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无法官个人的独立

『壹』 如何论证法官思想的独立性

司法现在经常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所以它承担着更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不容易承担。司法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巨大的压力承受在一个常人的肩膀上，人们往往觉得心里不塌实，所以需要把这个常人加以包装，包装得和人不一样。头发一定要怪怪的，衣服要不同，这样无论给衣服之内的人还是衣服之外的人都有强烈的警醒，那就是说我做的工作不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人命关天的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准则的统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认真的做。穿上这套衣服以后，其他的人也会对他有强烈的期望。我想这是把法官营造得非常奇特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军警式的制服所营造的气氛，就比较简单了，那是一种工具化的气氛。穿这身衣服的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服务的角色，他是完整我们另外某种价值的辅助性的角色。中国的法院一直处在权力的边缘，司法机关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是1978年开始学法律的，进学校前还是作为绝密专业招生，一定是苦大仇深出身的人才可以学法律。进去以后就教育我们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一个人磨得锋利，“党指到哪儿就砍到哪儿”“社会主义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角色，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服务者。52年为反右服务，56年为反胡风服务，57年为反右服务，58年为大跃进服务，“三马齐出动，拧成一股绳，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我们现在看当时的报纸很好笑，但都是现实。66年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服务不长时间，法院就被军管了。我还曾接到一个当事人寄来的当时的判决书，判处他反革命罪，这个判决是山东烟台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法委员会作出的。当然文革以后恢复法院，为改革开放服务，后来为商品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现在又为西部大开发服务。法院总是个次要的角色，并不是个神圣化的角色，如此次要的角色当然不需要那样奇特的包装，所以穿了一身军警服。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神圣化的角色还是一个工具化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穿着法袍的人有一种独立感，他是独立的职业，独立的人。司法的角色象征着独立性，法官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为什么司法要独立？其实每一个法官要独立，是因为法官处理案件，行使权力只在法庭之中。在法庭中行使权力的过程需要一种对人的观察。比如在司法过程中，我们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离不开当面锣对面鼓地观察。证人在作证之前要宣誓，宣誓之后法官会向他反复强调，你已经向上帝宣誓了，现在你说的话如果有假的话，你不只是对我撒谎，你是对上帝撒谎。这对人心理上有警醒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是辩证唯物主义，天不怕地不怕，向毛主席宣誓也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伪证特别多。当伪证率很高的时候，说明一个民族道德，伦理层次的下降。
证人在作证时，法官要观察他有没有作伪证，神色怎么样。我们古代有句话“以五声听狱讼”，为什么他脸红，为什么他口吃，为什么发抖？这时法官必须当面观察当面判断，这样的职业需要长期以来在法庭积累的经验。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对法官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法官越老越好，老的才有经验，老了才能对人情世故作出一些判断。我曾经说我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去让我去处理离婚案子，我怎么去处理？我还劝大家，“一日夫妻百日恩”。像我这样一个嘴上无毛，从没结婚的人怎么给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通常不会出现40岁以下的法官，通常从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或者检察官队伍里选任。
一个法官最不好的是容易被迷惑，经常心里拿不准。从前有个法官，听完原告的陈述后对原告说：“你说的对太有道理了。”再听被告说，说完了，对被告说：“你说得对呀，你说得真有道理。”旁边的书记员说：“法官大人，不可能两方面都的对的，因为他们是对立的。”法官说：“哦，搞了半天原来是你说的最对。”法官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法官这个角色不需要搞年轻化。当然年老的需要有一个补偿，这个补偿是法官基本上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不能强制退休。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他一坐在法庭上，白胡子，白头发，黑法袍，真正给人一种司法的威严，这能带来一种重要的效果。有时候司法处理的问题，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是与非，没有什么真理不真理的问题，司法所解决的问题不过是一种平衡术，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人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这样的艺术需要伟大的艺术家来表演。
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妇女有没有权力堕胎的问题，女权主义者们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自由”，老娘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做了你管得着吗？法律，什么法律！都是臭男人们制定出来限制我们女人的，两千来的法律历史都是一部男人欺压女人的历史。那天我给我们00级新生开迎新讲座，我一看不得了，这届女生占百分之六十多了吧，相当可怕。我作为一个男教师深感忧虑。将来恐怕法律要变成女人的声音了，现在法律基本上还是男人主导的声音。女同胞认为不允许堕胎的法律是对她们一种不合理的限制。有道理，这种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另一方面，保守人士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杀人吗？当然是杀人。搞法律的人在那里搞了个虚伪的说法，认为人的生命从出生之时开始，这是虚构的东西。真是这样吗？不，人的生命是从受孕开始，没有上半场哪有下半场，没有十月怀胎，那有一朝分娩。那不是生命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惩罚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不惩罚在医院杀人的人？有区别吗？我看有区别，区别就是在大街上杀人时对方可以反抗，可以正当防卫，而在医院杀人这个小生命从来不跟你交涉，从来不搞正当防卫。选择更残忍的方式杀人者难道不更应该受到惩罚吗？我想问问大家这里面有道理吗？不。其实法官很难判决这样的案件，这是一个所谓的“艰难案件”。但法官又不能不判，这时唯一可以求助的是法官的崇高威望。实际上这样的判决无法获得人民普遍真正的拥护。现在我最不喜欢法院系统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做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现在法院正在开展这样的所谓的“双满意”的活动，还要评“双满意”标兵。怎么可能是双满意，叫人民都满意，最多只有一半的人满意，那就是胜诉的当事人满意，败诉一方的人觉得不满意，有时甚至胜诉的一方也不见得都满意，因为许多人觉得胜得还不够，胜得不过瘾可见司法常常在一条艰难的路途上跋涉，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必须要有崇高和独立的地位。
在我们国家这种独立还不具备。我们讲司法独立，讲法院独立，基本上讲的是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而基本上不讲法院个人的独立。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法官你控制他还这么差，搞司法腐败，什么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我自己正在做个论证，希望人们意识到这种思路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法官素质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大家想想，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下半年的时候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我知道那个高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处级法官处级审判员。当然从外面招进去就是处级，那对最高法院来说也是破例。然后报纸，电视都来宣传，最高法院招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大学从事法律教学的正教授，研究所里从事法律研究的正研究员。一级律师，国家机关从事法律工作正处级以上干部，最后一条是北京户口。上有一篇文章对最后一条做出批评，题目是《北京是谁的首都》。认为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有一种地域歧视。这样的招法官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冷落。到报名那一天，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非常兴奋的摆桌子，摆椅子，新闻媒体的“大炮”都架在门口了，天啊，几天下来就只有几个人报名。（笑声，掌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方国家，被人们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简直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报。我曾经问过我的几个同事为什么不去报，他们说“去哪儿干吗”？真的是这样，我跟同学们讲过，全国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比那些高官们好得多，收入比他们高，而且还自由，到最高院干吗？到最高院我可以发表我的文章吗？不，你发表文章要谨慎，因为人家会以为你代表最高法院，所以最好不要写文章了。到最高法院做个审判员，我能够写体现我的个性的判决书吗？我应点语言的追求，引证一点国外的判决注释里有点外文。不行！能不能要求庭长别审我的判决书了，我的判决书是我的判决书，不是庭长的。不行。现行的官僚体系不允许有这样的个性化的行为存在。那我去干吗？我在这儿挺好的，从来不会发表文章还要院长审查通过。在最高法院那个毫无个性的机器里做一个毫无个性的螺丝钉，我不去！
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得以在社会中展现正义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现行的法官制度是官僚化，等级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法官法》修改过程中，草案中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法衔制度”。当时我问法衔制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因为现在法官外表上看不出来什么级别，体现不出等级，所以要借鉴军队的做法，在外表上加以区别，比如一级大法官，一个大星，二级大法官两个星。我说你们现在服饰够别扭的了，还要搞一个法衔制。军队为什么要搞军衔制，因为军队最重要的是服从，军人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应该服从谁，应该指挥谁，那不需要两个人认识，只要用军衔来区分级别，以便确立军队里的等级，这是军队胜利的前提条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是法官需要这个特色吗？我们现在在实行四等十二级的制度，不断暗示法官级别，暗示高级法官可以支配低级法官，低级法官要服从高级法官。司法的行政化非常严重，最重要的表现是等级化。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我们今天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受了极大的局限，我们设法想象除了官这套评价体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评价体系。比如医院有处级，局级，副部级，和尚杭州灵隐寺的主持是局级和尚，是政协常委。大学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登着“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是副部级大学，我校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我说北大真是降尊纡贵，多么有尊贵的学校，历史比国家历史还长，校长地位绝不比国家元首低，何必搞个副部级来当。哈佛大学校长从不把国家总统放在眼里，他也是个“总统”啊，他的名号和总统的名号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指挥下的“小国家”历史比美国的历史可悠久得多。那才是一个大学的尊严。
法袍的第三个寓意是，在法袍这一古老的服装样式下，法官必须要维护一个职业的完整，维护行业的悠久传统，它提醒着我们这种角色的特色。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里你会发现，不同的行业对社会变革的反映不尽相同，有的行业喜欢变革，喜欢进步。比如年轻人喜欢社会进步，社会变革；文学家很喜欢社会动荡，诗人很少有人写歌舞升平的诗写出千古诗名的，伟大的诗人都是写人类的痛苦，社会的动荡，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当然职业革命家喜欢革命；历史学家喜欢革命，现在社会平和了，我想写当代史的人简直无聊透顶，只能年复一年地写：“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谁看啊！但是法律这个行业偏偏培养一个人保守，稳定，不那么激进，千方百计维护既定价值的习性。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向往，是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受到某种过去的规则的制约。法治有几条黄金定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尽管去做，没有人会惩罚你。“法不溯及既往”从前我们审判林彪，四人帮，觉得那是国家法制民主的里程碑，今天回过头一看，好象还是存在某些问题。因为审判时用的1979年制定的法律，而他们犯那些有罪的事都是文革期间，这就违反了法治的原则，开了一个相当不好的先例。规则一定是提前存在的，行为是后来发生的，这样的法律才可以遵循。法官每遇到一个案件，他不由自主的就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种种，看有没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法律在有些国家能延伸到两百年前，在英国有些法官，现在还在引用14世纪的法律或判例。托克维儿说：“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老，”老的才是好的。《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后来发现砍错了又给安上去，结果安倒了，脸到后面去了。申公豹走路的时候往前走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才往前走。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也有，说未来的时候我们说“今后”，说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从前”我们的文化到底后走还是朝前走搞不清楚。我们的记年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公历永远向前走，我们六十年一甲子，是绕着圈子走。
法律家就是不停的朝后看，总是用过去的规则来限制今天的行为。当政治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法律学家总是拽拽他的衣袖或者给他当头棒喝。这种稳健的保守主义在许多社会里创造了重要的价值。加上法官年龄老的特征就使得法律家保守的特征更显露无遗。另外，又加上法官不受民意制约，更使得法官可以深谋远虑。在每个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三权之中的司法权，老百姓拿它没办法，总统任命法官，全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八百多人全部由总统任命，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而且总统一旦任命，法官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总统没办法控制他，每个法官都保持严格的中立。人民没办法控制他，法官在他的正当行为期间终生任职。我们发现三权分离的制度是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尤其是在司法领域中。总统这边，老百姓不高兴他就当不了，当上了老百姓也不高兴，过四年他就要下来；议会所有成员都是民选产生的，但司法老百姓就无可奈何。而且，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减少法官工资的法令"这是宪法里唯一规定的一个行业工资问题。国会议员是靠不住的，但有一个行业大家都认为是靠得住的那就是法官。为什么法官不是民主产生，不受民意制约，反而是靠得住的？这是我们研究美国民主制度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法官穿的服饰是新派服饰，不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古老的行业，他谈不上提醒法官决策是保持连续性，要注意与传统的契合。
前不久，我在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司法制度的建设有四大矛盾，第一个大矛盾是：这个社会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中央动员型的治理传统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我们喜欢最上面有核心，中间有一把手，都团结在核心周围，服务中心工作。这种情况下，司法的中立，独立，消极性得不到理解。第二个大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院居于权力的真正核心和现在实际上法院等司法机关处于边缘化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要看这一点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占决策的核心位置，这种实际的边缘化造成了法院现在的矛盾，一方面想讨好真正的权力核心，但结果是自己越来越卑下，越来越低贱；一方面为了向社会显示他有力量，在社会中穷兵黩武，搞什么“执行会战”。结果愈发边缘化。第三个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律单极化和实际法律的多极化的矛盾。“依法治国”要求法律规定自成体系。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一套规则，由最高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判机关来加以解释。而在实际上，有法律效应的东西多极化，我们经常看到法外有法，法上有法。比如现在流行的“双规”，党的纪检部门可以让一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涉及到人身权利，这样的权力本来只有司法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才能够行使。法律之外分明有许多规范超越了法律。最后一个矛盾是巨大的改革热情和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热情很大，不断推出改革新举措，个案监督，错案必纠，对外招考法官，电视直播庭审，但这些措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证明了在相关决策者的心目中，什么叫法庭，什么叫法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清楚。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追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过程中，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我相信，司法改革可能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也可能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突破口 。所以我想，在座无论是不是学法律的，都应该背负起一个义务，那就是以各自的方式推进国家的相关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朝向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我总是想，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可以获得金牌的第三名，为什么不能在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上排名世界第三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智慧和能力的。

『贰』 我国司法独立的困境是什么

1、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独立是党领导下的“独立”，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领导和协调公、检、法工作的机制一直在运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司法领域中“一个家长，三个孩子”的制度现实。虽然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还是必须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

虽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有的领导干部基本属于党的成员，因此其受党的领导和管理是必然的问题。如此一来，司法机关是不可能脱离政党对其的干预，无论是在有形还是无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扰。

2、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这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日常经费开支，更包括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现实的开支，具体的数额和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预算的，缺乏独立性，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有时难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当事人乞讨的尴尬。

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掌握在地方，从而使得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司法却不能独立于地方。我们的司法机关在人事、财政上严重地依赖于地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都同在一个地方政府制约下，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不可能不受当地经济利益的左右。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

3、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

我国宪法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时，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有权独立于权力机关。我国宪法采用的是议行合一的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部国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即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司法机关应该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由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未排除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事前干预，现实中已出现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个案监督”的事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约。实践证明，不讲究党的领导方式和人大监督机制的合理化，必然会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

4、公、检、法之间的关系：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审判监督的职责。这种监督的方式和程度虽然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趋势，但毕竟与法院形成一种监督上的上位与下位关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办理，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互相配合”，这种平等的配合制约关系，使得以审判至上为前提的司法独立难以有效贯彻，很明显与司法独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叁』 法官独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和意义

同意楼上的。法官抄审判不独立，法院审判独立，不受其他法院，包括中院、高院、最高院以及行政机关的干涉。法官独立审判对公正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长期以来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法院审判独立和法官审判独立都为时过早。我国的国情是，法院、检察院的开支包括法官的工资都是由当地财政提供的，人事调整也是受当地政府控制的，必然要受当地政府或者人际关系的干涉。但是，国家也已经认识了这些问题，法院有可能会提一级，财政和人事部再受到当地政府的提供和控制，而由上一级政府提供和控制。也就是，基层法院归市政府提供财政开支和人事调整。中级法院归省提供政府开支和人事调整。慢慢解决吧，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肆』 我国是否是司法独立为什么

中国是司法独立。从立法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司法权本来就是独立的。只不过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目前还独立得不够彻底而已。但是，中国的司法制度毕竟还处于一个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就是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法律分析
人民、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对人民、人民检察院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加以干涉。这一原则所强调的是人民和人民检察院集体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而不是法官、检察官个人行使职权。由于人民和人民检察院实行不同的领导体制，因此它们行使职权的主体范围有所不同。人民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监督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每个人民的审判活动各自，上级人民对下级人民的监督只能通过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来进行，上级不能直接指示下级如何办理具体案件。就每个人民内部而言，独任法官和合议庭成员对一般刑事案件有判决权，但是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与人民不同的是，人民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全国作为一个整体行使检察权。在刑事诉讼中，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服从。就每个人民检察院内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和抗诉，均由检察长决定，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尽管这一原则要求人民、人民检察院作为整体行使职权，但是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明确显示，法官在的审判活动中正享有越来越大的审判权。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伍』 律师:我国司法不独立表现在哪些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

其一，系组织独立而非官员独立。从法理上看，司法独立固然包含在外部意义上的组织独立，但其核心内容，是以司法官员为权利义务承受对象的个体性独立。这是因为，第一，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第二，全部司法程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判决而设置的；第三，司法责任应当是个体化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在司法程序中的审判独立应当是法官的独立，因为只有法官独立，才能使现代诉讼中帮助和制约法官作出正确裁决的一整套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才能有效贯彻司法责任制度。然而，在一定条件下，强调法院独立而不强调法官独立也不能说没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在我国情况下，这在根本上由大的体制背景所决定，而且与法官的"工匠化"，总体素质不高，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能力较弱等状况相对适应。可见，强调法院独立，乃环境和条件使然。

其二，系技术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司法官员受人大任免，司法机关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在实质的权力关系上，所有国家机关必须接受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司法机关与司法工作也不例外。虽然党的领导方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司法机关并不享有政治结构上即国家权力关系上的独立，这应无疑义。宪法和法律只是肯定了司法机关在行使其职权时的某种独立性，实即司法程序中的技术性独立。这突出显示了我国司法独立的基本样态。

其三，系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使就技术性而言，这种独立也不能不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技术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司法程序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司法机关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济控制等权力来通过司法机关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力图避免非程序性干预，但缺乏体制约束的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民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的程度十分有限。

一是司法的体制造成的障碍。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审判监督的职责。这种监督的方式和程度虽然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趋势，但毕竟与法院形成一种监督上的上位与下位关系。而且就刑事案件办理，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实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平等的配合制约关系，使得以审判至上为前提的司法独立难以有效贯彻。

二是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法官的待遇低，在司法活动中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与其合法收入相比诱惑太大，易于影响其廉洁与公正，也使司法独立受到损害。而且法院经费受政府的制约，它有时难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当事人乞讨"的尴尬。

三是法官资质与身份保障不够。虽然近有法官法的颁布以提高法官素质，但总的看，由于法官与一般公务员无明显区别，进入标准不高，资质要求不严，大量法官无论就其业务能力还是就其精神品格都难以做到独立而公正地行使司法权。法院不得不以行政性的院、庭长指导与审委会研究决定等实质上为非程序性的方法来提高司法公正的程度，而这种行政性司法管理方式的运用，使得司法独立即法官独立这一根本性的设定受到破坏。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当前在司法活动中司法不独立并由此而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较为突出。表现在：1.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受地方辖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2.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尤其是遇到一些利益损益突出、影响大或者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案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司法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3.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由于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独立的品格，司法官员可能因利诱腐蚀而在实际上出卖司法权。这方面的情况已到了不能不下大力气予以整顿的时候了。

『陆』 法官独立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法律分析：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受任何来自外界的非法律因素的干扰，独立地只依法律和良心办案。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包括法官选任制度、法官保障制度、法官惩戒制度。我国法官独立的具体制度存在诸多缺失和不健全，应在宪法层面改革审判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司法审判具体制度，实现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官独立。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七条 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柒』 中国法院是不是独立的审判权呢

在法律上，法院是独立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有所偏驰。
《中华人内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容织法》
第四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十条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法院还收人大、党委的领导、监督，上级法院的指导，所以法院独立的路还很远。

至于法官审判案件，在法律上法官也是独立的，实际中也不可能做到。
《法官法》
第八条 法官享有下列权利：
（一）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
（二）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捌』 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显然没有，党领导一切，当然包括司法。

『玖』 我国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和检察官独立吗

一、司法独立的概念
先看司法的定义，司法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审判案件的专门活动。从西方理论上来看司法权就是审判权，也就只有审判机关即法院行使司法权，而我国司法权还包含有检察权，本文暂且从司法权只包括审判权入手分析。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及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司法独立作为现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西方三权分立的产物。17、18世纪针对封建君主大权独揽，权利异常集中等现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的主张。其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国家应该将立法、司法、行政分别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西方国家现行政治体制是以三权分立为基础，司法独立得到很好的运行。在我国，司法独立原则在法律上被具体化为“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但这一原则在不同的时期表述并不相同。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诞生。它首次肯定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地位。该法第78条、第79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1954年宪法所取得的法制建设成果付诸东流。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院作为公安机关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织，根本就没有独立地位，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及。而且，这一时期通过的1975年宪法也取消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规定。文革结束以后，国家着手恢复法制建设，但直到1982年，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才得以作为法律原则重新确立。1982年3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最先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规定。接着，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1982年宪法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宪法原则。该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与1954年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的规定更为细致、具体，但同时也缩小了人民法院“独立”的对象范围。立法机关、检察机关并不在人民法院“独立”的对象范围之列。因此在我国推行司法独立是有宪法依据的。笔者以为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一个法学理论，不具有意识形态和阶级性。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只要想实现真正的法治，司法就必然走向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
由于司法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很多案子尤其是有重大影响力的典型案子，得不到法律的公正审理，也出现了很多冤假错案，从建国后第一起刀下留人的安乐三死刑冤案，到文革时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惨遭迫害致死冤案，忠臣良帅彭德怀蒙冤案，女烈士张志新被残忍割喉处死冤案，直至改革开放以来的佘祥林杀妻冤案，青年孙志刚被残害致死冤案，河北聂树斌强奸杀人执行死刑冤案，云南滕兴善没有死者的杀人冤案，民警杜培武枪杀妻子冤案等等。无不渗透着另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和震撼。中国还有很多令人发指的关系案，金钱案，人情案等等。还有很多打着维护大局的旗号，粗暴干预司法， 2010年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这并非一起简单的斗殴事件，发生在山坳里的这一事件，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矿权纠纷案，经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至今仍得不到执行，致使价值数亿元的集体财产归于个人名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面对生效的判决，省国土资源厅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这一切的悲剧都是司法不独立导致的，因此完善我国的司法独立是很有必要的。
三、完善司法独立的意义
1．从法的运行程序来看司法是最后一道程序，法所倡导与保护的价值都是通过司法来体现与确立的。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公正性是司法的精髓，也是司法的生命。没有公正性，司法就不会有公信力，就不会有权威性。因此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司法必须保持独立。
2．司法独立还能保证司法的效率。司法也要讲究效率，有句法律名言说的好：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而且高效的司法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也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迟迟不出结果的司法还会促使当事人放弃司法救济，而转向自力救济。这样法院司法的权威性、公信力会大打折扣。而司法独立能很好的保证司法的效率。当然司法不能盲目追求效率，要在遵循正当程序的基础上追求效率。
3．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行政权，就现在来看行政权受到的约束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政府更是无法无天，以权压法是常事。就拿拆迁来说，有几个是真正为了公共利益而拆迁的，即使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有法院来强制执行啊？现在我们的公民用生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行政人员依然是置法律于不顾，贸然行事，造成一个个悲剧的发生。尤其在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下，行政权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其权钱交易更容易发生，所以急需一种权力来约束行政权，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多数人的利益。司法权的独立能很好的约束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运行还能起到支撑中国宪政的作用。贺卫方教授曾做过撑起中国宪政的九大支柱的报告，司法独立就是其一。宪政对一个国家长期健康持续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也是被证明正确了的。
四、完善司法独立的方法
1．笔者以为司法独立首先要做的就是经济独立，也就是法院的运转资金和法官的薪金需要单独在预算中列出，而不是受困于行政部门。农村有句彦言：吃谁的饭，服谁的管。现在的司法机关的财产来源于行政部门，就会当然受到来自当地政府的压力，民告官和涉及到当地政府利益之类的案子肯定得不到公正的审判。
2．法院组织独立，即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来说，第一，司法机关必须与行政机关相分离，司法不能隶属于行政，行政不能领导和代替司法。第二，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各级行政部门的领导不应干预司法审判事务，妨碍司法机关正常行使职权。第三，司法权必须保持统一，而不应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司法机关的经费来源、财政预算、法院院长确定及法官的人选等方面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控制或由行政机关管理。
3．法官的独立，法官是行使司法权的具体，每个案子必然由法官作出审判，因此法官独立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维护的价值也是从法官的判案中得以体现的。培根直言：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法官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维护社会公正的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应给法官独立行使其权利以特权，如法官高薪制，这会保证法官不因别人的财产贿赂而作出有违法律，有违公正的判决。在一些地方法官薪酬太低，这就容易使他们为财枉法。既然法官享有一些特权，那法官的选聘就要严格把关。而且对于违反法律的法官还应从严处罚，不仅因为他们知法更重要的是他们违法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大，造成的危害结果也要大于一般人。在推行司法独立的过程中要保证法官素质，不仅有对法律条文的掌握，还要有其对法理的认识。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应让全国所有没有司法考试证的法官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拿到证的才可继续留任，如果不合格应进行学习，还不合格请下岗！让类似于山西三盲院长的法官离开岗位。对于法官不能一次合格终生免检，因为法律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新的法条、解释在不断颁布，所以法官应不断学习，对他们的考核也应是不断进行的，比如可以每五年进行一次考核，但这个考核可以缩小范围，刑庭的只考刑事的。如果没有上述措施，司法的独立会导致很坏的结果。因为在2002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前，大批转业军人、党政干部、教师调入法院系统，他们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即开展审理工作，但其业务水平不能适应案件审理的需要。对于现在法院里的审判委员会应予取消，因为这一委员会会造成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坏局面，也严重影响法官的独立性。
4．群众基础，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官本位”“金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民众普遍崇尚“青天”“明君”，很少相信法院判案的独立性。公民对司法独立既不信赖也不会去自觉维护，因此我们需要对司法独立进行宣传，培养公民对司法的信任，对司法独立的认可与维护。
5．完善律师制度，江平教授曾言：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现在律师用当事人的钱贿赂法官，法官用手中的权力为律师谋利益的现象很常见，这就必然导致司法的腐败。其实这一结果的发生双方都抱怨，法院说这是律师勾引法院，律师说法官掌握司法权不走后门没办法。我认为律师的抱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就是律师的地位确实太低，在法官与检察官面前确实是弱势群体。律师制度的完善对于司法权的监督效果会很好的，这也回答了司法独立后无人监督的疑问。
结束语：在我国宪法中也作了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规定，但现实却是检察机关掌有很少的独立权。最高检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检察机关不敢抗诉的很大原因在于其没有独立权！而且我国的检察机关掌握着批捕权，也就是只要检察机关认为证据不够充分，就可以不予批捕。这样的话佘祥林式、赵作海式悲剧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