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业绩报告

⑴ 如何提高审判质效

强化审判绩效考评。在上级法院《审判绩效综合考评办法（试行）》的基础上，江阴法院根据本院实际进一步细化出台《绩效考核办法》。在绩效指标设置上，除明确所有部门通用指标外，根据各部门实际制定专门指标，如审判业务部门工作目标，主要内容包括办案效率、案件质量、法官庭审能力、裁判文书撰写能力等，而综合部门则侧重于对提供的保障服务水平进行评判。确立“两级考核”原则，即院考评委员会对各部门负责人进行考核，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干警进行考核，发现问题要求以部门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限期整改，有效督促部门负责人履行审管职责。

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加强协调沟通，争取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支持，引进急需的审判人才，有效缓解法院审判力量不足、法官“断层断档”等问题。近三年来，江阴法院先后招录、新进人员18名，全部充实审判一线。不断优化内部人力资源配置，在军转、复退干部占干警人数31%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逐步提高审判、执行部门办案人员占在职人员的比例，目前审判业务部门131人，占全院编制数的69.8%；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探索建立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组织模式，以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重视绩效数据的科学运用。院审管办强化对各部门的日常审判绩效考核，考核结果及时公布并计入法官业绩档案，院党组将上述数据作为人事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与干警的评先评优、职务晋升挂钩，有效减少了人事管理中的主观性因素，实现了法官综合考评奖惩制度的具体化、科学化。根据审判运行态势分析报告，及时在部门之间调配案件和审判力量，促进审判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以考核促规范、以管理促审判的科学机制。2008年，在江阴法院案件数量同比上升33%的严峻形势下，仍实现审判人员人均办案181件，同比增长27.5%，有12人办案超300件，其中滨江法庭张勇法官审执结767件，居无锡法院法官年度办案数量之首。今年上半年，全院审判人员人均结案94件，同比增加26%，有25人办案超百件，最多一名法官审执结案件439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38.5天，上诉发改率0.47%。

⑵ 法院绩效考核

第一条 绩效考核分为个人考评和部门考评。个人考评包括法官、综合行政人员、书记员和司法警察考评，以质量好、效益好、效果好、形象好为基本要求，同时对其他工作进行考评。
在业务庭从事审判执行辅助工作的法官或者法官从事综合行政工作的按照综合行政人员考评。
第二条 绩效考核由绩效考评委员会组织实施，坚持经常化、日常化原则，定期公布平考相关情况，每年度进行一次综合考评，考评结果作为部门和个人发放考核奖、评先优选和晋升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部门考评、综合行政人员和司法警察考评基础分为100分。法官考评以分值计算，基础分值为质量好50分，效益好、效果好、各20分，形象好10分，每项一定的加减分指标，无加减分即为基础分，最后计算实际得分。书记员考评由书记官室和各业务庭共同负责。
个人考评中，考评委员会考的评得分占综合考评的95%，领导评价分占5%。
第四条 部门和个人对考评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告知或公布后5日内向考评委员会提出，由考评委员会负责解答，仍有异议的，由院党组织讨论决定。
第五条 由于个人或部门原因，致使本院在考核中被扣分的，取消评选优资格 并视情节扣发直接责任人、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考核奖。
第六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按规定扣分外，视情节扣发当年度考核奖，并取消评先选优，晋升资格。

⑶ 如何做好法官助理工作

随着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全面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法官助理配备已全面开展起来。笔者结合担任法官助理的实践经历，提出对法官助理辅助办案的几点想法。
一、明确法官助理的定位
法官助理是协助法官办理审判辅助性事务的人员，其主要职能是根据法官的指导撰写裁判文书和办理法官交代的其他审判辅助性事务。法官助理应将自己置身于审判岗位，以一名承办法官办理案件的态度、视角来履职，协助法官办理案件。但法官助理必须意识到自己并不是法官，不享有案件裁决权力，不能替代法官办案。所以，法官助理必须遵从法官的裁判意见，服从法官的指令。
二、新任法官助理的着手点
新任法官助理首要是熟悉法官的审判方式和裁判风格，了解法官在长期审判过程中形成的审判思路和裁判习惯，我们可称之为法官的裁判技艺或裁判艺术。法官的这种裁判艺术，将深刻影响法官助理之后的司法职业生涯。从法官助理的职业发展角度上看，要尽量保证一名法官助理在固定的一段时期内跟随一名法官办案，形成法官与法官助理的良性互动。此外，新任法官助理，需要根据法官承办的案件情形，熟悉常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法院内部规范等。
三、法官助理的工作过程
以民事案件为例，可划分为庭前准备阶段、庭审阶段和裁判文书撰写阶段。庭前准备阶段，法官助理拿到新案件后，要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案卷初步审查，检查案件材料是否齐全，了解原告陈述的基本案情，预判案件办理难度。必要时，可以送交法官，讨论案件相关情况。在安排书记员完成案件排期送达工作后，在开庭前要详细阅卷，整理审判思路，理清基本案情，预判案件的发展以及裁判结果，审查案卷材料是否完备等。在开庭前，将案卷送交法官，并借此与法官进行案情交流，提出个人意见。庭审阶段，法官助理应重视庭审的亲历性，根据撰写裁判文书的需要，听取、记录当事人意见、法官对案件证据的认定。此外，还需要帮助书记员记录庭审。裁判文书撰写阶段，法官助理需要全面阅卷，了解案件事实，明确裁判方向，根据法官的裁判结果撰写裁判文书。在撰写裁判文书过程中，法官助理应该依据法律规定，在全面审查案件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草拟裁判文书，这可能与法官的裁判结果有所偏差，所以必须及时通过与法官探讨进行修正，将自己对案件的意见反馈给法官，供法官决断。草拟完成的裁判文书，需要交由法官反复校核，并最终决定。
四、处理好审判工作关系
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构成的审判模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是团队就需要讲究配合、协作。单纯就案件审理工作来说，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是围绕法官来完成审判工作的，所以需要按照法官的指令来从事审判工作。而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则不存在指令，必须达成良好的沟通。
（作者单位：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来源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7-02/08/c_129470745.htm（标题：如何做好一名法官助理）

⑷ 何卫国的济南高级法官

1988年转业至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法庭庭长内、研究室主任等职。容主要业绩：在部队工作期间，曾于1977年初入济南陆军学院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成绩突出，曾多次受奖。到法院从事审判工作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先后在《人民日报》（内参）、《人民法院报》等国家、省。市级报刊上发表《对进城人员犯罪的调查与思考》、《法院指定律师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有关问题亟待解决》、《适用简易程序须体现简易的特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档案的特有功能》等各类文章150余篇，其中有多篇获奖，并被过选编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论文选粹》、《中国档案管理精览》等论文集。

⑸ 2014年法院执行法官年终总结

下面是一些范文的网址：
http://www.mcqyy.com/wenku/gzzjfw/253678.html
可以套用里面的框架，总结内容需要结合回自身工作的实答际感受和当法官独特的处理案件的思考。
框架可以是这样：
第一大项总结上年度主要工作，主要是工作业绩；
第二项针对上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写一点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因为工作不可能是完美的）；
第三大项写下年度的主要工作计划，并针对上度年工作中存在的情况写一些具体的改进方式方式。

⑹ 请教各地基层法院绩效考核办法，最好是2013年度的。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司法队伍管理，客观公正评价我院干警的司法能力、司法行为和司法业绩等基本状况，为院党组统筹规划与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供依据，根据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绩效考核坚持定性定量相结合、实事求是、公开公正、规范适用、注重实绩、激励促进的原则。 第三条绩效考核不溯及既往，只对本考核年度工作作出评价。上一考核年度及之前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不合格事项，均不在本年度绩效考核之列。 第四条绩效考核采用百分制的记分方法。公共绩效分值30分、业务绩效分值70分，关键事项绩效加(扣)分。 第五条根据司法人员职业化要求，绩效考核对象为本院在编的法官(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员共五类。借用人员、聘用人员、试用期人员，转岗、晋升、降职等特殊阶段员工的考核，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公共绩效的考核 第六条司法人员公共绩效指标包括政治素质、廉洁自律、劳动纪律和参加集体活动，共计绩效分值30分。具体分配为： (一)政治素质指标(7．5分)，由政治部干部科考核提供； (二)廉洁自律指标(7．5分)，由监察室考核提供； (三)劳动纪律指标(7．5分)，由政治部干部科、监察室和机关党委考核提供； (四)参加集体活动指标(7．5分)，由机关党委、政治部、监察室、办公室等组织者考核提供。 第三章法官业务绩效的考核 第七条法官(在业务部门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包括执行员)业务绩效依据执法档案。 法官(执行员)的业务绩效由各种“率”之和(分子数)、庭审质量得分和法律文书质量得分构成，共计70分。率由研究室提供，庭审质量顺序和法律文书顺序由专职廉政监察员办公室提供。率要求高的为正数，要求低的为负数，在计算时将负数的乘以20。审判公正、效率、效果分别计算，审判公正指标率之和乘以3，效率指标率之和和效果指标率之和分别乘以2.5，将乘后的公正、效率和效果率求和再除以考核的指标数为率的指标得分。对法官根据率得分高低从l开始排列出顺序。庭审质量得分和法律文书质量得分分别乘以1，以得分高低从l开始排出顺序。 将每名法官的率、庭审质量和法律文书质量根据得分排出的顺序数相加，以数最小为第一，依次排序后，进行最后计算，得绩效总分，标准为： 前10％为优秀，得90一100分；后5％为合格，得60一79分；其他的为良好，得80一89分；出现特殊严重问题的，评为需改进，得59分以下。 第四章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业务绩效的考核 第八条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业务绩效依据执法档案。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业务绩效分数由执法情况得分、信访投诉率和重复信访率得分构成，总分分别为70分。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执法情况排列的顺序由专职廉政监察员办公室提供。信访投诉率和重复信访率由研究室提供。 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执法情况得分，根据执法情况排列的顺序进行计算，标准为： 前10％r为优秀，得90一lOO分；后50A，为合格，得60—79分；其他的为良好，得80—89分；出现特殊严重问题的，评为需改进，得59分以下。 计算时，信访投诉率和重复信访率分别乘以20取分子作为负数和前项求和得绩效总分。 第五章司法瞀察和司法行政人员业务绩效的考核 第九条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员业务绩效指标分为行政能力指标、工作态度指标和工作业绩指标。行政能力指标包括专业能力、管理能力、品质等；工作态度指标包括团结、敬业、务实、创新、服从等；工作业绩指标包括岗位职责履行情况、工作完成效果等，共计70分。 第十条司法警察和各行政部门负责人负责本部门人员的绩效考核。 各部门负责人的绩效考评按该部门在省法院年度目标考评的名次来确定排序；出现名次并列的情况，按该部门目标考评实得分数占部门总分数的比例高低来确定排序。各部门负责人的绩效考评实行年度考评制。具体由宣传科提供。 第十一条司法警察和司法行政人员业务绩效指标、标准和考核方法等，由各部门自行制定和实施。 第十二条考核结果务必达到如下比例要求： 前lO％为优秀，得90—IOO分；后5％为合格，得60—79分；其他的为良好，得80—89分；出现特殊严重问题的，评为需改进，得59分以下。 第六章领导层业务绩效的考核 第十三条主管院领导的绩效得分为分管部门所有人员的平均分；院长的绩效得分为各主管院领导的平均分。 第七章关键事项绩效的考核 第十四条关键事项加、扣分在公共绩效和业务绩效考核得分的基础上进行。关键事项加分为个 人的，个人加分；集体的，集体内全部人员分别加加分事项所得总分。 第十五条荣誉或表彰事项 (一)国家级荣誉加绩效分值10分； (二)省级荣誉加绩效分值6分； (三)市级荣誉加绩效分值4分。 上述事项由政治部宣传科考核提供。 第十六条调研、宣传事项、凋研文章发表、获奖和宣传稿件刊发、新闻媒体播报，作者或承办人按级别得应加绩效分值： (一)调研成果加分按当年省高院对各中级法院年度综合工作考评的相关加分规定执行。具体由研究室提供； (二)新闻发稿加分按当年省高院对各中级法院年度综合工作考评的相关规定中有关个人加分的规定执行，加分最高不超过20分。具体由宣传科提供； (三)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及《人民法院案例选》刊发的，分别加绩效分值10分、8分、6分。具体由研究室考核提供。 上述事项，研究室工作人员的调研成果、案例，宣传科工作人员的新闻发稿按50％加分。 第十七条经验介绍、交流事项、先进典型经验等在国家级、省级、市级部门介绍或交流的，分别加绩效分值10分、6分、4分。具体由政工科、调研室及各部门考核提供。 第十八条兼职事项 担任兼职内审员、内勤，按考核情况加一lO分，按以下比例要求考核： 前lO％为优秀，得9一10分；后5％为合格，得5—6分；其他的为良好，得7—8分；出现特殊严重问题的，评为需改进，得4分以下。 内勤由办公室、政工科和研究室分别考核提供．汇 总求平均分。 第十九条不合格事项 根据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所发生的不合格事项对具体责任人予以扣除相应绩效分值： 一般不合格一项扣2分；严重不合格一项扣5分。具体由案件审判管理办公室考核提供。 第二十条否决事项 对按要求适用一票否决条款的部门或个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坚持长期上班的，不予考评。具体由相关部门提供。 第八章绩效考核组织 第二十一条绩效考核由本院绩效考核委员会组织，绩效考核委员会办公室推进落实，各成员单位具体操作运行。 委员会主任：院长 副主任：常务副院长、政工科长 委 员：其他院班子成员 办公室主任：政工科长 成 员：各部门负责人 第九章绩效考核程序 第二十二条绩效考核执行季考核季通报制度。各考核部门于每季最后一个月25日进行考核，28日前将考核结果报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考核办公室30日通报。 第二十三条年终由考核办对全院各部门、全体人员按序列进行排名，制发通报，将结果报相关部门运用。 第二十四条申诉处理 对考核结果不服的，应当在考核通报发出后3日内向考核委员会提出申诉，由考评办在3日内组织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考评委员会审议。经审议确认无误的，告知申诉人；确认有误的，责成考评办复评，予以核实，并及时发布通报更正。 第十章绩效考核结果的运用 第二十五条对集体绩效平均得分位居前两名的，记集体三等功；第三、四名的，评为先进集体。 对个人绩效得分前两名的，记个人三等功，从第三到第二十名的，评为先进个人。 第二十六条对被评为先进以上的个人和部门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送出学习、培训。 第二十七条在科级干部竞争上岗时，将此前三年绩效总得分折成30分计人竞争上岗总得分。不予考核和考核结果列本序列后10％的人员，取消参加竞争上岗资格。 院党组向县委推荐科级干部时，把个人绩效情况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各序列后10％人员不推荐。 第二十八条不予考核的人员取消当年院里的绩效奖励。 第十一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各基层法院可参照本办法制定适用于本院的绩效考核办法。 第三十条本办法由绩效考核委员会负责解释。

⑺ 娃哈哈那场官司是怎么回事 请的是哪个团队律师

这场官司当中，哇哈哈的首席律师叫钱卫清。 钱卫清，男，汉族，现任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长。
1985年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1997年厦门大学在职研究生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国家法官学院经济法专业首届学员；中国高级法官首批专家型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票据法》、《证券法》专业结业。 任职经历;现任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改制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政法大学点睛政法网络学堂学术顾问，名律师讲坛特聘教师，北京大学私募股权培训班客座教授，清华大学总裁班客座教授。2005年1月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律师称号。2007年被提名为“2006年度十大法制新闻人物”。2008年被评选为“最具社会责任感律师”。 法官生涯:钱卫清在法院工作二十余年，历经我国四级法院。先后担任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庭长、副院长和高级法官等职务。先后从事过刑事、民事和经济审判工作，承办过上千件各类案件。
1977年至1992年先后任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法官、上饶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办公室副主任、庭长、副院长；1992年至1998年曾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及经济审判庭正处级审判员、副庭长、高级法官；其中1995年、1996年、1998年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经济交流工作。先后从事过刑事、民事和经济审判工作，承办过上千件各类案件，所办案件质量高、效果好，具有十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钱卫清还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 律师生涯;钱卫清从事法官工作业绩突出，从事律师业又获得了骄人的业绩。
1999年起从事律师工作，曾担任过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原中国律师事务中心）全球合伙人，诉讼部主任、国有企业改制部主任。 擅长代理各类重大、疑难民商事诉讼案件,包括一审、二审、申请再审、执行各个阶段的诉讼代理，承办过上百起诉讼案件。擅长企业改制、公司并购、企业产权重组、重大工程项目等非诉法律服务。
从事律师工作后，集二十余年审判实务经验和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以追求公正、勤勉尽责、竭诚服务的方式认真接办每一件委托事项，主办过涉及金融、证券、合同、房地产、侵权、公司等百余起境内外一审、二审、申诉、仲裁纠纷和各类重大执行案件。钱卫清精于科学分析极其复杂的案件，熟练运用法律，善于承办重大疑难案件，排除内外重重干扰和阻力，圆满及时地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直接为当事人避免和挽回几十亿经济损失。 其他贡献:钱卫清律师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法律服务专业网站，作为网站负责人为国有企业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他还应邀出任我国第一个企业改制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改制研究所所长。直接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实施改制制定改制方案及实施指导。被业内誉为改制法律专家。由于在推动国有企业改制法治化进程中的不懈努力和在维护国企改制职工权益中的突出贡献，钱卫清律师被提名为“2006年度法制新闻人物”，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接见。
同时，钱卫清律师曾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律师巨匠实务培训”项目特聘律师实务专家。担任中国法学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举办的国有企业改革系列培训班主讲老师。多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法律实务和专题法律问题。曾经为中国五矿、普天集团等数十家超大型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为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家级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为生力啤酒等跨国公司和美国商帐管理公司提供法律服务。2007年，钱卫清律师被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聘为首席法律顾问。同年，钱卫清律师被中国策划协会、中国品牌产业协会及财富时报社授予“中国十大企业策划专家”称号，并被聘为中国策划协会法律顾问。
作为业内公认的学者型律师，钱卫清律师为推进我国法治进程和法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学术研究涉及许多领域，他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制定工作，先后发表法学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20余部。 《中国律师》、《人民法院报》、《大公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数十家媒体对钱卫清律师作过专题报道。 成就一览：办理的经典案例和部分非诉项目：
杭州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集团合资纠纷案（重大国际影响案件）
天一集团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房地产纠纷案（8800万元，最高院）
重庆建投、重庆开投与工行重庆分行股权转让纠纷案（获赔5.5亿元，最高院）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与日本SOTEC公司合资纠纷仲裁案（1200万元，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
国家开发银行与某资产管理公司债务纠纷案（5000万，山东高院）
广东宏远集团与深圳发展银行借款担保案（3亿元，最高院）
嘉峪葡萄酒公司与中粮集团公司长城商标侵权纠纷案（1.2亿元，最高院）
寰岛雄鹰集团与兴安证券股权纠纷案（5100万元，最高院）
福建金龙与中建七局工程合同纠纷案（7000万元，最高院）
海门吉事达公司与光大公司合资纠纷案（7700万元，江苏高院）

⑻ 恢复强制执行对原执行法官有什么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中止本次执行是依法的程序，中止的含义就是可以留待日后恢复。恢复也是正常程序。
人家未必是推脱，而是一，案子实在太多。二，你申请恢复，应该是觉得对方有财产了，但实际上你那个线索并不容易。讲白了，谁都要工作业绩，为一个跑半天未必能只行到的案子耗时间，人家更愿意去跑几个能执行到，计入工作业绩的案子。奖金，表彰不是按你跑了多少趟，而是按你执行到位多少案子计算的。所以人家当然先易后难，不愿意做无用功

⑼ 重重点，法官按何种顺序寻找和审查请求权基础

量刑建议制度是一项符合我国司法改革方向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它不仅有助于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而且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强化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
一、量刑建议制度是从程序上保障量刑公正的良策
我们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较大，刑诉法规定的量刑裁判程序也比较封闭。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乃至由此引起被告人和辩护人的答辩，可以帮助法庭全面了解案情和量刑的合理界线，提高量刑程序的透明度和量刑的可预测性。正如某区法院的一位副院长所说：“如果大家都出于公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是一件好事。”
量刑建议给法庭量刑裁判提供了建设性的参考意见。公诉人在量刑裁判以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如在起诉书中、在法庭辩论阶段或者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刑事政策以及相关案例的基础上，依法就适用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及执行方法等提出建议。这对于法庭作出量刑裁判是一种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本质上，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虽不具有终极性，但在刑事审判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相应地，量刑裁判权则是审判权的一部分，是一种司法裁判权，只有法院才能决定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都涉及量刑，但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存在于不同诉讼环节的权力，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可以相辅相成。进一步言之，如果公诉人在法庭辩论或此前的某个诉讼环节就提出量刑建议，辩方还有机会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进行充分的答辩，提出不同的量刑意见和理由，法庭更能全面了解量刑的各种情节，形成更加明确而公正的裁判意见。客观上，量刑建议及有关辩论必将促进当庭宣判率的提高，减少在量刑裁判环节上舞弊的机会。
量刑建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目前，法院的量刑过程是刑事司法中比较严重的黑箱操作。虽然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本身并不能直接监督和制约法院的裁判，法院也没有义务必须接受量刑建议，但是，它有助于打破量刑的黑箱操作，给控辩双方以发表量刑意见甚至进行辩论的机会。这实际上增设了一个公开的量刑听证环节，从而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把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使量刑裁判权的滥用难以藏身。随着我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关贸总协定中的透明度原则明确要求法院的所有判决不仅要公开，而且要便于查阅。这就给援引案例创造了有利条件，控辩双方都有权援引先例证明自己的量刑意见的合理性，法庭如果要做出相反或不同的判决，就应当说明理由。这实质上调动了控辩双方的力量共同探索量刑的合理界线，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量刑裁判意见的形成。这不仅从程序上有力地保障了量刑公正，而且增强了量刑裁判的说服力，有助于消除诉讼各方乃至社会对量刑裁判之合理性的怀疑。
二、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基石
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检察长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陪同韩国检察代表团旁听了一起刑事案的审判，自觉公诉人表现不错，一切皆在意料之中，庭审仅用了三个小时。当他问外国客人感觉如何时，不料这位外国客人疑惑地反问道：“这种被告人认罪、证据确凿的案件在我们韩国只需要半小时即可审判完毕，为什么你们要用半天时间呢？”据说，这是我国试行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的起因和由来。然而，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必须以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为前提，否则，法庭在没有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陈述和辩论的情况下，凭什么作出定罪和量刑的公正裁判呢？只有当最了解案情的控辩双方在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的意见或预期没有实质性差距的时候，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才是现实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美国辩诉交易的由来：在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司法系统一直面临着三大困境，一是待审的案件堆积如山，二是司法的费用使财政不堪重负，三是无罪判决率居高不下。辩诉交易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但是直到60年代中期才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此后，全部刑事案件包括联邦的和州的刑事案件的90％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对于解决美国司法系统面临的困境起着巨大的作用。在1971年的Santobello v. New York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承认辩诉交易是“司法管理的一个基本因素”。其实，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并不能保证被告人一定会得到某个具体的定罪和量刑，他只能向法庭提出某种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法庭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检察官的定罪建议和量刑建议，尽管它在一般情况下会接受。那么，我们离辩诉交易到底有多远呢？除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如限制性规定和要求）之外，实质上只有两步之差：一是确认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二是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即比现行的简易程序更为简单的程序，类似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权力。至少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还没有遇到像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所曾经面临的那种困境，因而没有实行辩诉交易的迫切要求。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这种均衡地使用司法资源的作法是合理的、有效率的。
庭审制度的改革初步确立了对抗制模式，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庭审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自实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以来，围绕着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实行，带动和引起了一系列司法改革，如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度等，也使如何合理使用有限司法资源的问题逐渐走入了关注司法改革的人们特别是关注检察制度改革的人们的视线。随着司法官员人数的裁减和素质的提高、司法官员职业保障的加强以及刑事案件数量的上升，提高刑事司法效率的呼声就会逐渐高涨。这就决定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突出程序公正的价值，一方面要简化大部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审判程序，另一方面要完善和健全少数疑难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发展，特别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改革的契机，奠定理论和制度的基石。
三、量刑建议制度是促进检察官管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机制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并不是简单地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正如一位进行过量刑建议试验的检察长所说：“对于检察官来说，量刑建议制度是一把双刃剑，监督别人，也使自己受到监督。”
从检察系统探索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来看，不论是浙江省瑞安市检察院的“判前预测”，还是江苏省常州市检察院的“量刑意见”，乃至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它们都是围绕着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的管理展开的，或者说，它们的基本动机之一就是要寻找激励和考评检察官的机制。实际上，量刑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旗帜和理由，而不是直接原因。换句话说，量刑建议制度最初的矛头是指向检察官的，而不是指向法官的。
量刑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考评检察官的依据呢？或者说，量刑建议的效果与检察官的业绩究竟有多大的相关性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它作为考评依据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确定公诉人量刑建议的合理性、法庭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和检察机关的容错标准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相对来说，容错标准比较容易确立，譬如刑种不变、有期徒刑的误差在3年以内等；但是，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则是难以测评的，由个人来测评就几乎等于赋予个人以专断的权力，由某个组织来测评又极大地提高了测评的成本。依笔者之见，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和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可以综合起来考虑，从统计学意义上确定它们各自的合理性。例如，一个检察官在一年之内提出的若干量刑建议完全被采纳的比率是多少，误差率是多少，这大致可以确定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乃至整个公诉工作的业绩；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测评某个法官的工作业绩。而且，如果要搞测评的话，我们就应当作检察官和法官两个方面的测评，以加强相互配合和监督，而不是片面地测评检察官，以免检察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即使我们不把量刑建议的准确率作为考评检察官的标准之一，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也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办案质量和检察官的素质。要对某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公诉人就要全面掌握案情，熟悉法律和刑事政策，了解以往的有关案例，在斟酌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努力达到量刑的个别化。量刑建议的采纳与否、合理与否，对主诉检察官的信誉多少有一定的影响，起码影响到“面子”。这就必然地使办案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客观上加重了检察官的责任，促使检察官尽快提高自身的综合业务素质，激励检察官更加全面地、具体地研究案件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各个方面的问题，尽其所能地保证办案质量。
量刑建议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对检察机关抗诉的制约机制。不实行量刑建议制度的时候，公诉人对各个案件一般也有个量刑预测，但是，这个预测是非正式的、口头上的或个人的。这就可能出现两种滥用抗诉权的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有不同看法或临时想干预某个案件时，不管公诉人自己当时的量刑预测如何，是否合理，都要提出抗诉；二是公诉人明知法院的量刑与自己的量刑预测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或疏于职守，故意不提出抗诉。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后，检察机关在作出抗诉或不抗诉决定之时，就必须考虑检察官在法庭上正式提出的量刑建议，如果没有较大的出入，又没有特别重大的情况发生，就不能以量刑不当为由提出抗诉，更不能因为哪位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个人觉得不满意就随意抗诉，从而排除检察机关在抗诉标准上的随意性。
四、量刑建议制度是强化控辩双方诉讼职能的契机
检察机关享有和行使量刑建议权对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直接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不仅有助于提高量刑的透明度，而且强化了控辩双方的诉讼职能，进一步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扩展了意见竞争的范围即量刑辩论。我们知道，修订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辩性。相对于加强平等性和抗辩性而言，扩展意见竞争的范围具有更大、更实质性的意义，因为平等性和抗辩性主要是一种条件和环境，而竞争范围则涉及内容和实质。
刑事公诉权，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罪犯进行追诉的权力，是检察机关的主要职权，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宗旨，以维护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和司法公正为价值取向。从理论上说，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个必要方面。从实践上说，赋予检察机关以量刑建议权，不仅会充实公诉权的内容，而且有助于检察机关找准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在刑事司法中的应有作用。量刑建议制度将在如下两个方面加强检察职能：一是刑事政策的制定和适用。检察机关对国家刑事政策的制定（当前我国刑事政策主要由检察机关以外的其他部门制定的作法不符合国际惯例）和适用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量刑建议是反映和体现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并借以对预防犯罪发挥积极的社会影响。否定了量刑建议权实际上就几乎是否定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应有职能。相反地，确认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就等于确立和加强了检察机关在刑事政策方面的制定和执行职能。二是法庭抗辩的强化。一旦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辩护方就能够有效地开展量刑答辩，纠正控方量刑建议的不合理之处，也就自然而然的加强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抗辩性，特别是控方量刑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风险显著加强，这种责任设置必然会激发和强化公诉人的庭审应对意识和庭审效果意识。
自对抗制庭审模式确立以来，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举证责任和定罪风险都加大了，初步减少了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确认量刑建议权，法庭辩论仍然仅仅围

绕着定罪展开，虽然也有量刑情节的陈述，但是，没有具体的量刑意见和明确而系统的量刑理由，法庭辩论不能充分展开，法庭当庭宣判率仍然很低，部分程序虚置的问题依然存在。公诉人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量刑问题上躲躲闪闪，实际上使辩护方没有明确的批驳靶子，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往往迫使他们通过幕后交易等不正当的途径来了解他们本来有权了解的量刑意见，扭曲了法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导致各种类型的司法腐败。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刑事诉讼方面，这种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主要体现在法庭上同公诉人或自诉人进行辩论的力度以及法院最后作出的定罪和量刑是否合理、合法。实际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定罪问题没有什么争议，问题主要在于，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发现公诉人的遗漏或错误，进行辩论，以争取法庭从宽处罚。只有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以后，律师才有量刑辩护的机会，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环节越提前，律师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虽然，在法官享有决定适用“特别简易程序”的权力之前，换言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建立之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越准确，律师辩护的余地就越小，作用也就显得越小。但是，只有在确认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之后，才可能建立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的简易程序；一旦确立了类似于辩诉交易的简易程序，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就更加明显，律师的作用和地位就会大大地加强。
虽然一些基层检察院试行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目前遇到不少阻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量刑建议制度毕竟是一项预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有效制度安排。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之内，以量刑公正为宗旨，本着务实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在不久的将来，量刑建议制度一定会通过立法转化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