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爆出口

Ⅲ 这是首席大法官该说的话吗

这是首席大法官该说的话吗？

1883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遭到枪击，但没有被击中。法庭经过调查后认为持枪者精神失常，他被无罪释放。女王委屈地认为“他肯定是有罪的，我亲眼看见他在开枪”，但法官依然只是判决将持枪者关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这是发生在131年前大西洋东海岸的故事，法官不肯因为女王陛下的权势和尊崇而破坏法律，因为没有个体和具体的正义，就不会有群体的正义，并且从来不存在抽象的正义。131年后的太平洋西海岸中国，发生着与上述故事相反的大量故事──以所谓抽象正义否定具体正义和个体正义的故事，这里的首席大法官甚至为此发出高亢的声音，对正在处死以及将来会继续处死的夏俊峰们发出屠夫般的威胁：

“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

这就是现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日前在谈及曾引发广泛争议的夏俊峰案时所说的话。他说：“夏俊峰是一名摊贩，杀了两个城管，造成一人重伤。但是就因为夏俊峰是摊贩，对方是城管，大家对城管有偏见，所以有些人、甚至有些社会上的大V就鼓动说这人不能杀，但是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就好像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你把人杀掉了，如果这样也是正当防卫，这个社会就会天下大乱。”周强借此强调公正司法的重要性。

问题是，什么才是公正司法？是像周强大法官说的那样将他认为会引起“天下大乱”、“非常危险”的人都杀掉就是公正司法吗？

当我们在谈及一个具体案件的司法公正时，会涉及大量具体的司法程序细节，只有所有细节都经得起保障人权的标准检验时，我们才能给案件的司法是否公正予以肯定评价。因此，当我们谈论司法公正时，一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一定是语境论的，不是架空论的。

具体到夏案，本来严格的司法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检方通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以及质证程序排除了夏俊峰除故意杀人外的所有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过失杀人、故意伤害致死、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包括无需惩罚的防卫过当和应当惩罚的防卫过当），法院才能给夏俊峰确定故意杀人罪。这就是刑事公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然而，夏案中，公诉方与法院方，从一开始就对夏俊峰进行了有罪推定的司法迫害。一个显而易见的程序不公是，一审辩护律师曾在法定有效期间向沈阳中院递交允许现场目击证人史春梅、丁玉林、尚海涛、张忠文、贾子强、张杰等六位证人到庭作证的申请书，但沈阳中院以不理睬的不作为形式拒绝了这一请求，使得该案的司法程序一直以偏袒被害人、掩盖其可能的重大过错状态进行，这一程序违法行为被延续到二审和死刑复核阶段，直到将夏俊峰执行死刑，也没有任何弥补性的司法行为发生。

且不论中国刑诉法连沉默权都尚未赋予每一位被告──而这早已是国际通例的刑案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就是按照中国人权保障及格线都没过的刑诉法本身，这也是一个有着重大程序瑕疵的不公正案例。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重大程序瑕疵、毫无公正性可言的案件，被周强院长说成是“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将城管涉嫌非法关押夏俊峰并涉嫌暴力侵害夏俊峰在先歪曲为“两个人关起门来吵了一架”，从而说出所谓“这种人不杀很危险”这种与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和应有素养极不相称的话来。

虽然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首席大法官无非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标签，但是在各宪政国家的宪政史上，作为宪政最重要的制度装备之一的司法独立向来不仅仅是制度的设计，而同时必然是法律共同体共同不懈追求与努力的产物。其间，尤其在转型时代，法官们通过具体个案对干涉司法的各种势力的抗争也从来处于司法独立史的第一线。

当今中国，来自党权的控制和干涉向来是司法无法独立的第一原因，与这一因素相比，其他势力干涉司法独立的严重程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比如所谓的“民愤极大”等大众舆论，即便如此，观各国法治史，依然可以看到真正热爱正义的法官们不可能对来自各方的干涉势力完全俯首称臣。除了早在13世纪英国王座法院大法官布雷克顿的著名法谚“国王不受制于人，但受制于上帝和法律”，406年前的1608年，英国还曾发生过关于此的著名争端，违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柯克大法官为此留下了英国法律史上一段著名嘉言隽语，“……陛下对于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这成为法律职业化运动中的重要历史篇章之一。1617年，在著名的薪俸代领权案中，国王──还是詹姆斯一世──送信给12名法官要求他们跟自己商量以前中止案件的审理，其他11名大法官都表示候旨行事，唯有柯克大法官回复说：“如果发生这种事，我就按照法官应该做的去做。”后来柯克大法官因此被解职，但他说：“我不愿意做国王要求我做的事。一名法官不应该应国王的要求而拖延案件的审理。”

法律史上的这些著名故事都说明，司法独立从来不是由谁赐予的，而是一步步一个个脚印一滴滴汗水甚至鲜血争取来的。

日本近代以来的司法独立同样经历了艰辛的奋斗。1891年，也就是《帝国宪法》刚刚颁布两年之后，到日本出访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在大津市遭到日本民族主义者津田三藏用剑行刺而受重伤。大津事件造成的严重外交压力使得日本政府对最高法院（大审院）多次施压，要求他们判处津田死刑，虽然宪法才刚刚开始实施，各方面制度建设还刚刚起步，但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并未半点遗忘自己的职责，每次都以“司法是独立的，不受政府的支使”为由拒绝，津田最后被判无期徒刑。此案如日本作家山本口司在《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中所赞扬的“儿岛院长以‘勇气’和‘睿知’捍卫了‘司法独立’的这个判决，在日本的百年法院史中犹如一盏明灯一直闪闪发光、耀眼夺目”。

其实，即使是在宪政制度成熟国家，各种势力干涉司法独立的事也屡屡发生，尤其是来自行政分支的权力干涉，以至于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违逆提名自己的总统们时，总统们往往后悔不迭，甚至大骂他们。比如，杜鲁门就大骂自己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克拉克大法官说，“毫无疑问，汤姆•克拉克是我的最大失误”，甚至破口大骂“他简直就是个傻王八蛋”；老罗斯福痛骂由他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我用香蕉刻一个法官都能比他更有骨气！”──而霍姆斯大法官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少数几位最伟大的大法官之一。几乎所有的美国总统都经历过自己提名的大法官对自己的“背叛”，而这正是大法官们不徇私情保持司法独立的绝好例证。

司法常被视为公正的最后防线，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也常被视为这个国家所珍视和倡导的某种伦理观念最严肃的表达者，是保卫法治精神、申述人权观念的万神殿。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们所享有的权力，虽然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剑”的被动性权力，但其最终的判断权能却使得它拥有某种特别神圣的意蕴。正因为如此，首席大法官的言行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司法的内在品质。

当周强大法官说出“这种人不杀就非常危险”这样的话时，他已经遗忘了自己对司法、对公正、对正义的权力责任，而回到将司法视为阶级斗争工具、党权刀把子的混乱身份，甚至违背了一个法律人应有的基本信仰：正义与仁慈。这是任何一个正常法治国家的法官都不可能说出口的话。这样的话语中所包含的维稳思维，饱含罔顾个体正义践踏个体人权的集体主义思维剧毒，严重地背弃了司法的具体正义品质。

在尚无司法独立的中国，做一个首席大法官确有诸多掣肘，难以完全遵从法治的精神，这也意味着更需要具体法律人的努力，尤其包括各级法官为司法独立努力，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更有特别义务坚守立场。即使在严酷恶劣的制度环境下，无法公然伸张法治精神，无法对破坏法治的各种势力直接说不，至少也可以尽可能保持沉默，而不是对尚未建立起分毫的法治精神落井下石、再行掊击。这已经是底线，如果你不想从首席大法官直接沦为法治精神的首席谋杀者和人权的首席践踏者。

Ⅳ 法官为什么要带假发

假发、法袍这样的服饰营造的气氛是凸显了法官这种角色的极端重要性，这种职位的极端重要性。法官戴的假发属于官职式假发，表示自己的官职，它要营造的气氛是生怕你看不出来这是假发。

所以这种假发戴上去以后给人一种特别"非人化"的感觉，也就是说，戴上假发的人看上去就不是个人了，它体现了要把法官当作非人非神的、半人半神的思想。

起源于18世纪的马尾假发和长袍服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司法系统的象征。现在只有英国和少数几个国家的法院系统保持这种习惯。

历史记载，律师的黑袍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当时是悼念查理二世驾崩所穿的丧服。

假发的使用始于18世纪初，那时戴假发是欧洲社会的时髦装束，只有达官显贵、王公贵族和法官律师等有身份的上流人物才能戴假发，从此逐渐形成了风气。

(4)法官爆出口扩展阅读：

司法假发是指律师、法官佩戴的假发。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假发是法律的象征。在十七世纪以前，英国的律师是不用戴假发的。司法假发发展至21世纪已有300多年历史。

英国规定：2008年10月2日起，除了审理刑事诉讼案件的法官之外，全国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发。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假发在英国、中国香港还是保留这一习惯。因为假发象征着权威。

21世纪，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

而英国法律界还有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司法假发

Ⅳ 怎样才能成功爆料法官的丑陋行迹

录音录像，必要时请公安或国安的朋友帮忙！
或者找媒体、电信运营商。

Ⅵ QQ三国3月26日更新后有哪些新任务 愚人节、狂欢节的活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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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黎巴嫩贝鲁特港爆炸案法官萨万恢复调查工作，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港口里面储存了2700吨硝酸铵，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容易发生爆炸的危险物品，所以说之后再对此事件进行调查时，主要是对于那些管理人员玩忽职守进行调查，同时要查清楚这一批化学物品的来源，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储存在这里。

不管怎么样，这一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最重要的就是灾后重建工作同时也是要对这一场爆炸案进行彻底的调查，毕竟也是要给国际社会以及黎巴嫩的人们一个交代，在事情发生之后，黎巴嫩马上就组建了小组对事情进行调查，一直到最近黎巴嫩的最高法院恢复了调查工作。最终该法官指控政府的总统迪普亚以及前来政务部部长前公共工程部部长玩忽职守，结果导致了这一次的爆炸，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彻查的是该港口的管理人员，为什么这样具有高风险性的化学物品能够被运进港口，并且这样的东西是应该进行管理或者是销毁的，但是他们就这样储存在了港口之中，最后使得这一次爆炸事故的发生。其次我想说的是，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对于那些受到波及的人们进行安抚，赶紧完成家人的重建，毕竟一个国家还是要进行运行的。

Ⅷ 如何面对法官员额“自觉退出”机制

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当前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所谓法官员额制度，笔者理解，就是将法官定编，确定一个科学的、相对稳定的员额，经过严格的遴选，使少数专业化、道德化、法律化的高素质人才担任法官，行使审判权，而其他任何人都无权行使审判权，其他一些审判辅助性事务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的一种审判工作制度。
实行法官职业化、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稳妥推进，要充分考虑到地域的差别，经济文化的差别和自身条件的差别。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都必须由其他方面的改革相配套，都必须争取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就建立法官员额制度而言，有条件的法院应当积极探索，搞好试点，加强调研，广泛宣传，不具备条件的法院不能盲目赶时髦，贪功冒进，草率行事，急于求成。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改革还应当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配套进行。
一是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通过提高法官“门槛”，严把“进口”，疏通“出口”，保证法官质量，实现良性循环；通过拓宽法官的遴选渠道，保证有充足的人才供应；通过严格法官选任程序，确保少数高素质的法官行使审判权；通过强化学历教育、在职培训等形式，提高法院现有人员的素质；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着力提高法官的职业意识。
二是改革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改变目前“司法权力地方化、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现状，建立一套符合审判工作特点、有利于司法公正的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
三是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实行对法院各类人员的分类管理和流程化管理，创新监督机制；对法官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实行全方位监督；拓宽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机关、上级法院、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坚持“防范在先”原则，做好事前监督，加大惩戒力度，做好事后监督。
四是建立法官的职业保障。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法官的职业地位、职业收入，改变现有的按照国家公务员的职级确定法官工资待遇的体制，使法官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崇高职业地位、极高法律素质、丰厚职业收入的社会阶层，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法律的公正与权威，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Ⅸ 为什么有的法官在法庭上要戴那个 像羊毛卷得东西呢

您是指在香港等一些地方的法官吧，这是沿袭英国的传统习惯的。

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提起英国的法官或律师，脑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现出那灰白的稍带卷曲的假发。对于英联邦的法制传统之外的人，虽然假发已成为英联邦法律人符号特征，但这样的装扮并不会油然生出庄严肃穆的威风，相反，常常是一种怪怪的感觉，让观者不时的替他们捏着一把汗，担心会不会随着大律师颇有风度的鞠躬而滑脱下来，当庭出个洋相。美国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就曾说，“（英国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窥视的老鼠”。这个仪表还吓得一个出庭作证的孩子大哭不止，导致英国专门审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别法庭完全取消了假发。

假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和古罗马帝国的文献就有相关记载。然而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流行，一般认为是1620年前后，路易十三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而戴假发，引起经常出入宫廷的贵族效仿，随后风靡欧洲，以至于连妇女都戴着各式的假发出席社交场合。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传到英伦三岛。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真实的记录了假发在英国流行的历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国王和公爵都将戴假发的传闻，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将头发剃光，定作了假发。佩皮斯写道：“告别自己头发还是有些许伤感，但一切结束了，我就要戴假发了”。由此可见，假发在英国流行，榜样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样之外，假发的流行还有一个原因。据垄断英联邦假发行业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厂（Ede & Ravenscroft）介绍，由于十七世纪的欧洲缺乏供暖系统，人们不便洗热水澡，为了防止寄生虫的滋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留短发而以长长的假发替代。

早期的假发使用人的头发制作，如债务人用头发抵债、甚至是死人的头发。那时的法庭上，各种假发的气味混合简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们出庭有时不得不自带一束鲜花来稍稍化解一下。这种状况直到1822年汉弗莱?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发明了利用马尾制作假发的工艺才结束。

英联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参加重大典礼活动都佩带假发，完全是当时的流行使然，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数百年过去了，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而且假发不卫生、太热、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说改变也很难。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事务律师获得出庭权以后，就因为没有戴假发的资格而向上议院提出了好几次不成功的陈情，而不少被告人也优先选择可以佩带假发的出庭大律师为他们辩护，据说是否戴假发还直接关系到对陪审团的说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看起来当初的时尚--至少在假发这一点上--仍然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牢牢的束缚着当代的英联邦法律人。澳大利亚在70年代为了顺应家事法庭（Family Court）减少形式，增进和谐的潮流，取消了假发。但到1987年，据说是由于发生了多次针对司法人员的袭击，于是又恢复了假发。笔者以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做法，更多的是传统心理作怪，或者说是传统论者为了保住头上的假发，拿这些袭击说事儿而已，绝对难说是对症下药。因为在英国，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别法庭中司法人员佩戴假发的惯例后，似乎并没有类似澳大利亚的恶果发生。2003年，英国又进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发的调查，发现多数资深法官和事务律师希望取消假发，而下级法官和出庭大律师则坚持传统。更有68%的公众希望法官---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发，说明假发在英国民众代表司法正义的符号作用仍然很强。

争论归争论，假发看来不会很快地在英联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纳德逊勋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话概括了这场争论, “既然假发至少过时一个世纪了，那也不用急着取消。”

正义需要通过仪式体现出来，正是通过这种鲜明而具体的符号意象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假发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希冀。然而，建构现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没有捷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人民自身在缓慢的促进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认可这一历史创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历史法学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现象中少不了历史的积淀。中国律师袍可说是已经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来着律师袍出庭的现象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或许是必然的结果。当初的决定更多的是应景成分，没有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因素。笔者以为，正是使英联邦法律人头顶上的假发挥之不去的那种力量，让中国的律师袍迅速地离去，消失在历史的隧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