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法院何兵

1. 什么是提审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刑事诉讼法 学博士何兵解释说，当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发现确有错误时，可以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指定再审，即 指令下级法院重新审理；二是提审，即上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亲自派出法官审理案件。虽然“提审”这一做法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中大多采取的 是“指定再审”，而“提审”的方式极少使用。

2.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首任庭长胡云腾是个怎样的法官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做了不少事情。他率交流团访问了台湾；为北京市旅游委全体党员干部解读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还向媒体介绍了一项新制度的突破：如存在性侵害、出卖、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6个月以上等七种严重情形，可以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月中，他则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长文《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

随着12月28日全国人大的一纸任命，他的生活变成另一种模样：他将成为最高法巡回法庭的一名庭长。

“毫无疑问，胡云腾法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型法官。”与他相识20多年的《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由这样一位学者型法官去执掌最高法首个巡回法庭，可谓众望所归，人才难得。”

的确，胡云腾身上最为人注意的标签，是“学者”。

他拥有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学位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成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之前，他曾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发表过超过100篇学术论文和近40部作品，其中《死刑通论》和《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在国内的死刑研究著作中相当有分量。

2008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胡云腾，依然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一再提及“我是一个学者”。

刘桂明认为，对于巡回法庭这一“需要坚持探索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新生事物，正需要胡云腾这样一位“研究水平高深、协调能力高超、涉猎视线高远的高精尖人才”。

很多人都对胡云腾在1998年与邱兴隆、张金龙合作的《死刑问题三人谈》记忆犹新。不止一个人注意到，平时沉默寡言、甚至很少会哈哈大笑的胡云腾，谈起死刑问题时就会滔滔不绝。在调入最高法之前，他不止一次公开阐述过废除死刑的理由：公正、人道、人权保障，以及“无论司法程序设计的多么严密，适用死刑都可能错杀无辜”等。

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与持续关注，他曾被学界戏称为“胡死刑”。

那场对话正是由刘桂明主持的。他对胡云腾更深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眼见一位极具法学研究水平与才华的友人面临绝境，他当即拉上我驱车300公里，前往友人所在的城市进行紧急协调，最终使他脱离了危险境地”。

“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义的人”，刘桂明总结说。

《法制晚报》2007年有一篇报道描述了藏身在专业法律术语后的法官胡云腾：“不爱服输”“特有韧劲儿”，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所以“只知道埋头苦干”。

胡云腾1955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市，3年后，全家人被下放到农村。1979年参加高考，他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可因为之前从没填写过简历，有几年经历没填上，在政审这一关被拦了下来。

多年后他还带着点沮丧形容自己“在命运的始发站，就跌了一个大跟头”。不管怎样，“生了一个假期的闷气”之后，他不得不去安徽师大政教系报到。

四年后，在大学里一直坚持自学法律的他再一次考上西南政法学院。

他的职业生涯也一直都围绕着法律，最初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教书，博士毕业后去社科院做研究，八年后又到了最高法的研究室。

“他是体制内开明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说，“这也意味着他一直很稳妥，可靠”。

上世纪90年代初，胡云腾曾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一个废除死刑的“百年设想”。十多年后他在一本法律刊物上承认，自己当初的考虑并不完善，废除死刑之路必须慢慢走。

“在一个封闭的、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中，任何美好的制度设计都难以产生预期的好效果”，他当时说过。

同样是在这场采访中，他冷静地拒绝了采访者奉上的高帽子：“知名的法学家和出色的律师这两顶帽子均不适合我戴，因为本人还有自知之明。但作为一个法学科研人员，我认为应当创造条件联系实际。”

他进一步解释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法学家应当到司法实务部门去工作一段时期”：“我认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在现阶段应当多关注中国的司法实践，尤其在我国的司法体制正在进行改革，正在建立现代司法制度时期，法学家应当积极参与其中。”

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在他身上实现了。

两年前，在一场关于“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已经是最高法研究室主任的胡云腾提醒台下的大学生，“我们的司法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司法改革不是追求一些空洞的原则，而是要解决司法实际的问题”。

2014年4月24日这天，他与刘贵祥一同被任命为二级大法官。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官制度中，这意味着他也成为一名副部级干部。

2014年12月，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胡云腾分享了他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经历。据说，当时起草班子具有特别广泛的代表性，到全国各地调研，有很多意见反复修改。比如《决定》中“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两句话曾一度被拿掉，最后起草班子开会讨论，还是达成统一意见把它们写入其中，最后效果很好。

不过，12月28日的最新任命，将翻开这位大法官人生中全新的一页。

胡云腾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徐昕对此评论道，巡回法庭“看似着力于解决司法地方化、落实‘司法与行政辖区适当分离’等问题，实质上其所承担的监督指导功能发挥有限，而主要解决送法‘下乡’、方便诉讼问题，更侧重于分散最高法的工作量……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进中国司法进步，但仍需要进一步设计和细化具体的方案”。

他在学界的老朋友何兵与邱兴隆拒绝对此作出评价。

而刘桂明则表现出了更多的乐观：“如果现实中更多涌现一些诸如邹碧华法官这样的探索实践者，又如胡云腾法官这样的思考研究者，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将会变得迎刃而解。”

在很久之前，胡云腾就对媒体表达过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艰涩的术语汇聚到最后，只留下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3. 何兵的重要观点

关于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
主张我国从清末即开始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法院，但至今仍不尽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文革以后至今司法建设所走的路线总体来说为司法职业化。由于未配合以司法民主化建设，导致司法职业化上未成型，司法官僚化严重。主张克服此弊病的努力方向应当是司法民主化建设。司法建设在强调法官职业化的同时，必须高举司法民主化的旗帜。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结合点在于陪审制。陪审制不仅仅是一项司法制度，更是一项政治制度。代表作：《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
关于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
从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进行管制这一行为入手，通过对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管制权力形成的历史背景、构造过程及其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这一具体微妙的行政权力演变过程的解析，展示了社会变革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调整，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代表作：《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 ，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关于纠纷解决机制
主张并非一切纠纷都适合法院解决，适合法院解决的纠纷也未必要由法官躬亲。国家从司法政策的角度考虑，不应让法官大包大揽——将一切纠纷让法院扛，而应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手” 。法院应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联手，构筑化解社会纠纷的有效系统。通过对近十年来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的分析，预见性的提出诉讼爆炸现象已经在我国初呈征兆，而且势将愈演愈烈，国家必须全面构建民间的、行政的、庭前的纠纷化解机制，主张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代表作：《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4. 何兵、何兵的父亲、儿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亡，三人全部遇难。何兵的妻子吴梅闻讯悲伤过度也去世。何兵...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几个死亡人辈份相同，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承，由他们各自的继承人分别继承。这个案例牵扯到死亡时间的推定。应该是推定何兵的父亲先死亡，由何兵、何母继承何父的8万遗产，一人4万。何兵死亡，加上继承何父亲的4万元，夫妻共同财产有25万元。其中一半即12.5万元为何妻的财产，其余的12.5万为何兵的遗产，由何母、何子、何妻继承，何母分得4.5万，何子分得4万，何妻分得4万。何子死亡，其遗产为1+4=5万元。由你母亲即何妻继承。何妻死亡，何妻的遗产为12.5万+4万+5万=21.5万，由何兵的岳父继承。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5. 公知何兵造谣被打脸，大家怎么看

您好，请注意：造谣是要判刑或进行管制。
侮辱诽谤是亲告罪，你可以收集证据，诸如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去法院起诉，如果情节严重，可判诽谤罪。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污蔑罪名，侮辱诽谤情况比较严重，可能构成诽谤罪。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规定，行为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应当立案。诽谤罪是情节犯，行为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诽谤罪，予以立案追究。犯诽谤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6. 何兵的个人简介

大学中文系2001级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1991年九月参加贵州省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通过考试成绩合格，1996年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大学毕业后在黔西南民族师专中文系工作至今，曾先后担任中文系、政史系、艺术系、教管系、中文函授班的如下课程：《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育学概论》、《应用文写作》、《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西方文论史》等。先后担任中文系九一级，九二级，九七级，二零零二级（1）班二零零六级（4）班等班级的班主任工作。
参加了黔西南民族师专2004年科研项目“黔西南州语文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并有论文《黔西南州初中作文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发表于《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三期上，在2007年第四期该学报上发表论文《新派诗——创作与接受的倾斜》。在2009年该学报第一期上发表论文《热烈的恋歌，厚重的抒情》。2010年6月在杭州参加了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

7. 律师界是如何看待袁裕来、何兵这一类人的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答案的眼睛是是雪亮的，把他看得很清楚，当我看到有些人企图混淆视听，我就忍不住说一下话了。我不否认他在回答中提到的问题。很难提出一个案件，司法机构受到干扰，而小的冤屈很难得到解决。这些情况是司法制度的真正问题。但问题是如何改变!

所以说，在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利益而存在的，我们也有修正，维护国家法律的义务！

8. 五个严禁的质疑声

“五个严禁”的出台，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五个严禁”规定的内容本身都是作为法官的基本职责，应该遵循的，现在专门提出“五个严禁”的实际意义何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韩德云称，从所处的律师行业出发，还是颇有感慨。“其实，‘五个严禁’本身的内容并不是新的规定，是把最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影响法院队伍廉洁、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形，具体提了出来，并加以‘充电’，把电压设得高一点，让犯规的踩一下就会被电着，受到的处分会更为严格。”
韩德云代表认为，“五个严禁”的设定，体现了法院在自身队伍建设中一种新的管理方式。“以前我们设了很多禁令，大家都记不住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十个不准，八个不准，二十个不准。现在其他‘不准’先摆一边，能够使这‘五个严禁’让大家记牢、记住。这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方式。”
韩德云说，更为关键的是，这“五个严禁”实际反映了当前影响法官队伍建设、影响司法公正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多发地。先把这些突出问题解决了，再逐步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
“但一方面我们为‘五个严禁’的设定高兴，抓住了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但另一方面也很遗憾，因为到今天我们还在为不要和当事人请客、送礼这种现象而攻难克艰。”韩德云代表坦言。
韩德云认为，在基层法院，“五个严禁”禁止的情形可能更普遍地存在，这涉及比如经费保障、高薪养廉的问题，司法人员在案件增多的情况下，基层法院没有补贴，干一百件案件和一百五十件案件、两百件案件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一系列的因素说明如果不从体制和机制的障碍去解决，光靠“五个严禁”可能并不会根本奏效。
何兵说，“五个严禁”这样的制度作为应急措施出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司法改革要落实到人民性上，确保司法公开、监督公开，并且靠制度落实到实处。

9. 何兵的科研成就

《公益行政诉讼研究》，主持人，2005至2007年司法部法制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研究》，子课题《行政确认与行政程序研究》负责人，2001至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重大委托研究项目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子课题《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及行政法调整》负责人，2005年至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子课题《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律保障》负责人，2006年至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参与人，2006年至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行政执法问题研究》，参与人，2001至200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科技资源保护与共享立法研究》，参与人，2003年至2004年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
《上访问题的法律对策：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研究》，参与人，2004年至2006年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立法及研究》，参与人， 2005年至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民政部门一站式服务研究》，参与人，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项目
《北京市社会救助管理研究》，参与人，2006年1月至2006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项目 教材与专著类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专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1 月
《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专著），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6月
《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2 月
《行政法案例研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行政执法研究》（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行政诉讼法学》（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行政诉讼法学》（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论文类
《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中国法学，2005第3期
《司法的职业化与民主化》，法学研究，2005第4期
《从专业课程设置析大学自治与政府管制》，行政法学研究，2005第2期
《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论行政解决民事纠纷》，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高等学校的自律与他律——论学生受教育权、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法哲学、法社会学论丛（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永不松懈》，法大评论，2004年第3卷
《司法的阳学与学术的殿堂》，中国诉讼法制判解，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
《人民群众进法院》，法律适用，第3期
《“小产权”值得大讨论》，法制日报，2007年7月4日
《公产致害的赔偿责任》，人民法院报，2005年11月
《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人民法院报，2005年9月
《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法律定性》，人民法院报，2005年8月
《如何对待教授们课堂上的错误言论》，法制日报，2005年5月
《陪审制度的意义》，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
《主官截断，幕友辅助》，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抓大放小，重刑轻民》，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无讼是求，教化为先》，人民法院报，2005年1月
《法律程序的价值与弊端》，人民法院报，2004年5月
《人民陪审员：我的经验与感悟》，人民法院报，2004年11月
《我的检察官父亲》，检察日报，2004年12月
《冥河彼岸的重托》，检察日报，2004年11月
《军嫂请我做顾问》，检察日报，2004年10月
《公共警告 必须谨慎发布》，检察日报，2004年9月
《当野男人莅临家门》，检察日报，2004年9月
《谁有权评定“中国名牌”》，新京报，2004年9月
《县委书记该有什么名誉权》，检察日报，2004年8月
《关于职称外语考试的情理法》，检察日报，2004年8月
《民间自治万不可远离法治》，检察日报，2004年6月
《鉴定结论有时就是一根鸡毛》，检察日报，2004年6月
《“知假买假”不能双倍赔偿》，检察日报，2004年5月
《深圳废止驾驶证年审值得推广》，新京报，2004年5月
《历史学家需要敲碎每一片秦砖汉瓦吗？》，检察日报，2004年3月
《从“枫桥经验”谈诉讼与调解的互动》，人民法院报，2003年12月
《政府没有判断合同效力的权力》，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
《野蛮拆迁者的蛮劲从哪里来？》，检察日报，2003年11月
《法官的看家宝刀——推定》，法制日报，2003年11月
《校园不是特权者恣意的乐园》，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企业等级划分宜慎行》，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婚宴上座着居心叵测的人》，法制日报，2003年10月
《法律专家意见书：施向法庭的无影神掌》，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政务应当公开在阳光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9月
《到了天堂，也要撤销你的结婚证？》，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最大的危险是激起公愤》，法制日报，2003年9月
《法院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民间调解篇》，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8月
《沙化的社会 失声的律师》，律师时代，2003年秋季
《实现公正，即使天塌下来》，南方周末，2003年6月
《法官不能为自己的判决摇旗呐》，法制日报，2003年5月
《从当前的新闻论争性看司法理》，检察日报，2003年5月
《梁实秋是条狗吗———从当前的新闻讼争看司法理性》，检察日报，2003年5月
《谁为“盲流”谋幸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
《法治建设三大重点》，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2月
《法意与民情》，法治的阶梯，2003年
《行民主宪政，开万世太平》，人民法院报，2002年12月
《法律下自由》，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
《程序正义与民间调解》，法制日报，2002年10月
《意义的陷阱》，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人大应作司法改革的领头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9月
《一代新规要渐磨》，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意义的陷阱》，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
《民事公诉需缓行》，法制日报，2002年8月
《在何处为处利而斗争》，人民法院报，2002年7月
《法官教大家写作文》，法制日报，2002年6月
《一刀切得干净吗》，法制日报，2002年5月
《法律的雷池不容逾越》，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
《冥河对岸怨屈的月光》，法制日报，2002年4月
《法官：带枷锁舞者》，法制日报，2002年4月
《个案监督质疑》，人民法院报，2002年4月
《被唾沫淹没的法律》，法制日报，2002年1月

10. 何兵的简介

云南大学中文系2001级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1991年九月参加贵州省高校青年教师岗前培训，通过考试成绩合格，1996年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大学毕业后在黔西南民族师专中文系工作至今，曾先后担任中文系、政史系、艺术系、教管系、中文函授班的如下课程：《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育学概论》、《应用文写作》、《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西方文论史》等。先后担任中文系九一级，九二级，九七级，二零零二级（1）班二零零六级（4）班等班级的班主任工作。
参加了黔西南民族师专2004年科研项目“黔西南州语文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并有论文《黔西南州初中作文教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发表于《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2006年第三期上，在2007年第四期该学报上发表论文《新派诗——创作与接受的倾斜》。在2009年该学报第一期上发表论文《热烈的恋歌，厚重的抒情》。2010年6月在杭州参加了东方文化与现代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