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官照片

⑴ 南京大屠杀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占南京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挥下，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
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
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
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
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
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
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南京大屠杀惨绝千古人寰！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 。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 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 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 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 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 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 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 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 （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 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⑵ 卢武铉生平介绍、卢武铉最后照片

卢武铉生平介绍、卢武铉最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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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东京审判>>中梅博士坚持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有什么意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审判“彩排”前的冲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王敖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婉转地对梅汝王敖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王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王敖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王敖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王敖有些激动：“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卫勃听了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王敖态度坚决，于是他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
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会再讨论。”
梅汝王敖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
梅汝王敖当即答道：“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王敖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焦躁地对梅汝王敖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王敖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王敖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王敖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王敖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王敖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王敖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王敖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⑷ 《东京审判》的演员表和相对应的图片

东京审判中主要演员所扮演的真实人物部分角色:

梅汝璈 （由香港演员刘松仁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

42岁。戴眼镜，稍黑，俊朗。

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2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与向哲浚是师兄弟。1924年留学美国，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文科学士学位。
24岁时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离美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国及苏联。回国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讲授英美法，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当时的中国司法界名声赫赫。

知识分子气质，学识渊博。深爱祖国，坚持维护国家尊严，依法严惩日本战犯，爱国之心火热而处事冷峻自持。说话铿锵有力，有理有据，富于民族正义感，时常有冷幽默。

在东京国际大审判的很多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战犯量刑阶段坚持严惩战犯，在多数法官主张轻判的情况下，顶住巨大压力，运用智慧，最终促成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最终公正判决。作为中国法官负责了判决书中"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起草工作。

向哲浚（由香港演员曾江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

52岁。个子不高，稍胖。

生于湖南宁乡，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6年后被选送美国留学。耶鲁大学毕业后，转读乔治o华盛顿大学法科。回国后从事司法教学和法院工作。曾担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后被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使命感强，敢于承担责任。带领中国检察组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工作的中国部分。

倪征燠（由英达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

40岁。三七分头，圆圆脸，稍胖。

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毕业后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司法行政部与向哲浚成为同事。他们先后调往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向是首席检察官，倪是法官。抗战胜利前夕，倪受政府派遣去美国和欧洲考察英美各国的司法制度。一年后归来，适逢向哲浚点名要他前往东京增援。

1946年深秋到1947年1月间在国内收集证据。在被告个人辩护阶段登场盘问和反驳土肥原贤二与坂原征四郎。在此次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律业务纯熟，在法庭上镇定自若，盘诘被告有理有据，讲究技巧，展现了中国检察官的风采。

卫勃（美国演员Daniel Albert Ziskie）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澳大利亚人。身材很高（1米8以上），较胖，59岁。

毕业于天主教会小学及昆士兰大学。原本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高等法院院长，到东京履任时刚刚升职，担任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大法官。

1942年被封为爵士。1943年曾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

西方社会的标准执业法官。循规蹈矩，刚正不阿，精力过人，工作勤奋。外表一副英国绅士的风度，骨子里还保持着澳大利亚人的粗犷性格。

庭下他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诚挚、从容和气，少语，但实际上胸有成竹，一旦开口，，往往话语中肯，态度公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型人物。

在法庭上，卫勃有时发言语调平稳柔和，有时则非常坦白、直率，不免粗暴急躁，因此常常引起一些小的冲突。此外他在法庭上不好独断，作决定常与其他法官商量。颇具幽默感。

刚到东京时希望与西方法律界同事紧密合作，但逐渐为中国法官梅如璈的人格魅力所打动，最终在梅的坚持下同意在法庭上将中国法官的座次靠前。曾试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追究天皇的罪责，但迫于美方政治压力最终放弃。

卫勃主持了远东国际大审判，并为审判定下了基本公正客观的基调。远东国际大审判最终基本体现了公正和理性，卫勃功不可没。

季南(由美国演员John Henry Cox饰演)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美国人。年龄60岁左右。身高在1米8左右。较胖，红鼻子红脸，粗眉毛。

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1914年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做职业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美国陆军前往欧洲战场，战后出任俄亥俄州立检察官、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办理刑事案件以干练著称。与政界交往颇深，曾得原总统罗斯福的信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人关系也很深。

性格外向，好交游。场面上往往谈笑风生，周旋自如，慷慨大方，但实际上知道何时避重就轻，必要时可以玩弄一些"诡计"，有些政客作风。

刚到东京便宣布要用自己的工作经验制服日本战犯。在法庭上能言善辩，提问尖锐，经验老到。有时喜好长篇发言，用大文章，引用"名人名言"（罗斯福等），因傲气自负脾气有时不免暴躁。

季南强势推动了国际检察局对战犯的审讯和证据搜集工作。因其强悍、雷厉风行和高压态度而赢得了绰号--"魔鬼检察官"。

印度法官巴尔

58岁。平头，较黑。

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省的一个小村庄。三岁丧父，幼年的教育完全依靠慈善施舍，母亲替人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依靠政府奖学金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20年获得加尔各答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其间担任当地律师工会的辩护士。1940年任加尔各达高等法院法官。

从庭审一开始就认为国家犯罪不应该追究个人责任，因此主张全体被告无罪，认为"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用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溥仪：末代皇帝

满清末代皇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键证人之一。

41岁。身材瘦长，尖脸，带黑边圆框眼镜，一口正宗北京话。

1909年四岁的时候登基。因梦想复位而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932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

1946年8月由苏联的伯力看守所前往东京作证。

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关键证人，并创造了作证时间最长（8天）的记录。

在法庭上用词新潮，情绪激昂的控诉日本人试图利用他分裂中国的过程。但为了逃避责任，他在有些方面也说了与历史有悖的话。

东条英机（由日本演员星野晃饰演）

甲级战犯。战争狂人，凶狠残暴，外号"剃刀将军"。

受审时63岁。身材适中，有仁丹胡子，齿暴牙黄。

1884出生于东京一军阀家庭，其父崇尚武士道精神。

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22岁即被授予少尉军衔。日俄战争爆发后，随军进入东北。1928年担任陆军省整备动员课课长。1933年升任参谋本部军事调查部部长。1937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其间疯狂镇压抗日军民，并支持731部队的活人试验。

1940年任陆军大臣，主张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战争，并准备跟苏联及英美开战。1941年出任日本首相，并兼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随后密谋策划了"珍珠港事件"，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春天，在太平洋战争日方屡战屡败的情形下，逼迫参谋总长辞职，从此身兼四职，一意孤行实现其称霸东南亚的"理想"，由此将整个日本都压进了大炮的枪膛，导致了国家的毁灭。战后被捕，多次试图自杀，但最终未遂，被视为闹剧。因此虽视他人生命如草芥，轮到自己，却是"千古艰难惟一死"。

东条受其父影响，养成了冷漠固执、残忍好战同时又不失谨慎的性格。掌权时阴冷高傲，必要时却用看似温和的微笑作为面具。

在东京法庭上因特殊身份被所有法官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穿旧军服出庭，嚣张气焰不再，一直端坐如泥塑木雕，较为镇定。后写了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辩护。

被判绞刑后作诗：樱花瓣呀，悄悄而哀愁地落下来了。

土肥原贤二（由日本演员小池荣饰演）

甲级战犯。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出了名的"中国通"。

64岁，圆脸，较胖。

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来到北京，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担任助理，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三十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后担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步兵第九旅团长、陆军航空总监、陆军大将、日本东部军总司令等职。擅长在中国各阶层间制造内乱，是中国人所最熟识的著名日本特务。曾充当沈阳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在各地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

老练狡猾，诡计多端。个子不高，留着精心修剪的仁丹胡子，谈笑风生，善于交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在法庭上几乎不发一言。

松井石根（由日本演员名取幸政饰演）

甲级战犯。

69岁。日本陆军大将。

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继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及陆军第十一师团团长等职。深切了解中国地理形势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地理形势，在军中有"中国通"的称号。1937年在淞沪作战中担任总司令，南京沦陷后，纵容部下烧杀抢掠，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中外舆论压力下被迫奉调回国，但仍在内阁和各种法西斯组织中担任要职。

出庭时手持佛珠。在法庭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一样的老好人"，一个"失了业或者欠薪已久的银行书记员"。用各种荒谬的逻辑为自己辩护。

被判绞刑后作诗：长空笼烟雾，云山两茫茫，惟有富士雪，皑皑照远方。

坂原征四郎（由日本演员平松慎吾饰演）

甲级战犯。

62岁。日本陆军大将。

方脸，留仁丹胡子。

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此后供职于关东军，官至关东军参谋长，长期在中国东北活动。1941年后分别任朝鲜军总司令和驻新加坡日本第七方面军总司令。

1904年参与日俄战争，1931年，身为陆军大佐，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谋划成立"伪满洲国"，建立内蒙傀儡政权和华北傀儡政权；1938年出任陆军大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

看上去懵懵懂懂，实际上狡猾残忍。

在法庭上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号称要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

被判绞刑后作诗：不为躯体忧，不为灵魂惧，但念人世无情而独悲。

田中隆吉（由日本演员大岛宇三郎饰演）

45岁左右，圆脸，前额无发，微胖。

原日本陆军中将，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退出现役。1946年7月5日作为证人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毕业于陆军大学，一直在日军参谋本部工作，1927年后派驻北京和上海，后任关东军参谋，并参加"东条军团"侵占内蒙古，对侵华日军的运作了如指掌。

记忆力奇好。与不少被告关系密切，了解相当多的侵略阴谋内幕。在法庭上的证言非常关键和具有杀伤力。

大川周明（莫歧饰演）

甲级战犯。

61岁。干瘦。

日本的"戈培尔"。绰号"大东亚雄辩家"。

长期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研究，法西斯理论狂热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分子。"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鼓吹者。曾担任南满铁路东亚研究所所长；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

受审时有些神经质。邋邋遢遢。

在开庭第一天装疯逃过审判

虚构人物部分

肖南（由台湾演员朱孝天饰演）

二十九岁,中国《大公报》记者，战前在日本留学，精通中文，英文，日文。

清癯高贵，一切心中了然，外表淡定隐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象一个浪迹天涯的浪漫诗人，亦象一个身怀绝技的侠客。
有李白的风骨和酒量，有小李飞刀李寻欢的视落魄为从容，有杜甫的忧心忡忡。唯独不敢放弃的是人的正直和美好。

和田芳子（由台湾演员林熙蕾饰演）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肖南的初恋情人。

因为总是被众多的兄弟甚至妹妹呵护，她总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善良是所有人的天性，丑恶和卑鄙是偏狭的人眼中的折射，不承认有些人会因为贪欲和自私以及体制内的责任而走向堕落，她反对战争，但又理性的认为战争不过是责任的延伸，是不可避免的。总而言之，她生活范围的狭窄造成她对世事人心过于美好的轻信。

她的眼神里永远透露出一种清澈和平静。短暂的一生只愤怒了一次，这一次愤怒导致了她成为了一个仇恨的牺牲品。

她希望做一个真正的能客观表达她的目击和思考的记者。她讨厌政治，她对战争因为没有亲历，因而一直保持距离感，她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单纯的记者行为，更多的是职业要求和习惯。她认为政治家的事情就是谁要做老大的问题，因此就有战争，就有尔虞我诈，就有出卖，就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必然结局，这就是游戏规则。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但北野雄的变化让她警醒了，而正夫的最后一怒使她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单纯和幼稚。但已经晚了。生活就是这样的，只有失败的时候才能认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愚蠢。

北野雄（由金马影帝、香港演员谢君豪饰演）

三十岁,芳子的邻居,也是芳子哥哥的莫逆之交。

强悍，豪侠之气贯通全身每一个毛孔，容易激动，也容易走向极端，象一块极硬的陨石。锋利而隐忍，为感情和他所认定的正义及利益敢于付出一切，不顾一切但又精通权谋，极爱冲动但又不失策略。往左走是英雄，往右走便成了枭雄。但此时此地的风云际会不可能成为过人之人，偏狭的国恨家仇以及当时军国主义的过度侵害只能使他最终走向毁灭。让人叹息，让人忧虑，也同样让人鄙夷。

和田正夫（由香港演员曾志伟饰演）

三十岁，芳子的哥哥,日本侵华军人。

曾经是孔武有力的大哥，曾经是国家机器极佳的重要零部件。极富包容心和宽厚大度之优良品质，可以从容为国捐躯，可以凛然赴义，可以为家牺牲，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并且不求回报和彰扬，沉默如金，但又不憨傻，象一块基石一样可以托举大厦，可以石破天惊。

但战争让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心中翻江倒海面上不露一点痕迹，泰山崩于前依然静默独坐。患有重度失眠症。目光里有阴郁，有惊惧，这种惊惧是对自己对人的怀疑，北野宏的变化突然让他感到人的可怕，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无知和人心不可把握的黑暗和能量，他既仇恨日本军国主义倡导者，又恨参与和发动一切战争的政治家，在他眼里已没有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只要是战争，他都仇恨。战争使他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无助，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不能抓住，他坠入了一个巨大无边的空虚中。他一直没说话，只有最后一次才说了几句话，告诉北野雄，他的弟弟是他亲手杀死的。最后他用行动表达了他对战争和正义的看法。然后，他死了。

和田缨子（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白雪云饰演）

芳子的妹妹。曾经是热血青年，曾经因为东条英机的鼓励而成为一个献身战士的慰安妇，她视此为光荣使命，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高尚品质。但转身已是满身疮痍，遍体鳞伤，她的美好的献身被人所糟蹋，战士需要的是她的身体，但不需要她的思想，战士满足的是性欲和发泄，不需要她的优良品质。她的付出除了给自己带来致命的身心伤害外，其他的只是一个性工具而已。一个思想家，一个优秀妓女。一个把自己的灿烂年华随手一掷奔赴污泥最终成为了行尸走肉的美丽少女。

北野弘

北野雄的弟弟，日本侵华军人。曾经羸弱瘦小，文质彬彬，书生模样，小弟做派。和山口正夫一起入伍，一直受山口正夫的保护。但战争的紧张惊惧，同伴的残忍，国家的利益，战士的疯狂都让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狂野，成为一个比任何人都要残暴的杀人狂。后来的所作所为让山口正夫目瞪口呆。

广濑一郎（由日本演员小池幸次饰演）

东条英机等战犯的辩护律师。狡诈，雄辩，善于捕捉对手哪怕一丝一毫的微小瑕疵，并有力量和足够的智谋出击。可惜因为站在正义的对面而失道寡助，无力回天。永远不会去牺牲，永远做一个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的自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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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白岩松移民哪个国家

白岩松有移民吗？你哪里来的消息？

⑹ 有关东京审判的一个疑问

自澳大利亚的法庭庭长卫勃将法官座位的前三位次序定为美国、英国、中国，以方便熟悉英美法系的美英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手。无论是按日本投降书上受降各国签字的顺序，还是按所谓国际惯例，中国法官的席位都应该在英国之前。梅汝璈极力坚持但庭长卫勃一直未加理睬。直到最后一次彩排。这次彩排有全世界的记者在席，法官座次的照片次日便会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上。梅汝璈因席位问题拒绝出席彩排，卫勃终于作出让步。梅汝璈赢得了中国在这场审判中的首场胜利。

⑺ 这张日本投降的图片是出自电影还是什么

不要误导别人啊 ~
这不是出自电影的~这本来就是一幅油画~而且跟东京审判没有任何关系-
反映的是9月9号日本向中国递交降书的场面。日方代表是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方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油画，作者 ：陈坚

⑻ 李昌奎案主审法官许前飞、郑蜀饶,求其照片子女照片及其地点

云南高级人民法院一帮九囊饭袋，哪里懂得一点法律常识，这么简单的案子，判的让全国人民心痛啊，拿着纳入人的钱去护着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悲哀…啊

⑼ 谁知道中国最早的第一女律师是哪位

杰原是宝安人——中国首位女博士郑毓秀的传奇人生

2007年11月30日 深圳商报

郑毓秀是中国最早的女博士。她的专业是法学，她还是中国最早的女律师。而这样一位女杰就出自宝安，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乐群社区。

法制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与保证，也是近代化的显著标志。近代岭南人物辈出，其中不乏中国法学界的先驱。留学生之父容闳取得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后，于1854年返国，曾在香港任见习律师。伍廷芳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获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资格，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

郑毓秀生活的时代较晚，相比于两位前辈，她只能是后学，但是在女性中，她又是先驱人物。1924年，郑毓秀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女性第一位获此殊荣者。回国后，她突破重重阻隔，在上海开办“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此后，她又先后出任过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监察厅厅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教育部次长等职。1928年，郑毓秀被推举为“民法起草委员会”五委员之一，她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

郑毓秀是宝安的骄傲，也是深圳的骄傲。1996年，绮云书室成为深圳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郑毓秀的成就。郑毓秀的事迹不应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叛逆让她成了“大脚女人”

郑毓秀1891年出生于新安县西乡镇屋下村，如今依然留存的绮云书室就是她童年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她的父亲郑文治，在清廷户部任职，长年留居北京，母亲出身大家闺秀，但长期受父亲冷落，婚姻可谓不幸。母亲的遭遇和性格影响了郑毓秀，使她渐渐形成叛逆和正直的品质。她小时候喜欢听母亲讲故事，最喜欢听花木兰替父充军的故事。

郑毓秀7岁那年随祖母及全家迁徙到广州，他们住在广州西关一座宽敞豪华的宅院里。在当时，女孩子尤其是大家族的女孩子都得裹脚。祖母按规矩也让郑毓秀裹脚，但是第一天裹脚让她无法忍受，她当晚就将裹脚布解开，第二天脚又被佣人裹上了。第三天早上，郑毓秀扶着墙慢慢走进学堂，当私塾先生讲课时，她突然尖叫起来，躺在地上，乱蹬乱踢，大叫大喊。当祖母出现时，郑毓秀勇敢地对她说：“我绝不裹脚，嫁不出去也不裹！”

郑毓秀就这样成了“大脚女人”。多年之后，回想起幼时反抗“缠足”的情景，她都会开心地笑起来：“那个小姑娘真的是又勇敢又机智啊！否则，那一双‘三寸金莲’如何在平津铁路线上自由地穿梭行走？如何东渡扶桑西去法国呢？”

郑毓秀后来用英文写过一本自传，叫《我的革命生涯》（MyRevolu