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
❶ 司法官 是什么意思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版活动。在西权方国家，由于“三权分立”，司法与行政、立法之间有严格界限。
司法官是指司法行政系统工作人员、公检法等政法系统工作人员、律师、公证员、人民调解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司法考试应试人员、军队系统官兵、法学理论工作者、高等法律院校师生
❷ 五听制度的诉讼启示
刑讯逼供
“以古为鉴，可以知隆替”，探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研究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的“五听”制度，是为了科学地总结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代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作为一项沿袭数千年的法律制度，“五听”制度对我们今天的刑事诉讼仍具有不少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五听”制度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一定程度上蕴含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原则。当然，由于古代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并没有明确的界分，听讼往往也适用于审前阶段，为侦破案件、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和依据。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原则成为现代刑事审判的两项重要原则，尽管其内涵和要求与古代相比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从古代“五听”制度中不难看出这两项原则的意味。
启示之二：“五听”制度作为对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一种重要的证据审查判断方式，通过观察陈述人的表情和神色，利用事理、情理和逻辑进行判断，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审讯学和逻辑学等依据，有其合理性。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审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其合理因素，尤其是法官要运用经验法则和理论法则进行推理，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以对案件事实形成合理的内心确信。合理科学的心证主义日益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要求。
启示之三：“五听”制度强调言词证据，尤其是被告人口供的价值，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古代存在不少刑讯逼供的案例，但这并不是其常态。正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唐朝、宋朝还是元朝，都要求“以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所以，经过合法程序获取的被告人的真实口供，具有很强的证据价值。当然，除了口供以外，还要求法官对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对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案件的真相。这一点对现代刑事诉讼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口供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证据“天然的优势”，在自白是“任意的、明知的且明智的”，即要求获取口供的程序是正当的，同时还要求口供本身是真实可靠的。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各国法律对口供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作了严格的限制，但在刑事诉讼的具体运行程序中，又往往鼓励被追究者“任意自白”，从中可以窥探口供的证据价值。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与“口供至上主义”和刑讯逼供现象相抗衡，在司法制度改革过程中推出“零口供规则”。“零口供”要求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淡化、弱化口供的作用，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作出的有罪供述如无物。这固然有助于我们更新办案观念，特别是有助于消除长期以来在中国执法和司法人员观念中形成的“口供情结”。但“零口供”的做法过于极端，因为被告人的供述毕竟是中国法律规定的一种证据，完全无视其存在，彻底否定其价值，既有悖于法律规定的精神，也有悖于司法证明的规律。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形地夸大口供的价值，在审查判断口供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时，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加以检验与印证，以便对案件事实作出综合判断。
启示之四：“五听”制度对古代的司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不仅要求司法官具有入目三分的观察能力，以捕捉当事人的每一个细微的表现；同时还要求法官体察当地民情，熟悉当地风物，以便科学地进行情理、事理和逻辑判断。事实调查是适用法律的基础，案件事实作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这就决定了查清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古代认识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往往强调依靠司法官的个人智慧和主观能动性以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现代刑事诉讼同样对司法人员提出了高要求，不仅要求其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而且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心理学、审讯学和逻辑学等知识，特别是依据经验法则和伦理法则进行推理，以防止司法人员进行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五听”制度历史悠久，为后世所传承。从其产生的那天开始，“五听”制度就不断地契合其具体的社会环境，在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延续。尽管今天的生活土壤不同于古代，但其中蕴含的合理因素仍具有现代意义。在看到“五听”制度合理性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抹杀其消极的一面。客观而全面地对“五听”制度作出价值评析，取其精华，为我所用，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诉讼 的目的是发现真相，维护正义。而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案件一旦发生，其真相只能依赖于事后寻找证据，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回溯性的证明。
如何判断证据、发现真相呢？在人类历史上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包括最早的神誓、神判；欧洲中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近代的自由心证主义。诉讼证明方式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神明裁判”到“证据裁判”，从“非理性证明”到“理性证明”。在人类司法的历史上，中国古人则独树一帜，开创了著名的“五听”断狱审判法。
“五听”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封建社会即已存在。《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做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五听”制度对古代的司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不仅要求司法官具有入目三分的观察能力，以捕捉当事人的每一个细微的表现；同时还要求法官体察当地民情，熟悉当地风物，以便科学地进行情理、事理和逻辑判断。
“五听”断狱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中国古代审判经验的累积和总结，反映了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五听”可以说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心理学基础。晋朝张裴对此评论道：“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诸取身，远诸取物，然后乃可以正刑。”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通过观察当事人言词是否合理，神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等情形，综合判定其陈述的真实性。
“五听”制度从最早封建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历代承继并发展，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国古代诉讼实践影响深远。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裁判方法，“五听”制度虽然与现代的自由心证主义在整体上是无法比拟的，但相对于神判证据、法定证据等制度来说则有其独到之处，可以说为中国古代司法传统抹上了一笔理性的亮色，即使对于现代的司法审判而言也是不无裨益的。中国古代的“五听”断狱与现代的自由心证暗自契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❸ 司法不公是个什么问题
在当前涉及司法界的社会话语当中，司法独立、司法腐败、司法公正是三个重要议题。这三个议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其中，司法独立，关涉司法身份问题；司法腐败关涉司法官的操守问题；司法公正则涉及司法权的运用问题。 当司法被指称不公时，我们必须去厘清这是个什么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这个问题给予审慎的思考，同时做出解释、说明和回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既不能人家一批评我们就气急败坏，急于申辩；也不能全盘接受，急于讨好。如果这样，既对司法不利，因为司法开始被舆情甚至是少数舆情所调动；也对人民不利，因为人民对司法的权威和信心会因此更加削弱，如此循环往复，司法的社会生态会更加恶劣。这是厘清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 理论上，司法公正包含了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也称之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实体公正难求，就转而把重点放在了程序公正上。这样，对于司法公正的要求被简化为对司法程序公正的要求。就目前最高法院所主导的司法改革来看，也是在程序公正上作文章，比网上公开判决书、人民陪审员参审等等。 司法公正的反面是司法不公。当前，“司法不公”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社会忙着“声讨”，法院忙着“检讨”。在一派热闹景象中，大家整理出以下几个问题： 1、司法资源有限论。这是最高法院的官方说法，原话是“有限的司法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诉讼需要”，所以招致怨气。 2、少数法官腐败论。这是司法不公的原因之一，说少数法官的腐败导致了司法不公。 3、新闻舆论自由论。说因为新闻舆论自由，操作公众情绪，司法成了替罪羊。 4、信息不对称论。说法官、律师、当事人、社会、领导等等诸多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因此导致司法不公。（意思好象是说司法不公是个误解） 5、司法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反映论。意思是，司法不能把正在演变的公共政策反映到司法活动当中。 6、法官自由裁量权论。意思是，因为法官对自己的司法裁量权乱用，误用，导致了司法不公。 7、内外部原因综合论。意思是，内部制度不健全和外部的干预导致了司法不公。 8、司法公正不可能论。 凡此种种，所涉及的都是司法不公的原因。那么，司法不公在何处，语焉不详。是指程序不公，未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还是指结果不公，冤假错案频发，还是指别的什么，都不是很清晰。 一般来说，我们看待问题，首先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再去解决问题。一说司法不公，就急于找原因，研究对策，却不知道它到底不公在何处，急躁之后，就越搞越乱了。
❹ 赵娥杀人报父仇，司法官却纠结如何处理，是遵从人情，还是法律呢
赵娥，东汉酒泉郡人，赵安之女。赵安因事触犯了当地豪强李寿，被他打死。赵娥当时已经出嫁，不过夫君已然过世，自己带着年幼的儿子寡居。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不已，发誓要为其父报仇。当时正值瘟疫，她的三位兄弟也同样去世了。为了报仇，她时刻携带短刀，在李寿家周围游荡。但是始终没有机会。这一等就是十年，孩子都已经不小了。后来李寿外出，在都亭附近，终于被她发现落单了。于是赵娥便赶忙上前，将李寿刺杀了。
————《礼记》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一词的来源。但是这种不共戴天却并非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以杀止杀。儒家所认为的不共戴天是不与仇人共天下，不在仇人所在的国家为官；即便在街道城乡中遇到，也不能反兵相斗。儒家这种报仇方式，不会导致冤冤相报，不会造成流血杀戮，同时也避免了司法官在此事上的纠结。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礼记》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一词的来源。但是这种不共戴天却并非你死我活、有你没我的以杀止杀。儒家所认为的不共戴天是不与仇人共天下，不在仇人所在的国家为官；即便在街道城乡中遇到，也不能反兵相斗。儒家这种报仇方式，不会导致冤冤相报，不会造成流血杀戮，同时也避免了司法官在此事上的纠结。
❺ 司法官的基本介绍
通常意义上讲，司法官就是在司法机关中从事专业法律工作的人员。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机关属性，因此我国的司法官应包括从事审判活动的法官与从事法律监督工作的检察官两类。
❻ 如何提高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
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的重要审判保障力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司法体制的不断改革，司法保障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作为警察的一个特殊警种，司法警察在人民法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篇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围绕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展开论述。【关键词】 司法警察、保障力量、职业道德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我国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是人民法院干警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通过行使职权，预防、制止、惩治妨碍审判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审判秩序，保证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当前，司法警察队伍建设问题已成为我国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司法警察工作更加规范化发展，笔者认为加强法院司法警察的职业道德建设，对于铸就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警察队伍，提高法院执法能力，维护法院的司法形象至关重要。 一、司法警察职业道德的意义。 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是指司法警察在依法履行其职务时所应遵循的职业行为规范。其行为规范在《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的第五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清正廉洁，服从命令，严格执法”。司法警察职业道德是在现阶段条件下，遵循司法警察特殊职业道德规范和准则要求，概括和总结司法警察特殊功能和主要作用，以及在职业实践这个基础上所产生一切职业活动。如调整好与案件当事人、律师、公诉人、法官及法院内部其他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其行为受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制约。 二、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司法警察是人民法院直接领导和管理的一支带有武装性质的司法保障力量，肩负着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维护审判机关尊严的神圣使命，在法院实际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是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的重要手段，是展示我国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形象的重要窗口。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观念的需要，是新时期条件下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 三、法院司法警察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为了适应复杂多变的审判执行等工作，既要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和保障，又要完成警队的专业技能训练。因此，司法警察应具备更高的职业道德素质。 （一）坚定政治信念、忠于宪法和法律。 司法警察应当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支持党的绝对领导，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力，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方针。 （二）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效率。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基本职责，应当以服务审作为法警工作的指导思想，重点体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中。司法警察应当具有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坚持“公正与效率”的工作理念，严格依法履行职责，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文明执法，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工作安全，为审判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后勤保障。 （三）纪律严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是一种准军事化管理的组织，实行编队管理和双重领导，既受本法院领导又受上级法院职能部门的领导。所以，这就要求司法警察培养纪律严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优良作风，也是司法警察履行特定职责的必然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就必须坚持依法执行任务，加强组织性，强化纪律性，增强凝聚力，保持队伍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四）注重警容风纪、约束举止言行。 司法警察在平日的审判执法活动中，反映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也体现了自身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他们与当事人接触最直接、最广泛、最具体。人民群众到法院第一眼看到的是司法警察，庭审中最能展示司法机关威严的是司法警察，遇到紧急情况第一个冲上去的也是司法警察，如果司法警察的形象不佳，将直接影响人民法院的整体形象。司法警察在日常警务保障活动中，要与案件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群众接触，有时甚至会遇到一些突发性事件。因此，司法警察在执勤中，要严格遵守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保持形象良好、不能有任何损害司法公正和司法警察形象的言行，使用文明、规范、准确的语言，做到崇尚法治，维护正义，秉公执法，才能树立司法警察队伍的良好形象。 （五）爱岗敬业、保持司法廉洁。 人民法院的核心价值观是为民、公正、清廉，司法警察队伍作为法院的一部分，就要体现出司法为民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勤勉敬业，保障司法公正，保持清正廉洁的职业道德品质。 四、加强法院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的渠道。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提高司法警察队伍的职业道德素质，已经成为维护司法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加强法院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素质。 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并通过系统的学习教育，逐步提高政治理论素质，在思想上紧跟发展的形势，勇于创新，与时俱进。强化奉献意识，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在保障审判和参与执行工作中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在处置突发事件时，雷厉风行，英勇顽强。强化公仆意识，深入持久地开展法警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司法警察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艰苦奋斗，廉洁自律，奋发向上，一身正气，自觉树立好司法警察的良好形象。要强化法律意识，经常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使法警知法、懂法、守法，做到规范执勤、文明执法。强化纪律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纪律作风教育与整顿，使司法警察养成警容严整，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迅速的优良作风。 （二）提高自我修养，努力养成自律意识。 通过加强对法警工作职能、性质、地位、作用的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这项工作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且在法院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要充分认识到，司法警察是展示人民法院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引导大家正确对待工作分工问题，充分认识每一项工作都事业重要组成部分，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强司法警察职业道德建设，全面提高司法警察道德素质，是一项长期而有艰巨的任务，是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在法院队伍建设中更为重要，只有把司法警察培养成具备坚定政治信念、维护司法公正，忠于职守，保持司法廉洁的司法干警，才能将这支队伍创建成为一流司法警察队伍，才能在推进人民法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第1页 共1页
❼ 如何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独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5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6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客观地讲，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国情紧密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
1、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法院及法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同时也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6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法官的人事控制，从而杜绝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而导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包括：（1）保证法院的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行政领导职务。（2）确保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笔者认为，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恒定状态。（4）法官的惩戒和调动。在日常工作期间，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于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能力素质决定了司法质量的高低，因此，不断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题。具体措施包括：1.大力强化业务培训。按照法官专业化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练兵，打造“法律精英”队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准。教育广大法官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规范司法行为，文明司法，谨言慎行，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严格约束业外活动，树立公正司法、勤奋敬业、刚直不阿的良好职业形象。3.加强廉政建设。坚持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法官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法官惩戒制度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纪行为。4.完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细化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司法权，防止发生腐败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机8制、岗位责任制，加大查处力度，重点解决查处失之于软、追究不到位问题，纯洁法官队伍。5.加强案件质量评查，注重发现影响审判质效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坚持定期评查、专项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坚持发现问题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坚持纠正错误与总结经验相结合。
(三)理顺和规范公众舆论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在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公众利用网络关注司法的热情日益高涨，人民法院要正确对待群众通过各种不同媒体表达的意愿。一方面发布全面完整的权威信息及时化解矛盾、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宽容对待、认真倾听公众的不同声音，把微博、论坛作为和社会公众之间增进了解、消除误会的平台。81、变被动为主动，强力推进审判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执法办案和新闻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两驾马车，两者之间不应背道而驰。法院应当将网上办公、数字法庭、裁判文书上网等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让每一次公开庭审都成为法律宣传的途径，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成为生动的法律宣传的素材。全方位、客观公正地把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开出来，切实做到不回避、不躲藏、不遮掩，让公众实实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2、加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坚持善待媒体、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的原则，积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机制，与新闻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公众，消除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隔阂，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处置网络舆情，实现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网络舆情处于萌芽阶段时起就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主动应对质疑和猜测，竭力抢占舆论制高点。4、规范各类媒体的报道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法院审判工作有它自身特点，审判独立是我国法律加以规定和保障的。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以遵循真实性为原则。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同时，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四)改革信访考评机制，重塑法院信访工作机制
近年来，涉诉信访工作在法院整体工作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受种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法院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甚显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境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访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规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员的答复和解释，长期坚持无理申诉；也有一些上访人在利己思想驱使下，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对方当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走上缠诉缠访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后，如何应对某些上访人的过激、违法行为，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处置机制，对一些缠访者尤其是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的上访者难以处置。少数上访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对申诉权利缺少制约的漏洞，无理纠缠，甚至辱骂法院信访工作人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信访制度，改革信访考评机制，刻不容缓。1、做好《信访条例》的宣传工作，指导当事人按条例规定依法有序上访。抓好条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对条例、现行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调整，使之与新条例相适应，使信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之间的信访联动，统一标准。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接访的原则不一，答复口径不一，就会加剧当事人的越级访。实行上下级法院信访信息传递、反馈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面大，疑难复杂的越级访和重复访，实行各级同堂会审，尽快给出一个终局结论。3、建立专家陪审团，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意见。借鉴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建立由法学专家、教授及知名律师组成的专家陪审团，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由专家陪审团陪审，并给出专家意见，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决结果的说服力。4、改革处访机制，改变平行部门或上级部门向法院转办或交办案件的随意性。对于信访案件，有的部门或有关领导不懂或不顾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能否进入再审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无审级限制等因素，直接简单的批办、交办或督办，转办。有些案件已不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或属于上级法院受理而被驳回申诉，但有关领导或部门交、转办函成为申诉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诉不休。5、改革信访考核机制，依法处置无理访。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使基层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主要职能，一到“敏感”时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体动员反复排查，重点布防，“不能使一个漏网”，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抓稳控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尤其是“信访当事人属地管辖”的规定，更使一些基层法院陷入既无权解决问题，又要承担信访工作责任的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盯梢”、“利诱”、央求等甚为可笑之举。这样的后果只能平稳一时，并且助长了个别人员无理、无序信访的嚣张气焰，从而使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建议通过建立信访听证，划分无理信访与有理信访，对于无理取闹，缠访闹访的，则依法严肃处理。
(五)开展法制教育，推进全民守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法治观念也大大增强，但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全民守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1、切实推进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创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意识，养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3、健全基层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务的基层触角。要尽快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依法有序完善来信、来访、来电等诉求表达方式，畅通和拓宽社会诉求表达渠道，让法律的阳光普照。
❽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❾ 周朝法律规定的追究法官责任的“五过”包括哪些内容
“五过之疵”是指司法官审案时的五种敝病，即惟官(依仗权势)、惟反(私报恩怨)、惟内(家属牵制)、惟货(勒索财贿)、惟来(贪赃枉法)。
❿ 我国现行的司法原则是什么啊司法实践对司法原则的基本原则。
【内容提要】
司法独立时现代法制国际的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本篇文章就我国司法独立原则的现状、司法独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构建的设想。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主体 模式 保障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当期，随着我国加入WTO成为现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关键，也是我国加入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主流的关键。
一、 我国现行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的规定
我国1982年通过建立新修订的《宪法》。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①随后于1983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1989年通过的就《行政诉讼法》第3条以及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6条都对司法独立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宪法》131条还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②1983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也对此作了相应规定。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则对司法独立原则作了专门规定。该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③上述规定为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贯彻实施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这表明，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既是一项宪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活动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调整着我国国家司法审批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确认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作为一项司法活动准则，它确保人民法院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检察权的独立、公正行使，防止人民法院的审批活动和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活动受到外来的不当干扰、影响和控制随着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上的确立，我国的司法制度也开始迈上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轨道，开始朝着现代司法制度的目标前进。
二、 司法独立的内涵
司法独立的原则和制度是宪政十分重要的内容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即不得任意缩小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所谓非法介入司法，主要是指“局外人”未经法律授权和正当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充任法官或充当实际上的法官，此外，非侦察和检查人员未经法律授权而行具有特定司法意义的侦查和检查权力，也属有损于司法独立的非法介入。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的这种弱势地位，且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小，它的任务只是搞清案件的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因此，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
三、 构建我国司法独立体制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只有构建新的司法独立体制，才能使司法独立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以缩小中西方在司法独立问题上的差距，同时顺利地与国际社会在司法独立上的接轨。以下我拟从我国司法独立的主体、模式、保障等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进行构建的设想。
（一） 重构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
重新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主体仅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由有两点：第一，司法独立首先是审判独立，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首要主体；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是司法独立的重要主体。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法院的上级机关，同时，法官身分和地位也应当独立。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同样既要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还要独立于上级检察机关（但不独立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所以不再作为司法机关，是因为，其一，公安机关本身是行政机关，受到本级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双重领导。其二，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公安机关按法院和检察院的标准来要求，在客观上不利于某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侦破。其三，即使公安机关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但是也不能独立于检察院；独立于本级政府但不独立于上级公安机关；公安人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不能独立。第二，根据控审分离的原则。没有控诉就没有审判；没有控诉的审判只能是司法专横。刑事公诉案件审判需要检察机关的发动，而且只有检察机关的控诉才是强有力的。尽管法律可以赋予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本应由公诉机关发动的审判，但是，这样的刑事案件由被害人通过自诉的方式来发动审判，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因此，独立检察机关的诉与不诉，同独立审判机关的审判变得同样重要了，所以，人民检察院同人民法院一样，应当作为司法独立的主体。
（二） 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模式
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产生，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其实，不管是“二权分立”、“三权分立”、“四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都可成为防止司法专横和腐败的模式，不过，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利弊。中国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任何的模式，尤其是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是我国在设置中国的司法独立的模式时，应当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的国情紧密相结合。第一，人民法院的设置。1、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在现有的审判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华北和中南等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作为高级人民法院的高等法院，从而变成五级法院的体系。2、法官的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地方巡回申诉人民法院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3、人民法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法院的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执行权；取消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强制执行权；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完全归人民法院。第二、人民检察院的设置。1、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与审判机关的组织体系的设置相对应。2、检察官的任免与法官的任免相同。3、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取消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将刑警划归人民检察院，由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刑事案件的立案权和侦查权。
（三）、构建中国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
第一、保障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司法机关的整体独立既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相互之间整体独立。目前，中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的整体独立难以实现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不独立于行政机关，尤其严重依附地方行政势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不独立，从而使地方各级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从而间接控制司法机关的意志，司法机关为了生存，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得不搞好与当地某些党政首长之间的关系。为此，司法机关沦为“创收部门”，不得不“自收自支”，把直接收取的诉讼费用转化为办案经费，甚至不惜充当“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角色。因此，保障司法机关整体独立，就必须保障司法机关的经济独立，保证司法机关吃“皇粮”。为此，应当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1、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实行专款专用，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住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司法机关及法官和检察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和检察官的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2、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司法机关经济的唯一来源，法院所收诉讼费一律上缴国库，作为司法专项款统一使用，禁止挪作它用，从而打消司法机关“创收”的邪念。3、根据各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定额定编司法人员，确保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达到既提高司法能力又保证国家的司法专用款项的有效使用。
第二、保障司法机关的内部独立。1、保障检察机关内部的相对独立。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工作，但是，地方各级检察院之间应当相互独立，从而由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独立决定是否立案、侦查，是否起诉和抗诉，并独立承担由此引起错误追诉的法律责任。2、保障审判机关内部的绝对独立。为此，必须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权。目前我国法院内部不独立，是因为司法裁判方面行政化严重，主要表现在：院长、庭长“审批”案件，使行政管理者直接审查案件影响了案件的裁判，法官不便独立裁判；带有明显“行政会议”性质的审判委员会有权讨论和决定案件，法官不能独立裁判，尤其是“错案追究”的无限扩大，使法官不敢独立审判，从而造成和加剧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在案件判决之前，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指导”和“批示”，从而强化了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行政依附关系，导致了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要改变这种状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 实行司法行政职务与法官职位的职权分离，司法行政职务只管理法院内的行政类事务，案件审判由审判组织独立行使。2 取消“判而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对大多数一般案件实行法官独任审判，较为重大复杂的案件实行合议制。同时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法学专家（不能包括现职的法官和检察官）和其他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咨询意见供合议庭参考。3 在扩大法官审判权的同时，配合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加大法官的司法渎职、失职责任。上述改革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禁止法官之上的法官”，实现由人民法院向审判组织独立审判的转变，向现代各国通行的司法原则及司法惯例靠拢。
第三、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保障司法官的身份独立，确立和保障司法官的任职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确保司法官的素质，使司法官成为“法律精英”队伍。为此，必须做到：（1）清除现有的不合格的法官和检察官，腾出法官和检察官编制；（2）初任法官和检察官应当从具有一定执业年限的优秀律师中或法学教授中选任，充实法官和检察官队伍；（3）法官或检察官的司法行政职务与职位分立但可兼任，但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或检察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司法行政职务。2、确保司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和检察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不至于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司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一般认为，司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使司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和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规范司法官的任免、晋升、惩戒和调动机制（1）司法官的任免。司法官的任命必须从前已述及的人员中任命，确保司法官的素质；司法官必须由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任命），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司法人员的人事控制；司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司法官工作恒定状态；司法官司法行政职务为任期制，因选举而上任，因期满、罢免、辞职而离任；（2）司法官的晋升。法官职位实行行政级制，可按现行《法官法》的规定分为12级；法官职位的晋升以司法业绩为标准，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贯彻公平竞争原则；法官晋升遵循“阶梯式”原则，不得越级升迁；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可由人大常委、退休司法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组成），考评、晋升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的司法官。（3）司法官的惩戒。在日常工作期间，司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司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除县级人大常委会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设立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可由退休司法官和法学专家组成）。（4）司法官的调动。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司法官本人同意，司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司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由于检察官的诉与不诉以及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检察官作为诉与不诉的决定者或败诉者的报复。为此，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司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
第四、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司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1、理顺和规范党委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司法独立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更不是摆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党的领导。因此，我国的司法独立仍然是党领导下的司法独立。但是，党的组织不能对具体案件发号施令。如何规范党对审判的监督，使其既保证司法公正又保障司法独立呢？1 通过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法官，使党员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 党委可通过向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司法官考评委员会和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建议任免、晋升和惩戒来制约法官，使法官真正服从法律。2、理顺和规范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对立。人大作为权力机关，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大应当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由退休的司法官和法学教授组成）依法对司法进行监督，人大对审判的监督是过程监督而不是结果监督；是整体监督而不是个案监督；是法律监督而不是工作监督。司法监督委员会可通过报告形式向原任免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汇报监督工作，以此作为法官任免、晋升和惩戒的依据之一，使法官服从法律。只有这一才能保证人大不干预司法审判，保证司法独立。3、理顺和规范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庭审活动的客观报道，使公开审判最大限度的公开，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案件的知情权，使审判人员受到新闻舆论的约束，从而必须服从法律。但是，新闻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因此，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