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明法官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或曾任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按要求审查后，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入额。
对审判员采取考核方式，择优入额。
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业绩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择优入额。
Ⅱ 林森浩 二审 死刑 评论 为什么还要以死相报
林森浩，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在中山医院见习。2013年4月16日，黄洋被投毒死亡案，警方初步认定同寝室的林森浩存在重大作案嫌疑，已被刑拘。
2014年2月18日，上海二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2014年12月8日上午10时，复旦投毒案二审开庭，到晚上11时30分左右，控辩双方激辩13个半小时后，二审终于结束，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林森浩死刑立即执行，林森浩最新消息二审，林森浩二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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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日上午，上海高院对复旦投毒案”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上诉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法院最后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林森浩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
投毒致室友死亡的复旦大学学生林森浩前日被判处死刑。人们至今难以理解，像林森浩这样成绩优秀，高考时以680多分的高分考入中山大学，2010年又因成绩优秀被中山大学推荐，免试进入复旦大学医学院读研的天之骄子”，为何会沦为杀人犯？更何况，他与被害人黄洋并无深仇大恨。昨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广东警官学院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宋晓明，剖析林森浩的深层犯罪心理。
他投毒，心理是有愤怒和不满的
我认为这与他嫉妒、自卑、敏感、脆弱的性格缺陷和处理人际关系及情绪调节能力低有关。具有这些不良因素的人在生活中容易遭遇挫折，而挫折往往使他产生愤怒、怨恨、敌视等消极情绪体验。”
Ⅲ 寻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合同法》
其实《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应该是一系列文章，合同法只是一小部分，具体的出处有这样一个编者按：
“ 编者按：
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纷繁复杂以及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相对滞后，民商事审判中出现了很多类型新、争议大的疑难问题。为加强对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的监督指导，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近年来民商事审判中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梳理，主要涉及公司法、企业改制、破产法、合同法、担保法、证券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票据法、保险法、电子商务法、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民事诉讼程序、诉讼时效、民刑交叉案件的审理等方面的问题。本版陆续将这些问题和所涉及的不同观点介绍给广大读者，以期理论界和实务界展开研讨争鸣，从而促进我国民商事审判工作的发展。”
以下是全文：
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
——合同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宋晓明 法官 朱海年 王 闯 张雪楳
一、代位权问题
争议主要集中在代位权的客体即其行使范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代位权的客体为到期债权。近年来，存在应对代位权的客体基于目的性扩张的原则进行解释、补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从比较法角度而言，可代位行使的权利非常广泛，可概括为“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我国代位权的行使范围应作广泛理解，既应包括债权也应包括物权、物上请求权，既应包括上述财产请求权，也应包括有财产意义的形成权、有关财产保全行为（诉讼时效中断）及可能影响债务人之责任财产状况且不具有专属性的诉讼权利。另有观点认为，审判中应避免代位权扩大的倾向。由于该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的重大突破，过分扩大其适用范围，将威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而产生的各项合同法律制度，导致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损害交易安全甚至物权法的稳定。在我国，其为一项新制度，理论与实务经验不够丰富，不应盲目扩大其适用客体。
二、合同形式问题
结合合同法第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合同法实际上明确规定了一种独立于口头合同形式和书面形式之外的默示合同形式，此系合同法的新规定。法律的上述规定，是顺应交易形式的发展习惯而制定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通过默示方式达成协议的情形，如自动售货机、自动售票车、磁卡、房屋租赁合同的自动延期等。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仍需加强对该种合同形式的研究。
三、一般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实践中，经常存在当事人在答辩时认为合同显失公平或存在欺诈而要求撤销合同，却不单独提出撤销权诉讼之情形，法院对其抗辩应如何处理存在较大争论。有观点认为，撤销权必须以反诉的形式提出。如果允许以抗辩的形式行使撤销权，那么在原告撤诉的情况下，法院因无法就被告的抗辩另行下判而出现法院对被告行使撤销权不必处理的情形。同时，由于合同法赋予撤销权人以主张变更、撤销或合同有效的选择权且只能选择一种，若允许采取抗辩的形式，就会出现多种可能性，从而使撤销权的行使和合同的效力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此外，撤销权在性质上属于确认之诉，撤销权的行使应当单独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另有观点认为，无论是反诉还是抗辩，都是向法院主张行使撤销权的形式，关键在于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进行审查时，其撤销权是否存在已经消灭的情形。因此，应当允许通过抗辩的形式主张一般撤销权。
四、债务加入问题
实践中，经常出现第三人承诺或与债权人协议偿还债务人的债务，形成与债务人共同偿还债务的格局。这种情形的性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审判实践引进理论上“债务加入”概念对其性质进行界定。争论问题主要有：
关于债务加入的认定标准，有观点认为，在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时应将其向法律已有规定最为接近的行为进行推断，因此，第三人与债权人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义务的，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不免除债务人义务的，视为免除债务人的义务。另有观点认为，由于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因此，第三人与债权人未明确约定免除债务人义务的，除协议中的文字和履行行为可以推断出免除债务人义务的，视为不免除债务人义务。
关于债务加入的责任形式，有三种观点：（1）债务加入的第三人加入到债务履行中完全属于一种道德义务，没有对价关系，其是否履行这种道德义务不受法律的约束，第三人不负民事责任。（2）目前我国法律对债务加入的形式和责任均未规定，因而不能定性为连带责任，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负并列的清偿责任。（3）由于第三人与债务人所承担的是相同的、不分先后的偿还责任，其性质与连带责任最为接近，因此，第三人应与债务人负连带责任。
关于第三人履行义务后向债务人追偿，也有三种观点：（1）如果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协议，那么，第三人履行义务完全是其一种自愿行为，未经债务人同意，债务人不负有向其支付的义务，第三人不能向债务人追偿。（2）第三人为债务人偿付义务后，债务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获得了利益，符合民法通则中不当得利的要求，第三人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债务人偿还。（3）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了义务，应自然取得债权人的法律地位，其自然可以代替债权人的地位向债务人求偿。
五、合同解除问题
关于合同解除通知与诉讼的关系，有观点主张，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解除合同的通知到达对方时合同解除。另有观点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这一规定不完备，如果违约方向法院提出确认之诉，在法院没有判决前，合同的效力是解除还是没有解除，法律没有规定。而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之规定，此时合同应处于解除状态。但如果法院判决合同不解除，则非违约方根据合同已经解除状态所采取的行动就须恢复原状。因此，为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当规定在法院判决未下达前，合同不产生解除的效力。
关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限，有观点认为，权利的行使时间应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且当事人决定解除合同需要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不能要求当事人在发生解除条件时马上作出决定。只要当事人在有效期间提出解除合同，就不能认定扩大了损失，损失仍应由违约方承担。另一种观点认为，解除权应及时行使，因解除权行使不及时造成损失扩大的，扩大部分由享有解除权方承担。
关于解除权行使中的弃权，有观点认为，解除合同条件成就后，解除权人仍接受违约方继续履约的，视为解除权人对解除权的放弃。另有观点认为，权利的放弃必须明示，仅以接受履约不能推断出对权利的放弃。因此，解除权人接受违约方的继续履约，不能视为对解除权的放弃。
关于合同解除与违约金条款的适用，有观点认为，合同解除意味着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违约金条款也随之消灭，只能通过损害赔偿制度解决违约和损失问题。另有观点认为，违约金是当事人预先确定的一种独立于合同债务履行之外的给付。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违约金条款属于“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因此，即便合同解除，违约金条款也继续有效。
六、表见代理与职务行为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法人工作人员正常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均构成职务行为。既是职务行为，则表明代理人的行为与法人的行为是一体的，代理人的行为视为法人自为的行为，不存在代理问题，法人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后果直接由法人承受。另一种观点认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成员的职务行为限于法人机关、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的行为，其他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除非构成表见代理，否则行为后果不应由法人承受。
七、金融机构借款合同中约定复利应否保护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立法的基本态度是禁止复利，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尽管对约定复利进行了规定，因是行政规章，对其只是参考适用，故计算复利的约定应认定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中国人民银行有明文规定可以计收复利时且为当事人所明确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有规定但没有约定的，不予支持。特别是对贷款期限届满后没有归还本金及相应利息的，对未归还的本金应按照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的逾期利息标准计算违约金，对利息不再按照逾期利息标准计算复利。同样，虽有约定但无相应规定，也不予支持。
八、企业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
关于企业之间发生的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第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之间进行直接借贷，国家不易监管，这种金融监管体制之外的融资有很大的金融风险。而且，实务中存在企业将非自有资金借贷给他人牟取利差的情形，影响了金融秩序，应予禁止。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均作了相应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企业之间为了调剂资金余缺完全以其自有资金，也不属于多次而具有经营性质地进行企业之间借贷，且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超过国家法定利率浮动范围，这种情况如果作为无效处理，其实际结果与认定该行为有效基本相同。但是，如果企业之间进行借贷的资金来源是从金融机构套取的资金，然后又进行转贷他人的，不应认定有效。
关于非法无效借贷的责任承担，第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令返还本金，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区别情况进行不同处理。对一般无效借贷，应判令借款方向出借方归还本金，按当事人过错决定责任承担，或直接按照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由借款方向出借方支付因占用资金所产生的法定兹息或者赔偿。对借款合同无效且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法院对贷款方已经取得和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与国家法定同期活期存款利息之间的利差部分仍应予以收缴；对借款方处以相当于银行同期借款利息的罚款。
Ⅳ 最高院民庭的四个庭长、审判长姓名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 纪敏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宋晓明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 蒋志培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 俞灵雨
Ⅳ 合同争议是否适用诉讼时效
首先，合同的无效是一种法律状态，合同是否无效须经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或仲裁机关裁决)。它不以当事人是否提出无效请求为必要。所以权利人提起合同无效的诉讼在民诉法中属于确认之诉。就权利性质而言，确认合同的无效不同于一般债权诉讼的请求权，而是一种形成权。形成权是指当事人一方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使法律关系发生变化的权利，也有人称之为能为权、变动权。形成权的作用有三种：有能使法律关系发生的形成权，如本人对无权代理人代理行为的承认权;有能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形成权，如选择之债的选择权;有能使法律关系终止的形成权，如撤销权、抵销权。形成权与请求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形成权依据权利者一方之意思表示，使得权利发生、变更、消灭或产生其它法律上效果。由于人民法院对无效合同的判决确认不具有给付内容，也就不具有可执行性。而依债权、财产权提起诉讼的请求权是给付之诉，法院判决一方败诉，败诉方须依判决自动履行义务或经法院强制执行而履行义务。因此，从程序上来说，形成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不适用于诉讼时效。 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的民事行为1、自始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的约束力。2、当然无效。如果民事行为无效，不论当事人是否提出主张，是否知道无效的情况，也不论是否经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该民事行为都是无效的。人民法院诉讼或仲裁机构裁决的程序的确认只是对该存在的事实加以确认而已。3、确定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以后任何事实都不能使之有效。4、绝对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绝对不会发生效力。 最后，民法学者大多也认为无效合同不受诉讼时效。例如江平、王利明、崔建远等。其中，学者崔建远曾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对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返还财产的时效的起算点就是判决、裁决生效之日，返还财产的义务就成立，从次日起诉讼时效就开始起算。据作者讲，其观点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采纳。事实上最高法院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也的确是采取否定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所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一期关于深圳安益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法官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无效提起诉讼并没有时间限制，合同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往往遵守‘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问题。故即使事隔多年，当事人就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并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确认，这里不存在时效问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也写道 关于合同无效的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质是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当事人之间民事行为进行干预。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确认合同的无效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也有法官表示反对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法官认为，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如认定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则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合同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
Ⅵ 急需2008年9月11-15日中的一两个今日说法案例大神们帮帮忙
[今日说法]劝架时的意外(2008.09.11) 总导视： 自行车和公交车发生纠纷 骑车人从公交车上摔了下来 就这样一推 就倒下来了 倒了以后 后脑勺摔得咚地一声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识(把他)推下去 我存在个什么呢 劝架的人被指认为肇事者 这是事实还是冤枉了他呢 分导视： 道路上的一次小磨擦最终会酿成怎样严重的后果 意外的发生真的是事出偶然吗 主持人：在街上经常会有好心人，比如说有点麻烦有人吵架一定会有热心人就上来劝架，但是有时候好心未必能够办成好事儿，比如武汉的张先生就遭遇了这样一件事情。 2006年8月20日晚19:00多，湖北省武汉市常青路上发生了一起意外，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认为一辆公交车别了他，随后骑车人就跑到了公交车上与司机发生了纠纷，这时公交车上有位乘客上前劝解，不料那个骑车人突然从公交车上跌落摔倒在马路上。在出事地点复兴村附近不少人听说了这件事儿但没有人现场目击。据了解，在骑车人摔倒之后公交车上有乘客报了警，那么究竟那个（骑车）人是怎么掉到车下去的？ 那辆出事的公交车是585路车隶属于武汉市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当时开车的司机康师傅讲述了事发经过。一段坑坑洼洼的路面，汽车自然而然晃动，康师傅说当时他是正常驾驶车辆并未注意到那辆自行车，那个骑车人名叫杜付林，当时正和一个同事骑车去上夜班。杜付林的同事老李说他看见公交车是别了杜付林的自行车，但是公交车未停，老李说当时很生气的杜付林就去追公交车，老李也跟着往前赶。 585路公交车停在复兴村站的时候杜付林先追了上来，从前门上了车并且开始拉扯开车的康师傅。康师傅说他发现骑车人杜付林是喝了酒的就没有理睬他，而这个时候公交车上有位乘客走了过来把手伸向了杜付林，这个人名叫张幼启，他走过来是来劝慰。张幼启说随后他看到杜付林突然从前车门摔了下去，头触到了马路上，那么杜付林究竟是怎么摔下去的呢？张幼启说杜付林是酒后失足摔下去的。开车的司机康师傅也证明当时杜付林喝了不少酒，意识不太清醒行为有点失控，但是杜付林他是怎么掉下去的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而杜付林的同事老李则说他看到是张幼启把杜付林推下了车。老李说他骑车追上公交车的时候杜付林已经站在车门口了，他恰好看到杜付林被推了下来。老李的这个说法让张幼启很气愤，张幼启说他从来没有推过杜付林，他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两个人在扯皮在打架的时候，在拉扯的情况之下，张幼启说他本身是去劝架而不是去打架的，连推杜付林下车的想法都没有。 张幼启还对老李的目击提出了质疑，骑车人杜付林当时是站在公交车门内侧而劝架的张幼启站在车厢的更里面，老李从车后方追来受视线的限制，不可能看到车里面的情形。老李说他当时是从便道儿上骑车过来的，位置已经快和公交车的前门持平了所以恰好能够看到，而张幼启则说出事时的585路车是老式的公交车，前车门和第一个车窗之间的距离将近1米，当时张幼启就站在这个位置，所以即使老李能看到站在门口的杜付林也看不到站在里面的张幼启。张幼启的律师画了张图来说明问题，车厢的前门和车厢的第一个窗子，车厢那个有80厘米左右。律师说这里是前车门，司机在这儿，喝了酒的杜付林在这儿，而去劝架的张幼启则站在这儿，因此车外面的老李视线恰好受到车厢板的遮挡，不可能看见张幼启。 张幼启还说出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李隔着七八米远，从便道上应该看不到车里面的情形。事发时585路车是否开灯这个细节老李说他记不清楚，而如果没有开灯天黑的时候，从车的外面看不清车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也让张幼启怀疑老李是故意说他推了杜付林。根据几个人不同的说法杜付林是怎么摔下车的无法确定。事发后，110民警很快来到了现场，杜付林在老李的搀扶下也起来了，民警分别对康师傅、杜付林和张幼启等人进行了询问。警方当时的接警单上处警结果显示，杜付林是“酒后摔倒”。 在这之后公交车开走了，杜付林也回了自己的家，我们的记者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来调查杜付林摔下去的完整过程，是因为当时看着没事儿，杜付林回家结果没想到横生枝节，在家呆了两天之后杜付林突然觉得自己有问题头疼难耐，果真接下来出事儿了。 杜付林的妻子说杜付林每天都会喝点酒而且酒量还不错，摔跤的那一天他喝得也并不多。妻子赶忙陪着头痛难忍的杜付林去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脑疝。脑疝是由外力撞击而形成的严重的颅脑水肿，病情让医生也很着急，根据病情情况医院进行了紧急的治疗措施， 然后建议他转上级医院治疗，当时家属就拒绝了到上级医院治疗，医院称患者脑疝加重、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患者家属强烈要求仍在医本院治疗并拒绝进一步检查和治疗，她自愿承担一切风险的后果，医院出示陈桂花的签字。 那么杜付林的妻子为什么会采取消极的治疗态度呢？杜付林家是低保户，全家的生活都依靠杜付林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由于妻子拒绝了进一步治疗，一周后杜付林因病情急剧恶化而去世。 主持人：杜付林一死这个事情就闹大了，警方随后介入了调查，而杜付林的同事老李的那个证词就得到了警方的重视，所以呢警方是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来对张幼启进行了拘留，随后进行了逮捕。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判断张幼启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来说所谓的过失致人死亡是否能够在这个事件当中成立？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来接通一下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的电话。洪老师，应该说不论是从证据上还是从法律规定讲，定为过失致人死亡这个应该说是非常勉强的？ 洪道德：被害人（杜付林）当时摔伤这个情况可能跟被告人（张幼启）的推搡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后来的这个死亡应该说，中间缺乏刑事法律上所要求的那种因果关系，再加上杜付林当时是属于醉酒的状态，然后可能醉酒的人会站不稳这也应该是考虑的因素， 这个应该说从不论是从那个司机来讲还是从现在这个被告人来讲，从民事上讲他们是有这个责任的，我们把它叫做高度注意义务。就是说你考虑到他站在那么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他又是喝了酒的人，神志不是特别清醒的人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危险的这个事项，这个情况下尽量地把他拉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个是有一个注意事项，但是这个不构成犯罪的构成要件。 主持人：您认为是不是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洪道德：一定要看证据是否足够地充分，是否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 但是这个时候张幼启已经被拘留而且在被羁押了1年3个月之后，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判决，法院认定张幼启的确推搡了杜付林，但是他的行为和杜付林10天之后的死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法院认为杜付林的死亡是《刑法》上的意外事件。但是毕竟张幼启的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杜付林死亡的后果所以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张幼启无罪但需承担对杜付林的民事赔偿4.4万余元，公交公司则承担民事赔偿11万余元，对此判决张幼启的家人和公交公司都不满意均提起了上诉。张幼启认为既然判无罪，本身也没有罪，为什么还要我赔4万多块钱？公交公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故意的行为或者说是其它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和死者死亡的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官司还要继续打下去，而对于张幼启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他终于走出了看守所，目前关于此案的民事赔偿等事宜还在二审之中。当事各方都相信法院最终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 在武汉市很多市民都听说了张幼启在公交车上劝架的事情，大家认为（张幼启）的出发点为了主持正义应该提倡，给予保护。公交公司说司机有时候感到很孤立、很无助，特别是碰见一些无理的行为出现，这个时候如果有乘客或者社会上的公众能够伸出援手，他我们也是很感谢的。毕竟从车上摔下去的杜付林他的死亡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仅仅是出于偶然吗？ 据了解，585路公交车在武汉市内起点和终点附近的路况是这样的，路面较狭窄没有区分快慢车道和人行道、没有明确的交通标志线，并且有的公交车还随意在路上停车载客，而就在这次事件中，自行车与585路车发生摩擦的路段上共有5个线路的公交车经过这里，这种人车混行的状况让本来就不宽阔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了，道路通行充满着风险。 目前，张幼启一家和他的岳母住在一起，张幼启2002年从原单位下岗现在正给一家餐馆打工，尽管案子一度影响了全家人的生活，但是日子终究还要过下去。 主持人：其实张幼启当时的行为，虽然有人说他是多管闲事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当时他不管这个闲事任由现场去发展，现场的局面可能混乱，危险需要援助，所以我们不能对那些在紧急状态下对别人施以援手的人有过多的苛求，这个案件如果在案发之后，大家能够在以和为贵的这种思路指导下寻求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最有效的调解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今日说法》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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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郴州市马田法院正副庭长是谁
民事审判第二庭原名为经济审判庭，成立于1979年，2001年11月改为现名。第一任庭长为主管副院长宋光同志（兼任），第二任庭长是王奇同志（据说他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学），第三任庭长是孙宗灏同志，第四任庭长是黄赤东同志，第五任庭长奚晓明同志(现为主管民商事审判的副院长)。现有付庭长二人宋晓明、刘贵祥同志。民事审判第二庭的主管业务范围是：审理不服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一审判决的二审民商事纠纷案件，主要包括合同法、担保法、证券法、保险法、期货法等方面的二审案件；负责以上方面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的制订工作；各省市高级法院关于具体案件在适用法律方面的请示的批复、答复等司法解释工作，当前适用法律中热点难点的调查研究工作。在2000年12月以前，还负责不服各省市高级法院判决申请再审的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及各省市高级法院之间就管辖案件的争议处理、协调等。至今，还参加民商事立法、司法解释的起草、修改工作。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实现，本庭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责任落实到人，将案件审理程序与审判效果挂钩，做到每一起案件都能够做到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公平合理、合法，时时以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为己任。对于当事人举证确有困难的案件，我庭还派出审判人员前往案件发生当地进行补充调查，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目前，本庭审理二审案件已经基本做到良性循环，能够在审限内结案。我庭现有审判人员34人，均为法学院校毕业本科学历以上，其中已有3名同志博士毕业，还有5名同志博士在读，学历平均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设有8个合议庭，审判长分别为叶小青、周帆、付金联、江伟、曹士兵、吴庆宝、徐瑞柏、张永健同志。8个合议庭分别负责期货与保险法、担保法、合同法、金融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与外贸代理、证券法、公司法等方面的调研与请示的答复等。结合审判工作，本庭组织编写出版了大量的案例、实务方面的审判指导用书：《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二审再审经济纠纷案例选编》第1－3集，《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1－4集、《民商审判指导与参考》1－4卷，《中国民商审判》7卷，《保证案件审判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优秀裁判文书选编》，《本庭裁判文书选编》第1－4集等。另有吴庆宝、曹士兵、徐瑞柏、王闯等同志有法律与审判实务方面专著出版发表。还有大量同志有论文等学术成果发表。向其他单位输送大量干部：1987年我院成立告申庭、行政审判庭、交通运输审判庭，我庭输送干部3名、2名、6名共计11名干部，其中王茂琛、付旭梅同志先后担任交通运输审判庭付庭长。1988年为筹建海南省高级法院，我庭输送干部3名，其中杨富年、童振华同志先后担任海南高级法院副院长。2000年成立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民事审判第四庭（原交通运输审判庭），我庭输送干部4名、5名、6名，其中宫明同志担任审判监督庭付庭长。王允同志担任民四庭副庭长。孙华璞副庭长先后担任民一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我庭先后共向其他审判部门输送干部29名，其中有5名同志成为我院庭长、付庭长，2名同志成为省院副院长。所输送干部均成为当地、本部门的骨干力量。本庭同志还积极参加院内院外的集体组织活动，曾获得本院篮球、排球联赛亚军，在体育运动会上分别获得4×100米男、女接力比赛的第一名，跳高亚军等好成绩，在本院组织的绘画、摄影展览上获得二、三等奖等好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