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中期英国大法官

Ⅰ 爱德华·柯克的政治思想

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1552.2.1-1634.9.30）英国法学家和政治人物。1613年被任命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后，又常被称作柯克大法官。柯克身上有许多光环：普通法的福音， 活着的普通法， 法学之源， 而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与詹姆士一世的那场争执，以及作为1628年权利请愿书的一名起草者。 政治思想 在柯克所处的时代，英格兰的法律、政治与宗教非同寻常地交织在一起。柯克作为英格兰统治精英的杰出一员， 是他那时代的典型代表：精力充沛，性情冷酷，并雄心勃勃。不过他首先被描述为一个爱国者，在眷恋着英格兰及其古老道路的同时，还用他那双求知的、无畏的眼睛眺望着未来。柯克充满自信，因为历史已适时地迈入了文艺复兴晚期，人们的看法与中世纪已大为不同。 但人们在探索新世界的同时却把国际主义抛到了脑后， 近代世界的发展完全被冒险家们所左右。情势完全和国际主义背道而驰 —— 野蛮的竞争，特别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气，对英格兰及其习惯和发展潜力的感受和关切，实际上已成为所讨论的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认识到这种民族主义，似乎是讨论柯克的最重要的前提或者说立足点。在法律领域，民族主义倾向也和别处一样明显。这片国土上的法律 —— 普通法，凭借其古代和中世纪的根基，在13世纪迎来了它形成阶段的黄金时期。 但自那以后，普通法屈从于一股强大的、柯克所认为的外来压力，逐渐走向衰落。譬如说，持续编辑的案例报告中断了；混乱的逻辑和极度失序， 使得普通法能否从新时期的文艺复兴中存活下来都成为问题。这股外来压力当然是指罗马市民法，更不要说与罗马市民法同源的教会法了 —— 罗马教廷和那些有权势者急于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愿给予任何有违改革之名的帮助。外来压 爱德华·柯克 力还包括当时在欧洲大陆流行的理论，这类理论反对英格兰及其民族性普通法遗产，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 这类理论满怀崇敬地研究了那些头顶皇冠的人。普通法保护并调控的自古享有的自由、英国国民的权利，虽然从未被当作抽象的概念对待，但已明显处在了危急之中。野心勃勃的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们，当然明白所争论的、 蕴涵在普通法中的英国民族精神。从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交恶，直至伊丽莎白为英国的制海权接受西班牙赤裸裸的挑战，使得民族存亡，制止进一步的“大陆化”成了无法回避的紧急任务。因为西班牙的崛起成为我所称呼的外国压力中最致命的因素，而英国迟早要面对一幕暴力。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英国不能像罗马法那样进行扩张，关于这一观点，我认为再次强调英国和西班牙长年的、不可避免的普遍冲突就能得到合理的答案。利益和目标的冲突日趋深入，小规模战争持续不断，加上伊丽莎白长期采取的既不要战争也不要和平的对外政策，导致既没能把外来压力消解掉，也没能使其有所缓和。与这种“外在威胁因素论”相唱和的，是这一弹丸岛国极难防守的现实，在与西班牙的高赌注角逐获胜之前这一点还时被强调，当然角逐获胜后的优势稍后就得到了巩固。论及英国与西班牙的冲突旨在强调英国历史进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而以此观之，英国排外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确发挥了一些影响。前述就是16世纪后半期英格兰的基本局势，按照对这一时代历史全景的一种流行解释，所有的这些综合起来，导致了（至少是有助于）那些集中体现在柯克一人身上的巨变：清教主义，爱国主义，上等阶层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以及在法律领域内普通 爱德华·柯克 法和衡平法的最终均势。 随之而来的问题将会是，柯克——这位怀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清教绅士、普通法的拥护者，是否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他的眼界是否超越了眼前的司法管辖争论，投向了司法官在政府和国家生活中的恰当职责这一更具原则性的立场。怀特（White）教授的一个主要观点好像是，柯克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才费劲地获得一个姗姗来迟、不具任何合宪性的职位，即“权利”的议会支持者。 如果接受这一观点，或许有人会大胆地推测柯克多少像一位1640年代长期议会、以及1688年“光荣革命”的精神教父。柯克的见地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并从那时起成为盎格鲁—美国法律与政治传统中行之有效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些已说了很多，当然，英国式的法治延续也有美国革命这样的中断，后者引进了更明晰的分权。显赫的美国最高法院也映衬出了英国所没有的东西，而在英国，经常被强调的是议会，它在立法权不受限制的意义上畅通无阻地施行统治。 尽管在理论上美国式的做法更具合理性，但英国法官在实际生活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程度的独立性， 而促成这一状况的宪法性安排可追溯到1688年。 将普通法法律文化中的法官从风险中解救出来 —— 即避免成为行政和立法部门的附庸，被公认为是柯克的影响或贡献。 这大约是能使人回忆起柯克式的准法律理论的第二点内容。因为职业嫉妒心的因素，以及各种隐形动机的影响，柯克的作用时受推崇，时受冷落。即使是这样，批评柯克的各种观点也无法削弱或者动摇他的理论主张。关于法官的地位就谈到这里。 在法律改革和政策制定，以及修补法律缺陷方面，柯克同样表现得固执己见，柯克的这种态度随处可见，但在理论上却极隐晦。正是因为这一点引发了柯克和他伟大的对手——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之间的冲突。 冲突从表面上看，柯克只是求诸于历史顽强地捍卫普通法法律制度及程序，而培根则坚持：按照来自苏格兰的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James Stuart）的见解，绝顶的智慧与机敏可赋予国王以特权。如果有人想对二者略作评析，并进而给双方脸上贴金的话，必须认识到柯克和培根都未曾为法律变革这一复杂的事物提供过现成的答案，很显然，此处还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不过柯克的方法 —— 如果称得上是一种方法的话，在处理前述问题时并不纠缠于相关事态的枝梢末节——不管是一件庭审案子还是一项立法事宜，却如某种历史经验主义，而这种经验主义预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 我认为它就是斯金纳（Skinner）教授所称呼的、柯克关于延续性理论的经典阐述。 而在另一方面，培根虽然对困惑近代人的那些问题作出了公认的、重要的和令人鼓舞的贡献，但人们新近意识到，这些贡献就像培根所处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氛围那样，虽然光彩夺目，却带有建构论者的痕迹、依傍于抽象的哲学思考之上。 就此而言——或许尚可讨论，它是柯克式保守主义的心病。另外，柯克的保守主义并非是无节制的，尤其是他作为议员时为人处世的方式可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这位固执的法官对国王的触犯，以及柯克是受阶级（即上等阶层）利益驱使的考虑 —— 当然并不是说这两点无足轻重，那么一种分析柯克的有利方法将会是承认其身上建构和理性的一面，他对变动中的法律和社会性质的态度，也流露出了这一点。 假如着眼于这一点的话，那些自由主义甚或激进 之类的标签，联系政治词汇中的财产权利、辉格党、 中产阶级等等，也可毫不费力地贴到柯克身上。但如果作通盘权衡的话，称柯克为有限保守主义比较公正，而不是像索尔斯伯利·布兰德勋爵（Salisbury Brand）那样，把柯克前述所有的独断专行与温和节制都视为其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霍布斯（Hobbes）对柯克的方法或理论的实际构成，进行了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审视。 由于我认为霍布斯的分析言之有物，故拟对它略作介绍，兼以回应格雷（Gray）教授的批评。 在霍布斯作品——《一位哲学家与一名普通法学生之间的对话》——中那场著名对话的开始处，哲学家说：“……普通法不是别的，就是理性……衡平法是一种相当完美的理性，它解释并修补纸上的法律……它由、并且只由正确的理性构成。” 那位法律人——普通法学生对此引用柯克的《判例》回答说，就影响而言，《判例》恰恰是法律中一种人为的完美理性，而法律本身是“许多相延续的时代”的产物。但哲学家反过来强调立法者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于其所拥有的理性，这场讨论随之愈来愈趋技术化。在随后的对话阶段，那位法律人被哲学家指控试图破坏国王的权威。 哲学家还尝试通过展示历史和法律常常与柯克的一些著名言论相抵牾，以驳斥后者的观点。 哲学家试图使对话转变为对柯克式立场的嘲弄，以致那位法律人愤怒地吼道：“但我了解在法律方面，历史和先例并非像你所说的那样。” 但这位学生在另一事例 中彻底陷入了困境，霍布斯通过哲学家之口迫使他承认：“普通法的某些内容的确不可理喻，不过人们不用头脑那般行事已成为传统。”对话就这样又继续下去了。不过我认为霍布斯的批评也有失之公允的地方，理由是不可能通过一篇法学论文或者某种单一的理论，就能将柯克的全部见解阐释无遗。 柯克并没有预设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柯克所持并运用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在视角，而相关的讨论在习惯上也采取形式化的语言进行。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柯克也许是为了与既有的法律历史传统保持一致，采取了从这一传统内在角度考虑问题的立场。为了赋予其实用性，柯克对它进行了补充性阐释，这一过程既可以从哲学角度、也可以从政治角度进行。一如本文的题目和前文所述的内容，我认为柯克采取了后一种方式。 格雷教授以貌似中庸和体谅的姿态，认定柯克终究是一位法律哲学家。他按照柯克所主张的人为理性，对英格兰的历史传统作了初步的分析。我认为格雷教授的分析依两条颇值玩味的路径进行：一条是古代法官对法律想象力的强调；另一条是对这种想象力的运用。创造性的司法判决并非得自于抽象的理念，而依托于那些规定民族个性的价值观，正是先人所作的各种选择规定了英格兰的个性。 温菲尔德·斯特拉福（Wingfield Stratford）博士以更夸张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他说“这些人（支持普通法的清教徒）因其不切实际的仪式尊奉，成为英格兰法律的代言人。不管法律是好是坏，它代表了生根于英格兰民族精神中的那些东西。” 我认为，对霍布斯主义抨击所揭示的普通法的缺漏，上种观点并不能予以补救，不过它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误解是如何产生的。此外，它还表明了自身与哲学倾向较重的保守主义者以及那些严格遵循保守主义信条者在精神上的亲缘关系。 通过研究它们所共有的信念，我们就有机会去认识社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的成果，是我们现时和将来的法律。 关于柯克作为一位法律职业者所持的内在观点，还应该补充几句。在很久之后，所谓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 —— 尤其是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批判这种内在观点是个人情感的一种非理性表达。为了回应这一异议，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需要从哲学或政治角度出发，寻找法律前提正当化的外在依据。这可以顺着理性主义的方式进行，例如求助于自然法“不言自明”的原理，或者以更具经验主义的方式进行。参与前一过程的理性主义者 —— 典型是与柯克同时代的自然法哲学家，也包括霍布斯，但这一过程弊病丛生。纯粹的理性的确能够提供一个关于事实信息的价值体系，但绝不包括事实本身。而站在柯克的立场上，无疑能发现处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事实信息。鉴于法哲学的最新进展，一个显著的巧合是，绝对的法律外在正当化标准存在于其合理的可接受性，这种可接受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和社会性事实……是我们生活形式的发展事实”。

Ⅱ 英国议会发展史

1、早在13世纪时，势力强大的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限制王权，迫使国王成立了议会，参加者还有贵族、教士、骑士和市民的代表。议会有决定征税、颁布法律等权利。

2、1258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男爵武装闯宫，迫使亨利同意召开会议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根据牛津条例，国家权力由贵族操控的十五人委员会掌握。为此引进了新名称——Parliament，此词出自法语，意为“商议”，后在英语中，表示议会。

3、1265年，召开了第一次议会，这标志着英国议会的产生。

4、14世纪上半叶，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下院又称平民院。

(2)13世纪中期英国大法官扩展阅读：

职权

上院的立法职权主要是：提出法案；在立法程序中可以拖延法案生效；审判弹劾案；行使国家最高司法权。上院是英国本土各级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审理除苏格兰刑事案件以外的所有民、刑事案件。

1870年自由党执政时，以上院不是司法人才为由，打算取消上院的司法权，后来双方妥协，保留了上院的司法权，而以加封法律贵族的方法来弥补缺乏法律知识的缺陷。

Ⅲ 大法官在英国的地位是什么

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一职自公元605年起就已设立，其历史比首相(Premier)职位更悠久，具有十分特殊和显要的地位。大法官作为大法官部（Department of Lord Chancellor）的长官，同时还兼任上议院(The House of Lords)的议长、内阁法律大臣(Lord Chancellor in Cabinet)，负责任命上诉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Appeals)和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的首席法官和全国的高级法官，管理全国的法院系统，参加上议院的辩论和投票，负责在女王(Queens)和议会(Parliament)之间传递情况和文件。在议会开会的第一天，如果女王缺席，由他代为宣读女王的演说词(as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Lords)。
2003年6月12日，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对内阁进行了重大改组：撤销大法官、苏格兰事务大臣和威尔士事务大臣三个内阁大臣的建制，调整包括卫生大臣、议会下院领袖在内的部分重要内阁成员职位。在撤消大法官部后，布莱尔宣布设立一个宪法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al Affairs），由他的大学同窗福尔克纳勋爵(Charles Falconer)任该部大臣，总揽原大法官所负责的大部分事务。62岁的大法官欧文勋爵(Derry Irvine)宣布退休，成为英国最后一任大法官。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31568
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Ⅳ 英国首席大法官福特斯鸠曾明确表达过一个观点：“一个人宁愿二十个有罪者逃脱死刑的惩罚，也不愿一个无...

这就是现代法治社会所提倡的疑罪从无原则.
就是说,在证据不充分,不能肯定被告人有罪时,应当做出无罪的判决.
楼上说的不完全正确."无罪推定原则"指的是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认为有罪,强调只有法院有权定罪.

Ⅳ 培根的故事

培根的两个故事如下：

1、难成亲戚

英国着名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此人名叫荷克，是一名惯匪。法院正在对他进行侦讯起诉，看来非判死刑不可，他请培根救他一命。他的理由是：“荷克”（hog，意为“猪”）和培根（bacoh，意为“熏肉”）有亲属关系！

培根笑着回答说：“朋友，你若不被吊死，我们是没法成为亲戚的；因为猪要死后才能变成熏肉！”

2、相形见小

有一次，伊丽莎白女王巡幸到培根的府邸。由于女王生活在宅深墙高的宫庭大院里，平时也多来往于达官显贵们奢侈华贵的住宅，当她看到简朴普通的大法官的宅第时，不禁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培根站在女王身边，仔细端详了自己的房舍后，耸耸肩说：“陛下，我的住宅其实并不错，只是因为陛下抬举我，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

(5)13世纪中期英国大法官扩展阅读：

培根主要成就

培根主要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他一开始就探索实验方法的各种可能性，要做科学上的哥伦布，同时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使他们能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在方法论上，培根努力想把学者传统和工匠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以便导致他所说的经验和理性职能的真正合法的婚配。

培根从根本上批判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学术传统。他不满意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由此而发端的轻自然哲学，重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神学的学术传统，他认为正是这种传统妨碍了自然哲学的发展，使自然哲学处于幼稚状态。

培根特别从方法上批判了古希腊理性支配下的自然哲学研究。他认为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认真地借助于一种试验程序从感官出发，开辟一条人类理解之路。首先，人们在研究事物时往往诉诸于前人的说法和意见，然后便开始沉思默想，这种方法为意见所左右，是完全没有基础的。

其次，人们也经常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研究事物。但这种逻辑只是在一些既定的原则和原理下，发现与之符合的事物，它既不能发现原理，也不能穷究原理，最后，只能把它归于信仰。

即使古代经验主义者所谓的“经验”，也不过是“脱箍之帚”，它是一种随心偶遇、漫无定向的经验。他所说的“经验”是用归纳法整理过的经验，这种归纳法就像蜡烛，能够照亮经验的道路。

Ⅵ 英国的大法官是否一定要是贵族

英国的大法官制度在2006年7月4日已经废除。它与许多国家现行的大法官意义不同，版他既是内阁部长，也权是英国议会上院（贵族院）议长，并负责管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在这之前英国不仅是大法官，只要是上议院的贵族都是世袭的，这个制度也同时在7.4被废除。简单的说，英国的大法官都是世袭的

所以他一定是贵族！

Ⅶ 中世纪欧洲国家工商业和金融业对会计（单式簿记）发展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发动的十字军东侵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它最初职能是保护朝圣者和保证朝圣道路的安全，但不久治作用也不断增强，开始在十字军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广泛参与经商。
圣殿骑士团的最初职能是保护朝圣者和保证朝圣道路的安全，不久其职能就得以扩展，军事职能遂成为其基本职能。随着军事力量的增长，其政治作用也不断增强。它不仅在十字军国家的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欧洲政治。不仅如此，在十字军东侵中它还充当着“银行家”的角色，在12、13世纪的地中海商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世纪欧洲发动的十字军东侵对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由于圣殿骑士团的官方档案已经随着圣地的丧失而丢失，学者们只有通过西方各国政府和罗马教廷档案的侧面记载以及一些零散的资料进行研究。人们对圣殿骑士团关注的焦点仍在史料相对较多的军事方面，而对于其他方面则重视不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圣殿骑士团的起源和消亡
圣殿骑士团起源于9个西方骑士的自发行为。第一次十字军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引发了西方基督教徒到东方朝圣的狂潮。然而朝圣之路充满了艰险。根据当时的朝圣者记述，在从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兽和盗贼横行，朝圣者经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袭击、抢劫和杀害。最令人震惊的惨案发生于1119年的复活节：在从耶路撒冷到约旦河的途中，300名朝圣者被杀害，60人被掳。朝圣者的悲惨遭遇唤醒了9个前来朝圣的西方骑士的责任心。根据12世纪后期的编年史学家的记载，这9个“高尚的、虔诚的骑士立志保护朝圣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愿守贫、禁欲和服从，象正规修道士那样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赋予他们“严防盗贼和攻击者，保证道路畅通，特别是朝圣者的安全”的职责。由于他们既无教堂，也无居所，耶路撒冷国王将王宫的一部分——据说是古老的“所罗门圣殿”——赐给他们。从此，他们才有了“圣殿骑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为止，第一次十字军在东方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国家，但初创时期的十字军国家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作为统治者的西方教俗贵族在圣地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而且所拥有的资源有限，难以实施有效统治。因此，圣殿骑士团诞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军国家的重视。�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国在纳布卢斯召开了教俗贵族会议，确认了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合法存在，确定了它保证朝圣道路安全的基本职能。从1127—1128年它的总团长的西欧之行受到欢迎，并吸引了显赫的朝圣者的加入和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捐献。安茹伯爵富尔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圣殿骑士团，并每年捐赠30镑银。香巴尼伯爵休于1125年加入，“情愿放弃万贯家财而变成贫民。”这些显赫人物的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也使苦苦支撑十字军国家局面的国王看到了希望。对于只有300名骑士和300名步兵的国王来说，扩大圣殿骑士团的影响无疑是获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径。因此，国王鲍德温二世很快就接纳了圣殿骑士团，并继续扩大其影响。1127年，他派圣殿骑士团总团长佩�恩·�德·休到欧洲活动，寻求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认可和招募圣殿骑士。�
总团长的欧洲之行获得了圆满成功。1129年，罗马教廷在法国的特鲁瓦召开宗教会议。关于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会议记录者记为1128年。R.希斯坦德认为，由于当时法国的历法以3月25日为一年的开端，应该将会议日期更正为1129年。
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它为圣殿骑士团制订了章程，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罗马教廷对它的最高权威。教廷的确认进一步扩大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影响，并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赠行为合法化。不仅如此，在1139—1145年间，教皇还授予它免交教会什一税，甚至征收什一税的特权。特鲁瓦会议以后，西欧社会各界的捐赠纷至沓来。捐赠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地产、庄园、磨房、城堡、教堂、各种收益权利以及地产上的农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断的、虔诚的捐赠使圣殿骑士团迅速成为大封建主，为其职能的扩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圣殿骑士团的职能逐步由维持圣地治安的警察式职能扩展到军事职能。在特鲁瓦会议召开时，圣殿骑士没有合适的盔甲，只能穿人们捐赠的衣服；他们也没有钱修缮自己的住所；连巡逻必备的马匹也只能2人合骑一匹。特鲁瓦会议以后，圣殿骑士团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于编年史所记述的军事行动中。显然，大量的捐赠迅速加强了它的经济实力；西方骑士的踊跃加入迅速扩充了其队伍。1129年11月，特鲁瓦会议以后不久，总团长立即带着新招人马返回东方，参加了进攻大马士革的战斗。1136—1137年，圣殿骑士团奉命守卫从乞里奇亚进入安条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卫加沙城。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它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一支常备军。参与圣地的战役成为其主要任务。最初的警察式职能依然存在，但已经降到次要地位。�
圣殿骑士团的兵力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记载，到12世纪60—70年代，它有300名圣殿骑士。到80年代则扩大到600名。如果加上军士，圣殿骑士团拥有的总兵力可达2，600人。加上临时招募的雇佣兵，这个数字会更大。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里，其防卫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圣殿骑士团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城堡有37个，分布于地中海东岸和约旦河以西约600公里的狭长地带，基本上覆盖了十字军国家的领土。
除防守城堡和要塞之外，圣殿骑士团还积极参与耶路撒冷王国和十字军的军事行动。在较大的战役中，它经常充当十字军部队的先锋，或者与医院骑士团并列为先锋，或者充当后卫，保护十字军部队不受敌人骚扰。圣殿骑士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十字军的士气，许多欧洲骑士愿意在圣殿骑士团的旗帜下战斗。不仅如此，圣殿骑士团在东方长期作战所积累的经验，它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形的熟悉，都使之备受十字军领导人重视，并在军事决策中发挥作用。1146年，教皇、法国国王和许多教俗贵族参加了由总团长召集的圣殿骑士团高级会议。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军。1148年6月，总团长还列席了由德国国王康拉德、法国国王路易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参加的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进攻大马士革的决议。在第三次十字军中，狮心王理查德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由5个圣殿骑士，5个医院骑士，5个东方基督教徒和5个十字军首脑参加。正是在两骑士团的建议下，英王放弃了进攻耶路撒冷的决定。大量证据显示，除了第四次十字军和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东征外，圣殿骑士团在大部分的十字军军事行动中参与了决策。�
一般来说，十字军东侵的规模庞大，但十字军战士终究要回到西方。脉冲式的十字军无法久留，保卫十字军国家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到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的肩上。12世纪后期耶路撒冷王权衰落后，保卫任务主要落到两个骑士团肩上。两个骑士团成为保卫圣地的主要力量，其中圣殿骑士团的表现更为突出。它经常担当保卫圣地的领导责任。在1291年的亚克保卫战中，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威廉担任基督教徒军队的统帅，指挥亚克的守军、两骑士团和塞浦路斯国王的部队，共计1�4万人。当大部分基督教徒军队将士阵亡，塞浦路斯国王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撤离后，圣殿骑士团决定投降。马木路克苏丹同意了，但是他的士兵却侮辱了基督教妇女。圣殿骑士在狂怒之下重新拿起武器。最后，他们退守到总团部的木塔内，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苏丹命令烧毁木塔。圣地的最后一批圣殿骑士被埋葬在灰烬之中，十字军国家也随之覆亡。
二、圣殿骑士团的主要政治活动
由于物价的变化和史料的匮乏，我们已经无法精确计算装备一个圣殿骑士要耗费多少资源。但是，有一个比照数字：在1180年，要装备一个勃艮第骑士需要300公顷，或750英亩土地；到1260年，由于物价特别是马匹的价格上涨，这个数字增加了5倍。由于世俗骑士和圣殿骑士都是重装骑兵，二者的花费应当比较接近。可见供养一个圣殿骑士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如果算上军士、扈从、雇佣兵和大量的后勤人员，维持一支常备军的耗费十分惊人。在十字军东侵期间，一些小军事僧团往往因实力薄弱或在某次战役中伤亡太重而消失或放弃军事职能，如阿拉贡南方的蒙乔伊骑士团、东欧的多布林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圣·拉扎勒斯骑士团。但圣殿骑士团不但发展成为十字军国家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具有不断再生的能力。这离不开欧洲基督教徒的虔诚贡献。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把所罗门圣殿送给那9个骑士居住，应该是第一笔捐赠，大规模捐赠是在圣殿骑士团的建立得到罗马教廷批准之后。特鲁瓦会议前后，圣殿骑士团的创建者和总团长佩恩·德·休取道法国赴大不列颠招收新骑士，沿途接受了欧洲君主和贵族的竟相捐赠。其盛况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以来从未见过的。1131年，那法尔和阿拉贡的国王阿方索一世甚至将圣殿骑士团作为王国的继承人列入遗嘱。圣殿骑士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感动了整个欧洲。当时德高望重的教会活动家圣·伯纳德专门撰写了《新骑士颂》一文，极力推崇这种集宗教和军事职能为一身的所谓“新骑士”模式。此后，社会各界的捐赠便成为一种潮流，直至圣殿骑士团终结。捐赠者的动机是为了赎罪，或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灵魂得到安宁，或受到了圣殿骑士的英勇行为的感染。西方的虔诚捐赠很快使圣殿骑士团成为欧洲的大封建主。根据13世纪编年史作家马修·帕里斯的记载，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或领地。它在欧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计有600万英镑。这些庄园以及其它财产使圣殿骑士团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为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为了管理这个经济体和招募新骑士，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行政机构。它的总部在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长官是总团长；在西欧主要国家设立分团，如巴黎分团，伦敦分团等分别由分团长领导；在各诸侯国或王国再设三级分团，如英国的爱尔兰分团、苏格兰分团；法国的尼德兰分团、卢森堡分团等；三级分团之下，再设四级分支机构，直接经营本地地产。13世纪，圣殿骑士团进行行政改革，设一个西方总管，下辖两个巡查官，分管伊伯利亚各省和英国、法国、德国的分支机构。这样，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行政网络。这个网络由至少870个城堡、分支机构组成。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财产、招收和培训新骑士和为圣地提供马匹、驮畜和食品。�
行政网络建成后，圣殿骑士团实际上成了一个跨国组织。它在东方保有一支常备军，发挥着它的军事作用。在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中，它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它在基督教世界拥有9，000座庄园，由大大小小870个城堡护卫。它的庄园实行封建化管理，控制着大量的农奴，每年创造出巨额收入；根据教皇的命令，它的一切产业享有免交什一税的特权。它的年收入60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王室的自营地年收入只有3万英镑。它还有一套职能广泛、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行政机构。根据圣殿骑士团章程，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造成了它的行政机构的高度集权。总团长在圣殿骑士团网络内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令欧洲任何一位君主羡慕。所有这一切都使圣殿骑士团不仅能够充当保卫圣地的主力军，而且使它在基督教世界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十字军国家中，圣殿骑士团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角色。在早期，它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保守的。国王鲍德温二世决定把圣殿骑士团纳入自己的政府系统，是因为他看到了它的发展潜力：它的特殊的职能和宗教热情更能吸引西方的支持。因此，圣殿骑士经常被国王作为特使派往罗马和欧洲各国。显然，在处理十字军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时，圣殿骑士团比国王的封臣更具优势。由于担负着保卫圣地的职责，骑士团参与十字军国家政治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大量史料显示，圣殿骑士团和其他军事僧团的领导人、耶路撒冷宗主教和各地的贵族是王国高层会议的常规性参与者。这个时期，圣殿骑士团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还是能够与国王保持一致。而国王也乐于将更多的城堡和土地的防卫责任放到圣殿骑士团肩上。由于圣殿骑士团在圣地的军事作用越来越大，国王对它的依赖也越来越重，结果是，它的独立性开始萌发。到12世纪60和70年代，它已经敢于公开与国王抗衡。当国王阿马里克一世意识到圣殿骑士团的独立倾向会破坏王国的政策时，就采取干预总团长选举的办法控制它，但是他去世以后，十字军国家再也没出现过强有力的君主。王权开始不可逆转地衰落了。与此同时，作为圣地主要军事力量的圣殿骑士团的政治实力急剧上升。从此，它便深陷于十字军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并成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1186年，它的总团长甚至强迫医院骑士团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库的钥匙，亲自安排了王位继承。
被它扶持上台的国王对它既爱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中的政治参与程度之深。很显然，圣殿骑士团已经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主要决策者或者主要决策者之一。另外，从圣殿骑士团经常参加或领导与周围伊斯兰教国家的谈判来看，它在十字军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着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当然，十字军国家还有其他政治力量，如医院骑士团，意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贵族，国王也不总是傀儡。圣殿骑士团政治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
圣殿骑士团在欧洲也具有政治影响力。这取决于它与教皇和各国君主的关系。由于在欧洲拥有大量财产，而且还有更多的捐赠期望，它必须保持与各国君主的良好关系。为了不破坏与任何一国的关系，它必须学会左右左逢源，尽量回避各国的国内纠纷和国际纠纷。总的来说，各地的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成功地贯彻了这个基本方针。它们的忠诚和行政管理经验也经常为各国王室所用。相当多的资料显示，许多圣殿骑士在欧洲国家的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亨利三世时期，圣殿骑士开始担任英国国王的顾问、司库、特使、救济品分发官等职务。圣殿骑士团的分团还经常替国王保管财物甚至玉玺。这显示了王室对圣殿骑士团的充分信任。当英王约翰与封臣发生宪章冲突时，为了安全起见，他经常住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此间，许多国家大事都是在那里决策。圣殿骑士团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种程度的作用。虽然如此，没有资料显示圣殿骑士团介入了这个时期的英国国内冲突。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法国国王经常通过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向圣地输送军费。在遭到取缔前，圣殿骑士一直担任法国的财政要员。在西班牙，国王大量任用圣殿骑士为政府官员，经常利用圣殿骑士团的资源对伊斯兰教徒作战，显示了对圣殿骑士团更多的倚重。圣殿骑士团被取缔后，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国王迪尼兹还利用它的残余资源，再造类似的军事僧团。
可见，不卷入欧洲各国内部纷争，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以服务于保卫圣地的中心任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方针。但即使在十字军东侵期间，欧洲国家之间也频繁发生冲突。这些冲突经常威胁着圣殿骑士团极力避免卷入欧洲政治斗争的一贯方针。圣殿骑士团对付这种威胁的方法就是调停冲突，化解矛盾。在英国王子与法国公主1160年的政治联姻中，圣殿骑士团就扮演了公正调停人的角色。不过，这次调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为了尽快得到作为嫁妆的2座城堡，提前让王子与公主成婚——他们分别只有5岁和3岁，而作为调停人的圣殿骑士欣然把城堡交给亨利二世，从而引起法王的愤怒。调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与英王约翰的纠纷。教皇特使与约翰的谈判就是在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进行的。经过圣殿骑士的百般斡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然而，教皇与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冲突却陷圣殿骑士团于进退两难之地。一方面，它要维持与德国皇帝的关系以保护它在中欧的地产，另一方面，它要服从教皇对它的最高宗主权。它选择了后者，从而与皇帝交恶。
双方在圣地发生争吵，几乎引起火并。这说明，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圣殿骑士团很难保持一贯的中立。如果说圣殿骑士团在十字军国家存续期间是“被动参与”欧洲政治的话，那么在失去圣地后，圣殿骑士团似乎开始积极参与欧洲的政治。
三、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
圣殿骑士团的行政网络还衍生出一种金融职能。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首先，这种金融职能起源于圣殿骑士团的财务实践。作为后方供应系统的各地分支机构负责经营本地的地产，将部分产品兑换为现金，然后将其连同粮食、马匹以及其他战略物资和各界捐献的财物通过欧洲各港口输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满足前线需要。这使圣殿骑士团积累了丰富的财务经验并培训了大量的财务人员。其次，财务活动的社会化使圣殿骑士团网络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欧洲的寺院团体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贵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军东侵开始后，又为十字军战士和朝圣者提供贷款或抵押贷款服务。相比之下，圣殿骑士团的军事性质使它在这方面独具优势。由于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骑士，它能够保证金库的安全和采用武装押运的方式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实际上，安全优势甚至使它能够与发达的意大利各银行一争高下。再次，在财务活动社会化后，它在欧洲和东方的分支机构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金融网点，使其金融服务更为快捷。这种网点优势也增加了它在金融业的竞争力。最后，其特殊的组织原则和在金融实践中的表现有利于树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诚信、中立的形象。圣殿骑士团的章程规定，圣殿骑士不能拥有个人财产。一旦被发现拥有个人财产，他会受到处罚；如果个人财产是通过不正当途径得来，惩罚更严厉：死后不能埋葬在圣殿骑士团的专用墓地。这种对虔诚基督教徒来说最严厉的惩罚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动中的道德风险。根据马修·帕里斯的记载，曾经担任英国大法官和摄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国王亨利要求圣殿骑士团的伦敦分团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团金库的金银财宝。但分团长回答说：“未经委托人允许，我们不会把受托财物交给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远征埃及时被俘。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赎金，路易的下属向圣殿骑士团借款。看管保险箱的圣殿骑士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最后，路易的下属只得采用象征性暴力，命令圣殿骑士打开保险箱。诚信和中立已经成为圣殿骑士团金融事业的信条。�
圣殿骑士团的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经营项目逐渐专业化和系统化。13世纪以后，它的网络由十字军的辅助服务者发展为专业的金融机构。从现存的资料看，其主要客户是国王、贵族和教会。有十字军研究者将其金融业务划分为7大类。其中主要集中于托管、信贷和汇款。
托管是圣殿骑士团的基本业务。有资料显示，教俗贵族和国王经常将金银、珠宝、遗嘱、甚至条约存放在圣殿骑士团的金库里。1204年和1205年，英王约翰将玉玺和王冠宝石寄存于伦敦圣殿分团。次年，他又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银器皿存放于此。1261年，与封臣发生纠纷的亨利三世认为将这些物品存放于巴黎圣殿分团更安全，遂将其移送巴黎。3年后，亨利就是用这些物品作抵押贷款，组织力量对付叛乱的贵族。在巴黎，法国诸王将珠宝存放于圣殿分团长达一个世纪之久。1259年，路易九世将与亨利三世缔结的条约原本存放于巴黎圣殿分团。教皇也经常将圣殿骑士团作为财物存放地。1220年，他命令他的英国特使将从英国征收的税款送往巴黎圣殿分团存放，然后，从东方的圣殿分支机构支取这些钱财。
圣殿骑士团的信贷业务为经常捉襟见肘的欧洲君主和教会提供了便利。英王约翰多次从圣殿骑士团贷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1216年，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曾从圣殿骑士团贷款还债。法王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都曾从圣殿骑士团获得巨额贷款。其中，前者的贷款数目如此巨大，以至于差点引起圣殿骑士团的破产。这两位国王都是从东方的圣殿总团贷款，然后在巴黎分团还贷。由此可见圣殿骑士团的网络优势。为了贷款便利，许多客户在圣殿分支机构开立短期帐户或长期帐户。巴黎分团的流水帐显示，在法国王太后1242年开立的一个帐户中，清楚地记载了太后为准备圣烛节而存入和支出的资金。英国国库年表显示，1220—1259年，亨利三世在英国圣殿分团开立了长期帐户。其中的存、取金额相当大。最大的存款额发生于1240—1249年，高达1.5万英镑，最大的取款额发生于1250—1259年，高达9，500英镑。这些存、取款金额占王室年收入的1/3左右。
在长期的金融实践中，圣殿骑士团的财务人员还采用了在当时十分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取款方式。由于路途遥远和安全状况较差，十字军战士在东侵时往往不愿意携带现金。为了解决十字军的实际困难，圣殿骑士团采用了一种本地存款、异地取款的方法。人们可以持圣殿骑士团分支机构开具的书面凭证到另一个分支机构取款。这种书面凭证实际上就是现代银行所使用的汇票。这表明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已相当专业化了。�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有史料记载的圣殿骑士团的客户以王室和教皇为主，但是不能据此认为社会中下层与圣殿骑士团较少业务往来。在法制不健全、诸侯战争频繁的黑暗时代，要求圣殿骑士团保密应该是中小客户保护私有财产的本能反应。他们的财物托管和帐户往往在他们本人出事以后才引起史家注意，比如上文提及的哈伯特一案。金融服务会给圣殿骑士团带来一定的成本支出。但现存史料没有任何它向客户收取利息的记载。从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利息的态度看，圣殿骑士团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1145年，教皇还明令禁止对十字军战士收取利息。作为教皇直属组织的圣殿骑士团应该不会违背禁令。不过，它可以从本地存款、异地取款业务中取得汇率收益，从抵押品经营中取得收益，或在事前、事后得到一些捐赠，以此弥补金融业务的成本支出。除了托管、信贷和汇款业务外，圣殿骑士团还时常从事委托征税、押运税款、代为支付、交割见证等金融活动。�
至于圣殿骑士团作为银行家在12和13世纪的欧洲金融业的地位，由于圣殿骑士团的档案已经丢失，仅凭支离破碎的旁证材料很难对之进行全面评估。但总体上可以说，第一，它遍及基督教世界的网络的托管、异地存、取和信贷业务为十字军战士和君主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十字军的发展。第二，它在欧洲和东方的金融活动十分频繁。但是，其金融地位应该难以超越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因为后者在地中海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中占据着显而易见的主导地位。第三，它虽然在金融活动中采用了当时先进的复式簿记方式和汇票，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它对金融业的贡献。因为“在近代商业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制度，象领事，商业法院，海上法，汇划票，银行，股份公司以及后来的商业公会这一类，都是在十字军时期或不久以后从意大利商业城市中产生出来的”。
综上所述，圣殿骑士团是欧洲十字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地参与了十字军的战役和军事决策。在十字军离开后，它是保卫圣地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它对十字军国家和欧洲政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它遍及欧洲的行政网络除了服务于东方的军事行动外，还衍生出了金融职能，从而使其在十字军东侵时期的地中海商业和金融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Ⅷ 英国君主立宪制

议会是英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政府从议会中产生，并对其负责。英国的国会为两院制，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

上议院又称贵族院，主要由王室后裔、世袭贵族、新封贵族、上诉法院法官和教会的重要人物组成。上议院议员不由选举产生，部分是世袭贵族。

上议院是英国最高司法机关，议长由大法官兼任。和下议院相比，上议院的权力相对有限，保留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司法权，有权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并通过必要的修正案，还可以要求推迟它不赞成的立法，最长可达一年。

下议院又称平民院或众议院，其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任期5年。下院的主要职权是立法、监督财政和政府。

英国全国被划分为多个选民人数基本相同的选区（选区的划分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决定），每个选区选举一名下议院议员。大多数选区议员是一个政党的成员，但是没有政党背景的人士也可以参加选举。

通常情况下，英国下议院总有一个拥有绝对多数的政党，该党领袖被国王任命为首相。下议院第二大党的领袖则成为反对党领袖。

议会拥有立法权、财政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

Ⅸ 英国的大法官是世袭还是选举产生

英国的大法官制度在2006年7月4日已经废除。它与许多国家现行的大法官意义不同版，他既是内阁部长，权也是英国议会上院（贵族院）议长，并负责管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庭。在这之前英国不仅是大法官，只要是上议院的贵族都是世袭的，这个制度也同时在7.4被废除。简单的说，英国的大法官都是世袭的。好了就回答到这里了，我相信这个答案你网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把分数送给我这个有心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