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法官戴

1. 法官为什么要带那特殊的帽子

首先，要强调一点，中国的法官没有带特殊的帽子，只有一些英美法系国家才会有此习惯。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假发时尚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开始，17世纪尤甚，不少行业也将其作为标志。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战争涤荡污泥浊水，革命党移风易俗，一扫各种地位、等级的标志，现在只有英国和少数几个国家的法院系统保持这种习惯。英国的法官以及从前英联邦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的法官，头上戴着一个披肩假发，律师戴着小假发，法官和律师都穿法袍，通常是黑色的。这种装饰下的开庭，给人一种非常礼仪化的感觉。据说，法官穿上黑袍、戴上假法，就可以掩去其本来面目，去除私心杂念，成为法治的化身，成为真、善、美的化身。

2. 闲话扬州的《闲话扬州》风波的台前幕后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江苏省政府驻镇江。淞沪抗战爆发后，局势紧张，南京的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镇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更是抢先一步，将部分机构迁到一江之隔的扬州。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
易君左在扬州无事可做，遍游扬州的湖光山色，写了一本游记《闲话扬州》，交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有两个扬州人，看到书上写的全是扬州的事，便随手翻翻，发现有些话是骂扬州人的，便偷偷带了两本墨迹未干的《闲话扬州》给他们的帮会头子阮五太爷。阮五太爷叫阮慕伯，他排行老五，人称阮五太爷。阮慕伯是清代太傅阮元的后代，盐枭出身，是青帮大亨，长期住在上海，地位仅次于能呼风唤雨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上海、扬州、镇江都有他的徒子徒孙，可谓是位风云人物了。
阮五太爷拿到《闲话扬州》一看，里面确有不少侮辱扬州人的恶语，决定要和易君左较量较量。但是他不出面，而是将书分别寄给扬州的和尚可端和妇女界的首领郭坚忍。这两个人在扬州极有能量，他们一定会出面追究的，因为书中有可端与富婆私通的丑闻，又有侮辱扬州妇女的文字。阮慕伯在寄书的同时，又给他们捎了一句极有分量的口信：“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吧！”这话很快传到已迁回镇江的易君左耳朵里。易君左知道阮五太爷的厉害，顿时吓得心惊肉跳，连忙去找厅长周佛海。周佛海明白，黑道上的人说“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就是要把易君左“办掉”，不由得也冒出一身冷汗。人命关天，不能不问，他决定出面周旋。
周佛海和易君左是同乡，又是旅日同学，颇有几分交情。1931年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特地邀请在安徽省民政厅任职的易君左来教育厅帮忙。今天，易君左闯下大祸，他决不能坐视不管。于是，他亲自出马，赶到上海，找到阮五太爷说情。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随蒋介石外出视察，是够有面子的大人物了。既然他出面说情，不能不给面子。阮于是说：“周先生放心，对我手下的人，我是约束得住的。不过，扬州民众公愤极大，与易君左对簿公堂恐怕是难免的了。”周佛海一听阮慕伯的口气，知道易君左的命是保住了，官司恐怕还是要吃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
却说可端和尚和郭坚忍女士看过《闲话扬州》之后，也大为恼怒。
可端是军人出身，在北洋军队任过军职，和蒋介石是同学。后来放下屠刀，皈依佛门。他是扬州长生寺的住持，凭着政治上的特殊关系，他还是中国佛教会理事和九常委之一。北伐军进驻扬州时，全城300多寺庙都驻了军队，唯独长生寺没有驻军，因为可端在寺门口贴了告示：“奉蒋总司令命严禁驻军”。
可端身居佛门，却喜欢拈花惹草。他与一位萧姓盐商的四姨太太勾搭成奸。为了掩人耳目，萧太太出资10万，建了一座愿生寺，让可端当方丈，萧太太后来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便于二人寻欢作乐。外间人们都是心照不宣。《闲话扬州》上将这桩风流韵事写出来了，并引用了扬州报纸上的一副对联：“潇洒徐娘，竟成居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在扬州人的心目中，可端的名声并不好。他虽对易君左恨之入骨，却又不好出面闹事。于是，他只好依赖郭坚忍了。
郭坚忍是位思想解放、颇有影响的人物。她办了许多慈善事业，深孚众望，是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闲话扬州》中有不少文字对扬州妇女确有侮辱之嫌。如文中写道：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出盐，三是产女人；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在扬州看不到顶好的姑娘，大概因为好的多出门，留下的就不见怎样高明；扬州出姑娘的原因，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乃至不以当娼妓为耻；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尤然。等等。这就大大触犯了扬州人的尊严，伤害了扬州人的感情，尤以妇女界反应最为强烈。因而薄薄一本《闲话扬州》，激起了扬州及其所属七县民众的公愤。于是，以郭坚忍为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俗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参加，郭坚忍任团长。在“扬州究易团”的幕后，还有两个团体撑腰。一个是上海“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由阮慕伯领导；一个是“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
一切准备就绪后，由首席律师戴天球和韩国华、胡震组成三律师代理诉讼团，上诉江苏地方法院，控诉易君左、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人格。法院虽然感到棘手，但还是受理了这起诉讼，并决定于1932年8月7日开庭。
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和易君左深知众怒难犯，不愿打这场官司，于是便四处请人出面调解，想将大事化小，留个面子。
中华书局请出担任过司法次长、内政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大律师薛笃弼出面调解。薛知道，阮慕伯是个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他找到阮慕伯提出四项解决条件：一、中华书局立即停止发行《闲话扬州》；二、向扬州七县人士登报道歉；三、以赠送书籍形式，向扬州人赔偿名誉损失2000元；四、扬州撤销诉讼。但阮慕伯不肯答应。其理由是：“旅沪扬人以兹事重大，非经扬属七县各界全体同意不能擅自决定；在易案未曾解决前，中华书局要求调解坚决拒绝。”让薛笃弼碰了个大钉子。
易君左请出的调解人是洪兰友。洪兰友是扬州三中委（王柏龄、洪兰友、叶秀峰）之一，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他是扬州实权派人物。洪兰友确实肯为易君左出力，他和陆小波几次去扬州找戴天球说情，希望调解，但都遭到戴天球、郭坚忍的拒绝。于是，调解的希望破灭了，只有等待法庭判决。
江苏地方法院开庭的前一天，“扬州究易团”在扬州商会召开了动员大会。第二天凌晨，“扬州究易团”便聚齐了，他们每人胸前佩带“扬州究易团”的红标，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旗上写有“扬州究易团”5个大字。他们乘船过江。这时，镇江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迎接他们的记者和群众。扬州同乡会的老人捧酒，妇女送茶，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热烈场面催人泪下。因为扬州来的人多，镇江迎接的人也多，闻讯来旁听的更多，法庭上人满为患，几无立足之地。法院唯恐出事，不得不临时加派法警，还电请保安处特务营增派武装士兵，帮助维持秩序，真有如临大敌之势。原告方有郭坚忍及戴天球等人；被告方有易君左、陆费逵及辩护律师。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唇枪舌战，较量一番。
开庭之后，郭坚忍陈述诉讼要旨，严厉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最后她说：“易君左故意诽谤，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现扬属妇女，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有女者不能嫁，教师也不能当，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前途岂堪设想。我受扬属七县妇女的委托，自知责任重大，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郭坚忍陈述之后，易君左也有气无力地说：“本人撰写《闲话扬州》一书，纯系完全善意，仅为描写生活性质，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且此书现已停售，希望扬属人士谅解，也请庭上明察，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机智地说：“本人为中华书局总经理，仅司全部行政权限，编辑书稿及审核稿件，另有专人负责。现该负责人已偕来庭上，法庭如需询问，即可应询。”
庭长周宝初知道，这宗案子台前幕后情况复杂，双方都得罪不起；且围观人多，气氛紧张，若双方争论下去，恐生事端。于是他抱定一个宗旨：慢慢来，拖下去。原告、被告陈述之后，法官既没有询问编辑，也没有让双方律师说话，便快刀斩乱麻地宣布：“本案案情复杂，改期续审，退庭！”
周宝初想敷衍，扬州人却不答应。他一宣布退庭，“扬州究易团”和旁听席上的群众立即骚动起来。有的喊：“将易君左关押起来！”有的喊：“打死这个小杂种！”法警怕出乱子，连忙上前劝阻，结果越劝越乱。周宝初一见形势十分严重，急忙暗中示意将被告易君左从后门带出去，自己也躲到休息室去了。于是，人们便集中在法院天井里，继续要求严惩易君左，并与法警闹起纠纷。扬州方面的大律师戴天球觉得，万一群众情绪控制不住，做出过激行动，事情反而难以收拾。于是他找到周宝初，说：“易君左可以不关押，将其交保；要严惩叱斥原告方及旁听群众的法警，缓和局势。”周宝初知道众怒难犯，既然扬州方面提出这些要求，可以满足，以息事宁人。于是，他宣布将易君左监视居住，表面上也对法警作了严厉批评。这样，《闲话扬州》一案的第一次开庭，就这样在一片闹哄哄的吵骂声中收场了。
《闲话扬州》一案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文化界却反应迟钝。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后，报端上才见到一些名人的文章。杜重远、朱自清都是对易君左持批评态度；鲁迅认为中国人都是爱故乡的，但对《闲话扬州》没有提过多的批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报章名人的议论，并没有影响扬州人对易君左的追究。江苏地方法院在扬州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决定在8月30日第二次开庭。
为了做好准备，8月26日扬州各界及京、沪、镇的扬州同乡会代表聚集在扬州商会举行联席会议。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扬州究易团”团长郭坚忍没有出席会议。戴天球、韩国华二位律师在谈及第二次开庭准备工作时，调子也变低了。他们不谈追究方法，只说办案的难处及被告请求调解的条件。
起初，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并不知道事情有了急转弯，他们还蒙在鼓里。原来，案子的幕后操纵人已经走到台前来了。
人们开始只知道《闲话扬州》风波的幕后人是阮慕伯阮五太爷，不知道幕后的幕后还有一个被称之为“广陵王”的王柏龄。王柏龄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应陈英士电邀回国，王柏龄、张群和他一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蒋介石受命初建黄埔军校，其时全校只有3名将官，就是中将蒋介石和少将王柏龄、何应钦。王柏龄一直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挚友。后因王柏龄老吃败仗，蒋介石也不得不将其撤职，但没有查办，让他闲居扬州。而他头上还留有三道光环：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因而在扬州还是一个说话管用的人物，人称“广陵王”、“土皇帝”。《闲话扬州》风波的扬州幕后支持者就是王柏龄。
《闲话扬州》的风波闹得震惊全国，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也是始料不及的。而惹起事端的又是他的部下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如果再闹下去连他这个主席的面子也难卸。于是，他便出面找王柏龄出来周旋。
陈果夫和王柏龄同在黄埔军校共过事。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时，陈果夫才是一个负责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可如今陈氏兄弟政治势力之大，连王柏龄也不敢不买账了。所以陈果夫一出面，王柏龄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他知道，扬州方面只要做通郭坚忍的工作，事情便十有八九了。于是他屈尊亲自去北柳巷板桥一号拜望郭坚忍，说：“省里陈主席对扬州这件事很关心，希望不要闹大，特地托我向郭老师斡旋。”郭坚忍当时是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所以王柏龄称她为老师。郭坚忍见到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思想没有一点准备，因此表情严肃地说：“你也有母亲姐妹，能让他易君左公然侮辱么?这事已弄得全国皆知，省府用这种人在教育厅做事，还能编审出什么好书?难道陈主席就没有责任吗?扬州各界对易君左极其愤恨，想大事化小，我没有这个力量。”王柏龄一再耐心劝说，郭坚忍深知没有王柏龄、阮慕伯这样的人撑腰，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权衡再三，郭坚忍最后提出了最低要求：一、省政府撤销易君左的职务；二、易君左必须向扬州及苏北人登报道歉；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负责人登报道歉。王柏龄认为这个要求不为苛刻，容易办到，次日便急急赶到镇江向陈果夫复命了。正因为调解成功，所以江苏地方法院决定8月30日开庭。也正因为郭坚忍知道这个官司没有什么打头了，所以没有出席8月26日在扬州商会举行的各界代表联席会。
王柏龄一出面，上海方面的阮慕伯就不好再闹了。8月26日的这次联席会上，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龄为联席会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他们由幕后走到了台前。联席会上也同意了调解条件：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并辞职离开江苏；中华书局也在上述各报登报道歉，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与此同时，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道歉、赠匾的条件。
水到渠成，江苏地方法院如期进行第二次开庭。实际上这已是一出做做样子的过场戏了。除了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老老实实如期赶来出庭外，其他原告、被告均未出庭。于是，庭长周宝初如释重负，当即宣布：“鉴于原告、被告均未到庭，本庭暂时休庭。”
陈果夫虽然同意了扬州提出的条件，但他还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龄、阮慕伯一番讨价还价，打了不少折扣。最后，易君左辞去了在江苏省教育厅的职务，只在《新江苏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敬启者：君左去年曾著《闲话扬州》一书，本属游记小品，其中见闻不周，观察疏略，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以致激起扬州人士之公愤，引起纠纷。事后详加检点，亦自觉下笔轻率，实铸大错，抚躬自省，以明心志。荷蒙中委王茂如(柏龄)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爱惜君左之苦心，不辞烦累，毅然出面斡旋；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承蒙谅解，撤回诉讼。谨此公布，诸希鉴谅为幸!”
易君左威风扫地，中华书局破财消灾，扬州人也挽回了面子。闹哄哄达半年之久的《闲话扬州》风波的活剧，终于草草地落下了帷幕。

3. 法官为什么要戴白色假发

受到英国司法制度影响。

事实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曾受到英国司法制度影响的地区，依旧能看到这种文化烙印，香港也是如此。法官和律师所戴的假发是不一样的。律师的戴的假发头顶后部稍卷，两侧和后脑带有水平卷曲。

脖子发际线下还要垂下两缕长长的头发，每缕末端也有一个环形卷曲。反观法官所戴的假发，更为奢华，是一顶全头套假发，顶部微卷，向下逐渐变为浓密的水平卷曲，长度在肩膀以下几英寸。

相关来历：

法官和律师戴的假发被称为司法假发，这种假发被看作法律的象征，司法假发来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至今已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了。

在十二世纪的英国，假发就已经开始流行，上层社会的贵族都将戴假发当成了一种时尚。人们出行正式的场合都要带上假发以表示庄重，英国的法官和律师认为戴假发开庭能显得场面十分庄重，让人能够摒弃杂念，公正无私地审理案件。

因此，司法假发的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另外，司法假发也成为了法官律师资历经验的象征，假发越老旧就越是说明，这个法官或者律师资历越老，在法庭上的时候也会更受别人的尊重。

4. 问：法官在开庭审查案件时头上戴个帽子是什么意思

这是沿袭英国的传统习惯的！

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提起英国的法官或律师，脑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现出那灰白的稍带卷曲的假发。对于英联邦的法制传统之外的人，虽然假发已成为英联邦法律人符号特征，但这样的装扮并不会油然生出庄严肃穆的威风，相反，常常是一种怪怪的感觉，让观者不时的替他们捏着一把汗，担心会不会随着大律师颇有风度的鞠躬而滑脱下来，当庭出个洋相。美国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就曾说，“（英国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窥视的老鼠”。这个仪表还吓得一个出庭作证的孩子大哭不止，导致英国专门审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别法庭完全取消了假发。

假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和古罗马帝国的文献就有相关记载。然而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流行，一般认为是1620年前后，路易十三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而戴假发，引起经常出入宫廷的贵族效仿，随后风靡欧洲，以至于连妇女都戴着各式的假发出席社交场合。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传到英伦三岛。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真实的记录了假发在英国流行的历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国王和公爵都将戴假发的传闻，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将头发剃光，定作了假发。佩皮斯写道：“告别自己头发还是有些许伤感，但一切结束了，我就要戴假发了”。由此可见，假发在英国流行，榜样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样之外，假发的流行还有一个原因。据垄断英联邦假发行业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厂（Ede & Ravenscroft）介绍，由于十七世纪的欧洲缺乏供暖系统，人们不便洗热水澡，为了防止寄生虫的滋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留短发而以长长的假发替代。

早期的假发使用人的头发制作，如债务人用头发抵债、甚至是死人的头发。那时的法庭上，各种假发的气味混合简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们出庭有时不得不自带一束鲜花来稍稍化解一下。这种状况直到1822年汉弗莱?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发明了利用马尾制作假发的工艺才结束。

英联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参加重大典礼活动都佩带假发，完全是当时的流行使然，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数百年过去了，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而且假发不卫生、太热、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说改变也很难。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事务律师获得出庭权以后，就因为没有戴假发的资格而向上议院提出了好几次不成功的陈情，而不少被告人也优先选择可以佩带假发的出庭大律师为他们辩护，据说是否戴假发还直接关系到对陪审团的说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看起来当初的时尚--至少在假发这一点上--仍然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牢牢的束缚着当代的英联邦法律人。澳大利亚在70年代为了顺应家事法庭（Family Court）减少形式，增进和谐的潮流，取消了假发。但到1987年，据说是由于发生了多次针对司法人员的袭击，于是又恢复了假发。笔者以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做法，更多的是传统心理作怪，或者说是传统论者为了保住头上的假发，拿这些袭击说事儿而已，绝对难说是对症下药。因为在英国，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别法庭中司法人员佩戴假发的惯例后，似乎并没有类似澳大利亚的恶果发生。2003年，英国又进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发的调查，发现多数资深法官和事务律师希望取消假发，而下级法官和出庭大律师则坚持传统。更有68%的公众希望法官---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发，说明假发在英国民众代表司法正义的符号作用仍然很强。

争论归争论，假发看来不会很快地在英联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纳德逊勋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话概括了这场争论, “既然假发至少过时一个世纪了，那也不用急着取消。”

正义需要通过仪式体现出来，正是通过这种鲜明而具体的符号意象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假发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希冀。然而，建构现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没有捷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人民自身在缓慢的促进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认可这一历史创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历史法学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现象中少不了历史的积淀。中国律师袍可说是已经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来着律师袍出庭的现象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或许是必然的结果。当初的决定更多的是应景成分，没有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因素。笔者以为，正是使英联邦法律人头顶上的假发挥之不去的那种力量，让中国的律师袍迅速地离去，消失在历史的隧道中。 我也是学法律专业的 大致就是这样啦

5. 法官佩戴的微章是什么

1、法徽的基本图案由麦穗、齿轮、华表、天平构成。

2、法徽是法官内的身份标志，体现容着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深刻喻义。

3、法徽的佩戴：法官穿着法官袍或法官服时，应同时配戴法徽作为其身份标志。在穿着法官袍时，法徽应配戴在红色前襟4颗金黄色领扣的正上方；在穿着法观服配戴大法徽时，法徽应配戴在西服左上口袋的正上方，而配戴小法徽时，应配戴在西服左驳领的正上方。

6. 中国法官戴头套吗

法律分析：不需要。戴假发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们的习惯，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也可以表达出法官们公平正义的态度，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大适用。我国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传统，没有戴假发的习惯。但在我国的香港，适用的是英美法传统，就要戴假发了。台湾适用民国时期的法律，民国时期的法律主要是从德国与日本移植而来，属于大陆法系，也不戴假发的。

法律依据：《人民法院法官袍穿着规定》

第二条 法官在下列场合应当穿着法官袍：（一）审判法庭开庭审判案件；（二）出席法官任命或者授予法官等级仪式。

第三条法官在下列场合可以穿着法官袍：（一）出席重大外事活动；（二）出席重大法律纪念、庆典活动。

第四条法官在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之外的其他场合，不得穿着法官袍，其他人员在任何场合不得穿着法官袍。

7. 法官为什么要戴假发

经常看香港电视剧的人应该知道，里面的法官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佩戴假发。他们的标志性特色，就是假发、书本和锤子，这三个点仿佛成了侦探电视剧必有的点。关于法官戴假发的问题，要与曾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香港曾经作为殖民地，在文化上受到英国的影响，而英国也是受到了欧洲大体的影响。

3、英国人比较保守

英国人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特别是在司法体系里。由于长时间的影响，假发就留在了法庭之上。而且这逐渐成了一种文化，带假发时间的长短，成了一个法官值得骄傲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些法官，长期使用一顶假发，从来都不更换。

8. 法官为什么要带假发

假发、法袍这样的服饰营造的气氛是凸显了法官这种角色的极端重要性，这种职位的极端重要性。法官戴的假发属于官职式假发，表示自己的官职，它要营造的气氛是生怕你看不出来这是假发。

所以这种假发戴上去以后给人一种特别"非人化"的感觉，也就是说，戴上假发的人看上去就不是个人了，它体现了要把法官当作非人非神的、半人半神的思想。

起源于18世纪的马尾假发和长袍服饰，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司法系统的象征。现在只有英国和少数几个国家的法院系统保持这种习惯。

历史记载，律师的黑袍最早可以追溯到1685年，当时是悼念查理二世驾崩所穿的丧服。

假发的使用始于18世纪初，那时戴假发是欧洲社会的时髦装束，只有达官显贵、王公贵族和法官律师等有身份的上流人物才能戴假发，从此逐渐形成了风气。

(8)扬州法官戴扩展阅读：

司法假发是指律师、法官佩戴的假发。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假发是法律的象征。在十七世纪以前，英国的律师是不用戴假发的。司法假发发展至21世纪已有300多年历史。

英国规定：2008年10月2日起，除了审理刑事诉讼案件的法官之外，全国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可以不再佩戴假发。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假发在英国、中国香港还是保留这一习惯。因为假发象征着权威。

21世纪，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

而英国法律界还有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司法假发

9. 为什么法官戴白色假发

法庭要戴假发是为了有很强的辨识度，同时也代表法官是公平公正的。法官和律师们戴上了头套之后，就可以一眼分辨的出来，在看你的时候就能够增加自己的威严，同时代表着自己是正义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