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力法官
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现任或曾任巡回法庭主审法官按要求审查后，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入额。
对审判员采取考核方式，择优入额。
对助理审判员采取业绩考核为主、考试为辅的方式择优入额。
⑵ 工程勘察设计的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合同法
请参考最高院的一份裁定，原文附后。该案当事人锐建丰公司就是一个勘察设计公司。最高院在裁定中称：“由于锐建丰公司未在法定行使期限内主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其提出应与永茂公司、强雄公司一样享有案涉停建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尽管最高院未支持其再审请求，但确认了其有权并应该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优先受偿的主张。故此可知，工程勘察设计承包人也拥有对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250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西南宁锐建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受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庆华，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滢，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永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忠，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强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广东省廉江市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强，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广西南宁锐建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建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西永茂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茂公司）、广东强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雄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不服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民终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锐建丰公司申请再审称，锐建丰公司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法定期限。锐建丰公司是本案被执行人凭祥市福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顺公司）工业园项目（以下简称案涉停建工程）的地基搅拌桩工程施工人，案涉停建工程地基搅拌桩工程施工之后，整个项目其他工程一直处于停工状态，致使本案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起算点无法确定，故锐建丰公司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并未超过法定期限。此外，锐建丰公司与永茂公司、强雄公司同是案涉停建工程的施工人，一、二审判决认定永茂公司、强雄公司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而不认定锐建丰公司的优先受偿权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锐建丰在被执行人福顺公司系列案件拍卖款中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一、二审诉讼费由永茂公司、强雄公司承担。
被申请人永茂公司、强雄公司未作陈述。
本院认为：本案系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本院围绕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理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关于锐建丰公司就案涉停建工程主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否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应当同样适用于未完工工程，承包人就未完工工程行使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时，同样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四条关于行使期限的规定。具体到本案，一、二审法院查明，2009年9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左中院）作出（2009）崇民初字第47号民事调解书，双方通过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福顺公司支付锐建丰公司工程款89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50万元，共计139万元。锐建丰公司在申请强制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过程中，参与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中院）关于福顺公司系列案件拍卖款的分配中。2010年1月15日南宁中院作出《福顺公司系列案件拍卖款项处置方案》（以下简称《2010年分配方案》）送达给锐建丰公司。锐建丰公司并未对该分配方案提出异议，但是永茂公司、强雄公司在内的其他债权人对《2010年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并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根据上述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结果，南宁中院调整后，于2014年10月30日重新作出《福顺公司系列案件拍卖款分配方案》（以下简称《2014年分配方案》），并送达给锐建丰公司，锐建丰公司以其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出异议，并提起本案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在崇左中院作出民事调解书时，锐建丰公司已经可以确定福顺公司欠付的工程款数额，其就案涉停建工程主张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也应该从此时开始计算。锐建丰公司主张其在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上述民事调解书时，主张了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但是在南宁中院作出的《2010年分配方案》并未确定锐建丰公司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优先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锐建丰公司并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亦未起诉主张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锐建丰公司在2014年10月30日南宁中院作出《2014年分配方案》后再予主张，已经超过六个月的行使期限。一、二审判决认定锐建丰公司主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已过法定期限，并无不当。
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属于除斥期间，承包人需在法定期限内通过诉讼的方式予以主张。锐建丰公司再审主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是一种法定优先权，无需当事人另行予以明示主张的再审理由，于法无据。锐建丰公司再审还主张其与永茂公司、强雄公司同是案涉停建工程的施工人，应该同样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如上所述，永茂公司、强雄公司均是在收到《2010年分配方案》后提起了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且在诉讼中主张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并经生效判决确认其就案涉停建工程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由于锐建丰公司未在法定行使期限内主张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其提出应与永茂公司、强雄公司一样享有案涉停建工程优先受偿权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锐建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西南宁锐建丰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宫邦友
审判员高晓力
审判员李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张丽敏
书记员陈文波
⑶ 企业股权转让纠纷案例
公司股权纠纷案例
时间：2010-6-29 9:08:36
核心提示：原告：谢某 被告：张某、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张某与上海立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设立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下称金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亩土地，张某拥有100%的股权。金刚公司成立后，张某将其2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原告... 原告：谢某
被告：张某、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
1997年6月10日，被告张某与上海立新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立新公司)共同合作设立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下称金刚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由立新公司提供39.5亩土地，张某拥有100%的股权。金刚公司成立后，张某将其2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原告共计向金刚公司汇款美元392,908.64元。根据金刚公司2000年6月10日的营业执照，其实到注册资金为50万美元。1999年10月至2000年3月间，原告与张某多次商讨股权回购事宜。2000年3月13日，金刚公司董事会作出A、B两个决议案(以下简称3•13决议)，具体规定了股权转让以及支付转让款的方案。
原告诉称，张某并未按合同、章程的约定缴纳出资，并将原告的出资当作其个人出资进行验资。原告与两被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后，虽未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原告实际于决议签订后即离开公司，张某也向员工宣布原告已退股的消息。由于两被告始终未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故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两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 被告张某辩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股权的变更，必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光有董事会决议是无效的。并且，董事会决议本身也有违法之处，如将属于金刚公司的两处房产作价支付股权转让款，会造成合作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刚公司辩称：本案属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与金刚公司并无关联。
审理中，原告以两被告故意不到政府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人为制造诉讼障碍为由，于2000年11月27日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即请求判令两被告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因本案所涉股东、股权变化所引起的一切法律手续。 针对原告增加的诉讼请求，两被告辩称，未能办妥股权变更手续是由于原告自身原因所致，并非被告拖延不办。此外，金刚公司已于2000年12月5日召开董事会，在原告借故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董事会作出了“关于2000年3月13日之A、B决议终止执行”的决议案(下称12•5决议)，因此原告退股的事实前提已不存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受理法院认为，3•13决议具有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双重属性，原告与被告张某在3•13决议签字之时，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已成立。由于原告并未参与12•5决议的议定过程，12•5决议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并无实质影响。根据法律规定，这一股权转让行为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后方为生效，由于金刚公司未按决议去申报合作合同变更手续，致转让行为至今未能生效，转让合同未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故应对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诉讼请求先行判决，至于其它有关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宜，在先行判决生效后再行处理。据此判决：被告张某、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原告谢某将其在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张某事宜至审批机关办理相关的股权变更手续。
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被告张某、金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至审批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审批机关将被告金刚公司的投资者变更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张某。
关于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宜，法院认为：3•13决议系被告金刚公司的董事会为原告股权
转让事宜而达成之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恪守。金刚公司愿以其特定财产为张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属于债的加入，但其对相关债务所负的责任，应为有限责任，即仅以约定的财产承担责任。据此判决：一、被告张某应予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谢某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美元或人民币3,311,600元。二、对于被告张某在前款中的债务，被告金刚公司应以各方约定的特定财产(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履行方式为：1、由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将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之房产过户给原告谢某，该房屋作价人民币421,145元;2、由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出售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以所得款项偿付被告张某在本判决第一款中的债务。三、对原告谢某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关于未缴纳投资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权问题 有观点认为，本案被告张某在实际缴纳出资之前并不享有合作企业的股权，也不享有将尚未支付对价的股权转让给他方的权利，所以被告张某向原告转让股权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
按照公司法理论，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既可以是以原始出资方式而实际缴纳的股款所折算出的股东在公司出资中所占的比例或数量，也可以是股东以协议方式认缴但未实际出资的承诺比例或数量。由于中外合作企业的出资责任不同于公司法所规定的实收资本制，合作方在设立中外合作企业的申请获得审批机关批准后，可以暂不缴纳出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即可成立企业。出资可以在营业执照签发以后缴清，也可采用分期缴付的方法，合作各方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缴足投资或提供合作者条件的义务。这种体制使中外合作企业的设立较为容易，成立后的资金运作也更为便捷、灵活，有利于吸引外资。但是相应的也产生了没有缴纳出资的合作方是否享有股权的问题。 虽然本案被告张某在转让股权之前尚未缴付其认缴资本的对价，但法院并没有将张某向原告转让股权的行为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原因在于：1、金刚公司依法设立后，有关合同、章程以及营业执照、批准证书等具有公示效力的登记文件中均有被告张某作为公司合作方及股东的记载，被告张某作为合法股东，享有由股份代表的股东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事实上，被告张某也行使了包括表决权、收益权、知情权等在内的股东权利，其所从事的经营管理公司的行为均应视为代表被告金刚公司所作的行为。如果以被告张某未出资为由认定其不享有股权，则被告张某代表公司所作的一切行为均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这种认识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合作各方应当根据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各方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的期限”。对于在合同约定的投资期限届满前未缴纳投资的合作方对合作企业所享有的权利，法律、行政法规均未作任何限制性规定。因此，在合同约定的缴纳投资期限内，以被告张某未出资为由认定其不享有股权显然缺乏法律依据。3、被告张某向原告转让股权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报经审批机关批准，换发了批准证书，工商登记资料亦作了相应的变更记载，符合转让股权的法定条件，应属有效。 二、关于3•13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3•13协议具有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双重属性。如前所述，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合作他方的书面同意;2、审批机关的批准。原告与被告张某在3•13决议签字之时，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已成立。被告金刚公司的其他合作方参加了3•13协议，可以视为同意股权转让合同。但本案直至原告起诉时，被告金刚公司仍未向审批机关报送有关申请文件，致使合同未能生效。在诉讼期间，原告与被告张某对股权转让这一事实均无异
议，对应根据3•13协议办理有关报批手续的事实亦无争议，从而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张某在3•13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如果直接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既不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稳定。况且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发生预期法律效果的原因是因为被告金刚公司未按3•13协议去申报合作合同变更的手续，在审批机关对股权转让事宜作出批准与否的决定之前，认定股权转让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精神。
从合同履行的角度看，原告自3•13协议后，即退出金刚公司的经营管理，将其所享有的包括表决权、收益权、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利实际交付给被告张某，可以说，原告方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股权转让合同本身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如正常报批，则合同可完全履行。如果仅仅以欠缺报批手续这一生效要件否定合同的法律效力，显然有违诚信、公平的法律原则，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发展。 三、关于先行判决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本案关于股权转让合同一节事实查明后，法院考虑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需以股权转让行为生效为前提，所以对原告要求被告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诉讼请求作出先行判决。先行判决生效后，被告张某、金刚公司至审批机关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审批机关将被告金刚公司的投资者变更为案外人立新公司及被告张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的规定，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生效。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法院再就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事宜进行审理作出裁决。
以办理批准、登记手续为生效要件的合同，被债务人以不作为形式阻挠，无法生效，由此产生的利益严重失衡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司法界。这种不作为行为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背道而驰，主观恶意非常明显，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这种行为的性质以及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争议较大，往往以合同未生效为结论，对相对方的利益保护较弱，无法制裁违背诚信原则的当事人。本案采用先行判决的方式为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