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东法官

⑴ 求法庭开审具有流程

开庭审理的流程

1、开庭时，法官会先看双方当事人的身份证件，然后宣读一系列法庭审理规则，询问双方是否要求法庭方面的人员需要回避等等，一般情况不需回避。

2、法官要求原告陈述自己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并出示证据(有时候法官为了节省时间，一般会用一句话带过，说被告已看过起诉内容，则此步可以省略)。除非原告有新的陈述，可以补充表达出来。

3、被告针对原告提出的事实和理由作出反驳，并出示证据。

4、法官分别询问原告和被告关于案件的证据，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或反驳——这叫质证，还会询问涉及案件的具体细节。如果需要对证据进行进一步的鉴定“是否属实”的，此时应该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

5、原告和被告在法官的主持下，互相辩论。

6、辩论完毕，法官会向双方询问是否愿意调解解决纠纷，如果双方愿意调解并能调解成功的，法官会出具调解书，双方签名之后生效;如果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则法官不再调解。

如果在开庭几天后，双方可以再调解，并能达成一致意愿的，可以告诉法官，按调解成功来解决，由法院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

7、整个庭审过程，有书记员记录双方各自的发言。如果其中一方不愿调解，那么在各自发表完毕陈述后，书记员将庭审的记录打印出来，要求双方看过有没有跟在庭审过程发表的言语有出入，有的可以适当修改并在修该处签名。双方看完或修改完成庭审笔录之后，庭审结束。

(1)大东法官扩展阅读：

开庭审理意义

开庭审理是普通程序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阶段，是当事人行使诉权进行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进行审判活动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对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民事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开庭审理能够确保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

通过开庭审理，审判人员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民事案件的事实进行客观的认定，对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核，分清是非责任，对民事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从而实现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

其次，有利于对审判活动的有效监督。开庭审理将案件的审理过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加了审判活动的透明度，有利于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性。

第三，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民事诉讼法对开庭审理中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及其行使的方式作了充分的规定，开庭审理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自觉履行诉讼义务，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最终保护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

第四，有利于充分发挥开庭审理的教育作用，扩大法制宣传效果。

⑵ 沈阳市铁西法院好还是大东法院好 待遇方面 中和一下 那个好

铁西法院 多少年的老法院了 待遇各方面 都能得到提升 他们人员 素质普遍都很高
我经常给他们办事 食堂的饭菜也好吃

⑶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随着司法改革的纵深发展，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建设业已提到议事日程，而法官助理制度的实施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突破口和关键点。因为，切实解决程序不严、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问题仅仅靠审判方式改革是不够的，必须启动审判管理体制改革。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设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构想，以此全面推进法官精英化进程，使审判权真正掌握在政治坚定、思想过硬、具有深厚法学功底、丰富审判经验和广泛社会阅历的法官手中，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为此，大东法院在法官职业化建设改革方式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在民二庭进行了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实行审判活动的主辅分离，案件的繁简分流，使主审法官从大量繁杂、琐碎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专司审判，将送达、排期、接收诉讼材料、庭前调解等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经过一年的运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凸现成效，主审法官人均结案409件，最高达440 件，正确裁判率达99.3％，调解率高达51.5％。大东法院的法官助理试点工作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全市法院经验交流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受到充分肯定，被誉为“大东模式”，要求在全市法院推广。 一、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法官助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国外法官助理制度历史久远，制度完善，以美国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法官助理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法官查阅卷宗，根据起诉书和答辩状中的请求和反驳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给法官提供一份案件基本情况和审理要点的备忘录；为法官草拟法律意见书，编辑、校对判决和裁定；为法官提供学术界有关法律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是“不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导下，协助法官完成判决以外的法律性任务”，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基于国情和文化差异，各国法官助理虽然承担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但就其基本性质来说都是法官的助手，承担判决以外的法律事务。国外法官助理制度成为其司法高效的保证，也为我们的推行提供了可靠论据和可行借鉴。 2、现实的社会要求。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要维护公平和正义，必须确保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保障审判工作的公正、高效和权威。而要实现上述目的，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使审判权真正掌握在精英法官手中是必由之路。目前，现行的过于庞杂的法官职责使法官的角色呈现了“政治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的特点，法官不仅承担着案件的“审”与“判”，还承担着审前准备阶段大量的辅助性、事务性工作。此外，法官还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精力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此外，法官还需要担负起法制宣传、指导书记员工作等职责。这种管理模式显然与现代以分工精细、层次清晰、职责明确为要求的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不相符合。同时，法官所面临的审判工作形势日益严峻，收案数量大幅增加，疑难案件层出不穷，而法官依然维持着十几年前的数量，审判工作的压力达到极限，在这种状态下，审判效率和质量很难保障。因此，审判工作应实行主辅分离是审判管理机制改革的必须。 3、推行的内在要求。基于上述因素，党组经过反复研究论证考察，决定在民二庭率先进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工作。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该庭主要负责审理房地产和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这两个类型的案件涉及法律纷繁复杂，且以往上诉率及上访率高，更审改判率也是居高不下，以该庭作为试点，可以充分检验这项改革的成果；二是鉴于目前人们理念、司法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不宜在全院推行，先在一个庭试点更为稳妥。 二、法官助理制度实施的基本思路与发展设想 实行法官助理的基本思路：以主审法官的裁判工作为中心，按照裁判工作以及裁判辅助工作特点和内在规律的要求，合理配置法官助理，建立起分工明确、密切配合、高效协调、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单元运作机制。因此，改革试点工作我们主要基于以下原则和模式进行的： 1、从人员配置上，突出体现走精英法官之路。根据民二庭审判工作特点及收、结案情况，为充分调动主审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及内在潜力，把原有的三个合议庭的九名法官减少为三名主审法官，每名主审法官配备一名法官助理、一名书记员。主审法官从长期从事民商事审判工作、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现职优秀审判长中选任或竞聘产生。法官助理本着自愿原则，由主审法官在具有审判职称的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中选聘。 2、从职责划分上，突出体现“主辅分离”的原则。使主审法官集中精力专司庭审和案件裁判，重点把握查清事实、证据认证、法律适用；将审判工作中的一些辅助性事务工作剥离出来，交由法官助理具体承担，保证法官专心于“审”和“判”，审判流程将会更加科学、规范，大大地促进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3、从廉政建设上，突出体现法官中立的原则。负责案件审理和裁判的法官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同当事人接触的法官助理则不会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只是完成大量的程序性工作，这就在主审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形成“隔离带”，减少可能发生的不廉洁行为，有助于维护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4、从业绩考核上看，突出体现“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主审法官和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主审法官要对所审理的全部案件负全责，对结案率、上诉率、改发率、调解率、信访率、督办率等审判工作的主要考核指标实行进行量化考核，完不成既定任务的，年终自动辞职。法官助理工作的好坏、主审法官与助理之间配合是否默契，直接影响主审法官的工作业绩，使主审法官与助理之间形成一个荣辱共同体，拧成一股绳，有利于调动二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互动性。 5、从主审法官司法理念上看，突出强化调解意识。不拘一格开展调解，建立庭前、庭中、庭后三维立体调解制度，让调解不再是“一次性工作”。转变服务理念，变当事人请求调解为法官主动调解，力争庭审前息诉止争。大力推行主管院长、庭长参与案件调解制，对某些影响面广、难于调成的案件，主管院长或庭长亲自出面协调化解。积极寻求帮助，对某些特殊案件争取人大、政府、政协等各方力量的支持，以加大调解力度。注重判后释明工作，强化说服疏导工作，力争做到“案结事了”。 三、法官助理制度显著成效 由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性均因法官助理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 1、审判效率大幅提高。民二庭实行法官助理制以来，在法官数量减少三分之二，受理案件同比上升50%的情况下，审结案件973件，比上年上升47.6％，主审法官人均结案409件，最高达440 件。 2、审判质量更有保证。由于法官助理的积极工作，使主审法官从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主审法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案件审判，学习业务知识，庭审及法律文书质量得到全面提升。更审改判率由去年同期的2.7％下降到0.7％，正确裁判率达到99.3％的崭新高度。 3、审判程序更加规范。按照法官助理与主审法官的职责分工，助理具体负责案件的程序审查，实践证明由具有相当法律专业水准的法官助理来专门负责案件的程序管理，无论是案件的送达，排期开庭还是宣判、归档都更加及时规范，案件的审限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主审法官的开庭排期更加科学有序。三名主审法官的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85％，卷宗归档也达到了100％。前不久，市法院法官绩效考评小组来院检查时，对民二庭的案件质量，特别是案件审理周期、卷宗装订质量等给予了高度评价。 4、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立大大提高审判的公正性。法官助理的设立使主审法官在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也不接触案件具体材料，一切案情必须通过庭审查明，排除了主审法官庭前与当事人接触的机会，避免其庭前先入为主的弊端。保证了主审法官中立、超然地行使审判权，公正裁判。 5、审判社会效果更加突出。民二庭坚持从维护稳定和促进和谐出发，本着应调尽调的原则，把法官助理的庭前调解、主审法官的当庭调解、主管院长和庭长的协调解决以及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协调处理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地开展调解工作，妥善调解了一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劳动争议、拖欠职工工资、物业管理纠纷等社会关注的焦点案件、集团性案件。某有机玻璃厂由于长期拖欠职工工资及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引起职工积怨，多次聚众上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我们摒弃过去“一判了之”的简单做法，采取多方调解、软化矛盾的办案原则，分别找到80位原告和被诉企业，站在公正中立的角度帮助当事人分析案情，释明法律，多次从中调解，终于促使职工和企业互谅互让，握手言和，一起涉案人数达百人之多的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圆满解决。该庭调解率由上年的19.7％上升到51.5％。为我院开创调解工作的新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民事案件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做法被市委政法委在全市政法系统予以转发，特别是在处理群体性劳动争议及房地产纠纷案件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人民法院报以《为劳动者营造和谐的环境》为题，对民二庭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重视调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做法予以报道。 6、法官助理制度将推动法官精英化的进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裁判权不再掌握在大多数法官手中，而是由少数精英法官掌握，必然导致主审法官地位的上升。用发展的眼光看，实现精英化后的法官阶层必然在社会上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成为无数法律精英向往的地方。正如当代美国的主审法官，由于具有崇高的地位，无数家资百万的律师均将成为法官视为自身登上事业巅峰之标志。 四、法官助理工作制度的再思考 目前，虽然法官助理试点工作运行态势良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我们总结、探讨和反思。 1、法官助理的选拔机制有待完善。目前，受诸多原因的局限，审判队伍中一些法官无论从法律学识、审判经验以及年龄状况等多方面都不具备精英法官的条件，而让这些同志从事法官助理工作还存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障碍，长远来看有可能造成法官助理的人员缺乏。 2、法官助理的精英化亟待解决。审判辅助性事务尽管不像裁判工作那样属于审判工作的核心，但却是裁判权行使的基础，当事人的法律主张需要从审判辅助性工作的法官助理的过滤，他们的工作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主审法官的裁判质量。因此，我们在倡导法官精英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法官助理的精英化，加大强化法官助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求， 3、法官助理的考核缺乏量化的标准。法官助理的工作往往是由主审法官根据需要安排，即法官助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主审法官负责，法官助理时常感觉不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加之从办案责任上，对法官助理无明确具体工作的量化考核标准，就算完成得好，也只能在主审法官的工作上体现，法官助理更多在扮演着“无名英雄”角色，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法官助理工作主动性不强，责任意识淡薄的不良后果。 4、要明确法官助理的工作待遇和奖惩。在设定主审法官时，一般来说对主审法官的待遇都会给出明确交待，而对法官助理的待遇则考虑得较少或考虑滞后。从主审法官落选成为法官助理者，虽感觉有些失落却也感到轻松，既然技不如人，待遇不如人，工作就不必那么投入了，这种心理的存在是必然的。所以，法官助理的待遇和奖惩需要明确，要让法官助理充分感觉到独立人格的存在和本职工作的神圣，从而充满自信地去做好每一项“台下”的工作，真正当好主审法官的助手，如果做不到尽职尽责必然受到相应的处罚。 5、法官助理制下的如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主审法官既然是精英法官，必然数量相对较少，为了缓解主审法官的工作压力，同时，促使审判公正、公开、透明，如何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积极性，更加合理科学高效的使用人民陪审员是我们今后要积极思考的问题。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是我国在审判管理机制改革与完善进程中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任何思考都应围绕如何促进法官职业化、精英化来进行，都要围绕“以人为本”的人本管理模式开展。我们相信，随着我院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法官助理管理的日益科学，必将有力地推动司法公正性与效率性，推动审判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⑷ 袁文会的充当汉奸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已经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后，更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袁文会在这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仅举其荦荦大者一，略述于下：
(1)组织“便衣队”暴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预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制造借口。
(2)建立汉奸组织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侵占天津后，又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
(3)抓捕杀害劳工
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劳工泄露军事工程情况，竟秘密将劳工杀死，抛入河中。当时天津海河常有浮尸漂流，就是这些惨遭杀害的劳工。
(4)供敌情报
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各饭店旅馆、娱乐场所、烟馆、赌场、妓院、车站、码头等，都是袁搜集情报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如政治动态、经济活动、人物行止、社会舆论，都在搜集范围之内，特别重视搜集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袁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供给情报。
(5)贩卖华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就是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大东公司从天津的四乡八镇以至河北省沧县、盐山，山东省的济宁、兖州一带，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来的，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
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
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
(6)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7)供敌妇女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悲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
(8)窝匪销赃
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会还犯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多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四、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
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
远在一九二六年直鲁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此事为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知悉，他为了避免安清帮的自相残杀，届时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刘之间的嫌隙并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
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
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
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刘广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帮头子黄金荣。几年前黄为宋国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调处，刘不识抬举予以拒绝，使黄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对刘来上海表示冷淡。刘自知没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在上海新讨的一个小老婆远走内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袁文会虽被囚禁，但威风不倒。
当时一些重要汉奸如伪市长温世珍、伪财政局长李鹏图、伪教育局长何庆元、伪市长周迪平、特务头子徐树强、汪伪政权外长徐良等约四十余人，都关押在男二监，袁文会也同押于一牢内。
这些被关押的汉奸，过去生活上养尊处优，舒服惯了，一旦锒铛入狱，感到困苦难忍。当时监狱典狱长祝捷三，系李鹏图的好友及旧同僚，于是便由李出头向典狱长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监尚有几间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需呈报上级拨款修缮，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汉奸们一听，都表示情愿捐款修理，当场每人各认捐五万元。就这样修好了一些房间，经过油漆粉刷，如同别墅一样，三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同时又由家里送来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物。过去汉奸们的饭食，多由家属每天送来，很不方便，祝捷三决定让聚合成饭庄到男分监设立小灶，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汉奸们在狱中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下棋，悠闲自在，还可以随便接见家属。这就是汉奸们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生活写照。
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 。

⑸ 中国的青少年犯罪案例5个

案例一：小孔、小建与小鲁、小刘等人在北京某中学上学期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小孔向大东和小张提议购买刀具报复小鲁等人，三人购买刀具六把。买完刀后小孔分别给小鲁和小刘打电话约架。后小孔和大东伙同小张和小孙持刀与小建纠集的三十余人持棍、棒等共同来到某立交桥下，在桥两侧分头等待小鲁等人前来殴斗。当小鲁、小刘纠集多人持棍、棒等物到达时，双方互相持械殴斗。其间多人受伤，轻重程度不等。

法官说法：本案中的参与斗殴者大都已经成年，小孔和大东是未成年人。小孔、大东在公共场所纠集多人持械斗殴，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聚众斗殴罪，且小孔系首要分子，大东系积极参加者，依法均应予惩处。小孔与大东最终以聚众斗殴罪被分别判处刑事处罚。

案例二：小毛和小夏两人均为北京某职业高中学生，一天，两人在小毛家喝了酒后在离小毛家不远的荒僻处遇到了大明。小毛说大明跟他一直以来都有矛盾，提议一起打大明一顿。小毛和小夏二人持铁管殴打大明的头部等部位，持续追打致使大明死亡。当天晚上，小毛返回事发地点，确认大明死亡后，将大明掩埋。

法官说法：小毛和小夏两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均应予惩处。小毛和小夏分别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刑罚。

案例三：16岁的小钟是北京某中学学生，他以虚假身份信息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与未成年女性交往，多次以言语威胁的方式强行与多名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并拍摄裸照，还以将裸照发至互联网上为要挟多次侵害被害人。

法官说法：小钟无视国法，以胁迫手段，强行与多名未成年女性多次发生性行为，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予惩处。小钟被以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四：小白是北京某中学在校生。小白的母亲早年与小白的生父离婚后一直与李某同居，多年来李某脾气不好，经常殴打小白和她的母亲。一天，在李某再次殴打小白的母亲后，小白的母亲在家中持铁锤将李某杀害。小白在明知母亲犯罪的情况下仍帮助母亲清理现场血迹。在公安机关侦查时，小白主动交待了协助母亲破坏犯罪现场、毁灭犯罪证据的事实。

法官说法：小白在目睹母亲杀害李某的情况下，帮助母亲清理现场，掩盖犯罪事实，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依法应予惩处。鉴于小白犯罪时未成年，其在犯罪行为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况下，主动、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应认定为自首，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同时，小白系在其母指使下实施犯罪、主观恶性不深，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作为酌定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小白犯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处以刑事处罚。

案例五：小文、小宫都喜欢养宠物，尤其是外形独特、数量稀少的宠物，可以向同学炫耀，但两人都没有钱去宠物店购买。后两人经预谋，决定到宠物店偷宠物。半夜，两人携带工具以撬锁方式进入被害人的宠物店，盗窃了美洲鬣蜥三只、古巴变色树蜥两只、西非巨蜥一只，经鉴定，这几只宠物价值两万五千余元。

法官说法：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文、小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的行为，侵犯了他人所有的财产权利，均已构成盗窃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惩处。根据二人的具体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对该二人判处了刑罚。

⑹ 世界书局的告倒内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发生在“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之间的版权纠纷，曾轰动整个中国出版界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堪称同类案件中较著名的一例。因原告涉及著名的洋博士林语堂，相对当时闹得厉害的国内外几起学术抄袭腐败等事件， 70 年前的名人抄袭公案的解读变得颇有意义……
为生财
教科书是图书出版业销量巨大、利润丰厚的重要品种。出版商一般都不肯让教科书的编著者抽取版税，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却曾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周越热编的《模范英文读本》一书。
随着《模范英文读本》的销售量不断攀升，拿到了数十万元版税的周越热由穷书生摇身一变而为富家翁，建起了花园洋房，购置了大量古书，过起了优哉游哉的闲适生活。
周越热的迅速成功使不少人眼红，其中有一个人便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望的林语堂。
林语堂的英文功底十分深厚，国民大革命期间，他曾离开北大，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武汉国民政府垮台以后，除任大学教授等职务外，他也想另辟蹊径，像周越热那样编一部中学英语课本，做个有钱书生。
在北大教书期间，林语堂与鲁迅、孙伏园等人过从甚密。他深知孙伏园在出版界人缘较广，于是就着意托请孙伏园代他向出版商接洽。
当时，与孙伏园关系最熟的书店主要有两家，一是北新书局，一是开明书店。孙伏园先跟北新接洽，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林语堂要求签约后每月先预支 300 元版税，北新感到风险太大，没答应。
孙伏园转而与开明书店联系。那时开明资本不多，孙伏园也没抱太大希望。但一谈之下，开明书店的老板章锡琛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孙伏园和林语堂大喜过望。
1928 年，林语堂不负厚望，花费相当精力，很快就编写出了文从字顺、水平较高的《开明英文读本》。按照双方的协议，林语堂以 10 %的版税获取酬劳。
为促销，开明还特意请丰子恺配画插图增加活力，林语堂特允许从自己版税中拿出 2 %，给丰子恺作报酬。出版社还加重该书装帧设计。正是这些精心策划与努力，《开明英文读本》一经出版，全国各地的中学便纷纷争购，销路大畅，没用多长时间，几乎把《模范英文读本》的市场抢占一空。《开明英文读本》持续发行达二十多年，林语堂得到的版税数额总共高达 30 万元左右，被称为“版税大王”，开明书店也由不太出名的小小出版商一跃成为民国书刊界的巨头之一。 所谓暴利之下必有勇夫。
1930 年时，世界书局的老板沈知方见《开明英文读本》销售日益火爆，十分眼馋，想模仿一把分一杯羹。因此，沈知方谋划着请人仿照《开明英文读本》的样式和内容，编写一本同类读物。
当时的出版格局是，除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外，全国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五大民营书店，其中开明力量最弱，规模最小。
不过，世界书局没有像开明书店那样不惜重金去聘请林语堂之流的名人学者来做这件事，而是请来了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从事编写工作。该书编成后，定名为《标准英语读本》，公开向全国各地发售。
沈知方的所作所为，当然瞒不过竞争对手的眼睛。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与作者林语堂，一直都在密切注视着世界书局的一举一动，并在极力寻找最佳时机和方式进行攻击。
一向自视颇高的留洋博士林语堂，说什么也难以相信一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有能力来操刀编写中学英文读物，来与他一争短长。因此，他特地找来一套《标准英语读本》细心阅读了一遍。不读则已，一读之后便大吃一惊——他诧异地发现，林汉达编的这个读本与自己所编之书竟然有多处类似甚至雷同，明显有“抄袭”之嫌！
事实上，《标准英语读本》不仅在形式上基本与《开明英文读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课文都是从《开明英文读本》里照抄照搬上去的。
林语堂的怀疑证实后，马上就告诉了章锡琛，要他迅速与沈知方交涉，停止这种东施效颦的冒效行为。
于是，章锡琛等就将林语堂的意见转达给沈知方知晓，并向世界书局明确提出了停止出版、实行改编的要求。
但开明方面却没料到，沈知方根本不买他们的账。看到沈知方如此傲慢且不通情理，章锡琛感到极其愤怒。他不甘示弱，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章锡琛请开明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写信给世界书局，抗议侵犯了著作权，同时向世界书局提出严厉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发行《标准英语读本》，并赔偿损失”。
当这封抗议信送到沈知方的手里后，沈知方居然把这封律师信交给在这方面毫无经验的林汉达，要他个人去解决。事后证明这一行动十分失策，造成了双方争端的公开化。
林汉达非常为难，毕竟他刚走出大学校门没多久。就在他不知该怎样应付时，恰巧世界书局有个名义编辑所长范云六与章锡琛共过事，范建议林汉达直接去找章谈谈。范还自告奋勇写了一封介绍信。
在信中，范云六除客套话外，还提及“敝局出用之《标准英语读本》与贵店《开明英文读本》有雷同之处”。说者无心看者有意，当林汉达拿着介绍信赶去拜会章锡琛时，章如获至宝，大为高兴。“雷同”两个字非常关键，这无异于世界书局已“不打自招”。这一点日后也成为世界书局被迫承认抄袭事实的有力证据之一。章锡琛不露声色地告诉林汉达：“你应去找作者林语堂，因为这封信是出自他的主张。只要林语堂同意和解，我和开明书店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为表示好意，章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子。
心情放松的林汉达又急匆匆地去拜访林语堂。林一连去了三次，前两次没见着，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并在名片后面写下了几句话，表示“两次拜访，均未得晤面，甚为遗憾；那个课本，你认为哪几处应该修改，请告诉我，鄙人愿意接受并完全遵照执行。”
这一次，林汉达犯了和范云六同样的错误。林语堂立刻把那张名片送给章锡琛，这些留言也成为世界书局理亏的另一个证据。
当林语堂终于接见林汉达时，林汉达错把仅比自己大 5 岁的林语堂当作了“老前辈”，向他虚心请教，说自己对编教科书毫无经验，难免会出纰漏，如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请他指正等等。不料，这些虚心请教的话，以后也被林语堂拿来当作攻讦的话柄。
此后，章锡琛和林语堂经过一番商量，决定以他们手中已掌握的证据，公开向世界书局发动进攻。 开明书店迅速将范云六的信件与林汉达的留言以及林汉达与章锡琛、林语堂的谈话内容制作成照相锌板，编写了一则大幅广告，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为标题，在上海各大报刊的醒目位置刊登出来。
面对开明书店强大的宣传压力，世界书局毫不退缩。沈知方决定“先下手为强”，一面请律师对遍登各报的开明书店广告宣传予以批驳，一面率先启动法律程序，向租界法院对开明书店提起诽谤罪的刑事诉讼。
为确保诉讼获胜，世界书局不惜以 3000 两银子的天价，重金聘请郑毓秀为自己一方的辩护律师。
世界书局高价聘请郑毓秀出马，并不只是看中她时为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身份，而是这位女律师与操纵上海法官任免权的国民政府司法部部长王宠惠有着特殊而密切的关系。当时司法界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凡是郑毓秀经办的案件，只许胜诉，不许败诉。
第一次审理时，刚刚开庭差不多就已胜负立判。因承办法官一味偏袒原告，被告开明书店的律师袁希濂几乎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一审下来，袁希濂气得浑身直发抖，见到章锡琛便把皮包向桌上一扔，愤然说道：毫无把握，敬谢不敏！打了退堂鼓。
章锡琛着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在关键时刻，他依然保持了清醒头脑。一方面，他继续在报刊上登载广告，加大宣传攻势，并与世界书局往复辩驳；另一方面，他准备越过上海司法当局，向审定所有教科书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求助。
同时，林语堂也被深深地卷了进去。在章锡琛的指示下，他将两个读本反复比较，把形式、内容类似或相同的页面撕下来粘贴在一起逐条列举、说明林汉达剽窃的铁证、指控世界书局确有严重的侵权行为。
随后章锡琛便把这些足以证明“世界”对“开明”抄袭、冒效的材料送交南京的教育部，请求其详加鉴定，保障林语堂的著作权和开明书店的版权利益。 那时候，林汉达所编的英语读本正处于由世界书局送请教育部审查的阶段，教育部里那些实际做审查工作的人，大多都认为《标准英语读本》确实比《开明英文读本》编得好。但当时林语堂已有一定名气，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亲信。所以教育部编审处对林语堂的要求自然不会掉以轻心。加上两书店都是名气较大的出版商，此事又早闹得满城风雨，故教育部编审处非常慎重。
为此，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频繁召开专门会议，反复讨论处理办法与方案。最终批准了开明的请求。蒋梦麟亲发批词，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的地方，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这个批词寄到开明书店时，正是上海租界法院开庭宣判的前一天。书店上下均乐不可支，章锡琛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当晚，开明书店马上将“世界书局英文教科书被教育部禁止发行”的这份部批文件，连夜制成照相锌版，做成大幅广告，迅速送各大报刊登出。
第二天广告发出之时，正好是法院开庭判决之日。法官本已拟好了判决书，准备判定开明书店诬枉世界书局抄袭冒效。然而，当法官在开庭前忽然看到了开明书店登出的广告时，不由大吃一惊，尴尬万分，立刻手忙脚乱地改写判决书。
但是，判决书的内容却仍然说，开明书店以前所登的广告有侮辱林汉达之处，故应按诽谤罪判罚款 30 元。
开明书店对这个判决当然不服，当即向法院声明要提起上诉，并继续以教育部批文为后盾，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大规模地刊登“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效”的广告。
这样一来，那些已采用《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向世界书局退书。世界书局的根基因此被开明书店摧毁。被逼无路的世界书局经理沈知方，不得不通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刘大白出来调解。
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书局同意赔偿开明书店的损失，并把《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送交开明销毁；开明书店则同意不再登报攻讦世界书局。
争论过后，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的力量此消彼长，出版局面焕然一新。
林汉达遇挫不折，从逆境中奋发并写出了著名的历史通俗读本《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以及《向传统教育挑战》等著作。

⑺ 日本大学的办学条件

日本大学的大学设有14个学部（相当于学系），大学院（相当于研究院）设有20个研究科， 短期大学部设有7个学科，远程教育部设4个学部，专修学校设有4个学部，29个研究所，7个附附属医院。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是日本诞生上市公司企业家最多的大学，同时也是日本政治家的摇篮。日本大学在日本国内拥有多个校区，分别分布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东京都世田谷区、东京都练马区、东京都板桥区、神奈川县藤泽市、埼玉县埼玉市见沼区、埼玉县所泽市、千叶县船桥市、千叶县习志野市、千叶县松户市、静冈县三岛市、福岛县郡山市等地。
1882年(明治15年)8月，皇典研究所创立。1889年2月，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0月，日本帝国第一位司法部长也是明治维新中心人物山田顕义和哈佛大学博士金子坚太郎创立日本法律学校。奠定了日本大学的学祖地位。
建筑学部，创立于1920年。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学院之一。建筑家辈出。学院有国际顶尖的建筑师教授阵容。日本大学的“樱门”，早稻田大学的“稲门”，东京大学的“赤门”是日本建筑著名的三大学阀之一。在日本建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每年日本大学建筑系学生一级建筑师合格人数都居日本第1位。
航空宇宙学部，一个开始于1963年日本最早的人力飞机的学科， 9次获得日本人力飞机大赛冠军，并以49.2千米的辉煌历史保持着世界纪录。卫星技术也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医学部，是旧设。该校培养的教授多出自名门。该校的“脑低温疗法”“乙型肝炎注射的研究”“日大式人工关节的研究”等等都很有名。为了活跃研究活动，设置了前沿医学总合研究中心(先进医学総合研究中心)。同时尚有三间附属医院(板桥・骏河台・练马光が丘)和康复中心。
法学部，有超过120年的历史。日本国民称其为，司法的日大。
艺术学部，培养了活跃在各界的著名影星，歌星，笑星。主持人。
国际关系学部，1979年,预测到世界规模化进程,创立日本国内第一个国际关系学部,2011年学科再次分为国际综合政治学科和国际教养学科.
目的和使命

校训“自主创造”
日本大学は日本精神にもとづき
道统をたっとび宪章にしたがい
自主创造の気风をやしない
文化の进展をはかり
世界平和と人类の福祉とに
寄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日本大学は広く知识を世界にもとめて
深远な学术を研究し
心身ともに健全な文化人を
育成することを使命とする 1882年（明治15年）根据 明治天皇的圣旨，11月在明治政府设立皇典研究所。1889年（明治22年） 10月4日，在皇典研究所创立了日本法律学校。创立者是： 宫崎道三郎 （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帝国学士院主管）
添田寿一 （大藏省次官、台湾银行总裁、日本兴业银行第一代总裁）・
本多康直 （大法院法官）・樋山资之（行政法院法官）
穂积八束 （贵族院议员、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校长）・
末冈精一（东京图书馆馆长、文官考试委员、）・
斯波淳六郎 （司法大臣、内务省局长）・野田藤吉郎（长森藤吉郎）・上条慎蔵・平岛及平
金子坚太郎 （大日本帝国宪法和皇室典范等诸法典的起草者、第14代商务部长（第3次伊藤内阁）、第10代司法大臣（第4次伊藤内阁）、初代贵族院书记、枢密官、贵族院终生议员、国际公法学会会员、日本大博览会会长、日本速记会会长、语学协会总裁、东京大博览会会长、皇室编修总裁・『明治天皇纪』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一代行政法教授、伯爵、日本法律学校第一代校长）。
以及日本近代法的鼻祖「法典伯」山田顕义 （第3代工部卿・第8代内务卿・第5代司法卿、司法大臣（第1次伊藤内阁・黒田内阁・第1次山县内阁・第1次松方内阁）、皇典研究所第一代所长，陆军中将、爵位是伯爵、日本大学学祖）
日本大学的第2代校长平沼骐一郎任（第35代日本首相）。
1989年（平成元年） 在天皇・皇后临席下举行了日本大学创立100周年纪念仪式。 法律学科，
政治経済学科，
报纸学科，
经营法学科，
管理行政学科，
公共政策学科 照明学科，电影学科，美术学科，音乐学科
文艺学科，演剧学科，广播学科，设计学科
建筑学科，土木工建科，海洋建筑工学科，机械工学科，精密机械工学科，航空太空工学科，电气工学科，电子资讯工学科，物质应用化学科，物理学科，数学科 兽医学科，生命化学科，植物资源科学科，动物资源科学科，食品经济学科，森林资源科学科，海洋生物资源科学科，生物环境工学科，食品生命学科，国际地域开发学科，应用生物科学科
短大生物资源学科 理工学研究所
科学技术史料中心 青木清相 （法学部）- 法哲学、刑事法、元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弁护士
伊藤悟 - 法学、札幌大学教授
稲田俊信 （法学部）- 商法、元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秋田経済法科大学（现?ノースアジア大学）元学长
石川才顕 （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刑事法、元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弁护士
植松正 （法文学部）- 刑法学、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元判事、元検事
浦野起央（法学部）- 政治学、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松泽智 （法文学部）- 税法学、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元东京高裁判事、弁护士、TKC全国会会长
大冢桂 （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政治学、驹泽大学法学部教授
大野和雄（経済学部） - 商学者、元函馆大学学长
贺川光夫 （法文学部）- 考古学、别府大学名誉教授
小野幸二 （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民法学、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
染野义信 （法文学部）- 法学、元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法学博士（东京大学）、日本学术会议会员（部长）
高津茂树 （歯学部） - 日本歯科医疗管理学会理事长
高梨公之 （法文学部）- 法学、元日本大学名誉総长、弁护士、法学博士、法制审议会委员、日本学术会议会员
永田菊四郎 （専门部法律学科）- 法学、元日本大学名誉総长、弁护士、法学博士、日本学术会议会员
野村和彦 （法学部）- 刑事法、平成国际大学法学部准教授
船山泰范 （法学部）- 刑事法、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
堀口胜 （大学院法学研究科）- 商法、东洋大学法学部准教授
宫脇淳 （法学部）- 行政法、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授
柳泽弘士 （法学部）- 民法学、元日本大学法学部长、弁护士
山川一阳 （法学部）- 民法、日本大学法学部?法科大学院教授、弁护士
佐々木有司（法学部）‐ 西洋法制史
大村政男 （文理学部）- 心理学、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斎藤英喜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国文学、神话学、宗教学、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仲川秀树 （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社会学、日本大学教授
花沢成一 - 临床心理学、元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
东野定律 （大学院理工学研究科） - 社会福祉学、静冈県立大学讲师
森昭雄 - 体育学、日本大学教授。『ゲーム脳の恐怖』著者
樱井淳 （経済学部）- 経済学、道都大学総长
樱井政経（工学部） - 道都大学学长
白田佳子 （経済学部）- 会计学、筑波大学教授
横河健 （芸术学部）- 建筑家、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教授
小川晋一 (建筑家) （芸术学部）- 近畿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教授
武邑光裕 （大学院芸术研究所）- 芸术论、札幌市立大学教授
市川清志 （旧工学部）- 都市计画学、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内田祥文 （旧工学部）- 建筑防灾学、都市计画学 元日本大学旧工学部助教授
泉幸甫 （大学院）- 建筑家 日本大学生产工学部教授
伊藤寛 (建筑学者)（理工学部）- 建筑论、道都大学教授
今川宪英 （理工学部）- 建筑家、构造家、东京电机大学教授
今村雅树（大学院理工学研究科）- 建筑家、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教授
泉田英雄（理工学部）- 建筑史家, 豊桥技术科学大学#建设工学系准教授
近江荣 （旧工学部）- 建筑史家、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大场正昭（理工学部） - 风工学、建筑环境学、东京工芸大学教授
小林美夫 （旧工学部）- 建筑家、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小岛重次（旧工学部） - 都市计画家。都市研究、元日本大学、筑波大学教授
佐藤光彦（理工学部）- 建筑家 日本大学理工学部教授
泽田享（工学部）- 建筑史家、秋田公立美术工芸短期大学教授
椎叶大和（理工学部）- コンクリート工学、福冈大学教授
杉山知之 （大学院理工学研究科）- デジタルハリウッド大学学长
高木勇夫 （大学院理工学研究科）- 地理学、常磐大学学长
中村义作 （旧工学部）- 数学?工学、东海大学教授
中田善久（生产工学部）- コンクリート工学、ものつくり大学助教授
早野由美恵(工学部) - 建筑，住环境デザイナー、东北芸术工科大学准教授
飞坂基夫（理工学部） - 建筑技术、コンクリート构造
藤森修(理工学部) - 建筑家、东海大学准教授
本间俊雄（生产工学及理工学研究科）- 建筑构造解析、鹿児岛大学大学院教授
宫崎均 （大学院）- 建筑家、前桥工科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教授
毛见虎雄（旧工学部） - 建筑构造、元足利工业大学教授
望月照彦（理工学部） - 観光学、多摩大学経営情报学部教授
山本理顕 （理工学部）- 建筑家、横浜国立大学大学院教授
山口广（旧工学部）- 建筑史、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横室隆 (博士後期课程） - 建筑学者。コンクリート工学、足利工业大学教授
渡部一二 （理工学部）- 环境デザイン、多摩美术大学教授
天野笃 （医学部）- 医学、心臓血管外科学、顺天堂大学医学部教授
佐藤喜宣 （大学院医学研究科）- 法医学、杏林大学医学部教授
诹访一幸 （大学院総合社会情报研究科）- 静冈県立大学教授?修士、元外务省职员
瀬在幸安 - 医学博士 元日本大学医学部长 元日本大学総长
高山忠利 （大学院医学研究科）- 医学、消化器外科、日本大学教授。世界初の肝尾状叶単独切除に成功し「高山术式」を确立
中岛茂幸（商学部） - 元东京国税局统括官。北海商科大学教授。税理士
青木孝义- 経済学者、元国务大臣、日本大学元経済学部长

⑻ 鲁迅与自己的弟弟为什么会反目成仇

有瓜葛。正当周氏兄弟都在苦苦地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以至自身的生存意义时——在这样的时刻，他们本应互相支持、补充，携手共进，却于一天早上，宣布决裂，从此，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5期)。此句语出《诗经·小雅·
大东》。陈文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但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

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直到“失和”事件发生前夕，他们兄弟的感情都极为融洽。这是1923年1月至7月的有关记载——

1月1日，周氏兄弟共同邀请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吃杂煮汁粉。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谈话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月17日，《晨报副镌》同时发表周作人《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1月20日，周作人与爱罗先珂共同宴请日本友人今村、井上、丸山、清水等，鲁迅也在座。

2月17日，周作人约友人茶话，到者有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沈兼士、马幼渔、朱遏先等，鲁迅也在座。这是郁达夫与周氏兄弟第一次见面。

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忆及童年时代与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4月8日，鲁迅、周作人携丰一共游中山公园，章川岛、李小峰亦在。

4月15日，鲁迅、周作人共同出席《北京周报》总编丸山昏迷为16日归国的爱罗先珂与20日离京的藤邻举行的宴会。席间，爱罗先珂、鲁迅、周作人、徐祖正、藤邻等合影。宴会后又共同出席北大学生许钦文、董秋芳等组织的文艺社团春光社集会，鲁迅、周作人均为该社指导。

5月10日，周作人与鲁迅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建人，并邀孙伏园。这是周氏三兄弟最后一次欢聚。

5月13日，上午周作人与鲁迅又同赴春光社集会。

5月14日，日本东洋音乐学校讲师田边尚雄在北大二院讲《中国古乐之价值》，周作人口译，鲁迅也在座。

5月26日，周作人治酒邀客，客人有泽村、丸山、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马幼渔等，鲁迅也在座。

6月3日，《北京周报》六十七期发表以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为依据的《“面子”和“门钱”》，署名“两周氏谈”。

6月26日，周作人与鲁迅在禄米仓张凤举家相遇，同饭。

6月29日，周作人与鲁迅同往北大新潮社，并与李小峰、孙伏园在北大第二院食堂就餐。

6月，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署周作人译，内收鲁迅译作十一篇，周作人译作十九篇。

7月3日，周作人与鲁迅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本佛像写真三枚，共六元八角。

但在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周作人日记中却无一字记此事，但这毕竟透露了一点“消息”。

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第424页。但“池上来诊”却颇值得注意：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那么，信子是否也发生了类似的病呢?这一天，周作人所住的后院里肯定是不宁静的。

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亲兄弟失和--周作人与鲁迅决裂真相(2)
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周作人：《雨天的书·苦雨》，第6页。那么，这一夜，周作人又有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寥寥几字：“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的简劲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的大风暴呢?

下午，一场大雨从天而降。

接着是沉默的一周。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鲁迅决心离开兄弟朝夕共处的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雨后的八道湾应是安谧的，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当鲁迅向它投去最后一瞥，心里在想什么呢?

接着又是漫漫的难耐又难堪的沉默。

十个月以后，终于爆发——

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当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在失和事件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始终处于神情恍惚、失控的状态中。周作人说：“我昨天才知道……”鲁迅则“邀欲问之”，他们对事情的发生不仅毫无思想准备，甚至感到莫名其妙。以后的行动：搬家，相骂，以至殴打，都是鬼使神差，自己也把握不住。仿佛两个人都在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周作人不说话了。鲁迅也不说话了。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第423页。

于是，正像一位研究者所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这件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这里仅能根据有关材料作一点探索。

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那么，鲁迅是将兄弟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周作人夫人的。

周作人前述“不辩解”的宣言中已经暗示：兄弟失和关系着一些“隐秘”而说出来又会使双方都陷入被动的事情。周作人晚年(1964年10月17日)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致鲍耀明的信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查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只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何“不愿”，周作人回避了。

再看看与鲁迅、周作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关人的看法。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
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

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也有在日本同住的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②转引自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②

以上直接、间接的材料说明了什么呢?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如果再要进一步判断其中的是非，就很难说了。尽管前述证人中有不少人偏向于对周作人夫人的谴责，本书作者却愿持更谨慎的态度。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

也许周氏兄弟对这件事的心理的、情感的反应，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鲁迅在“被八道湾赶出后”(鲁迅语)，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四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我们可以把有关材料排列于下：

1923年8月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11月18日鲁迅大病。

1924年5月鲁迅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居，因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

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署名“宴之敖”，内含“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

1925年3月16日鲁迅《牺牲谟》发表，对专要别人牺牲的“利己主义者”予以嘲讽。

1925年6月29日鲁迅作《颓败线的颤动》，表现了一个被家庭逐出的老女人的复仇意志。1925年11月3日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小说《兄弟》，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折磨着鲁迅的，是一种“被利用”的感觉；他为他的所爱者作了最大限度的自我牺牲，在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被所爱者无情地放逐，这是鲁迅绝难忍受的。一时间，“眷意与决绝，爱抚与复仇
，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交织于心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鲁迅全集》第2卷，第206页
。……

周作人又如何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个月，他写了一篇《“破脚骨”》。据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这恶毒的咒骂出自温雅的周作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折磨着周作人的，是一种强烈的“上当受骗”感。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他确实有一种幻灭感：他觉着在受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的欺骗以后，就很难再相信人生的美好和谐。所以他说“现在所见的”充满了残酷的、欺骗的、虚伪的不和谐，不完全的人生“或者才是真的人生”。但他在《自己的园地·旧序》里又说：“我已明知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人生的弱点……”他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就是不再追求“蔷薇色”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而选择一条“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的享乐主义的人生道路。这样，与自幼保护、指导着自己的大哥永远决裂，就意味着周作人与童年时代，以至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人生的真正诀别。

就这样，现代最具有智慧和独立个性，最相爱，也最相知的兄弟俩，都为被最爱的人欺骗与利用的幻觉而痛苦得不能自制。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就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就只会转化为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就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以至做出了最愚蠢的行为而不自知；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挣扎吧。

尽管这时周作人已经预感到“吾辈罔识忌讳，干冒尊严，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正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周作人：《随感录·三六，火山之上》，《语丝》第148期。但他心有不甘，还要在“火山”上作最后的“跳舞”：10月12日作《国庆日颂》，“深感在中国生存之不易，到处要受监伺，危机四伏……令人有在火山之感焉”；周作人：《永日集·国庆日颂》，岳麓书社1988年9月长沙第1版，第114页。10月15日出版的《语丝》第153期发表《随感录·六五，功臣》，借一位老友之口，指出：“南方之事全败坏于清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而发动清党的吴蔡诸元老实为北洋“中央政府之功臣”。

一个星期以后，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历史的一笔：“北新书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154期以后移交上海，由北新接办”，这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两天之后，周作人与刘半农暂避菜厂胡同一日本友人家中。这是周作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逃难，记忆自然是十分深刻的。同为难友的刘半农后来对于当年的避难生活有过真切的回忆：“红胡(按，指张作霖)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界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10月24日去，越一星期归。”刘半农：《双凤皇砖斋小品文·四十五，记砚兄之称》，载《人间世》第10期。周作人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回忆，在《知堂回想录》中也只是说：“所云菜厂在北河沿之东，是土肥原的旧居，居停主人(友人)即土肥原之后任某少佐也。”但可以肯定，在避难期间，周作人的思考一定是很多的，他终于在历史的进退之间作出了新的决断。——周作人的五四时代从此结束。

本文节选自《周作人传》一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参考资料：http://cul.sina.com.cn/y/2005-05-11/1740125975.html

⑼ 如何看待湖北女子 4 年 7 次诉讼离婚未果

湖北黄石女子陈女士4年内7次诉讼离婚未果后，2021年6月29日，她提起第8次离婚诉讼。
7月7日，从当事人陈女士处获悉，当日，她收到了湖北黄冈市蕲春县法院传票，通知她于7月27日10时前往该院横车法庭参加庭前会议。案由是离婚纠纷。
法院传唤陈女士于7月27日参加庭前会议 受访者供图
法院传唤陈女士于7月27日参加庭前会议 受访者供图
陈女士提供的一份蕲春县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该院审理原告陈女士与被告胡大东（化名）离婚纠纷一案，于6月2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经审查认为，原、被告对案件事实部分争议较大，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该院裁定，案件转为普通程序。该份民事裁定书落款时间是2021年7月2日。
陈女士第八次离婚诉讼的民事裁定书 受访者供图
陈女士第八次离婚诉讼的民事裁定书 受访者供图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2015年1月，生于1985年的陈女士与年长她6岁的胡大东举办婚宴。2016年9月20日，他们正式登记结婚。婚后不到一年，胡大东被确诊为心境障碍伴精神病症状、偏执型精神病。陈女士称，在此之后，她因不堪丈夫胡大东的猜忌、家暴、监听跟踪而起诉离婚。
多份民事裁定书、判决书显示，2017年2月至2020年12月，陈女士先后7次就离婚纠纷诉至黄石市黄石港区法院、黄冈市蕲春县法院、黄冈中院等法院。其中2次因原告要补充证据等原因撤诉；1次法院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驳回起诉；1次中止诉讼；最后3次，2次一审均驳回了离婚请求，1次二审维持驳回离婚请求的判决。
陈女士称，胡大东的疾病经过多次治疗，仍未治愈，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感情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而胡大东一方称，胡大东是在与原告结婚后才患有精神病，夫妻感情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2020年7月31日，黄冈市蕲春县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自愿登记结婚，双方婚前同居生活，应具有较好感情基础。“目前导致原、被告矛盾的主要原因是被告身患疾病，需要原告更多关心和照顾，应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和照料被告的职责。”被告不同意离婚、双方感情未彻底破裂，驳回陈女士的离婚诉讼请求。
2020年12月1日，黄冈中院做出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的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本案中，陈女士举出证据不足以证明符合其所称的“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经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1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等情形。二审以“双方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仍有和好可能并无明显不当”为由，驳回了陈女士的上诉，维持原判。

⑽ 龙孑湖区法院在什么地方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前身是沈阳特别市人民法院。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同年11月20日，人民审判机关——沈阳特别市人民法院诞生。1949年5月1日，随着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沈阳特别市改为沈阳市，沈阳特别市人民法院随之改称为沈阳市人民法院。1955年3月1日，我国实行“四级”、“二审”制度，沈阳市人民法院改称为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位于沈阳市中心，市政府广场东侧，与辽宁大剧院、沈阳电报大楼相临，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下辖和平、沈河、皇姑、大东、东陵、铁西等15个基层法院，人员编制1410名。
截止2002年末，全市两级法院共有法官1294名，司法警察99名，其他人员391名。其中市法院法官286名，司法警察21名，其他人员7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