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34年的斯通法官
㈠ 理查德·约翰·斯通生平简介是怎样的
理查德·约翰·斯通简介：姓名：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Stone）；
出生年代：1913—1991；
职称：经济学家；
国家：英国；
个人情况：理查德·约翰·斯通于1913年出生于伦敦，他分别于1935年、1948年和1957年先后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挪威等国的有关高等学校先后多次授予他各种荣誉学位。由于在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从而获得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一生主要的著作有《国民收入与支出》、《计量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物量和价格指数》、《投入产出和国民经济核算》、《1960年社会统计矩阵》、《数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及其他论文》、《经济数学模型及其他问题》、《人口核算与模型的建立》、《建立经济和社会模型的若干问题》等等。
㈡ Stone可以用作人名吗
可以的。
Stone [简明英汉词典]
[stEun]
斯通(①姓氏 ②Harlan Fiske, 1872-1946, 美国法学家, 1941-1946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国诉卡罗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法官的智慧和经验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专业训练和适应自身角色的经验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着做出审慎的判断。在我看来，这样的智慧当然不只是一种知识，更不应该仅仅是那种来自书本的知识，而是那些以维护宪法为己任的法官们，在总结丰富的法治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经验和灵感。 你说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决书的第四注脚（“第四注脚”应为“脚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决书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释”，由于这个注释不仅充分展示了主审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于经验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因而被誉为是“改变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脚注”。 该脚注的译文（意译）是：“当立法从表面看，受到了宪法的特别禁止，诸如为宪法前十项修正案所禁止的时侯，推断其合宪性的范围可能更为狭小。当这样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时，它同样也被认定是特别的禁止对象。现在没有必要考虑那些限制政治进程的立法——这一进程通常被期望能够取消令人讨厌的法律,在第十四条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况下,是否要比其他绝大多数类型的立法受到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我们也不必去探究同样的考虑是否要纳入到针对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来源国籍的、或者种族上的少数族群制定法的审查；不必去探究歧视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是一种特殊情形，因为这些立法往往严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护少数的政治进程，因此它们可能相应地要求更为透彻的司法追究。” 因为该案涉及到了一项联邦立法,它限制一种混合奶的跨州销售，而卡罗琳公司认为这一法律剥夺了公司的商业自由权，违背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如果该案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诉讼中美国联邦政府必败无疑。但在卡罗琳案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决与州际商业相关的案件时最高法院应该认可立法者制定规制商业活动的法律时所依赖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不缺乏这样的“理性基础”，就不应该宣布这些立法违宪。这一表达的内在逻辑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们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约，与现实的社会经济保持距离，因此他们不大可能比议会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的现实运作，也就没有资格指责各级立法缺乏“理性基础”。所以结论自然是在对经济或社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时，最高法院应当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则，应当尊重立法部门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断。这个判决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斯通在判决书上加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脚注，因它是整个判决书中的第四个注释，故名。不仅使这个判决成为法律智慧的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激发出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这个注释试图说明,司法克制的假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硬原则,它有三个例外情况。对这三个例外,司法非但不应当克制,恰恰相反,还需要更积极和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斯通的注释,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个例外:其一,明显违反《权利法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视弱势群体、妨碍他们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对这三类立法,最高法院要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 “脚注四”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对于不同类型的立法需要适用于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具体说来,法院对国会的经济调控(主要是州际商业)立法,遵从立法机构的判断;对待非经济立法,则应加以严格审查。这种区别对待立法的司法审查态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原则。
㈣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谁共有9个。
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至今有过17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 of the United States）而不是位。第9位是在上世纪10——20年代在任的，距今已有近一个世纪。
美国最高法院历任首席大法官及任期：
1、约翰·杰伊（John Jay），1789年9月26日 - 1795年6月29日
2、约翰·拉特利奇（John Rutledge），1795年6月30日—1795年12月28日
3、奥利弗·埃尔斯沃思（Oliver Ellsworth），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4、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5、罗杰·布鲁克·托尼（Roger Brooke Taney），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6、萨蒙·波特兰·蔡斯（Salmon Portland Chase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7、莫里森·雷米克·韦特（Morrison Remick Waite），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8、梅尔维尔·韦斯顿·富勒（Melville Weston Fuller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9、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Edward Douglass White, Jr.）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10、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11、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 Sr.），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7月1日
12、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13、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Frederick Moore Vinson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14、厄尔·沃伦（Earl Warren），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15、沃伦·厄尔·伯格（Warren Earl Burger），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16、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17、约翰·格洛弗·罗伯茨（John Glover Roberts Jr. ），2005年9月29日至今
㈤ 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数量是几位
根据联邦法规，法院通常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组成。
法官均是由美国总统提名，并且需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后方可任命。一旦获参议院确认任命，法官享有终身任期，他们就无需再服从其原先的政党、总统、参议院的意志来审判。法官保留他们的职位直到去世、辞职、退休或弹劾（不过至今未出现法官被罢免的情况）。
每位法官都有一票投票权，一票之差（五比四），判决透露了法官的政治思想信仰及背后的哲学或政治类比。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办公。
(5)美国1934年的斯通法官扩展阅读：
提名和确认
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虽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终可能与总统的期望相违背，大多数提名总统候选人都会宣扬其意识形态观点。美国《宪法》未对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职资格作任何规定，总统可提名任何人担任这一职务，但须经参议院批准。
近代，参议院批准的过程引起了新闻界和宣传组的高度重视，游说参议员批准或拒绝提名候选人取决于其档案是否符合党派观点。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提名是否应以正、负或中立报告提交参议院全体议员提出听证和投票。委员会亲自面试候选人是较新的做法。
在1925年，哈伦·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选人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出现的提名候选人。斯通试图消除关于他与华尔街关联的担忧，而近代的质疑做法在1955年出现始于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
一旦委员会将提名法案提交全院会议并附审查报告，参议院全体议员将进行审查。反对相对来说是不常见的；参议院已明确地反对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对提名是在1987年的罗伯特·博克。
尽管参议院的明文规定并不一定认可在司法委员会中投反对票来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参议院全体议员的辩论开始，阻挠议事的议员将可能阻挠提名。
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担任大法官的亚伯拉罕·亚伯·方特斯于1968年接任厄尔·沃伦为首席大法官，这是阻挠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这包括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所关注的方特斯的伦理观。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提名尼尔·戈萨奇填补安东宁·斯卡利亚的空缺席位，这是第二个经阻挠成功提名的案例。
然而，与福塔斯的阻挠者不同，只有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戈萨奇的提名，因为他们对戈萨奇保守的司法哲学表示怀疑。此前共和党多数派曾反对接受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梅域·加兰填补空缺。这导致共和党多数派取消规定以消除对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挠。
并非每个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获得参议院投票。总统可以在任命投票发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为参议院明确反对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里特·米尔斯。参议院也可能无法按提名行事，届时将在会议结束时终止。
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时，没有参议员采取行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兰，参议院在2个月后批准了其提名。
最近，如前所述，参议院未对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兰的提名有任何动作；该提名于2017年1月份到期，而该空缺后来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尼尔·戈萨奇填补。
一旦参议院确认大法官提名，总统必须在新法官任职前签署一份带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状。大法官的资历是基于任命日期而不是确认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审批程序通常很快。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个月内得到批准。
然而，从里根政府到现在，这个过程需要更长的时间。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国会认为法官比过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据国会研究机构统计，自1975年以来提名至参议院投票的平均天数为67天（2.2个月），而其中值为71天（或2.3个月）。
㈥ 奥利弗·斯通简介
生平简介: 奥利弗·斯通1946年9月15日出生于美国纽约。耶鲁大学辍学后,前往越南在当地教英文.21岁时参加越战.回国后进入纽约大学电影系就读, 早在70年代中期，他便以其非凡的编剧和导演才华而享誉好莱坞。 早先，斯通担任的大多是编剧的角色。25岁时，他开始自编自导了影片《seizure》（1974），反响不俗。1978年，他更是以影片《午夜快车》（《midnight express》）的编剧身份登上了奥斯卡的领奖台。从此，斯通声名鹊起。
进入80年代， 斯通接连或编或导了《conan the barbarian》（1982）、《scar face》（1983）和《龙年》（《the dragon》（1985）等影片，它们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斯通在好莱坞影坛上的地位。 在1986年作了影片《salvador》的编剧之后，斯通开始一心扑在导演事业上。他喜好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来表达其对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独到见解。他拍摄的影片具有一种自然流畅而又刚毅沉重的特质。它们总是以丰富的情感和巨大的想象空间令观众折服。
1986年，斯通经过长期的酝酿，凭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艺术的独到理解，仅靠650万美元的资金， 只用54天时间便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拍摄了《野战排》（《platoon》)一片。该片一反战争影片通常讴歌战斗和战士的传统，通过一个年轻士兵的眼睛，展现了战争的恐怖与残酷，并进而对越战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影片一推出即引起轰动。果然，在87年的第59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该片又为斯通赢得了其艺术生涯中的第二尊金像。
不久，斯通又导演了影片《wall street》(1987）和《生逢7月4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1989），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尤其是同样具有批判意义的战争题材影片《生逢7月4日》以其内涵的深刻性和艺术手法的独到魅力令观众叹为观止。该片也为斯通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荣 誉。
1991年，斯通又执导了《刺杀肯尼迪》(《jfk》）一片，它以独特的视角对前总统肯尼迪的一些生活片段作了艺术化了的诠释。影片虽然引起了诸多争议，但毕竟取得了成功。
此后，斯通又执导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与地》（《heaven &earth》1993）。该片以艺术的想象，通过一个女子和他的美国丈夫在战乱中的颠沛生活，再次控诉了战争的野蛮与残酷。
次年，斯通又导演了《natural born killers》。该片以其内蕴批判的思想内核在诸多观众中引起了共鸣。 最近，知命之年的奥利弗?斯通仍探索不懈。在95年的新片《尼克松》(《nixon》）中，他把取材范围从战争背境又移到了社会政治领域，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政治生活作了独到的反映。
近几年又拍摄了<<u型转弯>>(u turn)(1997)与<<挑战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1999)关于美墨边境与体育体裁的影片,虽无突破,到也中规中矩,不失水准,充满爆发力与破坏性,不愧为具有颠覆传统价值能力的煽动者.
不完全得奖记录:第三十六届金球奖最佳编剧 （1979）,第五十一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 （1979）
第三十七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 （1987）,第四十四届金球奖最佳导演 （1987）
第五十九届奥斯卡最佳导演 （1987）,第四十一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 （1988）
第四十七届金球奖最佳编剧 （1990）,第四十七届金球奖最佳导演 （1990）
第六十二届奥斯卡最佳导演 （1990）,第四十九届金球奖最佳导演 （1992）
作品年表:
《seizure》1974
《mad man of martinique》短片 1979
《午夜快车》midnight express 编剧 1978
《手》the hand 1981
《王者之剑》conan the barbarian 编剧 1982
《疤面煞星》scarface 编剧 1983
《龙年》year of the dragon 编剧 1985
《英雄胆》8 million way to die 编剧 1986
《野战排》platoon 1986
《萨尔瓦多》salvador 1986
《华尔街》wall street 1987
《脱口秀》talk radio 1988
《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 1989
《门》the doors 1991
《刺杀肯尼迪》jfk 1991
《天与地》heaven and earth 1993
《天生杀人狂》natural born killers 1994
《尼克松》nixon 1995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evita 编剧 1996
《不准掉头》u-turn 1997
《挑战星期天》any given sunday 1999
《beyond borders》2001
佳品浅评:
《生于七月四日》:人们对电影的观念往往是虚构和不可信,但这次你可要睁大双眼,因为银幕上七成的东西,导演在若干年前都曾经历过.另外奥斯卡小金人与靓汤的牺牲造型也能吸引你不少的注意力经济,当然这些要归功于那个狗屁制度下的狗屁政府发动的狗屁战争.
《野战排》:斯通首次证明在越战体裁上,其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这次除了技术手段的圆润外,还得到了欧洲的认可(柏林最佳导演银熊奖).
《华尔街》:一个俗套的故事,一个人人渴望的名利战场,为利益而生,为金钱而活,那儿是贪婪与手腕的演武场,是人性与善良的坟地,当然它也给了你机会,只要你善于出卖灵魂,你在这里就能呼风唤雨.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道格拉斯从幕后走到幕前,鲜活的演出不仅使其在奥斯卡上称帝,更为其今后成为银幕上的魅力坏男人形象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门》:现实模糊理想,虚幻逃避真相,上帝为灵魂开了一扇名叫摇滚的门,供你我来回穿梭.门那边,性,暴力与毒品一个不少,但反射着深刻与真实;门这边,茶,玫瑰与烟草,也一个不缺,但映衬着苍白与虚无.当然它也是一种精神鸦片,很有毒但也很有效,而且决不容你浅尝辄止.所以如果你碰巧还是个摇滚乐迷的话,那么《门》就是你盼望已久获得心灵上酣畅的良药.此外你要相信方.基墨与梅格.瑞恩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斯通当然更不会.
《刺杀肯尼迪》jfk:一段美国人心碎的历史,一次迷一样的刺杀,简单的几枪就终结了山姆大叔的一代神话.那把冷枪背后的黑手究竟是谁,黑帮,fbi,还是……?人民是否有权力知道他们认为应该知道的事?国家的是否有权力欺骗人民,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国家的保密制度到底应该对谁负责……?一个定格在世界警察梦断这一特定时点的黑白镜头,牵带出斯通一连串疑问,并且他根剧自己的资料,通过科斯特纳等人的闪亮表现,臆造出上述的种种答案.这大概是斯通在上世纪90年代的最高水准,然而敏感的体裁遭遇更为敏感的奥斯卡与美国大众,注定是不能登顶的,虽然以旁观者眼光来欣赏地世界其他民族,给予了该片当年度最热烈的掌声.
《天生杀人狂》:光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部争议影片,何况这次斯通还遭遇了昆汀.塔伦提诺.整部影片就像一个kill game,展现出赤裸裸的杀人娱乐,即使是最和平软弱的心,观后也会不时泛起点点杀机.当然如果你的眼力够狠,还可以看到对司法,新闻机制的抨击和人性黑暗面的挖掘,但问题是这些对大众来说往往会淹没在血淋淋的视觉快感中,如同你看到的某些大师的情色大作,在目睹赤裸裸的性交场面时,有多少人会琢磨不同姿式所承载的人性与社会暗寓.其实这之间的偏差根本在于大师们对电影本质作用的认识与大众的绝然不同,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艺术与商业之争,电影究竟是是以育人(绝不是某些大师用不明所以或假装高深来愚人)还是娱人为主.单就这部片子而言,先锋的欧洲电影小众们还是给了它很高的评价.
㈦ 美国首席大法官的历任情况
NO。 首席大法官 任期 任命人 1 约翰·杰伊 1789年10月19日 - 1795年6月29日 乔治·华盛顿 2 约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 - 1795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3 奥利弗·埃尔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 - 1800年12月15日 乔治·华盛顿 4 约翰·马歇尔 1801年2月4日 - 1835年7月6日† 约翰·亚当斯 5 罗杰·布鲁克·托尼 1836年3月28日 - 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鲁·杰克逊 6 萨蒙·波特兰·蔡斯 1864年12月15日 - 1873年5月7日† 亚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韦特 1874年3月4日 - 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兰特 8 梅尔维尔·富勒 1888年10月8日 - 1910年7月4日† 格罗弗·克利夫兰 9 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 1910年12月19日 - 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0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21年7月11日 - 1930年2月3日 沃伦·G·哈定 11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 - 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伦·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 - 1946年4月22日†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3 弗雷德里克·摩尔·文森 1946年6月24日 - 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鲁门 14 厄尔·沃伦 1953年10月5日 - 1969年6月23日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5 沃伦·厄尔·伯格 1969年6月23日 - 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伦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 - 2005年9月3日† 罗纳德·里根 17 约翰·罗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乔治·W·布什 注：* 国会休会期被任命，后被参议院否定 ** 在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上被任命 *** 曾担任过美国总统 § 曾担任过最高法院大法官 † 在任上逝世
㈧ 理查德·斯通的学业生涯是怎样的
理查德·斯通1913年8月30日生于伦敦。1930年，斯通的父亲被任命为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法官。于是，他便去了印度。在印度待了一年。1931年到1935年间，斯通就读于剑桥大学吉维尔·凯厄斯学院。当时，斯通所在的学院的研究员中没有经济学家。所以，他就被送到国王学院向理查·凯恩学习经济学。
除了他的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外，斯通的大学时代可谓一帆风顺。1935年，他于剑桥大学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尽管斯通仅学了两年的经济学，而且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去研究经济学还抱有怀疑，但这个机会无疑对斯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时，他的父亲对他的去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父亲认为，斯通大学毕业后应找一个安定的职业。于是斯通未去当研究生而是进入城里的一家保险企业。斯通自认并无经商的才能，但是在他与保险业的短期接触，丰富了自己的生活阅历。
1938年，斯通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
㈨ 求一部电影名
好莱坞医生Doc Hollywood (1991)
斯通是一个技术精湛的外科大夫。在赶往好莱坞霍布斯医院就聘整形医生这天，斯通因紧急避让路中间的三头水牛而连人带车冲进了格雷迪小镇埃文斯法官的围栏内。作为处罚，埃文斯法官判决斯通到格雷迪小镇义务服务三十二小时。格雷迪是位于南卡罗莱纳州境内的一个盛产南瓜的小镇，这里民风淳朴、邻里友善，美中不足的是惟一的大夫赫克先生因年龄太大而不能胜任医院的工作。听说镇上来了一名大城市的医生，以往门可罗雀的医院一下子忙得不可开交，前来找斯通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由于自己一心要去好莱坞，所以斯通觉得在格雷迪小镇上的每一个小时就像度日如年，尽管包括镇长尼克尔森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对斯通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但困于撞坏的车子一时难以修好，斯通只好强忍着不开心，继续接待着每一个前来就诊的患者。此时，斯通认识了露。露是医院的救护车司机，和丈夫威尼离异后，露自己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生活在格雷迪小镇上。工作上的接触，在斯通和露之间产生相互的爱慕之情，考虑到恩瑞也在追求露，斯通始终没有正式表白。
撞坏的车子已经修好了，“服刑”的期限也已结束，在全镇人民依依不舍的送别中，斯通告别了格雷迪小镇，成功地当上了好莱坞霍布斯医院整形医生。但在得知露并没有和一直追求她的恩瑞结婚后，上班第二天的斯通就毅然辞职，重新回到了格雷迪小镇
㈩ 谁有哈佛法律评论之经典合辑及影响美国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国法的发展史上，《哈佛法律评论》作用之重要无容置疑，在各个领域，它都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反复诵读的经典文献。宪法学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赛尔教授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一直是宪法学必读的经典，即使是司法审查最积极的拥护者也回避不了他对这项制度的谨慎质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宪法的中立原则”在法学论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过了霍姆斯1897年的绝世经典“法律的道路”。这对于法理学“排行老大”的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译《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对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法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无须赘言。事实上，这正是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选择文献的主要标准。毕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因而要为中国读者服务，帮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宪政的渊源、历史和现状。入选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对美国宪法发展产生持久影响的经典名作，譬如上述两篇以及切菲教授对言论自由的评论；另一类则是活跃在当今舞台的知名学者对美国宪法（学）发展的相当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虽然可能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们仍然能从中了解到美国宪法在某个方面的最新概况。总的来说，对前者的标准更高一些。时光对人的记忆来说宛如大浪淘沙，不断销蚀着思想的影响。对于一般的论文，年代越久远，影响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经典才能像一坛陈年老酒那样，借助时间发挥出越来越浓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属于哪一类，要看我们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们现在看来，它们代表了这个阶段宪法学说的里程碑，尽管以后也许会被更高的丰碑所遮盖。
哈佛法律评论协会曾在1967年出版过一个宪法的集子，收集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余篇论文。我们采用了其中四篇。其余的尽管是某个领域的阶段性总结，但似乎对今天的意义已经不那么大了，因而必须为更新的综合(synthesis)所替代。我们主要从Lexis-Nexis网上搜索了宪法几个主要领域的论文，将我们认为有潜力成为经典的（毕竟这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事情）放到现在的这本文集，构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这几篇文章都和司法审查有关系。美国是第一个探讨这个问题的国家，其历史至少从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开始。在这个里程碑的判例中，马歇尔(C.J. Marshall)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没有宪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为自己建立了司法审查权。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几乎所有“法律人”参与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赛尔教授在判决90年后发表的“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显然不是第一篇质疑和界定这项权力的论文，但无疑是最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司法审查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赛尔并不质疑这项权力的宪法依据，而是在勉强承认其存在的基础上限制这项权力的范围。这也是现代绝大多数怀疑者所采取的思路。毕竟，这项制度已经存在两个世纪之久；除了某些“极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会断然否认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争论的焦点一直是法官应如何并在什么范围内行使这项非同寻常的权力。赛尔的这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宪法的严格解释主义，并使之成为美国司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虽然有些判决未必明确引用他的文章，但是从判决思路上显然可以看到这篇论文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则多少站在另外一边，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开始，他先论证司法审查实际上是有条文依据的。这也和大多数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数人都像汉德法官(J. Hand)那样认为，司法审查是宪法没有规定但对于维护宪法权威来说确实是必要的权力。威克斯勒却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虽然宪法没有明确提到司法审查，但是从宪法规定的结构上能逻辑地读出这项内在权力。这么说来，威氏是司法审查的积极拥护者了。其实不然，他接着笔锋一转，转而主张司法审查必须依照某种“中立原则”。宪法授权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但这并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这项权力，随便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掺合到宪法文本中去；假如这样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举出了美国法官在判决过程中“越界”的许多实例，包括像“校区种族隔离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这样的社会影响巨大且至今为民众所称颂的判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篇迄今为止讨论这个主题的最具建设性的论文，也是这个领域的难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着自马伯里决定以来的学术论辩之总结，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后，人们对司法审查和司法职能的学术探讨多建立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因而其引用率那么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司法审查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打开的，因而本书如果没有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将是不妥当的。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论文专门是为了纪念马歇尔诞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书惟一的一篇来自司法实务界的文章。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法兰克福特并不是一个听起来那么熟悉的名字。如果说马歇尔、霍姆斯、布莱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为标新立异而闻名，那么法兰克福特则是一位以严谨和中庸著称的大法官，严格保持着一位法官所应有的中立和低调。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那些家喻户晓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国法官共同体，他对同行马歇尔的评价也因此而更为公允。尽管在美国的宪政文化之下，司法审查或许是一项迟早都要出现的宪政制度，但是说马歇尔通过马伯里决定改变了美国宪法的历史，应该并不算过誉之词。当然，马伯里案只是一个起点；通过诠释其后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兰克福特法官进一步探讨了司法职能的本质，并再次对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发出警告，而这种警告和前面两篇论文的主旋律是相当和谐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专门关于司法审查的论文，本书的其它论文则是从更具体的视角探讨同样的问题。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一个脚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脚注”(Footnote 4)。可别小看它只是一个脚注，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国宪法如此简练，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么重要的条文，但是却不可以不知道这个脚注；如果美国法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个脚注意味着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通不过宪法学的期末考试。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脚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阐明了法院在什么时候可以或应该对立法加大审查力度。什么时候？在民主和法治“失灵”的时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脚注”中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数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视。我们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着多数主义规则：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那么社会中的多数选民将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观点的候选人选入议会；议会代表中的多数通过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观点。但是如果多数人的某些利益或观点并不那么无辜——如果他们侵犯了少数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该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国家，除非你能唤起多数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没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类只占这个社会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会发现多数人压在你头上，对你们进行任意的歧视，而且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在美国历史上，种族歧视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种身上，而这些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民主帮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这种法律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当然，如果这个社会就是清一色的歧视，法院也不见得帮得了你，但多一个依靠总没有坏处。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寻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宪法所要求的结果时，法院应该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应该，是因为歧视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议会或总统这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机构，因而法院在宪法面前责无旁贷；可以，是因为反正民选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其宪法职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职并无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罗琳产品案宣判于1938年，正值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法院的威信跌落到仅次于“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点。事实上，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例的判决中明确信奉司法节制主义，全面退出对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预。然而，“第四脚注”为司法复兴埋下了伏笔：毕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需要司法干预的。通过这个脚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现代法院在民主社会中的司法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政治制衡理论，并为法院日后对取消美国的政治与法律歧视发挥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论准备。种族最终被宣判为“嫌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将以“理论上严格，实际上致命”的眼光来审视涉及种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种族歧视，这部法律就面临“死刑”了。在美国历史上，起到这种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数，足见“第四脚注”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第四脚注”毕竟只是一个脚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将所有问题说清楚。这也就引发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战。他并不质疑“第四脚注”的出发点：司法机构可以在民主政治机构“失灵”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质疑脚注表述的准确性：“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真的在民主社会中无能为力？如果诸如种族等群体在今天并非如此，那么司法继续给予其特殊保护就等于“弄错对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护的群体却受到忽视。通过逐个澄清概念误区，阿克曼指出“第四脚注”的措辞具有误导性：需要特殊保护的其实不是“显明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隐性与分散”的少数群体，譬如妇女、穷人和同性恋者——有时甚至是多数群体，因为他们的集体行动面临着组织成本的巨大障碍。通过这篇论文，阿克曼与其说是挑战或“超越”卡罗琳产品案，不如说是更新了“第四脚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讨论有一个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进行”，但这个前提显然不是自动成立的。如果这个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们知道，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宣称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运行良好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贿选、舞弊现象相当严重。如果徒有纸上的规定，实际上“选”出的议员并不能代表社会上多数人的利益和立场，那么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保证民主程序依法进行？这又是民主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了，因为在选举的那一刻，被选举的那个政治机构其实已经解体了，所以根本无法保证新的人选符合宪法要求。民主过程必须得到法治的保证，否则就注定是虚假的民主；为了保证民主过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这是“第四脚注”命题的延续。“第四脚注”也确实提到了这种情况：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应受到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法律禁止某个人群参与选举过程，那么他们肯定不能指望通过选举和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有理由对此类立法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法院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则相冲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帮助民主“运转起来”。
皮德斯教授的论文涉及范围更广。选举过程不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国在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对种族的限制），而且还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扭曲，例如选区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选区形状的不规则以及法律对竞选资金的规制等等。另外，尽管法律规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实际操作过程却可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如自动识别选票的机器可能误读或忽略某些有效选票等高度技术性问题。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最贴切的例子。如果某个关键的选区在统计选票中有争议，法院应有何作为呢？选举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并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问题”(political question)。对于这样的问题，法院可以说是最有资格管了：相对于其它机构（如国会——总统自己显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选中那样作为候选人卷入争议的话），法院的独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问题是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过程中应尊重什么限度，遵循什么原则。如果司法审查的标准不妥当，那么没有什么能保证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观，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就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念的投票结果而已。（在200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戈尔诉布什”判决中，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发生了。）皮德斯教授对这类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编《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书，可以说是集这个领域的各种判例与理论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宪法化”这篇文章中，他梳理、总结和评判了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例，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通过司法而宪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新鲜的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鉴别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标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民主依赖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司法是对民主以及所有宪法权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没有充分和自由的辩论与交流，没有选民与候选人的准确信息，我们能指望这样的“民主”能产生什么政府呢？如果等到选举那一天再来关心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只恐怕专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饭了。这是为什么言论与新闻自由对于民主如此重要，同时也是为什么政治言论的自由是如此重要。两者其实反映了同一个命题：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随意控制和干预，正是因为它对于民主社会发挥着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霍姆斯和布兰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系列反对意见中所阐述的伟大思想。联邦宪法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意味着什么？他们将其理解为，言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论将产生“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应当严格审查限制言论的法律，防止其对言论自由构成过重的负担。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里获得了系统化。在1941年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一书中，他为“清楚与现存危险”的宪法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促使这一标准作为少数意见逐步为多数意见所接受。
然而，“清楚与现存的危险”标准本身就存在着至少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释认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论的种种社会后果，然后决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论。另一种解释则认为“平衡”路径太主观、太不确定、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以至于不可能为这项至关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及之后一段时期，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正是基于霍姆斯法官的“清楚与现存危险”标准，将被告发表反战言论的自由给“平衡”掉了。因此，为了保证言论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剥夺，法院应该采取“绝对”(categorical)保护路径：凡是属于宪法保护范围内的言论，一律不受政府干涉，就这么简单。虽然只有少数人采取看上去极端的第二种路径，其中亦不乏杰出者。法官中有布莱克(J. Black)，学者中则有切菲的老师迈克尔约翰教授。后者将言论自由和民主自治紧密相连，系统发展了言论自由的绝对保护理论。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在此收入的这篇短评中，切菲教授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辩护，并责怪其师“剑走偏锋”。这是关于言论自由两大门派的交锋。孰是孰非，读者读后自有公断。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样，普斯特教授的论文也是对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届开庭期的评判和总结。《哈佛法律评论》每年都会请一位知名学者（一般是宪法学领域）写一篇继往开来的“前言”(Foreword)，回顾和梳理过去一年的判例进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决了好几个意义重点的案例，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州政府侵犯同性恋袖手旁观的态度，并明确肯定了大学校园里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合宪性。“纠偏行动”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不过和一般的歧视正好相反，它“歧视”的不是少数群体或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强势群体自己，其目的是补偿少数或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并促使他们早日强大起来，足以通过民主政治过程保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学医学院曾明确为非裔或西裔等少数族群保留录取名额，这种做法当然照顾了少数族群的需要，但其显然的后果是损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对待这种“歧视”？最高法院相当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认为，“反向歧视”和一般歧视没有区别，都属于“嫌疑归类”，因而都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会反驳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因为“反向歧视”的对象并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并不需要特别的司法保护。不过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多数法官对纠偏行动的审查标准似乎并不那么严格，一般允许大学为了校园的“多样化”(diversity)而规定有利于少数族群的录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确规定限额。但从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触这个问题之后，“多样化”是否能为纠偏行动提供宪法依据，一直是一个未决悬案。2002年，密西根大学的录取政策又惹其社会风波，辩论双方都通过媒体积极造势。最高法院下达了折中判决，继续否定限额制度等纠偏行动的合宪性，但明确肯定“多样化”可以作为纠偏行动的宪法依据。保守派人士没有觉得太“吃亏”，自由派人士则宣称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
初看起来，这个判决似乎有点意外，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是由保守主义者占多数，年迈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总统大选案中5:4的判决，清晰显示了共和党略占优势的法院构成。尽管在理论上人们都赞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则”，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么意识形态应该是不相关的，但是“应该”归应该，实际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绝对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场的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必然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纠偏行动和同性恋诉讼中的重大“胜利”？普斯特教授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决。他认为，法官的解释过程并不是像一般想象的那样独立，而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约束。事实上，法官的任务正是诠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宪法的理解。正是通过法院的文化解释，抽象的宪法在具体案例中获得了实定法的权威。或许也正是通过文化对法官个人的约束，“中立原则”才成为可能。
最后，却伯教授的论文多少代表了法学领域的“另类”。具有数理功底的他试图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近代物理学原理，来昭示司法过程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不错，法院是受社会约束的，但反过来司法活动也积极地改变甚至塑造社会。就和传统物理学割裂了物体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那样，传统的法理学也割裂了法院作为审判者和被审判的那部分社会之间的联系。现代量子力学揭示，观察过程将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尽管这种变化在宏观是微小的。同样的，司法判决也改变着有待判决的事实本身。法官必须理解，在“弯曲”（而不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笔直）的宪法空间中，他的判决将影响他对待决案件本身的认知，并将改变受判决影响的社会。法官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交织于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意识到判决不只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而是主动塑造社会的“行为”。惟有如此，司法过程才能获得其应有的责任感。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
本书主要作者简介
序言
前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略论
第一章
保守的美国革命产生了长寿的联邦宪法
第二章
美国宪政法治的捍卫者：最高法院的九尊护法神
第三章
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渊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是谁给的？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
第五章
契约神圣原则与大学自治传统
——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联邦至上原则和宪法默许的权力
——马卡洛诉马里兰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发美国内战的司法判决
——斯科特诉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总统大还是最高法院大？
——从梅里曼诉讼案到米利根诉讼案
第十章
从受害者到胜利者：华人官司对美国法律的贡献
——益和诉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
——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案(1904)
第十二章
争取劳工权益的漫漫长路
——有关劳工权益的几个案子
第十三章
当爱国主义碰上宗教和言论自由
——有关国旗致敬和《效忠誓词》的三个案子
第十四章
战时的公众自由和种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号角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园祈祷与“分离之墙”
——恩格尔诉瓦伊塔尔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丛”中的平等选举权
——贝克诉卡尔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审判与对穷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诉温赖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对新闻自由的挑战：诽谤还是舆论监督
——《纽约时报》公司诉萨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厌其烦的告诫与刑事被告的权利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
——罗诉韦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总统”的自我弹劾
——美国诉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国究竟谁歧视谁?
——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条旗保护焚烧它的人
——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两难抉择
——罗德尼?金诉洛杉矶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与“世纪审判”
——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布什诉戈尔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