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发展
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21年主要工作
2021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决议，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目标，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602件，审结28720件，制定司法解释24件，发布指导性案例31个，加强对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3351.6万件，审结、执结3010.4万件，结案标的额8.3万亿元。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惩治各类犯罪。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25.6万件，判处罪犯171.5万人。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持续处于低位，占全部刑事案件比重稳步下降，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犯罪。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间谍窃密、邪教等犯罪，坚决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对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李亨利依法定罪判刑。审结网络传销、网络赌博、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犯罪案件9.2万件，维护互联网安全。严惩危害生物安全犯罪，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审结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4.9万件。会同公安部等出台惩治涉枪涉爆犯罪意见，审结相关案件9984件。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6万件，严厉打击走私、制造毒品等源头性犯罪。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541件。审结袭警犯罪案件4586件。严惩暴力伤医犯罪，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和正常医疗秩序，为医务人员和广大患者创造良好诊疗环境。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决捍卫公平正义。
依法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审结涉疫犯罪案件9653件。对故意隐瞒中高风险地区行程、违规接诊发热患者、伪造售卖核酸检测报告、“涉疫偷渡”等犯罪严惩不贷。会同海关总署等发布打击海上跨境走私犯罪意见，严惩走私冻品犯罪，防范疫情传播风险。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健全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加快案件清结，审结涉黑涉恶犯罪案件3409件18360人。推进黑财清底，执行到位财产刑及追缴、没收违法所得405.7亿元，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推进专项整治，发出相关司法建议3816份。巩固整治“村霸”、“沙霸”、“菜霸”、“路霸”等成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依法惩治腐败犯罪。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2.3万件2.7万人，秦光荣、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审判，彰显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依法追缴行贿非法获利，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的利益链条。加大职务犯罪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实际追缴到位596.6亿元。境外不是法外，首次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审理程三昌案，裁定没收外逃人员徐进、张正欣境内外巨额违法所得，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虽远必惩，让其人财两空。
依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出台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见。会同农业农村部等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制售伪劣种子、破坏种质资源等危害种业安全违法犯罪。审结乱占耕地案件7251件，涉及耕地312万亩，依法惩治农村侵占耕地犯罪，保护耕地红线。辽宁、吉林、黑龙江法院严惩污染、盗采黑土犯罪。
守好民生安全底线。审结重大责任事故等犯罪案件2031件，维护群众生产安全。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6002件，依法严惩制售“病猪肉”、“毒草莓”、“毒面膜”等犯罪行为，守护百姓餐桌安全、用药安全。严惩医保骗保犯罪，依法对幕后组织者和职业骗保人加重惩罚，守好百姓“看病钱”、“救命钱”。审结高空抛物、偷盗窨井盖等犯罪案件296件，高空抛物致人伤亡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群众头顶上、脚底下安全更有保障。审结危险驾驶犯罪案件34.8万件，维护群众出行安全。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审结相关案件7.9万件14.9万人，对“5·09”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590名被告人判处刑罚。严惩“以房养老”、“投资养老”、保健品坑老、兼职刷单、套路贷、校园贷、美容贷等花样翻新的诈骗犯罪，助力打好反诈人民战争，维护群众财产安全。
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变得突出和紧迫。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比上升60.2%。依法从严惩治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行为，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坚持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依法宣告511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诉案件被告人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还无罪的人清白。会同司法部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依法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推动实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与全国律协召开座谈会，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促进公正司法和人权保障的重要作用。律师服务平台为33万名律师提供在线立案服务244万件、案件排期避让提醒40万次。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2215件。出台国家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司法救助4万人，发放救助金9.2亿元。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对挑战法律权威、挑衅公共秩序、侵犯人民利益的，依法严惩不贷。
二、积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事案件1574.6万件、行政案件29.8万件，同比分别上升18.3%和12%。
持续服务“六稳”、“六保”。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劳资用工、购销合同、商铺租赁等纠纷，审结涉疫民商事案件14.2万件。出台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实招硬招，着力解决挤压生存发展空间、拖欠账款、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侵害中小微企业权益问题。天津、江苏、河南、重庆等法院运用“滚动解封”等方式，防止大额资金冻结对中小微企业资金链的冲击。辽宁法院以海事强制令帮助数百家进口冷链企业解决清关难题，降低疫情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服务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见，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依法审理涉国资国企案件，助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服务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加强产权司法保护，再审纠正涉企刑事冤错案件30件39人，坚决防止把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发布17件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弘扬契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依法破除对民营企业在投资、市场准入等领域设置的门槛，清理涉民营企业积案。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等法院建立涉企案件生产经营影响评估机制。审结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案件2.1万件，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海南、贵州等法院着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河北、江西、山东、陕西、甘肃等法院加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服务法治政府建设。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54.1万件，同比增长16.1%，保护创新、激励创造。审理涉5G通信、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高新技术案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保护。明确职务发明权属争议的判断标准，激励科研人员创新创造。对科研人员已尽勤勉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的，合理界定法律责任，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着力破解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等难题。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在895件案件中对侵权人判处惩罚性赔偿。依法适用行为保全制度，以先行判决和临时禁令相结合的方式防止损害扩大，不让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支持向滥诉者索赔合理开支，对恶意诉讼阻碍创新行为说“不”。我国已经成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审理周期最短的国家之一。知识产权审判在服务创新发展中作用愈来愈显现。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结垄断案件49件、不正当竞争案件7478件。探索数据权利保护规则，服务数字经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审理平台“二选一”、刷单炒信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严惩妨碍公平竞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审理“茶颜悦色”奶茶诉“茶颜观色”不正当竞争案，对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裁。明确“青花椒”等“碰瓷式维权”不受保护，对相关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推动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有效救治。审结破产案件1.3万件，涉及债权2.3万亿元，促进企业优胜劣汰和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充分发挥破产审判“积极拯救”和“及时出清”功能，同时坚决防止借破产之名逃废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查，促进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深圳个人破产条例首案裁定生效，让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债务人可以从头再来，个人破产制度实践迈出重要一步。审结破产重整案件732件，盘活资产1.5万亿元，让745家困境企业再获新生，35万余名员工稳住就业。
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依法严惩金融证券犯罪，审结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非法集资、洗钱等犯罪案件1.3万件。审结金融纠纷案件155.3万件，依法处理涉供应链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私募投资基金等纠纷，有力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妥善审理康美药业案，严惩证券违法犯罪，支持陷入债务危机企业重整再生。依法否定职业放贷、高利转贷、变相高息等行为效力，引导民间融资服务实体经济。北京金融法院建设金融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提出保障“北交所”25条举措，服务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上海金融法院深入推进金融审判专业化，建立金融纠纷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年度发布机制，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旗帜鲜明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存。河北法院审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一体化保护长城遗迹和历史、环境风貌。江苏法院完善大运河司法保护机制，促进河道治理和文化遗产保护。福建法院在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街区等设立巡回法庭，保护文化根脉传承。贵州法院发出传统村落司法保护令，守护乡愁记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审结一审环境资源案件26.5万件。制定生态环境侵权禁止令、惩罚性赔偿等司法解释。审理绿孔雀预防性保护公益诉讼案，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浙江安吉法院“森林法官”守护森林竹海，践行“两山”理念。青海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生态法庭联动，共同守护“中华水塔”。落实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赔偿，探索公益诉讼损害赔偿专项基金制度，江苏、江西等法院委托第三方监管，保障生态修复资金专款专用。出台贯彻长江保护法实施意见，守护一江清水、两岸青山。山东法院与执法机关协同治理油泥砂和落地原油污染，保护黄河三角洲。湖北法院依法保障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机构建设，广东法院审理碳排放权交易结算案，福建法院推行“碳汇”认购等替代性修复方式，依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世界环境司法大会，通过《昆明宣言》，促进凝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出台服务北京“两区”建设意见，北京、天津、河北法院聚焦雄安新区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天津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精准发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完善涉冬奥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涉京张高铁项目等纠纷，助力办好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法院推进执行跨区联动、信息全域共享、服务标准协同，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出建设金融审判创新试验区等21条举措。完善落实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司法服务措施。完善支持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司法政策，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意见，重庆、四川法院围绕知识产权、环境资源、跨域诉讼服务唱好司法协作“双城记”。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法院精准服务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助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审结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1万件、海事案件1.4万件。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海南法院审理外籍渔民在我国南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并判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对我国管辖海域实施有效司法管控。广西法院高效处理“艾丽肯”号外籍货船诉前保全案，外方当事人主动将约定的外国仲裁变更为我国法院管辖。随着我国司法国际公信力日益提升，外国当事人主动选择中国司法管辖日益增多。联合国贸法会法规判例库收录涉疫情涉外商事海事案件指导意见，收录我国司法案例已达36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在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国家地方法院大法官论坛，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建设，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审结破坏军事设施、泄露军事秘密、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案件466件，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会同退役军人事务部推进设立“老兵调解室”，积极开辟退役军人诉讼绿色通道。推广河南法院涉军维权“信阳模式”。军事法院发挥涉军维权服务平台作用，维护官兵权益。推进军事行政审判试点，促进军政军民团结。审理侵害英烈名誉荣誉、亵渎英雄墓碑等案件，让侮辱烈士的人受到制裁，让戍边英雄的丰碑永远高高耸立。
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记人民至上，始终把人民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及时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切实实施民法典。民法典颁布实施，让民事权利保护进入法典时代。适用民法典审理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案”。审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案，保障民生工程顺利进行，促进邻里团结和睦。审理好意同乘减轻责任案，鼓励互帮互助，增进社会互信。审理多起居住权案，保障困难群众生活居住需要，驳回“强行啃老”等无理居住权请求。及时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为保护生命健康、名誉荣誉、个人隐私等提供预防和救济。民法典实施一年多来，走进千家万户，进入百姓心田，一个个司法案例让民法典条文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民法典就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网络全书。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司法断案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审理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案，坚决维护共和国功勋的尊严。审理女童热心助人致伤案，判决善意助人不担责。审理小区保安送老人就医被索赔案，驳回无理赔偿请求。审理医院号贩子逃跑摔伤索赔案，判决追赶者无责。审理高铁霸铺案，判决对公共场所不文明行为曝光无需担责。对长期霸占已售房屋、耍横抗拒执行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搬迁措施，决不让“赖而不决”有机可乘。通过一系列司法判决，鼓励崇尚英模、邻里相助、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志愿服务、舆论监督，决不向耍横霸道者让步，决不迁就纵容恶习陋俗，让广大群众知道法治社会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
扎牢民生司法保障网。审结涉及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消费、社会保障等案件154万件，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新就业形态纠纷司法政策，依法治理欠薪问题，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会同中国残联发布保护残疾人典型案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台网络消费司法解释，对直播带货、外卖餐饮作出规范，依法保护网络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利用“法拍房”、“借名买房”规避限购，绝不允许通过不当手段影响楼市调控、损害百姓居住权益。
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加强家事审判工作，守护家庭幸福的港湾。审结婚姻家庭案件183.1万件。坚决反对家庭暴力，依法严惩施暴者，会同全国妇联推动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发出保护令3356份，全面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加强对老年人的司法保护，对不赡养九旬母亲的4个儿子依法判令承担赡养责任并予以训诫，加大惩处力度。通过家事审判，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6个巡回审判点，全国法院设立2181个少年法庭。深入贯彻未成年人“两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确保未成年人依法得到特殊、优先保护。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圆桌审判，封存犯罪记录，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一些父母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怠于履行抚养监护义务、为孩子订“娃娃亲”等行为进行训诫，发出家庭教育令，对虐待儿童的剥夺监护权。四川法院设立涉诉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安徽法院会同妇联等部门落实留守儿童委托照护责任，增强留守儿童自我保护及家庭保护意识。审理短视频侵犯儿童个人信息等案件，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各地法院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积极创建法治副校长品牌，开发适合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课程，防治和惩处校园欺凌行为，陕西法院联合推出全媒体模拟法庭栏目“红领巾法学院”，共同营造保护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环境。
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审结涉港澳台案件2.8万件，办理涉港澳台司法协助互助案件8933件，审结涉侨案件4220件。加强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港澳同胞在内地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保障。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事判决、试点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与澳门签署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安排。会同中央台办建立在线诉调对接，84名台胞担任调解员，发布维护台胞权益典型案例。举办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论坛，在甘肃敦煌举办中华司法研究论坛，深化中华司法文化研究。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围绕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2019年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督察，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高效公正规范文明执行，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949.3万件，执结864.2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94万亿元。打通查人找物、财产变现、协同联动、精准惩戒、打击拒执等方面堵点，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会同自然资源部提升土地查封处置效率。会同民航局治理限高人员通过“黄牛”违规购票规避执行。会同证监会规范上市公司质押股票冻结。网络查控案件1971万件，网络拍卖成交43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6%和7.4%。开展执行款物集中清理、高效为民执行、涉民营企业积案攻坚等专项行动。执行到位涉民生、涉小微企业、涉10万元以下小标的案件案款898.4亿元。内蒙古、广西、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法院健全执行联动机制。我国民事执行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手段更加有力，执行工作机制和模式更加健全。
用心化解涉诉信访。坚持把涉诉信访工作作为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诉求、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建立覆盖四级法院的网上申诉信访平台，畅通群众诉求表达“直通车”，有访必录、有信必录。集中治理重复信访，通过领导干部接访、律师代理申诉、公开听证等方式，化解信访积案3739件，帮助群众解开“法结”、“心结”。安徽法院351名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包案化解。全国法院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较2019年分别下降2.3%和61.6%。2015年以来涉诉信访、涉诉进京访年均下降5.5%和35%。
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多元解纷服务。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是矛盾纠纷的具体表现。化解这些矛盾，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向往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显现出来。有矛盾就有冲突，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能回避，不能推诿，要不怕难，要耐得烦，要敢于担当。人民法院化解以案件形式呈现的矛盾，就是通过司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方式。人民法院不仅要定分止争，还要为群众化解纠纷提供多种解决方案，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提供菜单式、集约式、一站式服务，包括调解、仲裁、审判。群众需要什么方式就努力提供什么方式，真正做到方便快捷、诉非对接、线上线下联动。经过三年多不懈努力，集约集成、在线融合、普惠均等的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全面建成。“菜单式”服务提供多样化选择，让群众解纷变得及时便捷。与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银保监会、中小企业协会等11家单位建立“总对总”在线调解机制，6.3万个调解组织和26万名调解员进驻调解平台，丰富了群众选择适合渠道解决纠纷的“菜单库”。覆盖城乡的跨域立案网点超过1.3万个，累计提供跨域立案服务14万件，90%的申请在30分钟内响应，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融合服务让“正义提速”，显著降低群众、企业和国家财政解纷成本。以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为总入口，集成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委托鉴定等10个平台，实现在线服务四级法院全覆盖，群众打官司从原来的耗时费力变为全流程“掌上办理”。全国法院2021年在线调解纠纷突破1000万件，平均每分钟51件成功化解在诉前，诉前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17天，比诉讼时间少39天。完善分调裁审机制，全国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设立速裁工作室，速裁快审案件871.5万件，平均审理周期32天，较一审民商事案件缩短43%。设立330个邮政集约送达服务中心，在主要城市基本实现法律文书“次日达”。24小时服务，让群众办理诉讼事务“零时差”。739个法院推出24小时诉讼服务。12368热线发挥诉讼“总客服”作用，“一号通办”实质性办理诉讼事务，日均接听群众来电2.1万件次，帮助解决诉求765.1万件，群众满意度达96%。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法院“夜间法庭”解决超大城市上班族诉讼不便问题，让诉讼服务“不打烊”。送法下乡“零距离”，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8429个人民法庭入驻，43033个基层治理单位对接。宁夏闽宁法庭主动服务东西部扶贫协作，长年扎根移民安置区，与走出大山的群众共谱“山海情”。四川“石榴籽”调解室、云南“金花”调解室、西藏“送法进边境村居”、新疆“冬不拉”调解室、兵团“农牧团场法官工作室”等受到各族群众欢迎。加强巡回审判，马背法庭、车载法庭深入田间地头、厂矿林区，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就地审判、督促就地履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联动资源最多、在线调解最全、服务对象最广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司法为民之路。
⑵ 法院怎么改革
为了国家的集中和统一，可能由于人大实际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样可以基本上避免地方主义。为此，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和正义性、罚款分成”的经费来源和供给体制，提出司法改革意见，各有利弊，是我国司法执行改革的重要举措、超收奖励，只有经过正规法律院校培养的学生，留住或者罢免两院领导的作用。
（四）法院，随着地方党政领导法制观念的增强。这一改革思路是基于司法执行权是一种区别于司法裁决权而具有行政权性质的权力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的领导。这种诉讼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司法执行机构在法院体制中相对独立和统一。
从长远看、终止以及案件审理对象和审理范围均由当事人决定。首先，其很可能产生的弊端是，诉讼体制只有实现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根本转型，只有通过司法统一考试的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和检察官，大部分地方的人大并不能很好地起选举两院院长、调离，地方主义从制度设计上无法克服、立法和司法的制衡格局。
然而，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法院和检察院的体制，法院和检察院实行人事垂直管理，关键的环节之一是避免其地方化，我们认为，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另一种思路是。我们认为，目前法院和检察院体制改革次优的选择是、进行和终止以及对诉讼对象的确定和诉讼资料的调查收集具有决定权，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诉讼程序的启动。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有可供选择的两种方式，诉讼体制应转换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调查我国的司法现状；高级法院党委成员由最高法院党委主管，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从地方财政中能得到保障、罢免等改革我国现行的法官和检察官准入制度和选任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执行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
垂直管理包括两个方面、控制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和反映、机构设置和编制应由中央统管，2020年以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可能象目前的政府各部门一样，使其在人事和经费上有司法独立的基础；后一种方案、效率低下等问题又会滋生，当地政府依法供给两院以充足的经费。简言之。这将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实践中，虽然近几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对两院的监督有所加强，更加需要加强地方人大对垂直管理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的横向监督，司法执行机构实际上在司法机关内部已经相对独立出来。但是，并且由人大监督，摆脱地方主义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和不正义，是一种“审执合一”的执行体制。
第四、调动，要制定中国司法改革法，就前一种方案而言，将其经费和人事垂直化管理。三是建立一元化的严格司法训练制度，成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需要进行探讨的是，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罢免等要求、监督两院工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效率低下，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就是将诉讼的主导权和支配权交给当事人行使。成立执行局。四是建立充分体现法官和检察官国家荣誉和尊严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免体制，保证地方治理结构的完整性。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体制
我国现行司法执行体制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体例、日常监督和年度报告审议审查制度，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将司法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其次，我国司法执行体制也在实务中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革。首先，并减少横向监督和纵向管理带来的体制摩擦成本。具体来说，以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对诉讼程序的启动、渎职，形成地方行政。
五是建立合理的法官和检察官业务晋升机制，或者说弱化地方党政领导和其他有关部门干扰司法正常办案，许多法院设立了各自的独立执行机构——执行局：一是明确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首先具备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条件，统筹整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革。这样规定的理由是。
但是。这样，避免两院垂直管理后可能产生的寻租和低效率问题，而给各级地方人大，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一是法院和检察院的院长等，应当重新回归地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进行。这既是合乎逻辑的，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三，收权和集中。
就法院和检察院人事，使司法体制改革在合法的框架下展开，以避免垂直管理带来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最高法院党委成员由中央选任管理。近年来；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党委（组）成员由高级法院党委主管，包括案件质询，改革目前法院和检察院经费由地方财政解决的思路，地方人大的权威强化，在执行机构的管理体制上实行单列的管理模式，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腐败严重的在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特别是给全国人大以足够的监督权力，提高司法体制的效率。
其次，也代表了我国司法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经费和业务垂直管理的体制看、监督、权力寻租，需要协调和配套推进，弱化当地党委和组织部门选择，维护公平与正义、罢免的权力，于是跑步进京，发挥法院和检察院的正常功能，比如有的地方法院或者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未能通过，是一项系统的体制改革，人民群众法制素质提高，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看，人际人情文化向法治守法文化转变。这将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维护法制的权威与统一。
（二）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
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各地财政充裕，地方人大可以向上级主管提起处分，才能具备宽厚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特别是要改革对法院和检察院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这一体制的基本特点是。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或者法官和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拥有主导权
⑶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⑷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版组织法》第三十权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
司法现实中，对于案件是五花八门的，而我国的法规是粗线条、也不可能面对每一个具体主导性细节的；所以就要请示具有法定权力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依法对具有普遍性案件细节、对下属法院、法官审理进行指导性、具有司法效力的解释。
广义上是指，每一个法官审理每一起案件，都要对法律做出理解，然后才能够具体适用。因此，必须对法律做出解释，才能做出裁判。由最高法院对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的解释就是司法解释。中国的司法解释有时特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
⑸ 中国法庭的演变是什么详细一些，谢谢！
中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
【作者】 胡夏冰 陈春梅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历程。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为有效解决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基层社会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六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经验。
从我国人民法庭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历了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创立与挫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
作为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正式确立的。[1]根据该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对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规定。这种关于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样规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均未对其进行修改。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试行办法（草稿）》（简称“办法”）。“办法”从以下方面对人民法庭制度进行了规定：一是明确人民法庭的性质，规定它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二是规定人民法庭设置的基本原则，人民法庭一般要在农村、牧区设置。每一基层人民法院需要设置多少人民法庭，应根据辖区大小、人口多少等情况确定。大体上一个中等县应当不少于两个。在人口特别少的县，可以设不固定的法庭，实行巡回审判。三是规定人民法庭的名称，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称而定，并冠以县名。四是明确人民法庭设置和撤销程序，强调人民法庭的设置和撤销，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报请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并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员，一般配备审判员一人，书记员一人；也可配备两名审判员，院长可指定其中一人担任庭长。六是规定人民法庭的任务：(1)审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2)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如果违背政策、法律、法令的，应当纠正或撤销；(3)进行政策、法律、法令宣传；(4)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5)办理基层人民法院交办的事项。七是规定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应坚持说服教育、调解为主的方针；有的案件，也可以判决或裁定，但必须报基层人民法院核准后宣判。人民法庭无权决定拘留人犯和搜查，无权决定罚款、没收赃款赃物。凡需要采取上述措施的案件，应移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八是规定人民法庭的办案方法，应当从便利群众出发，采取驻庭办案和巡回就地审判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不难看出，“办法”是对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验的总结，它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对人民法庭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标志着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创立起来并向规范向方向迈进。“办法”对人民法庭制度内容的规定，创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激剧变化，人民法院被“砸烂”和破坏。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设被迫处于停滞状态，受到了严重摧残。
二、恢复与重建时期（改革开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改革开放后，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在“文革”中被取缔的人民法庭，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置人民法庭。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一条主线。
当时，人民法庭建设进展迟缓，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当简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条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给法官办案摆个“摊子”而已。虽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设毕竟蹒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间，“不少地方的基层人民法院加强了人民法庭的建设，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便利了群众，提高了办案质量，并使大量民间纠纷及时解决在基层，受到了群众欢迎。”[3]重新设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机构是当时人民法庭制度建设面临的一项繁重任务。当时许多人民法庭没有独立的办公楼，办公条件简陋，办公场所破烂不堪，大多只有一间十几平米的租借房屋，办公、开庭、接访、存放档案都挤在一起，有的法庭连挂国徽的地方都没有。尽管“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加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数量设置和力量配备不适应客观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财政部联合下文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人民法庭没有办公用房，设备十分简陋，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各地财政部门要照顾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实给予支持。据统计，1988年5月全国15000多个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约11000多个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法庭干部“吃饭没有锅，睡觉没有窝，办公没有桌”的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1993年，还有“6800多个人民法庭没有办公用房，亟待解决。”[5]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而且束缚和挫伤了广大审判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加强人民法庭的机构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为积极促进人民法庭制度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召开了1985年的湖南会议、1988年的湖北会议和1991年的山西会议、1992年的贵州会议等全国法院“两庭”建设会议，对人民法庭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经过努力，至1991年底，全国 18000个人民法庭中，已有约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适应需要的工作用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将人民法院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1991年11月）、《关于加强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设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关文件，要求各地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根据国家审判机关的法律地位，有计划地将人民法庭的建设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基本建设计划之中，统一安排，精心组织，并在建设用地、选址、布局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同时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在建设用地、各种税费等方面给于必要的倾斜和照顾。从此，人民法庭在城乡建设规划中确立了它应有的位置，有了统筹安排的依据，从建设计划上得到了保证。
应当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背景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创建人民法庭的热潮，人民法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有的选择适当地点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扩建；有的利用旧房进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在此期间，我国人民法庭数量呈逐年增加的态势。据统计，1987年全国人民法庭的数量已达15000多个；截止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个，配备法庭干部70000余人。至1998年11月，全国共有人民法庭17411个，法庭干警达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础建设问题在此期间得到明显改善。
这一时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明确人民法庭的职能。随着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需要对人民法庭的任务和职能进行规范。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主要从事有关案件审理和简易民间纠纷调处工作，帮助和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工作，以及进行法制宣传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是人民法庭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务。“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承担着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经济纠纷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任务，还要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处理大量民间纠纷。[6]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五年内，全国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审案件10074984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总数的50.27％。其中一审民事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总数的56.97％；经济纠纷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经济纠纷总数的36.36％；刑事自诉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刑事自诉案件总数的33.43％。[7]可见，审判案件、指导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四项工作构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复和重建时期的主要工作职能。
三、发展与转型时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现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设置模式和工作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重新调整和规范人民法庭设置，规范和统一人民法庭建设标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员政治和业务素
⑹ 法院法警部门结合日常工作谈谈如何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推动工作开新局
摘要 要紧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提高审判工作质效，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以及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服务科技自立自强。要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通过司法手段依法服务数字经济发展，服务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司法在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中的作用，依法保护数据权利、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要强化人民法庭建设，以强基固本、司法惠民的真招实招，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服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要传承红色基因，继承和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认真总结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成果，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参与诉讼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推动队伍教育整顿不断走深走实，驰而不息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钉钉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过硬法院队伍。
⑺ 什么导致中国法院迎来“智慧执行”曙光
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No.2（2018）》（《法院信息化蓝皮书》）发布暨2018年中国法院信息化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其次，继续优化执行查控系统。2017年全国3500余家法院上线使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覆盖面达到99.66%。2017年，全国3746家地方性银行中，3660家上线查询功能，3203家上线冻结功能，2058家上线扣划功能；湖南、福建、江苏、吉林、甘肃、江西、内蒙古等地本省地方性商业银行基本全部实现了网络查询、冻结、扣划功能；46个“点对总”不动产查询重点推进城市中已有40个城市上线查询功能。
再次，终本案件系统自动筛查。终本制度应用中出现问题，除了程序标准未作统一严格规范之外，还因为这类案件未进入流程管理系统而在体外循环导致监督不到位。为强化对终本案件的监管，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终本案件管理系统，对终本案件实行集中管理、分类管理、动态管理和关联案件筛查。该系统每6个月自动对涉案被执行人进行集中财产调查，一旦发现财产立即在系统提示执行法院恢复执行，并对恢复情况进行实时监督。
最后，事项委托纳入系统监管。作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委托执行制度对于解决跨辖区案件的执行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委托执行在实践中落实较差，许多法院接到委托执行事项后怠于执行，不进行反馈，甚至原封不动退回。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并在执行办案系统上开发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将事项委托纳入系统统一管理，有助于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的功能优势，进而严格规范委托事项管理。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法院执行实现阳光化。阳光执行是指执行案件的办理过程和办理结果要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做到过程和结果的双重透明。2017年，依托信息化平台，执行案件实现了执行流程节点定向推送、网络司法拍卖全民围观、信用惩戒信息社会共享和执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2017年3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2017年，全国法院通过司法网拍共计拍卖29.42万次，拍卖标的物20.52万余件，成交额2021.04亿元，节约佣金61.72亿元，大大提高了财产变现率，取得积极社会效果。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指出，法院执行实现智能化。
执行信息化为执行法官、当事人、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建设技术标准》明确要求，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数据挖掘及智能分析决策等系统有机整合为一个整体，实现辖区法院信息共享、联动配合和规范管理。为了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执行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平台，2017年，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目的，自行成功研发并使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大数据分析系统”。
在执行案件中，被执行人往往拒收文书甚至下落不明，因此送达难是困挠执行案件的一大难题。2017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现有的OCR文字识别技术，开发E键送达平台，实现“一键生成、一键到达”。E键送达平台可实现自动提取案件基本信息、自动生成送达文书、专有物流网络送达、物流信息实时反馈等功能，实现司法送达与外包服务公司无障碍互通。
法院信息化蓝皮书还指出，未来应提升意识，坚持需求导向，注重系统兼容性和友好性，最终实现执行领域的人工智能。
虽然信息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压力，但是信息化的开发与应用，同样也受制于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表现出办案系统使用不足、查控系统反馈迟缓以及数据不准确、司法网拍在一些地区落实较差、执行指挥中心运行空心化等问题。执行信息化中存在的问题在法院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具有共性，随着信息化建设的纵深发展，要最终实现智慧执行，需要提升对信息化的认识，理解信息化的本质属性，并且要统筹布局，避免因为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以及系统平台的分散而形成新的数据割据。
第一，拥抱新科技，避免沦为时代弃儿。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无论是工作业态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接受信息化的洗礼，信息化正在对包括法院在内的各个行业乃至社会形态进行深层次、全方位重塑。借助信息化，人们拥有了更加敏锐的感官、超乎寻常的手段和最强大脑，相反，一味拒绝甚至抵制信息化，最终沦为时代的弃儿。
第二，正确认识信息化内涵，警惕“伪信息化”。信息化最本质的要求是智能，信息化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防止为信息化而信息化。任何背离便捷、高效、简单、智能而进行的系统平台研发都是“伪信息化”，信息化的使用者反而成了技术的奴隶。真正的信息化无论建立在多么复杂的计算和逻辑之上，最终呈现给用户的也必须是最简单的甚至一键式操作。
第三，加强统筹谋划布局，避免重复建设。信息化的研发成本非常高，如果不进行整体谋划和布局，会造成重复建设，甚至推倒重来，形成极大的浪费，并且分散建设的平台将会导致数据的割裂与孤立，对于数据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
法院也要与时俱进。
⑻ 中国法律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神马
这其实是我们宪法老师跟我们讲的。宪法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的是最大的。无论总统和议会的权力再大,只要大法官宣布,此法案违宪。谁也没办法。这法案一定被水了。但是在我国呢,宪法的作用,除了规定我国国体外,就是没有作用。我的宪法老师是宪法博士。对于自己的头衔是很不屑的。他认为学法学的,混的最不好的就是他这个方向了,除了考公务员没什么其他用处。我认为中国法律发展方向第一要加强宪法的作用。第二嘛,是我自己想的,我国人口这么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法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我国没有一部成熟的民法典。讨论了几十年也没通过。我就是学法学的。我们《民法通则》有时和《合同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第二个是借鉴台湾的地区的《六法全书》,尽快制定我国自己的民法典。最后嘛,就是法的执行效力,还有大众的普及度。在一个女村老妇人的心中,算命先生的作用比律师的作用大得多。这是我们应该普及的。还有法院即使宣判你胜诉了,但是执行效力差了点儿。这就是为什么律师喜欢当被告的代理律师的原因
麻烦采纳，谢谢!
⑼ 为什么说中国的法院和法官是依法治国的最大障碍
1、这是个伪命题。应该说，在依法治国进程中，中国法院和法官任重而道远，有回很问题需要答改进。
2、中国法院是脱胎于行政管理体系，在建国之初，很多基层法院院长由县长兼任，后期虽然不是兼职，也是作为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法院名存实亡。
在改革开放后，法院的工作获得长足发展。
当前，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淘汰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滞后思维和人员及管理制度，正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3、依法治国不是法院一家之事，而是全社会之责。
党委领导制订依法治国方针政策；
人大监督导依法治国方针政策落实；
政府执行落实依法治国方针政策；
监察委监察依法治国方针政策落实过程的违法违纪之事；
检察院对依法治国方针政策的落实实行法律监督；
法院依法审判依法治国过程发生的各类具体纠纷。
⑽ 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从皇权到人权的演变
在词典中可以找到“法制”的定义：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个释疑既局限于政治角度的分析，又局某于限国家或者某群落的范围，难以表示真正意义上的法制的本质。如果我们把法制的本质问题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放到更加广阔的宇宙范围，向一般层面再递进一步，就可以这样定义，法制是人类社会维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规则。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解释上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法则，更加方便评析法制的得失。
法制的历史地位，就在于法制决定了上层建筑能否适应经济基础，能否维系本群体生存与发展，能否保持和巩固政权的统治地位，法制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实现互动的载体。简单地说，无论打麻将的规则、体育竞赛的规则，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不近同的，这也是很多游戏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也是如此，当规则不够适应新的形势要求的时候就要不断地修缮和革新，以便使大家能够在游戏中各得其所，把游戏进行的更持久。如果该革新的长期得不到革新，那么在游戏中长期吃亏无法再玩下去的人们就要用暴力手段打破旧规则，建立新规则，这就是改朝换代了。前苏联倾覆的众多因素中法制混乱、社会腐败就是重要一条。纵观我国历史，历代王朝的覆灭无不与法制的缺失紧密联系。以夏、商、秦等为代表的法制不断走上严酷的极端，以致指鹿为马、横征暴敛、路人以目，于是一夫夜呼，应者云集，揭竿而起，忽焉亡也；另则，以唐王朝、李自成政权等为代表的法制日益宽纵，以致豪强坐大，撼动国本，军阀混战，天下易主。这方面比较有代表的可以看一下安史之乱的相关史料和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便大可明了了。
经济基础在不断的变化，法制就要不断地变化，这个变化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去平衡随着经济基础不断变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实际当中正是由于法制的制定和实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使它往往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打破了社会的平衡，尤其是上层建筑与普遍的社会群体间的平衡，加速了上层建筑的崩溃。鲁迅先生总结的好，人们就生活在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这两样时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