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维护消费者典型案例
❶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的案例
一、 消费者汽车维保 4S店使用拼装机油案
【案例简介】
温岭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对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发现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部分保养、维修车辆的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未告知客户机油使用量的真实情况，而以整瓶结算费用，多余的机油则被回收、拼装成整瓶后重新入库按新品予以再次销售。
【案例点评】
本案中，当事人在实际更换机油使用量不足整瓶的情况下，本应按实际机油使用量与消费者结算费用，却未告知消费者真实信息，并以整瓶的机油使用量为单位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实属谎报用工用料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千足金”金不足 消费投诉“一赔三”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份，消费者陈女士在台州临海某珠宝店花了4908元，购买了一副千足金手链，事后却发现其购买的是足金首饰，而不是千足金首饰。与店家协商不成后，陈女士向临海市12315中心投诉。经法定机构检测，鉴定结果成色是足金、黄金含量为99.00%，而不是含量为99.9%的千足金。
【案例点评】
该案中珠宝店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的销售行为属于典型的消费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误导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对该消费欺诈行为，按照“新消法”退一赔三规定，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启动“诉转案”，以行政刚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 全省首例违反新消法 侵害个人信息案
【案例简介】
2014年3月17日，杭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在对杭州某家装公司经营场地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现场有部分楼盘业主名单。
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事人为了推广公司的家装业务，提高公司业绩，该公司业务员从市场圈内朋友处收集了已销售某楼盘部分业主名单，名单内容包括业主姓名、所买楼层号码、联系电话等，且当事人所得业主名单信息均未经业主同意或授权。
【案例点评】
当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滥用现象日益严重，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时有发生。案件中当事人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收集业主名单信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属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四、 串通设计师给回扣 橱柜企业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4月，金华市工商局在开展家装服务和家居建材商品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专项行动中，发现市区某从事橱柜销售的家具用品店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诱导消费，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
【案例点评】
案例中部分家装企业在经营中通过串通设计公司的设计师，采用财物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商品，以达到拓展市场份额目的，通过设计师开展诱导消费，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购物成本。此类现象一度成为了家装服务行业的潜规则。
五、 微信虚假促销 水果店受处罚案
【案例简介】
2014年12月绍兴某水果连锁零售企业为吸引人气，通过微信平台等宣传方式，发布“疯狂车厘子”广告，其内容称只要任何人完成“下载活动APP客户端、点击我要分享、积满29个赞”，就可以优惠价格购买该种黑色樱桃。
广告吸引参与者上万人，然而完成“集赞换礼”三个步骤的消费者到该公司总店，欲以承诺优惠价格购买樱桃时，被告知必须购买充值一定金额的预付卡作为购买前提。
【案例点评】
微信广告、微信朋友圈销售商品是一个新兴事物。“集赞换礼”则是一种向不特定人群发布的悬赏广告。
依据《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经营者在履行过程通过隐瞒事实和隐藏设置条件诱使消费者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合同违法行为，理应依法处罚。
❷ 要两个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的事例
案例一
被告王甲2001年月6日向原告刘某借款50万元经营一服装店，约定该借款于2003年8月5日归还。后因经营不善，被告借款届期无法归还，原告为此提起诉讼，判决生效后，进入执行程序。法院查明： 2003年2月8日，被告将其名下价值30万元的房屋赠与其子王乙并在同年3月办理了过户手续；2003年6 月2日，被告将其所有的价值20万的红旗小汽车以9万元的低价转让给其妹夫李某。但此时被告无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原告得知后，即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认为被告王甲的行为侵害了他的债权，要求确认被告房屋赠与以及汽车转让的行为无效。王甲认为赠与行为发生在借款期限届满前是合法行为，与第三人李某之间的汽车买卖也是经过合法程序完成的，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王甲房屋赠与以及汽车转让的行为无效。随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原告通过行使撤销权挽回了损失。
本案法律关系及案情分析：
本案主要涉及到合同法中的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对于在实践中如何把握并正确行使撤销权，维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笔者在此借助上述案例谈谈关于行使撤销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撤销权的行使要件。撤销权的要件包括：⑴ 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务合法有效。这是前提条件，因为撤销的行为针对的是损害债权的行为，如果债权本身存在效力问题，那么撤销权就没有意义了。⑵债务人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换句话说就是债务人的行为已经或者即将极大地减少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在债法领域，责任财产是指债务人用来承担债务的财产 ，一般债务人的合法个人财产就是他的责任财产 。 ⑶债务人的特定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特定行为包括：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这是法律规定的。⑷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债务人危害债权的性质仍然存在。本案中王甲欠刘某人民币50万元的事实清楚，合法有效。刘某的债权是应当由王甲财产来偿还，但王甲以分家析产的形式将房屋赠与王乙，而房屋中并没有王乙的财产权利成分，王乙对于房屋顶多享有继承的期待权。之后王甲又将小汽车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给李某。故被告王甲房屋赠与以及低价转让小汽车的行为损害了原告刘某的债权，债权人刘某当然可以诉请法院撤销这种侵害行为。
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所以刘某行使撤销权应当从知道王甲赠与房屋以及转让汽车的行为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行为发生后5年内未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对于这两个时间期限，前者是诉讼时效，适用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后者5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于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合同法第55条规定的“1年”、第75条和104条第2款规定的“5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这条表明了5年期间是除斥期间。
三、撤销权诉讼各当事人地位及费用承担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因此在本案中，刘某在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应将王甲列为被告，受让人（受益人）王乙、李某列为第三人。对于行使撤销权费用问题，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26条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第三人（即受益人或者受让人）有过错的，应适当分担。”刘某行使撤销权费用主要由被告人王甲承担，第三人王乙、李某适当分担。
四、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如何认定。在实践中对于“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而行使撤销权比较好把握；但对于“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则因较难认定，而导致行使撤销权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应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在这里有了两个条件的限定即不合理和明显。一般来说双方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交易即为不合理的低价，不合理是指没有低价进行交易的理由，也就是不存在诸如处理季节性商品、滞销积压商品的情况。我认为商品交易价格应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和交易的常识来判断，如果交易的商品低于市场价格的50%以上即可认定是属于明显。本案中赠与房屋给王乙系无偿转让财产，汽车买卖以9万元转让系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两者都损害债权人刘某的债权。
五、如何举证受让人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低价转让财产的过程，债务人的恶意是明显的，但受让人是否知道，这是一种主观的内心活动，作为债权人如何证明受让人是否存在恶意？笔者认为，要证明受让人是否存在恶意，只能采用推定的方法。债权人如果 提供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存在亲戚、朋友等密切的关系；转让的财产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转让人的行为不符合通常的交易惯例等证据。据债权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即可推定受让人在交易中存在重大过失；受让人认为没有过失，则由其举证证明。本案中王甲与李某系亲戚关系，将市场价值20万元的红旗小汽车以9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李某，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且不符合交易惯例；再者李某明知王甲欠有巨额债务，没有其他财产可供还债仍然与其签订汽车买卖协议并已履行，足以认定其明知其与王甲买卖汽车的行为对债权人刘某造成损害。
六、连带之债中如何行使撤销权。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是单一的，因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导致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则是符合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但是，如果债务人仅负连带之债，那么，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则必须在其他债务人也存在确无履行能力后方可行使。因为其他债务人有履行能力，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显然并不影响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本案属单一之债，刘某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总之，我们在实践中如何行使撤销权，应严格依据《合同法》74条规定，并注意撤销权的行使期限，才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列二保险不履行 依法予保护
凤阳县消费者王某于1990年在某保险公司为儿子购买一份儿童保险，合同约定孩子考上大学即可每年领取助学金400元。现儿子已由大学专科升入本科，按规定每年可领取400元助学金，但现保险公司以其是专升本而不是直接考上本科为由拒绝履行保险约定。无奈的消费者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于2005年5月25日来到凤阳县消费者协会、12315中心投诉，希望依法维护其权益。接诉后，执法人员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经查，该合同条款中对考上本科并没有特别的文字说明，更没有专升本不予享受此待遇的规定。据此，执法人员根据《安徽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有关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指出保险公司存在的错误，最终，保险公司和保险合同约定，每年支付消费者400元助学金。至此，一起因保险合同不履行的案件在执法人员的积极努力下画上圆满句号。
❸ 有哪些消费者维权的经典案例
3月15日，2017年度唐山市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公布。2017年，唐山12315护民生专项行动共受理消费者各类诉求49185件，热线电话数量比2016年上升82.97%，其中咨询40660件，投诉6539件，举报198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78.95万元。2017年，通过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进行投诉808件，占投诉总量的12.36%，办结案件808件，办结率为100%；举报181件，占举报总量的9.11%，办结案件181件，办结率为100%。
2017年10月25日，乐亭消协接到消费者投诉。消费者于9月底从乐亭县某农药店购买农药用于红薯种植，但使用后造成红薯腐烂秧的情况，给消费者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找到药店协商，药店拒不承认农药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只好找到乐亭消协讨说法。
这是一起典型的涉农投诉案件，乐亭消协接到投诉后立即与消费者去现场堪查，情况与消费者描述一致。随后，工作人员当即找到药店负责人进行调解，向其讲解相关法律法规，最终商家同意为消费者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40000元整，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❹ 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案例分析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全体公民消费权益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制定的一部法律。
2，案例：王某是普通的公司职员，经常收到莫名其妙的短信或者电话，内容包括房产广告、发票、保险等垃圾信息和诈骗信息。和王某一样，相当一部分消费者也会遭遇这样的情形，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无孔不入，甚至影响到正常作息生活，消费者普遍认为隐私很难得到保护。
分析：
（1），超市、商场或其他服务机构，多数都会要求消费者办理会员卡，一部分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的同时，无形中泄露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在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接收商业性信息或其他垃圾信息后，经营者依然发送的，消费者可以依据法律规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❺ 知假买假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受保护。
人民网于2015年06月15日报道：
最高法：个人打假者具有消费者身份 “知假买假”仍受保护
6月15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法院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关情况，并公布了10个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2014年3月15日施行的新《消法》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者的权利，新《消法》实施一年多来，各级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和公正司法，依法制裁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商业欺诈的行为，加大经营者违法成本，把重典治乱落到了实处，对解决消费者诉讼难，维护消费者权益，净化市场环境，促进消费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杨临萍介绍，个人“知假买假”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如果单位“知假买假”，受“合同法”等法律保护，不能要求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5)最高人民法院维护消费者典型案例扩展阅读：
食品药品领域支持“知假买假”最高法有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案例：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
❻ 关于“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和“受教育权”和“消费者的权利”的案例各2个
生命健康权案例1顾客在商场购物与营业员发生口角，导致高血压发作而半身不遂。 9月1日，合肥市庐阳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顾客王治胜和安徽商之都合肥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
事情发生于去年11月15日。当日是王治胜女儿订婚的大喜日子， 11时许，王治胜独自在安徽商之都总店五楼购买床上用品。据原告诉称，因上班时间柜台营业员蔡某不在，原告表示要去投诉。此后，其他柜组的营业员电话通知蔡某，蔡某才赶过来，质问原告“是你要投诉我，那你投诉我好了”！继而双方发生争吵。
王治胜立即找到负责投诉的商场经理孙某，孙某了解情况后随即将王治胜带到床上用品柜组，要求蔡某道歉。但是蔡某没有道歉，双方再次发生争吵，并相互推拉，致使原告摔倒在地，不能动弹，情况相当危险。但是商场没有采取措施及时将原告送到医院治疗，而是在原告的亲属闻讯赶来后才送往医院抢救。
由于王治胜本身患有高血压，此次的情绪波动导致王治胜脑出血，后经鉴定构成七级伤残。据其家人介绍，目前王治胜依然不能行走太久，需要借助轮椅才能行动。
原告认为被告安徽商之都疏于管理导致营业员缺岗，同时营业员不能正确对待顾客正常、合理的批评，一再与顾客争吵，继而发生伤害。因此被告应承担60%的责任。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等费用合计10万余元。
被告安徽商之都认为自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要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被告提出本案起因是原告在购物时因商场营业员未及时接待而感到不满，遂与其发生争执。但是营业员当时的离开是根据商场规定的午饭时间，属正常的休息，没有缺岗。在整个过程中，营业员对原告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无主观恶意，同时原告因其自身患有高血压病史加之情绪激动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证据证明商之都营业员对原告存在辱骂甚至推拉的行为。
庭审中，双方都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由于证人均不是事发现场的第一见证者，究竟是否存在推拉、辱骂行为，证人均不能给出准确答案。
双方没有当庭达成和解意见。
2原告许诺，男，9岁，北京市西城区北礼士路第一小学学生。其法定代理人许双林(父)，孙树芝(母)。被告北京市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其法定代表人院长王新杰。案由损害赔偿原告诉称，1996年12月6日中午，其放学回家路上，因玩具落到被告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变电室旁的库房上，在其到该房上捡玩具时，由于被告单位未在该十千伏的高压室外电缆头上设置防护设施及明显的警告标志，致其被高压电缆头吸附、烧伤造成双臂高位截肢，留下终生残疾。为此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及假肢费用共计295万元。被告辩称，击伤原告许诺的高压线电缆头应由北京市供电局维护，北京市供电局应对其主观过失及客观不作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且许诺是经由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第四分公司的违章建筑爬上该单位配电室房顶的，因而该市政四公司亦应对许诺的致残负有监护责任。故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对许诺触电致伤既无主观过错，又无违法行为，不同意原告许诺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12月6日中午，许诺放学途经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变电室附近。因许诺与其同学到该变电室房顶上捡玩具，许诺被屋顶裸露的十千伏高压线电缆头吸附击伤。经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救治，诊断为“双上肢电烧伤15%Ⅲ°—Ⅳ°，行双上臂中段截肢术”。1996年4月经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为：“许诺之损失为双上肢电烧伤。目前遗有上肢上臂中段以下缺失，致其今后的生活、学习及工作严重受限。被鉴定人许诺的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现已交付医药费2.24万元，其父许双林误工损失3488.43元，鉴定费300元。经北京市假肢厂证明，许诺在18岁前每年均需更换一次假肢，18岁至73岁之间3年需更换一次假肢，更换一次假肢需8万元。假肢更换费共计336万。现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已支付许诺之法定代理人1.2万元生活费。另查，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系击伤许诺的高压电缆头产权人。在法院审理期间，电力部法规司函复法院，供电设备上发生的民事责任，由该供电设备的产权人承担，且供电设备的安全距离低于标准规定的要求，应装设固定遮拦。电力部(85)水电规字第61号《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规定，屋外配电装置的安全净距，带电部分与建筑、构筑物的边沿之间不应小于2.2米。经实测，被告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负责维护的高压线缆之裸露点距变电室边缘距离为1.2米。该十千伏高压线电缆头未装设固定遮拦。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医院诊断证明，原告的医药费单据、法医鉴定结论、电力工业部法规司的复函在案佐证。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同时也享有要求侵害人赔偿的权力。判断一方当事人是否由于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致使他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侵害而带来的财产损失，应当以损害事实是否存在，作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根据。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以引起原告许诺触电的高压电缆头及附属设施是供电部门安装，且此后电缆头的更换等电器工程，均经过北京市供电监察部门验收，通电23年来供电监察部门从未对被告提出过异议为由，认为应由北京市供电局供电监察部门承担责任。供电监察部门对用电单位用电情况的监察，是对高压电用户的一种检查活动，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通知产权单位依法改进，法规及规章均未要求用电监察部门代替高压设施产权单位实际履行相关行为的义务。对此电力部明确规定，在供电设备或线路上发生民事责任，是按供电设备或路线的产权归属原则确定的。既供电设备或线路产权属于谁，谁应承担该设备或线路上发生的相关责任。而导致许诺触电的高压电缆头属于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供电线路受电端引入部分，也是用户高压受电装置的一部分，其产权属于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应当指出，对于由历史原因形成的用电设施安全距离明显低于标准规定的，应按照国家《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要求，由用电单位装设固定遮拦及警示标志以策安全。但是被告对其职责未认真落实，对应当预见的危险情况未加注意，最终导致发生许诺触电致残的结果，本案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被告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隐私权案例
案例二：患者隐私部位能否当作教学“标本”？
阿静因未婚先孕到医院检查，大夫在为其检查时叫进20多名医学院实习生，以阿静为“标本”现场讲解，阿静羞愧难当，无地自容。2001年10月8日阿静向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当事医生侵犯其隐私权，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此案在全国医学界和法学界引起了争议。
9月15日，22岁未婚先孕的阿静在男友陪同下来到新疆石河子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人工流产，在妇产科医生孙某的安排下，阿静按要求做好准备，躺在检查床上等待检查。这时，医生叫进20多名身穿白大褂的男女围在床前，阿静非常紧张，要求医生让他们出去。医生说，没关系，他们都是实习生。医生让阿静躺好，一边触摸阿静的身体，一边向实习生介绍各部位名称、症状等，检查讲解过程约五六分钟。
据了解，那天的见习生是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九七级本科生。
事后，气愤难平的阿静和男友经咨询律师，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一事件在全国医学界和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医学界认为，作为教学和实习医院，这种做法很正常，谈不上侵犯隐私权，不然，怎样完成培养医学院学生的任务。按照惯例，一般都不提前给患者打招呼，如征求患者意见，患者肯定不同意。再说几十年来各医院都是这么做的，也没有法规和文件规定不能这样做。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基本都认同这一观点。
而为阿静提供法律援助的新疆天宇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次松认为，医院的做法严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格尊严和隐私权。人的特殊部位有权利不让他人观看、探究或拍摄。医生检查患者身体原则上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因为患者去医院看病，接受相应的检查甚至很多专家会诊有时是必须的。但此事的关键是接诊或主管医生以外的人对患者的隐私部位进行观看和讲解，这是不能允许的。对医学院学生的实习，应作出相应的规范。很多资深律师也都同意这一看法。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例因患者被医院当作教学对象，而被提起诉讼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医学界和法学界的专家认为，不论此案判决结果怎样，都将对我国的医学院校学生实习产生深远的影响。
案例三：当隐私权遭遇生命健康权
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却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日前在厦门市某医院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有关人士“隐私权、生命健康权究竟哪个更重要”的争议。
19岁的宫小姐因子宫出血，一个星期前走进了一家心理门诊就诊，在心理医生作了“绝对保密”承诺后，宫小姐袒露了自己的心病：自己因未婚先孕擅服流产药物造成子宫出血不止。就在心理治疗过程中，宫小姐开始出现昏迷状态。为抢救宫小姐的生命，这位医生违背承诺，向有关的妇产科医生道出了实情，并请求妇产科医生进行紧急救助。
经抢救，宫小姐脱离了危险，但心理医生的一片善良之心却遭来了宫小姐的责怪声：本来不为人所知的隐私，现在很难再遮遮掩掩。赶来医院的父母亲也从她难以自圆其说的回答中隐约感到了女儿的秘密。此后，虽然宫小姐的子宫出血病一天天痊愈，但她的心病却一天天加重，19岁的她始终感到难以抬头见人。
一些人士认为，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医生绝不能公开病人隐私。宫小姐已经向心理医生陈诉过保密要求，而且心理医生也已承诺“绝对保密”，虽然这位医生向他人公开隐私是为了病人的生命，却违背了病人本人意愿，侵犯了隐私权。
许多医生认为，生命健康权大于隐私权。省人民医院的张医生认为，医生当然应该尊重病人的隐私权，但当病人出现病危、昏迷时，首先考虑的是抢救，这是医生的职业道德。
福建八闽律师事务所的蒋金音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必须保护病人的隐私权。但当患者的隐私权危害公共安全时(如按规定，患者患了传染性性病，医师必须将其上报卫生防疫站)，隐私权必须服从公共安全。而当隐私权与生命健康权发生矛盾时，生命健康权应该大于隐私权，也就是说，当一种危害必然发生时，当事人可以选择较小的危害避免更大的危害。
受教育权案例1因在考试中作弊，沈阳师范大学对5名学生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面对校方的“极刑”，被开除的大学生认为校方并没有开除的权力，于是将学校告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开除学籍的行政行为。 昨日（2月7日）记者了解到，目前此案已经在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法院将于近日开庭审理。据被沈师开除的大三学生韩露(化名)介绍，几名被开除的大学生都是该校大三、大四的学生。在2006年12月的一次校方考试中，几名学生都是请人替考，结果在考试中被校方发现。2007年1月11日，韩露和其他4名考试违纪的大学生同时接到了沈阳师范大学学生处下发的《沈阳师范大学违纪学生纪律处分送交通知书》，校方对5名大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罚决定。在该份通知书中，校方称其依据的是《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二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第五十四条以及《沈阳师范大学学生考试违纪处分细则》第二章第七条的规定。“我在大学期间就这一次考试违纪，没想到就被学校开除了，学校如果作出记过等处分我可以接受，但开除学籍实在是太重了。”韩露称。“孩子考试违纪是不对，但孩子再不好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不能因为一次考试违纪就不让孩子继续学习啊，学校作出开除学籍的决定不是毁了孩子吗？”韩露的父亲这样告诉记者。“学校开除我们侵犯了我们的受教育权，开除学籍没有法律依据！”另一位被开除的大学生表示。2007年2月，5名大学生将母校——沈阳师范大学告到了法院，学生们诉称，学校没有开除学生学籍的法定职权，学校开除学生学籍的行为违法，没有法律依据，而且直接剥夺了学生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学生们以此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学校开除几名大学生学籍的行政行为，恢复学生的学籍。几名学生的代理律师王乃龙认为，学生在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校方未教育、培养好学生导致学生在考试中违纪作弊，实际上校方也是有过错的，学校对学生考试作弊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 原告袁某某系某县中学生。2001年原告在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以总分372分的成绩达到了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录取分数线，并以超出本科录取分数线40分填报了本科以上院校专业志愿表。由于超出本科录取分数线多的原因，原告未填报专科以下录取志愿，但对第二批次录取的三个本科院校及专业是否服从分配栏中，特别填写了“是”即服从分配。但在本科录取工作结束后，原告却落选。经向省招办查询后才知，造成落选的原因是县招办在制作考生电子档案时，把服从栏中的“是”误报成了“否”。事后虽经原告及家人与招办多次交涉，但于事无补，且招办推拖责任。由于精神压力大，原告多次轻生自杀，精神处于完全崩溃状态。无奈，家属为其联系了一所大专学校就读。为了给孩子一个公正的廉洁，原告及家人委托我所律师刘喜全代为起诉。
律师在受理该案后，对于全省首起因由投档失误侵犯考生受教育权的案件进行进行认真分析，在研究2001年省招办招生办法和2001年实行计算机网上录取有关问题的通知等多个文件的基础上，走访了大量的证人后提起了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并赔礼道歉，同时给付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共计45000地。一审法院经审理在认定被告侵权行为成立的基础上认为被告侵权行给原告造成的专升本费用、联系学校、查询等损失应予承担，但对于原告要求承担迟延参加工作造成的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因属不可预见和于法无据不予采纳。据此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一年学费7690元，交通费等费用2000元，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原告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审庭中代理人认为：①原判支持学费7690元是合法的，但对公寓费、生活费不予支持是错误的。因为学费是交给学校的，但其他费用仍需支出4600元；②关于原判认定“因迟参加工作而赔偿损失的请求，属不可预见性”的观点是错误的。本案中迟延一年参加工作已成定局，因此这是可预见的，而且是必然的。故按照国家关于本科毕业生试用期标准工资为465元计算，仅此一项损失也达5580元。③关于原判认定“受教育的权利被侵害”不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内于法无据，且原告关于精神赔偿也具有事实根据。
鉴于代理人的上述意见，二审法院支持了上诉人的一部分上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袁某一年学费7690元，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3000元及精神抚慰金10000元，共计20690元。至此全省第一例学生电子档案引发的侵权案件圆满解决.
消费者的权利案例超市强行搜身侵犯消费者合法权利2007年3月29日下午，13岁的学生王某和同学到洞头某超市购物。在购物完毕付款时，王某被超市保安拦住，超市保安在众多顾客面前声称怀疑王某偷了超市商品，并把王某拖到办公室，强迫他脱掉衣服进行搜身，在未找到超市商品后，才让王某离开。因当日为春游购物的学生较多，超市的这一行为，在王某的班级、学校等特定范围内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王某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近日，王某的监护人向洞头县消费委投诉，要求该超市向学校、老师及同学说明此事，公开道歉，消除该生在校的负面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失。洞头县消费委对这起投诉案高度重视，在经过深入调查后，基本认定超市的侵权事实。《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给消费者造成精神损害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洞头县消费委在事实的基础上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并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在该县消费委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超市负责人到王某就读的班级说明情况、赔礼道歉，同时超市赔偿王某精神损失3800元整。这也是该县调解的首例精神损失赔偿案。2007年4月9日，消费者王某的监护人送了一面锦旗到该县消费委，对县消费委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表示衷地感谢。2000年7月10日，内蒙古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解放滩镇建设村村民孙某为其父办丧事，从集体经营的旗石油公司解放滩加油站购买了15公斤劣质煤油。送葬路上盛装劣质煤油的油桶发生爆炸，致使数人受伤。其中杨某的伤势最为严重，经有关部门鉴定为一级伤残。案发后，相关责任人互相推诿，受害人处于生死两难的境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对此事进行了新闻监督，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处理结果：经司法部门调解，受害人最终获得赔偿43万元。2002年8月2日上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乡侯家圪堵村西社农民乔某及其儿子张某在家中做饭时，因液化气灶存在质量问题导致爆炸，张某被严重烧伤致残。液化气灶系广东省顺德市容桂区凯歌电器厂生产。事件发生后，经相关机关鉴定，该液化气灶属不合格产品，使用中爆炸致使消费者受到伤害，应由生产厂家和销售商承担赔偿责任。
受害者为了治疗，两年多借了20多万元债务，虽然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产厂家赔偿57万多元，但生产厂家在广东，法院执行难度大。
处理结果：目前只执行回一半，还掉债务治疗费用所剩无几，受害者身心仍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❼ 请列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案例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一、前言
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于1993年10月颁布以来，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诉讼和非诉案件急剧增加。据报道，1996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案件总计达425，008件，是10年前的75倍。[1] 这些投诉涉及到质量、价格、虚假广告、假冒商品、计量和欺诈骗销等问题。其中，欺诈骗销案件上升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137.9%。[2] 在这类案件中经常适用的就是消费者保护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第49条，其条文如下：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正是这一规定在近几年里大大地激励了被称作“打假运动”的反欺诈斗争。适用这一规定的案件大量出现。在街头巷尾、新闻媒体、法院、大学课堂和政府机关，这些案件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对象。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保护领域的一个热点。
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使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得到更有效地运用并促进消费者保护立法进一步发展，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为此，与澳大利益的经验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商业法》（Trade Practices Act）第52条进行比较，是值得尝试的。[3] 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条文如下：
第52条 （1）企业不得在贸易或经营中实施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
（2）本节以下条文中的任何语句，均不得被推断地视作对前款之一般性规定的限制。
本文以下将首先介绍几个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有关的案例，然后提出若干法律问题，采用比较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一些评论意见。
二、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有关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
三、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法律分析
由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在一些主要方面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已经发表的许多各不相同的见解当然很有价值，但大多数局限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况且，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所要作的并不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且是改革和发展法律。
就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言，我要指出的是，在围绕以上案件所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了，这就是该条文的性质，这本应成为论证推理的出发点。
1．性质和目的
在中国，人们已经公认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在性质上属于惩罚性赔偿规定，而且，它是中国第一个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例。[15] 众所周知，在大陆法系，惩罚性赔偿从未被承认为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我国的《民法通则》追随了这一传统，因而在该法中见不到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据认为，原则上，“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因此，“民事责任的形式大多不具有惩罚性”。[16] 但是，有些民法学者坚持认为民事责任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制裁，遏制不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补偿，对受损害的权利加以补救。[17] 这一观点为承认惩罚性赔偿留下了余地。 这里要提到另一个因素是当今中国在“借鉴外国经验”中对各大法系的兼收并蓄态度。我们毫不犹豫地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因为它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而不管它是否与大陆法系的概念体系相一致。而且，我们是按照我国的社会条件来采用这一制度的，因此，我国现行法上的惩罚性赔偿与普通法系的惩罚性赔偿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在普通法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指的是为惩罚他方当事人而判给一方当事人的赔偿金。这通常是法院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欺诈）于补偿性赔偿金之外适用的。“它不仅宣示了法院对被告行为的不认许，而且意在制止他重犯这种行为，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地制止其他人效法这种行为。”[18] 科处惩罚性赔偿金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惩罚和制止”不法行为人。[19]
但是，在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除惩罚和制止外）鼓励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和假货作斗争。[20] 根据中外消费者保护运动的经验，这种鼓励对于惩罚和制止的目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中，销售假货和实施欺诈行为的事件众多而分散。首先，由于这种行为发生的高频率，销售假货或者欺诈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仅是对个别消费者的私人利益的侵犯，而且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共同利益的侵犯。在中国，消费者权利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而不是单纯的私人权利。所以，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对这种行为，法律应采取特殊手段来加以治理。 其次，由于这种行为的分散性，便存在一个“责任机率”问题。也就是说，在实践中，有大量的消费者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了他们的请求权，这样，行为人因其不法行为而支付的成本便大大低于他们由此获得的利润，实施这种侵权行为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勾当。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以提高行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和单个案件的赔偿数额，使“责任机率”上升，从而使不法行为人感到无利可图甚至反受其害。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行为的发生。 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所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请求人的成本。在法律实践中，受害的消费者所获得的补偿性赔偿金往往低于他们的实际损失。有一些成本，如为进行追索所付出的费用和时间、耗费的精力以及蒙受的焦虑等等，也很难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偿。这就是许多消费者不愿认真对待其权利的一个原因。惩罚性赔偿可望为请求人提供较充分的补偿。即使有人获得高于其实际损失的赔偿，这也不能说是不公平。这种收入可以被视作对他的打假行动的奖励，因为这种行动不仅对他自己有利而且对公众有利。这可以看作是“令售假者资助打假”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福克斯（Fox）法官所指出的：“它并非旨在创建责任；更确切地说，它是要建立一种行为规范，凡不遵守此规范者将承担本法的其他条文或者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后果。”[21] 但是，同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一样，该条文在司法实践中也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与之有关的的案件逐年上升。[22] 在笔者看来，该条文在实践中之所以行之有效是由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根据有关的解释，第52条是受侵权行为法的一般规则支持的。正如福克斯法官所说：“公认的概念，例如关于欺诈和出售假货的侵权行为的概念以及人们多年以来对它们作出的分析，可被证明是有助于依据第52条的案件的判决。”根据普通法，“在被告的行为是他为自己获取利益而故意为之，而这种利益可能大大超过他可能付给原告的赔偿的情况下”，法院有判令支付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权。[23] 第二，第52条中的行为规则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按照澳大利亚高等法院（High Court）的意见，“第52条没有一定的界限。”[24] “鉴于消费者保护构成第52条的核心，高等法院拒绝对该条文的适用范围划出明确的边界。”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可以充分运用这一法律武器，因而对欺诈行为的有效的惩罚和制止是能够实现的。
2．适用范围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显然不应当被限定为“购买并使用者”。购买者的动机并不是适用该条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据说，该条所关心的是企业对人们实施的行为，而他对这种的行为的唯一要求就是该交易必须具有贸易或商业的性质。[25] 至于与企业交易的人，探究他们是否为消费者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在该条文中根本没有出现“消费者”的字样。
的确，正如在上述案例中一些法官和学者所指出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不可被解释为对第49条适用范围的限制。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第2款似乎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该款表明，商业法对于援引其他条文的语句对该条第1款进行随意解释的做法保持着戒备状态。
在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一案中，法院以原告“具有一定商品知识”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法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同假货作斗争，它当然不会排斥那些具有进行这种斗争所必要的商品知识的人。难道法律预期那些对商品一无所知的人有能力与售假者对簿公堂吗？这使笔者想起了英国法官在侵权行为法历史上有名的“蛋壳脑袋”案件中创立的一项规则：“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认识，以其所见者为限（The tortfeasor must take his victim as he finds him）。”[26] 这意味着，不法行为人没有资格对他的受害人吹毛求疵。显然，一个欺诈行为不会因为它被识破而变成正当行为。
3．对行为的定义
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关键词是“欺诈行为”。与此相类似，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以“误导或欺骗性的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的行为”为核心，这一用语似乎经过了更为仔细和精确地推敲。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与“欺诈行为”的含义及其应用有关的一些问题，同时与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经验作一些比较。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发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处罚办法”）第2条中，“欺诈消费者行为”被定义为“经营者在提供商品（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或者服务中，采取了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这一定义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参照引用。这里有若干要点需要加以澄清。
（1）行为的检验方法
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和处罚办法的规定，对“欺诈行为”应当以客观的方法检验和认定，即根据商家在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时所采用的手段来加以判断。处罚办法第3条列举了一些典型的欺诈行为，其中包括：（1）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的；（2）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3）以虚假的商品说明、商品标准、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的；（4）不以自己的真实名称和标记销售商品的；（5）采取雇佣他人等方式进行欺骗性的销售诱导的；（6）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对商品作虚假宣传的，等等。当然，还有销售假冒商品和失效、变质商品的行为，这些规定在该办法的第4条中。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根据客观的事实（或者说，经营行为的外观）加以确定。
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法院在适用商业法第52条是也采用了客观检验法。法官们认为，“某一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需要根据关于该行为及其关联事实与情况的证据来加以确定的事实问题。不论行为是否可能产生误解，只要所有的这些情况表明它包含或传达了错误的陈述，它就可以被归入第52条所称的误导。”[27]
（2）行为的结果
按照中国民法，从理论上讲，“欺诈行为”的概念有别于“因受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后者是指受害人的行为，而前者指不法行为人的行为；后者是由前者引起的。所以，在确定欺诈行为时，实际结果并不是必要条件。
虽然处罚办法第2条含有“使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字样，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有实际的损失或损害发生。只要商家的行为按其性质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且足以给他们带来某种不利益，它就可以被认定为欺诈行为。
在澳大利亚，商业法第52条的规定更为直接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这一提法本身就表明，“没有必要证明争议中的行为实际地使人上当受骗或者发生误解”。[28]
(3)主观要素
按照中国民法的概念，欺诈行为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客观要素，另一个是主观要素。客观要素是指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如虚假陈述，或者隐瞒实情。主观要素是指实施这种作为或不作为时的故意。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陈述或隐瞒将会损及他人而立意为之，就构成故意。
就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而论，主观要素是否为必要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法学界有些人士认为，商家进货的疏忽大意应当被认定为故意。这种说法既不确切也无必要。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政策，第49条规定的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无过错责任（或者说严格责任）。这种责任可以由特别法规定，而消费者保护法就具有特别法的性质。[29] 所以被控售假者的主观状态是无需考虑的。
澳大利亚法学家在解释商业法第52条时持有同样的观点。正如R·米勒（Miller）教授指出的：“依照第52条，被告的内在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需要关注的仅仅在于该行为是否有误导性或欺骗性或者可能使人误解或受骗。”“如果一家企业被控在陈述过去或现在的事实中违反了第52条，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没有意义的，除非该陈述包含了该企业的意志状态。是否违反第52条取决于该陈述是否在事实上包含或传达了虚假的含意，而不取决于该企业的意图或信念。”[30] 福克斯法官指出：“故意不是必要的要素。……这种侵权行为更为客观，但是，在这里适用假设的理智之人的概念并非十分正确。一个人看着观众，或者他们中的一部分，……问他们该行为是否具有误导或欺骗性，但要提出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他们（或者他）已被误导。该行为是否为误导或欺骗性是一个由法院决定的问题。”[31]
4．请求人的主观状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者保护案件可以被看作是个别经营者与全体消费者之间的案件。可以恰当地说，特定请求人的主观状态并不影响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影响其适用的不过是经营者行为的客观状态。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该行为是否已使一般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一点是在经营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构成欺诈；即使特定请求人为“知假买假”仍是如此。反之，如果它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它就不构成欺诈，即使该请求人确实发生了误解也是如此。
这一观点已经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用，前面所述的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一案就是一例。从这一案件中可以归纳出来的处理方案是，如果经营者的行为不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但是可能使个别人发生误解，就不能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这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第59条的规定。[32]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其法律后果之一就是各方当事人应当将其由该行为所取得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至于因该行为所致损失的承担，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状况。如果经营者有过错并且他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必要条件，即使它不是请求人发生误解的充分条件，他也应当支付补偿性赔偿；反之，则应由请求人承担自己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他们就应按照其责任比例分担损失。 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支持。米勒教授在一些判例的基础上总结说：“一个陈述，如果被任何正常的人在听了之后都不会当真，而某个愚蠢之人竟受其误导，对此应如何处理？一方面，对违反第52条的检验方法是客观的，普通法上的‘理智之人’检验法显然并不适合。另一方面，虽然请求人事实上受误导，但一般的理智之人在听到同样的陈述时却不会受误导，这样的情况也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第52条的违反。”[33]
5．因果关系
一个经营者，如果他的行为足以误导那些具备正常注意的一般消费者，则他不得以请求人的故意或者疏忽作为抗辩。另一方面，如果经营者尽管有言辞不实或者据实未报的情节，但其行为还不足以误导具备正常的注意的消费者，那么，他就不能被认定为构成欺诈。在这种情况下，因过分疏忽大意而陷于误解的人不应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保护。这里所包含的法律政策是，经营者的风险应当被限定在他们应该和能够预见并防止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的范围之内。
在澳大利亚，“在许多案例中，法院曾考虑应如何处理引起未尽合理注意而陷于误解者的地位。”[34] 例如，在一个涉及名称相同的餐馆的案件中，弗兰克(franki)法官表达了“过分愚蠢之人”不应受保护的观点。[35] 还有一个案件，其中有一位初级律师被认为是信赖了一份买卖合同所附的误导性的规划证书。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或许可以设想，在一个案件中，请求人是如此地疏于保护自己的权益，以致可以发现这样的事实，即被控陈述在当时情况下并不是他订立合同的真正诱因。在这样的案件中，虚假陈述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要素已经因请求人过失的介入而被切断。”[36]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商业法第52条中没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证明被控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负担是由原告承担的。正如澳大利亚法院指出的：“若要索取赔偿，请求人必须证明被主张已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是‘基于’违反该法的行为。”[37]
与此相比较，在中国，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出请求的人通常不承担这种负担；他只须证明自己在经营者实施欺诈行为的情况下已经为获得商品或者服务支付了价金。关于实际损失或者损害的证据通常是不必要的，因为双倍赔偿可能已经足够。当然，请求人可以获得超过双倍价金的赔偿，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确实蒙受了数额超过双倍价金的损失或损害。根据民法的原则，受害人有权就实际损失或损害请求充分赔偿。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适用关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尽管这种途径不如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提供的途径来得便捷。
四、结语
毫无疑问，消费者保护法作为特别法，需要得到普通民法的支持，因此，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来说，民事责任制度中有关规则的协同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是困难的，因为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歧异要通过法律解释甚至通过法律改革来弥合。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官习惯于将民法的一般概念适用于当下案件，而常常忽略待适用的特别法规的规定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政策。所以，应当更加经常地运用案例研究，并改进案例研究的方法。例如，由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思维方法一般是演绎法，在解释甚至创造法律规则方面，中国的法官不象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行那样的活跃。由此不难理解，在澳大利亚，对商业法第52条的解释总是来自司法实践，而相反地，在中国，对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大多出自学术研究。
（原载《法学》1998年第3期，P. 22～28。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1998年第6期转载）
❽ 维权典型案例，职业打假人王海花4.9万买牛肉，获赔18万，你怎么看
据该案主审法官介绍，本案中，案涉牛肉制品的销售行为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二项“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规定以及第九十二条关于进口的食品应当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合格的规定。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消费者可要求生产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因王海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双方在本案中就赔偿金争议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文件精神，一方面，明确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另一方面，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引导消费者尊重敬畏法律，树立权利义务边界意识，依法、理性行使权力，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本案最终在法官的协调下，促使双方达成调解，既体现了对不当经营的惩戒，也限制了牟利性打假行为。对此，你怎么看？
❾ 3.15消费者权益案例
1．王海打假案
1995年春天，山东某厂的年轻业务员王海来北京出差，他偶然买到一本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书。他为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所吸引。为了验证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他来到隆福大厦，见到一种标明“日本制造”，单价85元的“索尼”耳机。他怀疑这是假货，便买了一副，找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经证实为假货后，他返回隆福大厦，又买了10副相同的耳机，然后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予以加倍赔偿。商场同意退回第一副耳机并赔偿200元，但拒绝对后10副给与任何赔偿，理由是，他是“知假买假”，“钻法律的空子”。王还感到愤怒。他相信自己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因而决心继续战斗。
同年秋天，王海再度来到北京。他光顾了多家商店，购买了他认为是假货的商品，经证实后便向商家要求加倍赔偿。多数商店满足了他的要求，但也有少数加以拒绝。
王海的举动被新闻媒介披露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他被多数普通百姓甚至被许多经营者当作英雄加以赞誉，同时也使制假售假者感到震惊。1996年12月，中国消费者基金会向他颁发了奖金。
与此同时，王海的做法成了法学界争论的话题。有些官员和学者对此持批评意见。例如，国内贸易部的一位官员认为，以获利为目的购买假货再要求加倍赔偿的人不是现行立法范围内的真正“消费者”，因此“知假买假”的不能得到赔偿。在他的心目中买了东西并加以使用才是消费者，买了东西不用则不是消费者。[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由此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得利。[5]
相反地，有许多法律工作者和学者支持王海的举动。他们指出，“消费者”一词是相对于“经营者”而言，任何与经营者进行交易的人，除了本身也是经营者的外，都应当被看作是消费者。他们认为，“知假买假”然后索取加倍赔偿的做法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有助于打击假冒产品，因而有利于民众和社会。还有人认为，不能把索赔者的所得说成是不当得利，因为这种索赔是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的，况且，索取赔偿还要耗费大量时间、劳务和费用。[6]
1996年初，王海转战中国南方，在许多大商场买假索赔。但是，商家白眼相向，地方政府漠然处之，使他不得不无功而返。其中的教训，正如一些法律工作者总结的，在于没有运用法律诉讼的武器；仅仅借助于新闻媒体和舆论的压力是不够的。
1996年11月，王海在天津的一家法院成了胜利者。他紧随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详见下文）之后，状告伊势丹有限公司销售电话有欺诈行为。结果，他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获得了加倍赔偿。[7]
2．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
1996年春天，当王海在南京屡屡受挫的时候，一位姓耿的消费者在南京的某一法院也经历了相同的命运。1月4日，耿某在南京中央商场买了三套被标明为“羊绒衫”的“圣柏”牌保暖衬衫。在商场出具的发票上，写明了货品为“羊绒衬衫”，而事实上该货品的羊绒含量不到2%。第二天，耿某以衬衫不是羊绒，商场有欺诈行为为由，要求商场依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支付双倍赔偿。遭到拒绝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原告于1月4日在被告处购买之前，曾在另一家商场购买了同样的衬衫并获得了赔偿，故具有一定的商品知识。法院这样判决的另一个理由是，把含有2%羊绒的衬衫标作“羊绒衬衫”并无不当，被告并未构成欺诈行为。
一位青年学者，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李友根，写了一篇论文对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进行了评析。[8] 他提出了据认为在本案中十分重要的三个问题：第一，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得消费者保护法的补救？第二，被告推销该商品的这种方式是否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第三，在原告得知实情的情况下，被告的这种方式是否仍然能够被认定为欺诈行为，因而能够适用消费者保护法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
李友根指出，在“知假买假者不为消费者”的判断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如果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他就没有资格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请求退货，那么他就只能使用它。而这样一来，他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消费者。
李友根认为，认定欺诈行为的标准之一就是法律的规定。消费者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根据纺织部的有关规定，羊绒含量低于5%的不可称为羊绒制品。而另一个标准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专家）的认知水平。据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在一般消费者看来羊绒含量仅2%的衬衫不能被称作“羊绒衬衫”，该商场构成了欺诈行为。
3．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 何山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官员，参加过消费者保护法的起草工作。1996年4月，他在经营名人字画的乐万达商行购买了两幅画。这两幅画，一为独马，一为群马，是作为已去世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真迹出售的。一个月以后，何山以“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为由在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1996年8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这两幅画为临摹仿制品，被告有欺诈行为，故责令被告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向原告支付双倍赔偿。[9]
这个案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发了许多讨论。1996年10月，第二次“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如何正确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的立法原意再次成为中心话题。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宿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所说的“为生活消费需要”的含义不应作狭义的限制性解释，“消费者”一语按其原意不过是指生产者、经营者以外的人。[10] 他主张，凡是到商店购物的顾客，都应被视作是消费者；至于购买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问题，但不属于法律问题。[1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家广根据他所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只要商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就应当适用消费者保护法第49条，而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则在所不论。[12]
宿迟先生对“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行为”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商家对其所经营的商品，在进货时有认真审查的义务，未尽此义务者在主观上至少属于放任态度，应被认定为故意。[13]
在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以后，许多以此为样板的案件诉至法院。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告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下一个案件便是一例。
4．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
1997年3月，薛萍在燕莎友谊商城购买了3尊秦始皇兵马俑。几天之后，她得知该兵马俑为仿制品，遂与商城进行交涉，要求按售价的一倍赔偿。遭到拒绝后，她以该商品没有任何足以表明其为仿制品的标示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商城提出反诉，称原告在购买这些秦俑时已明知其为仿制品，其购买的目的是要获取双倍赔偿，因而构成欺诈行为。法院认为，原告本应知道她购买的这批货物不可能是真品，因为秦始皇兵马俑是国家禁止市场交易的珍贵文物。也就是说，正常的消费者在卖主既没有说明真相但也没有称其为真品的情况下，都应该意识到该货物是仿制品。另一方面，法院也认为，被告本应通过明示该秦俑为仿制品而对商品性质作出严谨、明确地表述，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致发生误解。最后，法院判决被告给予退货，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费用双方各负担一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