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法院

A. 印度昌迪加尔法院的建筑特色

法院建筑的正立面上满布着大尺度的垂直和水平的混凝土遮阳板，做成类似版中国的博古架形式权。到了上部，它们逐渐向斜上方伸出，使和顶部挑出的篷罩有所呼应。整个建筑的外表都是裸露的混凝土，上面保留着浇捣时模板的印痕。柱墩及遮阳板的尺寸特别大，使人感到十分粗犷，像是一座经过千百年风雨侵蚀的老建筑。门廊内部的坡道上也满是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孔洞，在其他地方，经常有一些奇怪的孔洞的凹龛；有的还涂上红、黄、蓝、白等特别刺眼的色彩。
法院的建成曾引起各国建筑师的广泛关注。这种巨大尺度的建筑构件，粗壮的入口柱廊，对比色块的处理，粗糙的混凝土饰面，大胆的抽象图案设计所形成的特殊建筑风格，被人们称之为“粗野主义”建筑。

B. 法院是为人民服务的吗

是
【拓展资料】

基层人民法院应抓住这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坚守司法为民的初衷与底线，并做到“三个坚持”：一是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紧密融合，强调司法工作的崇高性。作为法官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和责任自觉。在审理案件中，既要做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也要做到兼听、慎思、明辨、广阅、慎处，反复推敲，准确释法，严肃下判。

二是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调了它的全面性和现实性。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不断提升，对司法活动更加关切，对诉讼服务的要求也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民司法的口号”必须转化为“为民司法行动”，这需要法官转变观念，适应新形势，满足新期待，打造更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人民法院“铁军”队伍。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廉洁司法联系起来，强调了人民法院工作的纯洁性和廉洁性。基层人民法院与群众接触最直接，应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新格局，促进庭审实质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正确适用法律，使审判活动不偏不倚，将司法摆在阳光下，用群众看得见的方式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审判。

基层人民法院应对标新使命、新要求，树立新目标，迎接新挑战，加强“四个中心”：一是司法为民综合服务中心。满足新时代群众高效、便捷、优质诉讼服务需求，立足本区域特色，打造特色法庭，营造良好司法营商环境，为送达、取证、保全、执行等提供诉讼导引、材料收转、案件流程查询等，依托“互联网+”，让数据多跑动，当事人少受累。二是多元化纠纷解决中心。新时代人民群众有新的期待，基层人民法院应出台新举措，改变单纯的矛盾化解机制，形成“以审执为主轴，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让矛盾不出基层、化解在基层、稳定在基层。三是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动中心。

基层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应依靠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落实责任，敢于担当，联合多部门，形成执行合力，打造高效的执行联动机制，控制执行案件增量，减少积案存量，全力维护法律权威。四是廉洁司法示范中心。充分认识基层人民法院干部队伍建设的短板，特别是干部作风存在的薄弱环节。为那些政治过硬、敢于担当、埋头干事的法官撑腰鼓劲，向懒作为、滥作为、慢作为的干部开刀亮剑。奖勤罚懒，重拳整治基层人民法院作风中的“四个顽疾”：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庸”；怠慢群众、工作拖沓的“懒”；目无纪律、知法犯法的“散”；倚老卖老、尾大不掉的“慢”。驱逐作风顽疾，树立基层人民法院“以审执为中心”的干事氛围，人心思齐，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用作风的转变促进工作转变

C. 法院是干什么的

法院是司法（审判）机关，是负责审理案件，解决基本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纠纷的国家机构。
各基层法院都拥有和行使调解的职能。法院，是世界各国普遍设立的国家机关。主要通过审判活动惩治犯罪分子，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正义。
人民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其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机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会受到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或者其他的干涉。
高级人民法院包括：省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及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根据需要可以设其他审判庭。
依法审判下列案件：
1、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2、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3、对下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
4、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诉案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第二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解决民事、行政纠纷，保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和权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第四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D. 法院都有什么职位

法院的职务包括：法院除院长外，下设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审判员、书专记员，还有法属警等。

E. 杭州互联网法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据报道，8月18日消息，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今天上午正式揭牌成立。

杭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6日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任命杜前为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命章浩、王江桥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命潘晓、沙丽、黄忻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审判员。

据了解，目前，杭州互联网法院暂时受理杭州市涉网的一审民商事、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涉网案件。随着审判条件成熟和审判经验积累，杭州互联网法院将进一步扩大辖区范围和受案类型，将逐步审理全省范围内涉网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全国范围内有重大意义的指定管辖案件。

F. 我国除了普通法院之外，有否行政法院其具体运作模式有什么中国特色没

英美法系有行政法院，我国是大陆法系，所以在香港澳门有，因为香港澳专门属于前属者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曾表示，最理想的改革模式是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直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专司行政审判职能。各级行政法院只接受上级行政法院的业务指导。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地方各级行政法院的设置不与现行行政区划重叠，可根据实际需要，按自然地域划区设置。

G. 怀化市 邓卫华

[1]尹少成. 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 怀化学院学报,2011,(1).
[2]王璇. 调审分离: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路径[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3]毛兴平,刘艳芳.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与法院调解制度之比较[J].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
[4]李玥. 法院调解制度有关问题探析[D].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2009.
[5]徐万鹏,刘芳,喻玫.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 河北法学,2006,(1).
[6]齐爱军. 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 邢台学院学报,2006,(4).
[7]刘新红.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6,(6).
[8]邓辉辉.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J].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9]陆金伟. 法院调解制度的实践探索与模式选择[D]. 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2010.
[10]马艳.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5.
[11]姜霞. 反思与借鉴：法院调解制度改革之探索[D].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2003.
[12]卢勇. 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重构[D].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2006.
[13]张珉.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以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背景的分析[J]. 宁夏党校学报,2005,(6).
[14]郑小明,罗志坚.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原因及完善[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5]白洁. 法院调解制度:检讨与重构[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16]张玉. 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J].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6).
[17]王国春. 法院调解制度之重构[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8]胡文文. 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D].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2010.
[19]周卫华.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实例解析[D].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2009.
[20]张岩. 中国法院调解制度研究[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5.
[21]周耀荣.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D]. 苏州大学: 苏州大学,2005.
[22]何亚军,施春军. 我国调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兼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协调与整合[J].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3).
[23]张跃进,江洪娟. 法院调解制度价值分析——兼谈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重构[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1).
[24]汪振江. 法院调解高反悔率现象审视与调解制度的回归[J]. 科学经济社会,2011,(1).
[25]刘显鹏. 和谐社会下法院调解之发展探析[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6]李浩. 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27]刘显鹏. 法院调解适用范围探析[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8]杨立明.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探讨[D].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2006.
[29]季俊强. 构建我国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基于我国调解改革实践的思考[J].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3).
[30]吴志刚. 法院调解制度中的人权保障研究[J].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1]李道刚. 美国法院建立调解制度的历史尝试[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4).
[32]周向明,王静. ADR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J].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3]李俊杰,甄世辉. 法院调解制度改革之构想[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3).
[34]林争晖. 论法院调解制度之改革[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
[35]刘金华. 论基层法院强化诉讼调解之必要[J].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36]文晓庆. 论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的构建[J].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37]张辉,张德峰.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博弈分析——再论调审分离[J]. 时代法学,2005,(3).
[38]石先钰. 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39]高金岭,李富堂.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及完善[J]. 河北法学,2003,(2).
[40]刘芳.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困惑与出路[J].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1).
[41]钟玲. 法院调解制度中的人权保障研究[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3).
[42]李建玲. 略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改革[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3).
[43]张玉.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改革[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4).
[44]孙富安. 论法院调解制度[D].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2009.
[45]朱琳. 我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2009.
[46]韩立军.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重构[D]. 燕山大学: 燕山大学,2010.
[47]贺柯. 新时期法院调解制度研究[D].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2010.
[48]赵欣.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D].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2008.
[49]周敏华. 试论法院调解制度[D].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2005.
[50]刘刚. 从司法ADR视角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D]. 华东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2006.

H. 中国法庭的演变是什么详细一些，谢谢！

中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
【作者】 胡夏冰 陈春梅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曲折发展历程。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人民法庭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人民法庭制度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为有效解决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法庭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基层社会依法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是目前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六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法庭制度提供有益经验。
从我国人民法庭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历了创立与挫折、恢复与重建、发展与转型等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创立与挫折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
作为我国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是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正式确立的。[1]根据该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对人民法庭制度作出的规定。这种关于人民法庭制度的立法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法庭制度作出同样规定。1983年、1986年和2006年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均未对其进行修改。
为了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制度的功能，196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庭工作试行办法（草稿）》（简称“办法”）。“办法”从以下方面对人民法庭制度进行了规定：一是明确人民法庭的性质，规定它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二是规定人民法庭设置的基本原则，人民法庭一般要在农村、牧区设置。每一基层人民法院需要设置多少人民法庭，应根据辖区大小、人口多少等情况确定。大体上一个中等县应当不少于两个。在人口特别少的县，可以设不固定的法庭，实行巡回审判。三是规定人民法庭的名称，以法庭所在地的名称而定，并冠以县名。四是明确人民法庭设置和撤销程序，强调人民法庭的设置和撤销，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报请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并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五是人民法庭人员，一般配备审判员一人，书记员一人；也可配备两名审判员，院长可指定其中一人担任庭长。六是规定人民法庭的任务：(1)审理一般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2)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如果违背政策、法律、法令的，应当纠正或撤销；(3)进行政策、法律、法令宣传；(4)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5)办理基层人民法院交办的事项。七是规定人民法庭审理案件的方式，一般案件应坚持说服教育、调解为主的方针；有的案件，也可以判决或裁定，但必须报基层人民法院核准后宣判。人民法庭无权决定拘留人犯和搜查，无权决定罚款、没收赃款赃物。凡需要采取上述措施的案件，应移送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八是规定人民法庭的办案方法，应当从便利群众出发，采取驻庭办案和巡回就地审判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不难看出，“办法”是对新中国成立十多年来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经验的总结，它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面貌，对人民法庭建设和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标志着我国人民法庭制度真正创立起来并向规范向方向迈进。“办法”对人民法庭制度内容的规定，创建了人民法庭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来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激剧变化，人民法院被“砸烂”和破坏。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人民法庭制度建设被迫处于停滞状态，受到了严重摧残。
二、恢复与重建时期（改革开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春天，人民法庭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改革开放后，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在“文革”中被取缔的人民法庭，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建置人民法庭。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我国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一条主线。
当时，人民法庭建设进展迟缓，就是建成了的也大多是相当简陋，缺少人民法庭的必要条件，充其量只能算是给法官办案摆个“摊子”而已。虽然如此，人民法庭建设毕竟蹒跚起步了。[2]
1978年-1983年的五年间，“不少地方的基层人民法院加强了人民法庭的建设，加强了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便利了群众，提高了办案质量，并使大量民间纠纷及时解决在基层，受到了群众欢迎。”[3]重新设置和建立人民法庭机构是当时人民法庭制度建设面临的一项繁重任务。当时许多人民法庭没有独立的办公楼，办公条件简陋，办公场所破烂不堪，大多只有一间十几平米的租借房屋，办公、开庭、接访、存放档案都挤在一起，有的法庭连挂国徽的地方都没有。尽管“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加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人民法庭的数量设置和力量配备不适应客观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4]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财政部联合下文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人民法庭没有办公用房，设备十分简陋，办公条件十分艰苦。各地财政部门要照顾到人民法庭的需要，切实给予支持。据统计，1988年5月全国15000多个人民法庭中，有近70％，即大约11000多个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法庭干部“吃饭没有锅，睡觉没有窝，办公没有桌”的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1993年，还有“6800多个人民法庭没有办公用房，亟待解决。”[5]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而且束缚和挫伤了广大审判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加强人民法庭的机构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为积极促进人民法庭制度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召开了1985年的湖南会议、1988年的湖北会议和1991年的山西会议、1992年的贵州会议等全国法院“两庭”建设会议，对人民法庭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和安排。经过努力，至1991年底，全国 18000个人民法庭中，已有约1/2的人民法庭有了基本适应需要的工作用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同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将人民法院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的通知》（1991年11月）、《关于加强审判法庭和人民法庭建设的通知》（1991年12月）等有关文件，要求各地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出发，根据国家审判机关的法律地位，有计划地将人民法庭的建设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基本建设计划之中，统一安排，精心组织，并在建设用地、选址、布局等方面积极给予支持。同时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在建设用地、各种税费等方面给于必要的倾斜和照顾。从此，人民法庭在城乡建设规划中确立了它应有的位置，有了统筹安排的依据，从建设计划上得到了保证。
应当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大背景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创建人民法庭的热潮，人民法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有的选择适当地点易地新建；有的就地翻、扩建；有的利用旧房进行改造，人民法庭的面貌有了明显改观。在此期间，我国人民法庭数量呈逐年增加的态势。据统计，1987年全国人民法庭的数量已达15000多个；截止到1992年底，全国已建立人民法庭18000多个，配备法庭干部70000余人。至1998年11月，全国共有人民法庭17411个，法庭干警达75553人。人民法庭的基础建设问题在此期间得到明显改善。
这一时期人民法庭制度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明确人民法庭的职能。随着人民法庭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需要对人民法庭的任务和职能进行规范。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主要从事有关案件审理和简易民间纠纷调处工作，帮助和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工作，以及进行法制宣传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是人民法庭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任务。“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承担着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事案件和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经济纠纷案件和部分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任务，还要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处理大量民间纠纷。[6]据统计，1993年至1997年五年内，全国人民法庭共受理一审案件10074984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案件总数的50.27％。其中一审民事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总数的56.97％；经济纠纷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经济纠纷总数的36.36％；刑事自诉案件占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刑事自诉案件总数的33.43％。[7]可见，审判案件、指导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四项工作构成了人民法庭在恢复和重建时期的主要工作职能。
三、发展与转型时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现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法庭原有的设置模式和工作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要求，重新调整和规范人民法庭设置，规范和统一人民法庭建设标准，改革和完善人民法庭工作机制，提升人民法庭人员政治和业务素

I. 介绍法院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

法院什么时间成立的法院的历史，以及法院做了多少多少的工作，等等把整个法院的建设说出来就可以。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点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二）司法权行政化，法院管理体制不科学

我国现有司法行政体系为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3]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

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以往准入条件过低，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二、构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必须进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7]

（二）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司法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决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现今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种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