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主审法官面对面

5. 童年生活对你成年后有无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么影响是什么

心理学家斯蒂芬妮·斯蒂尔认为，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成年行为有很重要的影响。

童年时期，孩子的基本心理需求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重视和理解，那么，在成年以后，ta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弥补自己缺失的东西。

那么，具体是如何影响的呢？今天实用菌就和大家介绍一下斯蒂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太懂事的孩子，会经历更多的迷茫

懂事的孩子，或者乖孩子，最大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心理需求放在一边，先去满足别人。

比如经常被父母忽视或呵斥的孩子，会倾其所有地讨父母的欢心，满足父母的各种愿望，以便让父母满意，或者至少不会受到惩罚。为了更好的适应父母的要求，孩子会压抑自己与父母要求相悖的愿望和感受，变的乖巧听话。

懂事的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样处理愤怒的情绪。

愤怒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我们的底线和坚持。孩子不懂得愤怒，就会逐渐丧失对自我的主导。Ta会形成这样的内心信念：

我不能反抗

我不可以生气

我必须自我适应

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意愿

等等

我不能反抗

我不可以生气

我必须自我适应

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意愿

等等

由于这种信念的影响，他们一旦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比如和小伙伴或同学相处时，一旦受到品行不好的人欺负时，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即使成年以后，他们也会习惯性的把别人当成主导，认为别人的需要比自己更重要。他们会是很好的执行者，努力去实现别人的意志，但是一旦需考虑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变的很迷茫。

只有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信念，并学会表达愤怒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和身边的人平等相处。

信念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它会影响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以及与他人的关系。

如果一个小孩得到父母的爱和关心，那么这个孩子便会养成这样的信念：

我是受欢迎的

大家都很爱我

我很重要

等等

我是受欢迎的

大家都很爱我

我很重要

等等

这些信念会让ta内心的小孩变的强大。

如果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冷酷拒绝的，那么孩子也会产生负面的信念，比如：

我不受欢迎

我是个负担

我不值得别人的爱

等等

我不受欢迎

我是个负担

我不值得别人的爱

等等

尽管信念产生于一个人的童年，但是它们会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并会变成我们成人阶段的心理模式，对我们的认知、感受、思考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信念就相当于心理上的操作系统，也许它听上去简单易懂，却凭借自己无穷的力量在无声无息的影响着我们。信念就像一副眼镜，它准确与否就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在看清现实，还是在扭曲现实。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内心的消极信念，不仅仅产生于父母的忽视和冷漠，也可能产生于过度保护。

那些过度溺爱孩子的父母会给他们的孩子留下这样的信念：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并不需要为此付出多少努力。

这种信念会让他们高估自身的意义和重要性，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如果事情没有按照他们所想的去发展，他们就会非常伤心和愤怒。

一个孩子受溺爱的程度太高，ta对悲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无法忍受哪怕是程度很低的沮丧，缺乏适应能力。他们的信念可能是：

我很重要

我一直深受欢迎

我想要的都能得到

我应该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我比其他人都强

等等

我很重要

我一直深受欢迎

我想要的都能得到

我应该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

我比其他人都强

等等

这些信念会导致他们在长大以后出现适应性障碍。他们经常会得罪身边的人而不自知，当他们喜欢一样东西但遭到拒绝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绝望，因为他们不习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如果足够幸运，他们也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并获得不错的成绩，但是，如果一旦失败，他们脆弱的挫折承受力决定了他们难以承受这种结果。

虽然我们的童年生活，或者精神分析眼中的原生家庭，对一个人成年以后心理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需要澄清一点的是：探讨这些，并不是要否定父母的心血，把自己身上的问题责任归结到养育我们的父母身上，而是通过了解自己的成长轨迹，发现自己内心隐藏的负面信念，然后担负起自己人生的责任，调整自己，让自己获得真正的成长。

而且，在实用菌看来，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父母，人活着的最大价值也不是为了去变的完美。生活的意义更多是在体验，体验我们所经历的喜怒哀惧。

或许换一个不同的成长环境，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会有所改变，但我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快乐就是快乐，痛苦就是痛苦。《欢乐颂》里，樊胜美买不起房子的痛苦，和曲筱绡因父母要离婚失去家的痛苦相比，并没有什么大小的区别。

我们之所以要去探索自己的心理成长轨迹，也不是要让自己变的完美，而是让自己从旧的信念模式中解脱出来，从让自己能够体验的更多，人生的体验更完整，而不是一直过着重复的人生。

小编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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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6. 马加爵案主审法官刀文兵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了吗

2020年7月7日，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云南高院指定管辖决定书（2020云刑辖228号），内容显示，云南高院就玉溪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刀文兵故意杀人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非法持有弹药罪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指定由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10月21日，云南法检系统相关人士向媒体证实，上述裁判文书中的被告人刀文兵，案发前是昆明中院执行局副局长，2004年曾主审马加爵案。

(6)马加爵主审法官面对面扩展阅读

早在2020年7月，广泛流传于云南司法圈的一个版本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的一副处长是刀文兵的第二任准媳妇，为与该副处长在一起，刀文兵与原配离了婚，而该副处长同时又是云南省司法厅原副厅长赵立功的情妇。

据2019年9月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赵立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多位知情人向红星新闻记者透露，赵立功曾给前述副处长的银行卡账户打了两千余万元，赵立功落马后，其“利益关系团体”慌作一团，刀文兵遂与该副处长相约自杀。

二人相约顶楼自杀，但最后是刀文兵将该副处长推下楼，其本人并未自杀，该副处长最终身亡。 认证为知名法律博主的@胡贵云律师发微博称，“审判马加爵杀人案的法官刀文兵，后来也亲自杀人了，杀的是情妇，伪造成自杀。”

昆明中院回应媒体称：“本案由省高院指定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目前该案还在审判过程中，案情的相关情况我们这边也不太了解”。 21日中午，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回复红星新闻，因本案尚未审理，故对相关案情并不清楚。

7. 李玫瑾解读马加爵案等谜案背后的东西是怎么回事

事件出自凤凰卫视2月26日《名人面对面》，凤凰卫视采访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李玫瑾，谈谈犯罪心理方面问题。

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她是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李玫瑾：犯罪人呢，实际上是介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一个群体。

解说：她如何体察人性常态？

许戈辉：都可以致命。

李玫瑾：都可以致他死亡，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应该是被害的。

许戈辉：因为不可能有这个三个，这顺序是怎么回事，一个就已经可以死了。

李玫瑾：结果后来呢，也是作为一个疑难案件，当时他们找到我，实际上犯罪研究它涉及到，尤其侦查当中它涉及到很多领域的知识，我认为侦查本身它就是大量的借助科学的手段和技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不是法医，所以我当时还没有从法医的角度。但是我从行为的角度呢，当时有一个还原，就是我认为他应该是先是到一个地方，他想自杀，他其中有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锤脑袋，但是呢他没死，然后呢，最后他又开始割手腕，他还没死，为什么？因为从现场痕迹来看，就是说他有一个树林当中的移动的表现，而且树上呢，在这样的高度上都有血迹，这意味着他曾经用这个手去摸过这个树，搂住这个树，所以他的手腕上那个血就会留在那个树上，这个时候如果也有可能别人在害他，比如拽着他往前走，已经割了手腕了，但还是拽着，也有可能。然后呢，但是他最后的死亡呢，他有一个喷溅点，他在一个柱，就是一个砖房面前，当时有大量的喷溅，这个喷溅我们判断是什么呢？他可以自己造成，也就是说他拿刀对着这个墙往里一扑，就可以导致扎到心脏，然后这个才会出现这个喷溅。如果他背朝到这个墙，他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喷溅的血形，所以真正致死是他最后扎自己胸口这一刀。那么这个刚开始我并没有还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当时也感到很困扰他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三个顺序应该是这样一个顺序，后来见到一个法医，也是广东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医，他当时就给了我一个提示，他说你有没有想到是自杀，他这样一句话我突然就明白了，因为这个行为的顺序只有自杀才能解释，他杀是很难解释的。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后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他说其实自杀的时候，有时候一种手段死不了，他会换一种手段，而杀人呢往往他要想致你毙命，他除了有威逼之外，他基本就比较简单。

许戈辉：他会用把一种手段用到极致，直到达到目的是这个意思吗？

李玫瑾：他要是威逼的时候他会有各种各样的，他的一些伤口会在其他地方出现，而这个人所有的伤口都是能够到的伤口。

许戈辉：哦，这样。

李玫瑾：对吧，在侦查心理分析画像当中有一项就是死因心理鉴定。

许戈辉：是，其实您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就是这个他这个最后致死的这个路径，这个似乎不是您去研究的这个领域，您应该去研究的是这个人得有多强烈的求死之心才会一遍又一遍地用这种致命的手段在戕害自己。

李玫瑾：对，这是一个分析，但是犯罪心理分析不是光一个问题，你说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动机问题，动机呢，是最难的一种分析，一般在我现在来做案件分析的时候，动机是不太靠前的，我更多是考虑就是第一这种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他怎么做的，我很在乎他的行为方式。然后第三呢就是行为的心理问题。

李玫瑾：当一个人他完全不太接触这个领域，他第一次看这样的图片，会对这个社会觉得太可怕了。他当时在法庭上讲嘛，我请求法官判我极刑。

解说：一遇上热点案件，媒体都少不了邀请李玫瑾点评分析，作为犯罪心理专家，她破解难题无数，但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解题高手”李玫瑾却被一个问题困扰了许久。

许戈辉：您的研究工作呢本来在长期以来都是在幕后的，但是这些年呢，因为这个公众对于很多刑事案件的关注，您就频频地走到台前来。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累心的是什么？

李玫瑾：最累心的就是有很多话不能全盘托出，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挺，还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犯罪呢是一个我们社会当中很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认为不光是被害人和被害人的亲人们痛苦，如果把一个案件完全裸露在社会面前，会让很多人受到伤害的。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我带我的一个研究生是女孩，去一个地方分析一个案件，我当时在看这个案件的法医的检验，然后呢，他的照片都是被害人很惨的照片，我带着这个孩子，她坐在我这个左手，这边是刑侦人员把（照片）给我，当我看完以后我就直接递给这学生，因为她是我的学生嘛，所以我想都没想就直接交给她了。后来我就发现，从这案件之后的晚饭到第二天早饭她都不怎么吃饭，然后她话也非常少，我后来突然反应过来了，她是第一次接触这么可怕的画面，所以后来，这也是我后来不太带女生去做这种事情，就是去做案件分析。那么还有一次我记得，我跟。

许戈辉：您自己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吗？

李玫瑾：没有嘛，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情商特别弱，像这样的情况让我明白，就是有很多犯罪的事情，就是包括它的现场，包括整个的案情，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拿出来说的，尤其在外人面前。当一个人他完全不太接触这个领域，他第一次看这样的图片，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会受不了的，会对这个社会觉得太可怕了，然后生活的一些这种绝望或者失望，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谈一些案件的时候，我还要考虑，不光要考虑被害人，甚至犯罪人的亲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像2004年马加爵的案件，那个案件当时社会影响非常大，因为当时全国通缉令那是也很少那样做的，全国通缉，所以所有人都在关注。

解说：2004年，大学生马加爵在宿舍连杀四人，案件震惊全国。从当时的证据看，他既不为财，也不是冲动杀人，行为方式也绝非精神病人，参与办案的警察跟李玫瑾说，马加爵案很值得研究。

李玫瑾：这个案件当时最有争议的就是他的动机问题，那么我当时去做调研，我就明白他的动机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就是说他为这个事情杀了四个人，实际上是在遮掩他自己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他确实犯罪，他要承担他的法律责任，可是呢，他这种遮掩的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人性的常态。

解说：马加爵的犯罪动机是什么？是当时探讨的热点。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穷人的自尊”。李玫瑾坚持到马加爵被执行死刑后，才公布了对马加爵犯罪心理的分析报告，她说，贫穷并不是问题的起点，真正导致马加爵犯罪的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扭曲的人生观，还有以我为中心的性格缺欠。

李玫瑾：即使犯罪人他犯罪了，他有些涉及到他的一些，就是很隐秘的一些情感，或者一些自尊的东西，我应该也要为他保留，我不要急于地给他裸露出来。

许戈辉：但是如果这个和公众所要求的知情权产生矛盾呢？

李玫瑾：我认为这个知情对于公众来讲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你在之前你可以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法律是公正的。所以在司法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问题，那么他活着我可以先不说，等他走了，也就是说这个保密的这个问题，为了他而存在，他已经不在了，那么我可能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是可以。他本身已经为这个事情请求赴死，他当时在法庭上讲了，我请求法官判我极刑，然后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大姐要求你一定要上诉，但他自己坚决不上诉。所以我认为他已经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勇敢地承担责任了。

许戈辉：但这个是您刚才所说的无奈吗？或者就是说累心的部分吗？

李玫瑾：这是第二个层面。

许戈辉：就是知道的实情不能全盘托出。

李玫瑾：对，这是第二个角度。那么后来我看到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大姐也多次接受采访，就谈到了很多网上的一些议论，他们也很，比如说出现一个案犯就说这又一个马加爵。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去。

许戈辉：重新在揭开他们的伤疤。

李玫瑾：对，伤疤。我个人觉得被害人，其实被害人是很无辜，很痛苦的，可是有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这我刚才谈到的是一个案犯本人，那么现在我要说的是案犯的亲人，他们的亲人呢应该说，当自己的一个亲人做了很严重的犯罪的事实以后，就是他没有回头路了，而且要接受法律的处罚，甚至全社会来声讨，那么他的亲人，首先第一他没有参与任何这个去帮助他，然后第二呢，他也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出现这样的行为。那么他们在社会几乎的不到任何一点同情和帮助。所以。

许戈辉：许戈辉：而他们恰恰是还在的，而且要把日子继续过下去的那一群人。

李玫瑾：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再看到的第三个层面，不要简单地愤怒，也不要简单地去斥责一些相关的人员，而是应该了解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当我们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怎么让他今后不这样做，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当中要接触媒体的时候最无奈的一件事情。

李玫瑾：其实我也不是在做辩护，但大家觉得，你既然给他找犯罪的原因。

许戈辉：那就是在辩护嘛。

李玫瑾：犯罪人呢，实际上介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一个群体。

解说：2010年，大学生药家鑫深夜驾车撞人，并扎了伤者数刀，致其死亡的案件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李玫瑾在某档节目中就“为什么药家鑫不是扎一刀，或者两刀，而是扎六刀。”这样的行为成因进行了分析。

李玫瑾：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就经常叫强迫行为，强迫行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做的这个动作往往不是他的一种兴趣动作，而是一种机械的他在做，那么这个动作呢，往往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呢？替代行为。他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动作是在他心理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儿弹琴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动作。当我不满的时候，我弹琴本身是来，就是发泄我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撞伤了，而且在记他的车号，他这个刀的行为实际上类似于砸琴的行为。

解说：李玫瑾这段话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愤怒，大家纷纷指责她把药家鑫的杀人动作用弹钢琴来解释，是在为药家鑫辩护，那段时间她的博客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咒骂。

李玫瑾：很多时候我都会讲到就是说，他该不该死不是我来说话，那是法庭来判断的，那么这个人可恶不可恶，这个不知道，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这样。

许戈辉：但是恰恰大家的愤怒来源于觉得你没有一个是非黑白，你在为这个施害人为犯罪在做辩护，这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

李玫瑾：其实我也不是在做辩护，但大家觉得你既然给他找犯罪的原因。

许戈辉：那就是在辩护啊。

李玫瑾：就是给他找理由，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让我这些年最为痛苦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两年有所改变，尤其是我在一些媒体上通过一些更多的来介绍一些相关的研究。

许戈辉：你觉得大家会变得越来越来越理性。

李玫瑾：对，我现在看到网上很多的就是能够理解了，所以我特别欣慰的就是说，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主动在网上给我留言，就说当初对你有误解，对你的言论很不敬，然后向你道歉，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的心里觉得，哎呀，这个就是一种特别的满足，就是说你终于得到大家的理解了。

视频片段：起立，报告李老师公安大学09侦查上课前集合完毕，应到35人，实到35人，报告完毕，请您授课。

好，上课。

是。

解说：李玫瑾从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公安大学讲授犯罪心理学，她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她都在做教材，为研究打基础。直到1992年，她得到一次去地方派出所实践的机会，一年的实践经验让李玫瑾开始对自己的专业有了新的体悟。

李玫瑾：我也做过半年的预审，偶尔也偶尔审过一两个案件，我记得早期我审的基本全是失败的。

许戈辉：怎么讲啊。

李玫瑾：因为我记得最早在青岛工作，有一个女孩，当时我师父交给我的活儿就是说，你就问她来没来过青岛就行，就把这个问题问清楚，然或来过几回，她们好像是一个制假的一个团伙，专门制造假东西然后卖，包括烟还包括什么。这个女孩呢，当时我觉得她就是农村的女孩，特别老实，然后头都不抬，就这么扎到底下，我就坐在旁边开始跟她聊天，就是我想先拉近心理距离嘛，让她放松，然或我就跟她（说）多大了什么的，家里干什么，然后兄弟姐妹几个，然后这个什么时候出来，有没有谈过对象，问到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说那你来过青岛吗？没，她就是一句话没，我说那青岛离你家也不远，我说你村里这么多人来，你跟他们来看看，我说应该很容易吧。没来过，没来过，就是没来过，后来我就跟我那师父说，我说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她没来过，我师父说她骗你呢，我说不可能，特别逗，因为他已经问了其他的人，就是谁来过他都知道了，然后他就说你把她带过来吧，然后就把她领出来，领到我们那师父的办公室，然后就让她坐在凳子上，我师父一下跳到对面桌上，然后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我那师父就问她，跟我就完全不一个风格了，然后她特别意外，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啊，来过来过来过，哎呀，整个我这心里就崩溃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实际上说犯罪人有时候和我们这个很多的，应该说好人吧，包括我们的一些学者，他可能不太在一个世界。真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在社会底层，包括我有时候接触一些实务部门的，像法官、检察官，还有我们的警察，就是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他们怎么样粗鲁，反正就这种批评声音吧，他们有时候也很痛苦，就是实务部门呢，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他所面对的一些难题，在解决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确实是他们会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呢，就是我们理想的这个要求呢，或者说比较文明的要求呢，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许戈辉：我理解，您说的就是他民用不同的语境在说话，那势必鸡同鸭讲。

李玫瑾：不同的语境，实际上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社会背景。

许戈辉：对。

李玫瑾：而且有些就是比如说龙布罗梭，就是最早研究犯罪人的一个学者，是意大利人，他就说过这样的一个话，他说犯罪人呢，实际上是介乎正常人和精神病人之间的一个群体，他认为有很多犯罪人他并不是我们那些法学家们想像的那类人。他说其实有很多这个法学家们站在道德的高度上，然后对一些这个社会的问题表现出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他说实际上呢，这些人的身边呢，比如说监管的警察，就是狱警，然后接触他们的法官，或者检察官，或者警察，以及包括这些罪犯身边的亲人，他们对这些人（犯罪人）的了解往往和那些就是站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站在一个理论上层面的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些犯罪人连家人都已经放弃他了，都不让回家，为什么？因为他不光祸害社会，他也祸害家人，然后呢这个家人没办法就希望推给警察，那么警察呢，他们又需要依照法律去行事，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它就是我在这个角度，我又接触实务部门，我也接触理论界，所以我经常能感觉到这个两个界的这种冲突

8. 商业主持风格的形成

尽管远不能与美国著名电视人默罗所创办的同名访谈节目相提并论，王志主持的《面对面》仍然不失为一个颇具个人风格的电视栏目，而且王志和他所主持的《面对面》在一定程度正式在实践默罗所倡导的“电视媒体要对社会事物高度参与，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担负引导公众的责任”的精神。作为主持人，王志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被部分观众所认可的“质疑”风格，但是同时这种色彩鲜明的“质疑”风格也招致了众多观众的质疑甚至反感：王志这么做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或者是争勇斗狠？仅就这一点来说，王志的主持方式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传播效果，现试从传播来源、传播方式、传播心态三个角度将其主持风格之优劣得失予以解读。

一、从信息源的可靠性来看。

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应该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调动者、倾听者和把关人的中介角色①，他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信息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主持人和被访嘉宾一起构成信息源的一部分。主持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在传播过程中，他的语言、态度等本身也在传播信息，同时又与受众在共同经验范围内共享信息，因此主持人的威信是影响受众是否选择和接受其信息传播以及传播效果如何的重要条件。根据耶鲁学派霍夫兰等人关于信息来源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的研究，对传播效果起制约作用的三种变量分别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知名度和动机②。现在着重从可信度与知名度两个方面来谈。

1、主持人的可信度。

美国传播学者们对美国三大商业电视网（CBS、NBC、ABC）历任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年龄考察得出结论：43岁被称为是主持人的“黄金年龄”——成熟、稳重、权威和男性魅力，容易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③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总导演田永明认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应具以下几种基本素质：相当的文化素质；独特的语言能力；个性特征、内涵，这是最重要的。④而王志的年龄（40岁）、风度（成熟，冷静）学历学识（博士在读）、语言能力、个性特征等基本上都与上述要点相吻合，再者，从湖南台到中央台，从《东方之子》到《新闻调查》再到《面对面》，王志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具有丰富的历练和经验，同时他依托的是中央电视台这个具有相当可信度的平台，因此具备构成高可信度的种种条件。

2、主持人的知名度。

耶鲁研究证实，传播来源的知名度与其可信度一样，都同传播效果成正比。⑤谈及王志今天拥有的高知名度，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意味。 2003年4月，“非典”肆虐时期王志和《面对面》栏目摄制组赶赴广州深入医院进行拍摄，成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个进入“非典”病人重症监护区的摄制组。紧接着，由《面对面》栏目制作的对钟南山、张积慧、陈冯富珍等一系列新闻人物的专访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高密度（10天7期）播出，赢得了广大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刚刚开播三个月的《面对面》栏目和主持人王志成为“非常时期”观众心目中的“非常栏目”和“非常主持”。而2003年也成为王志集中获奖的一个高峰期：从2003年5月份始，王志因为非典期间的突出表现分别获得中央电视台、国家广电总局、中直机关等颁发的五个奖项，并被授予首届中直机关五四青年奖章。2003年底，王志获得了中国广播电视主持人的最高荣誉“金话筒奖”，并被新周刊、新浪网等媒体评为年度电视节目主持人。目前，我们可以搜集到的全国众多媒体记者对王志的采访报道也大多集中在2003年5月至7月之间。不过，王志和《面对面》的高知名度也不能完全归于偶然，虽然人们对王志的主持风格褒贬不一，但毕竟他是当下为数不多的有个性有思想的主持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以他为制片人的《面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把镜头对准了“正在影响你的生活、正在改变你的判断、正在吸引你的注意”的人，非典时期的钟南山、主审马加爵的刀文兵、新婚的杨振宁等等。及时抓住那些处在新闻旋涡中的人，使《面对面》和王志保持了自非典以来的高知名度。而当前我国媒体已经发展到了品牌竞争阶段，具有品牌价值的优秀主持人是电视台最鲜活、最具个性的品牌，不但对观众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而且对观众的忠诚度具有重要的影响。⑥

二、从传播方式来看

1、从“两面说”和“预防接种”理论看质疑的效用。

耶鲁学派霍夫兰的关于态度形成与转变的研究结果表明，单方面消息对最初赞同该消息者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最有效；而正反两方面消息则对最初反对该消息者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最有效。⑦根据威廉·麦奎尔的接种免疫理论，为使人们坚持某种信念，必须使他认清这种信念的弱点所在，只有事先经受轻微的攻击，才有力量抵御日后更强烈的攻击。⑧王志的主持风格中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质疑”，更是有人称他为“质疑典范”。王志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质疑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态度，但是它更是一种手段，它把这两个点联系起来，把这个过程充分地展示。”“只有通过这种质疑的方式，只有从反面，用排除法把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之后，我才敢相信这个天是蓝的，我才敢相信这个终点它是真实的。”结合两面说和接种免疫理论，我们可以将王志的质疑理解为一种“欲扬先抑”，或者说在客观上产生了“欲扬先抑”的效果。一方面面对质疑，嘉宾必然要表白自己，这种状态能调动其谈话的欲望，另一方面，王志通过质疑将一些不利于嘉宾的反面消息、以及人们对其普遍所持有的“怀疑”或者“不解”甚至是对其轻微的攻击向当事人（嘉宾）提出，嘉宾必然会做出相应解释，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受众对嘉宾的理解或者谅解。效果最为明显的一期是2003年4月12日《水均益·前沿故事》一期中，王志对水均益的尖锐提问实际上给了水均益一个解释和澄清的机会，节目播出后，对水均益“逃兵”、“胆小鬼”之类的斥责之声反而得到了弱化。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王志曾经表示，在质疑时的提问应该聪明一些。比如问：“你说4：30来，为什么5：00才来？”就不如问：“你曾经说过你4：30来。”这既不失礼貌，又更能让对方感觉到一种“压迫”。例如在《杨振宁别传》一期中，王志这样提问，“我们都为你感到高兴，也希望你能幸福，那么您能不能帮翁帆说句话，她爱您什么呢？”而不是直接质疑“您比他大那么多，她爱您什么呢？”再有，善用质疑，使节目充满了冲突感和戏剧感，也增加节目的可看性。

2、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运用。

王志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这突出表现在他的采访能力，他对各种采访技巧应用得得心应手，“接下来呢？”，“是这样吗？”“为什么呢”，问题接得非常紧，互动式提问、假设性提问、反面提问比较多。他还注意提问背景、细节、假设性的提问、反面的提问，用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去探究对方的心灵深处。另外，王志比较善用体语：身体微微前倾、偏着头、皱眉、在提出尖锐问题时起缓和作用的笑声、手势、谈话过程中有意的停顿等。体语是非语言符号的一种，其功能主要在于传播态度与情绪，辅助语言传播，代替语言。⑨王志惯用的这些体语往往传达了语言难以准确表达的一些含义：质疑，发难，思考，同情，期待，等等。

3、理智有余情感不足的主持风格。

一般来说，情感型劝服比理智型劝服更加奏效。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实验表明，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在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情感。⑩对于主持人来说，加入情感的传播，容易唤起主持人与受者之间的情感交融与心灵撞击而最终产生共鸣。王志早期主持的几期《面对面》的成功也引证了这一理论，在对“抗非”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及专家的系列采访中，王志几度落下眼泪，令观众为之动容。但是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从整体来看，王志的主持风格过于冷静、理性、克制，仿佛总是置身事外，明显缺乏这种情感的流露。《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曾经针对王志在节目中理智有余情感不足的问题说过：“主持人作为一个公众情感的代言人、作为公众价值观念的代言人，有很多的地方能表现出自己应有的一些情趣。”“情感流露同样是构成一个主持人魅力的很重要的东西，在节目里不一定从头到尾都是喜怒不形于色，这个不一定好。”“小崔有几次很打动我，他听对方叙述了以后，控制不住情绪，显得有点失态，但是，正是他这种从专业角度上说的失态，征服了人的心，让人觉得小崔很有同情心、很善良。”而王志与崔永元相比，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打动人心的情绪的自然流露。

三、从传者心态来看

1、媒介霸权意识的流露。

在2000年《新闻调查》栏目组织的“王志作品研讨会”上，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曾指出“我们必须重视中央台的重点栏目，其中包含‘权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权力’问题。毫无疑问，中央台作为权力的媒介，它背后巨大的权力不止是象征，而是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直接转化成的权力，这种超级媒体对于人们日常生活深刻的介入，使人们不得不感受到媒介的权力。当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时，就是另一种超级权力的形态，不是政治形态，它可以施治于普通人，施治于整个社会。有的栏目，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权力的媒介这样一个事实，而是尽情地使用自己作为媒介的权力，这种媒介的权力、出镜记者和摄影机，当他们确实代表一部分公众或者弱者的时候，仍然有那种酣畅，但另外一些时候就表现成一种暴力和侵犯性的因素。”虽然当时戴锦华在谈到这段话时是将时任《新闻调查》记者的王志作为正面例子列举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担任《面对面》主持之后，王志经常流露的恰恰是这种媒介权力的“侵犯性”，在主持过程中单方面赋予自己所谓“公正”、“平衡”的话语垄断权，忽视嘉宾平等交流的权力，轻视受众自己的判断能力，使自己常常扮演一个“审判官”或者“测谎仪”的角色。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认为：“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一个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然而对对方的这种“支持”和“尊重”很难在王志的采访中看到。以2004年6月14日《刀文兵：主审马加爵案》一期为例，“您的意思别的案子可以不做铁案吗？“马加爵个人肯定没有赔偿能力。既然没有偿还能力，为什么还要作这个判决呢？”“不能执行的判决不就是一纸空文吗？”，面对一个职业法律工作者，王志的这些发问俨然以一个位其之上的“最高裁决者”的身份自居，这无疑是媒体权力的一种不恰当使用。

2、“父母心态”在传播活动中的流露。

美国社会学家贝尼尔在《西方组织行为学》中根据每个人在心理上、性格上的状态特点划分了三种“父母心态”、“成人心态”、“儿童心态”三种自我心态，其中“父母心态”以权威、优越感和专制为标志，父母心态高、其他两种心态低的人往往表现为“墨守成规、家长作风、缺乏幽默感”。很多反感王志的人认为他在节目中的表现过于挑剔、自以为是、咄咄逼人、缺乏温情，王志曾经这样为自己辩解，“我认为出现在节目里做嘉宾的人可以畅谈他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时他就成为强势的一方，但是此时他的对立方因为没有机会在节目中出现，就成为了弱势，而我要做的就是代表弱势的这一方说话，所以有时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对嘉宾比较苛刻。”然而正是王志的这种想法他导致了他在节目中流露出了过多的的“父母心态”。首先，这表现在王志的“家长作风”——“把关人”角色意识过于强烈，在节目中总是试图单方面控制节目话题和谈话走向，这种“专制”倾向往往会造成对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的捕捉。例如在2003年5月9日《张积慧·“前线”日记》一期中，针对王志“这个集体，一个临时的集体，它到底留给你们什么，为什么让大家那么留恋”这个提问，张积慧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回答，而且正是她认为医护人员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临时病区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不需要太多理由这一点才是最打动人心的，然而王志却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到底为什么？”“对于你们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个职业。到底什么在激励你们？我一定要找个理由？”“你们并没有特殊的待遇在这个期间。”“为了荣誉？”，明显是要诱导张积慧按照他的思路说出一些更崇高更悲壮的话，这无疑是画蛇添足。如果王志放弃追问，而是将张积慧和同事们都不愿下“前线”的行为和当时台湾医护人员纷纷逃离医院的现象做个比较，提出的问题可能效果会更好。其次，表现在过多过滥的“质疑”，虽然上文中分析了“质疑”的作用和优势，但是过度质疑往往会造成被访者的不安甚至愤怒，造成一种防御心理甚至抵触心理，反而使他们更难敞开心扉。尤其是对某些产生了防御心理、富有应对经验而又有备而来的嘉宾，比如赵本山，这种质疑就更加显得多余而且愚蠢。

四、结语

谈话节目往往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节目，这是因为主持人的作用和价值在谈话节目中能够得到最为充分的显示，反过来讲，即主持人的优劣成为谈话节目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⑾《面对面》的成功与王志出色的控场能力、采访能力是密不可分的，即便是对王志的主持风格颇有微词的人也会承认《面对面》仍然是一个让人充满收视期待的节目。按照央视《新闻调查》第四代制片人张洁的说法，主持人有三个层次：“入眼”、“入脑”、“入心”，而王志目前是处在“入脑”的层次，即观众对他提供的事实，对他的知识结构、采访水平，有一种欣赏和佩服的成份。⑿然而，作为主持人，仅仅停留在“入脑”的层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尊重受众心理，遵循传播规律，真正将自己融入节目，真正做到与嘉宾与受众的“平视”，才能“走到人们心灵之间”，达到“入心”的境界。，

9. 道德、法律与正义：如何看待马加爵案主审法官

违法、犯罪是体制永远的敌人，任何体制都在打击犯罪，但永远也无法彻底肃清，这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存在的现实。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再来审视“马加爵案主审法官刀文兵涉嫌故意杀人被提起公诉”，会避免很多不客观。
首先我要声明有两个观点我不说：1.法官也是人，犯罪谁也没想到。2.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道德会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答案，而法律则会给所有人同样的结果。如果不能避开情绪上的宣泄，讨论也会失去意义。

一、马加爵案于此，有什么关联？
答案是没有关联，但却仍然被提起，通过浏览相关内容，核心就是舆论宣传，再直白点就是营销炒作，我认为这是个失败的策略，马加爵案至今已经将近20年，以此介绍被告人刀文兵显然没有孙小果效果好，毕竟孙小果这两年还被提及，而马加爵案被年轻人所知，要么是课上听说，要么是检索了解。

这里我想说吐槽的是某些新闻媒体，过去他们都强调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评论，而现在个别媒体人先站边后挖掘事实，甚至有些人直接就不管事实就一通有感而发，这种会导致事实被歪曲传播的行为，不单被冠以违背职业道德即可，更应该被我们所有人抵制：推给我的信息已经太多了，我只想知道事实，不想看你们宣泄或炒作。

二、道德解决不了法律问题

同样涉及职业道德的问题，不只存在于新闻媒体行业，法律从业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拿律师来说，前些天某律所副主任洋洋洒洒的辩护词，居然认同法院的定罪量刑，这种所谓为了正义而抛却当事人利益的做法，是整个法治体制所排斥的——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哪怕为全部罪犯都做无罪辩护且成功了，这对体制也是积极有效的：眼前看好像某个人脱罪了，但往远看这是完善犯罪打击和制裁体制。

否则，要律师干嘛呢？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甚至有些法检工作人员，以至于会曲解律师的作用和价值。

某律所副主任所为是律师职业道德所不允许的，多少有些抽象，而法官刀文兵所做的，则是《刑法》严厉制裁和抵制的，虽然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但二者终究不同，若不加以区分会增添很多烦恼：你可以用法律去约束一个人，却只能拿道德评论他。

在他已经抛却法律的情况下，我们再来分析他的道德感、专业度，谈不上落井下石，起码也算得上马后炮，我们无法超越当时的局限性，评价和判断也是，就连刑事案件也是，如果当时证据不足，那很可能就是无罪，现在再回头来讲道理，当时的判断和分析也不会改变，作用也已经发生，除了直接相关联的案件，不要指望因为该法官犯罪就能翻案，如果有这种想法就直接放弃吧。

三、正义在法官，更在法律

本案之所以被关注，其根源在于为什么法官会杀人呢？这种困惑和动摇来自于我们对法律的信仰，哪怕现实中我们并不会这样讲，但我们还是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该怎么看待法官？
法官经常与公平正义划等号，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正义本身，就像有人认为律师代表正义一样，法官、律师都只是正义的栖身之所，正义本身其实是法律，因此才会产生“恶法非法”“恶法亦法”的争论。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法官犯罪会影响正义，也不用顾虑他当过法官会有特殊待遇，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正义可以栖身法官，也能栖身律师，能栖身这个法官，也能栖身那个法官，但某个法官本身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法律的权威。

所以说，犯罪就是犯罪，不会因为他是法官而会免责，更不会因为他审理过某案而被针对，也许在若干年后的午后，人们谈起来马加爵，论起来孙小果，再提及刀文兵，不过是寥寥几句：他原来当过法官，后来他杀了人收起全文d

10. 马加爵为什么没杀林风

①原因：马加爵觉得林风没有嘲笑他，对他还不错，所以没有对他下手。

②马加爵事件：
马加爵2000年至2004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4年2月13日晚杀一人，2月14日晚杀一人，2月15日再杀两人，后从昆明火车站出逃。2004年3月15日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2004年6月17日被执行死刑。

③马加爵（1981年5月4日—2004年6月17日），男，汉族，广西宾阳人，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0级学生，户籍地为广西宾阳县。1996年至1997年在宾州初中读初三，以优异成绩考取省重点宾阳中学；1997年至2000年就读于宾阳中学；1999年至2000年读高中，成绩优异，曾获得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被预评为“省三好学生”；2000年至2004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4年2月13日晚杀一人，2月14日晚杀一人，2月15日再杀两人，后从昆明火车站出逃。2004年3月15日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2004年6月17日被依法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