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共价值
① 作为一名法院工作人员该如何履职
做到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履行职责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不得徇私枉法;
(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四)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司法工作秘密;
(六)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中心任务就是审判工作。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都要围绕自己的中心工作，组织、协调各种综合性的辅助工作，提供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用以支持审判和检察工作，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不同岗位的人员，实行单独序列分类管理后，分工虽然不同，但目标一致。
做到始终忠于法律，牢牢守住法律底线，把好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② 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引导公众树立法治意识
因为提高法治意识也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点。
提高法治意识不仅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公平发展，也能提高法律部门的工作效率。
希望能帮到您。
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职能和作用
齐树洁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上诉制度是司法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到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存在诸多缺陷，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全面的变革。本文提出改革我国民事上诉制度的基本思路，论述三审终审制对审理范围、提起条件、程序规则等方面的限制。
关键词:民事诉讼；上诉制度；三审终审；司法改革
在法院审级制度的建构上，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四级三审或三级三审制。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在现代各国普遍采用三审终审制的趋势下，几可谓独树一帜。[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调研报告，两审终审制不利于充分发挥四级法院的整体功能和实现四级法院各自不同的价值目标，其主要缺陷如下:(1)上诉条件过于宽泛导致诉讼资源的浪费；(2)终审法院级别过低，难以保证司法的统一性；(3)两审终审使上诉审的纠错功能明显降低；(4)民事诉讼管辖原则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5)缺少专门的法律审查程序；(6)以审判监督制度弥补二审不足，导致“终审不终”。[1]针对上述弊端及其成因，笔者主张对我国民事上诉制度进行全面的变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1)针对立法和实践中的问题，从审判权与上诉权实现合理制约出发，完善现行的第二审程序，使之更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要求；(2)借鉴多数国家的立法例，实行有限的三审终审制；[2] (3)在实行有限三审制的同时，修改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建立再审之诉，规定明确的再审事由，对再审程序启动予以严格限制。本文在论述第三审程序的功能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我国有限三审终审制的建构。
一 第三审功能的定位
第三审是法律审的最终审级。在三审制架构下，第三审法院一般是最高法院。第三审作为法律审的终审，专就下级审法院裁判之解释适用法律有无违背法令为审理，不再审理事实是否错误之问题。[2](856)也就是说，第三审作为法律审之目的，一方面在于依法律上的论点审查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在于谋求法律解释适用的统一，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确定法律原则与统一法律解释。
(一)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
世界上各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功能各有差异。有学者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职能和纽约、加州二州最高法院的角色差异及其反映出来的司法理念的不同，把最高法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宏观指导型”；一种是“个案监督型”。所谓“宏观指导型”，是指最高法院的基本司法职能是为下级法院制定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当然，这些政策可能通过司法解释或通告等方式表现出来，也可能通过就具体案件所做的判决或裁定表现出来。在这种模式下，最高法院只审理那些对下级法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即涉及重大法律问题的案件。所谓“个案监督型”，是指最高法院的基本司法职能是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以保证在每个具体案件中实现判决正确和司法公正。按照这种模式，最高法院应该尽可能多地对下级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或者说，对当事人提出上诉的案件一律进行复审。[3]“宏观指导型”比较注重实现上诉审的公共目的，“个案监督型”则更注重私人目的，即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最高法院有从“个案监督型”向“宏观指导型”发展的趋势。
作为金字塔顶尖的最高法院，显然无法像位于塔基的初审法院那样行使审判权。即使法律规定其具有初审管辖权，也仅限于极其个别的特例。最高法院也无法像位于塔腰的中级上诉法院那样，在案件数量上或审理范围上充分行使上诉审管辖权。倘若来者不拒，并且不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而一并审理，那么最高法院就会成为一个庞大且运转不灵的机器，丧失其统一法律解释的功能，更遑论与时俱进、创制新规则。甚至于只对法律问题照单全收，也会影响最高法院功能的发挥。因此，最高法院只能审理最重要的法律问题，将其角色定位于“宏观指导型”，从而充分实现上诉制度的公共目的。
④ 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引导公众树立法治意识
广大人民群众抄必须树立强烈的袭法律意识，积极参与国家开展的“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主题学习宣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企做出新贡献。
⑤ 公法与私法的价值取向
中西法律——公法与私法的差异探讨
2008年02月28日 星期四 10:17
法产生于夏朝，当时称为“禹刑”，它最初主要是用来对付异族的反抗，是胜利了的民族强加于失败者的专横意志。因此刑罚异常残暴，表现为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大辟）。刑在氏族内部是镇压的工具，在氏族争战中表现为对外诛伐的武力。三代的刑、秦汉的律，乃至唐律和明、清律仍然是刑法典。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开始就与权力有缘而与权利无关，法律被看作是束缚和控制人的手段，这种狭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这并不是说它不能调节民事关系，而是说它不能离开国家、离开刑罚来处理民事关系。《唐律疏议》十二篇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典范，其特点是法律条文以刑为主，民事法律行为和道德行为也做刑事化处理，如：“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唐律疏议户婚律》），又如：“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唐律疏议杂律》）。中国法的这种公法性质压抑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会的发展。
而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国家的法是在氏族内部斗争及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结果。古希腊的人们把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法律一开始就被区分为公法、私法，分别调整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用人为的方法变更水流，以至他人财产受到损害时，受害者得诉赔偿。”（《十二铜表法》第8条）又如：“树的高度已达十五尺，为了不使它的阴影影响邻地，邻地所有人可诉请赔偿。”（《十二铜表法》第9条）由于法在雅典、罗马的早期形成过程中代表并等同于国家全部的政治制度，因而法的观念便与中国截然不同，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中国的法观念（以刑为中心）更为丰富和广泛。它不仅包含具体规则、规范的内容，还拥有正义、平等、道德的含义，像中国古代的“刑”只是它内容中的一个部分，且所占比例较小。因此，法在西方从来就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另一方面，雅典和罗马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正是通过一次次对法的变革来实现的，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法在西方具有了社会进步的杠杆作用，也是历史本身进步的表现。
公法和私法区分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对社会和成员的双重品格进行一个恰当的定位。私法是公法的基础，私权是公权的基础，公权源于私权的代理、委托。公法、私法都具有法律共同的价值，但他们各自的对象和作用的领域不同，私权的出现意味着承认个人平等独立，私权神圣，公权是为私权服务的，要防止公权的滥用。所以，在古罗马“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表现在“每一个发展过程必有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从家庭审判庭中移转到公共法庭的管辖权之内” 。而中国古代则无公法、私法的划分，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基本上是公法文化、刑罚文化居于绝对优位，法律在事实上也被认为只具有公法性质。由于国家的宗法伦理性，家族义务也深深渗入到所谓“公法”的领域中。中国古代社会是把本应适用于政治国家的公法用来调整市民社会中的法律关系，比如，官员任职须避父祖名讳，若在职期间父母亡故，法律则规定丁忧，违者均有刑罚。这种家族义务与国家义务的混而不分正好反映出中国古代公、私法不分的传统。
由于公法、私法不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大异于西方法律文化，其典型特征是其个人独立人格之缺失，个人平等自由之不可得，个人的地位，只能存在于家、族等群体与等级之中。法律要求于每一个人的，首先是对于社会（家族、国家）的各种绝对义务，它主要表现为要求与禁忌，同时它又没有或很少地赋予其权利。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于公、私法不分，从而法律不能够也不可能以维护社会成员合法利益，维护其精神安宁，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出发点，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能以“权利”为本位，它只能朝着远离现代理性法律文化的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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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自治原则基本理论浅析
〖内容摘要〗
本文是我在完成民法总论部分的学习后，总结归纳我所学关于私法自治原则的基本知识写成的。全文阐述了私法自治原则的概念、产生发展、主要内容、缺陷以及其与国家强制、法律行为等的关系问题。
一、私法自治的基本概念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称。根据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以权力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并以国家或公共团体作为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为原则，宪法、刑法、行政法都是属于公法的。而私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基础，我们所学的民法就是私法。公法既然是以权力服从为基础，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意思可言，也没有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反的是，私法恰恰是以个人自由意思为指导思想的，并以对应的权利义务为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私法尊重个人自由意思，所以使得私法自治原则无论是在传统私法还是现代私法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成为了民法的三大奠基石之一。这一原则即是我国民法基本原则中的自愿原则——《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
所谓私法自治，又称意思自治，顾名思义是指当事人依其个人的自由意志创设、变更和消灭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民事活动。在这一原则之下的法律，并未预设当事人应当遵循的强制规范，只是承认当事人依其自由意思所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效力并予以保护。
二、私法自治的产生
民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私法自治原则也不例外，它也是导源于罗马法的。但这种导源只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换言之，罗马法孕育了私法自治原则的思想和精神，但并未提出私法自治的概念，并未将其抽象为私法原则。事实上，私法自治在产生时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事人意思自治说”（Theory of Autonomy of Parties），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十六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十六世纪的法国一方面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省立法极不一致，习惯法仍占主要地位，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各港口已与南欧及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有了频繁的商业交往，因而经常发生各地习惯法在适用上的相互冲突，一地商人与国内其他地方商人、国内商人与他国商人进行商业交往或发生商业纠纷时应适用哪地、哪国法律便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并成为商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了解决这一新问题，查理·杜摩林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提出应适用由当事人自主选择的一个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解决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这一主张立即受到商人们的欢迎，并逐渐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后被人称之为“意思自治”学说。他认为]，对于合同应适用双方当事人都愿意让该合同受其支配的那种习惯法；如果当事人没有明确选择哪个习惯法，则应推断其默示的选择法的意思。当事人可以以明示的方式选择契约的准据法，即在合同中订立法律适用条款，或在争议发生后达成选择适用某国法律解决其纠纷的协议；也可以是默示的选择，即在当事人未订立法律条款或达成法律选择协议的情况下，如果发生纠纷，由受案法院根据某种理由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进行推断。无论是明示的选择还是默示的选择，其遵循的主旨都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当事人的自我意志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约束契约关系的准则，当事人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作出的选择负责。该学说的法律价值在于：一方面有利于当事人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其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解决，节约交易成本。可见，私法自治原则是顺应当时经济发展需要产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使用习惯法的冲突。
三、私法自治的内容
私法自治原则具体到民法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所有权自由，《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该原则中可以看出，只要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所有人可自由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二是结社自由，即组织社团的自由。这里的社团不是指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团体，而是指以社员为其成立基础的法人（人的组织体）；公司、银行是典型的营利社团，工会、商会是典型的公益社团。三是遗嘱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从私法自治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原则产生之初就是为了解决契约争议，确立合同准据法。所以，最后一项内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契约自由，即合同自由。下面就来具体阐述契约自由
（一）主要内容
契约自治原则，即当事人得依其自主决定，经由意思合致而规范双方的法律关系。契约因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一方当事人自己受该契约约束，并同时约束另一方当事人。它包括：
缔约自由，即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与他人缔结契约合同；
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即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与何人缔结契约合同；
内容自由，即双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合同的内容；
变更或解除的自由，即当事人可以经由自由协商变更或解除契约合同，或可自由决定是否行使约定的、法定的解除权解除合同；
方式自由，即当事人有选择合同形式的自由；
争议解决方式自由，即当事人可以经自由协商，以确定双方争议解决的具体方式是提起诉讼还是申请仲裁。
（二）作用
缔约自由及相对人选择的自由，使得交易经由个人意思决定，体现了自由竞争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由及自由竞争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将劳力与资本集中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地方，如由“政府”的强制干预，反而导致低效率的资源分配及利用。
内容自由之下，当事人只要不违反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就可以依自由的意志订立契约合同，这充分体现了交易的灵活性。
在方式自由之下，当事人订立契约的程式手续都简化了，比如动产买卖契约就是不要式契约即口头的合意也是有效的。这有利于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
四、私法自治原则的缺陷
首先，私法自治是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的。平等有两个含义：即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是指一切自然人、法人在法律人格上的平等及其内在意志的自由、自愿，故又被称为抽象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的平等，顾名思义是指当事人实际进行经济行为、实现自由意志的机会和能力基本接近，也叫实质上的平等。受罗马法影响，法律一直以来都是把人抽象地当作契约主体，不分自然人与法人、生产者与消费者、大企业与小企业而异其待遇，把法律上的平等等同于事实上的平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法律上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平等经常是背离的，二者的一致只是偶然的或假设的理想状态。比如在雇用合同中，劳方与资方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显而易见，双方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平等的，因为劳方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他不得不订立雇佣合同，唯一的自由是决定与谁订立合同。当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换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基于客观需要的压力而签订合同，合同双方的给付就会在法律上失去平衡，优势一方的意志就会淹没弱势一方的意志，事实上的不公平就会出现。
其次，在契约自由中也存在很多隐藏的弊病。一是完全凭借自由竞争也是不可能的，过于理想化。一定的竞争后，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必然就会产生垄断，这时候所谓的缔约自由和相对人的选择自由也就不可能存在。二是内容自由在体现交易灵活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契约正义的问题，即由当事人自由缔结的契约会不会背离公平正义的要求。三是在方式自由带来交易简化的同时，给交易的安全性造成了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口头合意有效的情况下，一旦双方发生争议，一切无凭无据，第三人就无法探究真相了，即使是人民法院碰到这种问题也很棘手。
五、自治中的强制
私法自治原则虽然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但是从上述的缺陷中可以看出，如果单实行这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弊端，单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能完全、自动加以协调的，因此，现代民法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做出了各种限制性的规定。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一般限制有：（1）法律性质上的限制。当事人只能选择有关国家的任意法，不能避开应该适用的有关国家的强制法；被选择的法律是实体法，而不是冲突法。（2）当事人主观意念上的限制。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必须是善意和合法的。（3）选择主体上的限制。为保护弱者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不适用强者一方所选择的法律。（4）国内的公共秩序上的限制，即不能同国内的公共秩序相抵触。
然而，矛盾就在这里。传统上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自治是从理性经纪人的假设出发，相信每个人会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定而经由自由交易，有限资源即可在最低成本下产生最大利益。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是公共利益的界定者，也不是市场参与者，而只是单纯财产权的界定者及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包括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争议，作出裁决。国家管制的理念，或者从市场机制在某些领域会失灵出发，国家不仅参与市场而且干预人民的市场行为。表现在法律上，自治规范与管制规范一为裁判法、技术法，一为行为法、政策法，两者有本质的不同。那么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各种私权及基于自由意思形成的法律行为建构私人间的法律关系与国家管制的理念不但不对立，反而有某种微妙的牵连。民法中的许多强制规范源于刑法、行政法等公法中的规定，它对法律行为的控制仅止于法律和公序良俗，对事实行为的控制也只能扩张到法律和善良风俗，所谓“强制规范”并不是“管制人民的私法行为，而是为私法自治提供了一套游戏规则，从另一个角度支撑了私法自治。现代的私法自治和国家管制从来就不是壁垒分明的，民法本身就是国家管制的辅助工具或替代。以下要论述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和私法自治的关系中将提到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的问题，这也是自治中强制的体现，从中也可以更好的理解强制这个问题。
六、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
私法自治赋予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从事民事行为的权利，而这种自由意思又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行为表达出来。表意人将自己希望发生某种法律效果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现与外部的行为，这就是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的法律事实就是法律行为。由此可知，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手段，而意思表示又是法律行为的方法。当事人要实现私法自治，必须借助于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中又必须包含当事人的以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为目的的意思表示。
私法自治要达到的是两层效果：一是达到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中想要的效果，发生一定私法上的效果——法律行为的成立；二是达到在法律上有效力的效果——法律行为的生效。前者是直接由意思表示上升而成的，而后者是意思表示的终极效果。所以私法自治要解决两个问题（1）意思表示怎样上升为法律行为；（2）法律行为如何生效。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问题。成立要件，即法律行为的构成部分，它包括一般要件（必要部分）和特别要件（特定部分）。一般要件有三：（1）当事人，即从事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2）标的，即有具体确定或至少可以确定的内容（3）意思表示。这些都是一切法律行为所共通的。而对于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还有要式（必须履行一定方式）和要物（必须有交付行为）等特别要件。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只要具有了以上的要件就可以上升法律行为，达到当事人想要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则是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问题。生效要件，是指法律行为本身以外的效力要件，它其实是在成立要件的基础上附加了产生法律效力的要求。它也分为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1）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基本要素，具有健全的理智才能作出合乎法律要求的意思表示。所以，当事人即表意人必须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完全行为能力人可以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限制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行为能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则上不能独立实施民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及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未经法定代理人追认，不发生法律效力。但是他们可以独立实施单纯获利的民事行为。（2）标的要适法妥当，即法律行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适法——规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是为了防止列举式的规定难以涵盖一切可能的不合法情况的弊病，增强法律控制法律行为合法性的涵盖面。妥当——社会生活广泛、经济往来繁多、情况复杂,法律不可能将一切情况都规定无遗，所以规定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是立法的最后一道防线。（3）意思表示真实——当事人是在意志自由的前提下进行意思表示，且当事人的内心意思与外部表示行为相一致。将它作为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正是为了贯彻私法自治原则。对于这一点，法律已规定意思欠缺（意思和表示不一）和意思瑕疵（意思表示不自由）的非常态情况，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七、小结
我国一直就是个缺乏私法传统的国家，又由于经济上长期的计划经济，所以私法自治的发展较之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比较落后，所以强调私法自治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从现行的《民法通则》就可以看出，还是存在过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比如，前面说的民法对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限制仅止于法律和公序良俗，而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还附加了“国家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内容，如第6条和第7条的规定，这明显是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导致的。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法治社会应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的。任何人的权利都是神圣的，所以要保护私法自治，公法不宜过多干涉和限制。而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实践私法自治原则，首要的就是必须建立不以改变人民的行为为目的，仅为司法者提供一套方便操作、易昭公信裁判规范的自治法。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而物权法的初稿也已出台，新中国第一步民法草案也提交审议了，这至少说明我们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⑥ 要写一篇关于理想中的法院的论文，谁能提供资料
这个啊 你是想写现实的还是理想的呢
现实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法院
理想的就是中国人民心中应该是怎样的法院
⑦ 公共舆论监督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导读：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了2016 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依法审理世奢会（北京）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相关媒体案件，认定有关报道不构成侵权，切实保护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积极拓展法治宣传途径，传播法治正能量。”这是最高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中，第一次通过具体案例的形式强调保护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
新闻舆论监督注意事项
近几年，新闻舆论监督在弘扬正气、维护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切身权益以及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应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民事侵权的关系，在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保证舆论监督的良性运转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世奢会诉媒体侵权案”的始末
世奢会，自称是经美国政府批准认证的国际非营利组织，是专业从事奢侈品品牌的管理、市场调查、数据研究、品牌知识产权保护的第三方行业组织。2012 年6 月14 日、6 月15 日，《南方周末》《新京报》分别发表文章，称经过记者调查，世奢会像是一个造假的山寨组织，双方的官方网站分别对文章进行了转载。世奢会（北京）公司认为涉案文章系负面不实报道，严重侵害其商业信誉和公司权益，将四家媒体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决四案被告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媒体构成对世奢会的名誉侵权。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三中院认真审查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大量新证据后，认为涉案文章虽指向世奢会，但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看，难以认定涉案文章所依据的消息来源系虚假信息，涉案文章系行使媒体舆论监督权的表现，不构成对世奢会（北京）公司的诋毁和侮辱，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2015 年11 月9 日，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世奢会（北京）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用语尖锐”并不一定构成新闻侵权
新闻报道构成侵权必须满足三个要件：一是有损害事实发生，并且这个事实使受害方人格受损；二是新闻从业人员具有较大过错，这种过错导致损害事实发生；三是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法律责任。具体从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批评性报道来看，是否构成侵权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第一，要看批评性报道的主观愿望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一般认为应该是善意的，要从帮助被批评者的愿望出发开展一些批评，而不是从恶意攻击、诋毁、败坏被害者名誉的角度出发。第二，批评所依据的事实必须完全真实并且是基本事实，并以此展开恰当准确的分析，不能有任何的主观臆断或者道听途说。第三，批评的言词必须准确，不能有侮辱人格、毁损名誉、恶意诽谤等言词。
“世奢会诉媒体侵权案”之所以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除了因为被诉方是媒体以及诉讼的结果外，关键还在于其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和定性的准确，既维护了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中有这样的表述：争议文章通过记者调查，引用多方意见，参与对世奢会现象的关注和讨论，是行使媒体舆论监督权的行为。不可否认，文章整体基调是批评的，部分用语尖锐，但这正是批评性文章的特点，不应因此否定记者写作目的的正当性。从判决可以看出司法权对“批评性文章的特点”所持的态度，即不能因文章本身的批评态度而否定媒体从业者写作的正当性。批评性报道、观点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公共价值，不能因为被批评者的不满而直接否认批评的正当。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确认媒体监督和报道权利的正当性，这对于新闻媒体行使舆论监督权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保护。
三、新闻舆论监督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1. 不能影响司法公正
媒体应慎重报道正处于司法程序中的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可以对公安、侦查机关是否存在违反法律程序或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问题进行监督，但不能对案情发展、案件中所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发表观点或评论。在案件的审判阶段，同样可以对司法机关的办案作风、是否存在影响审判结果的不公行为等进行监督，但不能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等实体问题发表观点或评论。简单来说，程序的公正需要放在阳光下进行，但实体的公正需要司法机关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适用法律，不能受外界丝毫影响。
2. 不能侵犯公民的私权利
迄今为止发生的与新闻媒体有关的诉讼大多都是侵害名誉权的纠纷，本文中提到的“世奢会诉媒体侵权案”也是名誉权侵权纠纷。一个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这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本案中，世奢会作为一家“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知名度，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主体”，一般公众对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求，而且媒体的报道行为具备事实依据，不存在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使世奢会名誉受损，蒙受耻辱的行为，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犯。
舆论监督尤其是批评性报道中，还较容易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情况。比如：有的记者为了获得丰富的新闻材料或者更准确的消息，在被采访人拒绝采访时采取窃听的方式来取得材料，这是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律的灰色地带需要媒体从业人员注意，比如暗访和偷拍的问题。一般而言，各国通行的做法是，除非为了重大公共利益且非此不能获得真实情况，一般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来揭露违法犯罪。
3. 对于秘密消息源的保护
在世奢会诉媒体侵权一案中，决定诉讼输赢的关键因素在于证人及其提供证词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一审中，新京报社虽然提交了重要证人的录音采访资料, 但并未提供证人的真实身份, 证人也未出庭作证。而世奢会方面则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该证人称自己就是媒体采访中提到的匿名员工，并证明媒体报道中所描述的情况和事实不符。这对于媒体方来说无疑是极其不利的，之前提供的证据的可靠性、真实性都受到质疑，无法被法庭采纳和认定。
二审中, 新京报社向法院补充提交了多样证据，其中包括化名“唐路”的重要证人的采访录音、书面证言以及公证视频等。二审法院认定了采访的真实性，认为新闻媒体并没有违背真实性审查义务，没有故意歪曲报道事实，也不存在因过失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导致不实报道，判决媒体并不构成侵权。
媒体的舆论监督活动中，线人的地位至关重要， 往往会成为扭转局面的关键一环。但如果线人的身份被曝光, 则很有可能遭到打击报复。“世奢会诉媒体侵权案”发生后，法律界和新闻界都对出台匿名消息源的保护机制发出了呼声。一方面，保护线人是应该坚持的新闻伦理；另一方面，司法在获得确凿、有效证据的同时，也应该保护证人的权益。
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奢会诉媒体侵权案” 带给我们一条重要的启示：新闻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活动时， 必须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民事侵权的关系， 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保证舆论监督的良性运转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作者宁黎黎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源：《中国广播》杂志2016年第5期；原标题：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的行使与保障）
⑧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中法院的地位
法院民事调解调审分离庭前调解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
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
这是由于：其一，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法院调解的地位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
因此，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即便抛开经济体制转轨、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下降等因素，如果把经济纠纷也作为民事案件来统计，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仍然有半数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依然是法院运用的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毫无疑问，法院调解制度能够如此广泛而有效地在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并为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所推崇，无疑这一制度本身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
一般认为，法院调解能够及时、有效地化解民事争议，保持双方当事人的团结与合作，同时可以增强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诉讼和诉讼成本，方便群众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秩序，尤其在适用于婚姻家庭类、群体性集团诉讼、小额标的争议、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业务伙伴之间的诉讼等案件时，其作用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当然，法院调解在制度设计上也并非已经完美无缺，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调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弊端，对其作用的发挥构成了严重阻碍。
二、法院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法官的调解偏好极易导致审判权的滥用。
由于调解与判决相比，至少可以给法官自身带来三个方面的益处：其一，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同的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其二，调解可以使法官就法律事实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等问题，轻易地回避作出困难的法律判断；其三，调解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就该案提出上诉和再行起诉，因此调解是一种风险性很小的案件处理方式。
这意味着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会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和达成调解协议，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
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法官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甚至不再用合法原则审视调解方案，“包办”处理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纷争，因此审判权极易被滥用，表现为背靠背调解，暗箱操作定案：“和稀泥”式调解，侵犯当事人的权利；“以判压调”，“久调不决”，强行调解；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等。
从而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利于一个公平、诚信、规范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损法官和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
由是设立调解制度“有利于及时、彻底的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意义也难以实现。
庭前调解弊大于利。
庭前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在开庭审理前对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
它是当前人民法院广泛采用并被认为是及时、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途径。
有学者在论及“调审分离”时，就主张参考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
有学者认为，法院调解不应当以查清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条件，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形，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法院没有必要干预。
笔者认为，“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是法院调解的基础。
法院不经过庭审中的质证和认证，是不可能查明讼争事实、分清是非的，也就难以优质高效地依法主持调解，审理活动容易背离公正和效益两大司法目标。
因此，应当把“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作为调解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如果当事人就纠纷已自行达成了和解协议，属诉讼中和解，可以到法院申请撤诉结束诉讼，此时法院结案的方式是撤诉而非调解。
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立法上的疏漏。
一是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签收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违反民事基本法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而调解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就协商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过程完全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
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但必须是在合法的前提下。
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对民事调解书以不同意为由拒绝签收，推翻自己的意志，这种行为与《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相悖，故不应当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因此，对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应加以相应的修改。
二是调解适用的范围不明确。
目前，除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外，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在内的其他民事争议案件在各种审理程序中都可以调解方式解决。
而无效民事行为中包括违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及不当损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则的民事行为，对这类应当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适用调解，既违反法律规定，给人一种法院执法不依法的印象，又使一些当事人有可乘之机，能通过法院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一方或多方的非法目的。
同时，法院实质上放弃了依职权干预、对当事人之间的调解方案的合法性予以审查的权力。
三是调审合一和调解无具体期限的限制。
由于立法上调审合一，将调解与判决一同规定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同一审判人员兼作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又具有不同程度的调解偏好，调解人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当事人施加各种影响，以促成调解成功，而法律又缺乏调解期限的规定，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造成当事人讼累。
通过对法院调解制度的透视和剖析，笔者认为，法院调解只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是通过当事人合意选择解决私权利纷争的一种形式。
既不应对其盲目推崇而持“唯调是从论”，办案以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为宗旨，认为只要调解成功，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应对其一概否定，持“重判轻调论”，认为现在审判方式改革了，调解变得可有可无，调解工作流于形式，而片面强调当庭宣判率、一庭结案的作用。
三、改进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改进法院调解制度应把握的原则1、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存废之争。
现行法院调解制度有三个基本原则，依次为当事人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和合法原则。
对自愿和合法原则一般没有争议，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保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
有学者认为，调解不应当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为前提，因为“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
笔者认为不妥。
因为借鉴和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成果，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都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和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制建设明显滞后，法官的素质仍不够高，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仍不够强，法院推行的仍然是沿袭前苏联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取消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无异于赋予了法官以职权任意干预、处置当事人处分权的权力，法官的行为更加缺乏必要的约束，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这不仅不能实现设立调解制度的立法本意，也难以使当事人真正在平等协商中解决纷争。
因此，现阶段仍应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只有在将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取代职权主义模式时方可考虑取消这一原则。
2、调审是否分离。
根据各国情况，目前共有三种调解模式：一种是调审结合式，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以德国、中国为代表；一种是调审分立式，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一种为调审分离式，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以美国为代表。
基于前述法院调解制度运行中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调审应当相对分离，但考虑到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合法三项原则及诉讼成本因素，可由同一法庭主持庭审，并对其加以必要的约束，而实现庭审的合法有效运行。
故笔者这样来构建调审分离程序：把法庭调解置于法庭调查、辩论阶段后，法庭判决前的一定期间内进行，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在调解期间内法庭也可以作出判决。
在庭审查明事实后，不管是否能够促成各方达成调解协议，法庭都应当在调解期间内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逾期法庭则不再进行调解，必须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及时依法作出判决。
这样既可发挥法院调解制度的优点，又有利于贯彻落实调解的自愿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
当事人在法庭判决前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及时向法庭说明，以撤诉的方式结束诉讼。
根据诉讼效益原则，调解期间不宜规定过长，以20日为宜，因简易程序适用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其调解期间以10日为宜。
当然，应当把调解期间计算在法定审理期限之内。
具体改进构想1、取消庭前调解的做法。
如前文所述，既然保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而庭前又不可能查明讼争、分清是非，故应取消庭前调解的做法。
但这并不等于取消庭前准备工作，应由法官在答辩期满后的一定期间内，组织当事人庭前听证，明确案件争议焦点及无争议的事实。
如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自愿达成协议，属诉讼中和解，当事人可以撤诉方式结束诉讼。
2、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除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无效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以外的民事争议，在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的条件下，法院都可依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3、法官中立主持调解。
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中立、公正和消极的地位，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强化并贯彻当事人处分原则，绝不能包办当事人的工作。
庭审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后，在调解阶段法官不应一开始就发表个人意见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而是要居中主持庭审，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说理，把法言法语和群众语言相结合，摆事实，讲道理，释法律，营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使当事人的主张进一步向客观化、明朗化转化，调和社会常识、法律规范、事实关系及当事人的意见，使案件事实清、道理明、人心服，促成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鉴于我国经济基础仍较落后、国民法律素质仍不高的基本国情，现阶段如果当事人在庭上调解不成时，法官在庭审结束前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评价，并帮助他们了解诉讼中潜在的有利点和不利点，征询当事人能否在此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4、调解应当公开进行。
公开审判是我国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制度，适用于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的民事争议，其目的在于将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增强审判人员依法办案的责任感，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情，正确解决纠纷。
但由于缺乏立法上的制约和保障措施，公开审判没有被真正地贯彻执行，实践中法官由于利益或能力等原因进行暗箱操作办案，造成当事人怀疑法院办案不公，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不够好。因此，调解应当在庭上公开进行，把当庭调解与休庭调解相结合，必要时可邀请双方信服的案外人到场参与调解，提高调解的透明度。禁止“背靠背”调解，不公开进行的调解属程序违法行为，是引起再审程序或检察机关抗诉的一个法定事由。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调解也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之间公开进行。5、调解协议达成即生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协议后至签收调解书前这一段期间，形成了一个当事人可以滥用权利的“盲区”。建议把该法条修改为“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达成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只要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行使了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当然应受到该行为所生法律效力的约束。6、调解书限期送达。当前司法实践中送达调解书的问题很突出，如未送达调解书就让当事人先在送达回证上签字、迟延送达、送达不到当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特别授权人等等，造成讼累，不能发挥调解及时、彻底解决民事争议的优点。因此建议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规定：“当庭达成调解协议的，除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外，应当在10日内送达调解书。”
⑨ 司法审判机关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司法审判机关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1. 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符合公正司法的理念吗?在国家权力结构安排中，法院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所具有的独立审判职能，是与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也反映了其超越于党派、团体利益之上的特质。因此，从本质上说，法院不应成为为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它应当只服从宪法、法律，只追求公平和正义。在共产党为惟一执政党的体制下，由于党的利益、政策已通过宪法、法律得到体现，法院也只应依宪法、法律行事。如果法院只臣服于党的某一级组织或某级领导人，不但会损害党的整体利益，而且会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历史上发生在众多共产党官员和群众身上的冤假错案，不就是司法不独立而铸就的可悲后果吗?因此，法院的天职是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而不是去完成某一阶段特定的政治任务。长期以来，法院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一方面表现在过于紧跟形势，忽视司法审判本身的职能和规律；另一方面表现在将正确行使审判权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目标人为对立起来，比如，认为以共同诉讼形式受理证券市场投资者的诉讼案件，就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实质上，与其说法院高级官员担心影响社会稳定，毋宁说是担心没有能力审判好这类案件会影响他们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经验证明，如果不祛除司法的泛政治化倾向，公正司法的理念追求就只能是一句动听的空话。
2. 法院可以将当事人的诉求拒之门外吗?从法律层面讲，法院的审判权是宪法所赋予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受理与审理，须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四项起诉条件，法院就必须受理。法院没有任何权力，以任何借口（包括所谓”受目前的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拒绝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主体提起的民事权益争议案件。从审判权产生的自然属性来讲，法院审判权源于社会公众和组织的契约安排，该契约赋予审判机关管理所有权益争议案件的职能，法院只能履行这一职能而无权违约推诿。再从审判机关的性质来看，由于作为纳税义务人的社会成员的供养，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公共商品性质，它应当平等地向所有有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优质公正的审判服务。
3.法院对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可以选择吗?在民事审判领域，只要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案件，法院就应当以民事案件立案和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多种多样，千差万别，并不断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法院不能以司法条件不成熟为由，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对民事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以后，选择一些类型受理，而排斥另一些类型于法院大门之外。在证券民事纠纷领域，最高法院只选择受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而排斥受理内幕交易纠纷案件、操纵市场纠纷案件，这是毫无道理的。这样做不但与法院为社会成员提供民事审判服务的职能相悖，而且也不能公平、公正地对投资者利益提供司法保护。投资者在受内幕交易、操纵行为损害的情况下，不能得到司法救济。对被告而言，其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不能得到民事制裁，从而降低了违法成本。
4.行政前置程序是受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将证监会等行政机构对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对被告的刑事裁判文书作为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尽管这一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为原告提供了免于对被告侵权行为进行事实举证的义务，但总体上看弊大于利。司法权的行使竟然要建立在行政权的基础上，社会成员的民事诉权竟然要以行政权为前提，这既是对司法独立的损害，也是对司法地位的贬低，更是对社会成员私人诉权的剥夺。在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已逾20多年，并已成为WTO成员国的今天，竟然毫无遮掩地将这种类似以前法院内部掌握的”先刑后民”违背常识和法理的政策予以司法文件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5.法院内部对案件的决策可以超越法律规定吗?我们经常批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现象，认为这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殊不知在掌握法律准绳的法院，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也非常严重。下级法院可以以未接到上级法院指示为借口，拒不受理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案件；受理案件以后可以不按法定期限、法定诉讼形式立案和审理，甚至为了将案件拒之门外而通过文字游戏曲解法律条文；高一级的法院可以逾越法律的规定指示下一级法院不受理和审理案件；个别领导的一句口头表态，就可以使符合共同诉讼条件的案件分拆为单个诉讼或不超过10人一组这样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加大诉讼成本的低效率诉讼。基于体制弊病的原因，我们有时对社会舆论指责司法不公还对法院深表同情，但法院内部这些不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已到了应该引起警醒并加以改革的时候了。
三、转变观念：法院应积极保护私人利益
受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的法官习惯于在成文法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这本身也是成文法的特点与长处。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往往会突破原有法律设定的规范，要求法官对法律进行扩张运用或在法律原则允许的范围内以司法解释、批复或判决的形式创制新”法”。在这方面，法官的主观努力显然不足，其思维仍然停留在西方20世纪以前曾流行过的”概念法学”阶段。概念法学认为：成文法典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普遍的结构，足以解决所有的纠纷，法官”只不过是宣布法律条文的喉舌”（孟德斯鸠语），只需依据一定的逻辑推理，就可以从由概念构成的现有法律条文中作出正确的判决，而无需求助法律之外的东西，更不需要考虑法律的目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当代社会，概念法学的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的不完备性是永恒的。这就决定了现代的职业法官仅仅依靠对现有法律条文的诠释、运用进行判案已经不足。法律和司法必须平衡利益关系，保护社会和个人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就是平衡和保护利益的科学。利益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克（Heck）认为：法官仅仅依靠逻辑结构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生活的需要，法律必须保护利益，平衡利益。德国法学家耶林在论述”法的目的”时指出：权利的基础是利益，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建立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中，习惯于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并往往将个人利益斥之为”私利”（贬义），经常压制、排斥、漠视个人利益。另一方面，误将机构利益、团体利益、党派利益、官僚机构利益等同于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因此，当个人利益与它们发生冲突时，往往保护后者而牺牲前者。在一些权益纠纷案件中，我们经常听到损害储户利益的银行，损害股民利益的证券经纪商，损害购房者利益的开发商……振振有词地标榜自己的”国有”身份，要求司法机关不要将”国有”利益判给受害个人。在证券投资者民事赔偿机制建立的过程中，不少人（甚至不乏证券监管机构和法院的人）力主应考虑从事证券欺诈的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实质上就是上述观点的反映。这些观点完全忽视了私人权利是整个社会权利结构的基础。一个不尊重、不保护私人权利的社会，不但没有公平、公正、自由可言，而且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危机。在现代中国社会，法律既不应当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应当是强势团体压制弱势群体的工具。公正司法，意味着法院应平衡社会利益，并特别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当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法院的大门永远向受害者敞开。法院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对司法制度、国家宪政制度的信心。不但政府要认真对待个人权利，法院也必须认真对待个人权利，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R.Dworkin）所说：法院在处理案件，尤其是宪法案件和棘手案件时，应根据公认的道德原则作出保护个人权利的决定。为了公正、有效地保护私人利益，平衡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法院需要在转变不合适宜的若干价值观的基础上，积极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诉讼机制，坚持司法的独立性，提高司法的效率性，增强法官受理、审理案件的主观能动性。面对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急剧变化的社会关系，法院应秉承公正司法的理念积极跟进，为社会成员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⑩ 你对两审终审看法
我国的审级制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根据地法院，审级制度不统一，有的实行二审终审，有的实行三审终审。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基本上实行三级两审制，以县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一审法院，省级人民法院为基本的第二审法院，一般的以两审为终审，但在特殊情况下，得以三审或一审为终审。” 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确立了我国统一的四级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1979年、1983年先后修改公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沿用了上述规定。1982年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将两审终审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来规定，并根据组织法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上诉、再审等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审级制度。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层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重大涉外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最高法院确定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高级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案件。最高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1）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2）认为应当有本院审理的案件（民事诉讼法第18——21条）。这就是说，我国四级法院都可以作为初审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但原则上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为什么采取两审终审制？为什么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第一审？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两审终审制度是适应我国国情而规定的审级制度，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审级过多，不仅会给当事人双方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上的浪费，而且容易使案件缠讼不清，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不稳态状态，不利于民事流转和社会的安定。实行二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摆脱审判具体案件的负担，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 必须指出的是，我国民事审判中的二审终审制是与再审制和审判监督程序相配合而存在的，这就是说，经二审终结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如果当事人或上级法院等认为案件裁决仍然有误，还可以提出再审请求或作出再审决定。再审制的设立，弥补了审级上的缺陷。所以，以二审终审制为基础，以再审制为补充的审判制度为我国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正确、合法、及时处理提供了基本保障。 由此可见，我国的两审终审制更多的是考虑了诉讼效率和诉讼经济的原则。但是，随着案件的剧增，这种以既简单、又快捷，既便利又低廉的诉讼程序，来代替“既繁琐，又迟缓，既劳民，又伤财” 的诉讼程序，实现后者承担的程序功能的完美理想被打破。当那些不满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寻求正常上诉的渠道被两审终审制堵塞的时候，当对二审判决的不满率甚至高于对一审判决的不满率时，大量复审案件便纷纷涌向再审程序这个特殊的复审程序，于是，再审程序不断地膨胀。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只有人民法院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实践证明，仅靠这种自我监督来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是不够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不仅增加了检察机关抗诉提起再审，从而完善了法定机关提起再审的制度，而且增加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从理论上看。这大大拓宽了案件再审的渠道，为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但民事诉讼法实施10余年的司法实践表明，再审程序实施中的问题仍然很多，修改再审程序的立法意图并未实现。再审程序实施效果不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民事诉讼法发动再审的主体由一种增加到了三种，但实际效果似乎不够好，申诉难、申请再审难的状况依然非常突出，不少明显存在错误的裁判仍无法通过再审程序获得纠正。 二是再审耗费了当事人和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一些案件被不断的拿来再审， 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再审程序这种特殊的极少运用的复审制度成了被大量运用的正常程序，且为滥用权力的人从程序外干预司法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再审程序的不加限制，两审终审制名存实亡， 而在这种以再审为主体的多级复审制中，无论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还是公共司法成本都比一次以“书面审”为特征的三审程序消耗要大的多。面对如此严峻的“司法危机”，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了理性的反思，改革审级制度 和再审制度 方面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内容不断深化，并已在理论与实务界形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客观的说，复审制度改革的理论准备仍显得不够充分，突出的表现是：对我国现行复审制度的弊端分析的还不够透彻；对上诉和再审这两种复审制度的关系认识的还不够清楚；与此相联系，改革的构想，还不能适应司法现代化的要求。例如，多数学者认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审级制度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国实行两审终审，而西方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三审终审，比我国增加了一次复审，该复审（即第三审）为法律审，只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判适用法律有无错误，不审查下级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否正确。实际上，两者的区别远非多一个审级和少一个审级的问题。西方国家大多数案件经过两审也不能再提起上诉，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大多数案件也是两审终审。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来建构我国的审级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审级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各审级功能混淆并存有严重的非专业化倾向 。如前所述，现代审级制度均为三审终审的金字塔司法等级制，且三审法院由初审法院、上诉法院、终审法院构成,分别行使不同的职能。而我国的法院系统并没有这种严格的分工，除最高法院外， 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都在履行着初审法院的职能。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一般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应由普通法院来行使，这样设计审级制度的理由是，当事人不服其判决可以上诉到上诉法院，如果是常规性案件，上诉法院基本上可以保证其质量和法律适用的统一，若是有原则意义的案件，还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以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基于这样的原理，在我国现行法院系统设置之下，普通民事案件的初审权应当交由中级人民法院行使。 基层法院和高级法院为什么不适合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呢？基层法院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初审法院的弊端在于，一方面，由于基层法院在四级法院的国家一般被定位为简易法院，专门处理简易、小额案件，其从法院的规模到法官的素质一般不足以担负起审理普通案件的能力（从我国基层法院的整体上看也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不排除少数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具有审理普通案件能力）。在我国法院内部，用于缺乏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同一法官兼具审理普通和简易案件的双重任务，加上图省事思想的作怪，还产生了简易案件和普通案件审理方式上的混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以基层法院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那么根据现行的级别管辖制度，大多数案件在中级法院就宣告终审了。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和现行的一次复审的规定虽有便利群众诉讼、便利法院办案、及时解决民事纠纷等优点，但其中隐藏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因为，案件终审法院的级别越高，就越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反之，则不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国多数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级别偏低，加之我国的法律规定过于粗简、弹性较大，法院审理案件又缺乏具体判例的指导，就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第二，不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在我国，法官的业务水平是和法院级别成正比的。我国大部分民事案件终审法院的级别偏低，从法官业务水平的角度考虑，是不利于提高人民法院办案质量的。第三，不利于对一审错误裁判的纠正。目前，我国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不正之风比较严重。现行的一次复审制度和大部分案件由级别偏低的法院作为终审法院，在客观上为这些不正之风的泛滥提供了便利条件。高级法院作为初审法院的弊端在于，一方面，这必然导致高级法院的规模和法官的数量的大大扩张，使之无法组建一支质高量少的精英化上诉法官队伍，以便担负起审理上诉案件的职能。另一方面，高级法院作为初审法院，使大量的未经第一级复审法院过滤的案件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使得最高法院无法将精力集中在审理少数具有原则意义的和重大的案件上，而且也间接的导致了最高法院规模的扩张。
以上分析的是初审法院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上诉法院来看，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普通案件的第一次复审管辖权应由上诉法院——在我国就是高级法院——来行使。与初审普通案件的管辖权相适应，我国普通案件的第一次复审管辖权并非由高级法院统一行使，而是由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别来行使。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最高法院与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在履行上诉审法院的职能时是一样的，即都以全面审理的方式同时关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也主要是涉讼金额比较大的案件，而非以重大法律问题为主。由于没有中级上诉法院对事实问题的过滤，对事实问题的关注不仅大大增加了最高法院的工作量，而且事实问题自身因个案变化而千姿百态的特点而无法具有统一性和指导意义。巨大的工作量需要大量的法官和合议庭，法官与合议庭的增多又加大了其间的意见冲突，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安定性，使最高法院无法维持在能够统一法律意见的规模，反过来却加剧了对复审的需求。由于案件数量多，法官疲于应付，无法集中精力考虑重大法律问题。案件数量多也导致了我国最高法院法官数量的不断膨胀，据了解，我国最高法院有法官职称的近300人。由于最高法院进人缺乏严格的资历要求，导致大量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和缺乏深厚理论功底的人涌入。法官数量多质量不高，也必然影响到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威。这些，都使最高法院无力担负起统一法律适用的重任。从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的情况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按照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数量众多的初审法院居于金字塔的底层，是为了方便群众诉讼和方便法院办案。数量较少的上诉法院居中，是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而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规定，使本应作为普通案件初审法院的中级法院，变成了普通案件的上诉审法院和终审法院，代行了本应由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行使的职权。由这种数量众多、法官众多的低级别法院作为普通案件的终审法院，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法律适用的统一。高级法院受理的上诉案件由于仅是普通案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所以，也无法保证其上诉区内法律适用的统一。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内可以做出差异很大甚至完全不同的裁判的情况大量存在，既判力和法律统一适用的机制在我国远未形成，不少法官和法院领导头脑中甚至没有这种意识。
2．所有类型的案件适用同样的审级制度，违背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原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应与案件类型相适应是各国在设计不同类型的案件所适用的程序时所遵循的重要原理。对于数额相对并不大，案情也并不复杂的案件，就没有必要适用非常复杂的程序来解决，而应代之以简便、节约的程序，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从而使国民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更多的服务。正如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说，在讨论审判应有的作用时不能无视成本问题。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 不仅如此，此种程序制度亦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因此也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实际上，在很多国家，其民事诉讼法上的许多规定，可以说都体现了民事纷争的程序设置与案件类型相适应的原理。对此，日本学者三月章亦有精辟论述，其认为：理想的审级制度应当是在尽可能简洁的形式中，发挥纠正误判和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这两项功能应以案件的轻重，在不让人感到迟缓的范围内有效的加以分配。根据这一观点，两个事实审和一个法律审相加的三审制度，属于能够充分发挥法学家睿智与经验的理想类型。但这也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类型。而僵硬的实现这种三审制度，相反的有可能否定该审级制度的理想。事实上，如与外国的审级制度作对照比较，可以发现，各国在承袭自己传统的同时，多对该理想类型进行了各种修正。各国审级制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根据案情的轻重，设立差等的声明不服的机会（上诉的可能性）。 许多国家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规定了不同的上诉程序。如各国普遍规定的对具有普遍公共价值的法律问题的二次复审制度，一些国家对小额诉讼案件规定的一审终审或有限制的上诉制度，以及许多国家上诉法院对两审终审案件区别对待的或者说用以加速案件处理的简易程序的规定，均体现了上述原理。我国既没有三审终审，也没有对小额诉讼的一审终审或有限制的上诉程序的规定，所有案件基本上适用同样的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法律适用的严重不统一，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大，以及小额案件当事人诉讼成本过高等问题。从上诉审本身的程序设置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上诉审中以开庭审理为原则，径行判决为例外的规定， 实际上也是对上诉案件的区别对待，只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径行判决的案件范围规定的还比较原则，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任意性。有些法院过量适用不开庭审理，从而影响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3．作为现行审级制度补充的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张和再审程序的严重非程序化倾向。从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来看，近年来，进入再审程序的民事案件越来越多。 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大，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指导思想上看，我国民事诉讼法是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立法指导思想设计再审程序的，有学者对此专门作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人民法院审理一切案件，必须贯彻这一思想路线，认识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严格遵循法律规定，按法律规定的精神处理问题，解决争议。生效裁判错了，悖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定事实有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应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纠正过来。” 应当说，将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实事求是这一哲学上的理性原则直接套用到某一学科领域，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体现。尤其是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联系起来，作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而不考虑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更是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对法院而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意味着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都应主动予以纠正；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只要他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就可以不断地要求再审。而在此过程中，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却被忽视。从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来看，多元化的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不仅未能为纠正生效裁判中的错误提供程序上的保证，提起再审的混乱状态反而进一步加剧。从案件质量来看，造成审判效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官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又有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时，审级制度不合理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述各方面原因，促成了要求再审案件的居高不下和再审程序的无限扩张。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两审终审制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荡然无存，审级制度的主体结构正在被“例外”和“补救”程序冲击、剥蚀和瓦解。 从再审程序本身来看，存在着严重的非程序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再审程序的条件过于原则，启动再审程序的透明度、规范性较差等方面。对其弊端张卫平先生曾有透彻的分析。他认为：(1)法院对再审事由的审查不公开，不具有透明性，违背了程序公开的一般原则。由于审查的不公开，导致了审查程序的神秘和灰色，容易滋生司法腐败。程序的不公开容易让负责审查的司法人员设“租”，进而导致“寻租”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拉关系等手段启动再审程序的事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司法无序的社会现实中，即使欲达到的目的和行动的动机是正常或道德的，但由于各种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得不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和手段。(2)由于程序的非法定化，必然使审查程序不能统一和规范，给当事人的申诉造成困难，使错误的判决、裁定不能得到有效的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