,工会的力量在削弱。

利益集团五花八门,它们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多种多样。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怎样为自己的利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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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为何争夺的如此激烈?我看是背后的利益太大,不仅利益大而且利益的积累速度太快。

那么利益到底有多大呢?越战失败之后,里根政府奉行了名不见经传的供应学派理论,释放了美国的金融魔鬼们。美国的制造业在让出了一些阵地后,开始向高技术转移;美国的金融体系渐渐形成银行、有价证券和各种基金的三分天下,使投资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和灵活;公司兼并、购并、资产重组和中小企业创业之风一阵高过一阵,越来越多的法人和自然人投入到新时代的经济激流之中。今天我们看美国的民主,好象是政治和制度上的民主,实际上那只是它的表像,它的根基还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民主。

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二十年中,美国金融机构大多是非银行界。而银行界的集中和兼并也愈演愈烈。在80年代下半期,美国被兼并的银行即有3000余家。除了兼并活动外,1927年法律限制的大商业银行不能越洲的规定渐渐也被打破。1985年6月,地方性银行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互设代理行、支行分行的协议被高等法院裁定为合法。

如果说美国的成功得之于高新技术和创业精神,那芯片和软件也属于表面上的,真正的尖端活儿都集中在金融上。举个例子:1991年,美国军队和多国部队用了600亿美元,近100万军队,投弹20余万吨,杀伤伊拉克军民20万人,毁掉了成千上万的伊军坦克,把萨达姆·候赛因的军队赶出了科威特。然而至今已经10年了,仍无法把萨达姆赶上台。其间不知想了多少招,连旁观的人都不耐烦了。而仅仅一个索罗斯,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下达指令,由几位年轻的操盘手按几下键盘和鼠标,就挤垮了整个东南亚国家和日本、韩国、俄罗斯。至今全球还惊恐不安,金融余震一再发生。

在1999年1月欧元问世前,经济全球化的唯一媒介是美元。表面上,马克和日元也被用于外汇储备和结算,但说到底是美元说了算。对美元的依赖为华盛顿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权力和地位,这种地位越来越多地把他们引上了剥夺其他民族利益的境地。在围绕金融统治权力所进行的隐蔽战争中,判断力量的就是外汇汇率。而美国损人利己的美元利率政策又在不断创造着巨大的利益。外汇市场绝对是按照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节拍运作的。专家们对于这种现象束手无策只不过表明,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在世界金融网络中拥有美元权势利益的人们在活动

⑷ 美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最后一项关于2020年大选上诉,最后的机会没有了

2020年的大选已定,特朗普只能等下一届了。

首先,我先来废话一下。

川普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不仅把咱们国的相声发扬到了国际和西方国家当中,还成功卧底美国以美国的国力来督促我国的成长,在这里我给老川普同志比一个大拇指,真的不容易,一个人孤身闯进美国,以一己之力让美国成为一个笑话,让我国在国际中的整体影响力扩大了一倍,感谢,感谢川普同志为我们做的贡献。

像川普同志在这次的美国大选败给了拜登同志,虽然委屈,但我还表示理解,我恨那,怎么拜登就当选了那?那以后我看美国相声在哪儿看?我的自媒体素材从哪儿来?气死宝宝了,太过分了。

像川普同志卸任,这不仅是美国历史的倒退,还是各大自媒体和各大新闻媒体的损失,怎么就被一个老头打败了那,这以后去哪儿写文章挣钱去。

好了,我的废话完毕。

⑸ 美国大选由谁组织

美国总统选举四年一次,劳师动众,花费巨大;关心的人不仅仅是美国的选民,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无数吃瓜群众旁观。

那么,问题来了,美国选总统究竟是哪一个部门负责呢?或者说,选举总统这件事到底是谁来组织呢?

首先,总统大选既不是由参议院牵头,也不是众议院出面,也非最高法院;而是由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组织安排;

除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以外,各个州、县(或者郡)都有各自的选举委员会。这些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由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在各地的代表按照同样的人数,并且还有各地方的法官组成。三方参加的人数相等;由他们负责协调组织选举的所有事宜。

美国人选总统,并非如同吃瓜群众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只有两个人的名字,要么川普要么拜登;美国大选的选票其实非常麻烦,选民要选出的代表人数其实很多。

除了总统候选人以外,选票上还有各州按照比例分配的参议员以及众议员改选的候选名单(参议员任期六年,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两年,两年全部改选)。

除了联邦议会(国会)的议员需要投票选出以外,各个州的选民还要投票选出各自的州议会议员、各自市、县(郡)议会的议员(代表)。

因此,选民们要选出的远远不止是总统一人那么简单;而且美国的各个州情况不一样;选票的设计也不尽相同;所以就必须由一个能够代表共和党民主党并且有法官参加的选举委员会来承担者组织监督投票工作。

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参加人数应该是破纪录的;从川普以及拜登双方宣布的得票数来判断,选票至少有一亿八千万张;

如此多的选票,都要经过人工一一核对;然后通过机器扫码统计数据;如果是邮寄选票,还要将很多折叠或者损坏的选票一一清理,最后扫码。因此,出结果很慢,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此复杂的选票,也不可能远程电子投票。

如果参加选举的任何一方对选票统计数据有疑问,可以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比如说川普选举团队向美国多个州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接到诉状以后,就会要求各个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州政府应诉;法院打官司当然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败诉也是可想而知的。

大选结果经过法律程序最后公布,各级选举委员会自然就会自行解散;等到中期选举时,各个州又必须重新组织一班人马。不过,联邦选举委员会就没有必要了。

总之,美国的大选非常复杂;并非想象中的按一下按钮或者轻点鼠标那么简单——从确定选民身份,属于哪一个选区,再到设立投票站,监督投票过程,清点得票率等等,都是由选举委员会来完成。

⑹ 美国联邦制的权利机构。总统怎样选举谁掌握司法全最高法院大法官由谁提名

  1. 美国实行总统制,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的程序分为预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候选人竞选、全国选民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和“选举人”成立选举人团正式选举总统5个阶段进行,整个程序需耗费近一年的时间。预选通常在大选年的2月份开始进行,6月份结束。其间,各政党登记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将为获得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展开竞争。预选的另一项任务是各党推选出各州出席本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预选通常从美国东北部的小州新罕布什尔州开始进行。预选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各党从基层选区开始,自下而上逐级选出出席县、州和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另一种是由各党的选民在同一天到投票站秘密投票,分别选举各自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根据各候选人的得票比例确定该州参加各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由于第二种方式比较正规,在近几届总统大选中,绝大部分州采用这一方式。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般在7、8月份举行,其主要任务是确定该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并通过党的竞选纲领。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总统竞选便正式拉开帷幕。这一过程一般要持续8至9周。在此期间,各党的总统候选人要耗费巨资,穿梭于全国各地,通过广告大战、发表竞选演说、会见选民、召开记者招待会以及进行公开辩论等多种形式,阐述其对国内外事务的政策主张,以赢得选民对自己的信任,争取选票。全国选民投票是在选举年1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后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全国选民投票日也叫总统大选日。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团制度,因此总统大选日实际上是选举代表选民的“选举人”。真正的总统选举则是在12月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今年是12月13日)。届时,各州被推选出的“选举人”将前往各州的首府进行投票,最终选举出总统。当选总统将于次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另外,在总统大选日,选民还要在联邦范围内进行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根据美国1787年宪法,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院有议员100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议员435名,任期两年,期满后全部改选。

  2. 司法权属于联邦各级法院,法院负责审查法律。

  3. 美国总统提名并终身任职的是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每个总统可以在上任时任命一个首席大法官,也可以不提名,沿用之前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终身任职,总是差不多有十几个。

⑺ 特朗普获重大胜利,最高法院支持其避难新规,对接下来的局势有何影响

特朗普获得重大胜利,美国的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不允许避难者申请进入美国。虽说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很多想避难的人,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要说对未来有什么影响,我只能说基本没有。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而他的法案只是让这些避难者想要进入美国变得更加困难。他们的反对对于美国来说无伤大雅。


美国一直在世界上宣称自己是民主,自由,和平的国家,什么崇尚自由和平之类的,什么大国广阔胸怀,反正各种美好的词在身上用了一片,现在连入境的一些难民都不想接纳,甚至还专门通过法案来强制执行。以前不断挑起战争就不说了,现在连难民申请者都不允许进入,对于特朗普的操作咱们只能说一波666。

⑻ 关于美国总统的选举

总的来说 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 具体内容往下看

美总统是怎样产生的?------经民选但非全民普选

美国离2008年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初选也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的竞选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不过,美国总统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而是要取决于选举团的投票结果。

每隔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美国9千万以上的选民要投票选举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的成员(electors)。根据选举团制度,每州选民的投票只决定这个州的选举人,并且实现知道、也就是选举团的成员投哪一位候选人的票。在一个州的选民投票中得到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获得这个州全部的选举人票。选举人在12月中旬再投票选出美国总统。

*获半数以上选举人票即当选总统*

那么选举团是如何组成的,共有多少名选举人呢?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和1804年通过的第那2项宪法修正案,每州的选举人数目相当于这个州选出的议员的数目。美国首都华盛顿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拥有3位选举人的名额。目前美国的选举团共有538名成员。总统候选人获得的票数如果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半,也就是获得27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就能当选。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的选票达到这个数目,就要由众议员的投票来决定。

每州的众议员合在一起只有一张选票,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801年当选的汤玛斯.杰佛逊总统,另一次是1825年当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选举人应当根据选民的意志来投票,但是美国宪法并没有强制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很少有选举人倒戈,而且这种“不忠实”的选票也很少能改变选举的结果。一些州的法律禁止选举人倒戈。

*普选得票总数落后仍能赢得大选*

那么,美国历史上发生过总统候选人普选得票总数落后、却赢得大选的情况吗?答案是肯定的。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总共发生过3次。

1876年,美国共有369张选举人票。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拉瑟弗.德海斯普选得票403万6千298张,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蒂尔登普选得票430万590张。海斯普选得票少于蒂尔登,但获得的选举人票却以185比184超出一张,从而当选总统。

1888年,美国共有选举人票401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普选得票543万9千853张,同时获得233张选举人票。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普选得票554万309张,但仅获得168张选举人票。结果,哈里森赢得大选。

2000年,美国选举人票为538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乔治.W.布什普选得票5千零45万6千零2张,少于民主党竞选对手阿尔戈尔的5千零99万9千897张选票,但布什由于赢得271张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

一旦出现总统候选人普选得票虽少、却由于赢得多数选举人票而当选总统的情况,大多数美国选民自然不会感到高兴。那么,美国的开国先贤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呢?

美国总统选举法规:怎样进行美国总统大选初选

2008年1月以后,美国一些州会相继举行大选初选。在初选过程中,政党内部的总统竞选人要在各州展开竞选,获得党内代表票数最多的候选人经党代表大会提名,将作为本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和竞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进行决战。

*初选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

初选(Primary)是美国总统大选第一阶段的选举,其目的是在11月的总统大选之前,对政党内部的总统竞选人进行筛选。每个州筛选总统竞选人的程序都不同,大多数州采用“个人投票初选”,通过人们各自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政党总统竞选人。

目前,美国大多数州都采用这种初选方式,但是,也有少数州采用“基层党团会议初选”(Caucus),通过党员集体开会讨论,推选出满意的政党竞选人。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希瑟.格肯(Heather Gerken)解释了“个人投票初选”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之间的区别。她说:

“‘个人投票初选’很像大选,人们要通过投票,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标出自己最喜欢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就获得初选的胜利。‘基层党团会议初选’则更象国会辩论。议员们进行激烈辩论,并寻找妥协方案,它又象市政会议,大家聚集在一起,对某一事务做出决定。”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纳特.佩尔西利(Nate Persily)指出,这两种形式关键区别在于一个是不记名投票,另一个是公开投票。

佩尔西利教授说:“‘个人投票初选’是指人们要投票选出一位候选人,没有人知道是谁投的票以及投了谁的票。但是,‘基层党团会议初选’更类似于集体决定,人们会站起来公开表示投票支持某一位候选人,然后大家再分成不同的小组,哪位候选人在小组中得到的支持票越多,那么他在举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的州的某一选区得到的代表票数就越多。”

这样看来,如果希望更多的人参与投票,而且保持投票的隐私,可以选择“个人投票初选”,如果希望就某一问题进行公开的和更深入的讨论,可以选择“基层党团会议初选”,究竟采取哪种方式,由各州自己来定。但是,美国历史早期,各州一般通过“基层党团会议初选”选举政党总统候选人。

*改革投票程序*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希瑟.格肯指出,由于出现过政党操纵投票等舞弊问题,各州开始改革投票程序。她说:

“美国历史上投票一度存在很多舞弊问题,例如1800年代末期和1900年代初期,出现过政党自己印选票,通过免费提供酒来拉拢选票,以及看着别人投票的作法。为了阻止这种舞弊行为,各州开始参与到投票中来,并且对什么人可以参加初选进行调控。现在,各州在这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对人们应该投谁的票,而是对投票程序、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投票进行控制,同时负责清点选票等。”

*初选不是直接选举*

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加勒特(Elizabeth Garrett)说,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人们都不是直接投总统竞选人的票。她说:

“在‘个人投票初选’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中,参加投票的人实际上不是直接投票选举政党竞选人,例如,在初选中,人们不是直接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本人,而是投票选出参加民主党党代表大会的代表,然后再由他们到那里选出总统候选人。”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纳特.佩尔西利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做法。他说:“每个州会根据人口多少被给予一定数目的代表,因此象加州或纽约这样的大州就比特拉华、新罕布什尔这样的小州,以及怀俄明这样以农业为主的州的代表票数多许多。政党总统竞选人要在初选结束之前尽可能多地争夺代表的票数,谁得票多,谁就是赢家。”

*各州竞选法规*

美国联邦一级有一些法律规定,每位公民,无论种族和性别如何,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但是,美国的竞选法主要还是在州一级,全美50个州各有各的选举规定和投票方式,总统大选也不例外。

例如在大选初选问题上,就有数以百计的法律条文和规章。例如有些州为了选出公众都喜欢的总统候选人,允许跨党派投票,但是也有一些州只允许本党成员参加党内初选,以确保选出真正忠实于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

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加勒特介绍了各州做法上的不同。她说:

“美国有两种‘个人投票初选’。拿民主党初选为例,有些州采用封闭的‘个人投票初选’,因此只有注册的民主党成员可以参加投票,其他一些州,例如我所在的加州,采用半封闭的‘个人投票初选’,允许民主党和独立派人士参加投票。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有所不同,因为人们要聚到在一起进行讨论,因此会占用个人更多的时间,参加这种初选的人一般都是党内忠实成员。”

*新罕布什尔和爱奥华一马当先*

另外,各州对什么时候举行初选也有自己的法律规定。从传统上讲,第一个举行“个人投票初选”的州的是新罕布什尔,第一个举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的州是爱奥华。初选的最初阶段非常关键,因为选举结果一般可以反映出政党候选人的实力如何,而且往往会对后来的选举产生很大的推动力,因此政党总统竞选人都会努力争取在最先举行初选的州获得胜利。

至于哪个州应该最先举行初选,完全取决于各州的法律,例如新罕布什尔州通过的法律规定,它的初选必须在其它任何一个州举行初选的一个星期之前举行,因此如果有哪个州通过新的法律,把自己的初选时间提前,那么,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时间也就自动提前。

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加勒特指出:“在应该由哪个州最先举行初选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执,因为没有一个州愿意在竞选已经成为定局后才开始举行初选。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以来都在新罕布什尔和爱奥华州举行初选和基层党团会议初选。

“对于这两个州是不是最先举行初选的最佳地点,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它们都不算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州,这两个州都是农业州,而且少数族群也不是很多,因此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州选出的代表可能和它们选出的代表不一样。”

*州和政党发生冲突怎么办?*

罗约拉法学院教授理查德.哈森(Richard Hasen)指出,政党内部的竞选规定和州竞选法有时也会发生冲突。他说:

“各州可以自己定初选时间,但是如果政党不同意,它可以不接受州选定的日期。例如,如果加州通过法律说,它将在新罕布什尔州之前举行初选,民主党可以说,如果这样,它就不承认加州的初选结果,因为它已经向新罕布什尔做出承诺,让它首先举行初选。”

上面,我们介绍了各州大选初选的一些法规,当然各个政党也有自己的竞选规定。如果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美国法律如何判定呢?根据美国法庭的判决,在由谁参加初选以及初选法规的问题上,政党有最后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州的法律要服从政党的竞选规定,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及竞选法的案子。

*加州法律允许跨党派初选*

1996年,加州选民通过全民公决,通过了“总括性初选法”。这个法律规定,无论选民个人属于什么党派,他们都可以参加其它党派的初选,获得票数最多的政党候选人将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加州罗约拉法学院教授理查德.哈森介绍了这个法律的内容。他说:

“加州的法律说,参加初选投票的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政治党派,应该被允许参加初选,例如,如果我是民主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的初选,而且可以不受次数限制地变换参加初选,例如在选举州长时,我可能决定参加共和党的初选,而在选举参议员时,我则可能决定参加民主党的初选。”

*加州竞选法引起争议*

支持“总括性初选”的人士认为,这个体制可以促进更多的人投票,而且能够选出比较温和的候选人。但是,传统上一直禁止非本党成员参加本党大选初选的加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均表示,允许非本党成员参加初选,会使两党难以选出更好地代表本党观点的候选人。

因此,以民主党为首的几个政党,分别向法庭提出诉讼,控告加州政府,理由是加州的初选法违反了宪法给予他们的结社自由。但是,被起诉方的代表、加州州务卿比尔.琼斯申辩说,“总括性初选”可以使民意得到更好的体现。

地区和上诉法院的判决以州的利益大于政党的权利为由,做出有利于加州政府的判决。但是,加州民主党不服,继续上诉。

*法庭裁定党派利益优先*

2000年6月26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7比2的多数判决说,加州的初选法违反了政党的宪法权利,因为美国联邦宪法确保政党本身,而不是其它什么人,选择本党候选人的权利。

这项判决一方面否定了加州的初选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在竞选法的问题上,例如在谁可以被允许参加政党初选和由哪个州最先举行初选等问题上,应该由政党,而不是州做出最后的决定。

*总统候选人提名*

我们一开始提到大选初选结束后获得代表票数最多的竞选人将获得政党的提名。但是,罗约拉法学院教授理查德.哈森指出,实际情况是,前几个州的初选下来,有些候选人看到自己得到的代表票数很少,而且没有希望出线,因此在初选结束之前就退出竞选。

哈森教授说:“近些年来,往往在党代表大会开始之前,人们就知道谁会被提名为政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了,因为会有一个候选人得到的票数非常多,以致于党代表大会上代表投票只不过是履行应尽的义务而已,这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

在各州举行初选后,各政党将举行党代表大会,再由与会代表投票提名本党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加勒特指出,代表们在投票问题上比较灵活。她说:

“有些政党候选人有可能在大选之前就退出竞选,因此,那些本来决定投票支持他们的代表,如果在初选中被推选去参加党代表大会的话,就有了投票支持其他候选人的灵活性。除此之外,还有些所谓的‘超级代表’,他们不用经过初选,而是由党内决定参加党代表大会。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体制。但是,一般来说,人们可以通过在初选中被选出的代表,就对谁会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略知一二了。”

一般来说,参加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会提名获得代表票数最多的候选人。如果没有一位候选人在初选中获得提名所需要的足够票数,那么党代表大会上还要再次进行投票,代表们也可以投票支持他们在初选中没有投票支持的候选人。

*大选初选利弊*

对于大选初选,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纳特..佩尔西利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

“‘大选初选’看上去很民主,因为普通党员可以更多地参与到这个制度中来,而且还可以避免政党内部的欺骗行为。但是,我们发现,虽然允许更多的人投票可以使政党更民主化,但是,实际情况是,往往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等最初几个州的初选过后,政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基本确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了全美大部份州开始举行初选时,候选人已经被选出,这意味着,很多选民在选谁作为政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不能进行有效的投票。”
参考资料:

⑼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

⑽ 美国的选举制度是怎样的

美国施行的是总统制度,每四年作为一个周期。而且美国选举制度也颇为复杂,其中包含了预选、确定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竞选、选民投票、选举人投票表决以及总统就职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耗时极长,程序也相当繁杂。

第六阶段;总统就职;总统就职庆典,一般而言都是放在次年的1月20日。获胜的总统候选人会在就职典礼上宣誓,并发表就职演讲。至此,选举总统的全部流程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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