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大法官
A. 在办案中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做到“四个更加注重”。一是要更加注重推动发展，通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促进创新，支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对于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维持可持续发展等措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节经济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二是要更加注重促进社会和谐，把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贯穿于审判和执行工作的全过程，把是否促进社会和谐作为评价和检验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重要标准、把促进和谐的理念贯穿于审判和执行工作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三是要更加注重保障民生，重视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社保、住房等关系民生案件的审理，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四是要更加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着力解决涉诉信访和执行难问题，促进社会安全团结。
2、坚持“五个统筹兼顾”。一是要统筹兼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真正做到两个公正的统一；二是要统筹兼顾依法判决与诉讼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最大限度追求案结事了；三是要统筹兼顾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与被害人的权益保障，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加强刑附民案件中民事判决的强制执行，维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使被害人和社会都能感受到司法公正；四是要统筹兼顾依法独立审判与接受监督，把审判活动置于社会广泛的监督之下，我院为此聘请了30名廉政监督员，并定期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观摩庭审和视察工作，把审判活动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以促进司法公正；五是要统筹兼顾司法工作专业性与坚持群众路线，为此，我院通过法定程序任命了16名人民陪审员，又在全县各镇乡聘请了271名诉讼联络员，依靠群众支持搞好工作。
3、建设学习型法院，努力提高法官队伍司法能力。一是提高司法认知能力，使认定的法律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事实，尽可能减少案件事实司法认知与社会的差异；二是提高法律解释的能力，不但应掌握通常情况下的文意解释，体系性解释等方法，还要懂得特殊情况下的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以准确、灵活、能动地运用法律。
4、增强民众法律意识，提升社会法律水平，使法律效果评价逐渐对社会效果评价产生主异作用。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审判公开原则，增强透明度，努力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推行判后答疑等，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B. 法官手记读后感
杨忠民：法官缘何如此恐怖?———读《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1947年，在二战后纽伦堡的废墟上，由美国独家主持的审判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一个问题定然困扰着人们：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曾经身披法袍，手握法槌，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面相庄严的前法官们，大约谁也不曾高举火炬行进在“帝国水晶之夜”，亲手残杀犹太人，砸碎犹太商店的玻璃橱窗，焚烧犹太教堂和“邪恶思想”的书籍；也未必亲自启动“洗浴室”的毒气装置毒杀妇孺，或者扣动扳机，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未必身着军装，脚登马靴，手执佩剑，践踏被侵略的国土——即使成了被告，那一脸的神圣和不屑，只会让人生出对司法的敬畏，却实在难以联想到“恐怖”这个可怕的词语。然而，在德国法学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中〔1〕，却分明记载下如许事实：正是他们，在经过严谨、缜密且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之后，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使反犹排犹的条顿剑得以从司法的剑鞘中抽出；也正是他们，端坐在国民法院、特别法院、党卫军警察法庭、军事法庭之上，挥动法槌，将成千上万“玷污种族”的犹太人和“社会蠹虫”、“社会渣滓”驱赶进集中营，接受死亡的“洗礼”；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作出惨无人道的判决，对智能低下者强制性绝育，令残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乐”中死亡；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到绞刑架下，以鲜血润滑着第三帝国的战争机器……是的，从这些司法官员白皙的手上，的确看不到一丝血迹，但谁又能说，在被毁灭的五百多万犹太人的尸骸旁，在被虐杀的二十万“不值得活的生命”的坟冢前，乃至在被整个战争屠戮的五千五百万生灵的周围，除了游荡着希特勒死神般的身影外，就没有抖动着这些司法官员们恐怖的黑袍？！本应由希特勒占据的被告位置，如今由他们来填补，的确是合乎逻辑的，可人们依然要追问：法官缘何如此恐怖？
C. 谁能介绍一下顾维钧的生平和主要作为
一生婚事三部曲
顾维钧，字少川，貌美善言。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民国时期内政局势几度沧桑，人事代谢，而顾维钧这位职业外交家却始终站得很稳，颇令人称奇。
顾维钧一生之中共有过四次婚姻关系。第一次是同一个旧式家庭的千金，此事的起因还在光绪末年顾父入上海道尹袁观澜幕府时，顾维钧只有12岁，入上海英华中学读书。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看好顾维钧前程无限，许下女儿终身，又供其赴美留学。顾维钧学业优异，还担任了美国东部各州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顾维钧回国后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颇为赏识顾维钧的才干，因此向袁世凯推荐任用顾为总统府的英文秘书和翻译。顾维钧翩翩少年，公余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小姐，唐对顾一见钟情。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
顾唐联姻中间还存在着张氏小姐这个障碍，据说，唐小姐用尽办法，其父通过手段逼张解约退婚，张小姐后出家落发，张衡山抑郁而亡。二十年后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在上海得知张小姐生活清苦，特意写了一封信并附送一笔五万元巨款以示忏悔，但张小姐连信带款原样退回。
1915年，年仅27岁的顾维钧出任驻华盛顿公使，这在当时是最年轻的使节。
唐氏夫人因时疫去世，遗下一子一女。顾维钧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中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娶为继室。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五百万英镑。不数年顾维钧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你看这事能成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顾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是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维钧果然组阁。
1956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婚，后又同严幼韵结婚，直至1987年逝世。顾维钧年老时，曾与人闲谈婚事，他认为自己一生婚姻似有三部曲：主贵，与唐梅联婚，得以发展政治地位；主富，与糖王之女黄蕙兰女士通婚；主爱，与严幼韵女士结婚，相亲相爱，期能白头到老。
巴黎和会初露锋芒
顾维钧的一生中，最成功的一幕，就是参加巴黎和会。他外交成绩的发轫在此，名扬四海的创始亦在于此。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汇集巴黎，讨论德国战败后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月下旬，五强国十人会议（即包括美国总统与国务卿，英首相与外相，法总理与外长，意首相与外长，日西原寺亲王与代表）讨论分配战时所占有之德国海外属地问题，经激烈争辩仍不得解决，于是临时提议讨论日本对中国山东问题的要求。当时日本根据中日所订的二十一条及战争期间的英日、法日、意日所订密约，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坚持和会加以追认。美国因无日本签密约的束缚，提议应先听取中国的意见方能讨论解决。
这天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主张。因时间紧迫，开会时，顾维钧没有讲稿，凭口直言，将日本对中国传统侵略之政策，及提出二十一条迫我签约之经过陈述一遍，并指出日本侵略山东不仅违反公道与国际公法，且必将危害他日远东及世界和平，有违巴黎和会的本意，将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等。顾维钧的讲话如行云流水，情切意深。讲完之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首先向其表示祝贺，并说整个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的代表也有很多人跑来同其握手，整个场面同日本代表发言后的冷场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各列强对中国的同情仅仅是昙花一现，后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山东问题仍不能公平解决，最后制定了方案：日本将获在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顾维钧等在得知此内容后，首先全力设法使此方案能够修改，但无济于事。
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签字了，率团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忧惧拒签的后果也倾向于签字。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形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总长自行定夺。可陆总长此时已住院多日了。
6月28日，关于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的闭幕典礼。而直到下午三点，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代表团才收到北京政府的拒签命令。在这次拒签和约的事件中，顾维钧起了重要作用。代表团一些代表态度曾游移不定，但迫于国内民众压力，不得不同意顾维钧的意见。
巴黎和会之后，顾维钧名声大振，他在巴黎和会国联委员会中当选为“小国”五名代表之一，参与拟定国联公约。1920年11月，又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联第一次大会。
促成联合国的诞生
1922年8月，在各派系的斗争中王宠惠组阁，顾维钧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王内阁倒台，顾维钧辞去外交总长之职，转而在孙宝琦内阁任外交总长。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事变，顾维钧辞职并逃到天津租界。1926年5月，他回北京在颜惠庆内阁任财政总长，10月任代理内阁总理及
外交总长。不久以后国民革命军因顾维钧支持张作霖政府而下令通缉他，他先逃往威海卫，又去了法国和加拿大。
1929年，顾维钧回国后至沈阳与张学良共事，张学良劝请蒋介石取消对顾维钧的通缉并发还他的财产。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同张学良谈要顾维钧到南京去，并派飞机去迎接他。他从那时起才从北洋政府转入国民党政府，又回到外交领域。1934年，顾维钧任国联大会中国首席代表，后历任驻法、驻英大使。
顾维钧回到重庆时蒋介石对他礼遇倍加。有一次他应蒋介石之约，同赴黄山住了一夜。其间他同蒋介石步行了一个半小时，随走随谈，蒋介石对他招待殷勤备至，送他就寝时还亲自陪往房中检查床褥；出门时必喊人帮助穿大衣并备汽车；他有什么意见时，蒋介石必从抽屉中拿出纸笔记下。顾维钧认为蒋介石的这些举动得力于与宋美龄结婚从而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实是蒋介石当时急需西方的大力支援，对驻外使节则倍加笼络罢了。
顾维钧早在一战时期就非常关心成立一个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的问题，他是中国政府中最早敦促国家关注这一问题的人之一。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1945年3月，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他代表中国于1945年6月25日，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的签字仪式中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四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在组团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顾维钧主张代表团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摒弃内政上的歧见，可包括各党各派的代表。他提出请董必武作代表，他任驻法大使时在巴黎曾与董必武有一面之缘，董通晓国际事务和蔼可亲善于辞令等给顾维钧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在罗斯福总统的要求下，董必武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庄重签字时，董必武就站在身旁。
旧金山会议后，顾维钧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价值非凡的回忆录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进入最后期限，而顾维钧也面临着他外交生涯中最为尴尬困窘的一页。
他请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驻广州，又请求美国拨款以帮助国民政府稳定军心应付财政，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1956年初，叶公超传达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议事的指令，顾维钧以一个外交官的敏感意识到自己已到辞职的时候了。回到台湾，顾两次拜谒蒋介石，他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像一匹老马，体衰力竭了。”而蒋介石也并不表示挽留。后来，通过张群之口委任他为“总统府”资政，住在美国。就这样，顾维钧告别了外交舞台。这一年，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在纽约郊外的佩勒姆庄园租了一所住房，过上了隐士般的生活。
平静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1956年7月，顾维钧突然收到了来自台湾的电报，叶公超在电文中希望他同意由台湾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代表提名他为候选人，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院法官的选举，以递补由于徐谟逝世遗留下的空缺。国际法官地位尊崇，待遇优厚，顾欣然同意了。
在他担任国际大法官期间，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也断断续续地开始了。早在1956年，他退休之初，就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道布尔戴出版社约请他写回忆录了。从他开始外交生涯以来，他就坚持写下每日大事，上至政治事件，下至生活细节，从不间断，即或公务繁忙无暇动笔，也肯定会事后补齐。不仅如此，他还保存有历年外交档案副本，包括给当时政府的报告，政府训令和他与英法美等国政要及工商界巨子的谈话、演讲稿、剪报、秘密卷宗等等，可谓资料翔实。
这部口述史学巨著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帮助。哥大柯克校长的继承人麦基曾对《顾维钧回忆录》这样评价：“顾博士的回忆不仅有极详细的记述与评论，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为他在政治、外交、国际公法各方面都有崇高地位，他是哥大杰出的老校友。”
在顾维钧的晚年，除每周三次的编撰工作外，生活是平静而轻松的。偶然也打打“卫生麻将”，他出牌从来不费什么思索，也不在乎输赢，纯粹消遣，与当年做外交官时毫厘必争的心境已大为不同了。
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过顾维钧，故人之女的来访使他异常高兴，他询问了大陆很多的情况。而对来自祖国的热情邀请，他既兴奋又遗憾，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他未能回国一访。在身居美国的几十年间，顾维钧始终未加入美国国籍，他的心一直牵记着那太平洋的彼岸，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常心怀中国，我知道，中国将会统一的。”1985年11月，就在97岁华诞即将来临时，他仙逝于纽约寓所。
11月18日下午，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驻纽约总领事纪立德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及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也发来唁电，电文中说：“顾老为我国杰出的外交家，业绩显著，我们忝属后辈，素所景仰，晚年回忆录正在出版，对我国外交学界贡献卓著，尤所钦佩。”中国台湾方面的舆论对顾维钧的一生事业也大加赞赏，海峡两岸对他评价的一致性，在我国现代史上实属少见。
D. 谁可以说下john marshall 对supreme court 做出的贡献
Just give me a few hours, My computer dosen' t have chinese typing function. When I get home I will write the answer
学法的人似乎都知道，约翰·马歇尔是美国现代法治的奠基者。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司法审查权的阐述和实践，已经成为法学院学生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不过，这位天才的法律人，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经过，却纯属偶然，且不乏党派之争。
说到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历史机缘，就不能不从美国立国之初的党争开始。在1800年美国首次由党派候选人竞争的总统选举中，联邦派在任总统亚当斯输给了共和派副总统杰弗逊。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派也是一败涂地。于是，它只好把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希望寄托于不受选举政治决定的司法部门。为此，亚当斯在1801年1月20日，任命自己的国务卿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并得到了参议院的认可。马歇尔出任大法官后，居然还代理着国务卿，直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显然是违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亚当斯选择马歇尔，被认为“是一项改变历史进程的令人愉快的巧合”。这里面的确有太多的因缘际会。首先，1796年在任资深大法官顾盛回绝华盛顿总统对他的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如果他接受的话，他将一直做到1810年去世，所以根本不会由马歇尔的机会；其次，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埃斯沃斯被抓差出使法国，并因此病倒、辞职；如果没有出使法国，也没有马歇尔的机会；最后，埃斯沃斯辞职后，亚当时立即提名刚刚卸任纽约州州长职务的、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尽管参议院已经批准了这一任命，但杰伊根本无意重新回到曾经坐过的位置。根据马歇尔自己的回忆，“我当时推荐帕特森大法官接任，但总统不同意，认为绕过顾盛选择资历更浅的帕特森会伤害顾盛的感情。总统随即对我说：‘就你了’”。亚当斯没有选择帕特森的真正原因在于，帕特森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而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是联邦派中的冤家对头。
这一选择，虽在预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马歇尔虽不属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和麦迪逊这样的开国元勋，但可以算是美国第二代领导人。独立战争期间，马歇尔曾在大陆军中担任过上尉军官，目睹了战争初期大陆军中各邦民兵建制庞杂、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深感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作为一个弗吉尼亚人参加独立革命，闹完革命变成了一个美国人”。参与独立战争的经历“让我确信，美国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这些感受是如此地强烈彻底，已经成为我身心的一个部分。”
1780年冬天，25岁的马歇尔利用军中休假，去威廉和玛丽学院研习法律。经过短暂的三个月学习后，马歇尔成为了一位开业律师，并迅速成为弗吉尼亚州最成功的法律人。马歇尔怀疑平民政治，深信用司法权威约束立法机构的重要性。1788年，在辩论是否接受联邦宪法的弗吉尼亚制宪会议上，作为邦议员的马歇尔，提出了支持宪法的有力证据：“如果国会制定的法律未在宪法所列举权力的授权中，那么，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法官将应该将其视为违宪……，并宣布其无效”。他的这一看法以及出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的所作所为，显然与其当年的军旅经历有直接关系。
就马歇尔的个人志趣而言，他对承担公职的热情并不很大，先后谢绝了华盛顿要其出任联邦总检察长、驻法公使，亚当斯要任命其为大法官的邀请。不过，出于对国家的忠诚，马歇尔还是出任过邦议员、联邦外交特使，联邦众议员和国务卿等职务，但时间都很短。尽管如此，他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积累的经验，为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大法官打下了结实基础。
（二）马歇尔的司法实践
从1801年出掌最高法院，到1835年终老任上，马歇尔一干就是3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席大法官。其领导的法院一共发表了1 106份判决书，马歇尔本人撰写了其中的519份。在62个涉及到宪法的案件中，他撰写了36份判决书。他所做出的所有宪法判决，几乎都围绕着三个目标：第一，保证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拥有实现其有效治理的权力；第二，保证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第三，保证私有产权不受政府公权的侵犯。通过这些司法实践，马歇尔把纸上宪法的文字，变成了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宪政。如果说美国1787年宪法确定了美国的宪政框架，提出了法治的目标，那么马歇尔法院充实了这个框架，实践了法治的理念。为了表达法院判决的权威，他彻底改变了最高法院原来沿袭的英国传统，即由大法官分别撰写判决意见的做法，确立了发表一项法庭意见（一致和多数意见）的传统。而他本人总是愿意承担撰写意见书的任务，从而用自己的想法影响其他大法官。对此，他的政敌杰弗逊深恶痛绝。在后者看来，这无异于假公济私，用最高法院“集体权威”的推销马歇尔国家主义的“私货”。
马歇尔法院实践的宪法解释具有一种原创性，直接与宪法的文本本身相联系，而不像以后的法院那样，要依靠累积起来的先例来支撑其观点。由于和制定宪法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联系，马歇尔法院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对于宪法的含义和意图它拥有制宪者的理解。用后来的著名大法官奥利弗·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话说，马歇尔法院代表了“历史性战役的战略转折点”，其伟大就在于“生逢其时”。毫无疑问，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和他的伙伴创造了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时刻。
在其职掌最高法院的34年期间，马歇尔可以说彻底地支配了最高法院。就连杰弗逊1804年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有着“最高法院第一位异议者”之谓的威廉·约翰逊，尽管是马歇尔法院最具有独立倾向的法官，“一位热情洋溢的民主派”，最终也基本上认可了马歇尔的远见，接受了马歇尔的领导。正像他自己在给不满其表现前总统杰弗逊的信中所云：“最终，我发现自己或者遵从环境，或者成为我们谈到过的那种毫无影响小角色。我只好屈从潮流”。在一些杰弗逊派眼里，约翰逊和其他“屈从潮流”的共和派大法官无异于“叛徒”。实际上，约翰逊绝非对马歇尔唯唯诺诺。在其30年的任职期间（1804-34），法院一共有35个附议和74个异议，其中约翰逊就撰写了21个附议和34个异议。如果说马歇尔主导的法院意见确保了法院的威望，那么，约翰逊的附议与异议则表明，法院同样有足够的韧性允许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
对马歇尔的领导地位，当时的一位英国作者有过传神的描述：马歇尔的声音“柔和”，“他座位两边的六位法官，凝望着他，与其说想他的副手，还不如说是学生”。尽管1811年以后，好几位共和派代替了原来联邦派空出的大法官位置，并逐渐占据了最高法院的多数，但这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主导地位。有人认为，“在最高法院的整个历史中，这样的主导地位绝无仅有”。在马歇尔执掌法院的34年的时间里，他只有8次与法院的意见相异。当然，很大程度是时代造就了马歇尔，但是，不可否认，马歇尔的政治智慧、领导才能、法律天才和团队精神则构成了他成功的内在条件。
马歇尔政治智慧和法律天才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在立法和行政当局对宪法这个新生事物并不十分专注得时候，通过激活宪法来建立和巩固最高法院原本并不确定的权威。美国宪政专家麦克洛斯基写到：“在共和国历史早期急风暴雨的年代里，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人已经一再表明，对他们来说，宪法并不像政治结果那么重要。这样的证据在两党历史中比比皆是，联邦派的《惩治叛乱法》和杰弗逊派购买路易斯安娜领地的行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样，司法部门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宣布宪法是属于它的，并将其自身的尊严与基本法的尊严等同起来，马歇尔非常乐意地把大胆与审慎结合在一起，由此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三）确立和建构宪法法
马歇尔确立最高法院权威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通过宪法案例的判决来解释宪法，从而创造了联邦司法部门专有的领域——宪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这也是马歇尔法院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成就。宪法法将司法审查的实践牢固地根植到宪法的文本中，使之成为美国宪政制度中习以为常和经久不衰的运作原则。在最高法院早期司法实践中，司法审查主要是针对州法，其目的是巩固新生的联邦。一个幸运的巧合是，司法审查肇始于“马伯里案”，它否决了一项国会法律，这多少让这一权力的运用披上了中立的外衣上，让它看起来并非专门针对州行为。
“马伯里案”后，马歇尔再也没有否决过一项国会法律。显然，在马歇尔看来，司法审查应该是一种非常规的、极少动用的保护根本大法的手段。但是，这只是就国会的立法而言，对于州法，马歇尔和他的同僚则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频频使用针对州法的司法审查，一步步地巩固联邦的权力，培养人们对联邦的忠诚。在这些案件中，马歇尔法院开启了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对宪法文本进行司法诠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用法官解释普通制成法同样的方法和原则来对待宪法。就这样，宪法从高不可攀的天国来到了触手可及的凡世，变成了一门“法律”分支，遵从于日常的司法解释和实践。宪法洗尽铅华，归于平常，退掉了其作为政治根本大法的神圣特点，拥有了普通法律的特性。而这样的法律能够在联邦法院制度中畅通无阻，法官也能够在日常的诉讼解释这样的法律。
慢慢地，美国的宪法法形成了，变成了法律的一个分支---就像商法、契约和财产法，有着自己的一套原则和主要案例。像其它法律领域一样，宪法法的出现和发展，是法院的判决和法院中对立的双方提倡和辩论各自权利的结果。通过把宪法的诠释应用到判决中，马歇尔法院能够把宪法原则的宣示和一项普通的法律裁决融为一体。由此，它能够说服美国民众接受他们对宪法原则的阐释，不是作为政治，更多的是作为法律。
（四）寻找远离政治的司法价值
从其大法官生涯的开始，马歇尔就认识到，最高法院的有效性依赖于是否有能力促使民众接受，其作为一个没有党派偏见宣布“法律”、不接受任何 “政治”问题的机构。法律和政治的分离，是美国司法部门能够最终崛起，而与国会和总统平起平坐、三足鼎立的关键所在。忠诚于宪法和法律，摆脱政治的干扰和舆论的压力，马歇尔治下的最高法院获得了值得民众信任的尊严和权威，由此也拥有了决定重大公众问题的权力。这一成功的关键所在，是最高法院把宪法视为其专用的资源。
《马歇尔文件》的编辑和传记作者查尔斯·霍布森概括说，“马歇尔和他的同事，通过让美国民众崇拜宪法，建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性力量。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最高法院让自己成了人民永恒意志的代言人。到1835年，最高法院拥有了神秘的力量，大法官有着奥林匹斯诸神般的传奇，是令人惊羡的宪法保护者，远离着政治的浑水。这样的神秘绝技继续构成了最高法院超凡力量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了说明了，为什么一个终生任职、非民选的法官组成的机构能够令人信服地声称，服务于民主政府的目的。”如果与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法院相比，最高法院的确鹤立鸡群。来自旧大陆的托克维尔感叹到：“其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创制过如此强大的司法权。美国的最高法院，不管从其职权的性质来说，还是从其管辖的受审人的范围来说，均远远高于已知的任何法院”。
在马歇尔法院榜样的带动下，美国各地各级法庭开始避免处理和卷入党派的政治问题，对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和区分。目睹了立法机构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争，人们日益信任法院的公正，法院的声望明显提高。有人甚至争辩道：如果没有法院的保护，没有持久不变的普通法，“权利将永远得不到补偿，错误也永远得不到纠正”。经历了革命、立宪和建国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民主派麦迪逊，晚年时对联邦法院有了新的认识。他告诉老友杰弗逊，司法部门是唯一类似仲裁人的政府机构，它超越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市场，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决。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也得出了如下结论：“法院是司法系统能够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见的机构”。
（五）美国宪法第一人
联邦法院所有这些成就几乎都离不开马歇尔的贡献。律师出身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对马歇尔有生动的评论：“马歇尔找出宪法文本，赋予它力量。他找到的是一付骨架，却赋予它血肉之躯”。由于马歇尔历史性地加强了最高法院的权威，故在美国历史上享有“伟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和“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人”之美誉。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认为，“如果说是华盛顿创建了这个国家，那么，是马歇尔定位了（defined）它。”在美国对法官历史功绩所作的历次评估中，马歇尔永远是高踞榜首。
看到马歇尔为加强新生美国的法治、特别是联邦政府权威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贡献，已经告老还乡的前总统亚当斯非常开心。在任命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25年后，他夸耀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这是我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回忆我一生所作的事，没有比这更令我愉快的”。亚当斯自然会有这样的感叹，因为他曾经悲观地认为，美国宪法作为一种试验，很可能不会比他的寿命长！
另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这位如此了不起的法官，所受的基础教育和法律教育却是如此之少。马歇尔只上过两年的私塾，剩下的时间主要是靠父亲的耳熏目染，而他父亲所受的教育也不多。在威廉和玛丽学院三个月的法律学习期间，马歇尔还堕入情网。其课堂笔记不仅记载着法律的内容，还写满意中人的芳名。不过，他做到了学业恋爱两不误，完成了法律训练。看来，马歇尔的经历证明，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经验而不是学历，是成为伟大法官的首要条件。
充分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生活阅历，“法律速成班”的训练，使马歇尔不像很多法官律师那样，拘泥于法律的条条框框，死抠案件的末枝细节，而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一种以法治国的雄心壮志，一种纲举目张的办案能力。一位美国学者非常精辟地概括了马歇尔的司法理念：“在其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有两个持久不变的概念主导着马歇尔：一是联邦国家的主权，二是私有财产的神圣”。靠着这两个观念，马歇尔坚韧不拔，披荆斩棘，终于把最高法院确立为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并利用这一角色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法治的基础。
E. 庭长和主审法官哪个大
前者是一种长期职务，后者是一个临时职位，根据“物以类聚”回的原则来判断，二者是答不具备可比性的。所以也就无所谓谁大谁小了。
【一】顾名思义，所谓庭长，是指一个法庭的长官，是一种行政职务。所谓主审法官，是指法院在审理一件案子的过程中，主持该案审判的法官，是一个人。
【二】法庭庭长需由本院院长提名，当地人大任命方可有效；反之，庭长职务的免除程序也是一样的，同样需由本院院长提请，当地人大免除。所以，庭长不是谁想当就能够随便当得上的。一旦任命，这种职务是长期性的，其在任期内对所管辖的法庭负全责，直至任期届满或终结。
【三】任主审法官就简单得多了。在一个案件较复杂的情况下，需要组成3人以上的合议庭来审理，这就需要一个主审法官。主审法官一般由庭长担任，也可以由其他资深法官担任，还可以由院长直接指定某法官担任。当然，如果某案件的审判工作只由一个法官来完成，那么TA就是主审法官了。请注意，本段中使用的是“担任”一词，而不是“任命”。主审法官（或者是审判长）是临时性的，TA只对审理的本案负责任，案子审判完毕，这个职位也就不存在了。
F. 最高人民法院的历任院长分别是谁
1、沈钧儒（1949年10月—1954年9月）
浙江嘉兴人，字秉甫，号衡山。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
2、董必武（1954年9月—1959年4月）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曾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3、谢觉哉（1959年4月—1965年1月）
谢觉哉（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4、杨秀峰 （1965年1月—1975年1月）
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全国解放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江华 （1975年1月—1975年3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6、江华 （1975年3月—1983年6月）
江华（1907年8月1日-1999年12月24日），原名虞上聪，曾用名“黄琳、黄春”，瑶族，1907年8月1日出生，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人。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1975年1月-1978年3期间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7、郑天翔（1983年6月—1988年4月）
郑天翔（1914.09.09～2013.10.10），男，曾用名郑庭祥，内蒙古自治区（原绥远省）凉城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8、任建新 （1988年4月—1993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9、任建新 （1993年3月—1998年3月）
任建新，1925年8月生，山西汾城（今襄汾）人，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北京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肄业，律师。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肖扬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1、肖扬 （2003年3月—2008年3月）
男，汉族1938年8月生，广东河源人，196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大学学历。2008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法官协会名誉会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12、王胜俊 （2008年3月—2013年3月）
王胜俊，男，汉族，1946年10月生，安徽宿州人，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曾任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3、周强 （2013年3月—2018年3月）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14、周强 （2018年3月—今）
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生，湖北黄梅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审判委员会委员，首席大法官。
G. 庭长和法官哪个说了算
依据法律，应该是主审法官说的算，“错案终身追究”和“法官自由心证”，是法律赋予主审法官的权力。
但实际操作中，法官的裁判权受限，合议庭的裁判，庭长没有签字不能打出裁决文书。如果该院院长有不同意见，主审法官必须服从。
资料扩展：
院长和庭长是职务名称，一个法院的领导就是院长。庭长是一庭之长，比如法院民一庭庭长、民二庭庭长、刑一庭庭长、立案庭庭长等等。
1.顾名思义，所谓庭长，是指一个法庭的长官，是一种行政职务。
所谓主审法官，是指法院在审理一件案子的过程中，主持该案审判的法官，是一个人。
2.法庭庭长需由本院院长提名，当地人大任命方可有效；反之，庭长职务的免除程序也是一样的，同样需由本院院长提请，当地人大免除。所以，庭长不是谁想当就能够随便当得上的。
一旦任命，这种职务是长期性的，其在任期内对所管辖的法庭负全责，直至任期届满或终结。
3.任主审法官就简单得多了，在一个案件较复杂的情况下，需要组成3人以上的合议庭来审理，这就需要一个主审法官。
主审法官一般由庭长担任，也可以由其他资深法官担任，还可以由院长直接指定某法官担任。当然，如果某案件的审判工作只由一个法官来完成，那么TA就是主审法官了。
请注意，本段中使用的是“担任”一词，而不是“任命”。主审法官（或者是审判长）是临时性的，TA只对审理的本案负责任，案子审判完毕，这个职位也就不存在了。
4.综上所述，前者是一种长期职务，后者是一个临时职位，根据“物以类聚”的原则来判断，二者是不具备可比性的。所以也就无所谓谁大谁小了。
H. 江苏男子离婚不要患癌儿子多年后反悔，法院是如何判决此案的
法院根据我国的《民法典》规定，对此案进行了判决，驳回了该名男子要回孩子抚养权的请求，孩子的抚养权依然在他的母亲那里。
我国的民法典规定，离婚抚养权案的变更，要听取8岁以上子女的真实意愿。而这名被抛弃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才3岁，5年之后，也就是他刚满8岁的时候，所以法院要听从孩子的意见作出判断。
作为一名父亲，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在妻子最需要一个肩膀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在等到孩子痊愈，前妻子渡过难关之后，又开始后悔想要要回孩子。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自己已经抛弃了这段感情，这段亲情，已经斩断了血脉，就不要奢望再回头。
为人父者，遮风挡雨之伞，涉水渡江之船。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菲斯”的人。
I. 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是谁
倪征澳
J. 有哪几位中国人担任过国际法院的法官
1、王宠惠
王宠惠（1881.10.10.-1958.3.5），字亮畴，祖籍广东省东莞市，出生于香港荷李活道75 号的道济会堂。王宠惠是近代中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代总理、国务总理，并为海牙国际法庭任职中国第一人。
2、郑天锡
郑天锡（1884－1970，Cheng Tien-Hsi），字云程，号茀庭，广东香山县人（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 。中国著名法学家、外交家。 伦敦大学法学系毕业，曾任大理院大法官，多所大学法学教授，司法官次长，国际联盟法官，民国最后一任驻英大使。
3、徐谟
徐谟（1893－1956），字叔谟，笔名平章，江苏苏州人，原籍江苏吴县人，曾任国际法院法官，是首位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中国人。
4、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外交家。
1912年回国后，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5、倪征燠
倪征燠[yù]（1906年7月—2003年9月2日），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我国著名的法学家。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资深的阅历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国际司法界最高荣誉的国际法官。
6、史久镛
史久镛，男，著名国际法学家。1926年10月9日生于浙江宁波。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法学，获国际法学硕士学位，195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国际法学研究。
1994年2月6日，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0年2月至2003年2月任国际法院副院长，2004年2月6日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这也是自联合国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法官担任院长。
7、薛捍勤
薛捍勤，女，中国山东省人，资深外交官和国际法专家，2010年5月12日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主席，2010年6月29日当选国际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