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法官办公室
㈠ 问: 我到法院开庭，不够开庭室开庭，去了法官的办公室开庭，听审不可以进去！这样合理嘛
首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开庭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
其次，就该问题而言，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开庭程序违规，可以向本院，或者政法委等部门反映相关情况。但是，提问者必须清楚一点，只要分割保证了当事人的陈述权，且案件属于简易程序审理的，那么就不属于违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
㈡ 人民法院规定接待当事人应在专门的接待室接待是什么法律规定的
目前为止，该做法并非法律强制性规定。实践中，一次不规范的会见，损害的不仅是法官个人的名声，更多的是法院整体的形象和权威。因此，各地法院积极应对，很多地方法院规定：审判法官不准在法官办公室接待案件当事人，接待案件当事人一律在法官接待室进行。为此，有的法院设置带有监控设备的法官接待室，这种做法有利于在群众中树立法官公正办案的良好形象。
法院在接见投诉、举报人时，法律规定，法院应设置专门接待室。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工作办法》
1、第二条 举报中心受理对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机关其他工作人员，高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以及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下列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
（一）贪污受贿；
（二）徇私枉法；
（三）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隐瞒或者伪造证据；
（五）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审判秘密；
（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
（七）故意拖延办案，贻误工作；
（八）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九）玩忽职守，造成错案或者给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
（十）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
（十一）乱收费、乱拉赞助等违反诉讼费管理规定的行为；
（十二）为案件指定律师或者为律师介绍案件；
（十三）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
2、第三条 举报中心设立接待室、公开举报电话和公开举报信箱。受理举报人采用电话、电报、信函、面谈等方式进行的举报和代为他人进行的举报。
3、第六条 举报中心接谈举报人，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好笔录，在征得举报人同意后可以录音。举报中心接受举报电话，必须细心接听，如实记录。举报中心对举报信函和提交的书面材料，应当逐件拆阅、登记。
4、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压制举报人的举报和打击报复举报人。
㈢ 法官审案只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而不出去调查案情吗
基本是，一般情况下，法官没有权力主动调查取证，这是法官中立地位要求的。由诉讼当事人举证法官主持质证辩论，居中裁判。但我国不完全排除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
㈣ 民事诉讼法官有徇私的可能，我作为当事人能不能拿摄像机到法官办公室去当面录像录音提问不懂的地方就是
法院开庭不允许录音录像。即使取得也是违法
㈤ 民事诉讼二审不同意调解法院会怎么处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据此，笔者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归纳为三项：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下面分项论述。
一、事实清楚，是非分明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及执法工作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法治原则，一切司法和执法活动都不能突破这条“底线”，否则，再多再好的法律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依法治国”的美好理想必将化为泡影。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就是对该项基本原则的重申和强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而严肃地将“事实清楚”确定为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基础”，将“分清是非”作为调解的必要前提。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的一项审判活动，并非只是当事人之间的简单“谈判”或“讨价还价”，整个调解活动必须在法官的主持之下，严格依照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明确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对民事纠纷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处理。究其本质，调解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行为，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民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有机结合。因此，诉讼调解自始至终必须严格本着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基本原则，主持调解的法官必须秉持法律人的良知与理性，本着对社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公平合法地审理案件，绝不能搞无原则的“和稀泥”，更不能罔顾事实与法律纯粹地“忽悠”当事人。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出现了部分令人担忧的现象。个别法官为了提高“调撤率”，追求统计数据的好看，从而进行“不良调解”。究其“病理原因”，其一、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承办法官完成审判任务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基层法官，每天开两到三个庭，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官一天开四、五庭的情形也不罕见。法官连写判决书的时间都没有，因此能调尽量调，至少可以免写判决书；其二、调解结案不必担心当事人上诉，免得多生“事端”，不管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案结事了”，起码在某个具体承办人手上，作为一起案件在诉讼程序上已经“了”了；其三、当下民事调解已然成为“主旋律”， “调解优先”也成了一项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成为司法人民性的一种表现。民事案件的“结案率”、“调解率”、“撤诉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上诉率”、“一审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率”等等一系列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法官的年终考核，影响法官的评先评优，甚至是职务晋升。此乃不可小视之“头等大事”，事关法官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承办法官所在业务庭在全院的绩效位次，进而影响到所在法院在全市法院乃至全省法院的绩效位次，当然也就影响到庭长、院长的工作业绩。在如此强大的动力和压力之下，就难免出现部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注重对事实的调查了解，忽略对证据的审查认定，在案件事实没有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就急于进行调解，以达到调解结案，快速结案的目的。此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诉前调解中。即，不开庭审理，承办人直接把双方当事人约至法官办公室进行调解。所有的诉讼程序均可简化，一切“虚礼”都可免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经过承办人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先是“背靠背”，继而“面对面”，法官只不过多废些口舌，尽可能地“和人民群众拉近距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很快双方当事人便接受了法官的意见，达成协议。书记员马上制作调解笔录，双方当事人签字。稍顷，调解书也已“出炉”，一起民事纠纷就此得以圆满化解，“案结事了”，双方当事人即可签字走人，审判工作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是，笔者对这样的调解心存忧虑。个人以为，这种“草草了事”的做法极易产生“后遗症”，搞不好“案结事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因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把案件事实完整清晰地认定、记录下来，以这种方式结案的调解笔录往往也比较简单，只对案件事实简要地叙述“三言两语”之后，便产生了“调解协议”，笔录更难以反映出对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认定过程。因此，一但事后有任何一方当事人反悔，回想起当初在法院处理该案时，似乎受到了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或者是承办法官的“忽悠”，法官在其中并未真正地主持公道，而使自己稀里糊涂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尽管从法律上讲，调解书一经签收，即产生法律效力，对调解书当事人不能上诉，无法启动二审程序。但在实践中不主动履行调解书的当事人已普遍存在，目前就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也与日俱增，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却不能得到自愿履行。如此，当事人必然会对法院心生怨气，司法的公信力渐微，人民法院的形象受损。当事人不能上诉，那就只能申诉或上访了。至此，事态已完全逆着我们的良好初衷而逆向发展，“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也难以实现。
季卫东先生曾经这样论述法律程序的功能，他说：“在这里，只有原告、被告、证人、代理人，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上是贤达名流还是贩夫走卒。在这里，只讨论纷争中的判断问题，而不管早晨的茶馆谈笑、傍晚的交通拥挤。在这里，只考虑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法律，而不管五百年前的春秋大义、五百年后的地球危机。总之，通过排除各种偏见、不必要的社会影响和不着边际的连环关系的重荷，来营造一个平等对话、自主判断的场所。这就是现代程序的理想世界。”[1]法庭就是这样一个场所，它给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个公平博弈的平台，一个发泄胸中怨气的场所，也是集中展示法律威严的圣殿。法庭上的审判，与办公室的调解所营造的氛围和产生的“气场”是截然不同的。曾经不止一次有当事人在笔者面前亲口表达了其到法院打官司而未得进入的法庭的深深遗憾。虽然事情解决了，只因未能在庄严的法庭上一味为快，尽数对方的“恶行”，而总觉“美中不足”，似乎缺了点什么。因此，笔者以为，最好是选择庭审中的调解比较合理和稳妥。首先还是要进行必要的法庭调查，将案件证据和事实固定下来，给各方当事人充分发言的机会，让当事人把长期积压在胸中的“怨气”释放出来，缓解一下双方的对立情绪，在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充分陈述、情绪得以充分发泄，双方基本已回归理性，案件事实、证据被固定下来之后，法官再居中主持调解，这样原告的付价不会太“离谱”，被告的还价也不至太“狠毒”。笔者以为这样进行调解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而且事后出现“后遗症”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即使采用庭前调解的方式，也应该先将案件事实和证据在调解笔录中完整清楚地反映出来，固定下来，以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二、自愿原则
诉讼调解存在的前提是当事人对私权的自由处分, 是民法原理中意思自治原则，也称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反应。民事调解主要基于各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达成的合意, 最明显地体现出调解不同于判决的特殊性，也可以说民事诉讼调解最显著地体现了司法的民主性特征。所以自愿原则天生就成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 是人民法院调解制度得以生存的根基。
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和实体结果的支配权。也就说，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案件当事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法官只是充当程序的主持者和推进者，同时承担对调解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的裁判者角色。具体而言，在程序方面，当事人基于其真实意思，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离婚案件除外）；可以自愿放弃某些程序上的权利，比如被告放弃自己的答辩期，提前进入调解程序；当事人有权选择调解的时机，比如可以在立案后、开庭前，也可以在庭审进行中，也可以在庭审结束后、宣告判决前申请调解。在实体方面，当事人有权提出自己的调解方案，同对方当事人交换意见；当事人也有权请求承办案件的法官提出调解方案，供各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当事人有权决定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只要不违法，均应得到尊重。法官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组织、引导和审查。一是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和平、有序的调解，避免矛盾激化和意外事件的发生，为有序和有效的调解营造一种理性、文明的环境和气氛；二是引导当事人朝着正确的调解方向进展，避免产生“南辕北辙”的意外结果。努力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确定一个各方都相对较易接受的调解方案。引导当事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学会换位思考，打消“绝对个人本位主义”的错误思想，本着互谅互让、文明礼貌的原则，力促当事人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达成协议；三是审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恶意调解行为，是否有可能系虚假诉讼，确保诉讼调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在当前的民事诉讼调解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调解自愿原则的现象，有些案件的当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进行调解，在无奈之下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概言之，在审判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一是一方当事人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而另一方当事人有代理律师。这样在调解过程中就明显地感觉到双方诉讼力量的不平衡。对法律一无所知的当事人无力招架专业律师的进攻。有些律师的言辞不尽完全合理合法，加之承办法官结案心切，对此也漠然置之，视而不见，甚至还要再加上一句“你如果不同意这个调解方案，我看你最终连一分钱也拿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当事人也就只有承受“被自愿”的结果，满腹狐疑地在调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此种弱势一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原告，多为受害人。也有的承办法官为了达到以调解结案的目的，反复多次调解，拖延诉讼，调解不成，坚决不判，审限已到，动员原告先撤诉，再立案，换个案号继续调，直到把当事人调累、调垮，调到筋疲力尽，一直调到调解结案，调到“案结事了”为止。如此调解，何谈司法公正？何谈司法效率？何谈司法权威？何谈司法为民？笔者在此强调，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一定要本着对正义的崇尚，对真理与良知的追求，严格监督和审查当事人的协商行为及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绝不能允许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利益肆意损害，更不能允许双方当事人恶意调解损害第三人利益或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调解结案，而不顾诉讼效率，久拖不决，如此这般的“调解”，是更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已明显违背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调解不成，及时判决”的诉讼效率原则。
三、合法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诉讼调解的一项根本原则，该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有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愿调解的，应当及时判决。”这些都是诉讼调解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的具体规定。
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程序上合法主要是指调解必须在遵循我国《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和程序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当事人所享有的各项程序性权利若非出于当事人自愿放弃，绝不能被剥夺。比如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答辩权、申请回避权、向法庭提交证据以及质证的权利、法庭辩论的权利、最后陈述的权利、发表调解意见的权利、阅读审查庭审笔录或调解笔录的权利，以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庭外和解的权利等等，上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应当得到尊重。当事人的这些诉讼权利在适用简易程序时，经当事人同意可以放弃，但绝不能未经告知而被剥夺，否则即是违法。实体上的合法性主要指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内容上只能处分属于涉案当事人自己的合法权益范围之内的标的，不得处分属于案外第三人的权益，不得处分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权益，更不能进行恶意调解，诉讼欺诈。同时，即使是对案件当事人自己权益的处分，也不能损害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有违社会普遍遵循的公序良俗。违法，即无效。
结语
民事诉讼调解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基础；自愿原则是进行调解的前提；合法原则是调解协议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保障。在事实没有查清、是非不明的情况下就草草地进行“调解”，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必有“后遗症”；违背当事人意志，诱骗、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是违法的；尽管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协议内容也是自愿的，但如果调解程序不合法或者协议的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有损社会的公序良俗，则该种调解协议同样也是无效的。
总之，法官在运用调解方式审理民事案件时，一定要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绝不能无视国家法律的尊严，漠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调解而调解，言则为民，实则害民。当事人丧失了上诉权，减少了上诉案件，却增加了上访案件，最终走向司法为民的对立面。无原则的调解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极大的伤害了司法的公信力，与人民法院服务大局，为民司法，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每一位有人性良知和司法理性的人民法官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最后，笔者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以警同仁。
“逻辑、历史、习惯、效用以及为人们接受的正确的行为标准是一些独自或共同影响法律进步的力量。在某个具体案件中，哪种力量将起支配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必定取决于将因此得以推进或损害的诸多社会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最基本的社会利益之一就是法律应当统一并且无偏私。在法院的活动中，一定不能有偏见或偏好，一定不能有专断任性或间歇不定。
㈥ 当事人可以到法院与法官见面吗二审判决已经判了，想问问法官凭什么这么判
可以与法官见面有接待室，法院有判后答疑可以给你解答，不服二审判决的可以在接到二审判决书后六个月内申请再审。
㈦ 法官与当事人见面,违法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私下见面是不能被法律承认的。其实当事人和法官见面很正常的，很多当事人在审判前就跟法官见面，甚至有的案子就是法官给当事人介绍律师的呢！那个法官比较倒霉，被抓到小辫子了。
㈧ 法院办公室主任有实权吗
法律分析：法院办公室是法院的综合协调机构，是法院工作的协调部、参谋部、监督管理部、服务部和保障部，既是法院的“数据库”，又是法院的窗口，因此工作地位十分重要。作为法院办公室工作唱主角的办公室副主任，其作用更不可忽视，他既是办公室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又是具体的工作实施者。在法院这个法律业务十分强的单位，办公室主任大多是经过审判实践锻炼后才步入办公室工作的，他对审判工作也略知一二，对法院工作的全局性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这为从事法院办公室工作奠定了基础。而到办公室工作后有一个职能的转变过程，即由审判职能转为行政职能，由专业型过渡到综合型的工作。
法律依据：《关于依法保障法官权利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法官法第八条和公务员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法官享有的权利应当予以充分保障，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有效工作，切实维护法官依法履行职责时享有的各项权利。
第二条 保障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干涉，对干涉者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予以处理或者处分的司法建议。
第三条 保障法官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各级人民法院对影响和妨碍法官履行职权的下列行为，应当进行批评和教育；情节较重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或者规定予以处理：（一）拒不服从法官的指挥，违反法庭规则，扰乱法庭秩序的；（二）拒绝或者妨碍法官依法调查取证、进行财产保全的；（三）限制或者压制法官充分表达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或者授意、迫使法官拖延办案、违法裁判、违法执行的；（四）债务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或者有义务协助执行而拒不协助的；（五）向法官探听审判秘密的；（六）为当事人说情、转送财物，或者约请法官参加由当事人、辩护人或者代理人支付费用的各种活动的；（七）其他干扰或者妨碍法官履行职权的。
第四条 保障法官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㈨ 当事人去法院到法官的办公室面谈,法官必须要再找一个法院的同事陪同才可以与当事人见面吗谢谢
如果涉及重要事务，或者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应该有两人以上在现场才符合会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